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培訓班最後一天5點鐘的時候，弗朗索瓦點起了一根香煙，說了一段發自肺腑的話。
“好啦，正式的入門已經結束了，等你們一到那裏就會看到，這根本算不上什麼準備。實地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學習，我們在這裏只能儘力使你們具有能夠應付任何可能出現的危機的心理狀態，而通常你們遇到的危機往往恰恰是我們沒有能夠使你們有所準備的。我只是想對受到過我不公平的責備的人說聲對不起，而對那些沒有受到我不公平的責備的人說——不用着急，到了那裏以後會輪到你的。”
響起一陣輕輕的笑聲。我想，在他脾氣暴躁的外表之下隱藏着一個靦腆、可愛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運。”他最後說，又補充了一句我從來沒有指望會從他嘴裏聽到的話：“我沒有什麼要說的了。”
按照計劃，我們第二天傍晚動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時間可以在巴黎干我們想乾的事。
上午，西爾維亞和我去了羅丹博物館，然後，最後一次來到了國際醫療隊。
我們得簽署各種文件，包括銀行委託書，醫療事故下的健康保險，以及使最近親人受益的人壽保險。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茲和媽媽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們分開了，各自去給家人買禮物。我給媽媽和馬爾科姆寄去了一個金色“古董”黃銅鐘作為遲到的結婚禮物，在“小不點”給剛懷孕的弟媳婦買了些非常可愛的嬰兒服裝。
在回旅館的路上，我走過“大師之聲”，進去最後測覽一番。自然我買了3盒磁帶才算走出了門，其中一盒我讓他們用禮品紙包裝好，準備送給西爾維亞。
我在大汽車外面緊張地踱來踱去。已經晚了，如果再不出發就要誤飛機了。我不斷看錶，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麼事。
“喂，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車。不用擔心，我們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轎車。”
我覺得這話既不能讓我放下心來，又沒有什麼滑稽之處，但我服從了。
我剛坐下，西爾維亞就出現在台階頂上，身後仍跟着那個影子。
她穿着寬鬆的套頭衫，緊身牛仔褲，黑皮靴，簡直漂亮極了。她一屁股在我旁邊坐下，拍拍我的手讓我安心。
“對不起。可他們就是不肯放下電話。”
我認為最好別問她指的他們是誰。
當我們在星形廣場陷入車海中寸步難行時，弗朗索瓦大聲說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們，你們現在從車窗里看見的汽車比全厄立特里亞的車都要多。”
永遠無比忠實的尼諾獨佔了最後一排座位。當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時，我熱情地向他招手，讓他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沒有看見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親近的表示。
在戴高樂機場，當我們把行李扔到行李車上開始往門口推時，她的看門狗仍繼續保持着謹慎的距離，監護着她。當我們到達護照檢查處時，他的任務正式結束。終於，他向西爾維亞和我走了過來。他不自然地倒換着兩隻腳，眼睛基本上看着自己的鞋，和我們告別。
“祝達歷山德羅小姐旅途順利。很遺憾我不能在那裏照顧她了。但是……”他停了下來，難為情地沒有說下去。
“你真可愛，”她熱情地答道，“感謝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兒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彷彿在說，我指望你了，先生，別搞糟了。然後他迴轉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會想念他嗎？”我低聲問道。
“不會。”她斷然答道。
我拉着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稅店裏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後一分鐘的採購，買諸如科涅克上等白蘭地和蘇格蘭威士忌一類的必需品。莫里斯·赫爾曼斯費勁地拿着2升裝的一瓶荷蘭杜松子酒。
“你知道嗎，這種杜松子酒是一個荷蘭的醫學教授首先用紅松果釀造出來的？”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看上去你有足夠的杜松子酒給整個厄立特里亞治病用了。”我覺得很有趣。
“嘿，這東西現在減價，我捉摸着如果飛行員沒汽油了還可能用得上。”
然後我們11個人全都在登機口附近等着，隨便聊着，盡量不顯露出心裏的緊張不安。
終於，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飛往阿斯馬拉的224號航班開始登機了。弗朗索瓦像個負責操練的軍士般站在機艙門口，以保證他經過認真訓練的醫療突擊隊隊員全部萬無一失地登上了飛機。自然，他對莫里斯那瓶特大號的杜松子酒刻薄地評論了一句：“那東西實在太可笑了，你這樣做太幼稚了，赫爾曼斯大夫。至少你該買像庫沃舍爾酒那樣體面一些的酒。”
