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文字
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
聶魯達的郵遞員
年輕漁民馬里奧·赫梅內斯決定放棄自己原來的工作，而是到智利黑島當聶魯達的郵遞員，在那裏唯一收信和寄出信件的人就是著名詩人巴勃羅·聶魯達。作者通過一系列奇特而又引人入勝的情節，繪出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智利形勢震蕩的景象，還寫出了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也用詩歌創作的形式反映了詩人巴勃羅·聶魯達的生活。
這部小說被譯成25種文字，已經成為世界文學中的經典作品。以這部作品位基礎拍攝的電影獲五項奧斯卡提名。
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其人其作
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是拉丁美洲“爆炸文學”后至今仍活躍在文壇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多年以來憑藉在文學、文化領域中的諸多成就,特別是他的許多作品被譯成二十幾種文字，不但在拉美享有盛譽，在歐洲乃至在世界範圍內都是一位有影響、風頭正勁的作家。
斯卡爾梅達於1940年生於智利北部城市安托法卡斯達。從他的姓氏上可以得知，他的家族是克羅地亞人後裔，但作者本人生在這個美麗的海濱城市，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對家鄉的眷戀之情。學生時代曾就讀於首都聖地亞哥的智利師範學院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和文學。畢業后曾在智利大學教授拉丁美洲現代文學課程。流亡期間在徳國的電影學院教授電影編劇課，並是美國多所大學的拉美文學課的客座教授。九歲開始文學習作，很早有作品見諸報章，1967年發表故事集《熱情》，獲得好評。1969年，他以《瓦房頂上的裸體人》這本短篇故事集獲得著名的“拉美文學之家”大獎，因而名聲鵲起，也從此奠定了作家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正當文壇上的這顆新星冉冉升起之時，1973年智利發動了以陸軍司令皮諾切特為首的軍事政變，推翻了以阿連德總統為首的推進民主權利的合法政府，一時間烏雲密佈，法西斯政權開始了對這個國家的長期統治。斯氏和大批受到獨裁政權迫害的受害者一樣，被迫流亡海外。當時，他在大學擔任文學教師，他藉助和一位德國導演共同製作一部電影的機會而去了德國。飛機着陸后，一位同行的朋友對斯氏說道：“老兄，這次旅行也許將是一次長途旅行”。事實正是如此，斯氏在德國生活了長達十五年。在德流亡期間，他除了在大學擔任教學工作和在德國電視台工作以外，他沒有離開他所熱愛的文學創作，而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73年他發表了短篇故事集《自由的子彈》，以七十年代不安定的、動蕩的社會生活為背景，通過幾位主人公在智利革命進程中的不同經歷，用不同於傳統的處理文學創作和描述現實關係的手法，反映了人的生存和愛的強烈願望。在這本書中斯氏所特有的講述故事的手法再次得到展現。1975年他在西班牙巴塞隆拿一家出版社發表了小說《我夢見雪在燃燒》。故事的主人公是一群在公寓房子內相遇的年青人，其中一位有天賦、有個人主義思想的外省青年，他既想在足球場場上找到發展，又想在情場上得到愛情，而他所處的70年到73年的首都聖地亞哥，到處充滿了政治激情：民主選舉使左派代表人物把阿連德推到了總統的位置、左派遊行慶祝阿連德走進了莫那卡宮、右派顛覆破壞……
在德國生活期間，他非常了解和他一樣在這個國家政治避難的大批他的同胞，無論他們是成人還是兒童。於1980年發表的小說《什麼也沒發生》就是借一個14歲的少年之口，講述了千百萬逃離了祖國的人們的家庭生活。這些稚嫩的兒童，逐漸開始接受移民國家的新生活，和父母們分享新生活的快樂，又分擔著憂愁，他們仇恨使他們離開祖國的法西斯，又無可慰籍地懷念昔日故鄉的一切，同時夾雜着對對居住國各種新鮮事物的強烈好奇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
