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往中國之路
1915年2月26日，喬治·霍格出生於英國赫特福德郡哈彭登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親羅伯特經營着一家名為"霍格和他的孩子們"的裁縫店，坐落在倫敦西端中心地帶的漢諾威廣場，這家店在當地小有名氣。喬治的中間名為艾爾文，家裏的人有時候會這麼叫他。
喬治的家中共有6個孩子，由大到小分別是加里、芭芭拉和丹尼爾，這3個孩子年齡相仿。接下來是斯蒂芬、羅斯瑪麗和喬治，家裏人經常親切地稱呼他們為"樹樁、樹皮和鱈魚"，他們3個和哥哥姐姐相差了幾歲。無論怎麼樣，這6個孩子都是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在家裏，他們有保姆；幾個孩子先是在哈彭登的私人學校接受教育，然後男孩兒們去了牛津的瓦德漢學院。全家人會在德文郡的薩爾康比度暑假，而冬天則是去瑞士滑雪。
霍格一家過着愛德華七世晚期傳統的英國中產階級的生活。然而，從某方面來說，他們同當時的大多數家庭又有些不同。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有三個主要信仰：君主制、英國國教1和帝國。可是霍格一家並不是忠實的國教教徒，整個家庭的政治信仰受到母親嘉芙蓮和一直未婚的阿姨穆里爾·萊斯特的影響，穆里爾從小就信奉"和平主義哲學"，且一生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反對任何的帝國形式。她還因此在倫敦的霍洛維監獄被關押過一段時間，也曾因發表煽動性言論的罪名被關押在特立尼達島的監獄裏。她是甘地的朋友，並組建了金斯利·霍爾傳教團，這個組織現在作為一個社區中心仍存在於英國東部的中心地區。
穆里爾·萊斯特和她姐姐嘉芙蓮的關係很好，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小外甥。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和平主義是左派的主要口號，而這一思想也在喬治的家裏被宣揚和灌輸。在喬治家裏，大家坐下來一起吃三餐是件大事，每次大家一起用餐的時候都會開心地說笑，但是母親嘉芙蓮也不會忘了引導全家人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每當穆里爾阿姨來訪，就更是全家人討論嚴肅問題的大好時機。
對於穆里爾和嘉芙蓮來說，在維多利亞女王執政末期看到的倫敦東部一些百姓的貧苦生活影響了她們的政治態度。這對姐妹，和另外一個姐姐多麗絲生於19世紀80年代英格蘭東南部的艾塞克斯郡德洛夫頓。她們的父親和祖父從事造船業，家庭十分富裕，全家人都是浸信會的教徒。舉家遷往洛夫頓是因為當地濃郁的新教氛圍，還有一座建於1813年的浸信會教堂。在這樣的氛圍下，3個姐妹也在1898年接受了洗禮。
鐵路的建成通車為洛夫頓地區帶來了大批的移民，這裏很快就因為虱子和跳蚤猖獗而被稱作"長虱子的洛夫頓"，當地居民認為這
都是那些窮移民蜂擁而至的後果。
穆里爾年少時，偶爾會在乘火車從倫敦回家的路上穿過貧民窟。從她乘坐的頭等艙的車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那些衣衫襤褸、赤着腳的孩子，在只能被稱作是家畜住着的小屋前玩耍（車裏的其他乘客則對此毫無同情之心）。這個場景深深地印在她心中，並由此決定投身於英國東部的社會工作。在這段時間裏，她閱讀了托爾斯泰的著作《天國在你心中》，這本書對於基督教和平主義者而言，是僅次於《聖經》的重要文獻。穆里爾後來回憶道："這極大地改變了我的生活。我一接觸和平主義，就無法抽身了。"
1914年12月，和平聯誼會（TheFellowshipofReconciliation）成立了，這為穆里爾的和平主義理想提供了一個國際平台。這個組織的成立可謂機緣巧合。那年7月份，英國教友派的亨利·霍德金和德國路德教徒弗里德里奇·西格蒙德-舒爾茨在德國科隆的火車站等候晚點的火車時相遇，二人一段談話過後，發現對於即將到來的戰爭他們有着共同的反感。他們臨別時許下"基督教徒永遠不要戰爭"的諾言。等到戰爭結束時，調解委員會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萊斯特一家三姐妹就是這個組織的熱心支持者。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這個組織宣揚的團體精神和和平主義道義就深深植根於幼小的喬治心中。
