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與渡邊一夫先生的交流

——對於您立志成為小說家之事，您從渡邊先生那裏得到過鼓勵嗎？

在自己的想法也不很清晰的情況下，我開始嘗試寫作小說。可一旦開始了這種嘗試，職業小說家的生活便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不久后我們結了婚，請先生給我們做了證婚人。其後又過了十來年，先生用顯而易見的玩笑口吻，寫了一篇“大江君等人初登文壇之際……”的小文章。然而很久之後，大西巨人①出席與年輕批評家交流的座談會並在會議臨近結束時，好像作了一段補充說明，引用了先生的這篇文章，並說了一些貶低渡邊先生的話語。在那之後的很長時間內，我與刊載那些話語的文藝雜誌斷絕了關係。大西的發言是完全錯誤的挑釁。先生這是在為自己那些學習了文學后奔往各個方向的學生提出建議，可培養學者仍然是其教育之核心。在作如此期望的同時，對於那些自行偏離了學術方向的學生中選擇小說創作道路的人，先生也希望對這個年輕人予以勉勵。關於我成為小說家之事，先生並不很高興，卻是經常對我進行鼓勵，完全是一個徹底的教育工作者。另一方面，從我這個角度來說，假如當初沒能邂逅名為渡邊一夫的作者，也就是先生的話，自己就不會走上文學道路，這是確切無疑的。

先生從不曾直接就我的小說之整體作過好或是不好的表述。對於我本人，他也沒有就一部部小說表示過意見。只有一次，聽說渡邊先生曾對先於我們幾年的同學，也是既寫小說又不耽誤做學問的辻邦生說：“大江君不愧是在森林裏長大的，他寫小說就像林子裏的泉水似的，當你懷疑是否已經枯竭的時候，就像新的泉水重新涌流出來似的，他又接着寫了下去。”這是先生對於作為小說家的我所說出的絕無僅有的褒獎之語。

——從渡邊先生的《法國文藝復興斷章》、《關於瘋狂》和《戰敗日記》等著作，以及大江先生後來寫的《解讀日本當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和隨筆“渡邊一夫空想聽講記”等文論中，有關渡邊先生的印象越發豐滿起來。在我的想像中，他應該是一位非同尋常的碩學之士，同時具有藝術家和小說家那種強烈關懷在注視着人們。

為了生存下去，作為小說家需要具備兩個條件。其一，要看他是否能夠創造出自己獨特的文體；其二，還要看他是否具有編造故事的才能。從渡邊先生的翻譯，尤其是《巨人傳》這部巨著的翻譯來看，早在四十歲剛出頭的時候，他就已經完全形成了自己的文體。即便從他對加斯卡爾等作者的現代小說的翻譯來看，他也是一個總能表現出穩定文體的翻譯者，並使我迅猛地從中接受了影響。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先生已經創造出了小說家的那種優秀文體。

在晚年，先生以《戰國明暗二人妃》這部作品為中心，寫出了非常出色的評傳，為亨利四世①身邊那些獨特的女性們——正室瑪爾戈②王妃，名叫加布里埃爾·德斯特蕾。曾被帶去戰場，后又被暗殺的情人，還有成為祖母后寫出《七日談》③的瑪格麗特王妃④——塑造出個性鮮明的形象。在描繪人物形象方面，先生已經是高手了，將一個人物與另一個人物進行對比並製造出一個情節這方面也很巧妙。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先生是具備劇作家才能的人。

不過呀，先生對於編寫故事似乎並不熱心。先生曾經告訴我，自己也有想要寫的小說。小說的題名叫做《東遊記》，說的是一個特殊的日本人，在國內開始學習法國文學，其後去了巴黎留學，直至三十年代前半期為止，他完全生活在法國文化之中。剛好在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回到了日本，體驗了戰爭和戰敗。聽說，小說所要表述的是“要做什麼樣的日本人”這個問題，不過後來他並沒有寫出這部小說。因此，晚年他便寫出《戰國明暗二人妃》這樣的傳記連作，並在作品中藉助對那些女性所作的描述，來滿足自己想寫小說的熱情吧。在這部作品中，考證構成了巨大的支柱，當然，這也是作為學者而從事的工作。戰後，在寫了傳記的學者里，我認為渡邊一夫先生和中野好夫①先生這兩人是傑出的外國文學學者。