斯卡爾梅達自認為自己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過問政治，不和政客來往，不和資產階級攙和，不加入任何組織，全力以赴去想像。”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他的行動並不是如此簡單。他在自覺不自覺間，以筆為利器，用以鞭笞敵人，抒發政治主張。1973年智利發生的軍事政變，使他成了新政權的“天敵”。對獨裁政權憤慨，對社會民主的強烈嚮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和心境下，他於1982年發表了文學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說《叛亂》。這部書問世后即引起了人們的熱切關注。當時作者僑居德國，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該書先以德文發表，繼而被譯成丹麥文、荷蘭文、俄文、瑞典文廣為流傳之時，才在美國一家企業的資助下，以西班牙文的形式出版發行。《叛亂》的問世奠定了他在拉美文壇上的重要位置。《叛亂》的素材取自真實的歷史事件。小說以尼加拉瓜人民反對索莫薩獨裁政權為背景，表達了作者堅信人民的鬥爭必然戰勝反動獨裁者的信念，也同時表達了他對智利國內形勢的政治立場。小說由德國著名導演，斯氏多部電影的合作夥伴彼得•利連索爾改編製作成電影，並在德國的電影節上獲獎。
眾所周知，在智利這塊國土上誕生和養育過一位偉大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巴勃羅·聶魯達，他是斯卡爾梅達的導師和朋友，他親自指引這位當時的年輕的文學愛好者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當斯氏還是一個毛頭小伙時，他曾拿着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向詩人請教。聶魯達匆匆翻閱了幾眼，一邊提提褲子一邊說道：“好的，年青人，兩個月後我會把我的意見告訴你。”兩個星期後，年青人敲響了詩人在黑島別墅的大門的鈴鐺，詩人走了出來。“是我，詩人。”“我看到了。”“您讀過了？”“讀過了。”“您覺得怎麼樣？”“很好。”年青人正要表現出得意的神情，詩人說道：“但是那不說明任何問題，因為所有的智利作家的第一本書都寫得非常出色，讓我們等着看第二本吧。”作為自己所崇拜的老師和朋友，聶魯達的詩句或曰聶魯達式的詩句幾乎在斯氏的每部作品中都可以見到被他巧妙地加以引用。聶魯達在他的心目中，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也是他政治和生活方向的指引者，因此，當智利發動的軍人政變把這位愛好和平和民主的詩人置於死地時，也深深震撼了斯卡爾梅達的心靈。1983年，智利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巴勃羅·聶魯達逝世十周年之際，作為聶魯達的朋友、學生，當時已很有名氣的斯卡爾梅達，倡議國內每位作家創作一部小說，以紀念逝去的詩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作家的《火熱的耐心》一書。小說中有一節敘述的是智利人民觀看聶魯達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聶魯達在演說詞中引用了法國詩人亞瑟·蘭波的一句詩：“只要我們懷着火熱的耐心，到黎明時分，我們定能進入那壯麗的城池。”本書書名正是源於此處。大概令作家本人也始料不及的是，小說一發表便得到如潮好評，除了被譯成多種文字，還被選作歐洲和拉美很多國家大、中學校的教科書。作家本人以小說為藍本，親自將其改編成電影劇本，改名為《聶魯達的郵遞員》，由意大利著名導演米高·拉德福德福執導，由意大利著名喜劇演員馬西莫·特洛伊西擔任主要角色郵遞員。馬西莫在上這部電影之前，因其成功地扮演過的角色，已是一位家喻戶曉的著名演員。他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但是他一看完劇本，就認為這將是他今生最成功的角色。因此他不肯為治病而放棄這個機會。導演幾次提醒他“一部電影不值得搭上一條性命”，而他卻說：“這部電影就是我的生命”。他執意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再現所扮演的角色，到最後錄音階段他完全和劇中所飾演的人物融為一體，人們很難看出是在演戲，還是在現實之中，虛弱的他最多只能錄音兩小時。他所扮演的郵遞員果真獲得巨大的成功，然而。就在電影停機后十二個小時，還沒來得及看到鮮花和聽到掌聲，在攝製組的同行們在酒吧慶祝成功之時，在他應如約前往醫院手術的這一天（因而沒有參加同行的慶功宴），他卻永別了人世。這一真實的故事為這部為人們所熱愛的文學作品添加了一抹美麗的色彩。電影在世界範圍內的幾個重要的電影節獲獎后，至少獲得五項國際大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影片獲得1996年第68屆奧斯卡金像獎五項提名，除最佳影片外，還有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和最佳電影音樂提名，最終獲得一項最佳原創音樂獎。於是小說更是在很多國家一版再版。作者本人承認他“遲遲不能從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中走出來。”可以肯定地說，這部作品的成功，把作者推到了名利雙收的巔峰。
