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觀景之房(2)

同時，新環境和書店裏的無聊氛圍讓奧威爾產生了靈感，他開始了又一本新的小說的寫作。初期的進展很慢，儘管他完成了獻給《讓葉蘭繼續飛揚》中的戈登·康姆斯道克的一首詩《聖安德魯日》。這首詩最早發表在1935年末的《阿黛菲》上，但無疑要追溯到前一年的11月。這首詩雖然形式保守，但卻可算作奧威爾在詩作上的最佳表現之一，生動地描寫了橫掃倫敦北部的狂風：

肆虐的狂風橫掃而過

摧彎了白楊、吹光了樹葉

煙囪里冒出來的陣陣黑煙急轉向下

攪動起海報飛舞

冷冷響起

電車的隆隆聲和不停的腳步聲

匆匆趕往車站的人們

面對綿延不斷的屋頂瑟瑟發抖……

這首詩轉而對“金錢上帝”進行了諷刺性的評價。在所有的不公正中，“金錢上帝”帶來了避孕，在“愛人和他的新娘之間”設置了“光滑而又疏遠的屏障”（如避孕套）。

在愛書角書店和在沃里克大廈的工作以及消耗精力的社交生活都讓奧威爾很疲倦。他生活很不規律。他告訴布蘭達，早在新年的時候，在周日晚上從朋友家回來時因為沒有公交車或電車，不得不在細雨中徒步走上好幾里路，而回到漢普斯特德的時候，卻發現自己被鎖在外面。但是，關於《在緬甸的日子裏》一書，傳來了一些好消息。經過仔細的考慮並均衡了對法律問題的擔憂后，戈蘭茨認為奧威爾是他們出版社最有潛質的青年作家之一，於是認為，奧威爾如果“慢慢來的話”（奧威爾語）可以繼續前進。這有力地表明，在當時書商行業的幫助下，奧威爾的這部作品中已經沒有了隱含真人真事的元素。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期，奧威爾從沃里克大廈搬到了國會山77號附近的一套公寓裏。因為此時韋斯特羅普夫人病了，寄宿不再方便。而公寓是梅布爾·菲爾茲替他找的，她認識房東羅莎琳德·奧伯麥爾夫人。這次搬遷讓奧威爾可以專心於工作。他2月底向布蘭達說沒有發生什麼事。至於正在寫的這本書，“我想讓這部作品成為一件藝術品，但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奧威爾已準備好為他第4本作品的出版付出“血汗”，表明他對他的職業前景的態度更為樂觀了些。《牧師的女兒》正在印刷，如果他能讓戈蘭茨相信《在緬甸的日子裏》是一部小說的話，這將緊隨《牧師的女兒》其後出版。70年前，出版商主導的時間比較短。作者在夏末寫成的手稿可以預期在10月看到印刷版。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威爾可以在一年內出版3部小說。另一次在海瑞特街的會面中，奧威爾帶去了康塔德地區的草圖，大概是想證明它脫離了加沙縣。這為《在緬甸的日子裏》開闢了出版的道路。“一些小的改動，不需一周的時間”，奧威爾這樣告訴摩爾。此時也許是想得太輕鬆了，後來戈蘭茨和他的顧問們所作的改動還是相對很多的。

布蘭達在1935年3月初就收到了《牧師的女兒》的樣本。除了關於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那部分，奧威爾稱其餘為“廢話”。這裏附加一些他在奧伯麥爾夫人家住的日常生活：他買了一個叫做“單身漢烤爐”的煤氣爐，可以用來燒烤、煮、炸食物，讓他能稍稍地招待一下朋友；去大劇院看了流行的黑人舞蹈團的黑鳥（“煩死了”）；給韋斯特羅普一家買書的短途旅行。通過菲爾茲和他的女房東，奧威爾也交了新的朋友。其中主要有一個年輕的約克郡人雷內·赫彭斯特爾，他剛從利茲大學畢業，是個狂熱的芭蕾舞迷。他們第一次碰面是在伯特瑞利家的一次晚宴上，年輕的狄蘭·托馬斯是當時的賓客之一。赫彭斯特爾和凱·艾科華都屬於一個圈子，其中還包括年輕的共產主義詩人米高·塞耶斯。通過他在《阿黛菲》上對《牧師的女兒》的評價（正面的），鞏固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儘管奧威爾後來常常抱怨文學界的喧囂生活，但同樣也會在文學界使用自己的關係。

