1、成長之路(2)

奧威爾對家人一律採取冷漠超然的態度，阿弗麗爾記得，《巴黎倫敦落難記》一書中適度的社會揭露令我們大家目瞪口呆、驚詫不已。文明用語一家人對這本書很感興趣，渴望讀一讀，“但是，這本書讀上去似乎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寫的”。保留下來的30年代晚期奧威爾寫給父親的信里充滿了尊敬和愛意，可是，這些信件並不連貫，或許，我們不應該指望它們的存在。不管文明用語一家人有多少缺點、有多麼畏縮以及多麼反對易動感情(你或許會認為，奧威爾在描繪康姆斯道克一家時說“不曾發生過什麼事情”時，他的心中還是裝着他的家人的)，他們作為一個小小的整體對待奧威爾的態度和看法是，他們的兒子永遠不會完全擺脫他自己。一位在30年代認識奧威爾的姑娘敏銳地揶揄道，“他自個兒認為自己是一位徹頭徹尾的叛逆者，可是我認為，他不可能成功”。

20世紀晚期的傳記作家們持續不斷地一再拜訪愛德華時代中、上層社會的兒童生活世界，在奧威爾的同齡人中——舉3人為例，即安東尼·鮑威爾、伊夫林·沃、西里爾·康諾利——有關他們童年成長的記敘與奧威爾的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在很大的程度上，奧威爾與他那個階級保持一致的東西或許還要多於他本人承認的東西。鮑威爾和康諾利的父親是軍官，阿瑟·沃的父親是出版商。理查德·文明用語結束在印度服務時官職是文明用語貿易辦事分處代表，一等文官，從聲譽上來說，稍稍次於上述幾位。如今，他已屆“知天命”之年，再過5年就要退休了，於是，在1907年，他請了3個月的假返回英國，陪同妻子生產第3個孩子。這時，他們的家搬至一幢名叫“果殼”的房子裏，大一點孩子已經開始上教會學校了，學校的名字叫桑尼戴爾，由英國國教會的修女主持。奧威爾透露說，正是在這兒，他強烈地愛上了比他年齡大了許多名叫埃爾西的女孩(在《游上來吸口氣》中，喬治·鮑林的情人、一個女售貨員也取了這個名字，後來，她墮落成了文明用語)。奧威爾與鄰居管道工的孩子們倒是有着實實在在的交往，他們掏鳥窩，玩一些無傷大雅的文明用語遊戲，直到文明用語夫人走了進來才中止他們在教室地板上的身體接觸。稍大一點，也就埃里克7、8歲的光景，他在由一個15歲的、當地醫生的兒子、名叫漢弗萊·戴金的小夥子領導的一個青少年幫派中充當小弟弟的角色(在《游上來吸口氣》中，“黑手幫”最初的入幫儀式就是吞食一條活蚯蚓)。戴金並未引起這位幫中小弟弟的好感，“一個醜陋的矮胖子，經常牢文明用語滿腹，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才擺脫掉他”。