繼1987年中篇小說《郵遞員》問世后，1989年作家發表了另一部小說《愛情的速度》。它被美國的文學評論家稱為“爆炸後文學”的新浪漫主義作品。寫的是一個52歲的在德國居住的美國醫生，平日辦事循規蹈矩，卻在頭髮花白的年紀愛上一個15歲的網球世界冠軍，那早已離他而去的熱烈的愛情又在心中復活了。這樣的幾乎可以說荒誕不經的故事在斯氏的作品中讓人感到見怪不怪。這本小說發表后三家電影製片商爭購改編權。
接下來是作家長久的“沉寂”，達十年之久，甚至有個雜誌戲稱之為“一個忘了寫作的作家”，似乎斯卡爾梅達在文壇上消失了，他或許成了名副其實的電影人，電視人。因為他以前發表的所有小說全部拍成了電影。人們說，斯卡爾梅達“一本小說，一部電影”。此外，他還受邀為幾本名著改編成電影，如埃娃•魯娜,又如智利著名女作家伊薩貝爾·阿連德的《幽靈之家》等,共達二十幾部。雖則如此，他一天也沒離開過他所愛的文學事業。1990年他回到了闊別十五年的祖國，在首都聖地亞哥定居。在諸多他所投入的文學和文化工作中，他發起創辦了電視節目“書秀”，並親自出馬擔任主持人，被人們親切地稱之“書先生”。這一文化性質極強的節目，用幽默風趣、生動活潑的形式介紹文學，介紹作者，介紹新書，是個健康、高品位、受到廣泛歡迎的節目，特別是它所起到的刺激人們閱讀興趣的作用，受到一致好評，先後在智利、西班牙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獲獎。後來這一節目又有了新的發展，隨着它的影響日益擴大，走出國門，由美國有關部門製作，通過美國《人民與藝術》有線頻道向美國、西班牙、拉美，包括巴西和葡萄牙轉播。節目的名稱是“書塔”。（TORREdelospapeles）節目邀請拉美地區最著名的作家共同參與，可以相信，在這些知名作家和學者的努力下，定會對介紹和傳播拉丁美洲文學發揮更大的作用。但這不是斯卡爾梅達回國后的全部工作。在文壇上“沉寂”了十年，“不寫字的作家”，終於首先在西班牙，然後在智利，向讀者奉獻上他的新作：長篇小說《詩人的婚禮》。
小說先在西班牙發表，一個月後在智利出版，拉美各國文壇上再次掀起了斯卡爾梅達熱潮。小說以移民問題為題材。在小說的開頭作者寫道：“我爺爺在安托法卡斯達時對我說過……”眾所周知，作者的祖父母是從南斯拉夫移民到智利的，作者本人雖出生在智利，作為移民的後代，他是熟悉移民的生活的，特別是1973年智利軍人政權上台後，他和千萬個背井離鄉的智利人一樣，離開了自己的祖國，斯卡爾梅達和家人移居德國多年。因此，他對移民的題材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但是如果認為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那就錯了。作家本人認為，當今世界戰事頻頻，隨之而來是大量的難民問題，除此之外，國際社會中移民現象越來越普遍存在和使人關切，加上他本人天生具有的移民情節，這些都是他寫作的初衷。故事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亞得利亞海岸一個叫赫瑪的小島上，小島隸屬於奧匈帝國。描述的主要情節是，奧地利人赫羅尼莫•菲朗克,即書中的富人移民到這個島上,收購了本地的一家商店,並準備和島上最漂亮的姑娘阿麗亞•埃瑪爾結婚。生活在島上的一家人,父親柯貝達•何塞,長子科貝達•雷依諾,次子埃斯特萬一家兩代人都力圖從帝國中獨立出去，他們不但有思想而且有行動。作者通過一系列荒誕不經的情節表達了獨立和反獨立兩派之間的抗爭。詩人科貝達•埃斯特萬也和島上最漂亮的女子深深相愛,最終他們走進了婚姻的殿堂,奧匈帝國的代言人,一名盲目聽信帝國命令的“將軍”，帶領士兵破壞了新婚家庭的生活,並用武力制服了整個小島,新人乘坐的船隻被俘,新娘愛上了別人,科貝達兩代人爭取獨立的鬥爭無果而終，甚至家破人亡，走上了移民流亡的道路，兩兄弟一人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登陸，另一人抵達了美國的紐約。這兩個城市發生的事情，也為作者下兩部小說打下了伏筆。小說的創新之處在於用非常現代的方式把人的愛情、心理活動和歷史有機地濃縮為一體，書中的主人公全是小人物，他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去完成了一些英雄創舉，而他們正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犧牲品。有人把這部作品稱之為反史詩（CONTRA-EPICA）文學。作者的這本長篇小說於2000年五月獲得智利阿爾達索爾(ALTAZOR)文學獎.小說在西班牙連續六個月高居暢銷書榜首,並被譯成英文、意大利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等等。估計不久就會看到被改編成的電影。
