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初生芥蒂
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場的情況下才能成功，那麼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實驗。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必須如何處置這件事？在同一份雜誌上發表聲明說，實驗因為某種不知道的原因無法重複。在克勞斯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看來，那就是我的腫瘤發生普遍理論的終結。那就不是諾貝爾獎的問題，而是關乎我的名譽。
康托進退維谷。這封匿名信究竟是出於專業上的嫉妒、無端的懷疑，還是有什麼更加嚴重的事情，都已經無關緊要。匿名信很可能是星期天總呆在實驗室里的那八九個人中的某個人寫的。比較穩妥的做法是把斯塔福叫進辦公室來，當面詢問這種指控，然後在沒有他參加的情況下重複那個實驗，萬一失敗了就通知庫爾特-克勞斯。如果那還不行，那他就只好進行預料之中的公開懺悔：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一封公開信，聲明撤回康托－斯塔福實驗。聲明的結尾通常是“有待實驗驗證”。根據發表這種撤回聲明的署名，人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如果只簽康托的名字，所有的人都會懷疑有欺詐行為，如果簽上兩個人的名字，顯得很草率，不負責任。無論是哪一種情況，正式聲明撤回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猶如穿上讓人恐怖的粗毛襯衣。如果康托這麼做，那他的腫瘤發生假說就將成為癌症研究方面又一個被拋棄的猜想。
迄今為止，康托從來沒有撤回過一篇已經出版的文章；他也從來沒有公開報告在其他地方不能重複的實驗。這種級別的錯誤，儘管是一個年輕的合作者犯下的，永遠也不會被人遺忘。畢竟，康托是這篇文章的合作者；即使他的名字放在最後也沒什麼區別。他仍然要負主要責任。康托不寒而慄地回想起，當初他聽說一位有名望的同事蒙羞時，那被強行壓制下去的歡樂。那是康奈爾大學一位一絲不苟、非常謹慎誠實的教授。當他認識到他合作者的數據有污點的時候，毅然收回了一篇已經出版的影響十分廣泛的論文。康托閱讀了正式的撤回聲明之後，他才對那位教授感到同情，為他驕傲地認為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自己實驗室里而感到有些自責。
儘管在得失成敗的危難關頭，康托還是決定什麼也不說：既不告訴斯塔福，也不對克勞斯說。通過保持沉默，他認為自己仍然未被任何可能的醜行玷污。然而，沉默只能為他換來一些時間，他必須要麼驗證他的理論，要末放棄。花費幾個星期的寶貴時間，再次重複斯塔福的實驗是不可能的：萬一再次失敗代價太大。放棄也是無法容忍的一種選擇：他的理論實在太完好了。他意識到(他喜歡說完全徹底地感到)，它肯定正確。在他看見腳下那封匿名信的指控之前，康托就已經構思了第二個實驗，它能夠提供獨立的佐證。實驗很大膽，卻不像康托–斯塔福實驗那樣直截了當。康托得出結論說，現在情況情況危如累卵，諾貝爾獎根本就顧不上了。康托沒有去尋找氨基酸成份的變化，特別是精氨酸的變化，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核糖核酸——負責合成他的含精氨酸的蛋白質模板上。在他前面是諾貝爾獎，後面是對撤回已經公佈的實驗的恐懼，康托一頭鑽進了他的小實驗室。現在，只要他離開，就把門鎖上，就連上廁所也不例外。
康托突然之間變得不可接近，他同一實驗室里的人大為震驚，也很煩惱，斯塔福就更別提了。在此之前，大多數學生，斯塔福當然也不例外，私底下都與教授在他實驗室里做的實驗有關係。康托短暫地到私人實驗室里做實驗，對此，斯塔福雖然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可在內心深處，早就把它歸結為消磨時間而已(即使不完全是業餘愛好的話)。畢竟，正是教授自己教導他說：只有全身心地投入才會真正有成果。現在，每次斯塔福要求到實驗室里見康托教授的請求，遭遇到的都只是斯蒂芬妮前所未有的反應。以前她只是揮手讓那個年輕人進去。“我很抱歉，傑里，康托正在做一項十分重要的實驗。我只能給你捎個口信。”斯塔福發現他以前的優越感沒有了。他不很確定究竟用什麼來替代它。
斯塔福情緒低落地在翻閱最近一期的《生物化學雜誌》。塞萊斯蒂納發現他顯然心不在焉。她朝沙發彎下身去，捋了捋他的頭髮。“傑里，怎麼啦？”斯塔福看她的表情混雜着深深的內疚和凄苦，她深感震驚。