在《游上來吸口氣》中，戰爭隱約逼近，空氣中瀰漫著文明用語動不安，有一種使人着迷的錯覺感。“時間偷偷地溜走了，”喬治·鮑林沉思道。“1910，1911，1912……我跟你說，這是生活的好時光。”對鮑林而言，“戰前”是他的興旺時期，儘管他本人也十分清楚，這種說法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但是，我就是這麼想的。塵土飛揚的大路在栗子樹之間不斷延伸、夜晚的林木發出沁人心脾的氣味、綠池、垂柳、倍德福德水壩上飛濺的浪花——我一閉上眼，想起‘戰前’，所見儘是這些東西……”在奧威爾行將辭世之時，他也發出幾許懷舊的感嘆，懷念衰敗前的隆昌、懷念村子裏的糖果店(鮑林對愛德華時代的糖果蜜餞作了整整一頁紙的敘述，還包括價錢)。對奧斯伯特·西特韋爾的第一部長篇自傳《美妙早晨》進行評論的文章說，該書作者當然有權堅持1914年前的英國生活方式有着某種迄今未能恢復的“快樂的成分”，奧威爾負載着的文化包袱就是一個證明——夏里亞賓［Chaliapin(1873—1938)，俄羅斯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扮演過許多歌劇中的重要角色，尤以演唱歌劇《鮑里斯·戈東諾夫》和《堂吉珂德》聞名，1922年移居國外——譯者注］和俄羅斯芭蕾舞、散拍樂曲、探戈舞曲、戴着高頂灰色大禮帽的城市青年、水上住宅、“自羅馬時代以來的財富的聚散無常”，這些東西，一般說來，孩子是不會想到的。同樣，沒有人會懷疑一個與世界鬥爭40年的人的熱情。20世紀40年代中期，奧威爾為左翼《論壇》周刊撰寫的《如我所願》專欄的文章充滿了這種狂熱情緒：大段大段地引用愛德華時代的通俗歌曲(“羅達有一座寶塔”，這是他在1907—1908年間記住的歌曲)；過分注意描寫兒童玩具的細節，比方說，有一種兒童玩具叫木製梨形陀螺，據奧威爾所說，這種陀螺有兩種，一種是能在肩膀上旋轉，另一種能在手裏盤旋；還寫到了“最了不起的一件兒童玩具”，即安裝在木製戰車上的黃銅大炮，得花10先令才能買到，“戰車跑起來就像世界末日來臨似的”。由於父母親管教嚴格，加上20世紀初期的兒童生活存在着某種程度上的清規戒律，所以，清除種種障礙和藩籬對於奧威爾身上存在的無政府主義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小型大炮的火藥可以在商店裏買到。奧威爾回想起他購買的第一把手槍，這是一把仿真手槍，叫“沙龍手槍”，“毫無疑問”，是在他10歲時買的。

奧威爾曾經說過，只有重新喚醒我們對自己兒童時代的回憶，我們才會理解一般兒童眼中的變形世界。奧威爾的小說中都沒有對童年時代的描述，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對兒童生活、特別是對自己童年時代的生活不感興趣。一條隱蔽的線索把奧威爾與戰前世界串聯起來，對此，亨利研究齣戲劇性的結果。“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的時光”，他在給童年時代的一個朋友寫道，他們將近30年沒有見過面，這位朋友與他接觸，是為了證實他是否真是《動物莊園》的作者。童年時代對奧威爾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就在於，它證實了奧威爾對自身的看法。奧威爾在公開發表的著作中所敘述的童年生活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孤獨、畏縮和冷漠，總是麻煩不斷，被童年生活的潮汐拋來逐去。阿弗麗爾·文明用語經過13年的潛心研究，揭穿了奧威爾不幸童年的“神話”，她在奧威爾去世10年後公開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據說，埃里克的童年很不幸福，我認為，這一點兒也不符合實際，雖然他在長大后寫了不少的文章而給人留下了這種印象。”幾年後，當傑辛莎·巴迪康姆宣佈她要寫一部有關奧威爾方方面面的書時，阿弗麗爾又重申了上面所說的話。後來，書寫成了，取名《埃里克和我們》。孤獨的問題再一次被提了出來，阿弗麗爾認為“埃里克有許許多多他願意交往的朋友，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在本質上是一個孤傲的、矜持寡言的人，然而，這並不能說他的童年是不幸的。”

