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三鎮
武漢是鎮。
武漢有三鎮。
武漢三鎮很難評說。
這當然並非說武漢是一個“最說不清的城市”。沒有什麼城市是“說不清”的，武漢就更是“說得清”，只不過有些“不好說”，有點“小曲好唱口難開”而已。因為武漢這座城市確實有些特別。現在幾乎可以肯定，當年上帝創造武漢三鎮時，如果不是頭腦發昏，便一定是別有用心。因為他為武漢選擇或者說設計了中國最好同時也是最壞的地形和地理位置。這種“最好同時也最壞”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句話：左右逢源，腹背受敵，亦南亦北，不三不四。這樣一種“最好同時也最壞”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漢將會有中國最好但也可能最環的前途。武漢現在便正在這兩種前途之間徘徊，害得研究武漢文化的人左右為難。
的確，無論從哪方面說，武漢都是一個矛盾體。它甚至無法說是“一個”城市或“一座”城市，因為它實際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漢口、漢陽。三城合而為一，這在世界範圍內，恐怕也屬罕見。而特快列車在一市之中要停兩次（直快則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漢一例。這曾經是武漢人引以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讓武漢人引以為自豪的事則是在武漢架起了長江第一橋），並認為據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闊”。事實上武漢也是中國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個曾經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衛大武漢”，就是抗戰時期一個極為響亮的口號。事實上那時如果守住了武漢，戰爭的形勢是會發生一些變化的。不過，當時的國民政府連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裏守得住武漢？
但不管怎麼說，武漢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國內不多的幾個可以和北京、上海較勁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漢”似乎並未乾出很多無愧於這一稱號的“大事業”。它的成就和影響，不要說遠遠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較之那個比它邊遠比它小的廣州，也差得很遠。甚至在省會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在過去某些時期，武漢一直沒有什麼特別“拿得出手”的東西。既沒有領導消費潮流的物質產品，也罕見開拓文化視野的精神產品。除街道髒亂、市民粗俗和服務態度惡劣外，在全國各類“排行榜”上，武漢似乎都難列榜首（不過近幾年來武漢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已大為改觀，尤其市內交通的改善已今非昔比，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有所提高）。這就使得武漢在中國城市序列中總是處於一種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漢人極為惱火，甚至怨天怨地、罵爹罵娘，把一肚子氣，都出在他們的市長或外地來的顧客頭上。
無疑，武漢不該是這樣。它原本是要成為“首善之區”的。
一、差一點成為首都
武漢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
武漢的地理特徵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句話：一線貫通，兩江交匯，三鎮雄峙，四海呼應，五方雜處，六路齊觀，七星高照，八面玲瓏，九省通衢，十指連心。其中，“一線”即京廣線，“兩江”即長江、漢水，“三鎮”即漢口、漢陽、武昌，“五方雜處”則指“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漢口竹枝詞》）的武漢市民構成。其餘幾句，大體上是說武漢地處國中，交通便捷，人文薈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優勢云云。
具有這樣地理文化優勢的城市，原本是該當首都的。
《呂氏春秋》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如果不是用純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那麼，這個“天下之中”，就該是武漢（從純地理的角度看則是蘭州，所以也有主張遷都蘭州者），而不是北京。無論從地理上看，還是從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難說是中國的中心。它偏在所謂“十八行省”的東北一隅，遠離富庶的南方經濟區，對於需要嚴加防守的東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長莫及。無論從政治（統領控制）、經濟（賦稅貿易）、文化（傳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麼方便。惟一的好處似乎是相對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衛京畿”的天津衛失守，皇上和老佛爺也只好趕忙到西邊去打獵（當時把光緒和慈禧的倉皇出逃稱為“兩宮西狩”）。看來，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點“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從關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們民族的發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們的定都北京，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何況北京也有北京的優勢。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在這裏可以遙控東北，兼顧大漠，獨開南面，以朝萬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確實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國的定都北京當然經過了周密的考慮，而武漢也曾經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選。南京的落選自不難理解，而北京的當選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順應民心的。至於定都北京后的種種不便，則為當時人們始料所不及。現在，這種種不便隨着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的發展，已越來越明顯。於是，遷都的問題，也就開始不斷地被人提起。
武漢就沒有那麼多麻煩。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漢的條件確實要好得多。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是真正的“國之中”。中國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圍。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陝西，東有安徽，西有四川，此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貴州甚至甘肅，距離亦都不遠，則“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從武漢北上京津，南下廣州，西去成都，東至上海，大體上距離相等。到長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鄭州則更近。何況，武漢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揚子江和京廣線這兩條中國交通的主動脈在這裏交匯，“九省通衢”的武漢佔盡了地利。東去江浙，南下廣州，不難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人川滇，亦可躲避國難。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無論制內御外，都長袖善舞，遊刃有餘。
其實，從地理地形上看，武漢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毛澤東這兩句詞，寫盡了大武漢吞吐山河的氣勢。有此氣勢的城市在中國並不太多。鄭州太開闊，成都太封閉，而杭州又太秀氣。南昌、長沙、合肥也氣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於一隅的貴陽、昆明、蘭州、太原、濟南、福州更難有提綱挈領、睥睨天下的氣勢。然而武漢卻有。大江東去，兩山雄踞，雖不及北京的山川拱衛，南京的虎踞龍蟠，卻也龜盤蛇息，得“玄武之象”。“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這種雄渾氣象，不也天下少有、他處罕見總之，由於武漢地處華中，也許無法成為“坐北朝南”的帝都，卻未必不能做新中國的首都。不要說它那“九省通礦的交通便利更有利於國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達和調兵遣將），至少也不會像北京那樣發生水資源危機，要興修”引灤入京“的大工程。
所謂武漢”不像首都“，一個重要的原因，大約就是它那三鎮鼎立的格局。
在傳統的觀念看來，首都應該是中心，應該像北京那樣，呈中心向外輻射狀。如果像武漢那樣三鎮鼎立，豈非暗示着”分裂“？此為大不吉利。再說，三鎮一起來當首都，怎麼安排似乎也不好擺平。