過去幾個星期里，她一直在問他類似的問題，可他始終支支吾吾，避而不談。他不屬於那種會輕易向別人傾訴感情的人，他覺得這麼做很彆扭。今天晚上，她有種感覺，覺得他好像有話要說，這也許是個契機：大概是因為她接觸他的方式引發的。
“塞莉，”他悶聲說，欲言又止，眼睛裏含着眼淚。
“別煩惱，傑里，”她悄悄地說，用手替他抹去眼淚，她剋制了想要提問的衝動。“所有的人都有想哭的時候。等你想說的時候再說吧。”塞萊斯蒂納把手臂摟着他，把他的頭靠在她的肩膀上，慢慢地撫摸他的頭髮。
“塞莉，”他聲音很輕地說，“我得承認一件事情：我祖父沒有發心臟病。”
她的手始終有節奏地在他的頭髮上來回撫摸，沒有絲毫異動。“我始終這麼認為。”她很平靜地回答說。
“你真這麼想的？”斯塔福極力想抬起他的頭來，塞萊斯蒂納把他拉回到他的肩膀上來。“怎麼會呢？”
“那實在太不像你做的事了：你離開的方式，那鮮花，你留下的生日卡片。它與你以前唯一一次送給我的花那麼不一樣。我始終沒有忘記你說我‘優雅可愛’、‘高貴典雅’……‘美麗迷人的側影’……”
斯塔福好像沒有聽見。“我回來的時候，你怎麼什麼也不說呢？”
“說什麼？問你為什麼撒謊？我想你有你的理由。我知道你遲早會告訴我的。”
他抬起頭來看她的臉。“塞莉，你真了不起。”他輕輕地撫摸她的臉頰。“如果我們倆換一下的話，我的做法會跟你完全不一樣。”
他那負罪的慘相重又回來了。“我告訴過你克勞斯教授，哈佛大學的，那個康托最敬重的人，不能夠重複我們的實驗這件事情嗎？起碼，他的一位博士后沒有成功。”
“是的，可——”
“等一等，塞莉，你讓我把話說完。這件事情很重要。可以說是在艾西實驗室裏面所有發生過的事情中最大的事情了。我的筆記本做得太潦草……”
“你工作得實在太辛苦了，傑里。在那期間，我們倆幾乎一次也沒有‘它’。”
“我知道。”他似乎聽出了她在取笑他。她用了他的“它”。“艾西對這件事情態度很寬容，可我知道，其實他心裏面覺得非常煩惱，沒想到克勞斯的實驗室竟然會在重複我的實驗時遇到問題，他最怕在那裏出問題了。還記得因為要給克勞斯留下印象，他所忍受的種種煩惱嗎？文章要發表在《自然》雜誌上而不是《科學》雜誌上？他現在甚至責怪自己沒有選擇PNAS。他說：‘至少那樣我們就會按照要求提供詳細的實驗資料。’我知道他什麼意思。因為他拚命向實驗室里每一個人的腦子裏面灌輸：‘把你們的實驗全部詳細地地寫下來，以便任何人都能夠重複該實驗。’我照理應該這麼做。可我生怕自己不能回憶起全部的細節，那樣哈佛的研究人員因此會再度失敗。所以，我找了個理由，到南卡羅來納去了。你知道結果如何？”
“你回來的時候告訴我說：康托打電話給你了。坦率地說，我很生氣。”
“你不必生氣。整個事情與我們無關。問題不在於打電話，而是艾西說他準備幹什麼：他要把我的筆記本複印一份寄到哈佛去。”
“是嗎？這有什麼大不了的？我認為那事最簡單的解決辦法。”
“不。”他態度非常激烈，她感到很驚詫。“我告訴過你，我的筆記很潦草。其實，即使克勞斯再打電話來要資料也沒有什麼尷尬的。”
“就算如此，最後克勞斯又打電話來了。”她心平氣和地說。
“沒錯。我沒有告訴你當艾西把我叫到辦公室里去的時候，我有什麼感覺。那些話刻在我頭腦里：‘不要擔心……還沒有。’我從來沒有看見康托對學生或者博士后發脾氣。當時他要真發脾氣，我也不能責怪他。可他沒有。他只是說必定是遺漏了什麼細節，說要我們一起在他私人實驗室里重做一遍。你知道大家為什麼想要和他一起工作嗎？“
塞萊斯蒂納若有所思地說：“我想知道他的真實思想。”
斯塔福似乎沒有聽見她在說什麼。“我一直沒有告訴你我這幾個星期里的感受。”
“傑里，你不必告訴我。我可以感覺得出來。那又怎麼樣？一切不都結束了嗎？”
斯塔福搖搖頭。“我以為沒事了，算是過去了，其實不然。我沒有告訴你，在過去三個星期裏面，艾西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他喜歡呆在實驗室裏面：時不時地，動手做一點小實驗，一般都是我們正在做的實驗，他再重複一下。或者花幾天試着做些新的實驗，然後把它交給某個人去做。當然，他這樣實在已經是很了不起了。我敢打賭，克勞斯和大多數像他那樣的人肯定已經有很多年不動手做實驗了。”
“那又怎麼了？”她的聲音里滿是好奇和關心。
“這一次，他把自己關在實驗室裏面，他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在幹什麼，他這樣已經好幾個星期了。他幾乎誰也不見，特別是我。艾西以前幾乎每天到實驗室來。他總是詢問實驗室里的人他們在幹什麼。我常常希望他不要這樣緊跟在身後盯着我們。現在——”他的聲音越來越輕。
“傑里，你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去問他呢？你總是對我說那個人多麼坦誠。到他實驗室去。”
“門鎖了。”
“你不是開玩笑吧？”她故意歡快地說，聲音聽上去很勉強。“去敲他的門，直到他開門為止。”她沒有把握地提出。
“不行，塞莉。我不敢。”