他連我的背包也批評，裏面有個包成長方形的東西伸了出來。
“請你告訴我，希勒大夫，這是什麼？一大塊好時巧克力嗎？”
“對不起，讓你失望了，弗朗索瓦，”我答道，“這是我的鍵盤。我告訴過你的。”
“哦，”他記起來了，“我期待着聽不到它。”
西爾維亞和我像兩個沮喪的推銷員，推揉着沿狹窄擁擠的過道走到座位旁。
我們扣安全帶的時候，她對我咧嘴一笑。
“笑什麼？”我問。
“不笑什麼，”她答道，“我只不過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感情。”
“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感情”。這也描述出了我的心情。同樣我也無法把一切說個清清楚楚。
我把手伸進衣袋，拿出盒子來遞給了她。
“給你的那個新奇的日本磁帶錄音機用。”
“謝謝你。是‘希勒最佳作品選’嗎？”
“比那要棒得多。”
這時她已經打開了包裝紙，看到我給她買的是格魯克①的18世紀經典名作《奧菲歐與尤麗狄西》。
①格魯克（1714-1787），18世紀德國主要歌劇作曲家。對法、意、英、奧地利、瑞典等國音樂戲劇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我還從來沒有聽過。”她承認說。
“呃，這裏面有最完美的以音樂表現的戀人的渴望。”
她把錄音機遞給了我。“幫我把這段找出來。”
我戴上耳機，快進到那兒后，把錄音機遞還給她。她閉上眼睛欣賞《沒有了尤麗狄西我怎麼辦？》
聽到一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說：“馬修，沒有了你我怎麼辦？”
我俯過身子吻她。長久地、溫柔地、充滿性感。
突然，轟的一聲，飛機離開了地面，升上了黃昏的天空。
我曾天真地以為在飛行途中可以暫時免受頭頭的訓斥，但我低估了他的獻身精神。
機上開始供應晚餐的時候，擴音器里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我是佩爾捷大夫。我想提醒所有的旅客——特別是我組裏的成員——別忘了服用預防瘧疾的葯。謝謝各位。祝大家好胃口。”
我們於凌晨1點到達了阿斯馬拉。由於興奮，大家誰也不困。
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對黑非洲的最初印象，那就是——黑。飛機一着陸，跑道上的燈就滅了，看到只有眼睛和牙齒的閃光不時打破機場上的黑暗，真覺得有點陰森森的。
海關完全是走過場，然後我們全都擠進了一輛呼哧呼哧作響的麵包車的後部，另有3輛老式卡車拉着我們的家當跟在後面。在車隊將近兩個小時的痛苦顛簸中，西爾維亞靠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
我們終於到達了阿迪蘇馬和由用波狀鐵皮做屋頂的長方形棚屋組成的破敗的院落。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兒將是我們的家。
在一些當地的職工給我們卸行李的時候，弗朗索瓦把我叫到了一邊。“馬修，我在安排住宿。從實際出發，我想知道你打算在什麼地方過夜。”
我老老實實地回答說：“聽着，弗朗索瓦，我現在沒法回答你。我們能不能暫時先隨便安排一下？”
他聳聳肩，嘴裏嘟囔着什麼“美國清教徒”之類的話，走了開去。
就這樣，頭一晚我被分配和吉勒斯·納格勒住在一起。他是個矮胖結實、看上去很認真的法國人，戴一副金屬絲鏡架的眼鏡。
我們就着燭光打開了行李，因為那台原始的柴油發電機只向手術室及其他醫療區供電。
吉勒斯注意到我沒有打開的那個大傢伙，嚇了一跳。
“那是什麼？”他毫不掩飾他的關切。
“鋼琴。”我答道。
“不，說真的，別瞎扯。”
“我沒瞎扯。它只是一個別的什麼也沒有的鍵盤。”
“哦，這麼說來你的意思是它不會發出聲音啦？”
“聲音？打消這念頭吧，吉勒斯。反正，它發出的是音樂聲，而且只在我的腦子裏。”
“不過，我還是要警告你，”他一面從包里拿出五六隻雙筒望遠鏡來，一面告誡我說，“我有潔癖。希望你保持這個地方的清潔。”
“不用緊張。你用不着那麼小心提防，我也不是個在房間裏亂扔東西的人。”我忍不住盯着他那些光學設備看了幾眼，使他感到需要解釋解釋。
“如果你覺得奇怪的話，”他頗帶幾分自豪地說，“我告訴你我是個野鳥習性觀察家。”
“我毫不懷疑這一點。”我評論道，然後爬上床去想盡量睡上一會兒。
“要是我運氣特別好，就能看見北方的禿頂朱鷺。”
“聽起來不錯。晚安。”
我不知道睡了有多久，但我記得天一亮我就起來了。房間裏已經又潮濕又不舒服，而且一分鐘比一分鐘更糟。
我走到窗口去看第一眼白天的厄立特里亞，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驚。
“上帝啊。”我倒抽了一口氣。
我的同屋突然醒了過來，摸索着找到了眼鏡，跳下床來追問道：“怎麼啦？出了什麼事？”
“沒事，”我說，“不過我覺得今晚這裏可能有場大型的搖滾音樂會。”
“你瘋了嗎？”
“呃，”我繼續開他的玩笑道，“好像有挺大一群歌迷在排隊呢。我想像不出來這麼多人還會等什麼別的。不過馬爾塔好像在那裏發節目單呢。”
吉勒斯驚奇地看着眼前的景象：這似乎沒有盡頭的人的長龍——憔懷瘦弱，滿身塵土，顯然都有病——從診所大門口一直聚集到目力所及之處。
“基督啊，”他倒抽了一口氣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7點才開始嗎？”