其實，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這種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狀態。綜觀世界各國，首都作為一種特殊的城市，無非兩大類型。一種是單純型的，即政治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疏離。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擔別的任務，不具備別的功能，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另一種則是複合型或綜合型的，即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或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相重疊，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時又是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東京、法國首都巴黎、俄國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羅馬、埃及首都開羅。如果選擇前一種類型，自不妨另選區位適中、氣候宜人、風景秀麗而又易於重新規劃建設的小城。如果選擇后一種類型，則武漢實為首選之地。以武漢為首都，可以將工商業基礎較好的漢口發展為經濟中心，將文教業基礎較好的武昌發展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礎較為薄弱、易於重新規劃的漢陽建設政治中心。三個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鎮，能進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補充，又不會相互干擾、牽制，豈非”多樣統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況武漢還有那麼多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決非那些乾巴巴光禿禿的工商業城市可比。東湖秀色，珞珈青巒，琴台遺韻，紅樓倩影，既有歷史遺產，又有革命傳統。登黃鶴樓遠眺，江城景色一覽無遺。晴川閣下，新枝歷歷；鸚鵡洲上，芳草萋萋。一橋飛架南北，三鎮通達東西。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紫氣南來，雲集了四海英雄豪傑。登此樓，觀此景，你會感嘆：江流浩蕩，大地蔥寵，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盡在於此矣！這樣地靈人傑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武漢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從歷史和地域兩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大略可以分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兩大系統。北方文化又稱中原文化，細說則有齊魯文化、燕趙文化、秦晉文化等。再往遠說，還應該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則包括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後來發展起來的嶺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閩台文化等。其中，影響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荊楚、吳越、巴蜀。這四大文化，氣質不同，風格各異，精神有別，既對峙衝突，叉滲透交融。武漢恰恰是東西南北四大文化風雲際會的交鋒點。一方面，它是由長江連接貫通的荊楚、吳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間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頭部隊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開之門。不難想像，武漢一旦獲得了北京那樣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廣納精英延攬人才的文化特權，也一定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氣勢恢弘的嶄新文化。
事實上，武漢文化早就不是純粹的荊楚文化。它已經具有某種綜合、融合的性質。有一個笑話也許能說明這一點。這笑話是武漢人說的。他們說，就像武漢本來要定為首都一樣，武漢話本來也是要定為普通話的。道理也很簡單：中國人是”漢人“。”漢人“不說”漢話“，說什麼？這話的可笑之處，在於把”武漢話“簡化為”漢話“，又把”漢話“等同於”漢語“。不過武漢人並不把它當笑話講，我們也不把它當笑話聽。因為武漢話確實有點”普通話“的意味。它是北方語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徵，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過渡（漢劇極其接近京劇就是證明）。北方人聽得懂，南方人也聽得懂；北方人容易學，南方人也容易學。除不太好聽外，並無明顯缺陷，定為普通話，也就沒有什麼不妥。
這就是武漢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礦的交通樞紐，文化上“四海呼應”，軍事上“六路齊觀”，經濟上“八面玲瓏”，和全國各地都“十指連心”。
看來，武漢還真有資格當首都。
可惜，歷史好像不太喜歡武漢。
事實上，武漢曾經好幾次差一點就當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時間地當過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給武漢人一點面子的說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國時期。當時東吳的孫權打算遷都武昌，卻遭到臣民們的反對，道是“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結果，弄得武漢在人們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樣“武昌魚”可以稱道，而且還不如人家的“建業水”。更何況，那“武昌”還不是這“武昌”，——孫權擬遷都者，其實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現在武漢三鎮中的那個武昌。1926年，北伐軍攻克江夏，改江夏縣為漢口市，隨後中央政府即由廣州遷都武漢，武漢成為首善之區。1927年，寧漢分裂，汪精衛在武漢和蔣介石唱對台戲，可惜並未弄成氣候，南京獨佔鰲頭，而武漢僅僅只弄到了一個“特別市”的頭銜。抗戰期間，武漢又曾當了幾天戰時首都。然而武漢很快就失守，重慶成了陪都。南京、重慶和武漢同飲一江水，結果人家一個當了首都，一個當了陪都，只有武漢夾在當中，兩頭不沾邊，實在夠窩囊的
武漢，可以說是“得天獨厚，運氣不佳”。
甚至直到現在，武漢的“運氣”仍不能說是很好。歷史沒有給它很好的機遇，它自己似乎也沒有很好的作為。據方方說，曾經一度有人將武漢（主要指漢口）稱作“東方芝加哥”，（圖四十五）謂其繁華其現代和美國那“哥們”差不多。可惜“叫了幾次沒什麼人反應，也就沒有叫開來”（《武漢這個地方》）。方方熱愛武漢，很想為武漢人爭面子，就說沒叫成也不壞，因為叫成了也只是個“二哥”。但她仍堅持說武漢的知名度“恐怕僅次於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廣州六城”，而且還很為武漢排在第七不平。然而在我看來，只怕連“老七”的排名似乎都樂觀了一點。武漢的知名度確實曾經是很高的。只不過那多半是老皇曆。比如湖南搞農民運動時，便有地主逃難“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跑長沙”之說。可惜現如今“人心不古”人們提起武漢，已不再肅然起敬，不怎麼把它當了不起的大城市看。當然，知道武漢的人還是很多。但他們的“有關知識”卻少得可憐：一是武漢熱，是“三大火爐”之一；二是武漢人惹不起，是“九頭鳥”。——都不是什麼好詞兒。
說起來，武漢是有點委屈有點窩囊。它在中國歷史上可是作過大貢獻有過大功勞的。可現在它似乎不那麼風光。當廣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進行“文化北伐”時，它瞻前顧後（看北京，看廣州）；當上海以浦東開發為契機，成為長江流域經濟建設的“龍頭老大”，而重慶也在一夜之間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時，它東張西望（看上海，看重慶）。它看到了什麼它看到東（上海）南（廣州）西（重慶）北（北京）都在發展，而自己夾在當中，卻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義之功的武漢，有着能當首都條件的大武漢，現在卻只有一個“大而無當”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來，又小不下去。
也許，事情到了這個份上，武漢人就不該抱怨運氣，埋怨別人，而該好好想想自己長年在外工作、對各大城市市民習氣領受頗多的武漢市人大代錶王新國就曾很有感慨地說：“武漢人愛到處晃，幹事也晃晃，’荷花‘晃掉，’鶯歌‘晃啞。我幾次看到在街頭喝汽水的小青年，喝完了把瓶子砸在馬路上。這連小市民都算不上。至於過完早亂扔碗，隨便過馬路、吵架、抖狠，都不是現代化大都市應有的現象。”（1999年2月2日《新聞信息報》）無疑，武漢沒當上首都也好，不那麼風光景氣也好，都不該由武漢市民來負責。——這裏面有極其複雜的多種原因，不是哪個人負得了責的。但武漢人的性格沒幫上什麼忙，甚至幫了倒忙，卻也是事實。比如，在武漢生活，隨時都要準備吵架；而在武漢的國營大商場購物，也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時候。“售貨員們永遠惡劣的態度和永遠懶散的作風，使你覺得他們站在那些櫃枱里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讓你滿心不快地走出他們的店門”（方方《在武漢購物》）。久而久之，人們就習慣了這種惡劣，對那些態度好得出奇的商店反倒起疑，懷疑他們要推銷假冒偽劣的產品。很多人都說，武漢人的性格就是這樣的，其實他們人很好。我也認為武漢人很好，甚至很可愛，然而卻讓外地人受不於是，我們就想問一句：武漢人的性格究竟是怎麼搞的？
二、武漢人的性格
“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武漢人的名聲似乎不好。
這有點像上海人。不過，上海人名聲不好，是因為他們自視太高，看不起人；武漢人名聲不好，則是因為他們火氣太大，喜歡罵人。
說起來，武漢人罵人的“水平一，大概算得上全國第一。本書前面引用過的民謠里，就有”武漢人什麼娘都敢罵“這一句。武漢市的”市罵“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養的“（次為”個板馬“），使用頻率比咱們的”國罵“（他媽的）還高。武漢並非中國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婊子養的“？真是怪事！
其實，這句話，有時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罵人，只不過表示一種語氣，甚或只是一種習慣用語，什麼意思也沒有。比方說，武漢人稱讚一本書或一場球賽好看、一場遊戲或一件事情好玩，就會興高采烈地說：“個婊子養的，好過癮呀！”誇獎別人長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會說：“個婊子養的，好清爽呀！”甚至當媽媽的有時也會對子女說：“你個婊子養的”；或者說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會說“他個婊子養的”。池莉小說《不談愛情》中吉玲的姐姐們就是這樣相互稱呼的。每到這時，吉玲媽就會不緊不慢滿不在乎地提醒一句：“你媽我沒當過婊子。”想想也是，武漢人這樣說話，如果認真算來，豈非自己罵自己？不過武漢人既然“什麼娘都敢罵”，當然也就敢罵自己的娘。一個連自己的娘都敢罵的人，當然也就所向無敵，沒人敢惹。
