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漢口的陷落
1938年6月，霍格離開漢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車，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去向。國民政府早前下達了禁止任何西方國家記者採訪共產黨延安根據地的禁令，對違反此規定的記者將撤回委任書。為美國幾家大報社工作的記者可以無所顧忌，但大多數記者還是遵守了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約記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兩天以後，火車把他帶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牆見證了這座古代都城在過去兩千多年裏的動蕩與興衰。西安的城牆據說修建時寬可容納三輛牛車，高可達十人的高度。當日軍加強對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進行空襲時，這些城牆再一次成為這個城市第一也是最後一道防線。在這些堡壘下面，陰暗、潮濕、老鼠亂躥的地窖成為了人們躲避日軍瘋狂轟炸的唯一避難所。每天晚上，成千上萬的人擠在這些地下防空洞避難，聽着炸彈爆炸聲，等着警報解除的信號。兩年以後，世界另一端一個曾經有城牆的古老城市的人們也遭受了同樣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尋求避難。
從西安出發北上，一輛紅十字會的卡車載着霍格駛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貨物和行李中間的乘客包括一對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兩個年輕女難民和一隊紅十字會護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產黨對中國青年巨大的號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這些年輕人眼睛裏閃爍着信念的光輝，散發著一股救國救民的熱情。霍格那時候漢語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夠讓他認識到這群年輕人奔赴延安，為的是拯救國家，他們的心中充滿了理想。
這次旅途為霍格在《曼徹斯特衛報》那個月月末發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養自己作為一個作家觀察背景所應具有的獨特視角，主要體現在他下面這段對鄉村的描述中：
我們走過了一個滿是墳包的曠野。後來我們的卡車到達了山區，每爬一個山坡都是一次冒險，卡車緩慢地前進着，後輪胎的軸承被壓得嘎吱嘎吱響。輪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線、綠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莊稼地、整齊規則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給人一種黃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對稱的感覺。
到第三天下午，車輪胎磨破了，司機放棄了努力。車上的人們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條擁擠的小路上開始了剩餘50英里的步行。一隊隊的軍用卡車來來往往，揚起了一片塵土。護送的騾車載着從當地搜集來的物品比如火柴開往西安。還有幾百輛的手推車，在一擔擔麵粉、蔬菜的重壓下咯吱咯吱地響着，他們都去往延安。
在這條塵土飛揚的路上，不斷有新的八路軍志願者加入這幾千人的學生隊伍前往延安共產黨根據地。這群年輕的志願兵身無分文，許多人隨身所帶的僅有一支牙刷、一個鐵杯子和一條毛巾。他們的目標是同一個地方，這個地方為夢想破滅的中國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時期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這13年成就了中國一代偉大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出身富農家庭，因此家裏可以供他讀書。1911年春，17歲的毛澤東來到省會長沙，當時共和主義風潮正刮遍中國。多年以後，始於這個城市的政治道路讓他有機會見到陳獨秀，一個激進的知識分子領袖。陳教授給了他的年輕仰慕者一個在長沙推廣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工作機會。毛澤東很樂意地接受了這份工作。他愛讀書，早年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過6個月的管理員。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使得中國20年代早期的知識分子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思想越來越感興趣。凡爾賽和會中，控制和會的列強決定把戰前由德國掌握的膠州灣及其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這一不平等條約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憤怒，引發了北京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標誌着中國城市知識分子階層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民族主義，這一曾經在19世紀鼓舞並震撼了歐洲大陸的理想，在20世紀初來到了中國並得到了擁護。1919年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把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解救出來作為他們的偉大使命。對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來說，中國進行馬克思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了。