2001年，《詩人的婚禮》的姊妹篇《長號手帶來的女孩》如約而至。埃斯特萬·科貝達流亡到智利的安托法卡斯達。一天，從歐洲來了一個長號手，他把一個兩歲的女孩交到埃斯特萬手中，說是他的孫女。儘管他對此持疑惑的態度，但最終還是接受了她，於是女孩在他身邊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時代，他們之間由於愛、痛苦、嘲笑和幽默發生的許多事情，使他們之間的親密聯繫遠遠超過了血緣的關係。當得知當年地中海那個島上那位不幸的新娘阿麗亞可能是她的祖母，她決定要把這件神奇的事情進行到底，她相信這就是自己的身世，並使用祖母的名字給自己冠名。阿麗亞·埃瑪和生活在這裏的其他移民一樣，特別喜歡電影，愛干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英雄舉動，執着地嚮往着紐約，夢想着有一天在那裏找到自己的叔爺雷耶諾·科貝達，而且相信他就是神奇的電影的發明家，於是在尋找同行去冒險逃往紐約的過程中，她認識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也發生了一千一百件、作家用其特有的諷刺、夾雜着歡樂講述給我們的妙趣橫生的故事，同時也為尚未問世的“三部曲”中的最後一本書，即赫瑪島上的人逃到紐約后發生的故事留下了一個活扣。
縱觀斯卡爾梅達的主要作品，我們有充分理由稱之為拉美“爆炸後文學”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斯氏在1973年發表故事集《熱情》之後，特別是發表《瓦房頂上的裸體人》獲美洲之家獎后，以立即引起文學界的極大關注，甚至可以說，斯氏的開山之作也是“爆炸後文學”時代開始的重要標誌。下面就讓我們在斯氏發表的主要作品中去印證這一看法。
1973年斯氏《熱情》一書發表，讀者感到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因為人們在這裏看到了在此之前智利文學作品中從未見到的題材和典型人物。這本故事書中的主人公們，或遊盪在大街上，或痴心地愛戀着，他們是以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的面目出現的。如果說“爆炸文學”中的主人公們沉陷在一種神秘的、昏暗的、甚至有時是為某種任意的、不可認識的信條所束縛，則可以在斯氏筆下看到一個面目全新的群體。他們大膽、活躍、充滿激情。雖然他們大多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他們有生活，（也許是極其艱辛地生活在社會上），他們有激情，（也許僅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但是，作者賦予了他的主人公一種信念，使某種行動成為可能，使某種想法成為可能，某種“幻想”或是“魔幻”與現實生活有着密切的聯繫，於是一個新的文學的境界就這樣產生了，而這正是“爆炸後文學”的一個特點，這是一個嶄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看點。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不可忽視，也可以稱之為“爆炸後文學”的另一特點，那就是我們在這裏看到了在“爆炸文學”中幾乎被作家們遺忘的對感情的描述，具體來說就是對愛情的描述。按照作家發表作品的大致順序，讓我們先來看看作者在70年代發表的短篇故事中的一篇《相好》：一位生活在紐約的智利青年在地鐵里遇到一位年青姑娘，看見她第一眼便瘋狂地愛上了她。但他不會說英語，他不知如何去溝通，他唯一想到的是偷她一隻鞋。他拿着她的鞋子不知如何是好。故事敘述的是直到姑娘下車這段時間內年青人所想到的一切事情。他想了很多，想得很遠，想到會和這個在瞬間所愛上的姑娘在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購買唱片、聽音樂、買房子、早晨七點體面的早餐、那是充滿了笑聲的日子，還有無盡的溫存和親熱，還有“性”，“我會用一個世紀的時間停放在你的深谷之中……”，總之，面對面前真實存在的女孩的身影，通過無邊際的幻想，使一個智利孩子的夢想得以實現，雖然就在此刻之前，在紐約的小酒吧里“他早已將自己消耗殆盡：收拾桌子上的殘羮剩飯、清掃瓷磚地面、用可憐的勞動所得買到在破舊的小旅館中殺死嶂螂的權力，……每天，在柜子上的藍色臉盆里，傾吐着日復一日的寂寞，租用一塊可以把屁股安放下的木頭，可以彎彎兩腿，看看自己在世界上這個最大的城市裏因飽嘗了瀝青而充血紅脹的雙腿……”然而，即使在這樣的境遇里，作者借主人公的口氣說道：“然後，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你可以毀滅我、嘲諷我、如果我背約於你，哪怕在我的床上，你可以和別的男人睡覺，但是，首先要給予我向別人炫耀你的機會，讓我向你顯示，任何一個知道飢餓、沒有野心的動物都能夠成功，都能夢想……”。讓我們就此主題和“爆炸文學”做一下對比，作為一個文學運動，近二十年來，雖然“爆炸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各式各樣，但總讓我們感到或看到了某種空白，那就是存在的空白，感情的空白……，而斯氏筆下的主人公們，毅然決然地從空白中走了出來，即使生活在下層，即使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他們充滿激情、幽默自嘲，他們衝破使人之間分隔開的諸如語言、不信任、恐懼感、強烈競爭等等障礙，而去和對方溝通、交流、表示愛慕……因此可以說，感情、愛情是斯氏作品中“爆炸後文學”的一個重要題材。
