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沉默正好持續五秒鐘,在此瞬間,一些人的目光在另一些人中間游移,有幾個人清了清嗓子,但是所有的人都一動不動。好象沒經過討論就已作出了一項決定:不必再支吾搪塞了。靠《耶魯法律評論》起家從田納西州山區來的議員愛弗蘭姆·沃爾特斯是不會聽人隨便啰嗦幾句諜報控制的機密就被打發走的,廢話還是少說。
戴維·艾博把煙斗咔嗒一聲放在桌上,這是他的前奏曲:“象該隱這樣的人少在公眾前出現對人人都有好處。”
“這不是回答,”沃爾特斯說,“可我想是回答的開始。”
“是的。他是個職業刺客——也就是說在繁多的殺人方法方面是個經過訓練的行家。這種專門技術是供人購買的,是政治的動機還是個人的動機對他都根本無所謂。他做交易的唯一目的是賺錢——而他賺的錢同他的名氣成正比。”
議員點了點頭:“所以把那名氣的蓋子儘可能捂得緊些,也就是阻止為他免費做廣告。”
“正是。世界上有很多瘋子頭腦里真實的和假想的敵人太多,以致很容易喜歡該隱,如果他們聽說過他。不幸的是,這些人比我們所料想的要多,截至目前已經有三十八起殺人事件可直接歸咎於該隱,還有大約十二到十五起很可能也是他乾的。”
“那就是他的‘成就’記錄?”
“是的。而且我們正在打敗仗。每出一起殺人案,他的名氣大一分。”
“他銷聲匿跡了一段時間,”中央情報局的諾頓說,“最近幾個月我們認為他很可能已經被殺。有幾起案中可能連刺客自己也被消滅了,我們想他也許是其中的一個。”
“例如?”沃爾特斯問。
“馬德里的一個銀行家。這人專為歐洲公司行賄,爭奪非洲政府的採購合同。他在帕西奧·卡斯特蘭納被一輛疾駛而過的汽車中射出的子彈打死了。司機兼保鏢把對方車上的司機和刺客也都打死了。有一段時間我們認為刺客就是該隱。”
“我記得那次事件,出錢雇他們的可能是誰?”
“好幾家公司都有可能,”吉勒特回答,“它們想把上自鍍金汽車下至室內陳設統統賣給曇花一現的獨裁者。”
“還有什麼?還有誰?”
“安曼的酋長穆斯塔法·卡里格,”曼寧上校說。
“據報告他死於一次未遂的政變。”
“並不是這樣,”曼寧繼續說,“當時並沒有預謀的政變,G-2的密探證實了這一點。卡里格不得人心,但是其他酋長也不是傻瓜。政變的說法是謊話,用來掩蓋一樁怕其他職業刺客效仿的暗殺事件。軍官團里有三個討厭的小人物給判處了死刑,使謊言可信些。有一段時間,我們以為其中一個是該隱,因為時間正在他銷聲匿跡的同時。”
“誰會叫該隱去刺殺卡里格?”
“這個問題我們一次又一次問過自己,”曼寧說,“唯一可能的回答來自一個聲稱了解情況的來源,但無法證實。他說該隱干這件事是為了證明他什麼都能辦到——石油大亨出門旅行時的保護措施是世界上最嚴密的。”
“還有好幾打其它事件,”諾頓補充,“模式正好同那些戒備森嚴的人物被刺事件相似,而情報來源也表示與該隱有關。”
“我明白了。”議員拿起蘇黎世情況摘要,“但是,聽上去你並不知道他是誰。”
“沒有兩個描述是相似的,”艾博插嘴說,“該隱顯然是個化裝能手。”
“可是有人看見過他,同他講過話。你們的消息來源、密探和蘇黎世的那個人都沒有一個能公開出來指證,但是你們肯定審訊過他們。你們總有個大概的想法,總有點東西。”
“掌握的情況不少,”艾博回答,“可是沒有前後一致的描述。對首次見面的人,該隱從來不讓人在白天見他。他見人總在夜裏,在昏暗的房間或者小巷裏。據我們所知,他從來都是一次只同一個人接頭——以該隱的身份。聽說他從來不站着,總是坐着,在燈光暗淡的餐館裏,在角落裏的椅子上,或者停着的汽車裏。有時候他戴一副很大的眼鏡,有時候不戴,在這個約會地點他的頭髮可能是黑的,在另一處是白的或紅的,或者遮一頂帽子。”
“語言?”
