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山國鐵總裁是被謀殺的
一
從表面上看來，發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譯者注）七月五日（發現屍體的日子為六日）的所謂“下山事件”還沒有解決。警視廳還沒有明確公佈下山究竟是自殺的還是被謀殺的，偵查工作就已經算是告一結束了。
從約莫半年之後在《文藝春秋》和《改造》上發表的《“下山事件”偵查總結報告書》（即《“下山事件”白皮書》）就可以推想得出警視廳是根據怎樣的理由來結束本案的偵查工作的。這份報告書所得出的結論是：國營鐵道公司第一任總裁下山定則是“自殺的”。
其實，這份偵查報告書並不是由警視廳本身正式公佈的，而是作為這兩家雜誌煞費苦心採訪來的“獨家消息”；然而數據毫無疑問是由警視廳偵查一科提供的。這份“獨家消息”原來是由某報社一記者佯稱是從警視廳秘密獲得的資料而賣給這兩家雜誌社的。當時兩家雜誌都不知道對方也得到了同樣的消息，就同時發表出來。因此，就不成其為貨真價實的“獨家消息”了。警視廳方面故意放出這份資料的手法，帶有細膩的演劇氣味。該廳並不正式“發表”，卻以這種形式“宣佈”出來。
關於“下山事件”，人們已經寫了不少文章，這裏我有意不再詳細說明案情。不過在本文敘述的過程中，還是不能不向讀者提供一些起碼的數據。這裏打算就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下山事件”白皮書》的順序來交代一下事實的經過。
事情發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下山總裁在上午八點二十分左右離開上池上的私邸。他坐的是自用汽車，司機姓大西。車開到御成門附近時，下山說：“我原說到佐藤（指佐藤榮作）先生家去的。”大西司機就問他：“折回去吧？”他回答說：“不，用不着。”車子就向國鐵總廳駛去，來到東京車站前面的交通指揮台附近時，下山吩咐大西司機說：“我想買點東西，開到三越去吧。”這時，下山自言自語般地說了聲：“今天趕十點鐘到處里去就成啦。”
車子開到東京車站北邊國營鐵道的陸橋那兒時，他又說：“開到白木屋去也成，就照直開吧。”（意思大概是指：他要辦的事，在三越或是由木屋都能辦得了——作者原注）大西司機把車子開到白木屋前面的電車道那兒，只見白木屋還上着門，就說：“還沒開門呢！”下山只回答了聲“嗯”。大西司機又把車子繞到三越百貨商店前面去，正門上掛着塊牌子，寫着“上午九點半開始營業”。大西司機說：“那末開回廳里去嗎？”總裁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說：“繞到神田車站去。”大西司機按照吩咐，把車子開到神田車站西邊的大道上，問道：“下車嗎？”總裁搖搖頭說：“不。”
大西司機以為要回總廳去，就把車子開到東邊的陸橋下面，準備折回總廳去。這時，下山突然吩咐道：“向右拐。”大西司機就遵命把車子向右方拐去。下山又吩咐他說：“到三越總店去。”車子剛開到國營鐵道公司總廳前面，不知怎地，下山用生氣般的聲音說：“開快點。”（下山好像是跟人家有什麼約會，怕個耽誤了。——作者原注）車子開足了馬力，來到千代田銀行總行（如今的三菱銀行）前面時，下山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叫車子停下來，匆匆忙忙地走進銀行去。過了約莫二十分鐘他就出來上了車，說：“現在到三越去，時間大概剛好。”
大西司機又把車子開往三越百貨商店。上午九點三十七分左右在該店南門停下來，下山就走進去了。
大西司機把車子停在門前，等待總裁出來；可是左等右等總也不出來。下山素來就有讓車子久等的習慣，大西司機也就不以為意，一直等到下午五點鐘。到了五點鐘，他才從裝在車子裏的收音機的新聞廣播中聽到總裁失蹤的消息，就去報了警。
另一方面，當天下山總裁本來約定在上午十一點鐘和美軍總司令部的高級官員會面，因此，九點以前秘書就在國營鐵道公司辦公樓後門迎候他，但總也不見總裁的車子。到了九點一刻，他給總裁的私邸打了一個電話，夫人接電話說：“下山是照平日的時刻離開家的。”秘書着了慌，就到總裁可能去的地方尋找，但在九點半到十一點之間，這些地方下山都沒去。
到了中午，秘書給總裁的前任秘書打了個電話，探聽到下山經常去新川造訪的森田信子（成田屋的老闆娘，下山總裁的情婦）的住址，就派另一個司機去打聽，總裁也沒到過那裏。
快到下午兩點鐘時，副總裁加賀山和理事田坂到美軍總司令部去聯繫。回來之後，由於哪方面都沒有下山的消息，到了下午兩點半鐘，他們就又和民用運輸局的沙格農中校聯繫。
然後，他們又請電台廣播，尋找總裁的下落——這並不是由國營鐵道公司委託的。在三越總店前面等待的大西司機聽到了這個廣播，就來和總廳聯繫，這才知道下山總裁失蹤了。這一天，各局局長在總廳里留到很遲的時刻，等待各方面就總裁的下落前來聯繫，但是終於毫無結果。
第二天（七月六日）拂曉，從上野車站開往松戶去的末班電車（即以電力開動的列車。——譯者注）第二四〇一M號在零點二十四分開出了北千住車站，剛駛過東武線陸橋下的交叉點時，司機一瞬間在約莫二十米前面的軌道上瞥見了一片紅糊糊的東西。他猜想也許是被電車軋死的屍體。在零時二十六分把電車開到綾瀨車站后他就下了車，向該站的副站長報告說：“有一具像是被軋死的屍體，請調查一下。”接着就把車開走了。
站員馬上冒着小雨來到現場，果然發現一具被軋得七零八碎的男屍。
他們斷定這具死屍是被這趟電車以前開過的第八六九次貨車（掛着五十節空車）軋的。貨車上有三個人：司機山本健、助手荻谷定一和乘務員橫田和彥，他們都是東京鐵道局水戶機務段的職工。
這趟貨車是從田端車站發出的，由於開往東北方面機車的司機不熟悉上野車站的調車線路，只得由山本司機指點，因而開車的時間誤了八分鐘。從現場經過的時刻大約是六日上午零時十九分三十秒，開到金町車站時才趕上點。
話分兩頭。綾瀨車站的站員接到末班電車第二四〇一M號的通知后，就提着油燈到現場去，發現軌道上赤裸裸地俯卧着一具壯實的屍體。這是上午一點來鐘的事。車站上的共他站員是上午三點鐘到達現場的，那時一名警察和北千住養路分區的工頭已經先來到了。警察一邊說：“下山總裁的月票掉在地下啦，”一邊從衣袋裏掏出月票夾子給站員看。他們在那一帶又找了找，看到頭、右臂和左腿都沒有了的身軀。手錶就落在旁邊。前邊相隔一米有一大塊肉。剛才掉着雨點兒，不知不覺地就下大了。
這些站員回來之後不久，綾瀨車站的站長齋藤就動身到現場去，那時已經是大雨滂沱了。上午三點鐘左右，到達現場的站長抬起屍體來一看，儘管下過大雨，屍體下面的石頭一點也沒有濕，並且也沒有絲毫血跡；頭臉朝下，已經裂成兩半，可是翻過來一看，下面的石頭卻乾燥而發白，也沒有血跡。
後來這一點引起了疑問。
齋藤站長吩咐把屍體搬走。他想道：如果死屍確是下山總裁本人，就該是戴着眼鏡的。於是，他就率同現場的警察和北千住養路分區職工等幾個人一起動手尋找眼鏡。但是始終也沒有找着。他又想，也許還遺留下其他的東西吧，就掏了掏死者的褲袋，找到一個錢夾，把它和掉在地下的手錶一併交由警察保管。但是警察粗心大意地上了上手錶的弦，這麼一來，就使它失去了作為物證的價值。
上午四點鐘以前，曾經作過下山總裁秘書的上野車站旅客股股長折井來了，他證實死者確是總裁本人。
下山總裁當天穿的是一套灰色格子紋西服，裏頭沒穿坎肩，腳上是咖啡色的皮鞋。總裁每天早晨都叫住在他家的中村替他擦鞋，並且總是塗赭紅色鞋油。除了在自己家以外，下山從來不在銜頭或其他地方叫擦皮鞋的替他擦鞋。他的襯衫是白棉布的，領帶是昭和十一年出差去歐洲時在英國買的，深藍地上嵌有紅、金兩色的縱線，或是斜格子紋的。腳上穿的是淡茶色線襪。眼鏡是米黃色賽璐珞框的，右邊的鏡片是遠視性散光（〇。五—八〇度〉，左邊的鏡片是遠視（〇。五—八〇度）。
六日下午一點四十分到五點十二分，在東京大學法醫學解剖室由桑島博士執刀，會同古畑種基博士解剖了總裁的屍體，作出初步鑒定：
一、死因不明；不能斷定是絞殺、毒殺、槍殺，或因外傷而引起的出血。
二、不能斷定死了多久，大體上可以推斷是七月五日晚上死的。
三、外出血少。
四、從屍體各部分的擦傷和頭、身軀、手腳被軋斷的地方看不出“生理反應”，可以斷定是死後軋斷的。
另一方面，對那列從這具屍體上軋過的列車進行檢驗的結果，在第一節敞篷貨車以及別的地方發現沾有肉塊、血跡的汗衫碎片。總裁穿的是咖啡色膠底皮鞋。在鞋底上發現沾有植物色素——葉綠素。
出事地點是足立區五反野南町九三八——九四二番地的常磐線北千住車站和綾瀨車站間的下行線軌道上，與東武線開往日光方面的電車在附近交叉，修有陸橋。
警視廳方面起初懷疑會不會是把在別的地方弄死的屍體搬到現場來，故意讓列車輾碎的，因而就對通往現場附近的各條路線仔細作了偵查，但是並沒有發現這樣的跡象。附近有一條綾瀨河，就又去偵查有沒有用船搬運的跡象。據水閘管理員說，當天晚上沒有船經過，為了捕鰻魚，水閘附近禁止通行，不可能過船。又調查了三家租船站，當天也沒有租出過船隻。
後來又設想屍體會不會是由常磐線和東武線交叉地點的陸橋底下搬到現場的，於是，就照人體仿造了一個二十貫（一貫相當於三。七五公斤。——譯者注）重的砂袋，沿着可能通行的道路作了試驗，結果斷定“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極為困難”。
我對於《“下山事件”白皮書》的正確性所做的推斷，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就自然明白了。
下山總裁的屍體大體上被輾成五部分：頭、身軀、右臂、左腿和右腳。頭部幾乎軋得粉碎，腦漿只剩下約莫三分之一光景。肋骨像是被壓碎的，幾乎全都折斷了，心臟從肋骨間擠出，而且開了孔。屍身的各部分有三百幾十處傷痕，但是軋斷的地方沒有“生理反應”。沒有使用麻醉藥和毒藥的痕迹。據設想，列車軋過去的時候，下山是臉朝下俯卧在軌道上的，形成直角——下巴頦正好放在軌道上；因此，頭蓋骨壓得粉碎，臉上的表皮像被剝掉似的脫落下來。據推斷，這是機車的排障器所刮的。
後來一調查衣服，灰色毛料的西服上身一點也沒有污損，也沒有破碎。襯衫卻髒得厲害，尤其是右肩上粘糊糊的，烏黑一團，袖子上端撕破了一大塊。黑色的污物顯然是油。把襯衫一抖擻，垃圾般的東西沙沙地落在紙上。塵埃上還沾有紅、綠、茶、白等色。
另外檢查了襯衫、褲子、汗衫、內衣和鞋，好像都沒有血跡。但是除了西服上身和鞋以外，都沾了不少烏黑的油跡。尤其是兜襠布、襪子這些貼身穿的東西，簡直粘得一塌糊塗。
根據對極少量的血液煞費苦心地化驗的結果，查明下山總裁的血是AMQ型的。血液非常少，後來也引起了疑問。
偵查班原以為油是從機車裏淌出來的，後來查明機車用的是礦物油，下山總裁的內衣等處沾的卻是植物油。進一步調查的結果，弄清楚了十之八九是米糠油。
還有帶顏色的垃圾，經過化驗，證明是焦油性染料，以發藍的綠色為主，夾雜有紅、紫、茶、白等色。有人懷疑這種染料是從軋過屍體的貨車上掉下來沾在衣服上的，但是經過檢查，該列車所載的貨物中沒有這樣的東西。由此可以判斷，油一定也是下山被軋之前在別處沾上的。染料的粉末沾在西服上身、褲子和討衫上，襯衫連裏面也沾着染料。把這種沾法與沾油的情況聯繫起來，就頗引起注意。原來油也不是從衣服外面，而是從裏面沾上去的。
第八六九次列車本應在上午零時二分從田端車站發車，然而四號夜裏卻是在零時十分發車的，也就是說，遲開了八分鐘。一查原因，說是負責叫醒山本司機的機車庫勤雜工忘記叫他了。
後來查明，那個勤雜工是因為和另一個人下將棋（類似我國的象棋。——譯者注）下得入了迷，以致忘記叫醒山本司機和助手荻谷的。荻谷奔跑到D五一六五一號機車上去，只見蒸氣的壓力已經降低。一看儀錶，只剩六公斤了；必須有十公斤以上的壓力才能拉得動貨車。他趕忙生起汽鍋，讓蒸氣冒上來，因而誤點八分鐘——零點十分才開出。這趟列車掛五十節貨車，但因為幾乎全都是空車皮，所以開得很快，經過五反野的出事地點時只誤點兩分來鍾，開到金町車站時就趕上了點。後來警察曾叫山本、荻谷兩人陳述情況，不知怎的，山本司機曾對助手荻谷說：“從田端發車的時間遲了那件事，最好不要告訴警察。”因此荻谷就沒有提到發車遲了的事。後來這事引起疑問，有一個時期山本司機曾受到懷疑，但經過嚴密偵查，嫌疑就消失了。那以後整整過了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山本突然死去了。
事件發生之後，田端機務段就接連不斷地發生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離出事地點不遠的綾瀨車站內，軌道旁邊遺落一張田端機務段的分析圖。田端機務段的軌道錯綜複雜，從一間信號小樓里操縱轉轍桿和轉轍柄座，使整個機務段作為一個有條不紊的機構運行，這一切都是按照分析圖來操作的。
這份圖表究竟是誰丟的呢？機務段的職工也並不是個個都有這樣的圖表，因此很快就查明了是個年輕的站員丟的。他受到嚴密的訊問，但他只回答說：“死了也不說。”碰到這個年輕人的抗拒，分析圖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樁不可思議的事是：從田端到上野的第一個車站——日暮里車站的廁所里發現了奇怪的字跡。男廁所里放東西的板子正中央用粉筆橫寫着“5.19下山桶”字樣。下山的屍體是六日清晨才剛剛被發現的。“5.19下山桶”這六個字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暗號，說明下山是在五日的十九點（下午七點）被裝進汽油桶的。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七月五日下午七點到七點半之間，下山總裁失蹤的消息通過無線電廣播等等辦法已經傳布開了，只是不知是死是活。這時，東京鐵道公司對外聯絡部的前田某在東京鐵道公司工會支部的房間裏告訴大家：“剛剛來了電話，說總裁因汽車出事死了。”大家聽了都喊叫起來。這個電話是打到東京支部來的，打的是鐵道專用電話。於是引起了這樣一個疑問：電話究竟是從哪兒打來的呢？馬上一調查，田端車站機車庫休息室內有一台新安裝的電話，五日下午六點鐘負責人把這間屋子上了鎖，六日早晨發覺鎖壞了，看來是被什麼人撬開了。那人利用剛安好的電話通知國營鐵道工會東京支部，說總裁因汽車出事死了。這事始終也沒能查出是誰幹的。
還有一件事。下山總裁失蹤的兩天以前，新宿車站附近貼出了“殺死下山！”“叫下山‘拜黎明’（日本法西斯軍隊裏的一種私刑。在寒冷地帶，夜間將受刑者赤身反縛在柱子上，讓他朝東跪着。受刑者在深夜裏凍僵，直到黎明時才又蘇醒。傳單上恫嚇要這樣懲罰下山。——譯者注）”的傳單。事件發生后，沒等警察看到，傳單就被撕掉了。下山失蹤的前一天，鐵道弘濟會的某靑年曾經接到預告要謀殺下山的電話。
另外一件怪事是：儘管警視廳的偵查員在七月九日已經對發生事件的那天（五日）夜裏值班的人做過一次調查，後來他們想重新進行一些盤詢，就叫人把記載着值班詳細情況的值班簿拿來，發覺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竟被胡亂撕掉了。為什麼只撕去五天的呢？因為其中包括發生事件的七月四日和五日。
還有一件怪事：在出事地點發現了奇怪的血跡。
在輾軋現場上首——也就是從田端出發的列車開過來的方向——二百來米的路上發現有斑斑點點的血跡。血型是AMQ型的，跟下山總裁的血型相同。大凡一百人中間也只有三個半人是這種血型的。如果是在現場下首、沿着列車駛過去的方向留有血跡，那還可以說是沾在列車上的血滴下來的，但是在這個事件中，反而是在現場上首發現了血跡。
血跡是根據偵查員從外面探聽來的話發現的。有人說“事件發生后三四天，曾有吉普車開到出事地點，美國憲兵用刀刮掉了枕木上沾有血跡的部分”，讓偵查員探聽到了。《朝日新聞》記者矢田為了證實這個消息，曾到現場做了調查，找到了枕木上刮過的痕迹。他還在其他的鐵道線上也發現了同一類型的血跡。不僅如此，在現場附近的麻繩小屋的門上還發現同一種AMQ型的血跡。這間小屋裏面當時沒有人。門上的血跡大概是什麼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看來抹血的人個子相當高。偵查當局決定請東京大學法醫學研究室對這些血跡的血型做精密的化驗。
以上是截至目前為止關於“下山事件”的種種文章中經常提到的一些情節。雖然我打算盡量敘述得簡單一些，但是為了進行推斷，這些情節仍然需要重複一下。
前面已經指出，所謂《“下山事件”白皮書》並不是警視廳正式發表的文件。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警視廳大體上確實是以這份《白皮書》中所寫的自殺的說法為結論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書》是按照偵查一科的意見寫成的，它並沒有採納偵查二科的意見。事件一發生，偵查一科就主張下山是自殺的，偵查二科則主張是被謀殺的，他們的意見一直是對立的。
八月四日，警視廳在該廳刑事部長官舍召開了偵查總部的聯席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斷定案情為自殺。但這是偵查總部內部做出的判斷，沒有正式發表，對外只是採取不斷定下山究竟是自殺還是被謀殺的態度。《白皮書》是單憑一科的意見歸結出來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編成了這麼個文件。
那末一科為什麼偏偏說下山是自殺的呢？一句話，採取“現場主義”的一科的刑事警察們跑到現場去偵查后，就斷言這個事件中“沒有行兇的痕迹”。不用說，一科主要是偵查謀殺案的，他們憑多年的經驗，對犯罪現場有着獨特的直覺，而所謂“沒有行兇的痕迹”大概也就是從這種直覺中得出來的。
另一方面，專門對付智謀犯的二科卻認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運用智慧的謀殺案，光憑一科對謀殺案所具有的那種一般性的經驗是得不出結論來的。”當時，對偵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偵查二科二股股長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見。可是後來不知為了什麼緣故，吉武股長被調到上野警察署偵查某一案件去了。據說由於吉武股長被調出偵查圈外，本案的偵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檢察官們會引為憾事。