當時中國正陷入軍閥混戰的泥沼。絕大多數的權力之爭不是光明正大的敵對，而是打政治太極拳。然而事實是中央集權的最後一點余跡隨着滿清政府1912年的垮台而煙消雲散了。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結果也只是曇花一現，沒能實現它的統治。與此同時，西方列強和日本緊緊抓住他們在中國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國的廣大農民依舊生活在幾千年來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來的許多思潮和觀念的鼓舞啟發下，就中國的出路問題上出現了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由孫甲山領導的國民黨最終所接受的實用主義漸進的模式和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陳獨秀領導的八人馬克思主義小組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成立的目標是要把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帶到中國，蘇聯政府在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以後許多年間也一直是它的影響力量和資金來源。1921年13名黨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是其中一員。參加大會的蘇聯代表堅持要讓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分部，這一建議遭到了中國代表們的強烈反對。中共與蘇共之間的關係開始出現裂縫，最終在20世紀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全國形勢開始朝着有利於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發展。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和當時弱小的共產黨建立了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於1925年病逝，沒能完成結束軍閥混戰，統一中國的大業。他的遺志和國民黨的領導權落到了蔣介石，當時廣州黃埔軍校校長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蔣介石對共產黨發動閃電襲擊，當他奪取了中國南部省市的控制權后，國共決裂了。隨後北閥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已經控制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古都北京改名為北平。
蔣介石的政治地位逐漸穩固，他開始打擊共產黨的活動。國民黨1930年發起猛烈攻擊，四年內將共產黨圍困在了江西瑞金的一個根據地。瑞金是共產黨“紅色政權”所在地。從這裏黨控制着擁有四百多萬人口的三萬平方英里的範圍。1933-1934年國民黨的最後一擊使“紅色政權”和共產黨處於潰敗的邊緣。1934年10月8萬名紅軍戰士開始了萬里長征。最初的目標是在中俄邊界尋求安全之地。
在長征的開始階段，毛遭到了排擠。他曾被黨內親蘇派軟禁了好幾個星期。在長征的過程中毛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逐漸確立了。在長征中，他創造了一個政治神話，日後他成為了駕馭中國政治航船的偉大掌舵者。
疾病、飢餓、國民黨軍隊和當地軍閥的圍追堵截使得共產黨紅軍在一路北上的路程中遭受了沉重打擊。當他們到達中國西北部的陝西時，僅剩下了8000人。這8000人成為了日後毛澤東和朱德總司令重建共產黨的核心隊伍。共產黨執政后，長征中的很多老戰士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內的核心力量。
紅軍長征是毛澤東取得中國內戰最終勝利的重要環節之一。另外就是開始於1937年8月的抗日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不僅使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放棄對元氣大傷的共產黨的最後打擊，而且不得不和他的敵人結成統一戰線，共同對抗日本的侵略。
作為合作的一部分，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對西北一片13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權。1935年，毛澤東來到延安，這個只有8千人口的小鎮成為了紅軍的首都，直到1948年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中心。一座九層高的寶塔高高聳立，在城中心還有一座西班牙聖芳濟修會的教堂。
這座教堂1935年完工，第二年就被當地的共產黨領導接管了。這個地區曾經發現有石油，但當共產黨搬來以後，石油開採商和其他一些富裕的人家就搬走了。