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樣。上海人是“派頭大，膽子小”。平常沒事的時候，一副“高等華人”的派頭，不把外地人放在眼裏，一旦外地人凶起來，“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聲明“君子動口，不好動手的喏”。武漢人可沒有這麼“溫良恭儉讓”。他們不但敢“動口”，而且也敢“動手”。武漢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會不耐煩：“個婊子養的，吵半天了，還不動手！”他們覺得很不過癮。
的確，武漢人的敢動手，也是全國有名（但仍遜於遼寧人）。“文革”中，他們可是連江青的特使都打因此，正如全國都有點討厭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國也都有點害怕武漢人（但不討厭）。討厭而不害怕，所以諷刺上海人的笑話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討厭，所以諷刺武漢人的笑話小品不多，儘管背地裏也不少嘀咕。
其實，武漢人不但火氣大，而且“禮性”也大。武漢人說話，一般都會尊稱對方為“您家”（吵架時例外），相當於北京人的“您”，實際上也是“您”字的音變，讀作nia，和nin非常接近（武漢話之屬於北方語系，此即證明）。不同的是，武漢話的“您家”還可以用於第三人稱，比如“他您家”，相當於“他老人家”。同樣，一句話說完，也總要帶一個“您家”，作為結尾的語氣並表示尊敬，也相當於北京人的“您哪”。北京人講究禮數，開口閉口，每句話後面都得跟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點衣裳別著了涼您哪！”武漢人也一樣：“勞為（有勞、偏勞、多謝）您家！好走您家！明兒再來您家！”你說禮性大不大。
不過，在北京人那裏，“您”是“您”，“您哪”是“您哪”，一用於稱呼，一用於後綴，不會混亂。而武漢人則不論是“您”還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結果就鬧出這樣的笑話來。一個武漢人問：“您家屋裏的豬養得好肥呀，么時候殺您家？”對方答：“明兒殺您家。”兩個人都很客氣、講禮，但結果卻好像兩個人都挨了罵。
只要使用“您家”，不管是用於稱呼，還是用於後綴，都是“敬語體”。這一點和北京話大體上一樣。但如果長輩對晚輩說話也用起“您家”來了，則可能會有挖苦諷刺之意。當然，北京人在“損人”時也會使用“您”這個字。比如買東西嫌貴，賣主白眼一翻：“您哪，自個兒留着慢慢花吧！”這種用法武漢也有：“不買就算了響！您家們味兒幾大響！”但不難聽出，北京人的話里透着股子蔑視，武漢人的話里則是氣哼哼的
所以，武漢人雖然也會“損人”（準確地說是“挖苦”），卻更喜歡痛痛快快地罵人。罵人多過癮呀！不用“您家”長“您家”短的，一句“娘子養的”，就什麼意思都清楚
武漢人雖然十分講禮（只限於熟人），卻並不虛偽。相反，他們還極為憎惡虛情假意、裝模作樣的做派，稱之為“鬼做”，有時也叫“(口者)”（音ze）。“(口者)”這個字，字典上沒有，是武漢獨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話中的“嗲”有相近之處又大不相同。上海話中的“嗲”，至少並不都是貶義，比方說“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漢人之所謂“(口者)”卻絕無“好”意，最多只有“嬌嗲”的意思。比如一個有資格撒嬌的兒童（一般限於女孩）十分嬌嗲可愛，武漢人也會讚賞地說：“這伢好(口者)呀！”而極盡撒嬌之能事，則叫“(口者)得滂醒”。但更多的用法，卻是對“撒嬌”、“發嗲”的一種輕蔑、諷刺和批判，尤其是指那些根本沒有資格撒嬌、發嗲或擺譜，卻又要裝模作樣、忸怩作態者之讓人“噁心”、“犯酸”處。遇到這樣的情況，武漢人就會十分鄙夷地說：“你(口者)個么事？”或“闖到鬼了，屁大一點的辦事處，他個婊子養的還(口者)不過！”看來，武漢人之所謂“(口者)”，大概略似於台灣人所謂“作秀”。所以武漢人也把“(口者)”和很“(口者)”的人叫做“庄秀梅”，也是有“作秀”的意思。不過，“作秀”作的都是“秀”，“(口者)”作的卻不一定是“秀”，甚至根本“不是東西”；“作秀”雖然假，卻或者有觀賞性，或者能糊弄人，“(口者)”卻既無觀賞性，也不能糊弄人，只能讓人噁心。所以，說一個人“(口者)里(口者)氣”，絕非好評。
武漢還有一句罵人的話，叫“差火”。所謂“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話、不夠意思、不懂規矩、不好說話、愛挑毛病、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種總體表示。因為做飯如果差一把火，就會煮成夾生飯，所以差火又叫“夾生一，也叫”半調子“。在武漢話里，”他個’板馬‘蠻夾生“、”他個’板馬‘蠻差火“，或”莫差火“、”你個婊子養的夾生么事“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夾生飯不能吃，半調子不好聽。一個人，如果不好說話，不好相處，不夠意思，就會被認為是差火、夾生，他在武漢人中間也就很難做人。
那麼，什麼人或者說要怎樣做才不”夾生“或不”差火“
第一要”仗義“，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漢人很看重朋友之間的友誼，真能為朋友兩肋插刀。一個人，一旦有難，找武漢的朋友幫忙，多半能夠得到有力的幫助。如果你是他們的”梗朋友“，則能得到他們的拚死相助。武漢人所謂”梗朋友“，相當於北京人的”鐵哥們“。”梗“這個字，有人認為應該寫作”耿“，即忠心耿耿的意思。我卻認為應該寫作”梗“。因為武漢話中的”geng“，首先有”完整“之意。比方說一個東西要保持完整，不能掰開、折斷、切碎，武漢人就會說：“莫掰，要geng的”。查遍同音字，也只有表示植物之根、枝、莖的“梗”字約略近之。植物的根、枝、莖在被折斷掰斷之前，當然是“梗的”。所以，梗，在武漢話中，又有“地道”之意。比如某個人不折不扣地是個糊塗蟲，武漢人就會說：“這個老幾’活梗地‘是個’糊溏‘（關於”糊溏“，以後再解釋）。”所謂“活梗地”，也就是地地道道地、不折不扣地。“鐵哥們”當然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朋友，也是沒有半點含糊、一點也不夾生的朋友，同時還是可以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的朋友，因此是“梗朋友”。
和武漢人交“梗朋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說不難，是因為武漢人對朋友的要求並不高。他們一不圖名，二不圖利，只圖對脾氣、夠意思。說不易，則因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便的”。在武漢人看來，交朋友就得“一根燈草點燈——沒（讀如”冒“）得二心”，不能“碼倒搞”（做假）、“詐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過河拆橋”的意思，但比“過河拆橋”內容更豐富。“抽跳”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為講義氣，讓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后卻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來；二是你答應給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經搭了，但臨到朋友準備上時，你卻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補救也來不及。顯然，無論哪一種，都是差火、夾生、半調子，簡直不是東西。嚴格說來，巴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賣朋友，則叫”反水“，那就會成為一切朋友的公敵，最為武漢人所不恥，連”婊子養的“都不如
照理說，武漢人這個要求並不高。
不錯，不吹牛、不扯謊、不抽跳、不反水，這些要求是不高，只能算作是交朋友的起碼道德要求。而且，不但武漢人會這樣要求，其他地方人也會這樣要求。所以，能做到這些，還不能算是”梗“。所謂”梗“，就是完整地、全部地、無保留地把自己交給朋友，包括私隱。這就不容易但武漢所謂”梗朋友“是有這個要求的。至少，當你的”梗朋友“有事來找你幫忙時，你必須毫不猶豫和毫無保留地全力以赴，連”哽“都不打一個。
打不打”哽“，是看一個朋友”梗不梗“的試金石。所謂”打哽“，原本指說話卡殼。一個人，如果有所猶豫，說話就不會流暢。所以，打不打”硬一，也就是猶豫不猶豫。不猶豫就不打硬，也就不(口者)。反之，則是(口者)。一個小女孩(口者)一下沒有什麼關係，如果一個大男人也(口者)，就會遭人恥笑，因為那往往也就是“不夠意思”的意思。如果朋友來找你幫忙，你居然還“(口者)不過”，那就不但是“不夠意思”，而且是“差火”到了極點，簡直就是“婊子養的”。
不“打哽”，也就是“爽朗”，武漢話叫“唰喇”。對於一個武漢人來說，“唰喇”與否是極為重要的。它不但意味着一個人夠不夠意思和有沒有意思，而且甚至決定着一個人會不會被人看得起。比如你對一個武漢人介紹另一個人說“那個人一點都不’唰喇‘”，這個武漢人的眼裏馬上就會露出鄙夷蔑視的目光。
“唰喇”的本義是“快”。比如要求動作快一點，武漢人就會說“搞’唰喇‘點”。要求決定快一點，也會說“搞’唰喇‘點”。如果如此催促還不“唰喇”，那就是“(口者)”顯然，這裏說的“快”，還不是或不完全是“快捷”，而是不要拖泥帶水、猶猶豫豫，是心理上的快而非物理上的快。所以“唰喇”就是“爽朗”、“爽快”。武漢人讀作“唰喇”，不知是爽朗、爽快一詞的音變，還是一個象聲詞，——書翻得很快，唰喇；箭射得很快，唰喇；衣襟帶風，出手很快，也唰喇。不過，從武漢人“該出手時就出手”的性格看，我懷疑那是拔刀子的聲音。
快則爽，叫“爽快”；爽則朗，叫“爽朗”。爽朗是武漢人性格的核心。也就是說，如果要用一兩個字概括武漢人的性格，那就是“爽朗”。爽朗之於武漢人，猶如精明之於上海人。精明是上海人的族徽，爽朗則是武漢人的旗幟。上海人崇拜精明，因此有一系列鄙夷不精明者的詞彙，如戇大、洋盤、阿木林、豬頭三、脫藤落攀、搞七廿三等。武漢人崇尚爽朗，也有一系列批判不爽朗者的詞彙，如夾生、差火、半調子、(口者)不過等都是。此外還有“扳俏”。所謂“扳俏”，也就是北方人說的“拿把”，亦即沒來頭和沒道理地擺譜拿架子。別人給他四兩顏色，他就當真開個染房。朋友有事來找他，也要打官腔，或者扭捏拿把不肯痛痛快快答應。這時，武漢人就會既憤怒又輕蔑地說：“老子把他當個人，他倒跟老子扳起悄來“
扳俏不可取，嘀哆也要不得。所謂”嘀哆“，也就是嘮叨、啰咦、粘乎、婆婆媽媽、拉拉扯扯，有時也包括瞻前顧後、想法太多等等，總之是不爽快。比如你做一件事情半天拿不定主意，武漢人就會說：“莫’嘀哆‘，搞’唰喇‘點。”又比如到有關部門去辦事，辦事人員又看材料又看證明還要盤問半天，武漢人也會評論說：“這個人蠻’嘀哆‘。”顯然，這裏的“嘀哆”，已不是“嘮叨”不過，就批判譴責的程度而言，“嘀哆”要較“差火”為輕。嘀哆是性格問題，差火是道德問題；嘀哆讓人不耐煩，差火則簡直不是人。