“嘴上叼着康乃馨的男人”，也是作者早期發表的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因為作者的視角獨特，立意新穎。寫的是一個叫豪爾赫的葡萄牙青年，他在推翻葡萄牙獨裁爭權后，曾發誓要嘴上叼着康乃馨度過每年的最後一個夜晚，即新年到來的第一天。在全民歡慶新年即將到來的夜晚，他偶遇一位姑娘。青年人雖然並不知道她來自何方，姓甚名誰，便邀她共度美好的夜晚，繼而提出一塊睡覺，遭到姑娘的婉言謝絕。應當說，這篇故事雖然也屬於“爆炸後文學”以愛情為主題的範疇，但與此同時它還為我們揭示了一些拉美現實生活中更加深層的東西，那就是在這些國家極為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義。在拉丁美洲，這一社會現象既有其歷史淵源，又有其現實表現。故事的開頭，就讓我們看到了“姑娘沿着樹木行走，帶着隻身一人的女子在公共場所所特有的正經、謹慎、又似乎心不在焉的神情急匆匆地走着，就像孤獨是一種難堪，就像所有男人的嘴巴都大開着，要去舔她的脖子或咬她的嘴唇。”故事的戲劇性在於：在這樣一個特殊的夜晚，從長達四十年的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時刻，全民在這裏慶祝，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階層和膚色，而我們的女主人公還是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眾人的面前，因為她是沒人陪伴的女性，於是她必須壓抑着自己的真實想法，裝出朝向一個目的地行走的樣子。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她才那樣自然地接受年青男子的擁抱。這名男子在法西斯垮台時宣誓,要在嘴上叼着康乃馨度過新年的第一個夜晚。在這裏，如果我們把年青人豪爾赫的進入和他對女主人公的擁抱認定為女主人公此刻又恢復到了男權為主的傳統的社會位置中，於是，她不再是一個沒有男人陪伴的“另類”，她可以放鬆自如地呆在人群里了。她幾乎下意識地被牽着走，然後，和所有新結識的男女一樣，在小餐館裏分享麵包和酒，豪爾赫要向女子傾訴自己的快樂，而到此刻我們還不知道女子的來歷，只知道她講西班牙語而不是葡萄牙語，在故事的結尾處我們才知道她是智利人，逃離法西斯統治下的祖國，移居羅馬尼亞。對他們倆人相識過程的描寫，表現了一種近乎本能的對女性的忽略和漠視。這種“大男子主義”綜合症在斯氏的早期作品中是常見的。“但是最終,小夥子什麼也沒問。”女子在象徵“力量”和“權利”的男子面前，自始至終是被動的，卡爾門是豪爾赫慾望的對象，而他完全受自己主觀願望的支配，於是他說道：“我現在就付賬，我們回家，你留下和我睡。”按照傳統的“大男子主義”的做法，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相遇相識后，卡爾門是這道大餐的“飯後甜點”，而豪爾赫完全憑自己的主觀願望安排了這一切。故事中兩人的話語並不是很多，這種以“靜默”代替語言的手法在作者的作品中很常見，在上面提到的《相好》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點。在類似這樣的男女之間感情特別微妙的時刻，愛情成了主人公，而故事中的人物和話語都不是最重要的，更何況話語說的不當，還會“扼殺”愛情。可是，沒有話語就沒有故事，就沒有進展，於是《相好》中的小夥子就在內心獨白中度過了和姑娘一起在車廂中的時刻。這篇故事中的女子則只簡短地說了“我不想”“我不能”，以不能不顧母親職責為理由，委婉地回絕了男青年。結局是年青人又返回了女子入住的旅館，來到了她的房間，但並不是強求女子做她不想做的事，而是一本正經、非常溫柔地把那支他曾發誓整個夜晚會叼在嘴上的康乃馨放到了她的花瓶中獻給了她，這時他發現，她的花瓶中擺放的也是康乃馨。在這篇故事中，康乃馨也和葡萄亞社會黨有關聯，該黨在推翻薩拉薩爾的獨裁政權后，奪得了第一次民主選舉的勝利，黨徽就是一支紅色的康乃馨。此刻小伙明白了，她不是大街上偶遇的風情女子。使豪爾赫改變態度的另一原因是，他從女僕口中得知女青年是智利人，而且她和為數眾多的智利人一樣，和我們的作者一樣，正離開祖國準備移居他國。豪爾赫對她的同情和尊敬之心、對自己曾有的漠視的悔恨之意油然而生。西班牙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戲劇家加爾西亞•洛爾加在他的《血的婚禮》中早已把康乃馨比作“大男子主義”或“少爺”作風的象徵。豪爾赫最後說道：“下次，你可要說清楚呀。”這也看出他對待一個受法西斯迫害而逃離祖國女子和隨便一個路過此地的旅遊者的態度會是截然不同的。