霍格一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搬到了哈彭登，先是居住在一家出租的寓所——-紅色尖頂屋-，喬治就出生在那裏。不久，霍格一家就建造了屬於自己的房子——威弗林。在20世紀20年代的戰爭歲月，隨着喬治一天天地長大，哈彭登的變化卻不大，仍然是一個關係緊密的社區，從倫敦乘火車只需要35分鐘就可以到達。喬治的父親，和當時的很多商人一樣，每天乘坐頭班火車去倫敦工作，母親嘉芙蓮則在家照看孩子們。哈彭登作為一個只有上萬人口的小鎮，在喬治小時候還只被看作一個小村子，主要道路和大部分居住地也很快就被赫特福德郡的大片綠地所替代。如果不是當地一所名為"聖佐治"的學校，哈彭登幾乎不被世人所注意。
和霍格一家擁有同樣基督教信仰的鄰居組成了孩子們成長的朋友圈。亨特、納爾遜和普魯克特三家是霍格一家的近鄰，這三個家庭里的孩子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了喬治小時候的夥伴。他們一起上學，一起遊戲。大衛·普魯克特、羅伯特·納爾遜和羅傑·亨特都是這個年紀裏面十分淘氣的孩子。整個孩子團里唯一的一個女孩子，羅伯特的姐姐，被叫做"瑪芙"的威妮弗蕾德，則成為喬治的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女朋友。
小喬治有時候會因為其父母的政治觀點而被某些同伴所恥笑，這對他造成了一些影響，經常讓他很尷尬。據他回憶，當同伴找他玩耍的時候，他不得不將家裏訂的報紙，當時被認為是左翼的《先驅導報》藏起來。
嘉芙蓮·霍格對待家庭可謂一絲不苟，從現代的觀點來看甚至可以說是嚴格的有點兒過分。她的侄子和侄女曾經回憶說，嘉芙蓮是個有點難相處、行為有些古怪的女人，她一貫堅持嚴肅的行為準則，特別是星期天做禮拜的時候。霍格一家每周日都要到鎮上的衛理公會教堂做禮拜，而一周其餘的日子裏，他們還必須閱讀《聖經》，或者其他著名傳教士的書籍。除此之外的所有書籍都要用棕色的紙包好，並妥善保管。除了參加宗教活動，星期天還意味着做家務和練習彈奏鋼琴。嘉芙蓮的孩子以及孫子孫女們仍然清晰地記得小時候嘉芙蓮坐在台階上，一邊梳着頭，一邊聽孩子們練琴，並不時地批評他們。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可是嘉芙蓮卻並沒有過多地顯露她的母愛。在家裏，她很少親吻孩子，也不經常擁抱他們。喬治的侄孫女希拉里·賈維斯曾說："當時很多家庭都是這個樣子，幾乎沒有人過多地表露他們對家人的感情。禮節更重要，因此從表面上看的確有些冷酷。"喬治是所有孩子中最像母親的，作為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自然一直最受寵愛。這點從家庭相冊中就能看出來。一張照片里，他穿着紫色的天鵝絨小西服，戴着一頂鑲有金邊的帽子，站在哥哥姐姐中間。喬治在很小的時候就學會了如何對付母親那些嚴格的規定。喬治似乎天生就帶有幾分幽默，在別人看來的黑色星期天，他卻總能矇混過關。所有的兄妹中，喬治和比他大三歲的姐姐羅斯瑪麗最要好，他們兩個經常在全家人都去教堂做禮拜時，一起溜到鄰居家玩兒。在家裏準備午飯的母親發現了這個惡作劇后，就會對他們進行長篇大論的說教。因為在母親看來，說教是對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喬治的哥哥斯蒂芬是教堂唱詩班的成員，去教堂做禮拜是一定逃不掉的，因此喬治和羅斯瑪麗就經常說服他幫助兩個人說謊話，老實的斯蒂芬也每每都是這樣做的。
雖然霍格家教很嚴，但喬治還是有個非常開心快樂的童年。他曾對姐姐羅斯瑪麗說："如果天堂沒有人間好，我就希望上帝還同意我回來。"他的侄子和侄女也曾回憶道，喬治是家裏的"金童"，父母從小就認為他會有所成就。當然，這可能只是事後得出的結論，但是據他中學的老師和大學瓦德漢學院的院長莫里斯·博瓦拉觀察，年輕的霍格確實有些與眾不同。
喬治從6歲起就接受家庭教師的輔導，到10歲那年被送往位於瑞士日內瓦河岸的格蘭德中學學習，也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正式接觸和平主義教育。羅斯瑪麗上學的第二年回到家時，要求帶她的弟弟喬治一起上學。那所學校的宗旨是消除一切年齡、性別、階層和國籍的障礙，學校所有的教職員工都和學生一起勞動。