《牧師的女兒》於3月11日正式出版，評論界褒貶不一。《觀察家報》的L.P.哈特雷覺得這部小說“既不新穎也不能令人信服”，但認為論述（確信而又大膽）和對話讓人印象深刻。《旁觀者》的V.S.普里切特一面讚賞特拉法爾加廣場的那一幕所體現的“對下層生活的深刻認識”，一面對“賣弄的喬伊斯”風格而感到遺憾。普里切特認為奧威爾本質上是一個諷刺作家，他在小說的結尾已被引到了“諷刺畫的油腔滑調的俏皮話”。《新政治家》的彼得·奎奈爾注意到了多蘿西奇怪的密碼一樣的特性，抱怨“她是文學中抽象出來的一個人物，事情發生在她身上……我們不覺得她離家逃走和她回到教區和這個年輕的女人自己有什麼聯繫。”關於這些方面的批評意見是無可爭辯的，但奧威爾也許能從評論者的聲譽上得到一些安慰。畢竟，這是他在英國的小說處女作，這種時候許多第一次出書的作者只要能得到評論就很幸運了：不管他從天堂掉落了多少，至少他被人當回事。維克多·戈蘭茨仍然很樂觀，他告訴摩爾，他認為奧威爾擁有成為主要作家前6位的才華。而30年代時這個名單包括多蘿西·塞耶和A.J.克羅寧。

回顧奧威爾這個時期的生活——早上在國會山公寓的書桌旁，下午在書店，晚上在烤爐旁或是在漢普斯特德荒地散步——人們也許會為這清楚的分隔驚訝。在他的成人生活中，他保持着許多連親密朋友都不為所知的不同的“側面”：只有在他的葬禮上一些事情才浮上表面。即使此時，在他30出頭的時候，他的朋友和他所處的世界沒有什麼固定的模式。他是伊頓公學出身，在一家舊書店工作，前殖民地的警察，寫些有趣但老式的小說。比他年輕的朋友都覺得他很奇怪，保守卻又自覺叛逆，正向工黨的外圍靠攏。無疑在30年代，還有比這些更為奇異的情況——正規軍官安東尼·鮑威爾的兒子和波希米亞的藝術家尼娜·漢姆內特在惠特謝夫出版社狂歡作樂、康諾利少校的繼承人隨着法國南部的一群流浪的波希米亞人遊盪（康諾利唯一小說《岩池》的背景）。而在奧威爾身上表現出來的對比更為生硬和不協調。他向布蘭達描述了他在5月公共假日的周末活動和評價喬治五世的銀禧，這些都表現了奧威爾可以同時生活的幾個層面。周六，他白天去了布萊頓，摘風鈴草、看鳥窩，然後回倫敦在切爾西度過了晚上。在剩下的時間裏手上沒錢了，而銀行又關門，於是拜訪了理查德·里斯想去借點錢。這裏某種社會主義團體正在舉行討論。奧威爾發現七到八個左翼人士向他慷慨陳詞。其中包括一個南威爾斯的礦工，“儘管非常和善地”說，如果他是個獨裁者，他就會馬上被槍殺。這些話轉為行動則需要長遠的步驟，聽上去有些微微的神秘感。布蘭達也被邀請來，看到奧威爾只是個天真的路人，從街上走來卻陷入這場奇異的左翼人士的高聲喊叫中。但是，奧威爾很親密地認識了里斯，知道了什麼樣的人可能會在他的公寓裏會面。如果他對這些危險的話題不感興趣或是不熟悉的話，他是不會在那待上3個小時的。如果說奧威爾想要在這段描述中敘述隱藏在里斯家的一些政治實踐是有些誇大，但是，很明顯感覺到，他想要保持一種疏遠感。