斯卡爾梅達最先發表的作品是短篇故事，它們不但獲得了獎項，引起文學界的關注，而且被評論家認定為“爆炸後文學”。從作者以後的作品，特別是後來陸續發表的中、長篇小說不難看出，他正是沿着這條既延續和發展了上一輩作家的創作，又有極其明顯個人特點的道路走了下去。下面讓我們看看他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兩部小說。
作者在國外流亡期間發表的小說<叛亂>是作者文學生涯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主要情節是這樣的：上個世紀30至50年代，尼加拉瓜人民處於阿納斯塔西奧·索摩查王朝的統治之下，尼加拉瓜人民，即小說中的萊昂城的市民，與獨裁者展開了大智大勇的鬥爭，並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作者通過不同人物的不同經歷向我們展開敘述，讓我們看到在尼加拉瓜發生的事情，和一切獨裁者一樣，統治者暴戾恣睢，以高壓和卑劣的手段掩蓋其虛弱的本質，對人民進行百般折磨，然而，不擁有任何先進武器的善良的人民，除了具有戰勝敵人的勇氣，還有對正義事業的忠誠，有機智的頭腦和無窮的智慧。他們創造了一套特有的、行之有效的鬥爭方法，例如在市民之間用暗號傳送秘密信息。他們採用消防隊員想出的計謀，在民房之間穿牆鑿壁，秘密鋪設了一條長長的、，與消防車相連的帆布管子通道，管子內注滿汽油，一直通向敵人指揮部，把敵人困在風塵迷漫的紅色火焰中。小說把我們引到一個正在經歷着戰爭的社會群體之中，一個以眾多女人為主角的城鎮，因為父親、兒子、丈夫、情人被抓去打仗了，殺害了。當然，還有一些男人秘密地在游擊隊參加戰鬥。他們中間有一些非同尋常的人物，例如梅諾爾一家，奧古斯汀·梅諾爾被“國民軍”抓去，當了一名士兵，伴隨着反獨裁鬥爭的日益高漲，是繼續違心地留在反動軍隊中，還是投身到桑迪諾民族解放陣線中，使他十分矛盾和痛苦。偶爾幾次探家，爆發了激烈的家庭矛盾。而她的姐姐，“城裏最漂亮、勾人心魂”的維多利亞，是堅定的民族解放陣線的戰士，狂熱追求着他的男友雷昂內爾，他是一名勇敢的游擊隊員。利用戰鬥的間隙，他用聶魯達式火辣辣的詩句向姑娘表白愛情，他們用投身於鬥爭的實際行動，等待着勝利來臨時幸福的結合。在父親壓力之下，從敵人部隊開了小差的奧古斯汀被弗洛雷斯上校抓回。而最終的戰役打響之前，他的父親和姐姐也被敵人抓到敵軍營，姐姐為了留下可以日後復仇的寶貴生命而容忍了弗洛雷斯的強暴。當敵人把他的兩位親人當作人質時，他奮不顧身撲向了敵人的槍口，用年輕的生命為游擊隊爭取了時機，救下了親人，擊斃了他原來的上司弗洛雷斯。勝利從來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的，母親失去了唯一的兒子，女游擊隊員失去了昔日朝夕相處的手足，姑娘失去了準備獻給心愛之人的貞潔……小說的結尾是，萊昂城沉浸在勝利的氣氛中，游擊隊員維多利亞和戀人雷昂內爾雙雙在清新的水流下沐浴……、
坦率地說，反映人民反抗統治者的題材對中國讀者而言是非常熟悉的，用可讀性來衡量這部作品，它似乎也比不上一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但是就這樣一個近乎傳統的題材，斯氏卻在寫作風格上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在這種題材的故事中，不是用轟轟烈烈的鬥爭來描寫人民的鬥爭，也極少有正面的軍事衝突和突出的個人英雄，有的僅是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人物：婦女、神父、郵差、修鞋匠、剃頭匠，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各自的優勢和特長，使統治者顯得既無奈又無能。請重讀這一小節，當上尉弗洛雷斯面對在司令部門口要和他們理論一番的人群時，他的部下問他：
“‘您在想什麼？上尉’軍曹問道。
‘這場戰爭有很多條戰線。’他一邊說一邊看着神父，想從他的面部表情來察看他的激烈程度。他寧願面對一場陣線分明的戰爭，一場能夠確切地知道應當怎樣對付每次進攻的戰爭。軍曹做出一副輕篾的表情。
“這些老娘兒們的‘嘰嘰喳喳’也算是‘進攻’嗎？”
就是這些生動的章節和發生在每個小人物身上的故事，有如一幅幅各不相同的圖畫，把它們拼接在一起，繪製了一幅完整、有趣、耐人尋味的畫卷，這就是全體民眾作為集體主人公拼接成的一幅人民戰爭的畫卷。可以說沒有突出的個人英雄，沒有明顯的個人作為全書的主人公，萊昂城的全體民眾就是主人公。除了在情節鋪設上有新穎之處，作者在寫作風格，特別在語言文字的駕馭方面，顯示出大家風範。美國文學評論家認為，作者用詩歌一般精鍊、豐富而生動的語言，用寫實和文學誇張相結合的手法，寫出了最樸實的人民的大智大勇。書中把人物的大量的內心世界的描寫和對外部環境的描寫結合，把個人的私密和民族大業的描寫相結合，戰爭和遭受壓迫的痛苦和鬥爭勝利帶來的幸福的描述更是貫穿全書。至於作為文學家，從發表作品開始就顯露出的睿智幽默的寫作風格，始終不丟棄的“嘲諷”的寫作的手法和具體的令人忍俊不禁的例子，在全書中更是俯拾即是。
