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
廣州是市。
廣州市很活很活。
廣州的活力讓人驚異。
用“生猛鮮活”四個字來概括廣州，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這些個性和風格雖然不能測定和量化，卻可以體會和玩味，也大體上可以用幾個字來描述和傳達，儘管不一定準確。廣州的個性和風格當然也不例外。如果說，北京的風格是“大氣醇和”，上海的風格是“開闊雅緻”，廈門的風格是“美麗溫馨”，成都的風格是“洒脫閑適”，那麼，廣州的風格就是“生猛鮮活”。
廣州是一個不知疲倦、沒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時，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無論你在什麼時候（白天還是晚上）、從什麼方位（空中還是陸地）進入廣州，都立即能觸摸到它跳動的脈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機。這種“生猛鮮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亂跳地投人到廣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廣州的人常常會睡不着，尤其是逛過夜市之後。廣州的夜生活是那樣地豐富，能睡得着
廣州確實是一個“不夜城”。它似乎並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別人需要睡眠時（比方說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鮮活”。因此，當歷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壯的活劇時，它多少有點顯得默默無聞。但，如果歷史想要抽空打個盹，廣州便會活躍起來。由是之故，“生猛鮮活”的廣州似乎只屬於中國的近現代。
的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廣州無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個重要角色。近一個半世紀的中國歷史，差不多有半數左右是由這三座城市書寫的。北京的一言九鼎當然毋庸置疑，異軍突起的是上海和廣州。廣州的歷史當然比上海久遠。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時秦將任囂在今廣州市中山路一帶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儘管那時的廣州並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現在的廣州。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廣州在“天朝大國”的版圖上，還是一個極不起眼的邊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長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過一個“超級大鎮”而已。然而，隨着古老的中國開始面對世界，走向現代，廣州突然變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強的頭顱，向著遙遠的北庭抗聲發言，乃至舉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盤踞北京的時代，南海岸的廣州和東海口的上海，輪番成為顛覆北方政權的革命策源地。後來，它似乎一度“退隱”了，只留下“廣交會”這個小小的“南風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繼續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廣州則變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然而，“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當上海成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陳舊落伍時，廣州卻重新顯示出它的“生猛鮮活”，而且勢頭正猛方興未艾。在短短十來年時間內，以廣州為中心，在整個珠江三角洲先後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順德、江門、東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這塊原先的“蠻荒之地”變成了整個中國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也成為“淘金者”趨之若鶩的“金山”或“寶地”。儘管這些新興城市有不少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設施方面已經超過了廣州，但廣州畢竟還是它們的“老大”，是它們的歷史帶頭人和文化代言人。顯然，要了解這個地區活力的秘密，還得從廣州讀起。
更何況，廣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說
那麼，讓我們走進廣州。
一、怪異的城市
在中國，也許沒有哪個城市，會更像廣州這樣讓一個外地人感到怪異
乘火車從北京南下，一路上你會經過許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莊、邯鄲、鄭州、武漢、長沙、衡陽等等。這些城市多半不會使你感到奇異陌生，因為它們實在是大同小異。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飲食略有差異外，街道、建築、綠化、店面、商品、服務設施和新聞傳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堅持自己狹隘的地方文化習慣，那麼，你其實是很容易和這些城市認同的。
然而廣州卻不一樣。
改革開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進廣州，感覺往往都很強烈。第一是眼花繚亂，第二是暈頭轉向，第三是不得要領，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幾乎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對於你來說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築是奇特的，樹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語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連風，也和內地不一樣：潮乎乎、濕漉漉、熱烘烘，吹在身上，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如果你沒有熟人帶路，親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圖和站牌，又顯然聽不明白售票員呼報的站名。也許，你可以攔住一個匆匆行走的廣州人問問路，但他多半會回答說“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廣州人為什麼要用“母雞”來作回答。即便他為你作答，你也未必聽得清楚，弄得明白。何況廣州人的容貌是那樣的獨特，衣着是那樣的怪異，行色又是那樣匆匆，上前問路，會不會碰釘子你心裏發怵。
