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熬過冬天(1)

我不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我不認同“凡是能推動該黨事業進步的都是正確的。”論調。

——致弗蘭克·傑利尼克一封信，19381220

我簡直無法告訴你我是多麼希望自己在今後的幾年裏能朝氣蓬勃，擺脫牢獄之苦，擺脫金錢的憂慮啊。

——致傑克·康芒一封信，19381226

西班牙留給奧威爾的不僅僅是喉嚨部位的子彈傷痕，更多的是難以磨滅的印跡。在以後的2年中，他一直生活在陰影中。他試圖從自己的角度來詮釋那裏發生的一切，闡述自己的政治觀點，還不得不飽受西班牙給他帶來的傷害。事實上，在阿拉貢前線及巴塞隆拿度過的6個月時時刻刻縈繞着他，影響着他以後的歲月。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在他去世的前幾周到醫院探望他，發現他一直在不斷地說著“防衛隊，西班牙內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奧威爾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裏明白了“大道理”，這是他在寫給西里爾·康諾利的信中提到的字眼。同時，他也清醒地意識到阿拉貢戰壕和巴塞隆拿小巷帶來的恐懼——血污，奸險和謀殺——並沒有離他遠去，而是“讓他更堅信了人類的正直”。與以往一樣，他的回憶濃縮成含有象徵意義的觀點。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顧西班牙戰爭》是在五年後的另一次衝突中寫的。他回憶起一個法西斯步兵沿着戰壕的上方邊提着褲子邊跑着，他不忍心開槍射擊。第二件回憶的事情複雜些，而且，奧威爾認為自己懷有恥辱感。一個來自巴塞隆拿貧民區的孩子被無端懷疑偷了其他民兵的東西（奧威爾的一些雪茄煙也被偷了）。這個孩子被剝光衣服搜身，後來發現他是清白無辜的。開始認為他有罪的奧威爾竭力想彌補自己的過失，帶男孩兒看電影，不斷塞給他夾心糖果，巧克力。這種補償對他而言是可怕的。但是，不體察他人情感來對待他人似乎更可怕。有一次，奧威爾與一個士兵爭吵，身為下士的他硬讓這個執拗的士兵站崗。那位巴塞隆拿的“野孩子”最後成了奧威爾最忠誠的擁護者。

1943年，奧威爾仍能夠一一叫出西班牙戰友的名字。那些在西班牙死去的戰友的身影仍歷歷在目。《一九八四》這部小說的很多素材取自於加泰羅尼亞。在他人生的第一次，在西班牙，他看到了與事實真相不相符的新聞，讀到了虛構的戰爭報道，見證了勇敢作戰卻被斥為懦夫、叛徒的勇士。西班牙給他的最初的感覺是客觀事實真相都“脫離了現實世界”。未來的歷史書是根據掌權者的命令編寫。奧威爾開始嘗試把早期宗教思想同籠罩的極權主義聯繫起來。這意義非凡。由此，他認為這是由於對死後靈魂的信仰衰變造成的。他寫道：“我們時代的主要問題是對人身永存不朽的信仰衰落。”不希冀神的判決，不在乎死後何事發生，獨裁者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利用無神世界移位的宗教信仰為人類共同目標做些事情。

奧威爾的洋洋洒洒數萬文字傾訴了自己及他人在西班牙內戰的體驗，他冷麵客觀，令人驚奇。他意識到，個人行為的根源並不經常可以馬上在課本中用政治術語解釋。“不是說法西斯主義有道理，”他向當時的一位記者說道，“但我的確認為許多法西斯分子個人有理由。”他接著說，戰爭是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意識形態只是背景而已。正是在這種情緒下，對於阿爾卡扎圍困的報道，他感動不已。在這場戰役中，一支遭圍困的國民軍苦戰煎熬72天。奧威爾認為，僅僅因為同情的是另一方，就否認這個英雄行為，是虛偽的，沒有必要的。儘管奧威爾持有不偏不倚的態度，但西班牙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將奧威爾政治化，而他的前段生活從未如此。西班牙認可他對於人類不屈不撓精神的信仰。也許，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為他提供了一個背景，讓他能夠接近、接受這場蔓延在歐洲大陸較猛烈的，持續兩年之久才消失的戰火。與那個稍顯天真無邪來自漢普思特德/維根的小伙相比，1937—1939年之間的奧威爾簡直就像一隻政治動物。第一次躍躍欲試加入政黨，簽署聲明甚至……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黑雲滾滾時……準備直接參与政治行動。可以推測出，所有這一切都根源於西班牙的衝突。他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觀也是如此。他認為社會主義可以代表着將社會主義看作改善生計途徑的廣大民眾。奧威爾從來就不屬於那種20世紀30年代盛行的浪漫的社會主義者。那些人急切渴望回歸原始的，對抗機器大工業生產的威廉·莫里斯式的共產主義。於他們而言，機器是散發邪惡氣味毀壞一切的力量。“工人階級注重物質利益無可厚非。”他在文章《回顧西班牙戰爭》中寫道；“意識到填飽肚皮才能凈化靈魂是正確的。這不能用價值觀的標準，只能是時間的問題。”