屬於不爽朗的還有尖、漚氣、憔氣等。漚氣和償氣都是生氣，但不是一般的生氣，而是憋在心裏生悶氣。因此會漚出病來，使人憔悴；而“憔氣古怪”則指心胸狹窄、想不開、小心眼兒、愛耍小脾氣等毛病。這也都是不夠爽朗的意思。“尖”則是小氣。武漢人要嘲笑一個人小氣，就會說：“這個人尖死！”外地人往往弄不清武漢話里的這個“尖”宇，以為是“奸”，其實不然。武漢人把“奸滑”叫做“拐”，“尖”則是小氣、吝嗇。因為爽朗者都大方，不爽朗則小氣。小而至於“尖”，可見小氣到什麼程度。
除為人“唰喇”外，做事到位也很重要。因為差火的本義就是“不到位”；而做事“不到位”，也很容易把事情弄“夾生”。這樣一來，弄不好就會把人得罪到家，後果也就可想而知的嚴重。要知道，武漢人可是連罵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聽武漢的潑婦罵街，那可真是淋漓盡致，狗血噴頭，什麼話都罵得出來。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夾生半調子，那就一定會挨罵，而且會被罵得十分“到曠。
於是武漢人做事就會”鉚起搞“。比如”鉚起寫“、”鉚起講“、”鉚起吃“等等。有人把”鉚起“寫成”卯起“，是不確的。方方說”鉚起“的意思是”使勁“、”不停“、”沒完“《有趣的武漢話》），也沒說全。”鉚起“最重要的意思，是死死咬住、不依不饒，就像被鉚釘鉚住一樣，因此是”鉚起“而不是”卯起“。如果僅僅只是”不停“，則叫”緊“。比如，”你緊搞么事(口沙)！“”緊搞“只是不停地搞，”鉚起搞“則還有一股韌勁，其程度較”緊搞“為重。
武漢人的”鉚起“也不同於成都人的”雄起“。”雄起“即勃起、堅挺，”鉚起“則有堅持不懈、堅韌不拔之意。”雄起“乃勃然奮起，”鉚起“乃力求到位。這也是兩地人性格不同所致：成都人(火巴)，故須”雄起“；武漢人燥，故須”鉚起“。比方說：“醒倒媒。”
從某種意義上講，“醒倒媒”也是“鉚起搞”之一種，是一種特殊的“鉚起搞”。醒，也許應該寫作“擤”。方方說，“醒”有“痞”的意思。其實，“醒”這個字在武漢話中意思非常複雜微妙。比如“滂醒”是“厲害”（如“(口者)得滂醒”就是“(口者)得厲害”），“醒黃”則是“扯淡”（如“鬧醒黃”就是“胡日鬼”）。“醒里醒氣”雖然就是“痞里痞氣”，卻不是一般的“痞”，而是那種涎着臉、賴着皮、糾纏不休又嬉皮笑臉的“痞”，有點擤鼻涕的味道。
倒，在武漢話中是一個常用的助詞。說的時候，要讀輕聲。它的意思，相當於“什麼什麼樣地”，如“詐倒裹”、“碼倒搞”等等。碼，有做假、裝門面等意思。比如一個人其實貨色不多，便只好把全部貨色都碼起來充大。所以，“碼倒搞”就是假模假式、虛張聲勢地搞。“詐倒裹”，則是自吹自擂、狐假虎威地“裹”。裹，在武漢話里有糾纏、理論、撕擄、摻和等多種意思。比如糾纏不清就叫“裹不清白”。詐倒裹，也就是冒充什麼什麼的來摻和。由此可知，“醒倒媒”就是厚着臉皮沒完沒了地來糾纏。媒，應寫作“迷”。武漢人讀“迷”如“媒”。比如舞迷就叫“舞媒子”，戲迷就叫“戲媒子”。迷，可以是迷戀，也可以是迷惑。“醒倒迷”中的“迷”，當然是迷惑。因其最終是要達到某種目的，也可以諧其音寫作“媒”。方方寫作“醒倒霉”，似可商榷。因為“媚”非目的而是手段，其意已含在“醒”字之中；目的是拉扯、糾纏，故應寫作“迷”或“媒”。
崇尚“唰喇”的武漢人最受不了“醒倒媒”。不理他吧，糾纏不休；發脾氣吧，拳頭又不打笑臉。最後只好依了他拉倒。當然也有先打招呼的：“莫在這裏’醒倒媒‘，（東西）不得把（給）你的。”但如果堅持“醒倒媒”下去洲仍有可能達到目的。所以方方說“醒倒媒”是武漢人的一種公關方式，這是不錯的。武漢人脾氣硬，不怕狠，卻對牛皮糖似的“醒倒媒”無可奈何。其實，“醒倒媒”恰恰是武漢人性格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武漢人的性格不但包括為人爽朗，仗義、大方，還包括做事到位。要到位，就得“鉚起搞”，包括“鉚起醒倒媒”。所以，武漢人還不能不吃這一套。
總之，武漢人的性格中有韌性、有蠻勁，也有一種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精神。（圖四十七）這種精神和爽朗相結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武漢人的這種性格甚至表現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熱的夏天，武漢人依然排隊去買油餅油條。廚師們汗流浹背地站在油鍋前炸，食客們則汗流俠背地站在油鍋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個笑話說，一個人下了地獄，閻王把他扔進油鍋里炸，誰知他卻泰然自若。閻王問其所以，則答曰“我是武漢人”。武漢人連下油鍋都不怕，還怕什麼？
他們當然“什麼娘都敢罵”
三、生命的勁歌
武漢人敢罵，也敢哭。
我常常懷疑，武漢人的心理深層，是不是有一種“悲劇情結”。因為他們特別喜歡看悲劇。楚劇《哭祖廟》是他們鍾愛的劇目，而他們喜歡聽的湖北大鼓，我怎麼聽怎麼像哭腔。認真說來，楚劇不是武漢的“市劇”，武漢的“市劇”應該是漢劇。然而武漢人似乎更愛聽楚劇。除嫌漢劇有點正兒八經（漢劇近於京劇）外，大約就是楚劇哭腔較多之故。——
武漢人的這種“悲劇情結”是從哪裏來的也許是直接繼承了屈騷“長太息以掩涕兮”的傳統吧！然而同為楚人的湖南人，卻不好哭。有一次，我們為一位朋友送行，幾個武漢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後抱頭痛哭，而幾個湖南人卻很安靜和坦然。湖南人同樣極重友情，卻不大形於顏色。他們似乎更多地是繼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傳統、達觀態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際遇、悲歡離合都看得很“開”。要之，湖南人（以長沙人為代表）更達觀也更務實，湖北人（以武漢人為代表）則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漢人辦喪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長沙人卻會請了管弦樂隊來奏輕音樂，好像開“舞會”。“舞會”開完，回家去，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因此，務實的長沙人不像武漢人那樣講究“玩味兒”。“玩味兒”是個說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擺譜、露臉、愛面子、講排場等內容在內。說到底，這也是咱們中國人的“國癖”。但凡中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愛面子、講排場的。但似乎只有武漢人，才把它們稱之曰“味”而視之為“玩”。武漢人喜歡說“玩”這個字。比如談戀愛，北方人“搞對象”，武漢人則叫“玩朋友”。這話叫外地人聽了肯定不自在，武漢人卻很坦然，誰也不會認為是“玩弄異性”。
這就多少有些“藝術性”實際上，武漢人的“玩味兒”是很講究可觀賞性的。比方說，大操大辦婚禮就是。婚禮的大操大辦，同樣也是咱們的“國癖”，不過武漢人卻別出心裁。他們的辦法，是雇請“麻木的士”遊街。所謂“麻木的士”，其實也就是三輪車。因為駕車者多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舉行婚禮時，就由這些“麻木的士”滿載從冰箱彩電到澡盆馬桶之類的嫁妝，跨長江，過漢水，浩浩蕩蕩游遍武漢三鎮，成為武漢市一大“民俗景觀”。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車，是因為“麻木的士”有三大優點：第一，載物較少，用車較多，可以顯得浩浩蕩蕩；第二，車身較低，便於觀看，可以盡情擺闊；第三，車速較慢，便於遊覽，既可延長遊街時間，又便於路上閑人一飽眼福。總之是極盡表演之能事。在武漢人看來，只有這樣，“味兒”才玩得過癮，玩得足。
不過，雖然是“玩”，武漢人卻玩得認真。因為誰也不會覺得那“味兒”是可要可不要的東西。所以，當一個武漢人在“玩味兒”的時候，你最好去捧場。即便不能捧場，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則，武漢人就會祝你為“不懂味”。而一個“不懂味”的人，在武漢人眼裏，就是“夾生半調子”，甚至“差火”到極點，不和你翻臉，就算對得起你
事實上，武漢人的討厭“(口者)”，也多半因於此。在武漢人看來，一個人要想“玩味兒”或“要味兒”，就不能“(口者)”；而一個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口者)不過”，就肯定“不懂味”。什麼是“玩味兒”？“玩味兒”就是“派”，就是“唰喇”，怎麼能“(口者)”？(口者)、尖、癱腔（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丟臉）的事。所以，為了面子，或者說，為了“玩味兒”，武漢人就往往不惜打腫了臉來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說，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揚威或盛氣凌人，也是“要味兒”的方式之一），這個人就會跳將起來說：“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頭上來了！”後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漢人的“玩味兒”，還有許多難以盡說的內容。甚至他們的罵人，沒準也是“玩味兒”或“要味兒”，正如舊北京天橋“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黃”，坐在酒缸沿上“開罵”和“聽罵”也是“一樂子”一樣。事實上，罵人也不易。一要敢罵，二要會罵。如果有本事罵得淋漓盡致，聲情並茂，誰說不是“味兒”，不是“派兒”？
武漢人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歷史、地理、文化甚至氣候諸方面的原因。
武漢的氣候條件極差。上帝給了它最壞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風吹不進來，冬天北風卻順着漢水往裏灌。結果夏天往往持續高溫，冬天卻又冷到零下。武漢人就在這大冷大熱、奇冷奇熱、忽冷忽熱中過日子，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惡劣可想而知，其脾氣之壞當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漢人有句口頭禪，叫“煩死人了”。當一個武漢人要訴說一件不太開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滿時，往往會用這句口頭禪來開頭。比如等人等不來，就會說：“煩死人了的，等半天了，這個鬼人還不來！”要表示討厭某人，也會說：“這個人蠻煩人。”不過這些話也可以反用。比如一個妻子也可以這樣誇獎她的丈夫：“他這個鬼人，曉得有幾（多麼）煩人“或：“你說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買回來穿，煩死人了！”這裏說的“煩”，其實就是樂嘴巴上說“煩死人了”，只怕心裏倒是“不厭其煩”呢！
看來，武漢人是和煩惱結下不解之緣了：好也煩，環也煩，樂也煩，煩也煩，反正是煩。說起來也是不能不煩。1999年“兩會”期間，武漢市人大代表團《新周刊》說武漢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發了一場討論。江岸區人大代錶王丹萍說：“天熱太陽大，外面髒亂差，怎麼會有好心情？人說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漢女人難有這福分，動不動就灰頭灰臉，跟進城的農民似的。”的確，氣候的惡劣，條件的艱苦，生存的困難，都很難讓人心情舒暢。難怪武漢街頭有那麼多人吵架了，煩嘛！