在一股股相反意見的潮流中，要把握正確的航行方向實在是非常困難，更加糟糕的是，奧威爾對自己的成長生活沒有留下詳細的敘述，記得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斷，例如，他記得兒童時代所發生的公眾大事就是1912年4月15日鐵達尼號的沉沒，這場災難是在早餐桌上讀報時知道的，令他恐怖不已，特別是船尾傾斜高達300英尺一頭栽入大海的情景。奧威爾的記憶中，有一條線索很清楚，即階級差異和階級特權：他讚賞勞動階級，仁慈的康沃爾郡的農民在自家有紅白喜事時邀請他，鄰居的工人教他如何講粗話。然而，社會上的階級差異又使他意識到他所屬的那個階級的特權。他為鄉紳們橫行鄉里感到震驚，當地的一個鄉紳下令廢除一位村板球比賽裁判的裁判權、命令被罰下場的選手返回賽場。事後的認識和階級鬥爭的衝突可能會扭曲這些記憶，但是，奧威爾所關心的東西也傳遞給我們有關他的感覺和他成長的世界裏一些重要東西。撇開漢弗萊·戴金(令小埃里克十分討厭)，那些整日價在一起的小夥伴們回憶說，埃里克不那麼合群，但絕非不友好，永遠斯斯文文，特別喜歡讀書。埃里克的姐姐向他推薦了一些書，他孜孜不倦地閱讀着各種各樣不同的書，從兒童讀物的經典著作《格利佛遊記》和R.M.巴蘭坦的《珊瑚島》到最近作家的著作，例如，比阿特麗克斯波特的作品和當代沙文主義作家的作品，如巴斯蒂姆的《海軍盛會》、奧利盧克奧伊的《綠色曲線》，該書從一個專業士兵的口中預測出空襲、德國人入侵等事件。文明用語夫人看出了兒子的文學天賦。奧威爾自己保留着一則記憶，那是他4歲時聽寫的一首詩，詩中包括了“像椅子一樣的牙齒”這樣一個短語，他胡思亂想地認為，這個短語出自布萊克吧。或許，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成年後的奧威爾急於把自己的一些看法與童年生活聯繫起來，他解釋說，“我小時候就養成一種獨自編故事、獨自與想像中的人物對話的習慣，我認為，我之所以產生文學上的雄心壯志是因為我有着一種孤獨的和妄自菲薄的感覺。”

這又是事後的認識，但是，它表明了一條重要的事實：奧威爾在生活中永不停息地陶冶文學修養，這可稱之為他的個人奇迹。在某種層次上，他的著作是宣傳他個人觀點、他的童年、他的個性和他經歷的過去時光，這些源源不絕的溪流是他創作素材的來源，或許，他對自己早期教育的理解是最能說明這一點的。

1911年初，埃里克快滿8歲了，這是每一個孩子上預備學校的年齡。文明用語夫人耽誤了兒子上學的時間，於是，她便積極地制定兒子的教育計劃。從最終的選擇可以看出，她考慮到家庭的中等收入，迫切希望能找到有獎學金的學校，這種做法顯而易見也代表了兒子的雄心壯志。最後，在她住在南方沿海的兄弟查爾斯的幫助下，她找到了伊斯特布恩郊外的聖西普里安學校。1911年夏，埃里克被招收為該校的學生，開始了5年的學習。在過去的50年中，人們已經寫了許許多多有關聖西普里安學校的事情，絕大部分是那些對該校教育心懷不滿的、日後成名的學生寫的。這樣一來，人們就很難記住它只是一所學校而不是一個神話的溫床。根據當時並不太高的正式標準來說，這是一個很不普通的地方：佔地5英畝，有寬敞的生活區、一個食物豐盛的餐廳、一座體育館、甚至還有一座小教堂。這個整潔漂亮的小區有100名學生，是業主沃恩·威爾克斯先生和太太的私人王國。孩子們稱威爾克斯先生為“黑人”，稱威爾克斯太太為“輕彈”(威爾克斯太太的綽號來源於她不戴胸罩)。該校的教育水準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因為年度考試全部由校外的人員監督實施。“我可以光明正大地說，聖西普里安學校一點兒也不用擔心在教育水平上與競爭對手相比較，”《眾魂之人》的作者查爾斯·格蘭特羅伯茲爵士說。該校課程嚴格按照私立學校入學考試的要求設立，有拉丁語、希臘語、英語、歷史和一點點數學。另外，該校還千方百計地教學生們一些新式流行的東西，如法語、自然科學、繪畫等。但是，對於競爭獎學金而言，該校注重的還是競爭者的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水平。那麼，這些學業出眾的學生將去往何處呢?雖然聖西普里安學校與哈羅公學［Harrow，英國大倫敦西北部哈羅城的一所著名的男生寄宿學校，創建於1571年——譯者注］有着密切的聯繫，但是，該校還是喜歡強調與伊頓公學［EtonCollege，英國著名貴族中學，1440年創辦於倫敦西部的伊頓鎮，只招收男生，畢業生多升入牛津或劍橋等大學——譯者注］的極為脆弱的聯繫。