“傑里！”她伸出手去想要撫摸他的腦袋，他推開了她的手。
“我告訴你為什麼。”他聲音很輕地說。“我想他正在重複做我的實驗。他不想讓我在旁邊。”
“萊昂納多，你是我認識的人里唯一沒有自動應答機的。我希望我的電話不算太晚。你都變成陌生人了。”葆拉-柯里很善於用很輕快流利的說話方式來掩飾她的不快，不過，她的語氣還是泄漏了她的真實感情。到目前為止，她邀請康托吃午飯，她提出去聽音樂會克羅諾斯音樂會，然後去買票；當他們那個室內樂小組在她寓所內演奏的時候，她提出(當然是很委婉地)讓他留下來幫助她收拾。她第一次遇到一個不拚命追求她的男人。他好像也太過分了。該讓他動一動了。她已經三個星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她決定再試一次。“萊昂納多，你知道要通過小廣告找到一位拉中提琴的有多難嗎？比找一位大提琴手更加困難。如果不是為了你鍾愛的波開里尼……”
“你別告訴我：索爾宣佈他寫了多少首一個大提琴和兩個小提琴演奏的三重奏。”康托搶在她前面說。
她用法語說：“正是的，先生。”葆拉很快了解了康托說話喜歡夾一兩句法語短句的習慣。“46首，確切地說。索爾很出色吧？現在該你了，萊昂納多，海頓寫了多少首三重奏？”
“21首。”
“正確！你怎麼知道的？”
康托高興得直笑。“如果我不是一個很誠實的人，我就會回答‘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嗎？’”
“既然你很誠實……”
“……並且有創意。”他完成了整個句子。“我得承認我從我們那位第一小提琴手那裏學到了許多音樂方面的細節。上次我不能參加演奏，他抱怨說，除了莫扎特重奏小夜曲，他家裏面僅有二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樂譜，都是一些海頓的三重奏。‘你知道他一共多少三重奏嗎，21首曲子，其中3首遺失了。’他不等我回答他就宣佈了。告訴我，葆拉，你好嗎？”
“我想念你，萊昂納多，我一直希望你會打電話給我。”
他沉默良久，說：“我也一樣。”
她想知道，他究竟是態度不明朗，還是靦腆？哦，怎麼啦，她決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什麼也一樣？”她大聲地問。“你也想念我，還是你也希望我打電話給你？”
“都希望。”
“那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我？我以為你差不多周末都到芝加哥來。”
“我是想打電話給你，可過去幾個星期實在太緊張了。我每天都在實驗室裏面，晚上基本上也在實驗室裏面……”
“你在實驗室里不是有一群聽你差使的忠實奴隸嗎？”
“葆拉，我們稱他們是合作者、同事、同仁……”
“對不起，教授。”
“我這次完全是獨自一人在工作。它可能是我這一生最重要的實驗。”我終於宣佈了這一點，而且你看，找了一個什麼人，作為我的紅顏知己。“請不要告訴任何人。”他急忙補充說。“如果不成功的話，可能什麼也不是。事實上，比什麼也不還糟。”
葆拉-柯里深受感動。有多少人會在關鍵時刻讓你知道他正在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想知道，如果萊昂納多在畫蒙娜麗莎的時候，某個傻女人打斷他的時候，他是否會這麼說？聽着，我的萊昂納多，我當然會保守秘密的。有一天，你會告訴我詳情嗎？”
“會的。”
他迅速、幾乎是脫口而出的回答使葆拉愕然。“什麼時候？”
“這個星期天，你是否能夠開車到我這裏來？休息一下對我可能有好處。你能來吃午飯嗎？”
“哦，當然可以。是的，我會來的。”有片刻時間，這位44歲的女人像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受到邀請去參加班級舞會那樣興奮。
5月24日，星期天。天氣是那種典型的中西部天氣，早晨是春天，到了中午就變成了悶熱的夏天。這是葆拉第一次到康托家去。天氣為葆拉提供了一個機會，她可以穿上漂亮的服裝，打扮得他以前所見的完全不相同。她覺得自己不妨穿得稍微大膽一點。她在衣櫃裏挑選：最透明的長絲襪，紫紅色的裙子，長及膝蓋，左面仔細地開了一條狹長的縫，一雙查爾斯-喬丹牌細高跟鞋，凸現出她慢跑者的腿肚。高跟鞋使得她更加高也無所謂。她比康托高上三英寸還是四英寸有什麼區別呢？她很早以前就聽任自己比她相識的大多數男人顯得高了，康托真在意的話，他至今還沒有表現出來。在鏡子面前，她先是沒有扣上面的兩顆紐扣，然後又解開淡灰色的絲綢襯衣的第三顆鈕子。不，她最後決定還是兩顆最好，沒有必要太過分。
葆拉提前了將近20分鐘到達那裏，她決定先在城裏看看，環繞校園四周兜一圈。學院分佈很散，無論在佔地面積上，還是經濟上在小鎮上都佔主導地位。她沿着康托住地綠樹成行的街道徐行，只見那些房屋舒適宜人，綠色的草坪養護得很仔細，房子四周沒有籬笆，建築物外觀很相似。她很驚訝。她想像中康托的住所不是這樣的，不是這種20年代或者30年代建造的很大的、白顏色的兩層樓房。她手裏拿着食品籃，走過兩邊栽着柏樹的小路，踏上台階來到門前，在那裏她發現一隻寫着她的名字信封。裏面的條子上寫着：
