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英國之旅：奧威爾和猶太人(3)

奧威爾在他結婚的前一天回復了鮑威爾。在他結婚的那天早上，他寫信給他的伊頓同學丹尼斯·金法羅。伊頓同學到底怎麼樣了？奧威爾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變化。他推想他們都是指導教師、公務員或是律師。對於自己，他想“我很長時間雖然都很苦，但是從某些方面來說還是挺有趣的。”在給傑弗里·戈爾和約翰·萊曼的信中，要想猜到奧威爾想別人怎麼樣去想他，那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這樣表現出了一種客觀情況，對金法羅是一種預示，奧威爾已經想像到了他的生活遠不如老伊頓校友那樣來得好。但是，這越來越成為老伊頓們流行的生活方式。金法羅很快就被邀請到沃靈頓做客。寫好了信，奧威爾就去結婚了。根據村裏的傳言，那天奧威爾和艾琳從停柩門進入場地，奧威爾到後門，翻過它，在門廊與艾琳相見。參加婚禮的包括從索思伍德來的理查德、艾達和阿弗麗爾·貝理雅，艾琳的母親，哥哥勞倫斯和他的妻子。再過2個星期恰好是奧威爾30歲的生日。

可能有人會想艾琳，這樣一個聰明、活潑的女子，為了和奧威爾一起在雜貨店賣東西而放棄了她的碩士學位，希望從婚姻中得到什麼呢?據艾琳的朋友莉迪亞·傑克遜所憶，艾琳在沃靈頓生活的第一年表達了“有一點不滿意”，可以推斷出，她本想參與奧威爾的寫作但是卻沒有。沃靈頓本身就是一個不會提供舒適家庭生活的地方。1936年，由於理查德·里斯的幫助與激勵，一個原來做賊的人馬克·本尼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並被他總是認為奧威爾表現出的“僧侶般的貧困”震撼了。簡陋小屋的門是由一個“高個子，臉上和衣服上有着煤灰的人”打開的，他“在濃濃的煙塵中看着我們”。奧威爾秋天的第一次生火行動最終由於一個有毛病的煙囪而失敗了，但是，本尼還是馬上就感受到主人非常得體的待客之道。本尼和里斯在花園裏找到了可以堵住窟窿的花崗岩石塊，被奧威爾禮貌地謝絕了，在地上，可以發現從附近的公墓找來的墓碑碎石。

無論艾琳對從英國東部吹來的風和冒煙的煙囪持何種想法，都算不上是娛樂方式。他們結婚後的半年，奧威爾寫出來的東西非常少：只有一些信件，一些評論，值得一提的是對康諾利《岩池》的評論，發表在6月底《新英語周刊》上。奧威爾敬佩康諾利是一個評論家，但是，康諾利對這伙波希米亞的懶人在法國南部海灘上閒蕩的描述在本質上是一個道德問題。他甚至想描寫“這些所謂的藝術家依賴口交生存”，無意識地暴露了他精神上匱乏。也非常明顯，康諾利寧願敬佩他筆下的那些“令人作嘔的野獸”。奧威爾對此的結論上升到了更高的層面，超出了康諾利小說中黑暗的被驅逐的人的世界。“需要我們像抓住救生艇那樣牢牢抓住的事實是，成為一個正常體面的人同時還至少要活着。”藝術不僅僅只是程式化的行為問題。