於1985年發表的小說《聶魯達的郵遞員》，是作者在寫作生涯中成熟的重要標誌，也是作者在這條道路上成功的里程碑。小說的主要的情節是這樣的：青年漁民馬里奧偶然得到一份郵遞員的差事，但是用戶只有一位：在黑島擁有一套別墅的著名詩人聶魯達。於是馬里奧和這唯一的用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馬里奧雖然只讀過幾年的書，但他是一塊可以雕琢的朴玉。在詩人的啟發下，他痴迷般地熱愛上了詩歌，他費盡心機向詩人討教，寧肯放棄豐厚的小費。詩人用通俗的比喻，極其幽默的語言給予了他詩歌的啟蒙，他對高雅的詩歌漸漸領悟。在聶魯達愛情詩歌的熏陶下，馬里奧以充滿詩意的純情愛上了在小酒館工作的美麗姑娘比阿特麗斯，他用聶魯達的愛情詩歌頻頻向姑娘獻殷勤，贏得了姑娘的芳心。正當青年人對未來充滿憧憬之時，婚事遭到姑娘母親的強烈反對，因為小夥子“除了腳趾上的腳氣一無所有”。馬里奧求助於聶魯達，詩人用聰明的“比喻”和這位丈母娘“諺語”的大炮展開了一場舌戰，幾經好事多磨，有情人終成眷屬。詩人聶魯達親自參加了婚禮。大選勝利后，聶魯達受命赴法國擔任駐法大使。一天，馬里奧平生第一次收到了一封信和一個包裹，這是詩人寄自法國，還有一隻小錄音機。詩人想念家鄉，他請求馬里奧為他錄下家鄉黑島的風聲、鳥鳴、大浪濤濤和自家的清脆的風鈴聲……忠誠於友誼的馬里奧盡心儘力為詩人做了這一切，並連同自已的習作詩歌一併寄給了詩人。1971年，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馬里奧和他的親人鄉親們一道收聽了聶魯達領獎時發表的演說。
1973年智利右派份子發動軍事政變。已回國居住在黑島的聶魯達遭到敵人的控制和迫害。馬里奧冒着生命危險。繞道海邊來到聶魯達的家中，在詩人的病床前，把其他國家發來的聲援詩人的電報背給他聽。詩人什麼也沒回答，他執意請求馬里奧攙扶着他向朝向大海的窗口走去，他要再看看太陽，再看看大海……聶魯達逝世后，馬里奧遭到了軍政府的逮捕。若干年後，馬里奧發表的詩歌獲獎，詩壇上又增添了一名年輕的詩人。
小說和電影相繼問世后，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作者的故事有很多虛構的成分，可以說是通過文學的手段創作了一個美麗的故事，但在不同場合，人們禁不住還是要問，聶魯達的郵遞員在哪兒？他現在是詩人嗎？他和比阿特麗絲生活得如何？善良的人們多麼希望作家筆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現實啊。
作者的聰明之處正是在於在現實的基礎上想像這美好的一切，巧妙地運用文學的方式表達了作者和全體智利人民對聶魯達的熱愛。安赫爾•拉瑪曾經說過，拉丁美洲最好的文學作品是中篇小說，因為它是講述一個完整故事的最好方式，《佩德羅•巴拉莫》、《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尉》、及斯氏的《什麼也沒發生》、《郵遞員》都是很好的範例。斯氏的這部作品問世后，除了被改編成電影，還被改編成話劇、電視劇、就連改編成的廣播劇，在歐洲的幾個國家也受到好評，小說更是一版再版，並被譯成25種文字。
在斯氏的作品中詞彙不僅僅是溝通的符號，作者賦予了詞彙超出字面的很多含義。在《郵遞員》這部小說中，作者除在策劃情節方面機敏過人，成功的另一因素就是作者用精心選擇的珍珠般的詞彙串聯全書，這也是很多院校選擇這部小說作教材的原因。在書中，無論是通過馬里奧和聶魯達的對話、馬里奧用朗誦詩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戀人、聶魯達和馬里奧未來丈母娘的舌戰，都可以領教作者用形象化的語言表達複雜的思維和概念的匠心獨具，對斯氏在作品中的語言，要像馬里奧“指教”他的丈母娘那樣，才能有所領會。當她宣讀詩人從巴黎寄來的信時，馬里奧對她說：“您讀得太快了……詞彙必須一個一個地去咂摸滋味＂。所以有人稱，斯氏的作品使用的是魔幻語言，對於魔幻語言，反覆咂摸滋味會越來越有味道。《郵遞員》一書中，把聶魯達的許多詩句，或者說，聶魯達式的許多詩句巧妙地被作者按情節需要穿插在書中，加上作者在語言上的文采，兩者結合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在小說《叛亂》及其它作品中作者也是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或借主人公之口，或由於情節需要直接引用，或加上作者的意思修改引用，不但使文章增色不少，也足以看出斯卡爾梅達對先人聶魯達一貫的無比熱愛的態度。在智利記者的一次採訪中，斯氏坦白地承認，早在少年時代他就學會了這手，他曾用聶魯達現成的詩句討好女孩，而對方並不知道他是在背誦別人的詩篇。斯氏對詩人和詩歌特別情有獨鍾（比如《詩人的婚禮》中的主人公也是詩人，但他不是《聶魯達的郵遞員》中的詩人）。