葆拉，我必須到實驗室去核對一些東西。鑰匙在門下面。我馬上就回來。L。
這是她從康托那裏收到的第一張字條。那個簡明的簽名使她感到特別愉快。
葆拉-柯里從事室內裝潢設計，是一位真正的專家。她因為這種事情，首次到潛在的客戶或其他人家裏去拜訪時，從來不東張西望，至少不露聲色。但是，她的眼睛就像是接在馬達驅動的攝像機上的廣角鏡一樣，能夠立即看清裝潢效果，對它們進行比較和存檔，儲存到她巨大的記憶庫裏面去。此刻，她一個人在康托的房子裏面，有充足的時間細細察看，不必像平常那樣假裝不在意。她置身在那個房子裏面，不清楚自己究竟期待看見什麼。康托在芝加哥的臨時住所使她以為可能會看見一位英國傢具鑒賞家，一個品味高雅、相當富裕的男人。記得那天晚上演奏波開里尼和貝多芬的作品之後，她評論說那裏唯一的疏忽是牆上沒有畫。他毫不遲疑地解釋說：“我不喜歡，也不懂英國的狩獵風景畫。我喜歡的英國畫家，能夠與這種18世紀風格的傢具相匹配的，是霍格思(Hogarth)或者羅姆尼(Romney)。羅姆尼的肖像畫最合適，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傢具師。”康托聳聳肩。“可惜，羅姆尼的畫很少。即使有的話，我也買不起。我並不介意掛一幅小的雷諾茲或者庚斯博羅的畫，可情況也一樣。因此我還是看看書，當然還有那裏的——”他指着窗外，“那個風景。”在這裏也會有那樣的風景嗎？葆拉-柯里覺得很好奇。看見客廳的牆上掛着畫，她懷着強烈的好奇心，拉開窗帘讓外面的光透進來。
這樣，康托跨過客廳門檻時，看見了她。他是從車庫旁的邊門裏進來的。葆拉一隻膝蓋跪在長凳上的藤座墊上，那是一隻很少見的帶靠背的山毛櫸長凳。她的手扶着高高的靠背，身體向前傾，在看牆上的水彩畫，裙子綳得很緊。康托十分驚駭。不光是葆拉的姿勢，那明亮的陽光也使同樣使他感到愕然。他為了保護那些珍貴的水彩畫，一般都拉上窗帘。“你好，葆拉。”他最後終於說。“歡迎你到到鄉下來。”
葆拉嚇了一跳。“噢，艾西，……我沒有聽見你進來。”她伸出手去。迄今為止，他們兩個人之間僅有的身體接觸是互相握手，他挽着她的胳膊過馬路。“萊昂納多，”她脫口而出，“你怎麼從來沒有提起過這個？”她的手朝房間四周一揮。“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你看這幢房子！”
“你什麼意思？這所房子！”
“噢，我很抱歉，可你明白我的意思。這房子外面是一所非常高雅的房子，但是……”
“說下去，說下去。”康托笑容滿面地說。
“誰想到會發現這樣一把椅子？我正在極力想回憶它叫什麼……好像是什麼坐的機器。……”
他得意地說：“鞍形座位機。”
“哎呀，這個房間完全是世紀初的維也納風格：都是些什麼人使用過的傢具：約瑟夫-霍夫曼(JosefHoffmann)！莫澤爾(KoloMoser)！你看那美妙的莫澤爾書桌：那些鑲嵌銅圖案！怎麼回事，萊昂納多，城裏面是18世紀的古董，在內地是維也納新藝術？可這——”她莞爾一笑，再次指着牆上。“這些可得頭籌。在芝加哥，你居然還說你不在牆上掛畫。說你買不起與之相襯的羅姆尼的畫。我在這裏看見什麼？與這房間很相稱的席勒(Schiele)的畫。”
“怎麼啦？”他裝作很無辜的樣子。“埃貢-席勒1918年在維也納去世。就這間房間而言，他在合適的地方工作，生活在合適的時代。此外，相比所有其他的畫家，我更加喜歡他的作品。回答了你的問題了嗎？”
“‘回答了你的問題了嗎？’”她學着他的樣。“想想你上個月不斷要我介紹維也納室內音樂，這音樂簡直可以說寫在了這件房間裏面。你卻一個字也沒說！”
“葆拉，你得講點道理。”他抗議道，看得出來，他很高興。“你要我說什麼？總不見得說，‘這首樂曲使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裏我靠在一把座位機里細細品味席勒的畫，欣賞立體聲的勛伯格的音樂？’”
“有時候，你聰明過頭了。”她搖搖手指，譏諷地警告說。“當然，這與我無關。你怎麼買得起——”她開始數牆上的畫，“至少七幅席勒的畫。”
“這些不是油畫。”他故作反對地說。“它們只不過是水彩畫和素描。”
“只不過是！”
“我在60年代買的。現在買不起了。”
“難道你不怕有人偷盜嗎？”
“不可能。”他乘機把窗帘拉起來。“它們全都上了保險。況且，我這裏很少有人來。那些來過的人從來也沒有聽說我有席勒。應該說，迄今為止。我剛才看見你在研究這幅畫。”康托指着牆壁。“有特別的理由嗎？”
她直視着他的眼睛，心想是重新建立他們兩個人之間平等關係的時候了。“對。它是這些畫裏最色情的。儘管畫裏的兩個人幾乎可以說穿戴整齊。那兩對眼睛，看上去惶恐不安，有一種驚魂未定的感覺，就彷彿剛被人發現他們在……”她遲疑了一下，她究竟該用“性交”呢還是“做愛”？