事實上武漢人也確實活得不容易。武漢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武漢的生活條件也相當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氣，南方有艷陽；夏天，北方有涼風，南方有海風。武漢夾在中間，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麼好處都沒有。別的地方，再冷再熱，好歹還有個躲處。武漢倒好：夏天屋裏比外面還熱，冬天屋裏比外面還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傢具都發燙，三台電風扇對着吹，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的。那麼，就不活了么？當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窩裏放個熱水袋，夏天搬張竹床到街上睡。於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漢的街頭巷尾，便擺滿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褲，睡滿一街，成為武漢一大景觀。（圖四十八）
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尋常沒有的“大氣”和“勇氣”。你想想，武漢人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罪都受過，什麼洋相都見過（包括在大街上睡覺），差一點就死了，還怕什麼？當然連“丑”也不怕。因為他們赤膊短褲地睡在街上時，實在是只剩下最後一塊遮羞布了，那麼，又還有什麼好遮掩的
所以，武漢人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鬼做”這個詞是十分有趣的。它表達的似乎是這樣一種人生觀：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麼說什麼，想什麼幹什麼，而不必顧忌別人怎麼想、怎麼看。即便有人不以為然，他們也不會在乎，而只會大罵一句：“闖（撞）到鬼了！要(口者)，到你自己屋裏(口者)去！”
同樣，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的武漢人，也有着不同於北京人的“大氣”。如果說北京人的“大氣”主要表現為霸氣與和氣，那麼，武漢人的“大氣”便主要表現為勇氣與火氣。北京人的“大氣”中更多理性內容，武漢人的“大氣”則更多情感色彩。他們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愛，也敢憎敢愛。他們的情感世界是風雲變幻大氣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漢人稱之為“(口昂)”）。而且，愛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來鉚起哭，笑起來鉚起笑，吵起來鉚起吵，罵起來鉚起罵，真能“愛你愛到骨頭裏”，恨你也“恨到骨頭裏”，一點也不“差火”。這實在因於他們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漢人生命中“墊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難行的路”也太多，他們還有什麼樣的酒不能對付，還有什麼樣的溝溝坎坎過不去
武漢人確實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為武漢是“鎮”。
鎮，重兵駐守且兵家必爭之天險也。武漢之所以叫“鎮”，就因為它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由於這個原因，武漢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陰雲總是籠罩在武漢人的頭頂上。所以武漢人“戰備意識”特彆強。他們好像總有一種好戰心理，又同時有一種戒備心理。在與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時，總是擔心對方佔了上風而自己吃了虧。公共汽車上磕磕絆絆，買東西出了點小問題，雙方往往都立即會拉開架式，準備吵架，而且往往是理虧的一方以攻為守先發制人，擺出一副好鬥姿勢。結果往往還是自己吃虧，或兩敗俱傷。不信你到公共汽車上去看，擠撞了別人或踩了別人的腳，武漢人很少有主動道歉的。不但不道歉，還要反過來攻擊別人：“你么樣不站好(口沙)！”或：“怕擠就莫來搭公共汽車！”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當然很難為對方所接受，而對方如果也是“九頭鳥”，則一場好戲當然也就開鑼。武漢街頭上吵架的事特別多，商店裏服務態度特別壞，原因大約就在這裏。外地人視武漢人為“九頭鳥”，認為他們“厲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這裏。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的公共汽車也擠。但上海人擠車靠“智”，佔據有利地形，保持良好體勢，則擁擠之中亦可得一方樂土，也不會發生“兩伊戰爭”（蓋“伊拉”與“伊拉”都能好自為之也）。武漢人擠車則靠“勇”，有力便是草頭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往往難以得到保障，而雙邊磨擦也就時有發生（這種現象因近年來武漢大力發展公交事業而已逐漸成為歷史）。細想起來，大概就因為上海主要是“市場”，而武漢長期是“戰場”。“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林彪的這句話，道出了“九頭鳥”的野性與蠻勁。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還怕哭么！”難怪武漢人愛看悲劇和愛聽哭腔
所以，武漢人特別看不起膽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貨”）、逆來順受（北京人叫“軟蛋”）和優柔寡斷（北京人叫“面瓜”）。所有這些“德行”，武漢人統稱之為“癱腔”。不過，“癱腔”與“松貨”、“軟蛋”、“面瓜”有一點不同，就是可以拆開來講。比如：“別個（別人）還冒（沒）吼，他就先癱了腔。”這樣的人當然沒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說：“一個人遇事連’腔‘都’癱‘了的話，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有趣的武漢話》）。因此，不但不能凸癱腔“，而且還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輸）！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軟不吃硬，寧死不服周，這大概就是“九頭鳥性格”這種性格的內核，與其說是“匹夫之勇”，毋寧說是“生命的頑強”。因為所謂“九頭鳥”，也就是生命力特別頑強的意思。你想，一鳥而九頭，砍掉八個，也還死不了，等你砍第九個時，沒準那八個又活了過來。事實上武漢也是“大難不死”。日本鬼子飛機炸過，特大洪水淹過，“十年動亂”差點把它整得癱瘓，但大武漢還是大武漢。的確，“不冷不熱，五穀不結”。過分的舒適溫馨可能使人脆弱綿軟，惡劣的生存條件也許反倒能生成頑強的生命力。
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武漢人不但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用武漢作家池莉的話說，就是：“熱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這是池莉一篇小說的標題）。這無妨說也是一種達觀，但這種達觀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達觀主要來自社會歷史，武漢人的達觀則主要來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慣了王朝更迭、官宦升遷、幫派起落，從而把功名富貴看得談了；武漢人則是受夠了大災人禍、嚴寒酷暑、戰亂兵燹，從而把生存活法看得開所以北京人的達觀有一種儒雅恬淡的風度，而武漢人的達觀卻往往表現為一種略帶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漢的小夥子不像北方漢子那樣人高馬大、魁偉粗壯，卻也相當地“野”：敢打架，敢罵娘，各種衝動都很強烈。他們酷愛一種能夠顯示生命活力的、緊繃在身上的紅布三角游泳褲。他們也往往會在炎熱的夏夜赤膊短褲，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走，大聲吼唱各種歌謠，從“一個訝的爹，拉包車”直到種種流行歌曲，以宣洩他們過剩的生命活力。
事實上，武漢人不達觀也不行。
從某種意義上講，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已經把武漢人逼到牆角了：躲沒處躲，藏沒處藏，就是想裝孫子也裝不了，再不達觀一點，怎麼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點，凡事也都最好能要點味。生活已經不易，再不搞唰喇點，不是自己煩自己生活已經缺油少鹽，再不要點味，還能過下去
什麼是味？“味”這個字，在武漢話里有極為豐富的含義。除前面說的面子、排場、風光、體面等等外，還有“規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時也指“不懂規矩”。不過，當一個武漢人指責別人“不懂味”時，他說的可不是一般的規矩，而是特指“捧場”的規矩，即在一個人“要味”時讓他覺得“有味”的規矩。懂這個規矩並能這樣做的，就叫“就味”；不懂這個規矩和不能這樣做的，則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個武漢人會不會做人的重要標準。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諒（但也不招人喜歡）；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這時，“要味”者就會視對方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釁，因而反目翻臉，甚至大打出手，因為那個“婊子養的”實在“太不夠意思”。
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礦；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則”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沒意思“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點”意思“都沒有，那還能活下去當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顯然，武漢人之所謂”味“，說到底，就是讓人覺得活着有意思的那個”意思“。