三
只要將根據一科的意見撰成的《白皮書》讀上一遍，就發現它的寫法很有意思。
《白皮書》首先敘述下山總裁在失蹤之前心情極其惶惑不安，行動反常，在自己家裏晚上也睡不着覺，喝藥水什麼的，神經衰弱得厲害。然後援引從下山總裁在三越百貨商店消失以後，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現為止，好多個看到過他的人的供述；這些人都一致準確地指出下山總裁所穿的西服和襯衫的顏色，領帶的花樣和鞋的顏色。現在將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舉如下：
一、在日本橋三越的目擊者的證詞。
1.三越女售貨員長島靜子（十九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個五十來歲、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樓化妝品的櫃枱前邊蹓躂。我聽了當天晚上的廣播，心想那也許就是下山總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務部店員高田喜美子（三十五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點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鐵道入口的問訊處見到一個經理派頭的人，有五十來歲，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體重足有十七八貫。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襯衫，戴着眼鏡，沒戴帽子，手裏沒有拿東西。有兩三個男人跟在他後面同時走下了台階，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聽到五日晚間的廣播，直覺地感到那也許就是下山總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鐵道的目擊者。
1.開飲食店的西村豐三郞（四十三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點二十三分由跑谷開出的地下列車，坐在最前面的那節車廂里。後來有個五十來歲的男人踩了我的腳。他是在日本橋和末廣町之間的某個車站上車的。他不知在想着什麼心事，也沒向我道聲歉。我心想：真是個古怪傢伙，就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記得很清楚。那個人有五尺六七寸高，頭髮斜分着，穿着白襯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沒有攜帶東西。我在上野車站下了車，那個人乘着車往淺草那邊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點鐘起，我在淺草地下鐵道西口擦皮鞋。記不得時間了。我看到從一號月台走來一個人。”——相貌和裝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東武線五反野車站附近的目擊者。
1.五反野車站站員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點四十三分，從淺草開往大師的電車進了站，下來約莫二十個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個乘客問我：‘這附近有沒有旅館？’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車站，指點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廣旅館去。”——相貌和裝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廣旅館女老闆長島福子（四十六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兩點來鍾，來了個戴黑框眼鏡、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舉止文雅的紳士。他說：‘我想在這裏休息一會兒。’我帶他到二樓上四鋪半席的房間去，他就在窗口坐下，說：‘給我點兒水吧。’我端了水去。因為單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見的，我就問他：‘就您一個人嗎？’他回答說：‘就我一個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嗎？待會兒還會有人來吧。’他說：‘真是只有一個人哩。’說著就笑了。由於他是位體面的紳士，我就拿了一塊洗得乾乾淨淨的床單，替他鋪好了床鋪。我請他在店簿上登記，他說：‘算了吧。’五點半左右，我聽見他拍手（日本人的習慣，拍手表示叫人。——譯者注），出去一看，他穿着西服，站在樓下八鋪席的房間裏。我說：‘請您給二百圓。’他就從黑皮夾里掏出二百圓和一百圓小費。事後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裝束很像下山總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輾軋現場附近的目擊者。
1.公司職員成島正男（三十八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體面的紳士，他從鐵道路基下面的田間小道走到東武線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來，好像在想什麼心事。我從後面趕過他時，看到他的相貌和裝束，覺得很像下山總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半鐘左右，有個紳士在東武線的陸橋那兒走路，看他那樣子，就像是不會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裝束跟總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四十分左右，我走到東武線陸橋跟前時，看見有個男人從千住方面踏着枕木走來。那個人沒戴眼鏡，除了這一點，相貌和裝束都像總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邊盛（三十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左右，我到輾軋現場陸橋跟前的池沼去撈蜊蛄。有個體面的紳士從緩坡上走下來，沿着溝渠，在離我六尺來遠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來。那個人有五十來歲，身高五尺六七寸，臉上的皮膚像柚子一樣，是淡紅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來。頭髮分着，鬢角已經花白了。斜眼鏡是米黃色的，沒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條紋西服，白襯衫，領帶是手工織的，嵌着金絲。腳上穿着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鑲着一道粗線。手裏沒有拿着東西。我認為那準是下山總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歲）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點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時候，為了抄近道，沿着鐵路朝東武線陸橋那邊走去，看見玉蜀黍地里站着個紳士。我感到納悶：那樣一個人怎麼會在地里幹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低着頭播弄起草葉子來。我站住了，還看着，他沒辦法，就走起來。他有四十六七歲，皮膚白晳，高鼻樑，沒有注意到戴眼鏡沒有，只記得是個文雅的人。沒有戴帽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級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這些目擊者的話綜合起來看，下山總裁的行蹤是這樣的：（1）五日上午九點三十五分，從三越百貨商店南門走進去；（2）在店內和附近走了一陣；（3）乘上午十一點半以後的地下列車到淺草；（4）搭上東武線開往大師的車，下午一點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車站下車；（5）下午兩點到五點半之間在末廣旅館休息；（6）從下午六點起在出事地點附近徘徊。在這段時間內，他自始至終單獨行動，身邊一個同伴也沒有。偵查一科由此而判斷出“沒有可引起被謀殺的疑問的餘地”。
《白皮書》還對下山身邊的人進行了調查，並且部分地引用了盤訊有關人員時所作的記錄，共中包括下山的舊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過交道的人。每段談話後面都在括號里加上一段批註——看起來那就是“偵查總部的意見”了。
比方說，在以鐵道技師身份曾經跟下山同過事的原陸軍上校森田某的談話後面，關於下山總裁的性格，偵查總部加上了如下的批註：（總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氣量卻狹小。此人憑直覺，認為下山是自殺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談話記錄後面，批着總部如下的意見：（此人感到總裁的責任心很強，做事心細，但對總裁這個職位是不能勝任的。）在東京工業大學校長和田小六的供述後面，又加上了這樣一句批語：（可見工作一遇到困難，總裁的身體就不好了，內心經常怔忡不安。）在佐藤榮作的供述後面則加上了如下的批語“可以看出，下山就任總裁時，對這職位並不怎麼熱中。）從這些批註里不難看出偵查一科是在煞費苦心地強調下山總裁是自殺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當時的副總裁加賀山之雄一個人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
《白皮書》上所引用的加賀山的供述是這樣的：
“我認為總裁是被謀殺的。理由是：一、總裁是不是為了和森田信子的關係而受到威脅，並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許兇手是在某車站工會方面的影響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認為工會方面不會對總裁有什麼怨恨。”
這以後，加賀山副總裁又把他的意見寫成一篇專論登在《日本》雜誌上，這篇文章的啟發性很大。關於這一點，以後我還要詳細提到。
此外，就是法醫學家對屍體所做的鑒定。
關於下山屍體的意見，東京大學的古畑博士和慶應大學的中館博士是完全相反的，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沒有必要再去詳細敘述。總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據看不出“生理反應”的痕迹這一理由，認為下山是死後軋斷的，而中館博士卻說下山是活着被軋的。不言而喻，所謂“死後軋斷”是指死了以後才被軋的，死人自然不會自己走到鐵軌上躺下來，因此，這是一種謀殺論——即是說，兇手先把下山殺死之後，再讓列車把他的屍體軋斷的。這是醫生做鑒定時所使用的語言，故意不說死者是自殺還是被謀殺；而審慎地使用了“死後軋斷”這樣一個說法。
中館博士這樣反駁他的意見：
“我曾經解剖過緊接着‘下山事件’而發生的‘三鷹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廳車站車庫裏的一輛電車突然沖了出來，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傷的慘劇。這一事件是美日當局為了鎮壓日本共產黨和左翼工會會員而製造的。事件發生后，日本反動政府立即誣指為日共的陰謀，逮捕了日共黨員和工會幹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對下，日本法院於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無罪，但仍堅持判處被告竹內景助死刑。——譯者注）的六個犧牲者以及某一卧軌自殺者的屍體，發現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跡象：陰囊、睾丸和陰莖出血。眼瞼部的皮下出血。手腳的皮下出血。就被軋死者來說，並不是個個都有陰囊、睾丸和陰莖出血的跡象，但是被軋死者有這種跡象是值得重視的。據說這次下山總裁的睾丸、陰莖、手背和腳背都有內出血現象。這並不足以說明他是‘死後軋斷’的。”
眾所周知，警視廳偵查一科藉助於中館博士的這個意見，把它當作採取自殺論的根據。古畑博士卻指責說：“解剖屍體時中館博士既不在場，他也沒有看過桑島博士的鑒定書。那末他是根據什麼來反駁並斷定為自殺的呢？他的用意令人無法理解。中館先生既沒有資料可據，也沒有權利來作這樣的發言。”這一點姑且不論，偵查一科為什麼把古畑博士的死後軋斷論拋在一邊，卻採納了既沒有看到屍體也沒看到鑒定書的中館博士的意見呢？
下山曾到現場附近的末廣旅館去睡過覺，這一點加強了一科的自殺論的論據。但是二科卻認為末廣旅館這一線索是一文不值的。原來發生事件的當天，二科曾調查現場及附近一帶，徹底偵查過有哪些目擊者。但是那時根本還沒有出現末廣旅館這條線索，後來才由一科提出來。二科說這簡直是荒謬。不僅如此，二科還說，在偵查工作的最初階段，該科曾對《白皮書》上所載的“目擊者”當中的幾個做過調查，當時並沒得到《白皮書》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過了那麼久，同一個人卻說起他目擊到了什麼什麼，真是令人吃驚。總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偵查報告。一開始就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是偵查二科的二股股長吉武，以及當時在本案中擔任檢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檢察官不知怎地以後又倒向自殺論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當中，當時的國營鐵道公司副總裁加賀山之雄至今仍然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加賀山在《日本》雜誌中闡述他的意見如下：
“我認為出現在末廣旅館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館裏的人們並不認識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矇混過去。從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認為下山是被謀害的。下山的屍體被發現時，我憑着直覺感到他是被謀害的。因為下山總裁非常喜歡搜集情報，他常常通過自己的下屬和朋友搜集到我們所不知道的情報，過後又得意洋洋地向我們炫耀說：‘我連這樣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這種癖好的兇手很可能用‘請你獨自到三越來，有重要情報奉告，’這樣的話巧妙地把他引誘了去。然後兇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鐵道脅迫他，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也就是說，下山從三越的地下鐵道被綁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總裁加賀山的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為我認為當時擔任副總裁的加賀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測得到下山身邊的事情以及他所面臨的危險。對於他的結論，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場的，但對他提供的個別資料，我卻頗有同感。
加賀山的文章接著說：