延安為共產黨提供了一個安全的根據地，使他們避開了敵人主要的戰場，但仍然受到了猛烈的炮轟。再加上移居進來的大量人口給當地百姓居住了好幾個世紀的黃土岩洞帶來了巨大的損害。這座四面環山，中間橫跨一條小河的古城便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中心。
毛澤東和長征中倖存下來的8千紅軍到達延安的時候，他基本上已經完全掌握了黨內最高領導權。長征途中，他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認並與他的緊密擁護者周恩來一起取得了三人軍事小組的控制權。對於軍隊的領導權是領導革命的關鍵。在延安，毛澤東重組了黨組織並建立了新的社會、政治制度。
延安時期也是毛澤東重要的思考時期。他改變了蘇聯“以城市為中心”的馬列主義革命模式，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尤其是與中國抗日戰爭的實踐相結合。這意味着黨把“農民激進主義”作為它思想的前沿，土地革命的理論包括減租政策也提上了日程。
毛澤東是最早認識到媒體的政治作用的領導人之一。共產黨的記者們受邀請來到黨的新總部，採訪毛澤東本人或其他黨內高級領導人。為了維護黨的形象，保持黨的作風，個人奢侈品是禁止的。即使是最高領導人，也嚴於律己，過着和普通士兵、老百姓一樣的艱苦生活。
延安時期也使毛澤東建立起他自己的軍隊力量。八路軍四散在華北地區，許多游擊隊都在日軍東部的後方作戰。朱德和聶榮臻率領的八路軍與延安總部保持着無線電通訊，頻頻突破日軍的防線，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
對於在20年代戰亂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而言，延安形成的新政局是很有吸引力的。考慮到國民黨和共產黨行事上的天壤之別，蔣介石的陰險狡詐和毛澤東的光明磊落，漢口的貧窮、疾病和延安一派欣欣向容的新氣象，這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國民黨是被大地主、大軍閥和資本家控制的政黨。大多數外國記者都發現蔣介石的政府極其腐敗。國民政府內從高級部門到地方政府，欺詐和辦事不力隨處可見。蔣介石部下的軍官對待下屬大都冷酷無情，對新兵尤其如此，僅僅把他們當成軍隊裏的苦力。
難怪霍格1938年3月到達漢口的時候，外國媒體已經對統一戰線的兩個政黨形成了一致看法：國民政府和它的首府代表中國舊的封建勢力，腐敗、落後、目光短淺。而共產黨和延安，用美國作家海倫·斯諾的話來說則是“用馬克思主義搭建一座通往西方世界的橋樑並努力成為跟得上世紀腳步的人。”她在《紅區內幕》（1939）一書中說道：“在延安，中國共產黨正在形成一種新思想、新民族，在世界上擁有着最古老、最持久文化人民的心中建立一個新世界。”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人們不用加入共產黨或分享埃德加·斯諾和他的妻子海倫·斯諾的共產主義理想也能充分感受到當時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建立起來的政治模式帶給人們的感召力。毛澤東的國際影響力和外國媒體對他的好感隨着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1936年出版）而得到了加強。這本書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在和霍格第一次見面時向他極力推薦的。它對美國人民，至少是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形成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游擊隊的正確認識起到了關鍵作用。
共產黨領導非常重視這本書給他們帶來的宣傳成果。書中高度讚揚了中國共產黨是一支充滿活力的本土力量隊伍，有着嚴明的紀律，一心為廣大人民造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毛澤東在延安對斯諾夫婦的一系列接待都經過了細緻、周到的安排，對於他們提出的問題，都進行了詳盡的解答。毛澤東和他的顧問要求先看到書的草稿，並提出改進的意見。斯諾都一一答應了。共產黨無疑對斯諾做出了種種限制，但為了近距離地接觸這位被外部世界譽為謎一樣的傳奇人物，他服從了。《紅星照耀中國》是一次宣傳上的勝利，也是第一本讓世人了解這位後來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使中國真正獨立的領導人的偉人的出身、個人成長和思想歷程的書。
二、三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動亂的年代，到處是鎮壓和政治廝殺。不難想像，共產黨要戰勝國民黨的圍剿就不得不鞏固黨的力量。
斯諾是第一個打破政府禁令，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他也為1937年直至後來西方記者採訪毛澤東和他的司令官鋪平了道路。斯諾是和毛澤東進行親切交談最多的西方記者，但所有的記者包括他在內，都把共產黨塑造成一支反抗日本侵略者、反抗封建社會的民族革命力量，是孫中山革命的繼承者，而不是附庸於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但是毛澤東本人又十分重視他與蘇聯盟友的友誼，曾公開表示反對認為他的馬列主義與莫斯科的馬列主義有區別的說法。
喬治·霍格幸運地成為了第一批採訪延安的記者，但他剛到的時候腦子裏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他們一組人在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步行到了延安。他的第一印象是延安的鎮中心像倫敦公園：寬闊的閱兵廣場上進行着籃球賽和足球賽，一大群人站在旁邊觀看，裁判的哨子時不時地吱吱響。路邊，士兵騎着馬上上下下。賣茶水和麵條的小攤給這個小鎮又添加了一點節日的氣氛。