對《岩池》尖銳的評論——應該指出的是，康諾利對《讓葉蘭繼續飛揚》的評論也使用了相似的嚴肅辭藻——標誌了當時主要吸引奧威爾思想的事物的重要一步以及奧威爾在這其中的位置。他當時的評論作品——甚至包括一篇分成兩個部分的長文，發表在那一年下半年的《新英語周刊》上，題目非常大膽：《為英語小說辯護》——意圖佔領評論界一席之地、掌握文學的浪潮。能夠重現文學場景對分析奧威爾對30年代小說里的場景評論是非常的重要。回顧往事，奧威爾似乎主導了戰前的文學界。而在現實中，他只是接近它的邊緣。他的品位，在一個充斥着實驗和創新的年代，是老套的。在本質上，奧威爾對小說的評論在30年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由3個方面組成。他相信大部分的英語寫作是“很拘謹的”。同美國的當代文學寫作相比，會讓人非常痛苦，“因為在美國，19世紀的傳統的自由風格仍然活躍，儘管無疑在現實中已經不復存在”。大體上，這種表達非常明確地重新出現在奧威爾的評論中——英國小說由文人而寫、內容為有關文人的創作、為文人而寫；用其他的話說，被有限的體裁和一成不變的傳統所禁錮。更糟糕的是，在主導流行的先鋒派，比如說康諾利，缺少了道德基礎，而這無論如何在奧威爾眼中是任何形式的藝術都必須具有的。那些自以為有文化修養的作家們，事實上，在嘲笑他們大部分讀者的普通生活和他們對體面生活的期望方面是有罪的。同時，有一小部分的當代文學雖然不是有關文人或是為文人而寫，卻也令人懷疑的。奧威爾這時候最大的不滿是對像菲利普·亨德森、《馬克思主義和小說》的作者，亞歷克·布朗等中產階級馬克思主義作家的，因為奧威爾相信，他們把生活當作了意識形態。我們可以理解那些對奧威爾對19世紀30年代的文學作品做評論的左翼批評家在這點上尖銳地抨擊他。比如說，安迪·克羅夫特指控奧威爾掀起了“誇張的恐慌”，設想英國文學的主流“差不多被共產主義控制了”。事實上，克羅夫特認為，像亨德森和布朗這樣的人就算在左翼圈子中也被孤立，並且被批評是極端的左翼分子，全然不顧美學標準的基本判斷。這時，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觀點是奧威爾在紙上談兵。他還忽略了面對着他還有其他的事情。《通向威根堤之路》對專門的社會主義者的非難之一就是左翼的作家通常“非常的無趣，只是些夸夸其談的人；而那些真正有才華的人通常對社會主義是中立的”。左翼的文學歷史學家則相反，認為對極權主義的反抗紮根於通俗小說，20世紀30年代的通俗小說中的政治因素對於鼓勵反對法西斯主義有利。看看那段時間中的有政治傾向的暢銷書：舉例說，A�J�克羅寧的《星星往下看》——描寫一個以前是礦工的國會議員在1931年徹底失去了席位，被一個腐敗的保守黨取代——可以讀出左翼批評家對奧威爾的觀點。

遠離英國文學政治的狹隘的禁錮，必須建立其他形式的陣地，儘管多少與政治還有些聯繫。1936年6月中旬，西班牙剛剛選舉成立的人民陣線“左”派政黨反對法西斯而結成的政治聯盟，由於在西班牙摩洛哥的一場武裝起義而陷入了危機，加納瑞群島也在佛朗哥將軍的統治之下。右翼陰謀組織一次政變，而不是一場持續很久的軍事衝突；但是，叛亂者的猶豫和政府武裝工會民兵的決定卻有了一個不同的結果。一個星期後，西班牙就分裂成了兩個陣營，民族黨和共和黨，都在尋求軍事和財政方面的資源，就這樣，西班牙內戰開始了。奧威爾對西班牙非常關注。金法羅早秋時分在沃靈頓看望他時，說他一直關注着報紙上對此事的發展的報道：佛朗哥將軍在他的權利範圍內建立基地的情況，第一波浪潮（大部分為共和黨人）是支持者群聚在法國邊境等等。他接觸政治，因為政治有着自身的重要性：民主政府被貴族封建主義推翻——這件事在8月初，奧威爾在艾塞克斯，朗漢姆參加的《阿黛菲》暑期學校里已經被討論過了，在那裏，他就“一個局外人看西班牙”做了講話，由赫彭斯托爾主持。他所寫的《通向威根堤之路》也明顯是一本受這些重大的事件所影響的著作。這時候，折磨着奧威爾的私事，同西班牙內戰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了。這些在奧威爾寫的詩中可以看出，這首詩是奧威爾寫得最好的一首，10月初寄到了《阿黛菲》：