武漢人是很看重這個”意思“的。雖然說”熱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豈不更好？於是，武漢人就往往會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我就曾在醫院裏遇到過一個典型的武漢人。這個武漢小夥子大概初為人父，看什麼事都新鮮。看到護士給嬰兒洗澡、打包，也覺得好玩，興高采烈地對我說：“好過癮呀！洗毛毛（嬰兒）像洗蘿蔔，包毛毛像疊’撇撇‘。”“撇撇”是每個武漢小男孩都玩過的一種自製玩具，由每個人自己用香煙盒疊成，技巧純熟者可以疊得很快。把包嬰兒說成是疊撇撇，既有贊其“技巧純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當回事”的意思。婦產科的護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嬰兒，自然見慣不怪，不怎麼當回事，但讓這個小夥子這麼一說，一件本來沒什麼意思的事情，也就頗有點意思
武漢人是很能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漢的夏夜是很難熬的，因為一到下午六點，老天爺就會準時停風。曝晒了一天的街道餘熱經久不散，沒有一絲穿堂風的室內更是酷熱難當。要熬過這樣一個長夜，是一件很沒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漢人卻能把它變得有意思。太陽一下山，他們就開始往地上潑水，然後搬出自家的竹床，擺出清爽的小菜和綠豆稀飯，一家人吃得“歡喜流了的”。吃完飯，收拾了碗筷，洗個澡，街坊鄰居都到露天地里來乘涼。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電視的看電視，更多的人則是“(口誇)天”。(口誇)，音kua，讀平聲，是個象聲字，即“幾里呱拉”的意思。武漢人說話節奏快，頻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誇)天”。武漢人(口誇)呀(口誇)呀，(口誇)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個難熬的長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漢人確實很愛說話，也很會說話。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到了武漢人嘴裏，往往就會變得有聲有色。比如一件東西或一個地方被弄髒了，武漢人不說“太臟’，也不說”臟死了“，而說：“喲，么樣搞的(口沙)，搞得灰流了！”灰而至於“流”，可見有多臟。誇獎一個人漂亮，也可以這樣說：“喲，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頭、美。一個人的漂亮都“流溢”出來了，可見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揚威的意思，卻比說“耀武揚威”生動得多。你想，一個人把“狠”都“抖”出來，是個什麼樣子？有點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來的好外公雞吧？再說，一個人的“狠”（厲害）要“抖”出來后別人才知道，則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這個詞是略帶貶義的，情感色彩很濃，形象也很生動。其餘如把孩子長個叫做“抽條”，把東張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機下台叫做“轉彎”，把死不認錯還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翹”，都十分形象、生動，富有動感。
這也不奇怪。武漢人是“要味”的人，武漢話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話”。
的確，武漢話和北京話一樣，都具有藝術性和戲劇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聽北京話像聽相聲，怎麼聽怎麼可樂；聽武漢話則像聽戲，有板有眼，鏗鏘有力。事實上武漢人的人生觀中也確實有一種“戲劇性情結”。在他們看來，人生就是一場戲，就是一場自編自演又可供觀賞的戲。演戲就是“玩味”，看戲就是“要味”，會看戲就是“懂味”，不會看戲就是“不懂味”，而不會演戲則是“冒得味”。因此，他們主張人生在世，應該活得有板有眼。有沒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漢人那裏，一個人有本事、有能耐、有辦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麼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謂“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麼戲”的意思。顯然，武漢人之所謂“板眼”，也就是戲曲中的節拍，就像“癱腔一的”腔“是戲曲中的唱腔，”醒黃“的”黃“是戲曲中的皮黃（聲腔）一樣。醒，有一假”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歡對方），只不過“醒倒迷”罷“醒黃”也一樣。一個人，一本正經地上台了，大家都以為有什麼好段子聽。聽了半天，卻發現原來不是皮黃，而是“醒黃”。所以，武漢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鬧”之類稱作“鬧醒黃”。
一鬧醒黃“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戲。戲演砸了，就叫“癱了腔”；演假了，叫“鬧醒黃”；不按角色行當台詞劇本演，信口開河，胡說八道，則叫“開黃腔”。“鬧醒黃”是“詐倒裹”，“開黃腔”是“碼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規矩）。這是不會有人捧場的。不但沒人捧場，沒準自己還會“掉底子”。
“掉底子”之於武漢人，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所謂“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餡”。這當然是一件丟臉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於“丟面子”。不過，說“掉底子”可比說“丟面子”生動，也比說“丟面子”嚴重。因為“面子”是要安裝在“底子”上的。如果連“底子”都掉了，那還有“面子”我在《閑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來演戲的。既然是“演戲”，就得把“面子”裝嚴實了，不能“露餡”。一旦露了馬腳，那就不是“丟面子”，而是“掉底子”所以，一個人，在粉墨登場表演人生時，如果把“戲”演“砸”了，武漢人就會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漢人並不喜歡“岔把子”。所謂“岔把子”，就是說話不知輕重不看場合的人。遇到這樣的人，武漢人就會說：“他是個’岔把子‘。”或“這個人’岔‘得很。”一個人如果被認為是“岔得很”，他在武漢人中間同樣是吃不開的。因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別人“要味”的時候掃別人的興：或者是半路“岔”了進來，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順利進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來，害得別人大掉其底子。但因為“岔把子”都是有口無心的，你心裏有氣還發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討人嫌。
比“岔把子”更討厭的是“夾生苕”。所謂“夾生苕”，也就是又“夾生”又“愚蠢”的人。武漢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紅薯、地瓜。紅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漢人讀如“戶”）的，也就是“糊塗”。所以，武漢人說一個人稀里糊塗，就會說：“他’糊‘得很”，或“這訝么樣是個’糊‘的？”又因為熟紅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塗蟲叫做“糊溏”。“岔把子”雖然“岔”，卻不“糊”；“夾生苕”則不但“夾生”，而且“苕”。“苕”則“蠢”，“夾生”則“岔”，簡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論，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夾生苕”的共同特點，是“不夠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夠意思”，而是根本就“沒意思”。然而武漢人是不能“沒有意思”的。他們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找樂子”，也不會像上海人那樣給自己來點“小樂惠”。他們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單調枯燥的生活變得有滋有味，把艱難困苦的人生變得其樂無窮。（圖四十九）
於是，武漢人便把生活變成了藝術。或者說，把他們九死一生的艱難人生和不太順心的煩惱人生，變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調、值得“鉚起唱”的生命勁歌。
四、可愛的武漢人
如此說來，武漢人還真可愛。
其實，武漢人是非常可愛的。外地人害怕武漢人，是因為他們不了解武漢人。
武漢人有武漢人的優點。
武漢人最大的優點是直爽。愛罵人，就是他們直爽的一種表現。儘管表現得不大文明，但卻至少也說明他們喜怒哀樂膽敢形之於色，骨子裏有一種率真的天性。這種天性使他們極其厭惡“(口者)”，厭惡“鬼做”，同時也就使他們不太注意修養，給人一種“少有教養”的感覺。武漢人說話直統統的，很少拐彎，也不太注意口氣和方式。比方說，到武漢的機關單位去辦事，門房會問：“搞么事的？”而不會問：“您是哪個單位，有什麼事“甚至做生意，他們也不會說：“你看我們怎麼合作？”而會說：“你說么樣搞(口沙)！”這種說話方式，就很讓外地人受不
更讓人受不了的，則是他們表示不同意見的時候。一般地說，中國人說話比較委婉。即便要發表不同意見，也要先作鋪墊，比如“閣下所言極是，只不過”云云。武漢人可沒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說的，那麼，對不起，你的話還沒說完，他就會一聲斷喝：“瞎款！”所謂“瞎款”，也就是“胡說”、“亂講”、“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親耳聽過武漢人說這兩個字，就會覺得它要比其他說法生硬得多。