1938年的夏初，霍格在延安待了三個星期。如果說漢口是他記者生涯中一段失敗的經歷的話，延安則是曲折的政治學習道路。外國記者的隨行嚮導向他們長時間地解釋了共產黨的政策和政府體系，他們希望讓外界真正了解共產黨領導下的真實情況：共產黨控制下的紅色區雖然和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國民政府有相似之處，但它是不同的：同樣的法律，但執行得更好；相似的政府體制，但更民主；使用相同的貨幣，但能自給自足。這些教導就是為了告訴西方記者們：共產黨正在給中國帶來變革，使它擺脫封建落後的過去。
在山坡上挖出來的涼爽的窯洞裏，霍格一邊聽着這樣的解說，一邊喝着茶，為他以後的家書和為《曼徹斯特衛報》寫的文章做筆記。在這裏的所見所聞深深的感染了他。和其他採訪過延安更有經驗的記者一樣，他也對這裏嚴明的紀律、簡樸的生活和政治啟示中的力量印象深刻。
霍格的家人認為他們自己是關心政治的。他母親的貴格會派觀點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但是霍格自己卻注意到他家人的左翼政治立場是附條件的。他們不允許政治觀點干擾霍格家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或是社會地位。
霍格遊歷美國、在南部佃農的合作社經歷以及他和嚴厲的穆里爾阿姨的親密來往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到達漢口后，他敏銳地感受到了他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觀點，包括新聞界的觀點、史沫特萊公開支持的共產主義和大多數美國記者持有的左翼自由主義觀點。他年輕，而且像史沫特萊所說的“政治上還未成形”。
因此在延安的這段時間給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但他在1938年7月3日給家裏寫的一封信則表明他還是以前的他。他在信中寫道：
這裏的一切都是傳道。這裏的8千多名學生靠小米粥和傳道過活。（每人每天有大約半便士購買蔬菜、燃料和日用品。）但這是一種積極的傳道，不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整個大機器朝着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開進，而日本的人民則是中國的朋友和同伴。
霍格注意到從中國各地以及新加坡、新西蘭、夏威夷的華人區趕到延安的許許多多學生並不全是共產黨員。他們聚集在這裏，因為他們相信八路軍是唯一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軍隊。
吸引他們的還有共產主義理想和隨之而來的簡單生活。霍格很同情他們，儘管他意識到這兩樣東西——對戰爭的支持和共產主義理想，在他的家鄉赫特福德郡的哈彭登鎮都是惹人厭的東西。
所有採訪過延安的記者都注意到，中國共產主義理想的發展沒有受到蘇聯的影響。霍格在給家裏的信中寫道：“毛澤東對於共產主義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建設共產主義要根據自身的國情。在這裏找不到共產主義的工業、農業，甚至也沒有蘇維埃共產主義政府。”
在給家裏的信中，他盡量描述延安的情況，並藉機又一次對他父母的反戰論提出了質疑。
讓人驚奇的是，有如此多的學生和各個階層的年輕人從各個地方甚至其它國家比如新加坡、菲律賓、新西蘭、夏威夷等趕來聚集在這裏。還有兩個前電影女明星！這些學生中只有大約10%是黨員。吸引他們來這裏最大的一個原因是西安事變前，紅軍英勇抗擊國民黨軍隊獲得的巨大聲威。還有一個原因是紅軍發明的游擊戰術被普遍認為是能夠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唯一戰術。
如果你們不是反戰分子的話，很難找到一個比這裏更好的地方了。如果你們是，那我也不知該說什麼。你們以前那些辯論，包括奧爾德斯·赫胥黎的關於戰爭會導致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在這裏不適用。這場戰爭如果按照人民的意願來打的話，將會把他們帶入民主。他們的理想是一種新的政權形式，他們由分散的小集體組成，他們既是士兵，也是農民…他們有追求民主的政治覺悟，也想通過游擊戰突破日本人的防線。我覺得你們不會對任何戰爭感興趣的，不是嗎？
當時在延安有件怪事，就是要求大家學日語。學日語的專門學校修建起來了，從政府官員到小學生，每個人都要參加學習。當時日本侵略者散播謠言說中國士兵都是野獸，抓到俘虜會先把他們虐待折磨一番再殘忍地殺死。被灌輸了這種思想后，大部分日本兵寧願自殺也不願被俘。學日語的目的就是要對抗這種歪曲事實的謠言。
為了對外宣傳，也為了讓國內人民了解這次戰爭是針對日本侵略勢力，而不是日本人民，黨內下了命令，游擊隊要盡量帶着俘虜上路。在逼近日軍的時候，他們會用擴音器或是扯着嗓門喊，勸日本兵投降並告訴他們，他們不會受虐待。在給《曼徹斯特衛報》寫的一篇報道里，霍格說毛澤東曾向他解釋過對待戰俘的政策，並強調了這一政策的重要性。因為他未提及在別處會見過毛澤東，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參加了這位黨領導作的一次關於戰俘問題的報告。
霍格一共採訪過六位日本戰俘，並以他們的經歷為題材寫了篇短故事。這6個戰俘在一次延安文藝演出的晚上為黨領導表演了一出話劇。觀眾席上有毛主席（當時他被這樣稱呼），他和其他觀眾一樣看得津津有味。在霍格的描述里，這6個戰俘在經過共產黨幾個月的教育改造后，被放了回去。他們被送回了自己的部隊，受到了戰友的熱烈歡迎，然後立刻被處決。
在延安，上至最高領導、普通官員，下至學生，所有人都住窯洞。延安地處兩條山脈之間狹窄的河谷里，因為害怕遭到敵人的轟炸，這裏的人們沒敢將這塊地方擴展到防護牆以外，而是在山坡鬆軟的土裏挖洞。在霍格到達之前，共產黨已經擴大了窯洞的規模，把學校、醫院、還有市裡五所大學的一部分辦公室、大禮堂都搬進了這裏。窯洞夏天涼爽，冬天也不太冷。霍格在信中這樣描述道：