“在這個問題上各種情報比較接近,”中央情報局副局長說,急於公開他那個局的調查報告,“流利的英語和法語,還有幾種東方方言。”
“方言?哪些方言?屬於哪個語種?”
“當然。基本是越南語。”
“越——”沃爾特斯傾身向前,“為什麼我有種感覺,好象我快要接觸到一些你不大願意告訴我的東西?”
“因為你也許在盤問方面十分機警,律師先生。”艾博划著一根火柴,點燃了煙斗。
“警惕性還可以,”議員表示同意,“嗯,還有呢?”
“該隱,”吉勒特說,古怪地瞟了戴維·艾博一眼,“我們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哪裏?”
“東南亞。”曼寧回答的語氣好象是在忍受着刀傷的痛苦,“據我們了解,他掌握這些系列叢書生僻的方言是為了能在柬埔寨和老撾邊界一帶的山區以及越南的北部農村走得通。我們接受這個資料,它符合實際情況。”
“符合什麼情況?”
“美杜莎(棒槌學堂註:“美杜莎是希臘神話中的蛇發美女,誰見了她的頭就要化成石頭。”)行動。”上校伸手拿起他左邊的一個又大又厚的文件信封,打開來從裏面的幾疊文件中拿出一疊放在面前,“這是該隱檔案,”他說,向打開了的信封點頭示意,“這份是美杜莎資料,有些方面可能同該隱有關。”
田納西州人靠在椅背上,一股冷笑掠上嘴角:“知道嗎?各位先生,你們那些含蓄的名稱簡直要我的命。順便說一句,那是個美人,非常陰險,非常不吉祥。我想你們這些老兄是上過這類事情的課的。說下去,上校。這美杜莎怎麼樣?”
曼寧瞟了戴維·艾博一眼,然後說:“那是‘尋殲’概念的秘密派生物,在越南戰爭期間為了在敵人後方活動而設計的。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國、法國、英國、澳大利亞軍隊和當地的志願人員聯合組成小分隊在北越佔領的地區內活動,主要是切斷敵人的交通和補給線,準確無誤地確定俘虜營的位置,還有,暗殺已知與共產黨合作的鄉村領導人以及敵人指揮官。”
“它是戰爭里的戰爭,”諾頓插話說,“倒霉的是,由於不同種族的容貌和語言差別太大,參與這種行動比當年在德國和荷蘭的地下組織或者法國抵抗力量不知要危險多少倍。因此,招募的西方人員並非都經過應有的嚴格挑選。”
“當時曾有幾十個這樣的小隊,”上校繼續說,“人員很雜,包括熟悉海岸線的老牌海軍軍官,把收復家園的希望寄托在美國勝利上面的法國莊園主,在印度支那多年的英國和澳大利亞流浪者,以及目的明確的美國陸軍情報機構和非軍方情報機構的職業官員。當然,還有相當多犯罪老手,主要的是走私犯——在南中國海從事槍支、麻醉品、黃金和鑽石走私活動的販子。這類人對夜間登陸和熱帶森林裏的道路是活的百科全書。我們雇傭的人中間有許多是美國的亡命徒,有些人受過高等教育,個個都足智多謀。我們需要他們的專門技能。”※棒槌學堂の精校E書※
“花色品種齊全的志願軍,”議員插話說,“老牌海軍和陸軍軍官,英國和澳大利亞的流浪漢、法國殖民主義者和一群盜賊。你到底用什麼方法使他們能在一道工作?”
“各取所貪。”吉勒特說。
“許願,”上校引申說,“職務、擢升、未免、直接現金獎勵等方面的保證,在很多情況下還有從行動中掠取錢財的機會。你知道,他們所有的人都必需有點狂熱勁,我們明白的一點。我們秘密地訓練他們,都他們密碼、交通方法、誘陷和暗殺——有的武器甚至西貢司令部都沒見過。正象彼得所說,危險性很大,失手給抓住就會遭受酷刑和處決。代價是高昂的,他們付出了這種代價,大多數人會稱他們為一批幻想狂集團,可是在製造混亂的暗殺方面他們是天才。尤其是暗殺。”
“什麼代價?”
“美杜莎行動的傷亡達百分之九十。但是其中大有蹊蹺——在沒有追回的人員中間有些人自己就不打算回來。”
“盜賊和逃亡者之類?”