當然，最困難的還是語言。廣州話雖然被稱作“白話”，然而一點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更難懂的是閩南話）。內地人稱之為“鳥語”，並說廣州的特點就是“鳥語花香”。語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廣州最感隔膜之處。因為語言不但是人際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個人獲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個人，如果被一種完全陌生的語言所包圍，他心裏是不會自在的。幸虧只是“鳥語”如果是“狼嚎”，那還得
廣州話聽不懂，廣州字也看不懂（儘管據說那也是“漢字”）。你能認出諸如“嘸”、“(口甘)”、“(口既)”，見過“(口者)”、“叻”、“(口岩)”之類的字就算你認識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詞。比方說，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麼意思你當然也許會懂得什麼是“巴士”，什麼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卻不一定懂得“的士夠格”（決非出租車很夠規格的意思）。至於其他那些“士”，比如什麼“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貼士”、“曬士”①之類，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讓人莫名其妙的是“極骨”。前些年，廣州滿街都是“釒及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現在不大能看見了），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廣州滿街都是骨科大夫，卻又不明白療傷正骨為什麼會“立等可取”，而廣州的骨傷又為什麼那麼多？其實所謂“釒及骨”，不過就是給裁好的衣料鎖邊，當然“立等可取”；而所謂“又靚又平”，則是“價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廣州人偏偏不按國內通行的方式來說、來寫，結果弄得外地人在廣州便變成了“識字的文盲”。聽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塗）啦”。
結果，一個外地人到了廣州，往往會連飯都吃不上，因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們的菜譜：豬手堡、牛腩粉、雲吞面、魚生粥，這算是最大眾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領。至於“蚝油”、“焗”、“(火屈)”之類，外地人更不知是怎麼回事，因而常常會面對菜譜目瞪口呆，半天點不出一道菜來。有人曾在服務員的誘導下點了“牛奶”，結果端上來的卻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裏還再敢問津“獺尿蝦”。
更為狼狽的是，外地人到了廣州，甚至可能連廁所也上不成。因為廣州廁所上寫的是“男界”、“女界”。所謂“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還是“禁止男人進入的界限”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覷，不敢擅入。
於是，外地人就會納悶：我還在中國
當然是在中國，只不過有些特別罷
①士多，買香煙、水果、罐頭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較固定的進行非法活動的地方。的士夠格，唱片夜總會或有小型樂隊伴奏的夜總會。多士，烤麵包片。卡士，演員表。菲士，面子。波士，老闆。甫士，明信片。貼士，小費。曬士，尺寸。
的確，包括廣州在內，遠離中央政權的嶺南，歷來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話說：“千里同風不同俗”，廣東卻是連“風”也不同的。大庚、騎田、萌諸、都龐、越城這“五嶺”把北方吹來的風擋得嚴嚴實實，而南海的風又吹不過五嶺。於是嶺南嶺北，便既不同風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種”。嶺南人顴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膚色較深，與北方人在體質上確有較明顯的區別。再加上語言不通，衣食甚異，這就難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粵土，便會有身在異域的怪異之感
於是，在中原文化被視為華夏正宗的時代，嶺南文化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族文化”，嶺南人當然也就會被視為“蠻野之人”。直到現在，不少北方人還把廣東人視為茹毛飲血的吃人生番，因為據說他們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離吃人也不太遠。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長蟲（蛇）、吃蛤蟆（青蛙）、吃螞蚌（實為禾蟲）、吃蟑螂（名曰龍虱，實為水蟑螂），吃貓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種北方人不吃的東西。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廣東人視為怪異而與之劃清界限。據說，當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時，弘忍便曾因他是“嶺南人”而不肯收留，說：“汝是嶺南人，怎生作佛？”誰知慧能答道：“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一句話，說得湖北人（一說江西人）弘忍暗自心驚，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缽也傳給了他。
慧能無疑是使北方人對嶺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禪宗衣缽后，連夜逃出湖北，回到嶺南，隱居十幾年，後來才在廣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脫穎而出，正式剃度受戒為僧，以後又到廣東曹溪開山傳教。不過，慧能開創的禪宗南宗雖然遠播中土，風靡華夏，成為中國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嶺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臉，但他傳播的，卻並不是“嶺南文化”。佛教和禪宗的主張，是“眾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麼會有“地域文化”的特徵？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們到中原去傳教時，說的一定不是“嶺南話一。