“他們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勞力士和吉勒表①的。總之，我看咱們今天會夠忙的。”
①勞力士和吉勒表，昂貴的名牌手錶。
“沒錯，希勒。看來馬爾塔已經開始在把病人分門別類了。我得去喝我早晨的那兩杯咖啡了。然後我們就可以早點開始。”
他神經有點緊張，但很明顯，具有獻身精神。
當我們很快穿衣刮鬍子的時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談論著鳥。在我們“暫住”期間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贅肉的鶴和——我不是在騙你——棕色的鯉鳥之類的帶翅膀的奇迹。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說著。食堂比起我們住的棚屋來可算很大了，這是個穀倉式的木結構建築，顯然是倉促之中修建起來的。
其他的人大多數都已坐在了有點往下榻的長桌邊，包括西爾維亞在內。她向我招手表示已經給我留了座位。
牆的另一頭有個充作廚房的地方，有一個燒木材的爐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鋼製鍋。我們被告知可以放心，當地的廚子有基本的衛生知識，在拿出來給我們吃之前把什麼東西都煮開了兩遍。至於對他們有任何別的指示沒有，那還得走着瞧。
早餐放在一張櫃枱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這是和用當地的穀物做的像橡皮一樣的麵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壺看上去原來做過食油桶（確實如此）。我在西爾維亞旁邊坐了下來。
“感覺怎樣，西爾維亞？”
“嚇壞了。你呢？”
“呃，我得說我的主要心態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開始幹活。畢竟我們是為此而來的，不是嗎？”
她點了點頭。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環顧周圍人的臉，感覺到他們流露出了和我同樣迫切的幹勁。
只有西爾維亞好像很克制。
“怎麼了？”我問。
她搖搖頭。“關於血吸蟲病的跡象和癥狀我腦子裏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摟着她的肩膀說，“那晚在弗洛爾咖啡廳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現在是毫無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緊張。再說，這些病的癥狀就像時代廣場的霓虹燈廣告牌一樣明顯。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強笑了一下，想起來還沒有給我介紹坐在她對面月u才在和她談話的那個提格雷省的青年。
“對了，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運，他要做我的護士，周圍的人里他的英文講得最好了。”
聽到這樣的稱讚，年輕人露出了滿臉笑容。“醫生，你肯定說錯了，”他說道，“我語言上不是那麼強的。”
從我所聽到的這點，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醫療上的問題恰當地翻譯給病人——特別是傳達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裏？可別對我說他還在睡個小懶覺。”
“你在開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進來說，“弗朗索瓦和莫里斯從我們昨晚到了以後一直都在手術室里。我們到的時候有幾個槍傷嚴重的游擊隊員正等在那裏，他們不想冒險讓他們等到早上。”
“他們做得好。”我說。我站起身來，對大家說：“讓我們受到他們榜樣的鼓舞，去咬住子彈苦幹一番吧。”（很不幸用了這個短語，反映了我自己的緊張心清。）
我們正要分散開的時候，馬爾塔高聲說道：“記住，沒有正式的午飯，吃的東西就在這兒，你覺得能走得開就來吃點。7點半吃晚飯，9點開全隊會。相信我的話吧，今天會很緊張。”
“我相信她。”我們走到灼熱的太陽下往“門診樓”（棚子）走去時我低聲對西爾維亞說。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額時，她一把緊抓住我的手說：“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能去找你商量嗎？”
“當然——不過你不會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約2分30秒內，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間設備“奢華”的診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連聽診器都用不着就診斷了第一個結核病人的這段時間裏，我腦子裏琢磨着西爾維亞那和她的個性很不相符的怯場表現。
這個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這樣明顯，我可以從她的呼吸聽出她肺部的損傷。