“是的,有的從美杜莎偷了一大筆錢,我們認為該隱就是其中的一個。”
“為什麼?”
“他處理事情的手法。他使用過我們專門為美杜莎設計的密碼、圈套、暗殺和交通的方法。”
“那麼,上帝保佑,”沃爾特斯插話,“已經有了查到他身份的直接線路了。我看記錄準是有的,不管藏在哪裏——而且我完全肯定你不願把它公諸於眾。”
“有記錄,是我們從所有秘密檔案中抽出來的,包括這裏這份材料。”這位軍官輕輕敲了一下他面前的卷宗夾,“我們已對一切做了研究,仔細檢查了名冊,把情況輸入了電腦——一切我們能想得出來的辦法。我們現在比最初開始的時候並沒有任何進展。”
“不可思議,”議員說,“或者說無能到不可思議。”
“不完全是,”曼寧表示異議,“看看這個人,看看我們要對付的一切。戰後,該隱在整個東南亞名聲大噪,北起東京,南至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連帶香港、柬埔寨、加爾各答。大約兩年半前,我們在亞洲的情報站和大使館開始接到消息,有個刺客供雇傭,名叫該隱,非常內行、殘忍。這類消息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增加。每一起出名的暗殺事件好象同該隱總有牽連。情報來源會深更半夜打電話給大使館,或在街道上攔住參贊。都是同一內容的情報。該隱乾的,刺客是該隱。東京的一起謀殺,香港有輛汽車被炸毀,一輛運麻醉品大篷車在金三角受到伏擊,一個銀行家在加爾各答遭槍殺,一位大使在毛淡棉遇刺,一個蘇聯技術人員或美國商人在上海大街上被殺,到處是該隱。所有重要情報級里的幾十名可靠懷瑾握瑜人員都密告這個名字。可是沒有一個人,在整個東太平洋地區找不出一個人,能站出來幫我們辨認。我們究竟從哪裏開始?”
“可是截至今日你能不能確定他曾在美杜莎服務過?”田納西州人問。
“能。肯定無疑。”
“那就接着談美杜莎的個人檔案吧,真該死!”
上校打開從該隱檔案中取出來的公文夾:“這是傷亡名冊。在美杜莎行動中失蹤的白種西方人——我說的失蹤是指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以下這些。美國人七十三名,法國人四十六名,澳大利亞人三十九名,英國人二十四名。還有大約五十名從河內的中立派招募一就地訓練的男性白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我們後來都一無所知,二百三十多個人誰還活着?誰已死了?即使我們知道每個真正活下來的人的姓名,可他現在的姓名是什麼?身份是什麼?我們甚至連該隱的國籍也沒有把握。我們認為他是美國人,可是無法證實。”
“該隱是我們不斷向河內施加壓力尋找戰爭失蹤人員時提出的附帶問題之一,”諾頓解釋道;“我們一直在師團花名冊上重複提出這名字。”
“這裏面也有漏洞,”陸軍軍官補充道;“河內反諜報人員捕獲並且處決了幾十名美杜莎人員。他們是知道這個行動的,所以我們從不排除滲入的可能性。河內知道美杜莎不是戰鬥部隊,他們不穿制服。也不必向任何人負責。”
沃爾特斯伸出手去:“我可不可以看看?”他說,朝裝訂成冊的資料點了點頭。
“當然可以。”軍官把資料遞給了議員,“你當然知道,這些名字仍然同美杜莎行動本身一樣,是機密的。”
“誰的決定?”
“這是歷任總統按照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下達的總統命令,從未中斷過。它得到了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支持。”
“火力相當強,是不是?”
“據認為這是從國家利益出發,”中央情報局代表說。
“如果是這樣,我就不爭論了,”沃爾特斯說,“這種行動的幽靈不會給美國國旗增加什麼光彩。我們不培訓刺客,更不要說把他們投入戰場。”他一頁一頁翻閱着資料。“而就在這裏某一頁上面恰巧有一個經我們訓練並投入戰場的刺客,現在偏偏我們又找不到。”
“我們認為是這樣。是的,”上校說。
“你說他是在亞洲出了名,然後又移到歐洲。那是什麼時候?”
“大約一年前。”
“為什麼?有什麼根據?”