康托替她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走到牆壁跟前，拿下畫。“給，”他建議她，“你這樣看。”他讓畫面垂直，畫中那個女人站着，那個男人緊緊摟着她的腰，他的頭在她的乳房邊。然後康托把它橫過來。現在，那個女人看上去躺着，男人在她身上，彷彿剛起身。他可能正在鈕褲子紐扣。
“簡直不可思議。“她從他手裏拿過那幅畫，仔細端詳，先是這樣，然後再橫過來。
“你覺得哪個……更加……？“
“刺激？”她插嘴說。“噢，直起來看。毫無疑問。”
康托探詢地看着她。“你這麼肯定，為什麼？”
“首先，他們站立着。站着做愛有種幽會的味道。這對情侶好像做了什麼被禁止的事情，很惶恐。其次，如果你看他們的相對位子，他們不是在……交媾，而更像是舔陰行為。而且，”她匆匆說下去，仍然看着那幅畫，彷彿她在對那副畫說話，而不是對康托。“因為她站着而他有點蜷縮，很難確定她是否真的比那男人高那麼多。”
停頓了很長時間以後，他說：“好了。”他把畫掛回去。“我們到花園裏去吃午飯吧。我已經把桌子放好了。想喝什麼酒？”
葆拉有她的想法，康托也有他的打算。原先，葆拉只想更加了解康托，看看他在大學裏的家。現在她對他的品味、富裕，他的獨居生活更加好奇了。一個表面上獨身的男人，周圍全是充滿情慾的藝術？另外一方面，康托的目的則要明確得多，完全是利己主義的：他需要找一個人談談。在過去幾個星期裏面，他一直過着隱居生活。他挑選了像葆拉-柯里這樣的人作為傾訴的對象：她雖然不懂科學，但是絕頂聰明，言行慎重，而且他們有可能會成為朋友：吃午餐的時候，康托越來越覺得自己的選擇實在太英明了。
他們剛一坐下，他就意識到最好還是先滿足葆拉的好奇。他邀請她來的時候，或者，是她自己不請自來的？那個邀請是非常自然而然提出來的，他壓根沒有想到房子裏的裝飾會在她心裏留下疑問。她是他遇見的第一位室內裝潢設計師，在藝術和藝術史方面頗有造詣。他決定把事情解釋清楚——迅速而簡潔地說清楚。按照當代藝術品拍賣標準，席勒的畫，即使是最荒謬的低價，在她看來，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仍然超出一位年輕教授的收入所能夠承受的範圍。不用說，她的看法是對的。她也很執着，在午餐時，她終於設法讓他解釋他相對富足的原因和那些維也納傢具的來源。
解釋很簡單，或者說在康托看來是這樣。他急匆匆地把往事說了一遍：他岳父是一位很有錢的維也納猶太人工業家，他把獨生女兒嫁給了康托。他們結婚時，她36歲。岳父讓他繼承了一半財產。那位老人很有遠見卓識(不像大多數其他猶太人那樣)。他料定希特拉的病毒決不會止於奧地利邊界。在納粹德國1938年吞併奧地利前兩年，他帶着全家人，他的金錢、傢具和全部藝術收藏品毫髮無損地離開維也納，來到美國。“現在你明白我怎麼會擁有座位機和席勒那些畫了吧？”康托問，滿以為她會點頭表示明白了。
“不，”葆拉露出一排白得炫目的牙齒。“沒這麼快。他為什麼讓你做他的繼承人之一？你妻子呢？你們為什麼離婚？”
最終，葆拉終於把一切都榨了出來。洛溫斯坦(Lowenstein)老爸是一位了不起的老人。正當他已經放棄希望，認為他的獨生女兒嫁不出去了的時候，伊娃不僅找到了丈夫，而且嫁給了真正的博士。他很高興。為什麼不把一半財產留給女婿呢？幸運的是：那位老人沒有忍受他們離婚的痛苦：在他們離婚之前四年，老人與妻子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伊娃與康托的關係破裂時，沒有任何財產分割糾紛，伊娃的父親早已經在遺囑中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兩個人都得到了大筆的錢。伊娃不再是康托太太，教授夫人。沒有什麼值得她留戀的，更別說那棟房子和傢具了。
“我邀請你來並不是想談這些。”康托再也無法剋制了。
“不是談這個？”葆拉帶着嘲弄的微笑，睜大了眼睛。“噢，好吧，我想你已經滿足了我的好奇心。不管怎麼說，到目前為止是這樣。萊昂納多，你要告訴我什麼？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實驗？或者說最成功的實驗？”
“成功？”康托有一刻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啊，葆拉，那正是我想對什麼人談談的。我盡量講得簡短些——”
“簡單？”一絲微笑再度浮上她的嘴唇。
康托的目光在她臉上停留了很長時間，似乎過長了點。“我說的不是技術上的。你知道，多年來，我的研究小組一直在集中研究腫瘤的發生。”
“我知道你討厭我一開始就打斷你的話，可是，你明確說，那什麼意思？”
“腫瘤生成理論？腫瘤的形成。”
“你打算製造腫瘤還是治療它？”她故意開玩笑說，康托現在的思緒已經進入授課大廳。