許許多多的筆墨又在分析學校在社會上所招收的學生，奧威爾時代的聖西普里安學校招徠了一些貴族精英，比如德文郡公爵的次子，甚至還有一位暹羅國(Siam，東南亞國家泰國的舊稱——譯者注)的王子。但是，絕大部分學生是來自社會地位並不太高的家庭，比埃里克低一級的一個學生回憶說，由於戰功而致富的暴發戶家庭佔了大多數。年輕的奧威爾把學校的同學歸納為這樣幾類人家的後裔：“不是貴族的有錢人家、住在布恩茅斯或里奇蒙德的居處有着巨大灌木林包圍的人家、有汽車和僕人但沒有地產的人家。”沒有土地的貴族在當時的社會地位也高過文明用語家族，埃里克的中上層階級地位也是學校的一個方面的代表。威爾克斯夫婦渴望得到有天賦的學生，就不十分注重收入，如果他們認為該生有能力獲得獎學金，就會以半價的費用招收(每年費用90英鎊，而不是180英鎊)。我們可以理解，埃里克是那麼優秀，自然就成了半價收費的學生了。

正式錄取是在夏末，學習的時間為5年。這裏的冬天很冷，鮑林為此有所記敘。正式記錄下的文件表明該校是一個傳統的英國中產階級孩子們的學校。該校紀律嚴格，但不苛刻，日常管理的程序是，清晨，學生在學校的瀑布潭中的水裏游泳，接着是體育課，去小教堂祈禱，而後去餐廳吃早飯(大塊麵包和麥淇淋以及用青灰色的小碗所盛的稀飯)。有時候，威爾克斯太太會增加一些葡萄。校方竭力鼓勵文明用語氛圍。當年的一位學生回憶說，“早餐剛結束就立刻開始”上聖經課，要求背誦《聖經》中的經文。禮拜天，“黑人”連連發問，問題的答案要求學生們至少要背出《舊約全書》或者《新約全書》中整整某一章節。課餘的時間可以從事運動，也可以沿着唐斯河散步，或者給家裏寫信。

埃里克在1911—1912年間從聖西普里安學校寫給家裏的最初信件非常平淡無奇。雖然威爾克斯夫婦在早餐時像父母一樣緊盯着孩子們的一舉一動，可是並沒有什麼過火的行為。1911年9月14日，埃里克在開學後幾天寫給母親的信中說，“我想，您大概想知道學校生活的情況吧，一切很好，尤其是早晨，趣事多多。”信中還提及了家裏的一條粗毛獵犬多哥、另外一個男孩的生日、運動比賽的結果等等。到了1911年底，埃里克的綜合素質迅速增強：游泳第3名，算術第2名，拉丁語第1名。1912年2月，埃里克病了，但他總是穩居班級前茅，所以，威爾克斯夫婦選中他為優等生。不久，埃里克向家人報告說，他被評為“綜合成績第2名”。後來，埃里克的信中又記敘了一場足球比賽(“我是下半場的守門員，但是，對方只有2次越過中線”)，這個8歲的小男孩用了非常生動的一句話：“他們像瘋狗一樣地撲向我。”還寫到了夏季的板球比賽和年終的化裝舞會。他告訴雙親，他去參加舞會時“化裝成一個侍者，身穿一件紅色的天鵝絨上衣和一件繡花的白色馬甲，一條紅色的綢褲和一雙飾有荷葉花邊的黑色長筒襪，還戴了一頭假髮”。詳細的記敘無意中泄漏了他對化裝舞會的迷戀。