“明顯的事,我認為,”彼得·諾頓說,“他差使攬得太多。不知出了什麼毛病,他感到有危險。他是在東方人中間的一個白種刺客,至少想想也是危險的,該轉移了。上帝知道他已經出了名,歐洲不會沒有人雇他。”
戴維·艾博清了清嗓子:“根據艾爾弗雷德幾分鐘前所講的一點,我想提出另一種可能。”
“和尚”停下來對吉勒特點了點頭:“他說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條沒牙的小鯊魚身上,讓那條兇猛的大鯊魚橫行無忌。我記得這是他的原話,雖然我可能把順序搞錯了。”
“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人說,“我指的是卡洛斯,當然啦。應該追捕的不是該隱,應該是卡洛斯。”
“當然,卡洛斯。現代歷史上最無從捉摸的兇手,一個我們多數人認為應對我們時代最悲慘的暗殺案負責——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負責——的人。你說得對,艾爾弗雷德,而我在某個方面說是錯了。我們不能把卡洛斯忘了。”
“多謝,”吉勒特說,“我很高興能把我的觀點說清楚。”
“你說清楚了。反正我認為清楚了。但是你也使我思考。你能否想像得出對該隱這樣一種人的誘惑?他總是活動在充滿流浪漢、亡命徒的又熱又潮濕的世界以及腐敗墮落透頂的政權中間。他會多麼羨慕卡洛斯,多麼嫉妒那更加放蕩、快活、奢侈的歐洲世界?他會經常對自己說,‘我比卡洛斯高明。’不論這些人是多麼冷酷,他們的自私心也極重。我認為他到歐洲去是為了尋找一個更配胃口的天地……攆走卡洛斯。這覬覦者,先生,要想稱霸。他要想坐第一把交椅。”
吉勒特注視着這“和尚”:“很有趣的看法。”
“如果我聽懂了你的意思,”監察委員會的議員說,“那麼通過追蹤該隱我們或許可以得到卡洛斯。”
“正是這樣。”
“我想我還是不明白,”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煩惱地說,“為什麼?”
“兩匹公馬在同一個廄里,”沃爾特斯回答說,“准要打架。”
“稱霸的不會自願放棄交椅。”艾博伸手去拿煙斗,“他會為保住位置狠爭。象議員先生講的,我們繼續追蹤該隱,可是也必須注意森林中的其它足跡。而且,如果我們發現了該隱,或許也應當克制忍耐,等候卡洛斯從後面跟上來。”
“然後把兩人一起捉住。”軍官補充。
“非常有啟發,”吉勒特說。
會議結束,成員們各自準備離去。艾博同五角大樓的上校站在一起,後者正在收拾美杜莎資料,拿起那幾張傷亡名單準備插進文件夾。
“我可以看一下嗎?”艾博問,“四十人委員會沒有這資料。”
“那是我們的指示。”軍官回答,把打字的幾頁資料遞給了這個比他年長的人,“我想這資料是從你們那裏來的。只有三份。這裏一份,情報局一份,還有安全委員會一份。”
“是從我這兒來的。”沉默的“和尚”溫和地笑着說,“在我那裏文官太多了。”
上校轉過身去回答田納西州議員所提出的問題。艾博沒有去聽,只顧很快地一行行看那些名字。他感到驚恐。一些名字給劃掉了,說明了原因。說明原因是他們不能允許的做法,歷來如此。它在哪裏?他是房間裏唯一知道那個名字的人。翻到最後一頁時,他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名字就在這裏。
伯恩·賈森·C——最後知曉的駐地:三關。天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
勒內·貝熱隆把聽筒摔在桌上的電話機上,他的聲調比他的舉止略微克制一些:“我們已經查過了她常去的第一家咖啡館,每一家餐館和小夜總會!”
“巴黎沒有一家旅館有他登記的名字。”坐在一塊畫板旁的灰發電話接線員說,“已經過了兩個小時。她可能死了。即使沒有死,她也許寧願死了更好。”
“她也只能對他講那麼多,”貝熱隆深思地說,“比我們要少。她對老頭子一無所知。”
“她知道的夠多了,她跟蒙索公園通過電話。”
“她只管傳遞消息,而且不知道給什麼人。”
“她知道為什麼。”
“該隱也知道,我敢向你擔保,因此他可能跟蒙索公園鑄成大錯。”設計師傾身向前,雙手握在一起,有力的前臂肌肉綳得緊緊的,雙目望着灰發人,“把你記得的一切再對我說一遍。為什麼你如此確信他就是伯恩?”
