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 卡爾弗城

１０月１２日，星期二

上午９時５１分

瓦努圖訴訟組的辦公室外停着兩輛白色攝影車。埃文斯走進辦公室，發現工作人員正在佈置燈光。更換天花板上的熒光燈泡。四個攝像人員在四處走動，檢查各種拍攝角度。不過，還沒有人開拍。

他注意到辦公室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現在牆上的圖表複雜多了，也專業多了。其中有幾幅放大的巨幅照片，拍的是太平洋上的國家瓦努圖。有的是從空中拍攝的，有的是從地面拍攝的，其中有幾幅是海灘和房子的圖片，海灘受到了侵蝕，房子不同程度的傾斜，好像隨時都有可能滑進海水裏。有一張瓦努圖學校的照片，漂亮的棕色皮膚的孩子們面帶笑容。在房子中間，有個主島的三維立體模型。為了便於攝像，佈置得特別明亮。

詹尼弗穿着襯衫裙子和高跟鞋。看起來顯得格外漂亮，格外神秘。埃文斯注意到每個人比第一次來這兒時都穿得體面些；所有的研究人員現在都身着夾克，打着領帶。牛仔服和Ｔ恤衫不見了。研究人員似乎多了很多。

“喂，”埃文斯說，“這是幹什麼？”

“背景資料，”詹尼弗說，“我們在為電視台拍攝一些背景資料。我們也在製作一個電視宣傳材料。”

“可是你們還沒有宣佈這個訴訟案啊。”

“今天下午就宣佈，就在這兒的倉庫外面。新聞發佈會下午一點鐘舉行。你當然要在那兒，是嗎？”

“噢，我不——”

“我知道約翰·貝爾德希望你在那兒，代表喬治·莫頓。”

埃文斯感到不自在。這可能會在公司里給他帶來一個政治問題。“有好幾位律師的資格都比我老，可以處理喬治的案子一”

“德雷克特別邀請你。”

“是嗎？”

“是有關你在資助這件案子的文件上簽字的事情。”

原來如此，埃文斯心想。他們讓他上電視，為的是讓他以後對捐給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一千萬美元的事有口難言。無疑他們會把他弄到開幕式的背景資料里，也許會對他的出席說上幾句感謝的話。然後德雷克就會說他們將獲得一千萬美元，除非埃文斯站起來反駁他，否則的話，他的沉默就會被當作默認。如果以後他要申辯的話，他們就會說，你當時在場啊，埃文斯。你當時為什麼不說呢，

“我明白了。”埃文斯說。

“你看上去顧慮重重。”

“我是……”

“我跟你說，”她說，“別擔心。”

“可是，你甚至不知道——”

“別擔心。聽我說。”她直視着他的眼睛。

“好的……”

當然她是一番好意，可是無論怎麼說，埃文斯還是感到不快與不安。警察威脅說要對他逮捕令。公司對他的曠工感到不滿。現在又有人要強迫他保持沉默——辦法是讓他上電視。

他說：“那你們為什麼這麼早把我叫到這裏？”

“我們想讓你感到尷尬，作為我們對陪審團成員抉擇的一個考驗。”

“對不起，我不能——”

“是的。你必須。跟以前一樣。來點咖啡好嗎？”

“好的。”

“你好像很疲倦。我帶你去理理髮，化化妝。”

半個小時后，他回到律師宣誓作證的房間裏，坐在那張長桌的一端。又有一群好像也是從事科學研究的熱心的年輕人俯視着他。

“今天，”詹尼弗說，“我們想討論一下全球變暖以及土地使用的問題。你對這些熟悉嗎？”

“略知一二。”埃文斯說。

詹尼弗對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個研究人員點點頭。“雷蒙多，你給他說說背景，好嗎？”

雖然這個研究人員鄉音很重，埃文斯還是能聽懂。

“眾所周知，”他說，“土地用途的變化會引發地面平均氣溫的變化。城市要比周圍鄉下的溫度高——這就是所謂的城市熱島效應。種植農作物的土地要比森林用地熱，等等。”