瑞士的教育帶給喬治的最大影響莫過於讓他從嚴格的家庭禮節中解放出來。每逢周末，他可以和同學一起去徒步旅行、騎車或滑雪，而他的姐姐羅斯瑪麗卻只能在家洗滌和修補衣服。曾經有一個周末，學校召開會議准許學生公開批評教工，甚至是校長，來表達他們心中藏有的不滿。對喬治來說，這是個具有革命性的主意，而當日後喬治自己擔任校長職務時，也經常召開類似的大會。
這段愜意的日子隨着喬治結束學習回到倫敦而告終，隨後，他和家裏的其他孩子一樣，進入聖佐治學校繼續學習。那裏的校長，賽西爾·格蘭特是當時有名的教育家，他在學校里實行想像力教育，力求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喬治在為校刊投稿時逐漸顯露出其寫作天分。他的父母之前就認為他具有駕馭語言的天賦。當喬治10歲時，他的父親為他朗讀了坦尼森的《鷹》一書，並讓他用自己的語言描述一下老鷹。喬治思考片刻后馬上回答道："一個發出呼呼叫聲的兇猛的戰士。"
喬治在聖佐治學校的成績一直很好，別看他年紀小，卻很有能力。在學校里，大家親切地稱他為"豬"——並不是因為他的姓2，而是因為他患有鼻竇炎。和他一起打橄欖球的隊友則稱他為"頭牌"，含義不言自明：不論場上場下喬治都證明了自己是個天生的領袖。喬治六年級的班主任曾經在多年後這樣描述他：
我能感到他體內的巨大能量和堅定的意志。他很謙虛，從他身上可以看到真正的謙卑。他還是個安靜、不裝腔作勢的人，在人群中並不是主導者。看到他離開后的幾年間，同伴都成長為各領域的精英，我很欣慰，因為大家都在不知不覺中模仿了喬治的一些特質，所以
說，他的影響一直存在着。這點在他作為一名橄欖球隊長時也深有體現，當比賽呈現白熱化時，他總能爆發出一股潛藏的力量，在危急中化險為夷。
好學生也有淘氣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朋友羅傑·亨特還有大衛·普魯克特大衛·普魯克特偷了法語老師特里小姐的小轎車。從16歲起就學會駕駛父親小轎車的喬治將偷來的車開到一處偵查隊的露天營地，將那裏的帳篷拆毀，然後逃跑。這件事情暴露后，喬治的班長職務被撤銷了兩星期，還被校長用藤條教訓了一番。
在聖佐治學校，霍格從一名大男孩兒，成長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他喜歡唱歌，也喜歡在每月舉辦一次的周六舞會上大秀自己的舞技。喬治17歲時，就是學校里的"老大"了，非常自然地與當時的"校花瑪芙"，威妮弗蕾德·納爾遜成為了一對兒。
納爾遜一家在哈彭登為霍格家的孩子們提供了第二個家。儘管他們也履行基督教教義，但對於信仰規定的遵守卻沒那麼嚴格。他們充滿溫情和歡樂的家庭生活——與霍格家裏各種嚴格的禮儀形成鮮明對比——給喬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好朋友，亨特一家也為喬治和他的哥哥姐姐們提供了能體會到家庭溫暖的經歷。
瑪芙納爾遜因為從小很喜歡一首名為"小小瑪芙小姐"的兒歌而得名。她是個擁有一頭紅髮的漂亮女孩兒，而且很幽默。瑪芙比喬治大一歲，從小時候和小夥伴一起玩耍起，她就喜歡上了喬治。她喜歡和他一起運動，也喜歡看他跳舞，聽他唱歌。當瑪芙步入老年，回憶兒時的點滴時，她這樣寫道："我喜歡這個男孩兒（喬治），那時候就總希望我們能一起長大，然後嫁給他。"在喬治去世后，她還在學校出版的雜誌里更加認真地描述了兩人之間的關係："我只能用讚美和充滿愛的語言來表達我對喬治的感情，無論在他是一名學生，還是畢業后。我們總是記得校長在他標誌性的咳嗽聲之後，用平靜的語氣誇獎喬治-幹得好，孩子-"
雖然他和瑪芙在學校里是公認的一對兒，但這並沒有妨礙喬治對於自己一些朋友的女友的興趣。作為聖佐治學校的好學生、大家心目中的"頭牌"、橄欖球隊的隊長、舞場上眾人矚目的焦點，還擁有一副動人的歌喉，喬治非常自信他很招女生喜歡。
在他離開英國來到中國之前，喬治，瑪芙和他的其他朋友為他在當地一家"銀杯"俱樂部舉辦了一個告別酒會。那時候，他承諾會在一年之內回國。一年後，喬治沒有回來且瑪芙得知他在中國已經開始了新的精彩生活的時候，她幾乎崩潰了，從此打消了和他繼續保持關係的念頭。在喬治在中國生活的日子裏，他們之間的聯繫幾乎中斷了，但是從喬治寫給家裏的信上看，他對兩年之後瑪芙和自己的好朋友亨特成為戀人一事還是非常關注。
瑪芙不僅承受着和喬治分離的痛苦，那段時間剛好她的哥哥羅伯特，一名海軍突擊隊隊員，也在1940年的一次意大利空襲中喪生。那年夏天，戰爭急劇升級，大不列顛的戰爭還未取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瑪芙會渴望婚姻而帶來的安全感，儘管那只是她深愛的那個人的最好的朋友。這段婚姻從一開始就是場災難。不久瑪芙就從二人婚後居住的海岸指揮中心的住所搬回了在哈彭登的父母家。
