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蓄滿淚水的雙眼為耳

鐵凝

喜愛一個作家的作品，是不能不讀他的自傳的。每當我讀過那些大家的自傳后，就如同跟隨着他們的人生重新跋涉了一遍，接着很可能再去重讀他們的小說或詩。於是一種嶄新的享受開始了，在這嶄新閱讀的途中，總會有新的美景突現，遙遠而又親近，陌生而又熟稔——是因為你了解並理解着他們作品之外的奇異人生所致吧。讀許金龍先生最新譯作《大江健三郎口述自傳》，即是這樣的心情。

這是一部以對話形式展開的作家自傳，大江健三郎面對採訪者，坦然盡述50年作家生涯。他的講述縝密而細膩，深邃而質樸。你甚至能夠聽得見他平緩卻並不滯重的語調，這使我不斷想起和大江健三郎先生兩次印象深刻的見面。

第一次是在2000年初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為應邀來訪的大江先生舉辦作品研討會，我和數位作家同行被邀請參會。那時我剛從俄羅斯旅行回來，旅途中閱讀的惟一一本小說即是大江先生的《燃燒的綠樹》。還記得那天研討會的氣氛莊重、樸素，熱烈。大江先生身着典雅、內斂的黑色正裝，安靜地坐在那裏，傾聽中國同行對他作品的評價，神情專註而謙遜，還有些許拘謹。當時，正是這些許的拘謹打動了我，我彷彿從中看到了一位真正的文學大師不事表演的心靈本色。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大江先生婉拒研討會設午宴，他建議與會者以盒飯為午餐，說這樣既簡樸又節約時間。於是我們每人都拿到了一個盒飯。寫作幾十年，我也算參加過一些研討會，似乎極少經歷過盒飯午餐。

第二次和大江先生見面是2006年10月，我應邀同中國社科院代表團一道，赴東京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成立50周年紀念活動。在東京會館的紀念酒會結束后，大江先生特別邀請代表團一行有半小時懇談。那天的大江先生仍然是典雅的黑色正裝，他比六年前更多了些溫和，而且健談。我們圍坐在酒店一隅的一張長方桌邊，細心的大江先生還專為大家叫了茶和點心。那天的懇談，大江先生說起了少年時受母親的影響閱讀魯迅的小說，說起對魯迅先生的敬仰。“孔乙己”“咸亨酒店”這些名字從小他便熟知。當說到有一次母親很自豪地告訴他，你父親會寫三種茴香豆的“茴”字時，大江先生笑起來。那一瞬間他的笑既開心又天真。他還講起對錢鍾書先生的尊敬，對莫言作品的尤其喜愛。然後大江先生把目光轉向我說，“我們的兩次見面，你給我的印象是年輕，勇敢。中國的女作家是不是都很勇敢呢——敢於向年長者發問。”和大江先生的年齡相比，我是年輕的。說到勇敢，我想起在六年前的那次研討會上，會前我和一位文壇前輩的悄聲對話一定讓大江先生感到有趣，我驚異於他敏銳的觀察力。但讓我更加感動的，是大江先生對當代中國作家的美好情感和熱切期望。我曾不只一次聽說，大江先生會在合適的時候親自率日本的優秀青年作家訪問中國，他期待日本的青年作家和中國的青年作家在中國或日本一道旅行，能有更多時間更深入地在旅行中交流文學，暢談人生。這樣的話題使大江先生很興奮，當談及這些時，他一掃我在六年前見到的拘謹，他的神情呈現出年輕人的清新和熱烈，原本半個小時的懇談延長至一個小時。就在這時，我彷彿看到了眼前有一棵“燃燒的綠樹”。後來，當我閱讀大江先生這部自傳時，那種既沉靜又燃燒的感覺始終伴隨着我。