“啊哈，”埃文斯點了點頭說。他沒有聽說過這些有關土地使用的概念，但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雷蒙多繼續說道：“四十年前，設在鄉間的氣象站現在大多數都被水泥地面、摩天大樓、柏油馬路等等所包圍。這都會使溫度記錄上升。”

“我明白，”埃文斯說。他透過玻璃牆朝外面看了看，發現攝影人員正圍着倉庫，在不停地拍攝什麼。他不希望他們進來。更不想在他們面前丟人現眼。

“這些事實，”雷蒙多說，“是眾所周知的。所以研究人員都從靠近城市的站點獲取溫度的原始數據，適當減去幾度。以補償城市熱島效應造成的溫差。”

埃文斯說：“怎樣計算這減去的幾度？”

“方法很多，要看是誰了。大多數算法是根據人口的數量。人口越多，減去的數字就越大。”

埃文斯聳了聳肩：“聽起來好像是正確的做法。”

“遺憾的是，”他說，“這種做法可能不對。你知道維也納嗎？幾年前波姆進行的研究發現：１９５０年以來，維也納的人口沒有增加，可是能源消耗翻了一番，居住面積也大大增加了。城市熱島效應增強了，但是在計算溫度時減去的數值沒有變化，因為其依據僅僅是人口變化。”

“這麼說來，城市升溫被低估了嗎？”埃文斯說。

“還有更糟糕的，”詹尼弗說，“過去有人認為城市升溫無關緊要，因為城市熱島效應只是全球變暖的一小部分。在過去三十年裏，地球溫度升高了零點三攝氏度。奇怪的是人們卻認為城市的溫度只升高了零點一攝氏度。”

“是嗎？真是如此嗎？”

“所以說，那些猜想都是錯的。來自中國的報道說，在過去僅僅二十年間，上海的溫度升高了一攝氏度。這比過去一百年裏全球變暖的總數還要高。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上海。休斯頓在最近十二年裏升高了零點八攝氏度。韓國各大城市的溫度上升也很快。英國的曼徹斯特現在的溫度比周圍的鄉村高了八度。即使是小城鎮也比周圍地區高。”

詹尼弗伸手去拿圖表。“不管怎麼說，”她說。“關鍵是，你看見的圖表不是原始數據。這些數據已根據一些胡謅的因素作了調整，以補償城市的熱島效應。但很可能這還不夠。”

就在這時，門開了，四個攝影中的一個走了進來，攝像機上的燈亮着。詹尼弗毫不猶豫地伸手取來一些圖表，拿了起來。她低聲說，“拍攝現場沒聲音了，我們得積極提供視覺上的東西。”

她把頭轉向攝像機說：“我給你們看一些氣象站的數據。比如，這個是１９３０年以來帕薩迪娜的平均溫度記錄。”

“正如你所見，”詹尼弗說，“溫度大幅度地上升了。這是１９３０年以來伯克利的情況。”

“這份記錄很不完整。我們用的是原始數據，所以你可以看見有些年份沒有。可是你能見到一個明顯變暖的趨勢：這一點毫無爭議，難道你不同意嗎？”

“我同意。”埃文斯說，心想這並不是什麼趨勢——還不到一度。

“看，這是死亡谷，地球上最熱最乾燥的地方。這裏沒有城市化，也有幾年沒有記錄。”

埃文斯什麼也沒說，他認為這一定是反常情況。詹尼弗舉起了更多的圖表。

“這些是內華達沙漠和俄克拉何馬平原氣象站的記錄，”她說，“其溫度曲線或者平穩，或者呈下降趨勢。不僅僅是農村地區，這一張是科羅拉多州的鮑爾德的溫度變化圖。之所以對這裏感興趣，是因為國家氣溫研究中心坐落在這裏，很多全球變暖的研究都在這裏進行。”