這其實也是直爽的一種表現，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結果便是快人快語武漢人肚子裏沒有那麼多“彎彎繞”，喜歡當面鑼當面鼓，最痛恨“陰倒搞”（背地裏搞小動作）。“陰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後告刁狀，也指說壞話、散佈閑言碎語等。與之相配套的另一個詞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煩、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個武漢人如果發現有人“戳拐”，就會找上門去，毫不客氣地說：“么樣，想找老子的歪？”這個“戳拐一的人也就只好躲起來。因為一個喜歡”戳拐“的人，在武漢是不會有容身之地的。
武漢人痛恨”陰倒搞“，所以他們有什麼不同意見，也要痛痛快快地當面說出來，包括說你”瞎款“。這好像有點奇怪。武漢人不是挺講究”就不就味“的怎麼能這樣不給人面子也許，武漢人並不認為這是”不就味“吧！至少，我在武漢生活多年，還沒見過因說”瞎款“而翻臉的。相反，如果一個武漢人會當面說你”瞎款“，則多半是把你當作了自己人。因為這說明他和你之間沒有芥蒂，沒有隔閡，可以隨便說話，包括說你”瞎款“。
同樣，說話”帶渣滓“，也不會引起太多的麻煩。所謂”帶渣滓“，也就是說話時帶出罵人的話，又叫”帶把子“。把，要讀去聲。方方說”帶把子“就是”話中有話夾槍帶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漢話》），其實不然。所謂”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帶把子“便有”見誰操誰“的意思。罵人的話，常常與”性“有關，這也是天下之通則。比如”他媽的“，就略去了後面”兒童不宜“的一個字。”個板馬“，後面也省掉了兩個字，也是”兒童不宜“的。所以，說話”帶渣滓“、”帶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說，和長輩說話，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領導）說話，是不能”帶渣滓“的。不但不能”帶渣滓“，還得”您家“長”您家“短。吵架時最好也不要”帶渣滓“，因為那會擴大事態。如果是平輩朋友熟人間說話，那就滿口是”渣滓“而且，越是關係親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說兩個好朋友見面，一個說：“你個婊子養的，這幾時跑哪裏去“另一個就會說：“找你老娘去“這實在很不像話，卻沒有武漢人會計較。
另一件常常讓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漢人極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淺的試金石，謂之”感情淺，嘗一點；感情深，打吊針；感情鐵，胃出血。“武漢人酒量並不是最大的，難對付的是他們勸酒的方式。比方說，如果你不肯和他們一起大碗喝酒，他們就會不以為然地說：“又不是姑娘伢，(口者)個么事！”絲毫也不考慮對方聽了以後，臉上是否“掛得住”。這就頗有些北方漢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確，一般地說，武漢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樣精於算計，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樣深於城府，處處周到。他們甚至常常會做蠢事，而且不講道理。比方說，你到武漢的商店去買東西，問價的時候，如果碰巧那售貨員心裏不太痛快，便會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曉得看！”這是一種很沒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種很不合算的回答。因為假設這件商品價值十元，回答“十塊”，才說兩個字；回答“你自己不曉得看”卻是七個字。多說了五個字，還不落好。可武漢人不會去算這筆賬。他們寧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飾地表現自己的不耐煩。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漢人，又不太計較他們“惡劣”的態度，那麼，你就會發現他們其實是極好相處的。因為他們骨子裏有一種率真的天性，有時甚至會有點像孩子（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像小伢”）。或者更準確一點說，像那種被慣壞了的驕橫無禮的孩子。孩子總是比大人好相處一些。要緊的是以心換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們成了“梗朋友”，那麼，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婊子養的”
武漢人也像孩子一樣愛玩。不過，武漢人的愛玩，又不同於成都人的愛耍。成都人的愛耍，是真的去玩，武漢人則往往把不是玩也說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實就是游泳。全國各地都有愛游泳的，但把游泳稱之為“玩水”，好像只有武漢。武漢夏天時間長、氣溫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為武漢人的共同愛好。武漢人“玩水”的高潮或者說壯舉是橫渡長江。這件事是毛澤東帶的頭。毛澤東不但開橫渡長江之先河，還寫下了“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漢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於是橫渡長江便成了武漢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過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極好不可。但武漢人卻樂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虧武漢人只是愛“玩水”。要是愛“玩火”，那還得（圖五十）
武漢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現是不太注意吃相。他們吃起東西來，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熱乾麵。熱乾麵是武漢特有的一種小吃，一般做早點，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熱乾麵工序很多。先要在頭天晚上把麵條煮熟，撈起來攤開晾涼，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時，燒一大鍋滾水，將面放在笊籬里燙熱，再拌以芝麻醬、小麻油、榨菜丁、蝦皮、醬油、味精、胡椒、蔥花、姜米、蒜泥、辣椒（此為最正宗之做法，現在則多半偷工減料），香噴噴，熱乎乎，極其刺激味覺。武漢人接過來，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來吃，永遠不會細嚼慢咽地品味，也永遠吃不膩。所以有人說，愛不愛吃熱乾麵，是區分正宗武漢人和非正宗武漢人的試金石。文革中，許多地方的知識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為有名，詞曲都有些傷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緝和批判。武漢的“知青之歌”卻不傷感，也沒有遭批判。因為武漢的“知青之歌”竟是：“我愛武漢的熱乾麵。”愛熱乾麵，是不好算作“修正主義”的，也扯不到“路線鬥爭”上去。
愛吃熱乾麵，我以為正是武漢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乾脆而利落。他們處理人際關係，也喜歡像吃熱乾麵一樣，三下五去二，不(口者)，不嘀哆，也不裝模作樣。的確，正如方方所說：“武漢人特別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們即便要說假話，也不那麼順當。尤其是，“當他認定你這個人可以一交時，他對你是絕對掏心掏肺地真誠。他為你幫忙不辭辛苦也不思回報，當然他可能在辦事過程中大大咧咧、馬馬虎虎，但真誠之心卻是隨處可見的。”（《武漢人特別的真》）當然，武漢人並不“苕”（愚蠢），他們也欣賞“賊”（聰明）。比方說，他們要誇獎一個孩子，就會說：“呀，這伢好’賊‘呀！”當然要“賊”的，如果不“賊”，何以叫“九頭鳥”？不過，一般地說，武漢人的“賊”，大多“賊”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們也會耍點小心眼，做點小動作，玩點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時候打點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馬腳來。因為他們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儘管他們也想學點狡滑，玩點深沉，無奈多半學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罵作“差火”鄙作“(口者)”。
武漢人的好相處，還在於他們沒有太多的“窮講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樣講“禮”，又不像上海人那樣講“貌”。如果說要講究什麼的話，那就是講“味”。武漢人的“味”確實是一種講究：既不能沒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討人嫌的，而“味太大”則又是會得罪人的。“你這個人還味大得很呀”，也就無異於指責對方端架子擺譜，不夠意思。
由此可見，武漢人的處世哲學比較樸素，而且大體上基於一種“江湖之道”。武漢人的確是比較“江湖”的。他們遠不是什麼“最市民化”的一族。儘管武漢建市已經很久，武漢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氣，但他們在骨子裏卻更嚮往江湖，無妨說是“身處鬧市，心在江湖”，與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頗有些相似。這大約因為北京周邊是田園，而武漢歷來是水陸碼頭之故。碼頭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總是在碼頭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漢人這裏就很吃得開，武漢人也就變得有點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這個詞，原本是江湖上幫會中用來稱呼“老大”的，武漢人卻用來稱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葉子”，也是江湖上的語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葉子長在樹上，關乎形象，也有裝飾作用。由是之故，武漢人又把手錶叫做“叫葉子”。因為手錶也是有裝飾作用的，但又有聲音，因此是“叫葉子”。對於這些帶有江湖氣的話，武漢人都很喜歡，流傳起來也很快。