在窯洞裏，你可以一眼望到山谷對面的群山。山坡上也有一層一層蜂窩似的窯洞。附近的山上有許多漂亮的古廟。最顯眼的是出版社，它每周都會出兩份報紙，還有很多本書和小冊子。這個出版社坐落在一群佛洞裏，走進去很陰暗。當你的眼睛適應了裏面的黑暗后，立刻就會看到一尊高大的佛像立在你面前凝視着你。在他腳下，印刷工們來回小跑着，一捆捆的紙和印刷機叮噹作響。
延安後來成為了美國羅斯福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站。美國海軍上校埃文斯·卡爾森是第一位得到中國政府允許在1937年訪問這兒的美國軍官。他在報告中着重肯定了游擊隊和當地農民之間的友好情誼、共產黨軍隊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政治覺悟。他的這些結論也得到了後來訪問延安的美國記者的贊同。但是直到1944年羅斯福才答應蔣介石派美軍增援延安。
對毛澤東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輝煌成就的一段時期。在這段時間裏，他為新的、符合中國實情的共產主義體系打下了基礎；並接見了許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記者和外交官。毛澤東一生只出過兩次國，分別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訪問莫斯科。在接見外國記者期間，他詳細詢問了他們本國的政治和大事件。所有這些訪問的重點都是為了傳達這樣一條信息，即共產黨和游擊隊形成了中國北部最有紀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這是一條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澤東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聳立的一座山坡上鑿出來的窯洞裏接見了一些記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萊姆就是其中一位。柏特萊姆是新西蘭人，他獲得了羅得島獎學金，得以在牛津求學。後來成為倫敦時代周刊的副主編，又到中國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在他的書中，他這樣描述了對毛澤東的具有戲劇性的採訪：“我們會在傍晚開始談話，經常到深夜才結束。桌上的蠟燭一根根熔化，在窯洞粗糙不平的頂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房間裏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時有電報消息送來，毛澤東就在回答問題的間隙批閱。”
霍格對他在延安所見所聞的熱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長的同事和訪問延安的外交官的響應。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后，美國爆發了一場關於“誰失掉了中國？”的辯論，而同情中共的記者詹姆士·柏特萊姆、埃德加·斯諾和傑克·貝爾登等人則被指責僅僅充當了共產主義事業的鼓吹者。他們的確沒有隱藏他們對蔣介石政府的厭惡和對共產黨游擊隊的同情。新聞媒體之所以會集體失敗，是因為他們不懂裝懂。記者們想盡辦法讓讀者、聽眾相信他們掌握了真實信息。“我不知道這裏發生的真實情況。”是一句從來不會寫出來或是播出來的台詞。
艾米莉·韓，《紐約客》雜誌資深專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記者，1940年在中國近距離觀察了外國記者團。在她1944年出版的暢銷書《我眼中的中國》中，她這樣描述美國記者：
大多數記者對中國的共產黨員了解得不比你們多。他們四處聽傳言，想辦法獲得和他們見面的機會，然而成功的幾率不大。親眼見到中國共產黨內真實情況的機會比混入蘇聯內部的機會還小。只要你住在重慶，你就可以經常採訪周恩來。這是他在那裏的目的。但如果你認為中國會給你所有的答案，你就和美國記者一樣幼稚。
事實上，毛澤東使中國不僅在政策上，也在實際行動上徹底脫離了舊封建。在抗日戰爭和蔣介石政府極端腐敗的大環境下，毛澤東的共產主義似乎是農民的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農村革命的成功意味着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成功地擴展了他的根據地。到1945年，他的控制範圍達到了100萬平方公里內的1億多人民。實際上他已經創建了一個新國家，一個得到美國政府認同的國家。
1938年7月，霍格回到了漢口。這個城市已經陷入一片恐慌，因為流言說日本兵馬上就要對漢口進行最後的襲擊了。難民的撤離工作緊張地進行着，他們南下長沙或向西逃往重慶。每天有三艘輪船西去，夜晚都有火車載着難民離開漢口，還有好幾千人一起趕夜路離開以躲避日本兵白天的掃射。霍格花了一天時間和這些難民一起趕路，他在報道里說他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每四英里有茶水攤，每十英里有食物攤。
並不是所有的難民都是漫無目的地向中部撤離。他們中的有些人是要到指定的地方開始小小的工業合作社建設。這再一次證明政府為人口向中國的中部和西北部遷移提供了支持。
同時，日軍的空襲摧毀了漢口這座城市。8月10號和11號的空襲最嚴重，遇難者有1500人。霍格背着照相機，在日軍的飛機離開後記錄了被轟炸后的場景。“真是令人髮指的暴行！”他憤怒地說道。他每天為合眾國際社寫報道。社裏對他們的明星記者傑克·貝爾登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寫出好故事，但華盛頓的編輯們則喜歡這個新特約記者的文章。他獲得的獎勵是在這座城市陷落後可以在這裏多待一個月。