“這裏還有一些小城市。密蘇里的杜魯門——不準推倭責任的地方……”

埃文斯說：“好了，你得承認，變化並不是太大。”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理解‘太大’這個概念的。１９３０年以來，杜魯門的溫度下降了兩點五攝氏度，格林維爾下降了一點五攝氏度，安阿伯下降了一攝氏度。如果全球都變暖的話，這些地方就不考慮…

“讓我們再看一些大一點的地方，”埃文斯說，“比如查爾斯頓。”

“我這兒正好有查爾斯頓的圖表。”她翻開曲線圖。

埃文斯說：“大一點的城市也變暖了。紐約怎麼樣？”

“我這兒有幾份來自紐約市和紐約州的記錄。”

“你看，”詹尼弗說，“雖然紐約市變暖了，可紐約州的其他許多地方，從奧斯威戈到阿爾巴尼，溫度都下降了。”

攝像機對着埃文斯時，他非常敏感。他點點頭，希望這是一種明智而周全的舉止，然後說道：“這些數據是從哪兒來的？”

“來自歷史氣候網絡數據庫，”她說，“這是一個政府的數據庫，保存在橡樹嶺國家實驗室。”

“哦，”埃文斯說，“真有意思。但我還想看看歐洲和亞洲的數據。畢竟，這是一個全球現象。”

“當然可以，”詹尼弗說。她也在攝像機面前裝腔作勢起來，“可是在此之前，我想知道你對已經看過的這些數據的意見。正如你所見，１９３０年以來，美國的許多地方似乎並沒有變暖。”

“你的那些資料肯定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吧。”埃文斯說。

“可以這樣說，這跟辯護的道理一樣，要精心準備。”

“可是我對結果並不感到奇怪，”埃文斯說。“氣候園地而異。過去如此，將來也是這樣。”他突然想起了什麼，“還有，為什麼所有的氣溫表都是１９３０年以後的？氣溫記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

“這個問題問得好，”詹尼弗點點頭說，“問題是，你追溯到多久以前。比如……”

“這是１９３１年至２０００年間紐約西點的數據資料。是下降趨勢。還有……”

“這兒是１９００年至２０００年間西點的情況，這次趨勢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

“啊哈，”埃文斯說，“這樣說來，你們是在處理數據。你們特意選取某些時段來證明你們的說法。”

“沒錯，”詹尾弗點點頭說，“可是只有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美國許多地方的氣溫比現在要高時，這種做法才起作用。”

“這還是一個騙局。”

“是的。辯方不會放過任何向陪審團展示大量所謂騙人的例子的機會，更何況這些騙人的例子來自於受環境組織資助所做的記錄。挑選那些特殊的年代是為了表明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糕。”

埃文斯把她對環保組織的侮辱登記在冊。“如果是那樣的話，”他說，“我們不許耍什麼陰謀，要使用完整的氣溫記錄。最遠可以追溯到什麼時候？”

“西點可以追溯到１８２６年。”

“好的。假如你們使用這期間的數據呢？”

埃文斯這樣建議是心中有數的，因為大家都知道，１８５０年左右以來世界變暖的趨勢就已經開始了。從那時起，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在變暖，西點的氣溫會反映這一點的。

詹尼弗似乎也知道這一點，因為她突然顯得非常猶豫，並且轉過身去，翻着她那一大堆圖表，同時眉頭緊鎖，好像找不到似的。

“你找不到那張圖，是嗎？”埃文斯說。

“不，不。請相信我，找得到。對了。就是這張。”然後，她把它抽了出來。

埃文斯瞅了一眼，發現她對他打了埋伏。

“正如你所料，這張圖很有說服力，”她說，“最近一百七十四年裏，西點的平均氣溫一直沒什麼變化。１８２６年是五十一華氏度，２０００年還是五十一華氏度。”

“可是，這只是一份記錄，”埃文斯很快醒悟過來，說道，“許多記錄中的一份而已。幾百分之一。幾千分之一。”