6月下旬，僅在他與評論家的最後一次會面的3個月後，《在緬甸的日子裏》在英國出版了。這部小說得到了正面的評價，除了保守派有些不屑一顧，例如《泰晤士文學增刊》的匿名評論者——也許是一個在緬甸呆過的人——認為“這些錯誤跟那些把東方理想化的愉快的書一樣糟糕”，而且還認為，奧威爾對殖民地官員工作率的責難表明“他很難與那些真正統治國家的人相處”。不同的是，《旁觀者》的肖恩·歐弗萊恩認為“奧威爾先生有他自己的優點，也有自己的方法，這是他所處的階級絕對讓人滿意的地方”。這本書有着非常重要的個人價值。在這本書收到的書信中，有一封來自人類學家傑弗里·戈洛的信，他後來成為奧威爾餘生中的親密朋友。西里爾·康諾利也讚賞這部小說，他在《新政治家》上發表了評論。結果他們在奧伯麥爾夫人的公寓重聚，用烤爐來做蘋果牛排。離上次相見已有13年，老朋友一貫的老成模樣讓康諾利回憶起以前。“康諾利，我看你比我辛苦得多。”這是奧威爾的開場白。康諾利覺得，奧威爾可能會因為他胖胖的、抽雪茄的樣子而感到困窘，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繫一旦重建就一直持續到死亡。

也許康諾利在奧伯麥爾夫人家的出現——他是有着廣泛社會關係的文學人士的典型——讓《讓葉蘭繼續飛揚》中的一些問題更加成為焦點。奧威爾在5月告訴摩爾，這本小說進展得還不是太差。他也在利用一些報紙雜誌發表他的文學文章。儘管不可能像《旁觀者》或《新政治家》這樣有名，但《新英語周刊》發表了他在30年代末所寫的最優秀的一批文學評論。他對亨利·米勒的《北回歸線》的評論——這本書一直讓他印象深刻——在年末發表於此。另一篇較早的給報紙編輯菲利浦·邁瑞特的文章是3本最近小說的摘要，包括一本他可能會喜歡的書。這是帕特里克·漢密爾頓宏大的倫敦三部曲《天空下的兩萬條街》的單卷本。奧威爾最初的猜疑很奇怪（巨大的、善意的書，就像蛙卵一樣不成形而又遲緩），因為像簡陋的街道、絕望的愛情、破舊而優雅的客廳這樣的環境，都是他自己所專長的。如果不是因為出於妒忌（漢密爾頓的舞台劇《繩子》被希區柯克拍成電影，由此而成為一個富有的年輕人），可能性就是因為與J.B.普萊斯利的比較讓他不喜歡這本書。普萊斯利在序言中寫道：在以後的生活中，漢密爾頓是年輕的《論壇報》作者們崇拜的當代作家。

正是在這個時候，奧威爾飄移不定的情感生活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儘管最初的促進因素早在一、兩個月前就發生了。與凱的交往已經有一段時間。定期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中熾熱的簽字（“帶給你許多的愛，許多的吻”）表明他仍然希望能從這裏得到一些安慰。1935年春，奧威爾和他的房東在國會山舉辦了一次聚會。奧伯麥爾夫人在倫敦大學學院學習心理學。她邀請了幾個同學，其中有一個深色頭髮，皮膚白皙的女孩叫艾琳·奧桑尼斯。艾琳比奧威爾小兩歲，健談活潑，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晚會結束前他就告訴房東這正是他想要與之結婚的女孩類型。奧威爾就是奧威爾，想要表明自己的認真態度，早期的追求階段包括在奧桑尼斯的格林威治家附近的荒原上騎馬。3個星期內奧威爾求婚了，但只得到不明確的答覆。艾琳有興趣，卻還沒有準備好把自己交付給他。