“當時國營鐵道公司正為解僱十二萬人這個重大問題而搏鬥着。當然，裁員並不是什麼可喜的事。但是當時國鐵把從軍隊上複員的人以及從海外撤回來的人員都包了下來，職工總數膨脹到六十三萬名。我們打算把膨脹的人員一下子裁減為五十萬三千五百人，使國營鐵道公司的經營‘合理化’（即“產業合理化”。這原是一九二五年開始於德國，以後又由各資本主義國家群起效尤的一種措施，目的在於裁減職工、加強勞動強度以增加資本家利潤。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開始執行裁減職工一百五十萬人的計劃，以實行國營和私營企業的“合理化”。——譯者注）。我當時身為鐵道總局的長官，不得不擬定裁員計劃。尤其是，在這次裁員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計劃裁員七萬名。當時，伊井彌四郎和鈴木市藏等人（以後他們在共產黨內都升到相當高的地位）還在國鐵里，他們在共產黨德田球一的直接領導下，對裁員進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計劃在眼看就要實現時垮了台。由於有這樣的先例，我們估計這次裁員一定也會遇到相當強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尤其令人擔心的是，處在現場激烈鬥爭中的負責人會不會在‘使用實力’的過程中吃到很大苦頭呢？我們正在擬定相應的對策。
“在事件發生的約莫一個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總裁身份來到群情激昂的國鐵。他擔任總裁后，馬上就面臨連日與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與工會方面進行了最後一次談判。談判席上的氣氛緊張到極點。但是下山總裁告訴工會方面說：‘為了國鐵的合理化，計劃一定要堅決執行。’這是他最後的宣告。
“以後就只等實行了。我們決定於七月五日在現場宣佈第一次裁員——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因此故意避開這一天。四日僅僅宣佈了有關總廳的裁員名單。
“但是另一方面，美軍總司令部的民用運輸局卻命令我們在七月三日以前執行。領導這個部門的官員名叫沙格農，他簡直是個地道的堂吉訶德。這個沙格農對於決定在七月五日裁員一事大為不滿。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掛着手槍，喝得醉醺醺地闖進下山公館，謾罵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國一家小小的鐵道公司擔任科長級的職務，對鐵道其實並不怎麼在行。一到日本，竟當上了民用運輸局局長。他還說日本的鐵道就是‘麥依·瑞歐若德’（英語的譯音，意思是“我的鐵道”。——譯者注）。瞧他這副樣子，簡直就是把日本的國營鐵道看作他私人經營的鐵道。他就以這樣一種心情來發號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長了一些，但是從加賀山的這篇文章里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當時的情勢。
四
把加賀山的這些資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註釋，大致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
一、戰前，國鐵擁有職工二十萬人；戰爭期間職工人數增加了，當時已有六十萬人，膨脹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國營鐵道公司改為公共企業，必須自負盈虧。按照新制定的“定員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開始實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機構的名額固定下來，超出編製的人員必須裁汰。——譯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決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說，要裁掉約莫九萬五千人。
二、國鐵工會反對公司當局所發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熱海召開第十五次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在最壞的情況下使用實力，包括罷工在內”。“最壞的情況”肯定是指在總部進行的集體談判的破裂。這個決定是把四月里召開的“琴平大會”上所決定的“反對裁減機構”的運動方針加以具體化。由於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簡稱。這是日本工會運動中的右翼組織。——譯者注）的劇烈反對，中央委員會的這個決定直到天已破曉才付諸表決。
三、當時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當上了國營鐵道公司第一任總裁。下山原是技術部門出身。當時的首相是吉田茂，運輸大臣是大屋晉三。大屋是企業家。
四、七月一日，國鐵當局和工會方面進行了第一次談判。列席的有運輸大臣大屋、下山總裁、加賀山副總裁等人。工會方面的中央鬥爭委員會副主席鈴木市藏等拒絕了國鐵當局的方案，竭力主張裁員應通過“集體談判”來進行，但國鐵方面說明按照“定員法”的規定，當局不必通過“集體談判”就能實行。
七月二日，進行了第二次談判。國鐵當局和工會的意見無法調和。下山總裁宣佈說：“雙方各講各的，也談不出個結果來。談判就此結束吧。”談判就這樣破裂了。國鐵當局方面決定在七月五日宣佈裁員，並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這項工作。
五、美軍總司令部民用運輸局局長沙格農對國鐵決定在七月五日裁員一事不滿，深夜闖進下山公館，向他叫嚷道：“提前干！”
下山定則並不是由於私仇而“被殺害”的。《白皮書》上刊載着加賀山這樣的供述：“總裁是不是為了與森田信子的關係而受到威脅，並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賀山自己也明明知道這是無稽之談。我認為下山是被謀殺的，這裏我要把這一謀殺案的背景追究個水落石出。
下山為什麼獨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從他在商店裏消失后，直到第二天早晨變成死屍在五反野常磐線的鐵軌上被人發現為止，這期間總裁的行蹤如何？對這個疑問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疑問，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說，大量黑糊糊的油為什麼沒有沾在上衣上，卻只沾在內衣上？從上衣和襯衫口袋裏抖出來的以綠色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麼？沒能在屍體附近找到的領帶、眼鏡和打火機究竟到哪裏去了呢？襪子被油浸得濕漉漉的，鞋裏面為什麼卻沒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謀殺的，行兇現場（第一現場）究竟在哪裏，並且是以什麼方法搬運到輾軋現場（第二現場）去的？屍體裏所剩下的血液為什麼少得出奇？
趕快來解答這些謎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樣重要。
為什麼呢？因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會提供一些線索，幫助我們解答下山臨死以前的行動和關於死屍的種種離奇的隱謎。
關於“下山事件”的背景，我採用了加賀山副總裁那篇文章的順序。其實，為了讓讀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這順序顛倒過來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說，先以最後的第五項——沙格農在七月三日深夜為了裁員問題到下山公館去，把總裁罵了一頓那件事寫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說得確切一些，沙格農闖到下山總裁家去罵他一頓的時間，是七月四日凌晨一點鐘。當天下午一點鐘，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長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訪吉田首相。接見前，他們一起等候了一會兒。這時，下山對增田長宮說了聲“今天下午一點鐘還有重要會議”，就回去了。可是後來增田一查問，才知道國鐵並沒有召開任何下山應該出席的重要會議。下山在這天下午一點鐘託詞中途離去的謎，留待以後再來推斷。
前面已經說過，下山本來約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點鐘和加賀山副總裁一起到美軍總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運輸局作裁員情況的報告，但是上午十點鐘以後還不見總裁的影子，於是大家着起慌來了。加賀山副總裁在十二點左右回到總廳來，聽說還沒有總裁的蹤跡，就憑直覺感到出了什麼事。於是就在與政府、警視廳、總司令部取得聯絡的同時，提出了通令偵查的要求。
我一向認為，像下山總裁這樣一個高級官員剛剛有數小時下落不明，馬上就用無線電到處廣播，呼籲大家協助尋找，未免操之過急了些。正如加賀山所說，一定是從外人眼中看來，下山身邊也充滿了不安，以致使他“憑着直覺感到出了什麼事”。
這種不安究竟意味着什麼？無論如何也得把當時美軍總司令部與日本政府的關係說清楚，才能使人了解為什麼下山為了裁員工作不得不經常與美軍總司令部保持聯繫，以及民用運輸局局長沙格農為什麼會闖到下山家來發脾氣。
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獨自的立場上來起草法令的。
因此，當時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沒有一項是日本政府獨自進行的。按照“定員法”來進行的國鐵裁員計劃也不是政府擬定的，而是美軍總司令部擬定的。由此可知，運輸方面的首腦沙格農是從這個意義上來把日本的鐵道叫作“我的鐵道”的，從而我們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會深夜闖進下山總裁公館去吵鬧。至於沙格農這麼發脾氣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們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情況，才能說明美軍總司令部為什麼要在自負盈虧這樣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義下，把日本的鐵道改為公共企業，並制定“定員法”來大批裁員。
然而，戰後橫行跋扈、使得日本發生變化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迄今還沒有人來寫。媾和（指一九五一年美日簽訂的三藩市片面“和約”。——譯者注）生效后已經過了將近十年，像“美軍總司令部史”之類的正式紀錄也還沒有公佈。
如今大家都已經知道，在日本的佔領軍總司令部（即美軍總司令部）內，以麥克阿瑟為中心，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爭權奪利一直鬧得很厲害，但是更詳細的情況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關於這事，最近某家雜誌以《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描寫美軍總司令部內部的勾心鬥角。作者叫大野達三，多半是個筆名吧。這是一家左翼雜誌，會使人認為上面所刊載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見的，但我讀後后卻感到大體上是公平的記述。既然有關美軍總司令部史的着作如今還沒有出版，我就姑且以這篇文章為線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國的間諜特工機關》的梗概是這樣的：
美軍在佔領日本的同時，還在日本全國各地佈下了諜報網。美軍總司令部下面設有情報部，它是駐日美軍諜報隊中最高的決策機關。它直屬第八集團軍司令部，各師和各軍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設有情報部。
“反間諜隊”按照對日佔領所劃分的各軍管區，在北海道（札幌）、東北（仙台）、關東甲信越（東京）、東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國（日本本州島西部的一個地區——譯者注）（岡山）、九州島（福岡）等地設立了地方總部，在各都道府縣還分設了地區總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帶也駐紮了部隊。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部長是威洛比少將，各地方總部“反間諜隊”隊長由上校或中校級的諜報軍官擔任，大一些的府縣各有二三百名軍官、軍士、士兵以及軍隊裏的文職人員，還雇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員。
情報部和“反間諜隊”的這夥人不僅從事間諜活動，情報部還在決定和貫徹佔領日本的政策方面參與極其重要的活動。美軍總司令部內部在佔領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機關是民政局，而情報部所起的作用不亞於它。
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關係很壞。民政局局長惠特尼準將和威洛比經常在麥克阿瑟面前爭吵不休。關於同一件事，日本官員往往同時接到兩種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從。情報部不斷頑固地主張採取最反動的態度。客觀地看來，這種對立反映了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之間在對日佔領政策上意見的分歧，然而看來主要的還在於更加卑鄙的爭權奪勢方面。
緊接着，情報部就開始了他們最拿手的特務活動，把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數十名進步派身上，向本國告密，並把這些人都趕回美國去了。在這場大爭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們釘民政局和經濟科學局高級官員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們與民間情報敎育局建立了緊密聯繫，把手主要伸進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聞界和藝術界。他們抓住了廣播和報紙，直到一九四七年為止，一直掌握美國在日本的宣傳工作的主導權。
中央情報局和心理戰略局的人員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來的。據說帶着這兩個組織的全權使命而來到東京的負責人叫加爾蓋特。他先在郵船公司大樓的四樓上設了辦事處，成立記錄調查局。加爾蓋特持有總統的手諭，因此權柄實在大得很。他從情報部、“反間諜隊”兩個機構里抽去精幹的人，還網羅了一大批高級間諜，改編了在日本的間諜機關。初來時在橫濱的“反間諜隊”、後來又到第八集團軍情報部工作的坎農少校（后升為中校）也被編了進去。他奉命管理一個單位——坎農機關。
由於有美軍諜報部的命令，“反間諜隊”不得不服從加爾蓋特，但是他們心裏很不痛快。據說“反間諜隊”曾對記錄調查局進行過違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國。兩個諜報機關之間的爭執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關於加強情報機關的法令》不經討論就在美國國會通過了。這時，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這個法令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第一個法律根據。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況。
說起來，關於企圖罷免前國警長官齋藤的那段經過是盡人皆知的。齋藤升在回憶錄中寫下大意如下的話：
“我曾竭力推薦久山秀雄，認為他是最適宜擔任國家地方警察總部長官的人，卻遭到民政局的強烈反對，原因與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和情報部之間的內部糾紛有關。關於這個問題，以前還發生過這樣的事：
“我原任山梨縣縣知事，后奉命調到內務省任次官。我到美軍總司令部有關各部門去拜會時，民政局中很有勢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對我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最近警視廳的警察在對我們駐軍軍人的女友及其身邊的人進行起調查來了。如果確有其事，那真是豈有此理！我提出嚴重警告，不準警察做這樣的事。’
“過了一個來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說：‘從上次談話以後，日本警察的調查還沒停止，一直繼續着，甚至還打算調查我的女友。’說著就把曾經前往調查的警察的名片擺在我面前。他又說：‘干這樣的事到底是為了什麼目的？要馬上調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舊內務省的一個局。為全國警察機構的中心，全面指導警察行政。——譯者注）局長叫來一問，才知道是當時任內務省調查局局長的久山委託警視廳警務部部長調查的一個案件。