這是一場閱讀的盛宴。魅力來自給人的心靈以垂直打擊的思想的力量，來自作家對語言和想像力不敗的激情與敏感，來自作家既謙遜又自信的對文學永不滿足的追問，來自作家精神深處極度絕望中的壯麗希望。生於日本四國森林的大江健三郎，通過他的文學生涯和他的鮮明人生，以穿越時空的剛健而又輕靈的筆觸，以徹底的自由檢討的姿態，以對日本、對亞洲、對世界、對人類永不疲倦的嚴厲的審視與希冀，把他人生中明亮的憂傷，蒼涼的善意、剋制的溫暖和文學中積極的美德呈現給讀者。我從中望見了語言的森林，精神的森林，人生的森林。這森林靜謐幽深，遼遠闊大，豐沛、隱秘的地下水浸潤其間，使森林朝氣不衰；使綠樹能夠燃燒，而火焰卻讓綠樹枝葉繁盛。

這是一位深度介入社會現實，奮不顧身地以生命致力於呼喚世界和平的作家，一位在小說藝術上對自己極為苛刻的、在技藝上決不退讓的作家，一位用小說的方式，卻把詩的沉靜的又是荊棘般的銳利植入讀者心中的作家。小說何以成為小說？想像力何以誕生，又究竟源自哪裏？“神話素”如何在心裏養育？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追逐到語言的聖性、魅惑、語言的神秘之光？何為大江小說中重要資產的構造？以及作家本人被村子和東京撕裂的人生悲歡的新奇，他的以全部作品和整個人生作賭注，追究戰後五十年以來日本的虛與實的不退讓之意志……給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大江先生在自述中對那些影響了他文學和人生的哲人、學者、作家的由衷敬意。他不僅坦言“作家的實際生活從古典文學裏得到了鼓勵和救濟”，更是謙虛地把自己的長篇小說寫作稱為訓練長篇小說的寫作。當我讀到大江先生40多年來，每天夜裏都要為殘疾兒子光裹好毛毯才入睡時，不禁生出和採訪者同樣的感慨：大江先生的小說是不可思議的，大江先生的人生同樣不可思議。大江先生實在是擁有特殊意志的人，而賦予這特殊意志之力量的人，正是他的殘疾長子——光。在日本交響樂團紀念莫扎特誕生250周年的“安魂曲”演奏會上，大江先生應邀贈詩一首：

“我無法從頭再活一遍，

可是我們卻能夠從頭再活一遍。”

也許這就是一個作家獨有的對“活”和“生”的“奢侈”見解吧，這是文學和兒子光給予大江先生的悲愴而又強韌的奢侈。這時我還聽見了大江先生在他的小說中，借對一位即將分娩的女性的敬慕表達出的對人類未來的新期待：“我以蓄滿淚水的雙眼為耳，傾聽那裏正無言講述着的內容，傾聽着用既非英語亦非日語，大概是為‘新地球’而準備的那種宇宙語言朗誦的葉芝的那些詩行……我感覺你將產下比最新之人更新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新的人。”在此，我不能不把這些句子看作是對未來無限明麗而又昂揚的祝福，是文學新景象和倫理想像力的新憧憬。

此刻我也正以蓄滿淚水的雙眼為耳，傾聽大江先生的自述。當我在大江先生的書中看見森林和綠樹之後，更知曉了傾聽的要緊。僅有“看見”是不夠的，你必須有能力傾聽才有可能抵達一座森林隱秘的深部。

大江先生在自述中言及少年時，在父親去世的那一天，他被賦予一種特別的身份：那時村裡正流行踩高蹺，他被優先請去踩高蹺。那是一副非常高的高蹺，踩在上面能看到家裏二樓的窗子。人在高蹺上那突然變形的行走，突然視野的開闊，村子裏的景觀突然的變樣，使敏感的少年大江突然獲得了一種奇異的高度。

此時我彷彿看見少年的大江有些彆扭地踩在高蹺上，孤獨，倔強，緊張，勇敢。他起步並受惠於森林，而最終，他站在了森林之上。

那其實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高度。大江先生以他創造的文學的和精神的高度，以他無可比擬的厚度和重量榮耀了日本現代文學，使之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同時他的形象已經超越了他的民族，成為整個人類文化財富的一部分。而時光的流逝，將使大江健三郎文學的內在價值和他對社會發言的歷史意義得到愈加豐滿的凸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