嶺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軍雖然是T恤衫、牛仔褲、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櫃等新潮商品，但讓文化人最感切膚之痛的還是那鋪天蓋地的粵語。今天，在中國一切追求”新潮“、”時髦“的地方，包括某些邊遠的城鎮，飯店改”酒樓“（同時特別註明”廣東名廚主理“），理髮店改”髮廊“（同時特別註明”特聘廣州名美容師“）已成為一時之風尚。（圖二十四）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樓“里，不管飯桌上擺的是不是”正宗粵菜“，人們都會生硬地扣指為謝，或大叫”買單“。”打的“早已是通用語言，”鐳射“、”菲林“、”派對“、”柏拖“等粵語音譯或廣東土著名詞也頗為流行。一些內地傳媒也開始頻繁使用”爆棚“、”搶眼“之類的字眼，並以不使用為落伍、為土氣。至於”芝士圈“、”曲奇餅“之類大人們不知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為”中國小皇帝“們的愛物。
一句話，過去的怪異，已變成今日之時髦。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行動。如今，廣州人或廣東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來越成為內地人們的仿效對象。人們仿效廣州人大興土木地裝修自己的住房，用電瓦罐堡湯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膽和蛇血泡進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當地的蛇價。這些生活方式當然並不一定都是從廣州人那裏學來的，但廣州的生活方式無疑是它們的”正宗“。總之人們的”活法“開始與前不同。除學會了喝早茶和過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說”哇“外，也學會了炒股票、炒期貨、炒”樓花“和”炒更“，自然也學會了”跳槽“，”炒“老闆的”魷魚“和被老闆”炒魷魚“，或把當國家公務員稱為”給政府打工“（廣州人自己則稱之為”打阿爺工“）。顯然，廣州文化或以廣州為代表的廣東文化對內地的影響已遠遠不止於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響到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勢頭比當年上海文化之影響內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說，上海人曾在全國造就了許許多多”小上海“，那麼，廣東人卻似乎要把全國都變成”大廣州“。
似乎誰也無法否認，廣州和廣東文化已成為當代中國最”生猛鮮活“也最強勢的地域文化。
但顯然，它又遠非是”地域“的。
以”擋不住的誘惑“風靡全國的廣州廣東文化，其真正魅力無疑在於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們爭相學說粵語，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粵語有多麼好聽；人們爭相請吃海鮮，也並非因為大家都覺得海鮮好吃，何況內地酒樓的海鮮也未必生猛。人們以此為時尚，完全因為這個地區在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走在改革開放的前列，成了國人羨慕的”首富之區“，這才使它們那怪異的生活方式和名詞術語沾光變成了時髦。因此，是改革開放成全了廣州廣東，而不是廣州廣東成就了改革開放。可以肯定，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廣州仍將只不過是一個並不起眼的南國都市，頂多和武漢、成都、西安、鄭州、南京、瀋陽平起平坐罷了，儘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粵菜和好聽的廣東音樂。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們當回事
現在可就不一樣普天之下，真是何處不在粵語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們對於有着經濟優勢的地域及其文化總是羨慕的，而文化的傳播和接受又總是從表層的模仿開始的。當我們學着廣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聲地歡呼”哇“時，我們不是在學廣州，而是在學”先進“。似乎只要兩指在桌上輕輕一扣，就成了服務員不敢慢待的廣東”大款“，也就加入了現代化的潮流。看來，一種文化要想讓人刮目相看、趨之若鶩，就得有經濟實力作堅強後盾；而粵語文化的大舉北伐並大獲成功，則又首先因於這個地區經濟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開放在廣東首先獲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鄧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講話中曾感慨系之地說，當年沒有選擇上海辦經濟特區是一大失誤。其實，這不但是時勢所使然，也是地勢所使然，甚至可以說是”別無選擇“。在當時的情況下，顯然只有廣東，才擔當得起這一偉大實驗的責任，也才有可能使這一實驗大告成功。不要忘記，我們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的。在那種歷史條件下，全面啟動改革的進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鋪開的只有農村的改革，而可以並應該對外開放的也只有廣東、福建兩個省份。這兩個位於東南沿海又相對貧困的農業省份，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例不大，一旦失敗也不會影響大局，繼續閉關自守卻既不現實，也甚為可惜：港澳台的經濟繁榮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棄與之合作的機會，放棄對其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的利用，也等於坐失良機。
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廣東闖出了發達和繁榮，福建則要相對滯后一點。比如同期成為特區的廈門，其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廈門卻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獲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灣對廈門的作用和影響遠不如香港之於深圳外，廣東有廣州而福州遠不能和廣州相比，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惜，這個因素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事實上，如果沒有廣州，僅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會如此成功。因為特區的成功不僅有經濟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廣東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廣州來創造和代表的。