“原來美軍總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儘管在局內擁有無上權力，又是擬定對日佔領政策的一個中心人物，但是據說他的政策非常左傾，有人議論他也許是個共產主義者；在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里有許多朋友的吉田內閣某要人S就和情報部結成一夥，佈置下把這個上校從日本趕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為不軌的事實，以及足以迫使他離開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託才叫警視廳進行調查的。當時風傳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烏尾夫人。——作者原注）關係很親密。至於使用的是什麼樣的調查方法，這裏就不去記述了，但是當時還沒有抓到什麼真憑實據。因此，我就向上校彙報說：‘原來是收到了匿名信，說某些軍官把進駐軍物資運到日本女人那裏去。為了弄清事實，掌握證據，才進行調查的。結果查明並沒有違法行為，偵查工作就結束了。’
“可是過了將近一年——那時我已調任警視總監了——那個上校對我說，我的彙報是一派謊言。根據他自己的調查，已經弄清楚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託警視廳的某人、並以那個人為中心所策劃的陰謀。
“總之，由於這件事，美軍總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報部某科之間的對立加深了。據推測，久山招來了憎恨自不用說，惡感甚至波及自由黨總裁吉田本人。
可以說是因果循環吧。罷免問題後來也臨到齋藤國警長官自己的頭上。齋藤在回憶錄里這樣寫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長官給國家公安委員會主席辻二郞打來電話，要求和他會面。辻主席問我：‘這麼突然，有什麼事呢？’我回答說：‘確切的情況不清楚，多半是關於我的罷免問題吧？我這麼感覺。’辻主席馬上到增田官房長官那裏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設法‘叫齋藤國警長官辭職’。‘國家公安委員會似乎沒有理由叫長官辭職。政府對這個問題怎樣看？’辻主席這樣反問他。增田官房長官說：‘反正政府認為齋藤君不適宜作國警長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辦。’
“辻主席說他沒有理由罷免齋藤。增田長官回答說：請你再考慮考慮這件事。關於今天面談時國家公安委員會拒絕了政府要求這樣一個內容，要嚴加保密，不要外泄。”
齋藤長官堅持說他沒有理由辭職，增田官房長官再三再四地逼齋藤長官辭職。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增田長官中途敗北了，齋藤國警長官留任下來。齋藤這樣寫道：
“關於這個問題，大家議論紛紛，把官房長官說成是個很壞的人，不過至少可以斷言這主意並不是他想出來的。我倒是對前輩增田抱着同情，認為他很倒霉。我在這次事件發生前兩三個月曾經對增田官房長官說，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厭惡的某要人留在他身邊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這話大概也在罷免我這件事上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
齋藤升寫下了一本好書。從這本書里我們清清楚楚地認識到，齋藤升之當上國警長官以及要罷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於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的暗鬥。
我認為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把“下山事件”搞個水落石出。
五
當時，日本內地六個地區都設有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直轄的“反間諜隊”有關的機關，這六個地區就是北海道、仙台、東京、大阪、福岡和高松。其中，蓋爾申上校的“反間諜隊”機關掌管東京地區——從關東起連福岡地區也包括在內。因坎農少校而出名的坎農機關是東京達個地區獨立的“反間諜隊”下面的特務機關之一。坎農機關還有個附屬機關，有代號，通稱“柿樹機關”。
各種文件中都把這個坎農機關說成似乎與“下山事件”有關，我卻認為二者之間沒有什麼關係。各個“反間諜隊”的秘密機關迸行活動時是絕對不允許暴露身份的。後來，坎農機關在製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特務機關（坎農機關）將日本作家鹿地直綁架；由於日本輿論憤怒的抗議，次年十二月被迫將他釋放。——譯者注）時，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來，因而在“反間諜隊”秘密機關當中它可以說是失敗了的。一提到“反間諜隊”，人們馬上就把它和坎農機關聯繫起來——目前新聞界的這種膚淺認識還得好好糾正一下。
不用說，情報部是與作戰參謀部平行的機關，它擁有最大的權柄，是明確屬於作戰系統的機關。
但是民政局是佔領局面下所設立的一個軍政機關，屬於所謂的軍政系統。跟任何一個國家一樣，這個軍令機關和軍政機關之間不斷地進行着激烈的明爭暗鬥。
美國佔領軍統治日本以來，最感到頭痛的是如何對付共產黨勢力的問題。如果把佔領日本的美軍總司令部的歷史稱作一部對共產党進行彈壓的歷史也不為過。麥克阿瑟在日本登陸后，最初着手做的是徹底摧毀日本依然保存着的舊軍閥系統、右翼系統、右翼財閥等潛在勢力，目的在於把這些一掃而光之後，施以美國式的統治。民政局就是為了把這種國家主義從日本清除掉，才藉著“民主化”這樣一個漂亮名義展開活動，動手破壞戰前的秩序體制的。
眾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長克吉斯運用絕大的權柄來摧毀舊秩序，還打算利用共產黨的勢力。因此，直到戰爭結束時還是個非法政黨、幹部不得不潛入地下的日本共產黨，忽然抬起頭來，得到蓬勃的發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產黨人當選為國會議員。這是共產黨勢力的全盛時期，還聽到“革命時機快要成熟了”的呼聲。
但是情報部猛烈抨擊民政局的政策，而帶頭開炮的是部長威洛比少將。
自從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漸處於劣勢的情報部，這時對民政局發動了反攻，並企圖用計把克吉斯和戴克趕掉。我本想把這件事更詳細地敘述一下，但限於篇幅，這裏只想指出美軍總司令部的情報部和民政局之間爭奪主導權的劇烈鬥爭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無論是情報部還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務機關或情報機關散佈在日本政界的各階層。齋藤國警長官在他的回憶錄中寫着，為了揭發克吉斯的醜事，他曾派人釘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議，他才勉強找一些借口搪塞過去。但後來克吉斯把他的謊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警視廳內部存在着情報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爭；兩派人一方面對自己那一派竭盡忠誠，另一方面盡量玩弄手段，想把對方打下水去，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並不足為奇。
總之，當局不得不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來選第一任國鐵總裁。當局最初考慮人選時，曾向當時的鐵道大臣村上義一商洽過，想請他擔任。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絕了。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總裁必須承擔一項特殊任務：與日本最大的工會——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正面鬥爭，以便把大批職工解僱。因此，他們心目中的第一任總裁大概是以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張白紙似的人最為理想。政府當局提出幾個候選人，但是他們不是聲名狼藉就是受人牽制的，因而情報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結果，技術部門出身、毫無政治背景的運輸省次官下山定則被選為總裁了。
如果考慮到第一任總裁的困難處境，下山本該向美國佔領軍當局或吉田內閣提出一定的條件。實際上，下山也透露過要提條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書》上所追述的，他終於沒有提。齋藤升在任國警長官時，就立即提出條件；相形之下，不諳政事、或者為人老實的下山從就任時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這就種下了他致死的遠因。
這裏還得寫一點關於實際上決定總裁人選的、負責運輸事務的沙格農的事。
沙格農確實是個缺乏敎養的人。他在美國時雖然只不過是內地一家鐵道公司的職員，可是一來到美軍總司令部，他就大權在握，跋扈起來。當然，沙格農只不過是民用運輸局局長，他具有這樣大的權柄是很奇怪的事，實際上這是因為他背後有情報部部長威洛比少將給他撐腰。
有些情況使人認為，沙格農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邊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報部那邊去了。只要把沙格農是站在情報部一邊的這一事實考慮進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了解一半了。
沙格農有兩項任務。一項是按照情報部的示意擬定一旦對蘇聯發生戰事時的運輸計劃，另一項任務是開除國營鐵道工會裏的進步分子。這任務也可以說就是在國際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國家，在國內反對日本共產黨。關於後者，如果說這是美軍總司令部在佔領初期播下了種子，到頭來自食其果，也沒有什麼不妥當。因為自從美軍統治日本以來，為了便於清除軍國主義而實行的扶植共產黨的方針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產黨員以及擁護共產黨的人在日本社會各方面急劇地增加了。在各產業部門，進步的工會也風起雲湧地成立起來了。尤其是自從“二·一罷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國家機關和公共企業職工二百六十萬人成立聯合罷工委員會，決議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舉行總罷工。但是罷工開始前數小時，麥克阿瑟下令禁止。——譯者注）以來，形勢的發展使人覺得共產黨所說的“革命”未必是夢想。連一向被認為比較穩健的國營鐵道工會中，也急劇地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這個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軍總司令部不禁愕然。他們親手造成的東西正在變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點辦法。這時，在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及中國）這方面，麥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變，只留下情報部一條線。無論如何也得設法遏制日本國內已經強大起來的急進的工會運動。一旦發生什麼變化，還得使日本的一切機關能有所準備。為了這個目的，必須趕快使他們親手扶植起來的日本民主空氣轉換方向。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製造出）令人震驚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對“赤色分子”產生恐懼。得到麥克阿瑟支持的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大概就是這麼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為契機，“三鷹事件”、“橫濱人民電車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繼發生之後，在情報部與民政局的一場鬥爭中，情報部取得了勝利，民政局裏擁有實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國，美軍總司令部發揮一切機能全盤向右轉。只要聯想到這些事實，就可以明白情報部部長威洛比的意圖了。
實現這一意圖是需要策略的。情報部下面有“反間諜隊”這樣一個強大的情報機構。威洛比一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動了這部機器。想來沙格農在與國營鐵道工會展開決定性的鬥爭時，也把“反間諜隊”這種關係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間諜隊”機關沿着情報部部長的這條路線展開了活動。他們大概把情報詳詳細細地彙報給威洛比。這些情報的範圍不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要人，或是官僚個人的動靜，甚至還涉及美軍總司令部內的美國高級官員。連沙格農也受“反間諜隊”的情報網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當上國鐵候補總裁，情報機關一定就把他的經歷、認識些什麼朋友、與什麼政黨有瓜葛，或是有什麼後台等等全都告訴了沙格農。這樣他才答應叫下山就任總裁。
下山純粹是技術部門出身的，在鐵道省里沒有任何私人勢力。據他過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說，下山在中學時代就是與水野競爭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總喜歡站在鐵路旁邊看火車開過，百看不厭。提起當時下山的火車迷，據說在學校里都出了名。這樣的下山進入鐵道省后，志願到現場擔任技術部門的工作想來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是技術部門出身，下山當上運輸省次官之後，在省里卻沒有任何強大的私人勢力。他就任國鐵總裁之後，也和人事局方面處得不大好。這是造成下山悲劇的遠因。在這一點上，毋寧說副總裁加賀山的後台倒遠比他的硬。加賀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憑着老前輩的資望，在國鐵里隱然擁有實力。因此，就他們在省里的政治基礎來說，加賀山要遠比下山穩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鐵道改為公共企業的機會，辭去次官的職務，以在野身份去競選參議院議員，並且好像已經着手準備了。就在這時，有人和他商洽擔任第一任國鐵總裁的事。
正如《白皮書》上所指出的，下山對於接不接受總裁這個職位一直猶豫不決，但是他終於還是答應了下來。下山知道第一任國鐵總裁的任務就是對付國營鐵道公司空前的解僱這樣一個難題——也可以說是為了裁員才臨時委任一個總裁的。一俟這項工作告個段落，他就打算辭去總裁這個職務，再去競選參議院議員。一部分人說，下山是為了進參議院才答應當國鐵總裁的。其實，憑着他那段運輸省次官的資歷也足夠資格參加競選了。
總之，下山同意了擔任第一任國鐵總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義一商量過，村上鼓勵他就任，所以儘管下山對這職務並不怎麼熱中，還是答應下來了。
從民用運輸局的沙格農來說，正因為下山不受任何人牽制，才認為他最合適。依他看來，第一任國鐵總裁固然不能與日本政府有關聯，更不能與美軍總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關聯，因為國鐵總裁必須是個對沙格農百依百順的人，至少也不能對沙格農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評。他心目中最合適的是個唯命是從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農來發，一切人事都由沙格農來決定。如果總裁受民政局的牽制，事情就不好辦了。沙格農是從這一點出發來讓下山定則坐上總裁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農感到滿意了嗎？