從那以後我忘記了時間。
此後的3個小時裏，我看到了比我全部醫療經歷中所看到過的範圍廣得多的罕見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讓一米歇爾·戈特列布所討論過的每一種“宣稱已被消滅”了的病症，包括麻風病。
我的護士名叫艾達，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劇里的那個著名女英雄，一點也不“神聖”。
她個子很小，人很厲害。我承認，起初我覺得她對病人的態度有點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這是她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因為那些推推操操拚命往前擠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時候再推兩下，就都聽話了。
同時，她還幫助我開始學埃塞俄比亞話。我學會的第一個詞是會使任何一個醫生感到滿足的“謝謝”。
到第一天結束時我還學會了問哪兒痛，並且能聽懂病人已經病了多久。當病人充滿感激地謝我時，我也能說“不客氣”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來喝那強制要喝的一升水時才注意到自己已經全身被汗水濕透了。
不知什麼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試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問題，現在覺得彷彿是多少個光年以前的事了。他問我會不會想念像電視和麥當勞之類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現在回想起來，他沒有提到空調。
這種照顧人類舒適的唯一讓步只有在手術室才能找到（也許那狡猾的法國倫因此才佔據了這地方）。
醫療區按計劃“在最近的將來”會得到降溫設備，準確地翻譯出來，意思就是永遠不會有。
當我在享受着自己給予自己的自由時間時，突然想起了西爾維亞。
我讓艾達先處理着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實在無法使自己提食物這個詞，因為幾乎所有的病人都處在飢餓的邊緣。
這時，太陽正處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團火球——一天中除極短距離外禁止工作人員外出的3個小時的開始。而且連極短的距離也只有在極端必要的情況下才允許出去。
當然病人別無選擇，只能坐在炎熱的陽光下，用破衣爛衫儘可能遮擋一下，默默順從地忍受着——至少大多數人是如此——等待着輪到他們接受從一個不同的世界來的、穿白大褂的男女醫生給他們做檢查。
母親們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給啼哭的嬰兒吃奶，蒼蠅無情地在他們四周嗡嗡亂飛。瘦得像層紙的老人弓着被歲月壓彎了的腰一聲不響地站在一邊。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時間來到這裏，並準備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這意味着他們就睡在排隊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徵性的一碗稀飯和“下次運氣好一點”的寬心話。
我只要看看他們的臉——我盡量不這樣做——心裏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時候，西爾維亞的診室里一片混亂。人們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儘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達對付比較厲害的病人使勁往裏沖的狀況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個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罵聲吸引住了。這時我看見丹妮斯正在縫合一個哭叫着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鋸齒形傷口，幾個志願者在使勁按着她。
“見鬼，你在幹什麼？”我問丹妮斯，“你就不能給她點利多卡因嗎？”
“不能，”她咬着牙嘶嘶地說，“幾分鐘前用完了。”
“那我去給你拿點來。”我喊道。
她瞪着我，眼裏射出怒火。“沒有了，你這愚蠢的美國雜種。別來打攪我了。難道你以為我高興這樣做嗎？”
“西爾維亞呢？”我用和緩的口氣問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厲聲說，“如果你找到她，告訴她滾回來出點力。”突然，她的口氣變成了無助的請求。“勞駕了，馬特①，我已經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來她快要哭了。顯然，出於什麼難以理解的原因，西爾維亞擅離了崗位。究竟出了什麼事？我匆匆去到食堂，進門時差點和弗朗索瓦撞個滿懷。
①馬特，馬修的昵稱。