西班牙留給奧威爾的還有令人感傷的饋贈物：垮掉的身體。西班牙的醫生曾經對奧威爾聲帶的預測是悲觀的，但最終卻基本恢復。其實，他的真正問題無關乎那顆由狙擊手射來的子彈。奧威爾長大成人後——他從緬甸回來——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比如，34歲時，他已得過四次肺炎，——這在當時無抗生素的時代是相當嚴重的，危險的——此外，他還得過登革熱病，被迫從東方返回。那時每個見過他的人都說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阿拉貢前線凜冽的凌晨，潮濕的戰壕，使他原本虛弱的病體更加糟糕。從西班牙回來的那段時間，他病倒又長達數月，客觀公正地說，從此他的身體狀況直線下滑，直至早逝。除了他的肺部疾病，奧威爾和艾琳還面臨著經濟的艱難困苦。生活拮据——奧威爾的收入在1937年末到1938年初一星期大概不會超過2英鎊——奧威爾生病使得經濟上更加窘迫。他們不得不向朋友借錢度日。記得英國有一年冬天，奇冷無比，為了防止奧威爾的肺部免受侵襲，他們打算到北非的摩洛哥療養，多虧了一位匿名的捐助者，他們才得以成行。那時，奧威爾的寫作生涯處於低谷，作品銷售一直不太理想，與出版商還有點摩擦。不滿失意的情緒從奧威爾個人言辭流露出來。健康不佳，寫作上的挫折和英吉利海峽對岸的層層烏雲都統統壓在他的心頭。他曾憂鬱地在寫給西里爾·康諾利的信中暗示：他們還真不如捲起鋪蓋捲去集中營生活呢。

西班牙無處不在——在他評論的書中〔西班牙的文學浪潮到20世紀30年代才慢慢平息下來〕；在他寄出的為政治嫌疑朋友辯護的信函中；在他撰寫的澄清英國新聞界誤傳的事實的文章中。可以推斷出，對於西班牙內戰新聞報道，奧威爾的立場觀點不是主流的，不是能夠被普遍接受的。英國大多數主流報紙或多或少支持佛朗哥。在少數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少數報刊中，的確有一些始終保持客觀報道的風格。〔首當推崇的是曼徹斯特衛報，奧威爾對其編輯讚賞有加〕其他的報刊，特別是每日工報，盲目聽從英國共產黨總部國王街的路線方針。與奧威爾唱反調的可稱為強硬的“左派”也有不同的形式。非聯盟工人黨的左翼分子曾在西班牙作戰，他們個人未必對奧威爾存有敵意。他們不否認巴塞隆拿的暴行在某種程度的真實性。但是，他們認為奧威爾的評價存在着嚴重的失誤。這基本就是肯尼思·辛克萊·勞特對他的控告。奧威爾確實認為支配人民戰線的是共產主義者，他的懷疑敵視態度為他了解共產主義者罩上了層層烏雲。他不承認馬克思聯盟工人黨代表的只是知識分子的分裂出來的一個小派別；他也不承認西班牙共和國真正的外來敵人是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20世紀30年代中期歐洲勢力均衡時，當時只有蘇聯的扶持幫助才能使共和制的西班牙繼續存在下去。後來弗蘭克·弗蘭克福特講道，共產黨並未“出賣”西班牙革命，因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使革命充滿生機。因此，對於任何久經沙場的一個國際分隊的老兵來說，奧威爾急於揭露巴塞隆拿大街小巷所發生的一切並不是他指責蘇聯干涉西班牙的充足理由。“我認為他對共產黨反感不是他向西班牙共和國潑污的理由，”一個老兵訴說道。應該指出，這些是曾在西班牙戰鬥過的人們的觀點。他們清楚地明白戰爭進行時的複雜局面，對於奧威爾強調1937年早期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出現的混亂，他們認為完全可以理解。

還有一些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評論奧威爾。他們並未參加西班牙內戰，他們的結論在於服務於更為狹隘的意識形態，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在為責備蘇聯進行開脫。比如，下面是雷蒙·威廉斯於1971年所寫的研究“現代大師”奧威爾的一段摘錄：

大多數的歷史學家認為革命——主要是工聯主義但也有聯盟工人党參加——與一場殊死的戰爭不相干的。當時及事後，還有一些人甚至更過分，把革命說成對戰爭繼續進行所採取的一種蓄意破壞的行為。而只有少數人認為共和軍主力採取的革命鎮壓是一種與蘇維埃政策有關的權力政治。