下山並不是沙格農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個臨時總裁，明白美軍總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總裁加賀山。但儘管他只是個臨時總裁，卻不甘心完全依照美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行事。就拿國營鐵道公司開除職工的名單來說吧，他並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軍總司令部單方面交派下來的那一套公事。在他來說，將平素對他冷淡的人事局所開列的名單囫圇呑棗地接受下來，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處在加賀山副總裁勢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術部門出身、毫無後台的下山總裁協作。同時，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許他接受這樣一個人事局所開來的名單。（大部分是按照美軍總司令部的意旨開列的。）沙格農沒有想到下山竟然會有這樣的反抗精神。
美軍總司令部根據新確定的盈虧自負原則，假借“合理化”的名義擬定了一份裁員計劃，骨子裏卻是要清除國鐵內部的共產黨分子。美軍總司令部所做的調查是頗為草率的。確實有不少人未經詳細調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開除的名單。被人叫作“溫情主義者”的下山，看了這樣一份名單，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動地接受下來。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擬一份名單，以抵抗沙格農。
但這不是下山憑着自己一個人的判斷所辦得了的。他必須先從什麼人手裏弄到國鐵工會方面的情報。他所能得到的情報只是美軍總司令部民用運輸局通過日本政府送來的片面的情報——也就是美國方面的情報。下山一定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上，想擁有自己的情報網，以便對情勢做出判斷。加賀山在《日本》雜誌上發表的一文中也說“下山總裁非常喜歡搜集情報”。這固然也許是出於個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擔任了國鐵總裁，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勢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報。
在《白皮書》裏，當時的運輸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說：
“讓下山來坐總裁這把交椅的趨勢表面化了。當時我就去找下山，告訴他如果答應擔任總裁，一定得提出條件來，一切協商妥當。條件就是減少解僱人數，削減工資。至於採取什麼方式方法，完全由總裁決定。無論事情結果如何，絕不給政府添麻煩。可是下山好像並沒有向政府提出什麼條件。了解內情的人彷彿都有避免就任總裁的趨勢。想來正因為如此，才臨時叫他來擔任的。”
總之，日本有關方面是單純從經營“合理化”這一角度來看待解僱問題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這樣。但是對美軍總司令部來說，解僱完全是為了美軍的問題，因此才要裁減機構。日本有關方面卻蒙在鼓裏，還以為國鐵大批裁員純粹是經濟上的問題。這裏，日本有關方面和美軍總司令部之間在真實意圖上就產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這裏。當時日本上層人士大概也沒人注意到美軍究竟極其秘密地在日本國內策劃着什麼。國鐵裁員並不是根據自負盈虧或是“定員法”這樣一些單純的經濟上的理由來辦理的，卻是為了“美軍作戰”這樣一個嚴酷的目的，不許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討價還價或是與國鐵工會妥協。國鐵裁員是情報部所提出來的強大作戰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國鐵工會方面對此採取了什麼措施呢？
國鐵工會也沒有看出這種大批解僱是美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中的一環。他們只是反對國鐵大批開除包括共產黨員在內的急進分子，但還只當這是經濟鬥爭。在“琴平大會”上，他們反對國鐵裁員，決定展開包括“使用實力”的強大的反對裁員的鬥爭。但是他們大概也知道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從“二·一罷工”時麥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這一點。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國鐵主流派卻毅然決然地發出了包括“使用實力”的鬥爭宣言。關於“使用實力”，連德田球一等人都懷疑過“時機還不成熟”。
但是國鐵工會的這一鬥爭方針廣泛地引起了社會上的注意。解僱名單預定在七月三日發表，工會決定屆時“立即展開使用實力的鬥爭”。人民大眾一定對國鐵工會的這種方針感到不安，總覺得它帶有險惡的氣氛。
沙格農大概反而歡迎這種險惡的氣氛。他在準備製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國鐵工會的險惡氣氛作為襯托。所以對他說來，這毋寧是可喜的事。
據說實行解僱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則夜裏就越睡不着覺了。據他家裏的人說，每天晚上他都喝藥水才能勉強睡覺。
七月五日早晨八點二十分，下山總裁離開上池上的私邸，乘大西司機開的車來到東京車站前的交通指揮台時說：“到三越去，要買點東西。”他看到三越還上着門，就說：“白木屋也成，一直開去吧。”他又看到白木屋的正門也關着，這次就說：“繞到神田車站去。”以後又說了“開到三越去”之類的話。這些在前面已經提到了。但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莫名其妙的行動呢？
再說，當時從國鐵總廳前面開往三越總店的半路上，下山還叫汽車在千代田銀行總行前停下來，到銀行里去了二十來分鐘。他究竟去做什麼呢？
後來一調查，才知道該銀行的出租保險庫里有下山的保險抽屜，裏面有用報紙包起來的三疊百圓鈔票，每疊一萬圓。此外，還有裝着股票的茶色大信封，以及裝着自己家房契的白信封。最下面還有個摺疊起來的紙夾，打開來一看，原來是春畫。春畫依然擺在那裏——這就構成了下山不是自殺而是被人害死的論據之一。打定主意要自殺的人，一般總要把身邊的事情清理一下。按照人之常情，不能讓外人看到的東西，或是不好意思讓遺族看到的東西都要消滅掉。但是在他這個出租保險庫里，卻有一樣見不得人的東西——春畫。如果他下定決心要自殺，就一定會把這些東西拿出來消滅掉的。何況下山總裁一向就是個好面子的人。
六
那末下山又是為什麼到銀行去開出租保險庫的呢？他去辦了些什麼事？他坐若車子在兩家百貨商店外面兜了圈子，半路上像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跑到自己在銀行里租的秘密保險庫去，這隻能認為他是想存進或是取出些什麼。幾疊百圓鈔票上蓋着某銀行五月十五日的章，共有三萬圓。很難設想下山那天早誤會從衣袋裏取出三萬圓鈔票放入保險庫里，大概是保險庫的保險抽屜里原來有的錢在三萬圓以上，他是去取錢的。也就是說，三萬圓是取完之後剩下的錢，取走的款數不知道是多少，估計也許和剩下的數目差不多。
那末下山為什麼要去取錢呢？假定他從銀行的出租保險庫的保險抽屜里取出了兩萬圓或是三萬圓，他是不是有必要把這筆錢交給什麼人呢？
交給誰呢？
首先會讓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後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調查，證實她到平塚去了，沒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婦，那天這筆錢卻不是為了交給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還有個相好的女人。經調查，也得知當天下山沒有和那個女人見面。
那末究竟是誰呢？
這裏就可以附帶說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裏有自己的情報網一事了。也就是說，可以設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會見給他提供情報的某人。關於國鐵工會的內部情況，那人能夠提供極有價值的情報。據我的推測，那個人並不是個二三流的“包打聽”，只因為與工會有些來往，道聽途說地弄到一些情報就拿來兜銷，而是個連國鐵工會中央鬥爭委員會的微妙政治動向都能接觸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點鐘，下山就要參加解僱問題最後的重要會議。為了彙報會議情況，他還得在十一點鐘到美軍總司令部去。下山必須在那以前從經常向他提供高級情報的那個人手裏拿到重要的報告。
為了這事，他需要錢。當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貼給那個人的，也許這時想起津貼已經到期了。總之，下山有必要付給那個人一筆款子。會面的地點大概就在三越百貨商店內，離地下鐵道不遠。這條地下鐵道可以從三越百貨商店這邊下去，然而從白木屋那邊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對大西司機說：“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邊都成。如果搭地道車，緊挨着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車站。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備，不讓司機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圖。
那末下山究竟為什麼要吩咐司機“繞到神田車站去”呢？
我認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個人單獨見面不可。不管是從三越進去還是從白木屋進去，反正他不想讓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個人的會見。恐怕是因為兩家商店都還沒開門，他才想繞到神田車站，從該車站搭乘地道車到三越前邊去。過了這麼大工夫，三越也該開門了吧。再說，他的行動還得瞞着大西司機。為了前往約會地點，他可以從神田車站前搭乘地道車，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車；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橋白木屋前面下車。也就是說，下山和那個人大概是約好在連結着三越、白木屋、神田這三條地下隧道的某處會面。
然而下山來到神田車站，為什麼又沒有下車呢？
下山這時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須交一筆錢給眼看就要跟他會面的那個人。也就是說，來到神田車站前時，他才猛地想起要給那人一筆款，作為活動資金或是津貼。
由於想起這一點，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機從神田車站前面開到三越去。那時，他已經決定要在半路上繞到千代田銀行去，從保險庫里取錢。
預先約好會面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繞到銀行去從保險庫里取錢也要耽擱一些工夫。我認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機開足了馬力，好像生氣似地說：“快點開。”
下山在千代田銀行前面讓車停下來，獨自進去了。機密保險庫的機構特殊，非本人的鑰匙是開不開的，裏面一個外人也沒有。下山打開保險庫的保險抽屜，拿出幾疊鈔票：放入衣袋。不用說，他並不打算自殺，裏面有春畫也好，有什麼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許他會往裏面放一份遺囑之類的東西。當然，保險抽屜里並沒有這類東西。
過了二十分鐘，下山從銀行里出來了。大西司機的汽車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點開”，大西就開足了馬力，來到三越正門前。下山下了車。百貨商店已經開始營業。大西司機大概以為下山進三越去買東西，過一陣就會出來；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準備的。（下山的友人、運輸省次官伊能也在證詞中說：“下山有個叫車子一等等上半天的習慣。”）因此，據大西司機的供述，從那時起直到下午五點鐘，他把車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個小時。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斷。不這麼推斷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轉轉，繞到神田車站，接着到銀行，趕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動之謎。
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鐵道見着XX本人了嗎？我對這一點抱有疑問。我認為等待着下山的已經不是原來約會的那個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種陰謀的另外一個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書》裏，三越的店員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長島靜子等人在證詞中都說，她們看到一位像是下山總裁的人，時間都是在上午九點半到十點過一會兒。從這段時間來說，我認為那確實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這麼幾句值得我們注意的話：“有兩三個男人跟在一個人後面同時走下台階，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個經理派頭的人，有五十來歲，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貫。前額寬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戴着眼鏡，舉止文雅。”
那以後，開飮食店的西村豐三郞說當天在電車裏所看見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車站站員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則本人了。末廣旅館的長島輻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後來在傍晚六點鐘以後在五反野車站附近十幾個目擊者所看見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賀山之雄推斷說“我認為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說明一切了。加賀山在這篇文章中寫道：“我要做一些推斷，就只當自己是在寫推理小說。”就推理小說而言，那應該說是頗帶有紀錄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來約會的那個人的替身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帶的下山的那個替身又是從哪兒來的呢？
先來談談那個替身。
從那人在長島福子的旅館裏休息時的舉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這裏休息了約莫兩個半鐘頭。下山是個煙不離嘴的人，那個人卻連一根也沒有吸。從一個煙蒂也沒留下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一般說來，凡是吸煙的人越是思慮重重，就越比平時吸得多。他待上兩個半鐘頭，為什麼連一根也沒吸？簡直不可思議！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難的現場去採訪時，看見不知是誰在下山的遭難紀念碑前供了一盒裝得滿滿的“和平”牌香煙。那盒煙被雨淋得濕漉漉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煙的人大概知道下山愛吸煙吧。
