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喀布爾，1987年春天

九歲的萊拉和往常一樣，從床上爬起來，渴望見到她的朋友塔里克。然而，她知道，今天早上將看不到塔里克。

塔里克跟她說過，他的父母將要帶他去南方，到加茲尼［1］Ghazni，阿富汗東南部城市。［1］去看望他的叔叔，當時萊拉問：“你要去多久呢？”

“十三天。”

“十三天這麼久啊？”

“不算很久啦。你撇什麼嘴啊，萊拉？”

“我沒有啊。”

“你不會哭起來吧？”

“我才不會哭呢！不會為你哭。再過一千年也不會。”

她踢了他的小腿，不是踢了假的那條，她踢的是真的那條，他淘氣地打了一下她的後腦勺。

十三天．將近兩個星期。時間才過去五天，萊拉就已經學到有關時間的一條重要原理：時間就像塔里克的父親有時候用來給古老的普什圖歌謠伴奏的手風琴，能夠拉伸和收縮，取決於塔里克在不在她身邊。

樓下，她的父母正在吵架。又在吵。萊拉知道他們吵架的模式：媽媽盛氣凌人，不依不饒，走來走去，不斷咆哮；爸爸一直坐着，一副溫順迷茫的樣子，乖乖地點點頭，等待這陣風暴過去。萊拉關上門，換上衣服。但她還是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她還能聽到她的聲音。終於，一扇門砰地關上。跟着傳來一陣腳步聲。媽媽的床吱嘎、吱嘎響。看來爸爸今天又逃過了一劫。

“萊拉！”這時他大聲喊，“我上班要遲到啦！”

“一分鐘！”

萊拉穿上鞋，對着鏡子，匆匆梳了梳她那頭齊肩的金色捲髮。媽媽總是說萊拉的頭髮顏色——包括睫毛彎彎、眼珠碧綠的雙眸，帶着兩個酒窩的臉頰，高高的顴骨，外加媽媽也有的翹翹的下唇——像極了她的曾祖母，也就是媽媽的祖母。她是一個美女，風華絕代，媽媽說。整個峽谷的人都在談論她有多麼傾城傾國。我們家族已經有兩代的女人沒有她的風姿啦，但是，你絕對遺傳了她的美麗，萊拉。媽媽所說的峽谷就是潘傑希爾大峽谷，那個地方在喀布爾東北一百公里，住的都是些說法爾西語的塔吉克人。媽媽和爸爸是表兄妹，他們都在潘傑希爾峽谷出生成長。20世紀60年代，爸爸被喀布爾大學錄取，新婚不久的他們滿懷希望，對未來充滿信心，搬到了喀布爾。

萊拉慌慌張張地跑下樓梯，希望媽媽別從她的房間出來挑起新一輪罵戰。她發現爸爸跪在紗門旁邊。

“你見過這個嗎，萊拉？”

紗門上的裂縫已經存在好幾個星期了。萊拉在他身旁蹲下去。“沒有啊，肯定是剛裂開的。”

“我跟法麗芭也是這麼說的，”他看上去畏首畏尾的，每當媽媽拿他出氣之後，他總是這副模樣。“她說這道裂縫一直讓蜜蜂飛進來。”

萊拉偏袒他。爸爸是個矮小的男人，肩膀很窄，雙手又嫩又細長，簡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夜裏，每當萊拉走進爸爸的房間，總能看到他的臉龐向下的輪廓，埋在一本書中，眼鏡架在他的鼻尖上。有時候他甚至沒有發現萊拉走進了房間。他若發現了，便會給看到的那一頁書做上記號，嘴唇緊閉，露出一個和藹的微笑。爸爸能夠背誦魯米［1］MowlanaJalaluddinRumi（1207～1273），古代波斯詩人。［1］和哈菲茲［2］ShamseddinMohammadHafez（約1320～約1388），古代波斯詩人。［2］的多數詩篇。他能詳細地說起阿富汗抗擊英國和沙皇俄國的戰爭。他能分辨鐘乳石和石筍的差別，能告訴人們地球和太陽的距離是喀布爾和加茲尼之間距離的150萬倍。但如果萊拉需要打開一個蓋得很緊的糖果罐，她便只能去找媽媽了，這讓她覺得跟背叛了爸爸一樣。爸爸連日常的工具都不會用。他從來不會給吱嘎響的房門鉸鏈上潤滑油。他修補的天花板照樣漏水。黴菌在櫥櫃裏瘋狂地生長。媽媽說在艾哈邁德和努爾參加抗擊蘇聯的*****之前，艾哈邁德總是把這些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

“但如果你有一本書，想儘快知道它的內容，”她說，“那你去找哈基姆就對了。”