我曾經是一個多麼快樂的牧師啊

那是兩百年前的事情了

宣講那永恆的毀滅

看着我的胡桃成長

但是我卻，唉，生在這個罪惡的時候

錯過了溫暖的天堂

鬍鬚在嘴唇上生長

而那些牧師們全都理得乾乾淨淨

在現代社會，詩中寫着，“禁止再做夢，不要歡樂”。人類的靈魂由牧師和力圖控制公共輿論的人掌握着：

我夢想着我能在大理石做的殿堂居住

睜開眼竟然發現這是真的

我並不是為這樣的一個時代而生啊

是史密斯吧？是瓊斯吧？是你吧？

這是作家們近一個世紀的困境，延伸到了20世紀的中期。文學歷史中有一半的成分是作家緬懷過去的歲月，懷疑他們所生活的時代遠不如之前的歲月適宜。另一半則是不安地意識到文學必須在現代社會中紮根，那些不願融入現代社會，留戀過去的作家只不過在他的環境中是無用的部分罷了。《通向維根堤之路》挑起爭端的下半部分，就是維克托·戈蘭茨和其他人強烈反對的那部分，奧威爾在其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進行了闡述，而其實他對社會主義包括了什麼都沒有清晰的想法。在某些方面，關於這點的延伸表達了寧願不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敏感——他寧願坐在一個鄉下教區長的房子裏面隨便寫一些沒有關於意識形態的重要性的書——但是，要知道，實際上，這樣的選擇是沒有的。

《通向維根堤之路》一書已經到了結尾部分，在沃靈頓的村舍，從西班牙來的消息每天都更糟。這本書是奧威爾寫作方法的一個樣式的展示，可以完成預期的效果。它的頭兩章，生動、充滿了感情、有說服力——描寫了在布魯克污穢的寄居房子的生活以及在維根下煤礦的經歷——在文學技巧方面都是一個生動的演習，其中最重要的技巧就是誇張。幾乎從一開始，奧威爾通過使用非常煽動感情的語言技巧營造了熱烈的氣氛。比如說，寄宿者的卧室是以“野獸般”“污穢”，有着“難看的傢具”，“在一堆廢墟中有幾張骯髒的床”的形象展示給讀者的——這裏不單單是個簡陋的地方，而是一個噩夢般的苦難地，一群邋遢的商旅者被磨房女工出工的聲音驚醒。接着就是奧威爾使用的一般方法：概括。“就像是所有手是一年四季都很髒的人一樣，”布魯克太太，“有着特殊的個人處理事情的方式。”喬，寄宿在國家補助委員會，是那種沒有姓氏的人……典型的失業未婚人員。對於把布魯克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他們是那種“做生意只是他們用來抱怨罷了”。有關布魯克無法緩和的緊張的證據總是從傳聞得來的。據說，在那個牛肚店裏總是有着成群的黑甲蟲。據那些最近出現房子裏年邁的接受救濟的人說，“偷聽到他們（布魯克一家）非常緊張地問那些兜售保險的人如果人患了癌症還能活多久。”誰看到了黑色的甲蟲呢？誰又聽到了保險代理人的問答呢？奧威爾對此沒有做任何的交代。很明顯這裏並不公正：荒謬，滑稽，但是又可信，一直都是不公正的。布魯克夫婦幾乎是被奧威爾重新進行了無情的文學描寫，他們似乎只是一對邋遢的房東，有着不好的個人習慣，並且這些習慣演繹了啞劇怪人。但是，奧威爾引入破壞他們形象的證據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容忽視的。對於布魯克太太，有一幕令人大跌眼鏡的描寫：她坐在一盆髒水旁，慢慢地削土豆，據說如果削過土豆的水保持乾淨，那將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甚至擺在布魯克家那粘粘糊糊的、有許多層的桌面上的食物，從道德方面來說，也是不夠格的。譬如，拿晚餐來說，是“鬆軟的蘭開夏奶酪和餅乾”。布魯克夫婦稱這些餅乾是“虔誠的”“奶酪餅乾”。就算是這樣，和原罪混起來談，掩飾了這樣一個事實：晚飯其實是只有奶酪而已。

如果把用在破壞布魯克夫婦形象上的技巧同下個章節“下煤礦”中的技巧做比較，就會有不小的收穫。語言都是十分誇張的：“巨大的”石塊，煤灰堆就像是“可怕的灰山一樣”——但也更容易懂。對於讀者來說，可能一生中從來沒有下過煤礦，這些稀奇古怪的想像不到的景象需要奧威爾用大人國的解釋告訴讀者，如果他們想聯繫起來的話。“下煤礦”這章同樣也帶有相同的自然的認識，就是一個沒有因為使用貶義的詞彙而變得誇張的反應。“看着礦工工作，”奧威爾說，“很快就能意識到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甚至在這裏，在深深的地下，他驚異於人類的堅忍並分析使它如此的經濟體制，能夠對此做出熱烈的讚揚。有一個奇怪的時刻，比如說，他伸出手指摸到“一些可怕的粘糊糊的東西”從煤灰中滲出。一隻死老鼠？或是更令人難過的東西？這個東西卻是咀嚼過的煙草殘渣。令人不舒服的東西!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在地殼深處，還有更糟糕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