“你是說其他記錄表現出的是另外的趨勢？”

“我確信是這樣的。特別是你使用的是１８２６年以來的整個記錄。”

“你是對的，”她說，“不同的記錄確實顯示出不一樣的趨勢。”

埃文斯這才心滿意足地坐回去。雙手交叉，抱在胸前。

“在一百七十八年裏，紐約市的溫度上升了五華氏度。”

“阿爾巴尼在一百八十年裏下降了零點五華氏度。”

埃文斯聳了聳肩：“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地域差異。”

“可是我想知道，”詹尼弗說，“這些地域差異與全球變暖的理論怎麼能吻合呢？根據我們的理解，全球變暖是由所謂的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的增加引起的，二氧化碳使得熱量被限制在地球的大氣層里，不讓它進入太空。你是這樣理解的嗎？”

“對。”埃文斯說，謝天謝地，不用自己給它下個定義。

“那麼，按照這個理論，”詹尼弗說，“大氣層本身變暖了，就像在溫室里一樣嗎？”

“是的。”

“而且這些溫室氣體會影響整個星球。”

“對。”

“我知道二氧化碳——一種我們大家都擔心的氣體——在世界各地都在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她抽出另一張圖。

“對……”

“它對世界各地的影響也許是一樣的。這就是我們稱之為‘全球變暖’的原因。”

“正確……”

“可是紐約離阿爾巴尼只有一百四十英里，開車只需三小時就能到達。兩個城市的二氧化碳的含量是相同的。然而一個地方變暖了許多，另外一個地方變冷了一點。難道這也算全球變暖的證據嗎，”

“天氣是地方性的，”埃文斯說，“有些地方變暖，有些地方變冷。以後一直會這樣。”

“可是我們談論的是氣候而非天氣。一段時間裏的大氣才稱作氣候。”

“是的……”

“如果兩個地方都變暖了，我同意你的說法，因為只是變暖程度不同而已。然而這兩個地方，一個變暖，一個變冷。正如我們所見，西點——位於這兩個地點之間——氣溫仍然沒變。”

埃文斯說：“我認為全球變暖理論預言過一些地方會變冷。”

“真的嗎？為什麼會是那樣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某個地方看到過。”

“地球整個大氣層變暖，會導致一些地方變拎嗎？”

“我是這樣認為的。”

“按照你現在的想法，你能理解這種說法嗎？”

“不太理解，”埃文斯說，“可是你知道氣候是很複雜的。”

“你指的是什麼呢？”

“我是說，嗯，氣候很複雜。實際表現出來的情況往往與你想像的不一樣。”

“你說的一點不錯，”詹尼弗說，”讓我們再回到紐約和阿爾巴尼吧。事實上，這兩個地方離得很近，可是它們的氣溫記錄卻大相逕庭。陪審團會提出質疑。我們所測量的數據結果並不具有全球性。在最近的一百八十五年裏，紐約已經變成了擁有八百萬人口的大城市，而阿爾巴尼的人口減少了很多。你不會不承認這一點吧？”

“當然。”埃文斯說。

“我們知道城市熱島效應使得城市比周圍鄉村地區的溫度要高些。”

“是的……”

“這種城市熱島效應是地方效應，應該與全球變暖沒有關係吧。”

“是的……”

“那麼請你告訴我：你怎麼知道紐約氣溫升高是由於全球變暖而不是由於修築過多水泥地面和摩天大樓引起的呢？”

“嗯。”埃文斯猶猶豫豫地說，“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可是我知道那是眾所周知的。”

“因為如果像紐約這樣的大城市變大、變熱，就會使全球升溫，是不是？”

“我想是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隨着全世界城市的膨脹，我們也許就可以說，地表平均溫度的升高僅僅是因為城市化，而與全球大氣層的效應根本無關。”

“我相信科學家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埃文斯說，“我想他們能回答這個問題。”