可以理解的是，喬治性格中理性的一面給當時認識他的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死後，認識他的人紛紛在學校出版的紀念雜誌上留言。他最要好的朋友，大衛·普魯克特說："他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個思想家，一直追求完美。他不善言談，但是他的話經常很有道理。"教過喬治的老師，莫里斯·博拉在給喬治母親嘉芙蓮的信中這樣寫道："他是個擁有無限能量的人，似乎他的內心總有某種信念在指引着他前進。"考慮到博拉要給他在戰爭中喪生的學生的父母寫很多悼念信，這句話可以說是很高的讚美了。
1934年夏天，19歲的喬治來到瓦德漢學院修讀"當代的偉大課程"，當時的人們都這樣稱呼（它指的是政治、哲學和經濟），那時候的他已經成長為一名充滿自信的年輕人了，6英尺高。長有一頭充滿孩子氣惹人喜愛的金黃捲髮。他不出意料地進入了學院橄欖球隊的先發陣容，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又成為了隊長。如果喬治長得更壯一點，他肯定可以代表校隊參賽。他經常代表牛津二隊——"灰狗"隊去打比賽。
作為牛津大學規模最小的學院，瓦德漢是20世紀30年代一個有點古怪的地方，考生是否被這裏錄取，要看考官當時的心情，而不是通過成績。米高·曼恩，喬治當時的同學，說他能夠到瓦德漢上學完全是出於一家名為"國王的武器"酒吧的年老侍應生推薦。因為那時候，瓦德漢學院裏的人經常會去那裏喝酒，當時曼恩正在申請各個學院的西班牙語獎學金。那位侍應生告訴曼恩，瓦德漢學院的課程是最棒的。於是曼恩就和另外兩個人一同參加了入學考試。考試在沒有任何監考官的監督下進行，其中一名學生霸佔了所有用來答題的紙張，曼恩就找到學校相關負責人告狀，然後他就被帶到市區的文具店，買了紙，又獲得了額外的15分鐘回答問題，完成了考試。就這樣，曼恩得到了獎學金，毫不奇怪，因為另外兩名候選人，一名是糊塗地認為他申請的是希伯來獎學金，而另外一人在考試開始后很快就放棄了。
霍格在瓦德漢的學習生活受到20世紀牛津一位有名人士的影響——莫里斯·博拉。雖然博拉一直主持着學院的工作，但是直到1938年，也就是霍格從牛津畢業一年後，才正式成為該學院的院長。即使在博拉成為院長之前，他的很多決定也影響着學院工作的開展，在很多方面改變着學生的生活。他為學生和各方貴賓舉辦各種社交聚會，在輕鬆地玩笑中讓大家結識。博拉還經常為客人們杜撰各自的事業和取得的成績，然後再向大家互相介紹，而他自己，就非常享受接下來到場客人間的混亂場面。
20世紀30年代，博拉使得瓦德漢成為個性化十足的學院。他個人也成為了當時的名人。宴會桌上大家的開心果——博拉用不正經、非精英、反嚴肅、反貝列爾學院等標籤標榜自己。因為他相信，創辦一所大學的目的就是破除階級、慣例以及民族情感，從而達到"個體心靈放縱的狂歡"。他的這種觀點吸引了很多學生，喬治·霍格就是其中之一。當博拉將大學生活的目的描述為"將來到牛津的壓抑的、不能自我表達的年輕人塑造成有自己見解的獨立個體"時，他所指的可能就是霍格。博拉出生在中國，他的父親在海關工作，這讓他對霍格此後的工作和在中國的漫遊經歷給予了相當的關注。
喬治的姐姐羅斯瑪麗，家裏人都叫她"羅克"或者是"波西"，比喬治大三歲，而在所有家庭成員中，他們兩人最要好。他們相互喜歡，在喬治在牛津讀大學的日子裏，喬治每每想到寫信回家都是因為惦記這個姐姐。羅斯瑪麗記得他經常滔滔不絕地講述大學生活，講述博拉作為老師和聚會舉辦者的故事。她說："不能說牛津造就了喬治，因為從小他還受到其他多方面的影響。但是他很熱愛在牛津的生活，愛那裏的一切，特別是愛學校給予他的自由。"牛津大學使他逃離了家庭和哈彭登以前的封閉生活。他從未對威弗林的壓抑生活進行過公開的反抗，但是如同其他處於18歲年齡段的青年一樣，他渴望自由。他再也不用被母親逼着去閱讀那些無聊的書籍，再也不會受到黑色星期天的折磨。
雖然喬治·霍格在牛津受到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想的影響，但他並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而他的同學們都是政治的狂熱分子，每每對時事熱點大加評論：牛津大學學生俱樂部關於"永遠不會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聲名狼藉的討論發生在1933年2月，霍格入學的前一年。結果有275人贊同，153人反對，這馬上成為了倫敦新聞界的熱點，並激起了全國的憤怒和政界的指責。溫斯頓·丘吉爾，當時的一名普通議員，指責這是"卑鄙、骯髒和無恥的"。