從他沒有刮過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顯然剛從手術室出來。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個女朋友，告訴你她正在享受歷史上最長的工間休息，”他反感地說，“我早該知道的。可是達歷山德羅的賄賂大下流了，讓人沒法兒不理。我猜這一切是她那嬌生慣養的情感所無法接受的。”
“你在說些什麼？”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請的時候，她父親要給我們100萬……”
“如果你接受她的話？”
“不，如果我們拒絕她的話。這使我一氣之下錄用了她。現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話，我還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樣。”
他一個字也沒有再說，怒沖沖地沖了出去。
我看見西爾維亞坐在桌子的遠端，手撐着頭，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拚命想壓下火氣，但無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難堪。為她，也為我。
但當我走近她時，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經訓了她一頓，她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責。顯然她正經歷着自信危機，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爾維亞，”我柔聲說，“想談談嗎？”
她搖搖頭。
“說說吧，這樣你會覺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後說：
“馬修，我覺得自己太可恥了。過去這些個月裏我對自己想幹什麼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來這樣。她失去了做醫生的超脫。難道她沒有意識到現在不是應該被這樣的同情心擺佈的時候嗎？
“我應該更冷酷點兒。”她責備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點兒，你就不是你了。”我溫柔地說。
“那就說勇敢點吧。這些人簡直是生活在地獄裏，可我即使是作為一個局外人來面對他們都做不到。”
“別說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對了，你按時喝水了嗎？”
她避開了我的目光。
再責備她也沒有意義了。我只是走過去，給她拿了2升瓶裝水。“現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時間裏別再忘了喝水。至於別的一切，我只有兩個字要說。”
“什麼？”她急切地看着我。
“長大。”
不知因為什麼，她笑了起來。
10分鐘以後，當我們終於離開食堂時，她得到了足夠的鼓勵去面對最嚴重的醫學挑戰。
剛出門口，她用雙臂摟着我說：“謝謝，馬修。”
然後她吻了我，其熱烈的程度使我們在飛機上的擁抱顯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處理游擊隊員的槍傷之外，我診斷和治療的病人自己都數不清了。如果不是我們正好在那裏，許多病人就會死去。
此外，我們的到來使至少十幾名沙眼病兒免遭失明。這種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總是在衛生條件最差的情況下肆虐，使他們失去視力。但及時塗用強力黴素（多麼容易——誰能想像生活中沒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癒。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那天治療的最後一位沙眼病人。他是個叫做達威特的聰明的小男孩，在好幾個小時的等待中學會了一兩個英文單詞。他喜歡用各種各樣的聲調叫我“醫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個沒完。他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但角膜或結膜還沒有開始結痴，使用一段時間強力黴素就會使情況好轉，不會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但是我們手頭沒有藥膏了。我讓艾達向達威特的母親解釋，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帶達威特來一趟。
第二天，哪兒也找不到這母子二人。
而且，哪兒也找不到一管強力黴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時間裏，只要我們一進葯，我一直在尋找這個小男孩，想把他從終生失明的命運中解救出來。我再也沒有能夠找到他。
我認為最好的醫生，是那些既記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時也記住了自己的失敗的醫生。這會給他們必要的謙虛精神。這就是為什麼一想到厄立特里亞，我就想到那些我沒有能夠拯救的人，想到小達威特。
還想到西爾維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