“兩者都不是。我們只是想要弄清這個過程。去年我曾經有了一個念頭，非常謙虛地說，我將其稱為天才的想法。它似乎可以解釋所觀察到的大多數惡性病例，以一種非常實用的方式揭示腫瘤的產生。”康托拿起餐巾紙，畫了一個很簡單的細胞膜的草圖。他很快地用最少的科學術語，向葆拉說明了他的腫瘤發生理論。“在癌症研究領域內有許多假設的理論，當然其中有許多後來被拋棄了，沒有一種像我這種理論這麼全面。我可以說，它將掀起一場波瀾。我絕對相信它是正確的。但是，目前它只是一種假設，而且註定如此，除非——”他停頓了一下以便加強效果，“我們能夠提供某種實驗證據。去年秋天，我構想出一個能夠證實它的實驗，我讓我最優秀的年輕合作者，斯塔福博士去完成這個實驗。”
“你的奴隸之一。”
“不，是我的合作者。也許是我所見過的最有前途的。我承認，我把他逼得很緊。我堅信我的理論是正確的，我做了一些在正常情況下我做夢也決不會做的事情：我明確告訴他必須在三個月以內完成這項工作。”
“他成功了？”
“成功了。我們公佈了實驗結果——”
“我們？”
康托看上去很困惑。“是的，我們。你怎麼這麼問？”
“嗯，假如實驗是他做的，你為什麼要和他一起發表？”
“天哪，葆拉，”聽上去他很生氣。“我們得架設一座橋樑跨越這道文化鴻溝。我現在不想在這上面花時間。我可以告訴你，在科學界這完全符合慣例。我想出來的問題和解決方法。他做具體實驗，我們一起公開發表論文，我們一向都是這麼做的。”
“萊昂納多，說下去，”葆拉的聲音很柔和。“這並不重要。接下去發生了什麼事？”
“好吧，我們的文章發表了以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引起軒然大波。我是說好事情。”他有意識地咧齒一笑。“電話，賀電，演講的請柬，各種各樣的事。但是——”他擺動着食指強調說，“也有一個問題。一位很重要的同事——或者我應該稱他為我的導師，我其實從來沒有導師——在哈佛大學，他派了一位博士後去完成一項任務，重複我們的實驗。”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斯塔福博士，我是說，你的人早已經完成了。難道他不相信你？”
“葆拉，在科學上，我們的研究必然會取決於其他科學家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如果你看過科學論文，等一會：我去拿一份來給你看。”
葆拉被他孩子般的熱情所打動，他跳起來，一步跨越兩級台階的樣子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給，你看這篇文章的最後。”他翻開發表在《自然》上面的那篇論文的重印本。“有11條參考資料，是其他人的著作。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利用了他們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果他們的研究靠不住的話，我們的也就不可能可靠。科學絕對是一幢建立在良好的信任基礎上的大廈。如果基礎不可靠，那就如坐泥潭了。”
“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你們的社會合同與哈佛那個重複你們實驗的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她堅持說。
“啊哈，問得好。一項實驗必須由其他人獨立重複，以證實其可真實靠。完全是為了證明我們沒有犯什麼錯誤。當然，並不是每個實驗都會重複。但是所有重要的實驗都必須通過這道程序。我們的實驗毫無疑問屬於重大的實驗。那就是為什麼庫爾特-克勞斯決定要驗證它。在癌症研究方面，他是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有一種腫瘤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這麼說，他是出於友誼才重複你的實驗的？”
康托猶豫了一下。“不，不完全是出於友誼。雖然我們在大學裏是朋友。”他匆忙補充說。“我還是把它歸結於出於懷疑。”
“可我以為你說這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克勞斯從來不盲目地相信任何東西，特別是在重大事件上。不管個人動機如何，懷疑主義在科學上是健康的。”
“現在他已經驗證了你的研究結果，下面會怎麼樣呢？你會獲得諾貝爾獎嗎？”
康托臉紅了。“你怎麼會問這個？”
“噢，在我看來，能夠說明癌症產生的理論很重要，足以獲得諾貝爾大獎了。難道你不這麼認為嗎？她假裝很天真地問。“萊昂納多-康托，諾貝爾獎得主，聽上去真了不起。”
他故意裝作很謙虛的樣子，就像所有認真的競爭者談到這個問題時一樣，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他自己的家裏面。“‘世界上有許多應該獲得諾貝爾獎卻沒有獲獎，也永遠不會獲獎的人。’這話是狄塞里斯說的。他清楚他在說什麼。他曾經獲得過諾貝爾化學獎，還曾經是諾貝爾基金會的總裁。”