就像她固執的追求者一樣，艾琳自己也有多種職業。她是愛爾蘭血統，但出生在南希爾茲，因為父親在這裏的海關和稅務工作。與她同輩的女人不同，她還獲得了牛津的英語學位。隨後她在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教課，偶爾也做做職員和管理的工作，還有自己的打字社，然後因在倫敦大學學院的碩士學習而放棄。她不高不矮，有着“心形的臉龐”和“愛爾蘭色彩”，說漂亮不如說優雅。艾琳在奧威爾親密朋友的回憶中從未有一致的評價。安東尼·鮑威爾和他的妻子頗喜歡她，但也記得她“防禦的”一面。一個朋友對她的“奇怪的難捉摸的個性”感到迷惑。公開來說，總是先拿快活和效率來形容她。一個獨立工黨的志願者2年後在西班牙偶遇她，把她比作“一個快樂的年輕女教師”、積極地幫助獨立工黨的可愛姑娘。西里爾·康諾利的讚美是真誠卻又不透露內情的：她有魅力、聰明、獨立。不論她究竟怎樣莫測高深，也不論她有多麼不可避免的特性，奧威爾這時的朋友都一致同意艾琳讓他振奮起來，讓他走出了自己，讓他對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凱也見過她一、兩次，也樂意退出，“她快樂、活潑又有趣，和他是同一層次的人”。與此同時，艾琳不存任何幻想。她對兄長勞倫斯非常忠誠。他是一個胸外科醫生，她偶爾做做他的秘書。她意識到血濃於水。她曾經對朋友說“如果我們在世界的兩端，我給他發電報說‘馬上來’，他會來的。但喬治不會那樣做。對他來說工作重於一切”。保留下來的幾封艾琳的信都是極好的：充滿了智慧、情感，生氣勃勃。然而在奧威爾聲譽的光芒反射下，她從未得到自己應得的。人們可以去看看奧威爾關於他們在摩洛哥一起度過日子的描述——滿是對自然的描繪和氣候的觀察——根本都沒有注意到還有一個人在那兒。

奧威爾以他前所未有的方式關注着艾琳，儘管在3年前對艾倫娜·傑奎斯可能是個例外。在夏季，他們的關係持續發展，也許因為另一次搬遷更進了一步。8月初，奧威爾、赫彭斯特爾和塞耶一同搬到勞福德路56號，位於愛書角書店南部的肯特郡，一個純粹的工人階級地區。這是一個有3個卧室的兩層公寓，一層和地下室分別住着一個電車司機和妻子以及一個水管工及其家人。儘管這裏租給了3戶人家，但公寓裏大部分時間都只有奧威爾、赫彭斯特爾和塞耶。用赫彭斯特爾的話來說就是“通常不在的3位房客”傾向於只用自己分得的房屋部分。這裏有種溫和的半波希米亞氣氛——赫彭斯特爾和塞耶都是有抱負的文學人士——奧威爾成為更為負責的年長夥伴。例如，在租房登記上留的是奧威爾的名字。塞耶回憶他是一個有些“嚴厲的”合租人，對日常生活很嚴格但也樂意為朋友幫忙。當塞耶早上還躺在床上的時候，奧威爾給他端上一杯茶——這個年輕人記得他嘴裏總是垂着一根煙——他會這樣表達自己說“今天不要讓我寫東西，米高。我現在充滿了怨恨和敵意。”回顧過去，赫彭斯特爾承認這個年輕人的確剝削“老埃里克”：他們對這個年長八歲，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有種屈尊的感覺。然而奧威爾打算向赫彭斯特爾傾訴自己的感情渴望，9月，奧威爾告訴他說“關於艾琳你說的是對的。她是我很久以來碰到的最好的人。”根據受傷一方的觀點，勞福德路也是一次著名事件的發生地。赫彭斯特爾對芭蕾舞的興趣擴展到了對跳舞女孩們的追求，有一天晚上很晚從劇院回來，喝得大醉，只能爬上樓梯，並弄出很大的聲響。他發現奧威爾在那等他。根據赫彭斯特爾20年後對這次事件的描述，奧威爾自言自語說“……有點不像話……晚上這個時候了……把整條街上的人都吵醒了……我不能忍受了……稍微考慮一下……畢竟……”

赫彭斯特爾無力地抗議，10分鐘后醒來，發現自己鼻子都被打得滿是血。他爬進此時人不在的塞耶房間，卻被奧威爾鎖在裏面。他使勁砸門，然後看到他的合租人在他面前揮舞着手杖。奧威爾先是打他的腿，後來又把手杖舉過他的頭頂，赫彭斯特爾後來形容這一幕說“一種害怕和虐待的興奮的奇怪混合”。為了躲過挨打，他滾到一邊，手杖落到了椅子上。赫彭斯特爾躲過了更多的懲罰，最後還是電車司機和他妻子把這裏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