這是廣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處。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並不代表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台文化，它們有許多並不屬於這些文化的個性的東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於華北文化、江浙文化、廣東文化或閩台文化的，甚至還有某些抵觸之處（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歡上海人）。廣州卻是深深植根於廣東文化的。廣東人現在可以不喜歡廣州這個城市（太臟太擠太嘈雜），卻不會不喜歡廣州文化。事實上，廣州代表的，是廣東文化中現在看來比較優秀和先進的東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這些東西卻有不少要靠廈門而不是福州來代表。可以說，正是廣州，以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圍，為整個廣東地區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廣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讀。
廣州，是連接過去（化外之地）和現在（經濟特區）的中介點。
因此，儘管它的”生猛鮮活“是屬於現在時的，它的故事卻必須從古代說起。
二、天高皇帝遠
廣州，從來就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
無論中央政府是在長安、洛陽、開封、南京或者北京，廣州都是一個邊遠的、偏僻的、鞭長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鎮。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規格，它顯然只能屬於最遠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長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嶺之隔，足以讓達官顯貴、文人墨客視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的感嘆，然而從長安到成都，實在比到廣州近得多所以古人從未有過”粵道難“的說法，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到過廣州，也不大想到廣州。事實上，”蠻煙瘴雨“的嶺南，歷來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紀清廷官方規定的標準行程，從北京到廣州驛站，竟要56天（加急為27天），則對於所謂”天高皇帝遠“，便會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想想看吧，將近一兩個月的”時間差“，多少事情做不下來？
廣州距離中央政權既然有這樣遠的路程，那麼，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廣州，在事實上也心有餘而力不足，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就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同樣，習慣了中央政府這種態度的廣州人，當然也早就學會了”看一隻眼不看另一隻眼“，在政策允許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斬後奏，甚至斬而不奏。
這種文化心理習慣在改革開放時期就表現為這樣一個”廣東經驗“：對於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夠、用足、用好、用活。具體說來，就是只要沒有明確規定不許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為可以做。所以有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提倡改革，允許實驗，允許失敗，中央對於許多地方許多省份，其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廣東人看着的是那隻”閉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隻”睜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隻眼睜哪隻眼閉“，北京人則在議論”應該睜哪隻眼閉哪隻眼“。結果廣東上去了，福建滯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則在不停地說話。看來，廣東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並非沒有文化上的原因。
廣州離”皇帝“很遠，離”外面的世界“卻很近。（圖二十五）
廣州臨南海之濱，扼珠江之口，對於吸收外來文化有着天然的優勢。禪宗祖師菩提達摩，就是於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廣州登陸，來到東土的。實際上，華南地區的出海口在晉時即已由徐聞、合浦一帶移至廣州。到了唐代，廣州便已以中國南海大港而著稱於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這時，廣州已設立”蕃坊“，城中外僑雜居，其所謂”蕃邦習俗“，對廣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可以說，從那時起，廣州人對於”蕃鬼“，便有些”見慣不怪“，習以為常。
不過那時的中國，的的確確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國。中國的文化，遠比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優越，尤其對於那時來華的”白蠻、赤蠻、大石、骨唐、崑崙“等國，就更是如此。總之，廣州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國文化的優越感為”底氣“的。這也是廣州與上海的不同之處。廣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來文化，而上海則是在”一張白紙“的情況下開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紀初，廣州與”外面世界“的聯繫已大不如上海：廣州進出口的噸位數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則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雖在廣州之後，卻比廣州”徹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車夫一類”苦力“說”洋涇浜英語“外，一般來說只要肯學，英語說得都很好。廣州人卻喜歡把外來語言”本土化“，發明出諸如”打的“、”打波“之類”中外合資“的詞語，或諸如”佳士得“、”迷你“、”鐳射“之類中文色彩極濃的譯名。廣州給人的怪異感，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些話語的”不倫不類“引起的。