那隻說明他認為他應該獲獎。葆拉-柯里有片刻時間想說出這一想法，她旋即想起，談到這個話題時，康托的幽默感可能很有限，於是她回到原先的問題上來：“那麼，現在你的朋友克勞斯已經滿足了他健康的懷疑，接下來怎麼樣呢？”
康托往後靠在椅子上，眼睛掃視着花園。他很長時間沒有說話，葆拉差點想重複她的問題。最後，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他的懷疑並沒有消除。他們無法重複斯塔福的實驗結果。”
“什麼？為什麼不能？他總不至於說你是——”葆拉突然打住，她覺得很驚訝自己對於想像之中的對艾西的不敬竟然會這樣氣憤。
康托輕輕地擺擺手讓她保持沉默。“噓，噓，葆拉，不是那麼回事。你還是不明白合同的條款。那與謾罵無關。這是科學：我們必須證實研究成果的正確性。不管怎麼說，開始的時候，克勞斯的失敗並不十分令人吃驚。我們只是在《自然》上發表了一篇簡單的交流信息，就是你在這裏看見的。”他指着桌子上的重印件。“很粗略，真的：只是簡單介紹了這種理論，指出實驗獲得成功。它並沒有提供足夠的細節使得另外一個實驗室可以重複那個實驗。問題出在斯塔福把實驗細節完全寫出來，我們把資料寄到哈佛去以後，他們仍然不能夠複製他的實驗結果。”
“你是說斯塔福的實驗有差錯？”
“不！”康托厲聲說。“根本不是這個意思。你太絕對了。這可能意味着，他無意之中，遺忘了某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也可能是克勞斯的人忽視了，沒有按照要求去做。我當年學化學，讀研究生時，曾經經遇到過這種事。當時，我在作一個反應，稱作“去碳化”反應。作這個實驗要在一個玻璃管裏面把一種物質，加熱到在其融點之上。最初，十分完美，可後來，出來的結果非常不穩定。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原因：原來，我最初使用的是軟玻璃，它稍微有一點鹼性，而後來我選用了派熱克斯耐熱玻璃。事實證明，正是這種少量的鹼促進了這種反應。”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嗎？”葆拉開始感興趣了。她原先始終認為科學實驗應該沒有絲毫含糊。
“絕對！”康托急於說清楚這一點。“我告訴你另外一個真實的故事，你聽了會吃驚的。哈佛大學的卡羅爾-威廉斯(CarrollWilliams)，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昆蟲生物學家。他曾經有一位捷克來的博士后，卡雷爾-斯拉馬(KarelSlama)。他到哈佛去繼續他在布拉格開始的研究。他隨身帶了一些他在家鄉已經研究了多年小蟲，可很奇怪，儘管他餵給它們同樣的食物，斯拉馬始終無法讓這些昆蟲在馬薩諸塞交配，繁殖後代。你知道最後是怎麼回事？”
“是他們養昆蟲的那個廣口瓶底部鋪墊的那張紙片！”康托得意地說。“那張紙是用來放養昆蟲的作用。他在布拉格一直這樣做，最後，他把紙拿走以後，那些昆蟲在劍橋過得得很快活。”康托很高興講述這個故事。他因此忘記了他真正的問題。“歐洲的紙張所用的樹與北美洲的不同，是用香脂冷杉木造的。他們從香脂冷杉紙漿里離析出了後來被稱作“紙因子’的東西，它造成昆蟲不正常的生長和夭折。我仍然記得那篇實際上應該說是非常嚴肅的結論：《波士頓環球報》和《華爾街日報》有抑制作用應該禁用，而《自然》和倫敦的《泰晤士報》則無礙。”
“萊昂納多，我對你知識的淵博感到驚訝：我們從腫瘤開始，一直談到《華爾街日報》對昆蟲的抑制作用。”她舉起玻璃酒杯。“為斯塔福博士的實驗也遇到這種有趣的情況而乾杯。”
“真那樣就好了。”他憂鬱地說。“誰知道呢。克勞斯第二次失敗的時候，我讓斯塔福與我一起在我辦公室隔壁的小實驗室裏面一起做那個實驗。”
“怎麼樣？”
“成功了。”
“那太好了。”她滿面笑容，說：“你肯定很高興。哈佛那個人怎麼說？”
康托彷彿沒有聽見她最後的問題，繼續說：“幾個月之前，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實驗。理論上更加複雜，但是做起來比較簡單。我決定自己動手做。”他看着她，半含歉意地說。“那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到芝加哥，或其他地方去的理由。你是第一個知道我在幹什麼的人。只需要再過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就可以知道……”他沒有把句子講完。他能說什麼呢？說到那時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否必須公開鞭撻自己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你開始一項新的實驗？既然斯塔福的實驗在你們實驗室里很成功，為什麼不讓哈佛的人再重複一次？或者，更加簡單：請他們從哈佛過來，在你們的實驗室里與斯塔福一起做實驗？就像你們那樣。”