到夏末，幾乎所有中國高官的洋太太、孩子和家人都撤走了。6月份，周恩來和其它中共代表團成員也離開了漢口。留下來的幾千名外國人自我安慰，相信他們的存在能使漢口避免遭受同南京一樣的厄運。他們希望他們所在的非軍事化“安全區”能夠安然躲過日軍對這座城市進行最後襲擊時的轟炸和攻擊。中國人不許進入“安全區”。因此在炸彈轟鳴中常看到這樣悲慘的景象，中國婦女們把她們的孩子往鐵門裏塞，孩子們又被粗魯地推出來。日本空軍大多不敢得罪外國人的“安全區”，但他們很清楚中國部隊的所在地，並發動了猛烈的襲擊。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漢口地區的中國人趕到長江以南的鄉下，進而佔領漢口。而實際上武昌和漢陽在經受大規模轟炸時，大量人口已經逃往漢口，隨着日軍沿長江西進，漢口的人口急劇增加。
8月末，蔣介石和他的部下秘密決定放棄他們的臨時首府。他們一邊繼續鞏固漢口，拒絕和日本人談判，一邊計劃轉移力量避免一次代價慘重的失敗。上海和南京的慘痛教訓就在眼前。
作為“不給日本人留下任何東西”的“焦土政策”的一部分，中國軍隊決定炸毀所有中國人自己的建築和設備。這一備受爭議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受到了英國海軍的挫敗，他們在中國軍隊離開后拔掉了引爆線。其他地區的焦土政策也被搞砸，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
在漢口陷落（10月25日）后不久，政府軍燒毀了長沙——湖南的省會，日軍進攻路線中的第二大人口密集中心。長沙在漢口西南230英里，人口三百到四百萬，是湘江流域重要的貿易中心。在成千上萬的因為政府這一愚蠢行為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中，有一個叫任黎芝1的年輕姑娘。她有5個兄弟姐妹，父親是一家麵粉廠的經理，母親在家操持家務，儘力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在她的家鄉被政府一把火燒光的這年，她21歲。這裏的人們逃到鄉下，政府的救濟有限，他們不得不做農活維持生活。
任黎芝在長沙曾是一名積極的抗日分子，為了她的安全起見，家裏人決定把她送到寶雞，往北幾百英裡外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小城，靠近西安，是通往歐洲“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寶雞，她嬸嬸把她安排進了一個婦女難民組織，這個組織後來成了公社運動的一部分。也是在這兒，她在1939年遇見並愛上了一個年輕的英國人，他也是在日軍侵佔華中地區以後北上的。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她的《中國的戰歌》（1944年出版，1984年再版時改名為《中國通訊》）一書中生動描述了外國記者在日軍侵略漢口時共同逃生的磨難中所建立起來的同志般的友誼：“我們就像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我們的船在暴風雨的海上快要沉沒，我們的人道主義精神被喚醒，緊緊相互扶持……在緊張的局勢下，我們依然創作着詩歌、歌曲和機智的笑話，我們的友誼閃耀着神奇的光輝。”
因為同情難民們悲慘的境地，史沫特萊承擔了一份在紅十字會的工作。她要在擁擠、衛生條件極差的醫院長時間辛苦工作。混亂的局勢、街道上越來越多的難民和那些有錢人白天進餐館、晚上進俱樂部的舒適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霍格在他8月底寫給《曼徹斯特衛報》的一篇報道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到了夜晚，這一對比更加明顯。行人路上擠滿了乞丐和他們的孩子。而俱樂部和電影院每晚爆滿，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最近，新
聞界發起了一項“節儉運動”，許多有錢的中國人在報紙上看到他們自己宴請一次開銷之大和坐着公家的小車巡遊一次路程之多都大吃一驚。對這些無恥行為描述一番后，報紙警告說下次會公佈這些人的身份。
在8月底日軍逼近的時候，大約有75萬人逃離漢口。外國友人組織了緊急救災委員會，為難民提供食物和燃料。而那些不打算離開的中國人則指望着漢口大量的外國人能使他們躲過日軍對平民的大屠殺。
這時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已經被迫搬出了路德教的教區。因為她夜間的訪客太多，魯滋主教認為她的行為不道德。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她認為年輕一些的傳教士“思想進步、積極進取”，而對那些年長的、地位更高的傳教士包括魯滋主教沒有好感。“我還從來沒碰到過比這裏的老傳教士更保守、更冷酷、更頑固的人了。”
為了帶給美國讀者關於漢口大撤退真實的情況，霍格遵循了他從事新聞報導的首要法則：過他筆下的人們所過的生活。他坐上了一列送難民出漢口的火車，並把在車上的經歷寫成了一篇名為《最後的火車》的生動報道：
漢口的人們紛紛議論着，政府已經開始疏散這裏的人口；日本兵正從四面八方湧來，馬上會對這裏進行瘋狂轟炸，還會用到毒氣；防洪堤會被炸毀用來防禦，而這裏大多數房屋因為地勢低會被衝垮。還有許許多多其它災難。總之，對那些想在西北部安新家的人來說，是時候動身了。是捆紮好行李、賣掉所有家當、帶着孩子和鋪蓋卷離開這裏的時候了。
火車在大平原上緩緩行駛着。難民們疲倦地望着車窗外，似乎想着“沒什麼能擋住日本人了。”每到一站就有更多人擠上來，直到車上連挪一步的空隙都沒有。車門口早就佔滿了坐在行李包上的人。夜深的時候，一張笑臉出現在我座位旁邊的窗戶外，接着他整個人、幾個大行李箱、鋪蓋卷、一捆一箱地從窗戶塞了進來。每塞一次東西，他都朝我們尷尬地笑笑說“不要緊，不要緊”，好像是我們給他添了麻煩似的。剛開始我不肯配合，因為一直以來我所受到的教育是既然你買了座位票就應該享受座位的待遇。但過了一會兒，我覺得這也許對戰亂中的中國不合適。因此當他把他全家人，其中有一個牙齒掉光的老岳母和一個哇哇大哭的嬰兒從窗戶弄進來的時候，我也熱心地幫着他放行李。