斯氏認為，詩歌能使世界沸騰，詩歌是使人們理解世界的魅力的最好的方式。在《郵遞員》中，作者用詩歌使兩個對立的、意味着兩個極點（高雅詩歌、民間諺語；知識分子、人民群眾；主流、非主流社會；窮人、富人等等）的世界不但有了聯繫，而且還將延續和發展下去，即詩人的藝術家的世界和郵遞員的卑微的世界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在延續着。在現當代作家隨着時代的發展，發明了無數幾乎令人眩暈的寫作手法時，斯氏始終沒有丟棄很多所謂傳統的寫作手段，在很多人對此幾乎不屑一顧時，他卻把傳統中的很多優秀的東西發揮到了極致的地步。例如，在《郵遞員》中作者借馬里奧和聶魯達的對話，對詩歌中常常使用的“比喻”，做了極好的銓釋，而精彩的比喻在他的其它作品中也比比皆是，在短篇故事“相好”中，男主人公把他捧在手裏的姑娘的腳比作“一小塊陽光”，就是很好的例子。總之，在作者的筆下，詞彙成了他講故事的得心應手的工具，詞彙是橋樑，通過它，可以包容心靈間分離的距離，語言是媒介，它使有形的物質世界和無形的精神世界結合在一起。
在《叛亂》和《郵遞員》中，除了生動和形象化的語言，另一極其重要和顯而易見的風格就是幽默和大量的嘲諷。生活中的作者本身就是一個很幽默的人，他不但喜歡嘲諷別人，也喜歡自嘲，他的“禿頂”總是他自嘲的“道具”。而在這兩本書中，他用嘲諷的手段無情地打擊敵人，也用同樣的手段，善意地嘲弄他所熱愛的主人公們。作者坦言：“‘嘲諷’是我的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東西，無論是嘲諷他人還是自嘲，它使故事中的一些提法、話語、情節能夠保持在和讀者形成一種共謀關係的狀態，‘嘲諷’也避免了作者主觀、武斷、強加於人的口氣。”他還真誠地告訴我們：“作為作家，很好地使用這一文學手法，它是我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喜歡採用的一種手段，通過它，我們極力從‘壓力’中得到解脫”。斯氏文學創作對這一手段的運用,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示,事例生動形象,可以說到了爐火純青的高度。總之，《郵遞員》是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動人的情節，把詩歌、柔情和嘲諷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創作了一個有深厚生活基礎的美麗故事。電影放映后，在意大利的街頭出現了這樣的年輕人，他們的體恤衫上寫有電影中主人公的一句話：“詩歌屬於使用它的人而不屬於創作它的人”。這種武斷和有失公正的態度不正是作者借讀者之口表達了他本人的文學立場嗎？
作家本人認為，他從事寫作，是出於想寫些什麼的衝動，他自認為他並沒有以故事來教育他人的目的，他又酷愛想像，以高超的想像自娛和娛人。他筆下的對象經常是小人物、邊緣人物，學生、冒險家、日常生活中的弱者，也不乏大千世界的“小英雄”，他們就生活在大街小巷裏、在沙灘上、在競技場上，和我們呼吸同樣的空氣，和我們一樣有七情六慾。作家用他們的語言描繪他們，同時加上作者的藝術的聯想，於是我們在欣賞這些作品時，往往需要在他語言描述的導引下，去想像一幅幅畫面。特別是他筆下的有些主人公在夢幻中、醉酒態、昏迷時，作家大膽地使用充滿詩意.缺少理性的聯想,更確切地說,體現了魔幻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的聯想,用語言成就了紛亂複雜的形象,有時讓人不知所云。但是它的好處在於產生了自然、生靈活現的效果，完成了溝通的目的。作者認為，這也是講述生活中高度緊張狀態的“秘密武器”。每當讀到他的這些章節時，都令人不禁聯想到他和上一代魔幻現實主義作家難分難解的淵源。
美國出版的一本關於拉美現代文學作家辭典中，在智利的條目下只提及三個作家，即何塞·多諾索、伊薩貝爾·阿連德和斯卡爾梅達。有人認為，他是繼魯爾福、加爾西亞•馬爾克斯、奧內迪和科塔薩爾之後拉丁美洲最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從最近這些年來他頻繁地出現在北美、歐洲和拉美文壇上的現象可以看出，目前他是拉美國家文壇上最搶眼的作家之一。我個人認為，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大量優秀作家集中湧現形成的“爆炸文學”逐漸衰退後，由於這一代作家的強大實力，對後來的作家來說，仍然不失為一股強大的挑戰勢力,因此,很多“爆炸文學”后的作家,雖然他們才華橫溢,仍然不可挽救地在上一代作家傑出“技藝”的風浪中翻船沉沒,而斯卡爾梅達,憑藉自己的力量,他的寫作主題、不循規蹈矩的選材、他筆下的人物、他對“魔幻現實主義”巧妙的發展和使用，特別是因他的作品而變得更加豐富多彩的語言，使他在眾多“爆炸後文學”沉船覆沒的作家中不但是位倖存的，而且是位名副其實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