在旅館休息的那個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沒吸煙的。
不用說，他是為了怕在煙蒂上留下唾液。如果從唾液里檢驗出他的血型與下山的AMQ型不一樣，那可就糟了。
在後來發生的“女服務員謀殺案”（據《兩個推理》（松本清張的雜文集《黑色的筆記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務員武川知子被人殺害。嫌疑犯比利時籍天主敎神父貝爾梅修已回國，此案至今懸而未決。某敎會的神父即指貝爾梅修。——譯者注）中，某敎會的神父曾被傳到警視廳去作主要旁證。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這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闆長島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記”，他卻支吾說“算了吧”，當心不把筆跡留下。不僅如此，他還十分小心，連一個指紋也沒留下。枕頭上沾着兩根頭髮，據推測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點到七點之間，許多人看見下山在軌道旁邊走來走去，差不多每一個目擊者都把他的服裝描述得很準確。以前也經常有人說過，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還提出過關於實驗結果的報告。令人驚異的是，事件發生之後經過相當時日，他們還能說出這樣一些細緻的觀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領帶是深藍地上嵌金絲的。
我並不認為偵查當局對目擊者們做了誘導訊問，然而報上連日以大量篇幅報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說，迗些目擊者不知不覺之間把從新聞報道上獲得的印象銘刻在自己的意識中了。把這情形與偵查二科在事件發生后立刻對幾個目擊者進行調查時目擊者並沒有說出這些細節的事相對照，便覺得耐人尋味。
把下山帶到某處去的那個角色和下山那個替身當然不是一個人。從這一點似乎可以判斷，這一龐大計劃是由幾個小組分頭進行的。
不用說，冒充下山的那個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個二世（在美國出生、取得美國國籍的日本移民。——譯者注）。他是從哪兒來的呢？自然不是憑他本人的意志來的，而是接受什麼人的命令才喬裝起來展開活動的。如今，大概永遠也追查不出他是什麼人了。
這裏，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達三的文章，以供讀者參考
“美國的間諜機關會付報酬給這些日本間諜。對那些山賣機密的官吏，則按照各自的職位加以提拔。不管他們本人有沒有意識到，這些親美分子就這樣被組織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報部不僅把警察和檢察廳全部徹底掌握住，尤其還像這樣把精幹的間諜分子抓在自己手裏。對高級間諜個別地掌握，下級間諜則組成班，並讓他們從事訓練間諜的工作。組成班時，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擔任指揮官。由舊軍人、舊特高（特別高等警察的簡稱。日本戰前的一種專門鎮壓共產黨人和其他進步人士的警察。——譯者注）、舊右翼分子組成的機關，地位就更要高些。所採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個負責人，由他來召集舊部下。另外還把該機關冠上負責人的名字，供給一切必要的經費。這些間諜及其機關承攬一些任務，以協助美國間諜機關的活動。如今這些機關的組織形式和供給資金的方式雖然改變了，大部分機關卻照樣繼續進行其特務活動。”
在這篇文章里出現了好幾個日本人的名字，但這些人今天都還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據以上記述，我只想說明這些機關的頭子都是地位相當高的舊軍人，而且還包括右翼分子和共產黨的變節分子。
大致可以推測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從其中哪個機關派遣來的，但是不能確鑿指明。總之，這個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剛從三越消失后，就立即偽裝成下山了。這個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僅僅涉及他本人應執行的任務，他並不知道下山的實際命運如何。
傍晚時分在五反野附近見到下山的人們的上述證詞中，關於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顏色、領帶的花樣等幾乎全都說對了。我認為西服及領帶確是下山的，因為據估計，下山的衣服全被剝光了，屍體上只剩下一件內衣。
前面已經說過，驗屍時內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層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說，從機車上灑下來的油沾在被軋的屍體上——應當是從上衣逐漸滲透到內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跡應該更深，越是靠裏面的衣服，污跡就應越淺。下山的情形則正相反：上衣並沒有污跡，越是裏面的衣服污跡越深。
下山的屍體上的確只穿着內衣，處於裸體狀態。
兇手之所以讓下山赤身露體，可以設想得到的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由於殺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剝下他的衣服，另一個是必須把上衣和領帶從下山身上剝下來給替身用。有些目擊者還針對五日下午六點四十分這個時間提出了證詞，而那時下山應該早已遠遠到了別的地方。但是目擊者們看見的那個在五反野軌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領帶，卻是下山本人的。這一點從《白皮書》上的這段話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歲）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線下行線朝陸橋走去，發覺東武線鐵道路基的鐵柱那邊的玉蜀黍地里有個紳士。我感到納悶：天都快黑了，那樣一個人怎麼會在地里幹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覺得有點心虛，就蹲下去，低着頭播弄起草葉子來。我還看着，他沒辦法，就走起來，橫過軌道從陸橋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後面走，離開兩丈來遠。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緩坡，蹓蹓躂躂地朝火警瞭望塔那邊走去了。”
彷彿是為了證實山崎的證詞正確無訛，鑒別科還這樣寫道：
“據鑒定，在現場所發現的下山總裁的衣服內袋裏的烏麥殼和從現場附近采來的烏麥殼是同一個品種。”（《白皮書》）
目擊者的話和鑒別的結果的確恰好吻合。毫無疑問，那個替身正是穿了下山這件西服在那裏播弄草葉子，並且把烏麥殼放在口袋裏的。
那末，鞋呢？
關於鞋，就連這位智謀犯也不免留下了個漏洞。前面已經說過，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膠底皮鞋。按照習慣，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塗赭紅色鞋油。下山從來不在街頭讓擦鞋匠給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卻塗著茶色鞋油。赭紅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髒了，另外一個不知道下山的習慣的人大意了，以為原來用的是茶色的，就給塗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為鞋太髒了，才塗上茶色鞋油。這件事也給我們一點啟發。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塵土或垃圾，而且恐怕還是一種特殊的塵土或垃圾，從這上面可以推斷出現場——也就是下山被殺害的地方。兇手一定是留心到這一點才把鞋刷乾淨，塗上茶色鞋油的。在遺物當中，偏偏對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兇手還是不夠細心，竟塗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綻。
如前面所說的，鞋底上沾着葉綠素。警視廳的鑒別科說：“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輾軋現場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葉綠素是植物性的。”偵查一科由此推斷“鞋底上沾的葉綠素是現場的草汁”。
但是東京大學藥物學敎授秋谷博士說：“經檢查，鞋底上的綠汁顯然是染料，並且與衣服里抖出來的是同一種染料。”不用說，草汁是自然的有機物，染料則是經過化學加工的無機物。
如果這是與檢查襯衫、西服時抖出來的色粉性質相同的東西，那末就可以設想下山曾被監禁在放着這樣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環境裏。如果我們能夠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塗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塵土或垃圾究竟是什麼，下山被監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斷了。
七
這裏再來推敲一下真正的下山到哪裏去了。下山和某人約好在三越的地下鐵道附近秘密會談。日期大概是五日以前——多半是前一天（四日）。可以想見，對方是供給下山十分可靠的高級情報的人。既高級，又可靠，那末在當時來說，這個人一定是一方面在國鐵工會裏擁有情報網，另一方面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或勞動部那邊也有情報關係；不然的話，像下山這樣一個人就不會特意獨自來會他。如果那是個不三不四、普普通通的“包打聽”，下山大概連睬也不會睬吧。不過，下山大約不知道這人與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方面另有勾結。於是，下山的悲劇就產生了。下山在裁員問題上對沙格農進行過抗拒，已經使得沙格農忍無可忍。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沙格農又探聽到下山在悄悄搜集自己的情報，於是勃然大怒。總之，如果美國佔領軍想製造什麼震動人心的事件，下山就有可能被充作這一事件的主人公。
這個供給下山情報的人究竟是誰，大概是無法查明了。憑着直感，我認為此刻他的蹤跡已經永遠從地球上消失了。
前面已經挺過，前一天（四日）下午一點，下山和增田官房長官一起去見吉田首相時，下山曾借口有事中途退了席。後來一調查，原來國鐵並未召開任何重要會議。與這事實聯繫起來一想，下山會不會是約好了在這個時剗去與提供情報的人見面呢？前面我已經這麼推斷過。
但是下山之所以在五日早晨趕着時間從銀行里取錢（這是推斷），接着就進入三越的地下鐵道，是不是因為前一天下午一點鐘沒有見着那個人呢？也就是說，從這件事可以推斷出，對方會約好和下山在四日下午一點鐘見面（這次約會非常重要，以致他不惜放棄和吉田首相的會晤），但由於提供情報的人有事，沒有見成，就改約在五日上午九點以後（百貨商店是九點半鐘開門）碰頭。這種約會大概一向是利用電話秘密來安排的。
下山一定經常和那個至今已經連名字也永遠查不出的提供情報的人會面。（大西司機也說過類似的話。）《白皮書》上引用島秀雄（下山的朋友）的這樣一段供述：“下山當上總裁之後，口氣之間有時透露出好像在僱用提供情報的人。”警視廳在括號里照例加上批註說：（其實他並不曾僱用提供情報的人，不過對外面的人說成自己彷彿是在僱用。）但警視廳是不可能知道這事的。也許警視廳知道底細，不過不便發表罷了。這一定是嚴加保密的，除了下山和那個提供情報的人以外，大概誰也不知道這層關係。
當然，這個人以前也一定經常和下山秘密會見，每次的地點都不同。據大西司機供述，下山彷彿常常與提供請報的人見面。但是下山並不單是在三越會見他。每次大概都輪流變換地點。受到下山信任的大西司機在一定程度上准曉得這些底細。司機當然不知道對方是提供高級情報的人。他也許認為秘密會見的對方是以下山的情婦為媒介的小“包打聽”呢。現在好像還有一部分人抱着這種想法。
下山到三越的地下鐵道去了。他在那裏見着某人了嗎？
如果見着了“他”，也許二十分鐘就談完了話，說不定只消五分鐘或十分鐘。即使不談話，只要從“他”手裏弄到書面情報就成了。但是下山會不會沒有在那裏見着“他”呢？只要聯想到下山那天上午十點鐘有會議，約好十一點鐘和加賀山副總裁等人一起到美軍總司令部去就明白了。
也就是說，下山曾在車子裏囁嚅道：“今天趕十點鐘到處里去就成了。”因此，他一定是打算九點多鐘在三越的地下鐵道見那個人，馬上談完了話，趕十點鐘到國鐵辦事處去。但是實際上下山走下地下鐵道后，就被領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為什麼下山沒有在那裏接受情報，卻被領到旁的地方去了呢？也可以設想他是被脅迫而去的，但多半不是。據我想，下山沒有見到“他”，另外一個人說要把下山帶到“他”所在的地方，從而把下山誘拐走了。也就是說，代替“他”而來的人告訴下山，由於某種原因，“他”不能到約定的地點來，因此想勞下山移駕到新地點去。這種遁詞編起來十分便當。譬如，如果說那個人生病住院了，想在醫院跟下山見面，下山就必然會上當。代替“他”的那個人給下山打電話時暗號使對了，因此沒有引起下山的懷疑。
對方一定告訴下山說，要帶他去的地方距離很近，可以趕上上午十點鐘的國鐵會議。下山一疏忽就上了當。如果是個遠地方，他大概也會拒絕的。因為說很近，他就爽爽快快地答應了。
那末，我為什麼推斷“他”本人沒有在三越地下鐵道出現呢？從頭一天下午一點鐘“他”就沒有踐約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苗頭。下山很想在約定的時間見到“他”，以致下山和增田官房長官一起待在吉田首相官邸時，竟借口有事，中途就回去了。據我的推測，對方（“他”）遇到了嚴重障礙，當時沒有聯繫上。於是，多半重新約定五曰上午九點以後在三越地下鐵道見面。請讀者設想一這個障礙究竟意味着什麼呢？這個“障礙”恐怕是指“他”已經落到陰謀者的手裏了。給下山打電話通知改變約會的那個人佯稱是“他”的代理人，那個人用拷問等方式從“他”口中得到了與下山聯絡用的暗號等等細節。
據我推想，前一天（四日）下山所以在警視廳總監室、法務廳和國鐵的公安局長室等處徘徊，舉止非常奇怪，神色惶惑不安，或者就是由於覺察到了“他”遇到障礙究竟意味着什麼。“他”遇到障礙——也就是說，與下山失去了聯絡，使下山威到不安，怕“他”會在工會方面露了馬腳，被拘禁起來，遭受私刑。因此，下山在警視廳和保安部門瞎轉悠了一陣，但是終於沒有下決心說出來。他只是激動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言行。
這時，“他”打電話來聯絡了，下山等得正急，就趕快去接。與工會的談判已經到了決定關頭，一刻也不能猶豫了。等了好久才盼到的聯繫電話，是“他”的代理人打來的，轉告了“他”的話，這也沒有引起下山的懷疑。下山如約來到了三越。但是對方本人呢，卻沒有來。
八
下山雖然沒有見到“他”，卻遇上一個可以代表“他”的人——比方說，聯絡員一類的人。於是他倆就一起走去（參看三越店員的證詞），大概沒有乘地道車，而是從三井銀行總行那邊的地下鐵道口走出去的。那與大西司視在等着的三越正門的方向正相反，拐了個彎，大西司機是看不見的。從佈置陰謀的人們來說，在這段時間內，附近連一個認識下山的人也不能有。
下山從地下鐵道另一個方向的出口走上去時，有一輛小轎車已經在等着他了，那人讓下山坐上去。這時，下山發覺了陰謀嗎？我認為大概還沒有發覺。當然，為了防備下山發覺自己陷入了圈套，策劃陰謀的人一定毫不疏忽地做下了萬全的安排。
讀者大概會記起鹿地亘先生被綁架的情況。但是下山的事情是白天發生的，況且下山又是日本的高級官員，總不能連踢帶打地把他推進車去。如果下山發覺了，也許對方會從左右兩邊用手槍對準他的側腹——這個假想是不無現實根據的。然而幸乎不幸乎，並沒有發生這樣的事。為了去跟“他”見面，下山坐上了車子。那個人大概告訴下山目的地很近，三五分鐘就可以到。
在這種時刻，照例以綁架者所乘的車子為中心，前後都有其他車子掩護。車子毫不顯眼，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在掩護。綁架下山達一次，三越和三井銀行總行之問的窄路上大概也有四輛不引人注目的車子在掩護，但是下山卻沒有注意到。後文還要提到這一點。
車開動了。這輛車子從三越出發時恐怕用的是日本的白牌照。車子朝某處開去，掩護的車子也尾隨着它。半路上一定換乘了車子。這次大概是一輛黃牌照的車子。當時黃牌照標誌着外國人使用的車子，日本警察是完全無權查問的。
大體上可以推想得到，下山是在什麼地方被迫換乘這輛車子的。大概就是當時美國“反間諜隊”總部所在地的郵船公司大廈一帶。情報部在這裏有專用房間。下山大概半路上方才發覺自己落入了圈套，但為時已經太遲了。一旦進了美軍的大樓，就不可能向外界呼救了。