時事熱點問題主導了學生會的討論，並引發了校報一系列利己主義的長篇社論的發表：國際聯盟在面對日本、意大利和德國踐踏一戰後簽訂的國際條約時的軟弱無力，西班牙內戰，以及面對納粹德國的崛起是否要重整軍備問題。
當時大多數學生的觀點是可預見到的。他們在西班牙內戰中站在共和黨這邊，而高聲指責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國際聯盟被罵得一無是處。一些支持"國王與國家"決議的人後來在《時代》雜誌上聲稱他們其實只是在要求公共安全以及一個更強硬的國際聯盟。這件事雖然引起了爭論，卻沒有人相信了。牛津的兩本雜誌，《伊西斯》和《切威爾》都發表長篇社論，質疑學生們是否真的是嚴肅地對待問題，還是僅僅擺出某種姿態而已。
在瓦德漢，大部分學生辯論都在酒吧或者是學院的大廳展開，既沒有倫敦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大使館外示威遊行的喧鬧，也沒有寄給各大報社信件中的激烈言辭。人們也許會認為喬治·霍格所在的牛津大學會是個鬥爭激烈的政治場所，但是據喬治自己回憶，在牛津的日子就是燒毀廁所里的抽水馬桶的惡作劇，篝火前烤鬆餅的樂趣，還有就是爭當橄欖球隊勳章選手的艱苦訓練。他的名字會出現在學校的公報上，偶爾也會出現在學生編輯的報刊上，而報道的都是他在橄欖球隊的戰績和威信。因此，我們很容易認為，喬治在牛津生活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享受青年時光，而不是每天為阿比西尼亞的百姓擔心，也不是為西班牙百姓抗擊法西斯侵略而憂慮。
在莫里斯·博拉的幫助下，霍格學到了牛津的精髓所在。在他的心中，這的確是個神奇的、令人為之着迷的世界，並給他短暫的一生留下了很多充滿感情的回憶。但他在牛津的經歷並沒有，實際上也不可能為他或者其他的畢業生面對世界各地的殘酷現實做好準備。在那個年代，法西斯主義正在蕭條的歐洲橫行，日本軍國主義正在計劃入侵中國，整個太平洋地區正飽受戰爭的不斷蹂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幾個世紀的封建主義正在被一種新的政治觀念所代替，而這一過程則充滿了鮮血。
如果說學生時代的霍格內心深藏的和平主義和基督教思想處於休眠狀態的話，那麼這個思想仍然完整地植根於他的心中。作為老師，莫里斯·博拉鼓勵喬治挑戰母親給他灌輸的思想。牛津大學賜給霍格最大的禮物莫過於將他從壓抑的家庭生活中解脫出來，自由地享受生活。
對喬治來說，參加橄欖球隊的活動和其他在牛津的所有活動一樣佔有重要位置。傑拉德·帕克是喬治在橄欖球隊的隊友，2007年，在帕克90歲高齡回憶起當時的隊長喬治時，他說："我在這個球隊中待了兩年，這段時間裏，我們和其他學院的比賽中，每次都發揮得很好。霍格是個了不起的隊長，在賽場上的表現也很出色。每次比賽前，霍格不會給我們講很多，他就說：-來吧，跟着我打。比賽結束后，我們經常在一起喝啤酒，不談論政治，橄欖球就是我們的全部。"
霍格將他的漫長假期用來旅行。1936年，他帶着口袋裏的4英磅和一名獲得羅氏獎學金的研究生結伴踏上了去往歐洲中部和東南部的旅程。那時，整個巴爾幹半島都處在宗派主義的政治紛爭中，東歐也成為民族主義滋生的溫床，再加上當時納粹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讓喬治目睹了牛津這座象牙塔外的真實世界。
1937年初夏，霍格在取得牛津大學二等文憑（他的兩個哥哥斯蒂芬和丹尼爾獲得是三等文憑，最大的哥哥加里也取得了二等文憑）后回到家鄉規劃未來。那時候的他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他的朋友在計劃成為政府人員或者從事城市中的其他事業時，周圍的環境卻沒有給他任何靈感。5月份，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女王在威斯敏斯特舉行了加冕儀式。一個月後，愛德華八世，也就是後來的溫莎公爵為了深愛的女人沃利斯·辛普森放棄了王位。皇室的這些新聞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議論，然而在霍格的家裏，由於受到穆里爾阿姨對大英帝國觀點的影響，這些事情並沒有引起很大的興緻。