“是的，他們能夠回答。他們的答案就是用原始數據減去一個數作為城市熱島效應的補償。”

“噢，你說的沒錯。”

“對不起，埃文斯先生，你是律師。你肯定知道訴訟案中律師總是要設法確保證據的純潔性的。”

“是的，但——”

“你肯定不希望任何人對證據作任何改變。”

“是的……”

“可是在這個案子裏，證據就是原始氣溫數據。恰巧杴這些聲稱全球變暖是世界性危機的科學家們篡改了原始數據。”

“篡改？只是往下調了一點吧。”

“可是辯方要問的問題是，他們往下調夠了嗎！

“我不知道，”埃文斯說，“這也太專業化了，簡直是在吹毛求疵。”

“不能這麼說。這是個核心問題。地表平均溫度上升是城市化造成的，還是溫室氣體造成的呢，辯方對此會有一個充分的論據。”詹尼弗說，“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最近幾項研究表明，實際上，都市偏見並沒有多少豪椽。至少有一項研究表明，觀察到的氣溫變化有一半是因為土地使用問題。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在過去一個世紀裏，全球氣溫的升幅還不到十分之三攝氏度。確切地說這還算不上危機。”

埃文斯不再說什麼，他在攝像機前盡量裝得聰明伶俐。

“當然，”詹尼弗繼續說，“這項研究還需要討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任何人只要對數據作過調整，人們就會斷言他們的調整是不正確的。這對辯方是有利的。辯方要闡述的一個更重要的論點就是，我們只允許那些從調整中獲得最多好處的人對數據進行調整。”

“你是說氣候科學家們沒有職業道德嗎？”

“我是說讓狐狸去給雞當保安從來就不是什麼好的做法。辯護律師這樣的做法在醫學上就決不允許，比如，醫學上需要進行雙盲實驗沒計。”

“因此，你說氣候科學家們沒有職業道德。”

“不，我的意思是，構建雙盲程序是完全有道理的。你看：每個科學家對自已的實驗結果都有某種設想，否則他當初根本就不會做那個實驗。他有一種期盼。但這種期盼是神秘的——完全是下意識的。你知道有科學偏見的研究嗎？”

“不知道。”埃文斯搖了搖頭說。

“那好。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群基因相同的老鼠被送到兩個不同的實驗室進行試驗。其中一個實驗室被告知，老鼠被馴養得很聰明，穿迷宮會比一般老鼠快。另一個實驗室被告知老鼠很愚笨，只能慢慢穿出迷宮。反饋的結果是——一個實驗室老鼠速度快，而另一個實驗室老鼠速度很慢。可是這些老鼠的基困是相同的。”

“那他們是在胡說。”

“他們說他們沒有胡說。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呢，”她說，“又比如，參加民意調查的人被告知，瞧，我們知道民意測驗人對調查結果會產生微妙的影響。因此我們都想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你敲門之後，就在有人開門時，你開始讀卡片上的文字：‘你好，我在做一項調查，為了不影響你，我把卡片上的文字讀一下……等等。’民意測驗人除了卡片上的文字以外什麼也不說。一組被試者告知，這次問卷調查會獲得百分之七十的肯定答案。另一組被告知會得到百分之三十的肯定答案。同樣的調查問卷。結果反饋回來了——七十和三十。”

“怎麼會呢？”埃文斯說。

“這不重要，”她說，“重要的是，成百上千歡的研究反覆證明，期望決定結果。人們總能找到他們認為可以找到的東西。這就是要做雙盲實驗的原因。為了消除偏見，實驗在彼此不認識的人中進行，準備實驗的人不認識做實驗的人或者分析結果的人。各組人員不得以任何方式進行聯繫。即使他們的配偶和孩子也從沒見過面。各組分佈在不同的大學，最好是在不同的國家。這就是新葯被檢驗的過程，因為這是阻止偏見浸入的惟一方式。”

“好的……”