第二個夜晚是半睡半醒地度過的。外面下起了雨，車頂上的人拚命鑽窗戶往裏擠，車廂里更擠了。我在一個小站台買了碗水喝，再加上黎明新鮮的空氣，整個人覺得清爽了。
火車在上午九、十點的時候到達了洛陽。站台上有很多食品攤，有火盆上現煮的半便士一碗的米飯和蛋湯，12便士一袋的大鮮桃、煮雞蛋、茶水和看上去不太乾淨的麵包。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當我們從窗口跳下車的時候，三架飛機在城市上空盤旋，防空高射炮正對準它們掃射。鐵路沿線匆匆築起了戰壕，那些來得及跳下火車的人飛快地躲在了裏面。我很幸運地被壓在了底下一層。車站上炮火轟鳴，我們臉朝下，緊緊地貼着地面，聞着潮濕的泥土味。那時，我們聽到嗡嗡聲越來越近，一直到了我們頭頂。難道他們要炸火車和鐵路嗎？難道他們知道火車上有很多中國士兵，於是要用機關槍掃射？似乎經過幾個世紀（幾秒鐘）的焦慮后，我們小心翼翼地抬起頭看着他們飛走了。回到車站后我們發現鐵路線完好無損。但不遠處一團團濃煙意味着死亡、無家可歸和對這些高高在上的、以強凌弱的侵略者的刻骨的恨。
火車快速地向西駛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四周的鄉村有點像加泰羅尼亞的比利牛斯山脈地區。山丘和房屋都是土黃色，貧瘠的梯田裏稀稀拉拉地種着小麥、土豆和白蘿蔔。這裏看不到水牛或公牛，取而代之的是驢子和騾子。河床上栽種着長勢旺盛的淺綠色的水稻，以及平原地區特有的形狀規則的紫色、綠色和棕色的山。
在看到西安宏偉的、高高聳立的城門后，我們四天的辛苦旅程終於結束了。“到了，到了！我們終於到了！”
霍格並沒有記錄他是如何返回漢口的，幸運的是他成功地做到了。他的下一封也是最後一封從漢口寫回家的信記述了這座省城是如何被完全封鎖的。這封信寫於10月13日，12天後日本人入侵了漢口。當他認識到正當他把所有精力集中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歐洲的情況也開始變得危險起來，他感到震驚了。
親愛的爸爸媽媽：
謝謝你們在10月5日的來信中告訴我歐洲的危險情況。我沒料到他們會耗盡防毒面具和其它物資。雖然我不能真正體會當時的一切，但你們的信讓我身臨其境。這裏也即將進行一場戰爭。所有人都背着鋪蓋卷匆匆離開，大都身無分文。很多家庭四分五裂，因為有些人被要求留下，有些例如孩子、熟練的工人和成年女工有特殊機構可以照顧也留了下來。現在我們被完全阻隔了。
日軍切斷了通往廣州的鐵路，廣州在漢口陷落後不久也淪陷了。北上的鐵路線也被切斷了。中國人在長江上游地段鋪設了橫江鐵索用來防禦日本人的軍艦襲擊，然而它所起的“作用”是限制了水上運送難民，進一步加重了這座城市的孤立無援。
漢口陷落的前一晚，霍格給《曼徹斯特衛報》發去了他對這座城市最後的描述：
10月24日晚，武漢市長發表報告說大約50萬人留了下來。這意味着100多萬人已經撤離。一星期以前，這裏的人們還漫不經心。孩子們仍在戰壕和沙包上玩着熟悉的遊戲；舞廳里擠滿了穿着旗袍、享受着最後快樂時光的年輕姑娘們和賺了大錢的生意人。但在最後三天，街道上就是一派匆匆逃亡的景象了。
有錢有勢的人們在夜晚坐着汽車一路顛簸地開往鄉村。有了夜幕的掩護，他們可以躲避日本飛機對地面地毯似的轟炸。白天，窮人開始了步行大逃亡。彈簧床、桌子椅子、炊具、生病了的家人和嬰兒坐在堆了乾草的籃子裏，都用一根扁擔挑在肩上。在幾百英里的逃亡路上，每一步都回蕩着他們“嘿嚯嘿嚯”的喘息聲……今天最後一班船已經開走了。沒能擠過人山人海擠上船的人家失望地坐在岸邊，看着他們逃生的希望飄遠。與此同時，那些留守的人，包括1000多名外國人都緊張地忙碌着，或沒事找事忙，讓自己不去想日本人的炮火馬上就要打來的恐懼。
夜深了，我們在這座偉大城市的中心。這裏的人們原本是愛熱鬧的，此時卻寂靜得像亞利桑那大草原的午夜。受傷的士兵們躺在堤岸邊，希望被撤離到船上。一隊隊農民趕着他們的家畜匆匆趕路。一小批難民像受驚的羊群一樣四處逃散。很快他們會躺下休息，等待着宿命。漢口今夜難以入眠。它可能會被“焦土政策”的爆炸聲驚醒。幾小時后，河對岸就會傳來清楚的槍聲。明天？蔣委員長已經棄城而逃了！
蔣委員長確實撤退了。他的這一決定使漢口有了一個相對和平的淪陷，也使這裏的人們免遭南京大屠殺的厄運。外交官和大多數記者都乘船逃往了上游的重慶，那裏成為了新的國民政府所在地。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堅持自己的道路，北上去了共產黨的根據地。18名“最後的挖掘者”留了下來，霍格就是其中之一。儘管日本人無意重複他們在南京的罪行，他們也不會讓外國記者有機會審察他們的醜行。這些記者很快被聚攏來，送上了一架開往上海的飛機。
7個月前，霍格花了兩個星期從上海出發途經香港最後到達漢口。而這次回程只花了2小時57分鐘。飛機載着他們飛過一帶鄉村的時候，地下滿是戰壕、炮彈坑和燒毀的村莊，這是他們報道了好幾個月的戰場。
回到上海后，霍格給《曼徹斯特衛報》發了一篇充滿憤怒的報道，這篇報道成了那期的頭版頭條。文章的題目是“帝國操縱之我見”。它譴責了外國勢力在日本人侵略漢口時只顧自己的利益而不保護中國人民的勢利行為。他描述了意大利領事如何盛裝接見日本軍官，英國海軍如何阻撓中國軍隊執行事先計劃好的炸毀具有戰略地位的建築物的行動，美國的炮艦不保護中國平民而是靜靜地停靠在碼頭。
漢口仍然有50多萬平民，大多數聚集在外國人的“安全區”。儘管外國人鼓勵他們留下並讓他們相信可以得到保護，日本人很快就把他們轟了出去。霍格在報道中說，他們在外國人和日本人眼中只不過是不衛生的討厭鬼。這些平民後來被送往了一個廢棄的貧民區。
長長的一隊難民——都是一些年邁的和虛弱得無法疏散的可憐人，朝着他們新的落腳點艱難前行。懷孕的母親牽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壓彎了腰，年幼的女兒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們以中國人的堅韌忍受着這讓人無法承受的磨難。當他們走在細雨中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日本兵正在搶一家人的被褥，另一個正準備帶走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一個女人和一個女孩。