霍格家訂閱的報紙《先驅導報》，在那個夏天對於世界的形勢發表了悲觀的論調。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發表公開講話，聲稱在弗朗哥遭受瓜達拉哈拉的挫敗后，他們會介入西班牙的事務。在俄羅斯斯大林肅清軍隊的舉動導致了一大批高級軍官被執行死刑。柏林的一條簡短新聞說，海因里希·希姆萊，德國的警察部門首腦，已經宣佈在布痕瓦爾德新建一個集中營，關押國家的敵人；而在達豪和薩克森豪森的兩座集中營已經建成可以投入使用。8月底，許多英國報紙刊登了一張照片，畫面中，一名被炸傷的中國兒童在遭轟炸的上海南部鐵路站台的殘骸邊哭泣。戰爭開始了，日本計劃以此為其後續大舉進軍中國開道。兩千名英國婦女兒童被迫撤離，一隻英國軍隊也抵達中國，確保剩下的英國人的安全。
穆里爾阿姨在那年的8月來到威弗林居住。那時候，她經常穿梭在世界各地的演講台上，新聞媒體都稱她為"世界和平之母"。沒有受到遠東發生的騷亂的困擾，甚至可能正是因為那裏的騷亂，她決定要穿過美國去往日本、中國和印度來宣揚她的和平主義思想。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抬頭，穆里爾希望可以聯繫那裏的基督徒，聯合搞些反戰活動。她相信雖然日本政府尋求帝國擴張，日本人民想要的仍然是和平的生活。
嘉芙蓮對園藝充滿熱情，就把她的姐姐帶到花園來討論如何處置一些頑固的雜草。此前穆里爾曾帶着喬治的哥哥丹尼爾來到印度，並和甘地見了面。為什麼這次不帶上喬治呢？
喬治為這個想法雀躍不已，只要想辦法解決了錢的問題就可以了。霍格一家由於要供養6個孩子，還要支付每年冬天到瑞士度假的昂貴費用，並沒有存下什麼積蓄。況且這還牽扯到喬治今後事業的發展問題，在大學畢業后就要出去旅行實在有點說不過去。和喬治一起畢業的很多人都直接參加了工作。經濟雖然正在從蕭條中慢慢好轉，但是失業率仍然很高，國際形勢也很嚴峻，實在不是一個環遊世界，找尋冒險的時機。
喬治變賣了家裏的一件古董，換了些錢。這些錢足夠支付包括一張價值18.10英鎊的到紐約的三等艙單程船票，以及從三藩市前往日本的路費。剩下的錢可以用作他在美國搭便車，直到和穆里爾阿姨團聚前的一些雜費。至於回來的旅費，喬治認為可以等到了印度再想辦法去掙。
1937年夏天，穆里爾阿姨和她的侄子搭乘瑪麗女王號郵輪遠赴紐約。在臨行前一晚，喬治和瑪芙納爾遜和其他朋友在"銀杯"酒吧（到現在也是哈彭登比較不錯的酒吧之一）舉行了告別酒會。第二天，喬治坐在開往南安普敦的車上就開始全神灌注地閱讀當時美國的一本暢銷書，由瑪格麗特·米切爾完成的《飄》。
在霍格家的相冊里曾有一張發黃的照片，就是那年夏天起程前在南安普敦碼頭的合影。照片的背景是瑪麗女王號，在夕陽下，喬治站在照片中央，頭戴一頂呢帽，身着套裝，他的父母和姐姐羅斯瑪麗，哥哥斯蒂芬站在他的周圍。
瑪麗女王號的三等艙位於船的前端，因此由於惡劣天氣帶來的顛簸就格外明顯。整整六天的海上行程，天氣都不怎麼樣。580名三等艙的乘客多是去往美國北部的歐洲移民，為了方便大家，船上餐廳的菜單都是用英語和法語共同標註的。然而，沒有人去看它，因為整個餐廳都沒有什麼人用餐。乘客都在自己的船艙內不出來。唯一供給三等艙客人的甲板也被封閉了。穆里爾阿姨選擇就在艙內休息，喬治則去二等艙找人聊天，順便呼吸下新鮮空氣。
在繼續趕路前，喬治到紐約的和平聯誼會去參加一個會議，卻恰逢一個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正在那裏指責日本入侵上海，希望以牙還牙地保護祖國。喬治發現整個會議都被民族主義而不是和平主義佔據，因而選擇了離開。
喬治在給母親的信中這樣寫道："我不認為世界上有很多真正的和平主義者……當您聽到中國在戰爭中獲得了一些好處的論調您高興嗎？"我們都不知道這封信是如何到達哈彭登的，也不知道喬治是否告訴穆里爾阿姨，那時的他已經開始質疑以前一直生活其中的和平主義政治。然而，在喬治居住在中國的日子裏，他已經不再相信整個家庭都深信的和平主義信仰，儘管在母親的回信中對於他的這種"背叛"並沒有多說什麼。
1936年秋天，霍格幾個月的時間都穿梭在美國的不同地區。據他自己估算，他搭乘汽車和貨車上走過的旅程足足有5500英里，在車上也是能睡就睡。有時候，他實在找不到地方住了，就被當地警察收留在監獄裏度過一夜。這是段艱苦的經歷，他描述碰到過的一位獄卒，一位警官是"最險惡的人"。他斷了的右手被一根鋼管代替，將釘子釘到牆上，根本不用鎚子。警察局空空的屋子裏，有一些人圍站在爐子旁，時而發生口角。"如果你比我還着急"，這名警官說，"外面有行人路可以睡"。自尊心不允許喬治退卻，這名警官的臉和他的鋼管一樣冷酷，卻有一雙憂鬱的雙眼，塌陷的顴骨和典型的愛爾蘭下巴。在骯髒的牢房裏，警官給了喬治幾塊發霉的毯子，然後說："明天早上4點起床，我們不提供任何食品，然後把這些毯子整理好。"