儘管她這麼說，但萊拉還是能察覺出來，在艾哈邁德和努爾參加抗擊蘇聯的戰鬥之前——在爸爸放他們去戰場之前——媽媽也曾覺得爸爸的書獃子習氣很可愛，也曾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幾天啦？”這時他說，露齣戲謔的微笑，“第五天？還是第六天？”

“我關心這個幹嗎？我都沒有數。”萊拉聳聳肩，撒了謊。她喜歡他還記得這件事。媽媽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經走了。

“好吧，他的手電筒將會在你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熄滅。”爸爸說。他說的是萊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號遊戲。他們玩這個遊戲很久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睡覺前的儀式，就像刷牙一樣。

爸爸撫摸着那道裂縫。“一有機會，我就來修補這道裂縫。我們該走啦。”他提高嗓門，回過頭說，“我們要走啦，法麗芭！我送萊拉去上學。你別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萊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車的車后架，這時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輛轎車，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個深居簡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對面。那是一輛奔馳，他們這個街區很少見到的轎車，藍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線條從中間將引擎蓋、車頂和行李廂分成兩邊。萊拉能看出車中坐着兩個男人，一個坐在司機的座位上，一個坐在後座。

“他們是誰？”她說。

“跟我們沒關係，”爸爸說，“快爬上去，你上課要遲到了。”

萊拉想起了他們的另一次爭吵。當時媽媽泰山壓頂地俯視着爸爸，威脅着他說：這就是你的本事了，對嗎，表哥？對所有事情都不聞不問。連你自己的兒子上戰場你也不管。當時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顧把頭埋在那些該死的書裏面，讓我們的兒子像兩個哈拉米一樣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車，萊拉坐在後面，雙手抱着他的腰。他們經過藍色奔馳旁邊的時候，萊拉匆匆看了後座那個男人一眼：很瘦，頭髮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裝，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條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還來得及注意到的是，這輛轎車的號碼牌是赫拉特的。

他們一路無言，騎過剩下的路程，只有每當轉彎的時候，爸爸會小心翼翼地剎車，並說：“抱穩了，萊拉。慢一點。慢一點。好了。”

那天上課的時候，萊拉發現很難集中精力，既是因為塔里克的離開，也是由於她父母的爭吵。所以當老師叫她說出羅馬尼亞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時，萊拉一時回不過神來。

老師的名字叫單莎伊，但學生背地裏都叫她畫家阿姨，形容她喜歡打學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來回地甩，就像畫家用筆的方式一樣。畫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濃。上課的第一天，她驕傲地告訴學生，說她是霍斯特［1］Khost，阿富汗東南部城市，位於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邊境。［1］一個窮苦農民的女兒。她站立的姿勢很筆挺，烏黑的頭髮緊緊地在腦後紮成一個髮髻，所以每當畫家阿姨轉過身，萊拉能看見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畫家阿姨不化妝，也不佩戴珠寶首飾。她從不戴頭巾，也禁止女生這麼做。她說女人和男人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頭巾，那麼沒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說除了阿富汗之外，蘇聯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它對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蘇聯的每個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國就不同了，那兒有很多罪案，人們都不敢離開家門。她還說，只要那些反對進步的人、那些落後的強盜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會幸福起來的。

“所以我們的蘇聯同志在1979年來到這兒。來給他們的鄰居伸出援手。來幫助我們打敗那些希望我們的祖國退化成原始國家的畜生。孩子們，你們也必須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認識這些叛亂分子，不管他是什麼人，你們都必須舉報他。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必須聽清楚了，然後去告發。就算那個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媽。因為他們對你們的愛比不上祖國對你們的愛。你們的祖國是第一位的，要記得！我將會以你們為榮，你們的祖國也會的。”

畫家阿姨的辦公桌後面的牆上掛着一幅蘇聯地圖，一幅阿富汗地圖，還有一個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總統納吉布拉。爸爸說這個人原來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頭頭。還有一些別的照片，在多數照片中，年輕的蘇聯士兵和農民握手，種植蘋果樹苗，蓋房子，總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這時畫家阿姨說，“我打斷你的白日夢了嗎，革命姑娘？”

這是萊拉的綽號，革命姑娘，因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亂那晚出生的——只不過如果有人在她的課堂上使用“暴亂”這個詞，畫家阿姨會很生氣。她堅決認為那件事是一場革命，工人階級反抗不平等的起義。聖戰也是一個遭到禁止的詞。在她看來，阿富汗各個省份可沒有發生什麼戰爭，她說有些人受外國敵對勢力的挑撥，製造了一些麻煩，那些所謂戰爭只是解決這些麻煩的小衝突而已。越來越多的小道消息說，經過八年的戰爭之後，蘇聯正在走向潰敗；但是沒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這些傳聞，尤其是在當前這樣的時刻。現在，美國總統里根開始給*****輸送“毒刺”防空導彈，用來擊落蘇聯的直升飛機；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這份事業中來：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還有拋下百萬家財的沙特阿拉伯人，紛紛到阿富汗來參加聖戰。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萊拉費力地想起來了。