“我這不知道。我說的是他就是該隱。如果你對他的手法描寫準確,那麼他就是那個人。”
“伯恩就是該隱,我們是從美杜莎記錄中找到他的,這就是雇傭你的原因。”
“那麼他就是伯恩,可他用的不是這名字。當然,在美杜莎裏面有許多人不準用他們的真名實姓。對於他們,假身份保險,他們有犯罪記錄。他是他們之中的一個。”
“為什麼是他,別人也有失蹤的。你也失蹤了。”
“我可以說,因為他到了聖奧諾雷大街。光憑這一點就夠了。可是還有很多原因。我觀察過他的行動。我曾給派去參加由他指揮的一次行動,對我來說,那是一次沒法忘記的經歷,對他也一樣。那人可能是——一定是你的該隱。”
“告訴我。”
“我們夜間在一個叫三關的地區跳傘,目的是把被越共監禁的一個叫韋布的美國人救出來。我們事先不知道,死亡的可能性極大,甚至從西貢出發的飛行都是可怕的,一千英尺高空,八級大風,整架飛機顫動得象要散架,可他還是命令我們跳傘。”
“你跳了?”
“他拿手槍對準我們的頭,對準我們每一個走到機艙門口的人。我們有可能在暴風雨中倖存,可是頭上吃上一顆子彈,決不可能活命。”
“那時候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十人。”
“你們可以把他幹掉嘛。”
“你不了解他。”
“說下去,”貝熱隆說,精神集中,坐在寫字桌前一動不動。
“我們中間八個人在地面集合,還有兩個我們估計在跳傘中死了。使人大為驚異的是我竟然沒死。我年紀最大,也算不上身體好,可是我熟悉那裏的地形,這是派我去的原因。”那灰發人稍停了一下,在回憶中搖搖頭,“不到一小時我們發覺那是個陷阱。我們象蜥蜴一樣在熱帶叢林中逃奔。在夜間他總是單獨一人在迫擊炮和手榴彈爆炸聲中出去,去殺人。總是在黎明前回來,強迫我們一步步逼近基地營。我認為那簡直是自殺。”
“你們為什麼這樣做?他必須給你們個理由。你們也是美杜莎成員,又不是士兵。”
“他說那是唯一活着出去的途徑。這個說法合乎邏輯。我們當時距離部隊很遠,需要從基地營找到給養——如果我們能夠佔領它的話。他說我們必須佔領它。我們別無選擇。誰要跑,他就讓誰的腦袋吃子彈——這個我們知道。在第三天晚上,我們佔領了營地,找到了名叫韋布的人,差不多快死了,可還有口氣。我們還找到了兩名失蹤隊員,他們活得相當不錯,看到我們目瞪口呆。一個白人和一個越南人,他們是被越共收買的,用來誘捕我們——誘捕他,我想。”
“該隱?”
“是的,那越南人先看到我們,逃走了。該隱的槍打中了那個白人的頭部。我知道,他筆直向他走去,把他的頭打開了花。”
“他把你們帶回來?穿過邊防線?”
“我們之中的四個人,是的,還有叫韋布的那個人,另外五人死了。就在恐怖的歸途上,我想我總算明白了那謠傳可能是真的——他是美杜莎中間待遇最高的成員。”
“從哪一方面說?”
“他是我見過的最冷酷的人,最危險和叫人完全難以捉摸的人。我想當時對他來說是一場奇特的戰爭,他象個宗教改革者、殉道者,可是沒有宗教原則,只有以他為中心的古怪的道德觀。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敵人——尤其是領袖人物——他對敵我雙方都毫不關心。”中年人又停了一下,眼睛盯着畫板,思想卻顯然到了幾千裡外,然而又及時回到了身邊,“記住,美杜莎充滿各種亡命之徒。許多是痛恨共產黨的妄想狂。殺一個共產黨,基督就會微笑——基督教義的古怪例子。其他人——象我這樣的——家財被越盟搶走了,唯一歸還的途徑就是美國打贏戰爭,法國在奠邊府把我們給拋棄了。可是也有幾十個人看到了能從美杜莎發筆財,郵袋裏通常裝有五萬到七萬五千美元。一個信使來回跑上十次到十五次,中飽一半,就可以在新加坡或吉隆坡退休或在金三角地帶開設自己的販毒網點。除了酬金高,而且經常能赦免以往的罪行以外,還有無限的機會。我把那奇怪的人放在這一類當中,他是不折不扣的當今世界的海盜。”
貝熱隆鬆開了雙手:“等一等。你剛才說,‘一個由他指揮的任務’。美杜莎裏面有軍人,你是否能肯定他不是美國軍官?”