在美國的最南部，穆里爾阿姨的介紹信讓喬治來到位於密西西比州羅奇代爾的Delta合作農社。在那裏，黑人和白人佃農一起工作，一起償還債務，併購買他們自己的土地。這種合作形式從幾年前就出現了，它把以前種植棉花的農民團結到一起，形成一個聯盟，我們的英國訪客對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裏，理論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
仍舊沉浸在《飄》中的霍格沿着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小說中的路線在美國的各州和城市中穿行。他來到了里奇蒙德，查爾斯頓和大草原。當時美國頒佈了禁酒令，但是很多人試圖逃避這一規定的做法，讓霍格嘲笑他們："田納西州沒有酒。"他這樣寫道："他們選擇同意禁酒令，因為人們從非法飲酒中得到了好處。州警官從中撈到不少小費，人們購買低價酒，而那些釀私酒的則發了大財。酒還是很便宜，因為各州無法對它徵稅！"
喬治在美國的最後一段旅程給他帶來了一次特別的幸運，這個幸運之神一直跟隨他來到中國。在他按照約定時間要和穆里爾阿姨在三藩市見面的幾天前，霍格發現自己身處德克薩斯州的平原，距離美國東部1000多英里，這強迫他觸犯城市裏不許搭乘的法規。他每天看着來往的汽車在他面前加速而不是停下來。終於，有一輛車停了下來，駕駛員沒有多說什麼，就直接朝西開，開了一個半小時后，才問喬治的目的地在哪。
"和我的阿姨一起去日本和中國。"喬治如實回答了他。司機想了一下，說："我也正要去中國，我和一位名叫穆里爾·萊斯特的英國女士一起。"這時，喬治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名司機就是美國聖經協會的萊西博士，他要將聖經裝船運往日本。於是，剩下的1600英里路途，喬治都和他一路同行，並終於在碼頭和他的阿姨團聚。
兩星期後，也就是1937年11月中旬，穆里爾阿姨和他的侄子喬治到達了日本橫濱，接着來到港口城市神戶，和他們在日本的朋友賀川豐彥住在一起。這個人是位有名的基督教領袖，而在當時的日本，天皇被認為是神聖的，而崇拜祖先和其它神祗的神道教則是國教。在軍國主義植根於人民心中的日本，他卻在宣揚和平主義社會，並兩次由於激進活動被判入獄。賀川豐彥出生於1888年，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成為了一名孤兒，後來被一位美國傳教士撫養成人。皈依了基督教后，他來到美國和日本的神學院求學，卻對永無止境的教條爭論不感興趣，而是決定通過自己的努力減輕大眾所受的疾苦。他在1925年的全民公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在1940年日本入侵中國后出面道歉。這些不可避免地給他帶來了更多的牢獄之災。
在賀川豐彥從事的其他工作中，他花了20年的時間研究出一套適用於神戶地區的農民和小商業者的合作系統。在穆里爾阿姨積極地和政府官員談判，希望他們可以接受她對軍事擴張看法的時候，喬治被帶去參觀合作銀行、合作農場、合作餐館以及商業花園。他還從賀川豐彥博士那裏明白了軍隊主導的政府是如何把深深植根於日本民族優越感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神聖化，從而將日本入侵中國的惡劣行徑合法化。日本將其入侵中國的行為說成是幫助其進行文明開化使命，是要給軍閥混戰、政府腐敗的中國帶來和平和繁榮。他們傳遞的這種信息，在日本民眾心裏獲得了共鳴和認同。
霍格發現他身處的日本是一個充滿了盲目愛國主義、歇斯底里的國家。自1890年日本侵佔中國東北部地區滿洲里開始，其入侵中國的腳步一步步緩緩進行。而從1931年起，這種侵略速度加快了。喬治和穆里爾阿姨到達日本的那一年，日本已經佔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並在東北部建立了傀儡政府，滿洲國；日本還控制了這個古老帝國的首都北平，也就是現在的北京。