武漢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樣有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觀念。比如他們把所有結過婚的女人統統叫做“嫂子”，這就無異於把她們的丈夫統統看作哥哥他們當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樣愛“抱團兒”。這一點也和北京人相似。不過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漢人的圈子不大一樣。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類，武漢人則更看重恩怨。“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是武漢人的信念。在他們看來，一個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漢人極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記恩怨、講義氣、重然諾。這些特點武漢人都有。為了哥們義氣，他們是不憚於說些出格的話，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試法的。比如先前武漢街頭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於商店裏服務態度惡劣，則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樣店裏來了價廉物美的東西，他一定會告訴你。如果你一時沒法來買，他會給你留着，並以惡劣的態度拒不賣給別人。反正，武漢人一旦認定你是朋友，就特別幫忙，特別仗義，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沒事時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見蹤影。他們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來“溫良恭儉讓”，一團和氣，滿面笑容，心裏面卻深不可測。武漢人是愛憎分明的。他們的喜怒哀樂、臧否恩怨都寫在臉上。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漢時，多對武漢人的性格不以為然，難以忍受，但相處久了，卻會喜歡武漢人，甚至自己也變成武漢人。
總之，武漢人是很可愛的。他們為人直爽，天性率真，極重友情。要說毛病，除愛罵人外，也就是特別愛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漢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給足，順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會在他們粗魯粗暴的背後體會到溫柔。
武漢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漢人很少以“大武漢”自居。對於外地文化和外來文化，武漢人的態度大體上比較開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貨、港貨和漢貨一樣平等地擺在櫃枱上賣，京劇、豫劇、越劇和漢劇、楚劇一樣擁有大批的觀眾，不像河南、陝西那樣是豫劇、秦腔的一統天下。甚至武漢的作家們也不像湖南、四川、陝西那樣高舉“湘軍”、“川軍”、“西北軍”的旗號在文壇上張揚。武漢，總體上說是開放的，而且歷來是開放的。這種開放使得武漢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聰慧一。或者說，”既有北人之蠻，亦有南人之狡一（方方《武漢人的性格是怎麼搞的》）。這就無疑是一種文化優勢有此文化優勢，豈能不大展鴻圖？
五、優勢與難題
武漢的確應該大有前途。因為武漢雖然自然氣候極差，歷史氣候不佳，文化氣候卻不壞。
這無疑得益於武漢的地理位置。它的北邊，是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邊，是屢次成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經濟活力最強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東邊，是標誌着中國近代化歷程的上海；西邊，則有得天獨厚、深藏不露的成都。東西南北的“城市季風”，都會吹進武漢。哪怕只是吹過武漢，也“水過地皮濕”，多少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更何況，武漢不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商家必經之水陸碼頭。各路貨物固然要從這裏出進，各種文化也會在這裏駐足，從而使武漢人的文化性格變得複雜起來。
事實上，武漢人的文化性格中，確有周邊四鄰的影響。比方說，西邊巴人好鬥，南邊湘人倔犟，武漢人就有點又沖又犟。所以，維新和革命的領導者雖然是廣東人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孫中山，首義第一槍卻打響在武昌城。不過，武漢人雖然又好鬥又倔犟，卻不是“沖頭”和“傻冒”，林語堂謂之“信誓旦旦卻又喜歡搞點陰謀詭計”。武漢人很會做生意，生意場上公認“九頭鳥”不好對付，這似乎有點像廣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漢人之會做官、會做學問，則接近於北京人。至於“白雲黃鶴”的仙風道骨，又頗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確，武漢文化東西結合、南北雜糅的特徵十分明顯。即以飲食為例。武漢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閩粵，厚重似徽魯，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濟”的文化特點。武漢人在體格、性格上也兼東西南北之長。他們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樸直，比廣東人會做官，比山東人會經商，比河北人會作文，比江浙人會打架。總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漢三鎮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並存，文武兼備。
三鎮中市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漢口，是長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樣，曾經有過租界。它是我國中部地區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來文化的主要門戶。作為一度獨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為代表的一類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員，在中國城市的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得風氣之先。相對遜色的漢陽，則有着中國最早的軍事工業，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漢陽造”，也曾名馳一時。至於“文昌武不昌”的武昌，歷來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廣總督府曾設立於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設立於此。在武昌，還集中了眾多的高等學府，無論數量還是水平都居於全國前列，而且名牌大學就有好幾所。珞珈山上的武漢大學，是中國最早的幾所國立大學之一，其樸素學風，素為學術界所看重。其他幾所理工科大學，在各自的領域內，也都卓有盛名。武漢的學術事業，尤其是人文學科，曾號稱與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勢”。一個老資格的開放口岸，一個高水平的文化重鎮，再加上一個前途無量的後起之秀，武漢三鎮，難道不是一種最佳的城市組合？這樣美妙的組合，國內又有幾個？
更何況，武漢的“運氣”也並不那麼壞。內陸開埠、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國共合作、抗日救國、解放中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許多關鍵時刻，武漢都扮演過重要角色。1949年後，它成為我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之一；改革開放時期，它又理所當然地成為內陸開放城市。此之謂“得天時”。地處國中，九省通衙，此之謂“得地利”。集三鎮優勢，合四海人文，此之謂“得人和”。天時地利人和盡占，武漢應該成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實卻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美好。
正如武漢原本可以成為首都卻終於沒有當上一樣，武漢的學術文化事業也未能領袖群倫。豈但未能領袖群倫，連十分出色也談不上。它的學術研究成就一般，文藝創作也成績平平。人們像朝聖一樣湧進北京，像觀風一樣看着上海，對南京也另眼相看，卻似乎不大把武漢放在眼裏。武漢的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從來沒有成為過全國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熱點”。
武漢的學術文化事業只不過是武漢城市文化建設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鏡子。它映照出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武漢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顯，廣州便更是特色鮮明，就連一些不怎麼樣的小城鎮也不乏獨到之處。請問武漢文化有什麼特色似乎誰也說不出。它“雅”不夠，“俗”也不夠，既不新潮，也不古樸，似乎什麼味道都有一點，卻又什麼味道都沒有。武漢人自嘲兼自慰的說法，叫“以無特色為特色”。然而如果表現不出特色來，豈非“不出色”？
事實上，武漢文化原本是應該“出色”而且也不難“出色”的。這個特色，就是前面說的“集大成”。這無疑需要大眼界、大氣魄、大手筆，然而武漢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夠，底氣不足，手腳放不開。結果，東西南北的“城市季風”吹進武漢，只不過“吹皺一池春水”，卻不能形成“扶搖羊角”，讓武漢如鯤鵬般“直上九萬里”。
最不喜歡“差火”的武漢人，在建設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時，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這是武漢文化之謎，也是武漢城市文化建設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難題。
這個謎得靠武漢人自己去解。
這個難題也得靠武漢人自己去解決。
而且，一旦解決，武漢便會讓北京、上海、廣州都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