除了一筆獎金，霍格的高質量的報道還為他贏得了一份合眾國際社的差事，他可以自己選擇地點，然後從那裏寫文章給他們。他在上海青年會賓館租了一個房間，令他驚喜的是賓館還配有一個健身房和壁球館。在這裏他計劃着下一步行動。
他在延安的短暫逗留使他對中國的西北地區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於是他決定延安就是最終目的地。他打算在日本過完聖誕節后就去北京，然後越過日軍的防線進入共產黨控制下的區域。他還想找到路易·艾黎。他在漢口曾與這個新西蘭人見過面，後來聽說他在西北某地的一個工業合作社工作，但沒有人知道具體地點。
然而一場副傷寒，一種通常由於喝了不潔凈的水而感染的傳染病打亂了他的計劃。霍格在醫院躺了19天，精神有些狂亂。因為當時上海的醫藥供應很緊張，他能活下來已經算幸運了。他的老朋友——衛理公會派的傳教士弗蘭克和埃里·米利肯收留了他。他們知道如何照顧傷寒病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救了他的命。
霍格待在中國期間，新教的傳教士兩次救了他的命，為此他一直感恩在心。直到後來，他才認識到中國民眾對西方教會勢力在中國的活動的普遍的、根深蒂固的憎恨。16世紀以來，天主教傳教士就開始在中國小規模地頻繁活動。西方列強侵略侮辱中國所上的每一個新台階都有這些傳教士的推波助瀾。因此，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失敗后，清朝政府被迫割讓香港島和開放的5個港口，並同意西方傳教活動擴展到其它主要城市，如廣州、上海和廈門。而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結束后，中國被迫接受允許西方傳教士自由活動並保障中國人民改信基督教的權力。
在太平天國起義（1850-1865）和義和團起義（1899-1901）之後，在中國的傳教活動繼續得到擴大。對傳教士的敵視以及對傳教活動對中國傳統信仰帶來挑戰的厭惡是這些起義的主要因素。3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於義和團起義。緊接着20世紀初發生了著名的保守新教運動和社會福音運動。到1930年，中國有8000多名新教傳教士和大約50萬人的新教團體。到1949年更大的教派——天主教，教徒估計達到了200萬人。
米利肯一家開辦了一家基督教廣播電台，能讓聽眾隨時了解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大事。他們同時也提供留局待取服務。當霍格康復后，他收到了幾封家裏寄來的信，得知了家裏人的近況。他姐姐羅斯瑪麗在信中告訴了他他的前女友瑪芙·尼爾森在和他的好朋友羅傑·亨特談戀愛。他還知道他哥哥斯蒂芬在那年8月結了婚，他最大的哥哥加里和他妻子分居了。這些不能說都是好消息。“加里和多蘿西的事真是太讓人遺憾了！”這是他看完信后的感嘆。加里比霍格大14歲，不管在童年還是長大后，他們的關係都不是很密切。而關於史蒂芬，霍格則提到了他母親拿他在婚禮那天穿的尺寸有點小的禮服開玩笑。芭芭拉——他最大的姐姐嫁給了唐納德·托馬斯，又一個來自聖佐治的哈彭登男孩。他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症，戰爭期間為《曼徹斯特衛報》做審查工作，他審的稿子中說不定就有他小舅子從中國寄來的呢。
羅斯瑪麗，霍格童年時期最親密的姐姐和一個來自布里斯托的銀行經理談戀愛了。羅斯瑪麗的這位追求者——西瑞爾·貝克雖然和他的妻子分居了，但婚姻關係還沒解除。對此，這個家嚴厲的女主人嘉芙蓮卻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理解。顯然她對她女兒的這段感情抱有很高的期望。霍格在1938年12月寫給她的一封信中也說希望“他們的關係能有進一步發展。”
那一年年底，歐洲戰場的一場戰爭看來是不可避免了。霍格在聖誕節前寫給他父母的信中也表達了對倫敦缺少反空襲防禦的焦慮。他還告訴他母親說他缺錢用。他對自己能支付這次住院的費用是感到自豪的，但治療也花光了他所有的獎金。隨着聖誕節的臨近，他給家裏人的信中寫道：“如果誰要送我禮物的話，那就送現金吧。”聖誕節這天，在和米利肯一家吃早飯的時候，他收到了父母寄給他的一張10英鎊的支票。
《曼徹斯特衛報》把他寫的關於漢口陷落的文章登在頭版，卻拒絕付給他稿費，霍格對這種低劣的欺騙感到很憤怒。他催促他的父母向這家報紙追討每千字3.3英鎊的稿酬。想到許多自由撰稿記者都有過同樣的遭遇，他把報社的這種行為稱為“赤裸裸的搶劫”，並寫道：“所有的大報紙都極度無恥、無所顧忌，《曼徹斯特衛報》更是英國稿費最低的一家。”
霍格這時期寫回家的信讓他的父母明顯感受到了他逐漸變強硬的政治態度。除了催他們向《曼徹斯特衛報》追討稿酬外，他還在信中發表了對慕尼黑條約的看法，“在我看來，最好有個人把張伯倫（當時英國首相）在意大利或德國的集中營里關幾個星期，讓他也嘗嘗滋味。也許他在慕尼黑做的事是對的，但他的錯誤動機太明顯了，時間不對，方式也不對。”
1938年9月簽訂的慕尼黑協定中，英法兩國為了和希特拉達成和平犧牲了捷克斯洛伐克，這使得中國人民認為外國的干涉會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徹底破滅了。日本人侵佔漢口時損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廣州的獲得卻是不費吹灰之力。既然已經佔領了大部分的港口城市和海港，日本軍官們想像着中國人接下來會很快投降。國民黨軍隊裏幾個高級長官確實急切想和日本人談判了。
武漢陷落後，蔣介石表現得很鎮靜。他把總部搬到了500英里以外的重慶，命令他的部隊撤退到中國中部和西部的山區以避免敵人飛機的襲擊。
各方都做好了打一場持久戰的準備。國共兩黨都開始制定作戰計劃，準備同日本人來個10到20年的中國保衛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