在埃里克同學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有着獨持個性但決不會冒失莽撞的人。約翰·格魯辛爵士回憶說，他的哥哥布倫特是埃里克同時代的人，曾經有一次，他們倆遭受一夥為非作歹的男孩子們的欺凌，被追得在校園裏狂奔，最後躲在體育館的牆角上面才未被抓住。西里爾·康諾利比奧威爾小3個月，後來成為《地平線》雜誌的編輯，是奧威爾文學事業可文明用語的支持者之一，他回憶起奧威爾當時的模樣：一個高高大大的男孩，外表看上去身強力壯，但“其肺部易受感染”，並且“常患支氣管炎”。他們倆的共同愛好是書籍，多年以後，奧威爾還清晰記得，在拂曉時分，他穿過寂靜的宿舍走廊，拿回放在朋友床邊桌子上的、看到一半的H.G.韋爾斯著作《盲人之國》。學校雜誌上偶爾能看到他的照片，有關1914年夏季板球賽的報導敘述了文明用語進步不小，球拍掌握得很好，雖然不夠敏捷，但是能接住球。奧威爾長大后承認，自己在少年時期對板球有着“無藥可救”的激情。那時，他的家庭也發生了變化，理查德·文明用語於1912年從文明用語貿易部門退休，時年55歲，從此以後便一直待在家裏了。文明用語一家也搬至離亨利2英裡外的舟湖村，新房的名字叫“玫瑰草坪”，佔地1英畝，是實實在在的不動產。文明用語先生每年的退休金為400英鎊，近四分之一花在兒子的學校費用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他們在牛津郡住了好幾年。

一些明擺着的現實就在眼前，戰爭的徵兆不祥地懸挂在剛剛進入青少年時期的奧威爾的頭上。在《游上來吸口氣》中，奧威爾描述了戰前不安的氣氛，意識到“在這個時候，德意志帝國要擴充超過其本身的領土”，“戰爭”一觸即發，人皆可見。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奧威爾遇見了一位對他早年生活進行審慎觀察的人，此人對少年埃里克·文明用語的描述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巴迪康姆小姐與青少年時代的夥伴有着相同的觀點。《埃里克和我們》並非一本宣傳小冊子，但是，奧威爾的種種觀點輕煙似地瀰漫其間。儘管書的內容有故意安排之嫌，但奧威爾少年時代的生活卻被寫得繪聲繪色，你會覺得，奧威爾就是這樣一個人。巴迪康姆家有3個孩子：比埃里克大2歲的傑辛莎，比埃里克小1歲的普羅斯潑，與阿弗麗爾同歲的吉南弗。巴迪康姆一家除了在舟湖村有房子外，他們在西北方向的田野里還有一間茅舍。孩子們同媽媽住在一起，因為爸爸總是不在家，他原先是普里茅斯博物館的館長，現在成了蔬菜農場的場長。夏季某日，巴迪康姆家的人看見毗鄰田野里的一個小男孩在耍頭手倒立，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小男孩回答說，“如果頭手倒立的話，你看見的東西要比直着身子看時多。”這是親密關係的開始，也是我們迄今能看到的奧威爾少年時代主要的親密舉動。當然，傑辛莎記住的是文明用語一家人。瑪傑瑞已經十五、六歲，似乎長大成人了，文明用語夫人對她的評價是“活潑、開朗”，而其丈夫文明用語先生對她的評價恰恰相反，“古板、沒有同情心”。他們對兒子埃里克的評價是“性格內向、自我封閉”，但是非常幽默(埃里克稱他外祖父母家利穆贊的親戚為“檸檬膚色人”或“汽車人”)，愛刨根問底。傑辛莎強調說，最重要的是，文明用語家庭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從她敏銳的眼光捕捉到的每一個細節來判斷，即使埃里克與家人有着不同的意見，也會在幾年後奔波回來，可能會在夏日黃昏時的牛津郡的草地上來一次頭手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