這篇摘錄后的30年，威廉斯已過世，他耕耘的整個馬克思主義史料的編纂研究已成為歷史塵埃。正如克里斯多弗·希欽在他著名的無情剖析奧威爾《奧威爾的勝利》一書中指出，威廉斯的論斷多多少少讓人感到懷疑。這可能帶來這樣的疑問：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是誰？當然，“鎮壓”是一種方式，用來描述巴塞隆拿街上蘇聯指揮下的敢死隊，大規模監禁，非法審判和當場處決等的存在。現在出現了“與蘇聯政策有些關係”的溫和論調，好像1937年初夏西班牙發生的一切與蘇聯的外交政策沒有直接的聯繫，只有微弱的附帶的關係。在威廉斯的辯辭中，可以說，當代對馬克思聯盟工人黨的誤傳是陰險的。《通向威根堤之路》的評論中曾有一、兩次小的衝突，而一場在奧威爾與沒有東山再起的斯大林“左派”之間的真正鬥爭於1937年初夏就拉開了序幕。他們在一些歷來享有盛名英國文學雜誌上甚至之外展開了長達大半個世紀的唇槍舌劍。

奧威爾一家於6月底返回英國，他們在當時倫敦主要基地——格林威治奧桑尼斯的家——安頓下來。6個月前，他曾想聯繫一些文學人士，但他發現已身不由己捲入了紛爭之中。不過，這並不怎麼讓他吃驚。在靜心編着他在西班牙經歷的書籍之前，首先他想把巴塞隆拿經歷見聞寄給與他意氣相投的本國編輯。他曾閱讀過報刊《新政治家與國家》上刊登的戰爭報道，對其頗有好感。他曾在法國致電該刊編輯金斯利·馬丁，詢問登發文章事情。金斯利·馬丁口碑極好，是公認的品格高尚的人。馬丁滿口答應，但對於幾天後的那篇文章《目睹巴塞隆拿》卻束之高閣，拒不採用，理由是該篇文章可能會“惹麻煩”。馬丁打來的電話字斟句酌，含拒絕之意，且毫無迴旋之餘地，後來他又通過信函形式告訴奧威爾這事關報社的原則立場。不知是出於內心愧疚，還是出於發現了奧威爾還是研究西班牙的一位專家，總之，馬丁又讓奧威爾寫一篇弗朗茨·博肯奧的《西班牙戰場》的書評。書評完稿后，又慘遭馬丁的拒絕，理由是違反了編輯的規定。報刊文學編輯雷蒙德·莫蒂默新月與此事無關。後來兩篇文章先後發表。《目睹巴塞隆拿》發表在無名刊物《爭論：社會主義論壇》上；那篇書評則發表在《時代與潮流》上。儘管文章發表了，但卻給奧威爾留下了創傷。這件事使得當代文學政治產生了對峙的兩派。兩派人士進行了曠日已久的紛爭相鬥。

對於奧威爾來說，事情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要掩蓋事實真相，禁止言論自由，追求某些思想意識。金斯利·馬丁，一個青年人奉之為正直楷模的人，一個光輝奪目的人，奧威爾要徹底否定他。顯然，一個馬克思追隨者不會這樣做的。〔一個人若尋找真正的自我，一生必須要開誠佈公，渴望向他人學習，渴望納新充實自我，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永不停歇的自我探索的征程中不斷形成自我。〕馬丁一輩子都在為自己辯解說，當時反共和軍的宣傳壓倒新聞界。衝突各方表現得都極為殘酷，“而我只是根據廣大民眾來做出抉擇，其結果總歸這邊贏，而不是對方贏。”馬丁認為，奧威爾的第一篇文章儘管事實確鑿，但其導向卻是偏向敵方的。那篇書評，從嚴格意義來說，並不是書評〔真正意義上的那篇書評幾個月後最終由V.S.普里切特完成〕，只不過是奧威爾政治見解的重述。奧威爾的兩篇文章都抨擊了共和軍政府的暴行。雖然馬丁無理由懷疑事情的真相，但他認為在這份同佛朗哥唱反調的周刊上刊登此類文章，不合時宜。奧威爾有足夠的自由度，可以另擇良木而棲。