“這些國家是我們的朋友嗎？”

“是的，尊敬的老師。它們是友邦。”

畫家阿姨微微點了點頭。

放學了，媽媽本應來接她，卻沒有出現。結果萊拉只好跟她兩個同班同學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個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頭髮紮成兩根馬尾辮。她總是愁眉苦臉，走路的時候把課本緊緊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個盾牌。哈西娜十二歲，比萊拉和吉提大三歲，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級，留了兩次四年級。哈西娜雖然並不聰明，卻非常淘氣，還有一個吉提所說的像縫紉機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給老師起了這個畫家阿姨的綽號。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說她有個好主意，能夠擋住那些自己並不心儀卻前來求愛的人。“這個方法連傻瓜都懂，肯定能發揮作用。我向你們保證。”

“說什麼胡話呀。我還小，哪會有人向我求愛呢！”吉提說。

“你沒那麼小啦。”

“好吧，可是從來沒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為你長了鬍子，親愛的。”

吉提的手趕緊向下巴摸去，憂心忡忡地看着萊拉。萊拉露出憐憫的微笑——吉提是萊拉見過的人中最沒有幽默感的一個——搖頭寬慰她。

“你們到底想不想知道該怎麼做，兩位小姐？”

“說吧。”萊拉說。

“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個老掉牙的糟老頭來向你提親的夜晚。但是時機，兩位小姐，時機最重要。你必須等到給他上茶的時候才能把這些豆子扔向他。”

“到時我會想起來的。”萊拉說。

“那他會被你擋住的。”

萊拉本來可以說她不需要這個建議，因為爸爸一點都不打算這麼快就把她許配給人。爸爸在塞羅上班，那是喀布爾一家規模龐大的麵包廠，他整天在炎熱和轟鳴的機器中勞作，不停地給那些巨大的烤爐鼓風，磨麵粉，但儘管如此，他究竟是一個上過大學的人。他擔任過一家高中的教師，後來被新政府解僱了——那是1978年的暴亂之後不久的事，距離蘇聯入侵還有一年六個月。從萊拉小時候起，爸爸就跟她說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還小，但我希望你現在就明白並且記住這個道理，他說，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卻不行。你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都可以如願以償，萊拉。這一點我很清楚。我還知道等到這場戰爭結束了，阿富汗將會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樣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為，如果一個社會的女人沒有受過教育，那麼這個社會就沒有進步的可能，萊拉。沒有可能。

但是，萊拉沒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講過的這些話，沒有說她為有這樣的父親而多麼高興，沒有說她為他的評價而覺得非常驕傲，也沒有說她已經下定決心，要以他為榜樣，去接受高等教育。過去兩年來，萊拉都拿到了優秀學生獎狀。這種獎狀每年發一次，各個年級學習成績最好的學生才能得到。不過她沒有跟哈西娜提起這些話，後者的父親是一個脾氣暴躁的出租車司機，很有可能再過兩三年就把她嫁出去。有一次，難得正經的哈西娜認真地對萊拉說她的婚事已經定了，對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歲，在拉合爾［1］Lahore，巴基斯坦城市。［1］開一家汽車商店。我見過他兩次，哈西娜當時說，每次吃飯他的嘴巴都是張開的。

“豆子，兩位姑娘，”哈西娜說，“你們記住啊。當然，除非……”——說到這兒，她臉上閃過一絲頑皮的笑容，手肘輕輕捅了萊拉一下——“來提親的人是你那個英俊的獨腿王子。那麼……”

萊拉把她的手肘推開。如果有人說塔里克壞話，那麼不管他是何方神聖，萊拉都會頂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沒有惡意。哈西娜喜歡拿別人尋開心——這是她最拿手的好戲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誰都逃不過她的取笑。

“你不能這樣說那些人！”吉提說。

“什麼那些人？”

“那些因為戰爭而受傷的人。”吉提誠懇地說，全然聽不出哈西娜開玩笑的口氣。

“我想這裏有個吉提毛拉對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經名草有主了，難道你不知道嗎？你說呢，萊拉？”

“我可沒對什麼人有意思！”

她們和萊拉道別，拐入她們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爭執不休。

萊拉獨自一人走過三條街。她來到她家所在的那條街，發現那輛藍色的奔馳還停在那兒，就在拉希德和瑪麗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裝的老人站在引擎蓋旁邊，拄着拐杖，抬頭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這時，萊拉身後有個聲音喊了起來：“喂，黃毛丫頭，看這邊。”

萊拉轉過身，迎接她的是一根*****的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