那以後，黃牌照的車子朝哪兒開去了呢？
加賀山之雄寫下了大意是這樣的話：
“有人親眼看見下山搭乘的車子，說它是從國會大廈朝狸穴那邊開去的。這是與下山面熟的人說的，看來至少比一次也沒見過他的其他目擊者的話要準確一些。”
當時的副總裁加賀山確實替我們寫下了一篇出色的“推理小說”。我的推測和他的也差不多。為什麼呢？因為按他們慣用的手段來說，是不會直接朝目的地開去的。一個原因是需要給下山和綁架他的人一段時間在車裏談話，另一個原因自然是為了避免目擊者推測出他們到哪兒去。
綁架下山的車子多半是蜿蜒曲折而行，結果是從南到北，橫跨甲州公路、靑梅公路，穿過川越公路。
那末下山被綁架到哪兒去了呢？沾在他內衣上的粘糊糊的發黑的“油”和美麗的“色粉”就可以說明了吧。
但是按照行文的順序，關於下山被殺害的第一現場的推測我預備留到下面再談。
在現場上下山是以什麼方式被殺害的呢？請讀者追憶一下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下山屍體裏血液稀少這一點。警視廳說：“由於當天下着雨，血被沖走了。”但是最初發現時，齋藤站長抱起下山的屍體，看到下面的小石子是乾的。如果流過血，下面的石子上當然應該沾着血。如果血被雨水沖走了，下面的小石子也應該被雨淋濕才成。然而小石子既沒被雨淋濕，也沒被血染污，似乎可以證明下山被軋時沒有下雨，並且下山的屍體裏從一開始血液就非常少。
偵查員們一定把現場的土深深地挖過。但是檢查的結果，土裏卻沒有血滲透進去。考慮到血液稀少以及下山屍體的位置，這就使我們猜測到一種殺害的方法。
下山屍體的姿勢是俯卧在鐵軌上的，左手彎着，右手伸到軌道外面。下山的右肩胛正好擺在鐵軌上。只要想一想這個事實就明白了：屍體儘管軋得七零八碎，但只有右臂是從肩胛處軋斷的，上臂以下的部分則仍是完整的。也就是說，由於軋斷了肩胛，通過右膈肢窩的動脈部分完全被軋爛了。
殺人的方法中，除了使用刀子和注射毒劑之外，還有抽血的辦法。日本人行兇時，一般是不會想到使用后一種辦法的。那是怎樣的方法呢？在外國，常有那麼一種抽去全身血液致人死命的方法。在下山的情形下，從肩胛被壓爛這一點來看，也許是從右膈肢窩的靜脈抽出血去，為了消滅痕迹才把注射過的地方放在鐵軌上讓火車軋的吧？古畑博士也做過這種推斷。
下山其實大概是在赤裸狀態中死的，這與那種殺害方法也不無關係。也就是說，是不是他身上只剩了件內衣，由暴徒按住被抽去血液的呢？也許是被踢中要害，昏迷不醒時被抽去血液的。（陰莖和睾丸有內出血。）
不管第一現場是在哪裏，究竟是用什麼方法把下山運到第二現場——也就是被軋的地方去的呢？
第二現場是在鐵軌上，首先令人想到屍體是利用火車運去的，其次大概就是汽車。但是《白皮書》上寫着，用火車把屍體載運到現場上去是不可能的。（這裏首先要說明這一點。）
其次是汽車。但是看了現場就能明白，汽車開不到鐵軌那兒。汽車所能開過去的路，離輾軋的地方很遠，因而如果用汽車運，只能在那裏把屍體卸下來，然後用人力把它橫放在鐵軌上。
警視廳偵查一科起初假定下山是被謀殺的，因而做了個實驗。他們做了一個相當於下山體重（二十貫）的稻草人，由偵查員搬到現場上去。關於這事，《白皮書》上是這樣寫的：
“假定是渡過常磐線荒川放水路鐵橋，從對岸的千住方面把屍體搬來的。但是偵查的結果，鐵橋上的過道只鋪着兩尺來寬的木板，板子也不完整，有些地方還破損了，因而白天空手走起來都感到困難。上行和下行電車最長相隔二十三分、最短相隔四分鐘就經過一次。單獨走大約需要十分鐘。夜裏不能通行。看起來由兩三個人搬運屍體走過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再說，從鐵橋沿着軌道旁邊走到現場約莫需要三十分鐘。如果搬運的話，想來列車、電車的乘務員是不可能看不見的。曾經假定屍體是從常磐線和東武線交叉處的陸橋下面搬運到現場來的二十貫重的沙袋沿着能夠通行的道路做了實驗，結果斷定，可能性雖然是有的，但是極為困難。”
這麼看來，不像是用汽車運的。
估計從汽車所能開到的地方走到現場需要三十分鐘，搬運屍體是不可能的。那末，除了利用火車以外，就絕對沒有旁的搬運辦法了。也就是說，只能是這樣：列車從現場經過時，從車裏把屍體扔到現場的鐵道上，先把它藏起來，再讓下一趟列車軋過去。
那末，現場的情況符不符合這個推測呢？前面已經提過，現場的枕木上沾有點點滴滴的血跡。不知道為什麼緣故，事後美國憲兵曾乘吉普車到現場，把沾在枕木上的這些血跡都刮掉了（據推測，美國憲兵是刑事偵查部派來的）。但是魯米諾爾反應（魯米諾爾反應（Luminoltest）法醫學上用的顯證血痕的試驗方法。——譯者注）試驗證明鐵軌上確實沾過血跡。從輾軋現場向上野那邊——即沿着火車開過來的方向——走二百米的地方有個信號燈，再從那裏往上野那邊走三十米就是個道口，血跡是在道口下行線的枕木上發現的。血跡的魯米諾爾反應中斷了約莫一百米，但是接近現場時，血跡又出現了，一共發現了五十二處。
枕木以外的地方也有血跡。走下鐵道路基，在現場——靠上野右邊的窪地上有一間細長的、搓麻繩用的小屋。往麻繩小屋上面澆魯米諾爾液的結果，小屋的門上也有相當強烈的反應。
東京大學法醫學研究室曾經化驗過枕木上的血跡（《朝日新聞》記者矢田發現了沒有刮掉的部分），看看它是否與下山總裁的血液同一個類型。血跡只剩下一點點，好容易才查明是AMQ型的——那正是下山總裁的血型，而且是一種稀有的血型。
這麼說來，似乎可以做這樣的推斷：按照血跡的順序來看，屍體是在最初發現沾有血跡的枕木那個地方從列車上撂下來，由什麼人運走的；在半路上，血液滴落在軌道上了。屍體由現場附近被運到麻繩小屋去，暫時藏在那裏。這時候是由高個子來搬運的。因此，門上沾的血跡很高，看來像是那些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
從列車上撂下來的屍體為什麼要先搬到人們看不見的麻繩小屋（當時這間孤零零的小屋裏沒有人）里去呢？不用說，是為了等待下一趟列車來軋它。
那末是哪趟列車把屍體運到現場來撂在那裏的呢？只要看看在輾軋死屍的那趟列車以前開過去的列車就清楚了。
警視廳也曾作了這樣的假定，並且對軋下山的列車（第八六九次貨車）以前開過的第二九五次貨車做過調查。《白皮書》上記述道：
“七月五日下午十點五十三分從五反野現場經過的第二九五次貨車掛有空車皮六節、客車二十六節，連同機車和乘務員車，共計三十四節。經過實際偵查的結果，證明關於會利用該列車或所挂車皮（拖至金町車站）搬運屍體並在現場附近撂下來的推斷是不能成立的。”
這就是說，經過偵查，並沒有從列車往下撂屍體的痕迹。但是緊接着這一項，又有如下的記述：
“這趟列車在五日下午七點五十八分到達東北上行線田端一號線，然後將貨車進行整編，九點五十九分由該站三號線發車，下午十點十三分到達北千住車站。停車約三十二分鐘，以後在綾瀨未停車，在金町車站停車時被第一二〇一次列車趕了過去。當時車上還載有打零工的。乘務員沼田是個模範乘務員。”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問題來了。在軋下山的第八六九次貨車前面駛過去的不僅是拖有客貨車的第二九五次貨車，還有第一二〇一次列車——這正是佔領軍的軍用列車。
“佔領軍的軍用列車是下午十一點十八分從現場開過的。在軋下山的列車馳過之前不久，第一二〇一次下行列車曾甶現場經過，車上有司機荒川九，助手二名，乘務員一名。該列車是佔領軍有關方面的，一般人當然不能搭乘，它還受時間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所以不容對它懷疑。”（《白皮書》〕
為了便於讀者理解，現列表如下：
〈列車〉〈經過現場時刻〉
二九五次貨車十點五十三分
一二〇一次列車（佔領軍專用）十一點十八分
八六九次列車（乳下山的列車）零點十九分
二四〇一M號電車（發現屍體）零點二十五分
既然警視廳進行偵查的結果，第二九五次貨車沒有往下撂屍體的痕迹，那末該廳為什麼沒有對第一二〇一次列車（佔領軍軍用列車）做同樣的偵查呢？警視廳的記錄上寫着：“該列車是佔領軍有關方面的，所以不容對它懷疑。”這樣，根本就把它置之度外了。但是無論假定任何辦法，除了這趟軍用列車，再也做不出更合理的推測。
這裏就令人想起沙格農的話來了。他口口聲聲總是說“我的鐵道”，揚言日本的鐵道是聽任他擺佈的。就他掌握的權力來說，譬如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臨時讓這趟下行線第一二〇一次軍用列車發車，也是輕而易舉的事。運輸司令部是由他主管的，行車時間表在佔領軍的掌握之中。以當時日本警察的權限來說，也只能像記錄上所載的那樣，說一句“該列車是佔領軍有關方面的，所以不容對它懷疑”，不了了之。可悲的是即便嫌疑再重，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任何辦法來調查。
佔領軍軍用貨車是十一點十八分從現場經過的，而軋人的列車是零點十九分經過的，中間有約莫一小時的間隔。
根據這一點來推測，從第一二〇一次列車撂下屍體以後，還有充分的時間來做準備，把它先搬到麻繩小屋去，然後再把它擺在軌道上，讓一個鐘頭左右以後才經過的列車來軋。
軋下山的現場與當時美軍總司令部所使用的賓夕法尼亞鐵道公司日曆上的照片非常相似，因而成了話題。下山總裁擔任運輸省次官時，次官室里就掛着這樣一幅日曆。
但是，也可以認為這是偶然的吻合。問題在於現場的彎道的情況。下山總裁就是在從彎道那裏靠近綾瀨車站五十來米的地方被軋的。
提起彎道來，“松川事件”和北海道的“蘆別事件”（一九五二年七月美日當局，為了鎮壓日本共產黨和左翼工會會員而在北海道製造的炸毀鐵道事件。一九六三年，被告地主照井尻正夫被宣判無罪。但其時井尻已因病死去。——譯者注）也同樣發生在彎道附近。
難道這都是偶然的嗎？三次都發生在彎道左近這樣一個共同點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安排的。也就是說，策劃這一陰謀的兇手一定有利用彎道的習慣或是善於使用這種手段。
如果把下山的屍體從火車上撂下來，火車開到彎道那兒時一定得放慢速度。關於怎樣利用彎道，兇手事先恐怕做過充分的研究。
但是，日本到處都是這樣的地形。不過兇手方面必須把彎道的情況和附近地區的情況都充分估計進去。
假若打算把屍體裝在第一二〇一次列車上，五日下午十一點十八分把它撂下去，在擬定計劃時需要有絕對的條件。那就是說：附近不能有一個人過路，也不能站着一個目擊者。兇手方面想必是為了這個目的，才在七月五日以前花費幾天工夫來調查現場在這個時刻的狀況。他們一定業已查明：從東武線與國營電車道（常磐線）交叉的地點沿着東武線的鐵道路基朝淺草方向倒着走，是絕對碰不到人的。這一點把握很大。還查清這一帶兩邊住戶的房屋都背朝着鐵道，儘管路基腳下兩邊都有小徑，但並沒有過路的人。也就是說，只要不使用引擎聲很響的汽車，誰都不會注意到兇手們在那裏幹了些什麼。
兇手們大概是先在現場征了周密的調查，然後才定下把下山的屍體遺棄在附近的計劃的。
那末，在那兒被撂下來的屍體怎樣了呢？一定有幾個人藏在鐵道路基腳下等待列車經過；屍體從列車上撂到現場之後，他們馬上就把它抬起來，暫且放進鐵道路基側面的麻繩小屋裏。這附近的鐵軌上發現有AMQ型的人血反應，那血大概就是從屍體膈肢窩裏被割斷了的動脈管中滴落下來的。
屍體就這樣暫時被抬到麻繩小屋裏去。這時抬屍的那些傢伙手上大概也沾了血跡，所以才抹在小屋門上的。在預定的列車開來之前，還有約莫一個小時的間隔。沒等第八六九次貨車開到，他們就把屍體從麻繩小屋抬到相距一百五十來米的綾瀨方面去——也就是說，抬到靠陸橋的那邊去。在這個地點也查出了人血反應。從這裏到軋下山的現場有六十三米，在四個地方發現了同一個血型的血液反應。
在這種情形下，負責把屍體運來、在現場附近撂下來的任務，以及等着把屍體放在指定的地方好讓列車軋的任務，大概是由兩個不同的班擔負的。這兩個班之間沒有橫的聯繫，他們各自按照上級的命令單獨行事。
利用列車搬運的那個班大約是某地區的特工人員，而接受屍體把它放在鐵軌上的班又是另一個地區的特工人員。
有關“下山事件”的全部策劃，可以說都採取了這種辦法。按照他們的辦法，決不讓執行任務的各班相互之間有橫的聯繫，也不讓一個班去包辦全部過程。他們通常都是調集各地區的特工人員，讓各班分開來干。
因而，在“下山事件”中也分為：綁架，負責在第一現場殺害，從第一現場（利用火車）搬運屍體，以及收下屍體並放在軌道上等等幾個班。他們都是單獨接受命令，絕不知道別的班在幹些什麼，也沒有人告訴他們。當然，遙遙指揮這一切的人是坐在某座樓房裏面的，他只消按按電鈕，使各方面的機能發動起來就成了。那個替身也是另一個地區的特工人員。
這裏就令人聯想到“下山事件”發生之前，田端機車庫裏發生過種種怪事。
就在事件發生的頭一天——七月四日上午十點半左右，有人給在上野廣小路的鐵道弘濟會總部社會福利部工作的宮崎清隆打了電話。
那人說：“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要把吉田（指日本當時的首相吉田茂。——譯者注）或下山殺死。你要是吵吵鬧鬧，聲張起來，或是搗亂，你也別打算活命。”
宮崎問道：“你是誰？”
那人說：“別管我是誰。等革命的時期一到來，在戰場上見分曉吧。到那時候你就知道我是誰啦。”說完就把電話掛上了。
四日上午十點半，那正是下山總裁失蹤的前一天。還有一件事是前面提過的：事件發生的那天（五日）下午七點到七點半之間，東京鐵道公司工會分會的一個會員走進分會的屋子裏，告訴正聚在那裏的許多會員說：
“剛剛有人打電話來說，總裁因汽車出事死啦。”於是，大家都發出了喊叫聲。後來調查了打電話的地方，原來用的是部里的鐵道專用電話，據接線員說：
“七月五日下午七點到七點半之間，有個電話要六十七號（六十七號是國鐵工會東京分會），亮西是交換台左上方的指示燈，不是二二三八號（原為乘務員休息室）就是二二一八號（田端機車庫職工休息室）。”
於是，馬上就調查起這兩處的電話。前一處沒問題，可是田端的電話是五日快到晌午才安裝的，六日早晨，裝有這架電話的屋子的鎖被撬開了。顯然有什麼人在這間屋子裏用過剛裝上的電話，散佈了“總裁因汽車出事死了”的話。本文一開頭也提到過，對這件事雖然進行了偵查，卻未弄清楚究竟是誰打的電話。
前面已經說過，為了調查五日是誰值的夜班，偵查員把值勤簿調了來。一看，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已被撕掉了。
打電話的恐怕也是特工班的骨幹，其任務大概只是打打“下山總裁因汽車出事死了”或是“我要把吉田或下山殺死”之類的電話。
此外，寫好“讓下山在黎明前祈禱”或“殺死下山”字樣的傳單，並貼在靠近新宿甲州公路的陸橋上，一定也是特工班乾的。這種傳單好像在下山總裁失蹤的前兩三天就已經貼在那兒了。
也就是說，特工班一方面還預告了要殺人，充分製造了下山總裁會死於非命的氣氛。這令人想到：下山總裁的命運至少在失蹤前兩三天就已經決定了。當然，貼傳單和打電話的傢伙們自己大概並不知道下山總裁真會被幹掉。也許還以為上級命令他們發出“預告”只不過是為了擾亂人心呢。
九
最後該談談油和色粉的問題了。
《讀賣新聞》記者堂場肇的《“下山事件”解謎》一書中對這事有這樣的記述：
“據說主張自殺論的警視廳一科完全沒有進行關於油的偵查。該科大概一開始就決定對這個問題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只說聲‘那是機車油’，就輕輕地滑過去了。（中略）但是秋谷博士的意見卻相反。他很有把握地斷言：沾在衣服上的油和機車油完全不同。東京地方檢察廳和偵查二科根據秋谷博士的鑒定，對油又進行了偵查，據說結果正如下面所提到的那樣：查明了這種油與機車油不同。總裁衣服上的油與機車油不同，其根據如下：
“首先，沾在衣服上的油與機車所使用的油在性質上完全不同。發生事件的那個時期，日本正鬧油荒，鐵道方面大概也不能經常使用規定的油。但缺乏的只是動、植物性油，礦物油並不那麼缺乏。（中略）其次，所沾的油過多。前面已經提到過，從總裁衣服上取下來的油共有三百克。襪子和兜襠布都浸滿了油，活像是油缸里撈出來的。被軋死的人也有被車上的機油沾污的，但總裁這種情形，與其說是被油沾污了，還不如說是浸在油里了更確切一些。以後曾經讓D五十一號機車軋過三件西服，試驗了衣服上究竟能沾上多少油，結果所沾的油少得可憐。後來又派人鑽到軋了總裁的那輛D五一六五一號機車下面，用布揩拭了車底。把油好像特別厚的地方揩拭得格外仔細，結果布上卻只沾了約莫十五克的油。”
秋谷博士研究的結果，據說明確了以下幾點：
一、斷定衣服上所沾的油為米糠油和極少量的礦物油。
二、這種米糠油是昭和二十四年春天（“下山事件”發生前數月）榨的油，以後經油脂公團（政府統制油脂的機構，現已撤銷。——譯者注）東京分所分配給東京都內大約九百家工廠。
三、事件發生時使用這種油的主要行業有下列三種：
1.肥皂工廠（肥皂原料）
2.煉鐵工廠（悴鐵用）
3.皮革工廠（硝皮革用）
但當時日本正缺乏油，因此，除了這些工廠以外，橡膠工廠似乎也使用這種油。
警視廳偵查二科根據這幾點對油進行了偵查工作，從東京都內外的工廠搜集了一百幾十種油，與衣服上沾的油做了比較檢查，但終於也沒有發現一種性質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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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向島的M製造廠、三河島的S製造廠、千住的N皮革工廠、田端的S製造廠、本田澀江的D工廠、葛飾的T橡膠工廠、小松川的K制油工廠、五反野的M油脂工廠這八家工廠發現了非常相像的油。尤其是千住的N皮革工廠，從那裏的專用碼頭乘船逆流而上，可以一直駛到軋下山的現場附近，所以對該工廠進行了特別周密的偵查。但是沒有在任何一家工廠發現可疑的痕迹。
不知怎地，對偵查油的工作最為熱心的偵查二科股長吉武警部補，在偵查的中途就被調到上野警察署去了。
偵查的結果，從東京都內任何油店也沒有找到性質完全相同的油。色粉的偵查工作好像也走進了死胡同。我認為從市場上所買不到的這種油和色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計到下山被殺害的現場在什麼地方。