從此，奧威爾永不原諒馬丁。現在還廣為流傳着這樣的一件事：多年後，在一家擁擠的餐廳里，奧威爾看見了遠處的馬丁，他立即請一起就餐的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同自己交換位子，以免看到那張“邪惡的臉”。那篇書評因未在《新政治家與國家》上刊登，報社曾給奧威爾違約金，但被他拒絕了。這筆錢不可避免被扣上了“封口費”的帽子（對此，馬丁的傳記作家尖銳地反駁說，如果那是封住嘴巴的賄賂的話，我們許多人都曾拿過該報社的這筆錢。通常，我們是比較簡單看待此事的：若該次未刊登某篇文章，我們不想讓文章因為我們而受損失）。這成了英國稿件審查一件轟動一時的事件，馬丁於其中自己扮演的角色疑慮重重，畢生——他於1967年辭世——都在不懈地為自己正名，希求能有更好的結局。他曾告訴過馬格里奇，奧威爾的文章的確精彩，實事求是，但卻有損共和軍。當時馬格里奇大概詢問是否最終採用奧威爾的文章。奧威爾的兩篇文章在馬丁看來，觀點偏激，並不像《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那樣態度溫和，“左右平衡”。那段時間，奧威爾厄運連連，就在馬丁拒絕刊登《目睹巴塞隆拿》的那一周，奧威爾尚未動手的敘述西班牙經歷的著作也遇到了麻煩。六個月之中經歷了左翼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奧威爾看出狂熱追隨英國共產黨的戈蘭茨對於任何攻擊共和軍的言辭都是無法容忍，嫉恨如仇。因此，他於七月的第一個星期，就從格林威治趕到亨利埃特大街探探形勢如何。戈蘭茨出門了。他只見到了諾曼·科林斯。兩人就《讓葉蘭繼續飄揚》修改都慷慨激昂，據理力爭。從科林斯那裏，奧威爾已清楚戈蘭茨的立場觀點。戈蘭茨密切注視着局勢，在他7月15日的一封回復處世警覺的科林斯的報告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要將所有的異端邪說統統掐死在萌芽狀態，並說“很有可能”不再刊登奧威爾任何的作品。

恰在那時，讓奧威爾滿心喜悅的是他受到了一家名為塞克·沃伯格公司的垂青。佛瑞德·沃伯格親任常務董事。沃伯格從奧威爾的獨立工黨盟友雷格·雷諾茲與約翰·艾普林那裏，得知奧威爾的困境，立即請他第二天來談談。達克沃思也曾對奧威爾表達過有興趣，但奧威爾對於如此青睞自己的沃伯格印象極深。塞克·沃伯格公司最早是在1910年馬丁·塞克創建的。於前一年沃伯格與其建立了聯盟。公司雖是左翼的，但思想獨立。在奧威爾的心目中，比起大腕出版商“更合胃口”。7月中旬，完成並提交給倫納德·穆爾一份提綱后，奧威爾和艾琳一同返回了沃林頓。沃林頓小農場一切雜亂無章，處於癱瘓狀態。內莉姨媽幾個月前已離開，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商店早已廢棄了。奧威爾夫婦決定放棄重新開業的打算，轉向發展牲畜飼養。剛開始時，他們養了兩隻羊，還有一隻起名亨利·福特的大公雞。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一隻剪過毛的獅子狗，奧威爾為它洗禮起名為馬克思。

即使在赫特福德郡炎熱的仲夏里，他們還是感到西班牙的經歷久久揮之不去，如同放射性粒子般時時落下。考普仍囚禁在巴塞隆拿，正準備進行絕食，以示抗議。奧威爾重述自己為雷納·赫彭斯托爾·辯護與英國新周刊打交道的經過時，曾滿腹怨氣說道，要想在英國的報界批評反托洛茨基分子，想都別想，根本不可能。但事實並非如此。7月29日，英國新周刊上就發表了他的《倒出西班牙的秘密》文章兩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在文章中，奧威爾認為左翼報紙竭盡深奧費解之能事，蒙蔽英國民眾，使他們不知曉西班牙鬥爭的真正的本質）；被馬丁拒之於門外的兩篇文章不是也很快見諸報端了嗎？1937年的6、7月份，奧威爾表現出有點固執己見，懷疑多慮，超出了他尋求自我的行為。但是，話說回來，僅一個月的光景，他的一篇報道，一篇書評，以及着手的一本新書的打算都被與他打交道多年熟知的人因為意識形態的緣由而打入了冷宮。他曾對赫彭斯托爾說過，戈蘭茨是共產黨球拍的一部分。在他處於焦慮激憤的狀態下，南希·庫納德《支持西班牙的作家》的一份調查表三番五次寄來，終於惹惱了他。他的“回復”算得上最肆無忌憚的傑作之一，他寫道：

你們能否別再發給我這種該死的垃圾？我已經收到過兩三次了。我可不是你們的奧登或者斯彭德那種娘娘兮兮的人。我在西班牙待過六個月，而且大半時間都在打仗，身上至今還殘留子彈孔。我可不想吹噓什麼捍衛民主啊，某某英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