“肯定是美國人,可絕對不是軍人。”
“為什麼?”
“他痛恨軍隊的一切,在他做出的每一個決定中都包含對西貢司令部的嘲諷。他認為陸軍愚蠢無能。有一次,在三關,無線電發來了命令,他關掉無線電,叫一個團長見鬼去——他不接受這個命令,一個陸軍軍官是不會這麼乾的。”
“除非他打算放棄他的職業,”設計師說,“象巴黎拋棄了你一樣,於是你就盡你所能從美杜莎偷錢,開始經營你自己的算不上是愛國的活動——在你所能到的任何地點。”
“我的國家在我背叛它之前就辜負了我,勒內。”
“再說該隱的事。你說他用的名字不是伯恩,那會是什麼?”
“我記不起來了。象我剛才說的,對很多人說來姓名無關緊要,我只叫他‘德爾塔’(棒槌學堂註:“原文也可意釋為角洲。”)。”
“湄公河三角洲?”
“不。是希臘字母,我想。”
“阿爾伐,布拉沃,查理……德爾塔,”貝熱隆若有所思地用英語說,“可是在很多次行動中‘查理’的代號由該隱代替了,因為‘查理’已成為越共的同義詞。‘查理’改成了該隱。”
“很對。所以伯恩後退一個字母,改稱該隱。他本來可以挑選‘回聲’或‘狐步舞’或‘佐羅’。二十多種其它名字,有什麼區別?你的意思是什麼?”
“他有意選了該隱這個字有象徵意義,他從一開始就要人明白。”
“明白什麼?”
“該隱將取代卡洛斯。你想,卡洛斯在西班牙語相當於查爾斯——查理,代號該隱取代查理——卡洛斯。這就是他從一開始的意圖,該隱將取代卡洛斯,而且他要卡洛斯知道這一點。”
“卡洛斯知道嗎?”
“當然。阿姆斯特丹、柏林、日內瓦、里斯本、倫敦和巴黎都傳出了風聲,說該隱開業待雇,可以訂契約,開價比卡洛斯低。他在蠶食!他在蠶食卡洛斯的勢力。”
“兩名鬥牛士在同一塊場地里,只能有一個。”
“那將是卡洛斯,我們已經誘捕了那隻得意自滿的麻雀,他就在離聖奧諾雷兩小時路程內的某地。”
“可是在什麼地方?”
“那沒關係,我們會找到他的。畢竟是他找到我們,他會回來的,他的自負要他這樣做。然後老鷹將撲過來抓住這隻麻雀,卡洛斯會殺掉他。”
老人調整了一下他左臂下的拐棍,撩開黑色帷簾走進懺悔室。他身體不大舒服,臉上現出死亡的蒼白。他很高興在透明簾幕後面穿着僧侶服裝的身影不能看清他。刺客如果看到他太過虛弱以致不能執行任務,就可能不會再給他任何工作。只剩下幾個星期了,他負有責任。他說話了。
“安吉勒斯·多米尼。”
“安吉勒斯·多米尼,上帝的孩子,”低語傳來,“你日子過得安逸嗎?”
“日子不多了,可是過得很安逸。”
“是的。我想這是你為我做的最後一件事了。它非常重要,以至於給你的錢會等於你往常的五倍。我希望它對你有幫助。”
“多謝你,卡洛斯。你知道了,那麼說吧。”
“我知道。這是你必須要做的,而且這情報必須與你同時離開人世,不能有一絲差錯。”
“我一向都是精確的。現在我要準確地走向死亡。”
“安詳地死去,老朋友。那樣容易些……你要到越南大使館去找一個叫潘·洛克的參贊。當你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對他講下面幾句話。‘1968年3月下旬,美杜莎,三關地區。當時該隱在那裏。另一個人也在。’記住了嗎?”
“1968年3月下旬,美杜莎,三關地區。當時該隱在那裏。另一個人也在。”
“他會告訴你什麼時候回來,只是幾個小時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