內衣上粘糊糊地沾了一層油。為什麼油只沾在內衣上呢？橫在鐵軌上的下山屍體好像確實是蓋着襯衫和上衣的——也就是說，襯衫和上衣並不是穿在屍體上，而是蓋在上頭的。從屍體雖被軋斷、襯衫和上衣卻一點也沒有破碎一事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屍體穿着這些襯衫和上衣，它們一定會和屍體一起被軋破或是扯碎的。
下山在第一現場被殺害時大概是處於赤裸狀態，被搬運以及橫在鐵軌上時也仍是赤裸的。這麼說來，上衣和襯衫等是和屍體分開來運去的，並且多半是把赤裸裸的屍體橫在鐵軌上后才蓋上去的。
那末，為什麼沒有給橫在鐵軌上的屍體穿上襯衫和上衣呢？
這裏就令人聯想到預定讓它來軋下山的第八六九次列車從田端機車庫發車的時間遲了八分鐘的事。這時，不知什麼人把軌距扳過來了，管叫醒司機、司爐和助手的人忘了叫他們，耽誤了發車時間。
關於這件事，負責讓火車軋斷屍體的那班人大概已經接到通知。他們知道火車比預定的時間遲了八分鐘發車，以為火車從現場經過時也要誤點八分鐘。於是就估摸着時間放下屍體，動手給它穿襯衫和上衣。誰知道第八六九次列車為了趕點，開足了馬力，接近現場時已經快趕上原規定的時刻了。處理屍體的那個班看到這種情形，大概就慌忙跑掉了。他們來不及給屍體穿上襯衫，當然也來不及往屍身上套上衣，充其量也不過是把這些東西蓋在屍體上面而已。鞋也是一樣，來不及把兩隻鞋都給屍體穿上，有一隻鞋就那麼丟在那兒了。於是，就產生了這樣奇特的現象：腳被軋斷，鞋卻沒有軋壞。
下山的內衣上所沾的“油”，以及從襯衫和上衣里抖出來的“色粉”究竟意味着什麼呢？關於這個疑問，可以想到的答案有兩個。
一個推測是：下山是在沾了油的地方被殺害的。上衣和襯衫也曾經被放在有色粉的地方。
另一個解答是：油是下山的屍體在被搬運的途中沾上的。色粉是上衣和襯衫被運來時沾上去的。
如今已經無法確鑿地推測出下山的屍體究竟是怎樣運到現場的了。如果是放在一個容器里運去的，而容器底兒上又剩有油，那末這油當然會浸到屍體上。此外，還有寫在日暮里車站廁所里放東西的板子上的“5.19下山捅”那六個字。“捅”被認為是汽油桶。如果是汽油桶，裏面有這樣的油也不稀奇。但是這油主要是粘糊糊地沾在屍體的右脅上。如果是殘留在汽油桶里的油，應該是在桶底兒上；以放屍體的位置來設想，似乎不可能連兜襠布都粘呼呼地浸透了油。當然，如果把汽油桶橫過來，倒有這種可能性。但是汽油桶橫過來不如立着放安全，一般都是立着放。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那不是汽油桶，而是個方形的箱子一類的東西——也就是說，能夠當棺材用的。那末，下山的屍體是不是以右脅朝下的姿勢放進箱子裏去的呢？根據這種假定，我們眼前所浮現的箱子的形狀就是長方形的。桶也許指的就是棺材。往現場的軌道上撂的時候，大概只是把屍體撂下來，容器仍隨着原車被運到旁處去了。假若不是這樣而是連同容器一起丟下去的話，則不僅下山的屍體上沾着油，連軌道的枕木和麻繩小屋裏多少也應該沾上一些油。
其次是“色粉”：很容易推測得到上衣和襯衫是與屍體分開運去的。恐怕上衣和襯衫是用紙什麼的包着運到現場的。這時，那個替身已經完成了任務，脫下上衣由什麼人交給處理屍體的那個班了。這樣推測也未嘗不可：“色粉”也許是先沾在包裝紙上、然後又沾在襯衫和上衣上的。兇手卻疏忽大意，沒有注意到包裝紙上有粉。紙大概是放在有這種“色粉”（也許是染料）的地方的。不管怎樣，桶也好，紙也好，都是一向放在下山被殺害的那個地方的。還可以推測，包裝紙也是屬於同一現場的“東西”。
這個現場在哪兒呢？拿建築物來說，恐怕是比我們所能設想的要寬敞得多的、有着大型設備的地方——比方說，是個類似“工廠”的地方。這個“工廠”大概又是個面積相當大的建築物。有着色粉和米糠油的工廠會是個什麼工廠呢？根據用火車運屍體的假定，我認為這個地方離發車的車站很近。
引人注意的第一二〇一次列車是佔領軍專用列車，原來這趟列車是在品川機車庫編成的。可是它還要開到田端機車庫裏去一趟。各條線的貨車都開到那裏，再掛上車皮，然後發車。可以想像得到，這些貨車是從專用支線開到這裏來的。既然是“工廠”，大家一定都會聯想到專用支線。
貨車從“工廠”的專用支線被拖到田端機車庫，與其他貨車編排成長長的列車，然後再被拖走。
第一二〇一次列車是佔領軍的列車，因而鋪設着專用支線的“工廠”當然不會是日本人所經營的工廠。
只要想到靠近田端機車庫的美軍機構的“工廠”，大概誰的腦子裏都會浮現出當時荏那裏佔有龐大地皮的某一機構。專用支線併入正線之後，這一機構的位置就該與王子、田端、日暮里形慮一條直線了。
提起日暮里，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寫在該車站廁所里的“5，19下山桶”字樣。這件事難道與我的推斷毫無關係嗎？請讀者來判斷吧。
還有色粉和油，這與該機構的內部有沒有關連呢？附近有沒有修理和供應“武器”的工廠呢？比方拿色粉來說吧，發靑的綠色是非常有趣的。白、紅、茶色的數量很少這一點也很有意思。在日本被佔領時期曾見過外國武器的人，大概會想起那是暗綠色的，也會想起軍事上偽裝的顏色。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推想下山總裁被殺害的現場必是在北部地區的某處。那裏應該有個修理和供應武器的“工廠”。附近的人們一定看到過有人利用專用支線往貨車上裝坦克和高射炮。只要想想這些武器的顏色就成了。這條專用支線該是通往某車站的。“工廠”里的東西裝上貨車后，就由專用支線運走了。
那裏既然可以“修理”機器一類的東西，應該是與色粉有密切關係。至於米糠油，只要想想這是塗料工廠和皮革工廠所使用的油就成了。在這個“工廠”里，皮革也是必需品。米糠油除了用作塗料之外，還用在研磨機上或在煉鐵時使用。在這個工廠里，這些用途樣樣都是不可少的。從這裏就可以推想到工廠里大概放着許許多多隻裝油的桶。
可以推測到，這個“工廠”里還駐有“反間諜隊”的一個分隊。
第一現場的特工人員的任務是把屍體從第一現場運到第二現場。第二現場的特工人員的任務是把屍體放在鐵軌上。做替身的那個班所擔負的也是獨立的任務，管綁架的那個班也只負責他們那一部分工作。這幾個班彼此之間沒有橫的聯繫。
十
有一個叫新谷波夫的人在《文藝春秋》周刊上寫了一段話，大意是這樣：、
他（新谷波夫）是大阪“反間諜隊”的骨幹，由他的上司——一個叫作約翰·田中中尉的二世帶到東京來了。不知道任務的內容是什麼。他開着吉普車，把車停在小川町的三菱銀行那裏。過了約莫一刻鐘，一輛黑色“別克”牌汽車從銀行側面開了過來。
“於是，田中下命令說：‘跟上那輛車！’我開着車跟在那輛車後面跑。從松住町追到萬世橋，快到萬世橋的陸橋時，也許是因為開得離前面那輛車太近了，它閃開路讓我們‘超車’。沒辦法，只得趕過去。可是又怕它半路上拐彎，就在下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等那輛‘別克’，好再跟蹤它。‘別克’從天神下穿到御徒町，又從松坂屋前面折過來開到神田車站。到了神田，‘別克’在同一個地方兜了兩個圈子。我們也跟在它後面兜了兩個圈子。這時，田中說：‘成了，再到國鐵總廳去一趟。’他大概和別的車聯繫上了，以後就由那輛車去跟。
“回到國鐵總廳之後，田中到裏面去了約莫五分鐘，出來就說：‘趕快到三越去。’我把車開到三越後門，將田中送進去后，就把車停在停車場。
“我等了一會兒。大約過了二十分鐘，田中拿了個茶色牛皮紙大信封走出來，遞給我說：‘你帶着這個，一直回大阪去。我還有事，不用等我，馬上走。’說完就又走進三越不見了。我覺得好像被狐狸迷住一樣，一時發了楞。那天晚上我就照他的話一直回到大阪去了。信封里裝的是國鐵裁員名單。我從報上知道發生了‘下山事件’。但是我連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與這個事件有絲毫關係。”
據說這個約翰·田中中尉確實在大阪的“反間諜隊”里工作過——他就是大阪“反間諜隊”的頭目。在他下面還有前憲兵中士、前京都地方檢察廳廳長、前中部（日本本州島中部，行政系統上包括新瀉、富山、石川、福井、長野、山梨、靜周、歧阜、愛知九縣。——譯者注）憲兵司令部特高股分子等，構成了一個班。新谷波夫則是這個班的下級特工人員。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絕不能讓各個班知道他們各自的任務，每個班只是基層組織中孤零零的一個點。這個點絕對不能和平行的班有聯繫，上下的聯繫也只有各班的頭目才知道。這些形形色色的班通統由情報部中央的高級人員來掌握。就“下山事件”來說，各個班大概是由各地召集來的，並沒有告訴各班將交給他們什麼任務，上級只是根據各班的特長選出了他們，並命令他們到東京去。他們來到東京后，剛剛完成連自己都不知道底細的任務，倉促中就又紛紛離開東京。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現場和第二現場的特工人員。這些人現在大部分都怎樣了呢？一年之後發生了韓戰，這些特工人員如果是軍人，也許就被送到最危險的火線上去了吧。反正在某個時期到來之前，這個事件的全貌是無法弄清楚的，兇手大概也是永遠抓不到的。
日本人經營的工廠有跟下山身上所沾的米糠油（即所謂“下山油”）類似的油，但沒有完全相同的；色粉的真正性質也沒有公佈出來。秋谷博士曾經給檢察廳寫過鑒定書，但是他絕口不談該鑒定書的內容。從他所說的“談出來就會弄清楚驚天動地的事實”這句話，大概就可以知道“油”和“色粉”的真正性質了吧。
下令製造“下山寄件”的人究竟是誰，恐怕是永遠也不會弄清楚了。沒有真憑實據是不能光憑想像來說的。不過，下面這些話似乎是可以說的。加賀山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
“可是我認為下山總裁併沒有白死。以這個事件為契機，國鐵的大規模裁員也逐漸有了進展，終於順利完成了。在這次大規模裁員之後，原來受到工會壓力的戰後企業界也能安下心來努力從事公司的復興工作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又是促成日本經濟復興的契機的劃時代的一年。因此，下山總裁的死是個有價值的犧牲。我衷心認為，下山總裁在九泉之下想到這裏，也會聊以感到欣慰的。”
這是從結局上來評論“下山事件”的。然而也可以把結局論倒轉過來——也就是說，誰也不能斷定沒有人由於預想到這樣的結局而陰謀策劃了“下山事件”。
這就是說，誰也不能斷言，策劃這個陰謀不是為了“順利完成”國鐵裁員工作，為了鎮壓日本“走得太遠了的民主運動”，並把日本拉到唯一的途徑上去，以便將來對抗外國共產勢力。
陰謀策劃者原打算讓人覺得下山總裁是“自殺”的。但是警視廳的二科卻並不認為他是自殺的，而斷定他是被謀殺的，並且沿着這條線索偵查起來了。在陰謀策劃者來說，即使人們把下山看作是被謀殺的也沒關係，只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想使人家認為這是共產黨方面乾的。事實上，他們也確曾做過這種宣傳。但是東京地方檢察廳和警視廳二科沿着謀殺案這條線索追究時，偵查工作轉到奇怪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說，這條線索逐漸變得很不符合陰謀策劃者的心意，甚至使他們感到了威脅。如果作為謀殺案來調查，他們本來想把這個事件揑造成為日共方面的陰謀，這時只好下令停止作為謀殺案偵查下去。想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東京地方撿察廳和警視廳二科的偵查工作才遭到了挫折。
也就是說，陰謀策劃者在這個案件中佈置下兩種疑云：自殺和謀殺。在自殺方面，預備了那個“替身”。那末為什麼不把它單純地作為“謀殺”，好讓人家覺得那是“赤色分子”策劃的呢？關於這一點，不妨作以下的解釋。
籠統說來，當時日本的治安機構中，國警由美軍總司令部情報局掌握，而自治警則由民政局掌握。檢察廳也在民政局的掌握之下。
美國特務機關的頭子在策劃謀殺下山總裁時，一定想到事件發生后，會由民政局支配下的東京警視廳來擔任偵查工作，也會想到東京檢察廳要指揮這個工作。警視廳的偵查技能之優秀是世界馳名的，這一點，他們大概也考慮進去了。他們也料到，檢察廳和警視廳偵查的結果，也許會識破“共產黨員和‘赤色分子’中的急進派殺害了下山總裁”的說法是站不住的，在這種情形下，與情報部對立的民政局也許還會責備這個陰謀策劃得拙劣。當然，這件事不會在日本人民面前公佈，而是採取向麥克阿瑟和美國本國彙報的形式。即便沒有發生這一事件，民政局也已經在調查情報部部長威洛比的貪污問題了。
因此，特工班最要防範的就是民政局。為了避免下山總裁是“赤色分子”謀殺的這種說法在偵查階段就露出破綻，就得事先準備好轉圜的餘地，所以才放出下山總裁自殺論，以至“替身”這條伏線為吧。也就是說，特工班同時佈置了自殺、謀殺兩種疑雲。如果情報部把治安機關全部掌握在自己手裏，“下山事件”就一定會策劃得更乾脆一些。
至於那個“替身”是誰，我是有個想法的。當時的檢察廳更不會不知道。事實上，對“替身”也曾經追查過，但是自從下山總裁自殺論出現之後，追查就停止了。
有人（譬如，評論家平野謙）看到我這樣寫，就說：“替身”一節未免太巧合了吧。但是，連當時和下山總裁不睦的加貿山副總裁都認為有個“替身”。我相信以上的推測並沒有錯。’
那末警視廳為什麼不幹乾脆脆斷定它為“自殺”案呢？陰謀策劃者為什麼沒有讓該廳明確公佈這一結論呢？
會不會是故意不正式下判斷，好隱隱約約留下謀殺案的氣氛，以便在社會上一般人的印象中永遠保留這樣、一片疑云：是不是日共或者過激的國鐵工會會員乾的呢？還有一個原因是，正式公佈案情為“自殺”，警視廳畢竟感到猶豫吧。
但是又不能不拿出點結論之類的東西，這樣才利用所謂《“下山事件”白皮書》的形式非正式地公佈出來。
據傳，這份《白皮書》不知是什麼時候從警視廳的保險庫里拿出來，由某人賣給雜誌社的。但是也有人說，這個計謀是由美軍總司令部情報部的某人主使的。
關於這個事件，社會上流傳着種種謠言。舉例來說，昭和二十七年七月，有人向各工會散發了一份奇怪的英文文件，上面寫着；“在下山國鐵總裁被殺害地點附近的地面上，有美軍大皮靴的痕迹。到過現場附近的幾個人曾經向警察報告這樣一個事實：當時有一輛美國軍用卡車從犯罪現場附近的橋上經過。運輸省某官員還提出證詞說，他曾經在國會大廈旁邊的馬路上看見下山和一個美國人同乘一輛美國汽車。這些證詞並沒有引起重視。”還風聞坎農機關與此事件有關，但正像：前面已經指出的，事情不可能是由坎農這樣一個下級機關來策劃的。
以上是我按照推理小說的方式所做的推測。如果把“下山事件”當作推理小說來看，那末再沒有規模此這更龐大的陰謀了。
《“下山事件”白皮書》是硬沿着自殺論的前提做出的報告書；所有涉及謀殺的材料都被排除出去了。當然，我絕不認為偵查一科的那幾位站在最前列的偵查員從一開頭就受到某種約束才主張自殺論的。但是他們的重大錯誤在於到達現場后，僅憑直覺就遽然認為下山是自殺的。正如偵查一科科長堀崎所說的：“多年從事謀殺案偵查工作的結果，一到達現場馬上就會憑着直覺感到這是謀殺案。但是在‘下山事件’的情況下，沒有這樣的直覺。因此這是自殺。”（引自加貿山的文章）恐怕這是偵查一科的最初的印象。
自殺論的有力根據是：蓋在屍體上的下山上衣口袋裏裝着現場上的雜草，說是與前文中所引的目擊者山崎竹子的證詞一致，但是這類東西，事後願意裝進多少也容易辦到。
對下山的謀殺就是為了挫敗日本“走過了頭的進步勢力”而策劃的陰謀。下山所以特意被挑選為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的主人公，大概是因為他作為國鐵總裁，堅持獨自的立場，對美軍總司令部或沙格農的方案進行過抵制。下山的錯誤就在於他始終把國鐵裁員問題理解為一個行政措施或是經濟措施，他絲毫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激怒了那個以至高無上的主宰自居的沙格農及其背後的龐大勢力。下山的悲劇就在於他太迂闊了。
在國鐵裁員問題上，下山總裁堅決反對美軍總司令部單方面所制定、企圖硬讓日本官員照樣接受下來的方案。因此，儘管沙格農催得很急，他還一再拖延時日，設法擬定自己的方案。
下山不期然而然地就任了總裁。據說，他私下裏對國鐵工人是頗有理解的。當初美軍總司令部所提出的裁員方案包括大批人員，下山一直進行抵制。下山總裁死於非命之後，國鐵工會方面甚至還由副主席鈴木市藏致了悼詞。但是這份悼詞終於沒有在下山的靈前宣讀。
“悼詞
“下山先生，您突然竟遭此慘變，我謹代表全體六十萬工會會員來此向您致以衷心的悼念之詞。
“國營鐵道公司目前面臨著極其困難的問題。據說當此時際，人多傾向於規避就任第一任總裁，而您卻毅然決然挺身而出，應承下來。
“作為工會代表，我們對您素日的心情了解頗深。每次我們堅持自己的立場，您都以誠意相待。我們至今猶相信只有您是了解我們的真意的。
“這次精簡機構，意義深遠，甚至足以左右日本工會以及國家的命運。我們原是抱着披肝露膽地與您談話和交涉的熱情，前來進行七月二日的談判的。但是雙方意見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您終於宣佈了停止談判。我們看出，當時您的隱衷一瞬間流露在臉上了。
“一方面是您私下對這次裁員的犧牲者的厄運所抱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官方蠻不講理的要求——您的臉上所表露的大概就是夾在這兩者之間的萬分痛苦的感情。我們原希望能夠和您好好地商談，全國人民也都注視着這個間題，期待甚殷，不料卻在這裏看到您慘遭變故的遺容。您的死是無法彌補的損失，我們衷心感到悲痛。今天，全體六十萬工會會員緬懷您的人格操守，一致向您致以真誠的哀悼。
“在臨別之際，我們想告訴您，為了重建國鐵，復興日本，我們滿懷誠意，希望事情能獲得圓滿解決。請您作為國營鐵道的不朽的柱石，永遠安眠吧。謹以這個祈願作為臨別之言。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國營鐵道工會”
“下山事件”的偵查工作實標上已經結束了。只要日本在當前國際上的地位不發生變化，這一陰謀的真相大概就永遠也不會披露於光天化日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