——讀了大江先生短篇小說《瑪爾戈王妃裙上的口袋》等的作品后，覺得與渡邊先生的《戰國明暗二人妃》之間有着變奏曲一般的、強韌的內在聯繫，而這種內在聯繫所指向的則是由《戰國明暗二人妃》引發而出的關注對象。而且我還有一種感覺，認為渡邊先生或許在戰爭前後都深信不疑地覺得“無論做什麼都不會成功”，並從此與某個陰暗側面共同生活着。不過話雖如此，“自己這些人即便是悲觀主義者，也必須是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即便人類終將滅亡，人們也要留下“儘力抵抗之後再走向滅亡”的呼籲。大江先生您一直強烈地具有一種自覺、身為精神繼承者的自覺嗎？

關於渡邊一夫先生的精神繼承者，我覺得在很大範圍內，在不同年齡和不同深度的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多人。在弗郎索瓦·拉伯雷研究方面，第一人當數二宮敬。這位研究法國文藝復興的專家，為先生晚年的研究提供了他人難以企及的支持。雖然我也參加了先生著作集的編輯工作，可在學問領域就只能指望二宮了。更上一代同學之中，則唯有加藤周一①這位思想家清晰地繼承了渡邊的思想。我既非學者亦非思想家，懷着種種不安，與先前說過的朋友的妹妹結了婚，然後，也是因為光帶着殘疾誕生到這個世界，總之，就以“光如此這般地生活”這個內容為小說的中心，不斷向前而行……直至年過七十，還在持續着這樣的工作。我已經是只能寫作的小說家了，所以就把從渡邊先生那裏學來的知識也原封不動地轉化為了小說家的東西。例如我的《瑪爾戈王妃裙上的口袋》，敘述了作品中的人物總是把死去的那些戀人的心臟裝在自己大裙子上的幾個口袋裏，《瑪爾戈王妃裙上的口袋》這個題名即源自於該人物。其實，把這個人物從歷史資料中整理出來並寫成很有趣的傳記的，是渡邊先生，而我也非常喜歡這種荒誕的東西（笑），就吸收了先生的部分學術研究成果，將其收入到了自己的小說之中。

渡邊先生不會用很強烈的立場來表述自己的意見，對於日本這個國家的前程，他也感到非常憂鬱，可儘管如此，還是在儘力做好自己現在的工作，他以這種態度——唯有如此，才是具有法國人道主義思想的人的生活姿態，這是確切無疑的。我們或許會滅亡，可這並不意味着讓我們滅亡的勢力就是正確的，而我們走向滅亡的這些人則是錯誤的。使得這一切清晰地顯現出來，在歷史中進行抵抗並走向滅亡——與具有同樣看法的人，比如托馬斯·曼②，或是作為共產主義者走完自己人生，具有很強實踐能力的小說家中野重治①等人，作為“戰鬥的人道主義者”同伴，通過深厚的信任關係和友情而連接到了一起。中野先生的《國會演說集》等著作的裝幀文字，就是渡邊先生題寫的。除此以外，他為中野先生還做過一些裝幀。這兩人之間，還曾互通公開發表的往複書簡。

渡邊先生自幼在東京一個家境良好的家庭里長大，從根本上來說，他的書寫方法中也含有一些悲觀的成分，是乾巴巴地敘述一些使自己卑小化的事物的那種文體，尤其在晚年更是如此。而出身於北陸地區小地主家庭的中野先生則擅長於“親手種植農作物”一般巧妙地進行自己的比喻和表現，還是一個兼蓄德國文學華彩、書寫瀟洒文章的名家。這位中野先生在往複書簡中對渡邊先生這樣說道：“我把自己的手掌疊放在你的手掌上。因此，我想寫寫你文章里的假定法，是關於在你的文章里，悲觀論是否與假定法相連接。我以為，倘若情況果然如此的話，那就是語法上有問題了吧。”這位中野先生那獨特的幽默是何等出色呀！而且，他的結論是這樣的：“我在擔心，擔心你文章的力點在語法上向那一側——悲觀主義附近而去（中略）。但是，更啰嗦地說，只要那些最為淺薄的樂觀主義者想要主動開啟戰爭，我們悲觀主義者就必須果敢地前進。”這實在是非常優美的文章。