葆拉一點不傻。他很讚賞地想：我不妨再談得更加深入一點。“假如，下一次，它不行怎麼辦？記住，這個實驗不是幾天時間就能做完的：要幾個星期才能完成。如果只有在斯塔福在場的情況下才能成功，那麼它不是真正成功的實驗。至少，在我所談論的社會合同中不算。知道嗎，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必須如何處置這件事？在同一份雜誌上發表聲明說，實驗因為某種不知道的原因無法重複。在克勞斯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看來，那就是我的廣義腫瘤發生理論的終結。那就不是諾貝爾獎的問題，而是關乎我的名譽。你知道那個字：Schadenfreude嗎？”
“不。”
“那是德語裏面的一個字，有點像格式塔或者世紀病，它有一種特殊的意味，英語裏面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詞——與‘心滿意足’還不完全一樣。你的聲譽越好，你撤回研究論文的影響就越大，對手也越發幸災樂禍。”
葆拉大叫起來：“我簡直不敢相信你說的話。你們這些科學家，社會契約的支持者，當有人犯錯誤的時候，你們竟然會像其他人一樣覺得幸災樂禍？甚至在他承認錯誤的時候？”
康托不由得嘆息一聲。“答案恐怕是‘是的’。我很慚愧，我也犯過這種錯。我是說有幸災樂禍的感覺，”他迅速地補充說。“我從來沒有不得不撤回發表過的文章，希望這一次也不要這樣。因為這種事情是很少有的，無論是真的無辜，還是有什麼別的——”
“‘別的’是什麼意思？”葆拉打斷他。
“數據被人為操縱。甚至徹底出錯……”
“會有這種事嗎？”
“不經常發生。”他堅定地回答。“剛才我說了，人們的記憶長久得令人難以相信。我猜想是終身難忘。我們互相依賴，需要絕對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學界的信譽毀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復。一般來說，就是身敗名裂。”
“你們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麼呢？絕對完美？”葆拉問。
“當然不是，不過，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會影響許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譴責和指控就會是‘你為什麼要如此匆忙公佈？為什麼不等到實驗結果被證實以後？’”
“那你怎麼回答呢？萊昂納多，如果有人問你的話？你為什麼這麼匆忙發表？”
“坦誠地說，大多數科學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們信奉嚴格實驗的方法，相信它的規則，以及知識進步的最終的客觀結果；另外一方面，他們又是難免犯錯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點。我現在談論的是人性的弱點。我們全都知道，在當代科學中最偉大的職業風險是同時發現。如果我的理論正確的話，我絕對肯定，或遲或早，有人會有同樣的想法。在我這個競爭激烈的領域很可能很快就會出現這種事。激勵科學家的動力——他的自尊，其實是建立在一個很簡單的願望上：得到與自己同等的人——這個世界上的那些克勞斯們——的承認。只有原創思想才能得到這種承認和讚譽，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須是第一。因此爭取獲得優先權的動力很強大，就不足為奇了。我們，包括我在內，建立優先權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誰最先發表——你好像突然沉默不語，葆拉，我讓你失望了？”
她遲疑了很長時間才開口。“與其說是失望，不如說是醒悟。這就是為什麼你沒有告訴任何人你最近的想法的原因嗎？這麼說還沒有人先公佈？”
他點點頭。“我想是的。”
“萊昂納多，最後一個問題，”她隔着桌子身體往前傾，“你為什麼要自己做這個實驗，整天埋頭在實驗室裏面，什麼人都不見？為什麼不讓你那位斯塔福做這項實驗呢？第一次實驗不是他做的嗎？他不是你實驗室里最優秀的嗎？這一次有什麼不同？”
“好的科學家一次只改變一個變量。”
葆拉-柯里看上去很不解。“這話什麼意思？”
“我不再信任斯塔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