“現在我們是在討論氣溫數據。必須從方方面面對它進行調整。不只是因為城市熱效應的偏見問題，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氣象站搬遷了。氣象站升級了，新的設備測出來的結果也許比以前高，也許比以前低。設備出故障了，你得決定是不是要扔掉某些數據，你很可能把氣溫記錄放在一起，並對它們進行評價，這些要求你也要應付。偏見就是這樣形成的。很可能是這樣形成的。”

“很可能？”

“你不知道，”詹尼弗說，“只要你是讓一組人來做這些工作，就有產生偏見的危險。如果一組人做了一個模型，對它進行測試並對結果進行分析，那麼那些結果就是有危險的。就是這樣。”

“這麼說，那些氣溫數據沒有用了嗎？”

“這些氣溫數據值得懷疑，一個像樣的律師會撕掉這些數據。為他們辯護，我們要做的是——”

突然，攝像師起身離開了房間。詹尼弗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別擔心，他們拍的鏡頭沒有聲音。我不過是想使這個討論顯得活潑一些。”

“我覺得我很傻。”

“你看起來根棒。這對上電視來說是重要的。”

“不，”他把身子向她靠近了一些，說道，“我的意思是，我回答問題時，心口不一。我在，唉……我在問一些……對許多問題我都改變了想法。”

“真的嗎？”

“是的，”他平靜地說，“比如說那些溫度曲線圖。他們提出了一些明顯的關於全球變暖的正確性的問題。”

她慢慢地點了點頭。眼睛緊緊地盯着他。

他說：“你也這樣想嗎？”

她又點了點頭。

像以前一樣，他們在同一家墨西哥餐館吃午飯。跟以前一樣，餐館幾乎是空的；同樣是那些索尼電影編輯坐在角落的一張桌邊談笑風生。埃文斯想，他們一定每天都來這兒。

可是不知怎麼的，今天的情形不一樣，不僅僅是因為他渾身疼痛，而目還因為非常困，隨時都可能睡着。埃文斯感到自己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們之間的關係也不同了。

詹尼弗安靜地吃着飯，沒怎麼說話。埃文斯覺得她是在等他開口。

過了好一會兒，他說：“你知道，‘全球變暖不是一種真正的現象’的說法真是荒唐。”

“是很荒唐。”她點了點頭說。

“我是說，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可是在法庭上，我們只能考慮陪審團。辯方要與陪審團辯論。”

“你指的是你跟我說過的那些例子嗎？”

“噢，還有更糟糕的，我們希望辯護律師這樣辯論：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各位都聽說過這樣的斷言：由於大氣層中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溫室氣體的增加，引發了所謂的‘全球變暖’現象。但是你們不知道，二氧化碳只增加了一點點。他們會給你們看一張二氧化碳增加的曲線圈，這張曲線圖看起來像珠穆朗瑪峰的斜坡。然而這就是現實。二氧化碳含量由百萬分之三百一十六增加到百萬分之三百七十六，總共只增加了百萬分之六十。整個大氣層發生這樣小的變化簡直難以想像。我們又怎麼看得見這種變化呢？”

詹尼弗向後靠了靠，太幅度地擺着手說：“接下來，他們會拿出一張圖，上面是一個足球場。他們會說，把地球大氣層的構成當成一個足球場。大氣層的大部分是氮。這樣，從球門底線開始，氮一路帶着你走過七十八碼處。剩下的大都是氧氣，氧氣又帶你走到九十九碼處。現在只剩下一碼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惰性氬。氬氣又帶你走過三點五英寸的球門線。各位，其厚度只有粉筆那麼粗。那麼剩下的三英寸有多少是二氧化碳呢？一英寸。這就是我們的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一個一百碼足球場的一英寸。”

她突然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道：“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她說，“現在你們知道，最近五十年來二氧化碳的增長情況。那麼你們知道在我們的足球場上增加了多少嗎？增加了八分之三英寸——不到一支鉛筆的厚度。也許二氧化碳含量多了許多，但在我們整個大氣層里，這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很小的一部分。然而別人卻要你們相信，正是這小小的變化，已經把整個地球變成了一個正在變暖的危險星球了。”