渡邊先生並不是那種在文章中融入力量，以戰車開動般的熱情進行寫作的人，他將光亮投在同樣並非如此的歐洲思想家身上。但是面對時代危機，先生總是非常警惕並寫出予以警告的文章。另一方面，就感受性而言，我覺得先生身上存在着極為郁暗的地方。在我得到的先生遺物里有永井荷風①的《珊瑚集》，其中收入了翻譯的夏爾·波德萊爾②寫的非常陰暗的詩歌《死的歡悅》,敘述了詩人夢見蛆蟲吃盡自己那尊死去的肉體時的狀態。就在這首詩歌的地方，夾着還是少年的渡邊放置的紙條。這首詩的內容是這樣的——“哦哦蛆蟲，這無眼無耳的黑暗之友/汝為腐敗之子，放蕩的哲學家/歡悅且無賴的死人已然來到。面對吾之屍身，汝毫不猶豫盡情享用/對這亡於死者間且失去魂靈的陳屍爛肉/蛆蟲啊，無須詢問，更不用悔恨。”

歸根結底，我也不能說是就已經了解了渡邊一夫其人的全部。現在，我已經接近了先生去世時的年齡。先生於一九〇一年出生，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享年七十三歲。如此說來，我只剩下兩年時光。因此，在這兩年間我要好好生活，期盼能夠前行到讀懂先生寫下的所有東西的境地，當然也包括沉鬱，還是沉鬱的渡邊一夫。

——渡邊先生與大江先生之間有三十四歲的差距呀。在剛才列舉的《空想聽講記》裏，我發現三十五歲的大江先生面對年滿七十的渡邊先生寫下了“昔日之煩惱，吾輩早已往，何處可見煩惱人？”這篇文章，讓我感覺到了時光的流逝。

啊，這就是從先生那裏得到的那尊“虛構的城堡”①吧？“我從先生處獲得的有形物品之一，是以雕塑用的石板製作而成的空想的城堡。在這座建築物的背後，有一處開鑿出來，被指示為‘脫逃口’的小洞口，每當我確實感到窮途末路之時，便會眺望那個‘脫逃口’”。

您在《空想聽講記》中曾如此表述……這是一個何等小巧的“脫逃口”呀！

先生過世前不久，也就是住院前幾天，好像悄悄整理過自己那些日記般的筆記，其中有一冊就是《戰敗日記》。二宮敬把渡邊先生那些與拉伯雷研究有很深關聯的書和筆記全都接了過去，從中發現了先生在戰爭中用法文書寫的日記。我也曾上門拜訪並得到夫人的允許，決定在岩波書店的雜誌《世界》上予以發表，是二宮和先生的長子翻譯的譯文。此外，我也得到了先生的筆記，是法國的大戰之前的裝幀，非常漂亮。有張頁碼上記敘了先生年輕時寫的、現在不便公開發表的私人性事務，在其後的那頁紙面上，先生則用法語寫着“自己是個半途而廢的人”字樣。在那裏加上一個感嘆詞后，整部日記便結束了。

我在想，先生這是出於“你總是作為半途而廢的人在生活着！”的想法，才把這筆記親手交給我的吧。那時我已然年近四十了，可曾經那般完美地實現了自己獨特價值的學者，在四十歲剛出頭、太平洋戰爭剛開始那段時間——先生出生於一九〇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時——曾經陷入了深深的絕望，認為“自己是個半途而廢的人”。發現這一點后，我確實感受到一種衝擊。

剛開始寫小說不久，我的小說就由法國的加利瑪出版社出版了，當時想要把其中自認為翻譯質量最好的書送給先生。在做如此打算的同時，自己還在圍繞小說創作進行各種實驗，試圖把自己的小說推上比當時的水準高一個層次的位置。數十年來我就一直這麼實驗着，這倒也就罷了，問題在於我自己認為，終究沒能在這種強迫觀念之下寫出自由的、穩定的優秀小說，好像至今仍沒有一本可以面呈先生並對他說“這是最好的作品”的小說……總之，現在我也到了健康狀況下降、身體越發衰老的年齡了，希望取出那本日記，再度閱讀那一段——自己是個半途而廢“s’arrêteràmi-chemin”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