在日本，任何批評政府的言論都是嚴厲禁止的。誰敢公開質疑政府的政策就要被解僱，甚至還有遭遇暗殺的危險。日本的報刊、廣播等媒體也在嚴格的審查制度監控下。外國人隨時都可能因為一點小事情而被當成間諜；中學和大學裏所用的教科書也都帶有嚴重的國家主義傾向，很多國外的學科也被禁止；連廣播台里播放給孩子的節目都總是包括他們的士兵如何英勇作戰的故事。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客居日本的人很難不被這個國家的政治孤立主義和民族妄想症所觸動。霍格開始學習一些簡單的日語，他居住地方的主人也經常翻譯媒體對此的報道給他聽。這時，他才開始逐漸意識廣播和報紙上對中國的描述，這是一個被內戰和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撕碎的國家。這些宣傳因為其部分真實性而給人留有深刻印象。另一方面，這也傳遞了日本的在中國的使命是教化人民的信息。日本軍隊入侵中國的目的是阻止其殘酷的內戰，阻止中國實行共產主義。日本當然希望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但是這種宣傳掩蓋了他們的真實目的，即建立一個臣服於日本的地區霸權。
20世紀30年代早期，日本就處在狂熱的軍隊控制下，熱衷於帝國擴張。經濟危機所帶來的經濟壓力激發了這個國家古老的民族光環夢。戰爭大臣南次郎將軍和他的高級軍官為了創造並利用政治極端主義傾向做了很多準備。20世紀20年代向著議會民主和多元政治的緩和發展被最近十年中爆發的民族主義熱潮所淹沒。
帝國主義的傳道者很容易地就可以找到借口來證明他們追求領土擴張是正確的。學校歷史課上，老師一遍遍地告訴學生日本在19世紀的帝國野心被貪婪的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所阻攔。這些委屈有很多名目，澳大利亞和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限制了日本移民的數量。這為他們的借口注入了新的民族理由，即由於歐洲人在經濟貿易上享有的優越性，是日本曾經所尋求的。20世紀為了保護美國經濟而設立的新貿易關稅，更加增添了日本人對西方人怨恨。
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很快就淪為日本信仰軍國主義階層和那些每天只想打仗的軍官的犧牲品。對於日本進軍滿洲，並繼續計劃下一步入侵計劃的舉動，中國的反抗顯得那麼蒼白無力。抵制日貨以及未曾停歇的反日遊行的作用似乎也沒有那麼明顯，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和政治混亂的局面，蔣介石民族主義政權急於一統地方軍閥，消滅當時快速成長的中國共產黨隊伍，都只能加速日本進軍中國的野心。
1931年9月18日，以"中國政府挑釁"滿洲里附近的奉天鎮為由，日軍發動了進攻徹底攻佔了整個滿洲地區。這次入侵是日本人蓄謀已久的。當時的政府只是一直在商議增兵的問題。從那時起，直到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投降，軍方一直都在實際上控制着政府。
在日本的基督教聯合運動是少有的反對政府的聲音，而且這個聲音非常微弱甚至外界根本就聽不到。直到1878年基督教才被日本宣佈為合法。此前，日本的國教神道教意志都是整個帝國民眾心中的精神崇拜，沒有人質疑它的神聖地位。幾個世紀以來，神道教都和佛教共存，在某種程度上說，二者已有些融合的地方。從19世紀末期，它被用作召集民眾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手段，它關注於崇拜，這樣它就名正言順地成為了一種政治宗教。神道教的核心思想認為，日本天皇是太陽神靈的孩子，這個國家也因此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日本島國和生活在島上的人民也是神明的孩子。也正是因為這樣，日本是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優秀的民族。
由於喬治·霍格從小在信奉浸信會的家庭中長大，他對於在被帶有侵略性的異教主導國家中基督教的困境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在這樣一個擁有7300萬人口的國家裏，只有30萬人信奉基督教。17世紀對宗教的迫害已經使得信奉基督教的人大大減少，而在這一宗教合法化后的歲月里，也只有一些小的基督團體零落地分佈在國家的土地上，而且時而遭受恐嚇和摧毀。
由於擔心歷史會再度上演，賀川豐彥博士和其他基督教領袖拚命尋找一切方法讓這個野心十足的國家接受基督教。因此，對於日本在中國的軍事侵略行動，他們小心翼翼地發表言論，避免受到政府的指責；對於此，霍格冷漠地寫道：至少這些基督教堂還沒有淪為為日本勝利而祈禱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