埃文斯說：“可是回答很容易——”

“等一會兒，”她說，“還沒完呢。首先，提出疑問。接着，提供可供選擇的解釋。那麼，現在，他們拿出你們前面看過的紐約市的氣溫變化表。１８１５年以來上升了五度。他們說１８１５年紐約的人口為十二萬，現在為八百萬。城市人口增長了百分之六千，更別提那些摩天大樓、空調和水泥地面了。現在，我問你們，一個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千的城市變暖了，是由於世界上的二氧化碳增加了一點點呢？還是因為城市比以前大多了？”

她向後靠了靠。

“要反駁這一論點很容易，”埃文斯說，“有許多小東西起大作用的例子。扳機只是槍上的一個小東西，但足以把子彈發出去。不管怎麼說，證據的優勢——”

“彼得，”她搖了搖頭說，“假設你是陪審團的成員，而且被問及紐約市的問題，你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是全球變暖了還是太多的水泥？你是怎麼想的？”

“我想變暖可能是因為城市大了。”

“正確。”

“可是還有海平面的問題。”

“可惜的是，”她說，“瓦努圖的海平面並沒有明顯上升。根據數據庫里的資料，海平面要麼是持平的，要麼只不過增長了四十毫米。三十年裏只漲了半英寸，幾近於無。”

“說得對，”她說，“我得承認。你有關扳機的論點不錯。”

“如果你不能勝訴，”埃文斯說，“你召開記者招待會又有什麼意義呢？”

“感謝各位光臨。”約翰·貝爾德走到辦公室外面的麥克風前面說。攝影記者們的鎂光燈閃爍着。“我是約翰·貝爾德。站在我旁邊的這位是國家環境資源基金會主席尼古拉斯·德雷克，還有我的首席顧問詹尼弗·海恩斯以及海斯勒和布萊克律師事務所的彼得·埃文斯律師。我們代表太平洋上的島國瓦努圖聯合控告美國環保署。”

彼得·埃文斯先是站在後面咬着嘴唇，心中盤算着。這個時候他沒有必要露出緊張的種情。

“貧困的瓦努圖人民，”貝爾德說，“受到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環境威脅，全球變暖以及隨之而來的氣候突變的危險，使他們變得更加貧困。”

埃文斯回想起就在幾天前，德雷克還把氣候的突然變化看作是初顯端倪的可能性。一個星期不到，就轉化成一種確定無疑的事情了。

貝爾德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瓦努圖人民如何被洪水趕出了祖祖輩輩生話的家園，他特別渲染了小孩子的悲慘遭遇，因為無情的工業巨頭，本來由這些孩子繼承的財產被咆哮的巨浪衝到了北方。

“今天，我們宣佈起訴，是為瓦努圖人民討回公道，是一件關係到受到突發性天氣威脅的整個世界未來的大事。”

接下來他開始回答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們起訴的確切時間是哪一天？”

“這個問題在技術上具有複雜性，”貝爾德說，“現在，我們辦公室里有四十位科學家為了我們的利益在夜以繼日地工作。他們的工作完成以後，我們就會起訴。”

“你們將在哪兒起訴？”

“在洛杉磯聯邦地區法院。”

“你們要求賠償什麼樣的損失？”另一個人說。

“管理部門對此有什麼反應？

“法庭會受理這個案子嗎？”

雖然問題一個接着一個，但貝爾德在這方面是內行。埃文斯瞟了一眼詹尼弗。她站在講台的另一邊。她輕輕敲了敲手錶。埃文斯點點頭，然後看了看自己的手錶，做了一個鬼臉，離開了講台。詹尼弗緊跟其後。

他們從保安身邊走過，走進了倉庫。

埃文斯驚奇地睜大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