但這對於廣州人卻很正常。廣州人的”文化政策“，歷來就是”立足本上，兼收並容，合理改造，為我所用“。比方說，他們也用漢字，卻堅持讀粵音。當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嚴厲的命令，他們是連”國語“都學不會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發明了一大堆只有他們自己才認識的”漢字“。廣州人對待中原文化的態度尚且如此，逞論其他？
其實，這也是”天高皇帝遠“所使然。
所謂”天高皇帝遠“，顯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須自力更生。所以，廣州人的自強精神和自主意識也就特彆強。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廣州和嶺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篳路藍縷、艱苦創業，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為自己闖開了一條生路，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獨創精神幾乎已成為他們的”文化無意識“。任何人只要稍加註意，就不難發現，廣州的文化，從飲食服飾、建築民居，到音樂美術、戲劇文學，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與內地大相異趣。自唐以降，優秀的嶺南詩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門戶；而近代崛起的”嶺南畫派“，更是銳意革新，獨樹一幟。嶺南畫派在繼承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兼容西方攝影、透視等方法，終於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而廣東音樂則在運用民族樂器的基礎上大膽採用外來樂器，於是便以其寬廣豐富的音域和優美嘹亮的音韻深得人們喜愛，享譽海內外。
實際上，即便廣州普通民眾的生活，也相當隨意和注重個性。廣州菜肴、點心、粥面品種之多，堪稱中國之冠。除嶺南物產豐富、粵人注重飲食外，要求”吃出個性來“，也是原因之一。廣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門。或講面料，或講款式，或講名牌，或講新潮，但更多的還是自己覺得怎麼好看就怎麼穿，或怎麼舒服就怎麼穿，比如穿西裝不打領帶，穿皮鞋不穿襪子等（此為廣州與深圳之不同處）。相反，穿得過於一本正經，在廣州反倒會有怪異之感。一位廣州朋友告訴我，有一天，他們單位一個同事西裝革履地走進來，大家便開玩笑說：“你什麼時候改賣保險“原來，在廣州，只有推銷員才會穿得一本正經，其他人都穿得隨隨便便。（圖二十六）反正，在廣州，衣食住行均不妨個性化。不過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總和內地不一樣。內地人穿中山裝軍便服時，他們穿港式襯衫花衣服；內地人西裝
領帶衣冠楚楚時，他們把西裝當茄克穿。內地人早上吃稀飯饅頭時，他們早上喝茶肩地人以”正宗粵菜生猛海鮮“為時尚時，他們卻對川菜湘菜東北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就使得外地人一進廣州，就覺得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實說怪也不怪。廣州既然是一個遠離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沒有什麼人來管他們和幫他們，他們當然就會按照自己選擇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說三道四。事實上，即便有”北佬“評頭論足，廣州人也既聽不到又聽不懂。即便聽到了聽懂了，也”沒什麼所謂“。廣州人不喜歡爭論而喜歡實幹，而且喜歡按照自己的個性去干。在廣州人看來，北京人爭得面紅耳赤的許多問題，都是”沒什麼所謂“的。或者借用一個哲學的說法，都是”假問題“。因為這些問題不要說爭不出什麼名堂，即便爭得出，也沒什麼實際效益。既然如此，爭論它幹什麼？顯然，廣州人廣東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開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的原則是”不爭論“，而廣州人也好廣東人也好，都不喜歡爭論。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着廣州或廣東無思想。恰恰相反，在風雲變幻天翻地覆的中國近代史上，廣東有着”思想搖籃“的美稱。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發出了震驚全國的聲音，其影響極為深遠。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三個對本世紀中國的命運前途和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人物，一個出在廣東，一個出在湖南，一個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尋味的。事實上，廣東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廣東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沒有一個是保守派。這其實也正是廣東文化或日嶺南文化的特點，即”生猛鮮活“。生猛鮮活是和枯朽陳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發力，鮮就是有新鮮感，活就是運動性。生則猛，鮮則活。相反，枯則朽，陳則腐。這也正是一個古老帝國的古老文化可能會要遇到的問題。看來，嶺南文化能夠具有生猛鮮活的風格，或許就因為它”天高皇帝遠“！
廣州與內地城市之最大區別，也許還在於其經濟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地城市，基本上是出於兩種目的而建立的，這就是”政治“和”軍事“。主要出於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於軍事目的而建立的則叫”鎮“。鎮。有重壓、安定、抑制、鎮服和武力據守等義。所以，重要或險要的地方叫鎮，在這些地方設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鎮。鎮以軍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軍事，故北京是”城“，武漢是”鎮“。城講”文治“，鎮重”武備“，它們都不會把商業和商品生產放在首位。
廣州卻是另一種類型的城市。儘管廣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別名，但廣州的城市性質，卻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鎮“，而是”市“。由於”天高皇帝遠“，也由於歷代王朝對廣州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廣州在中國城市發展史上，走的是與內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它不像”城“或”鎮“那樣着重政治和軍事，卻頗為重視商業和商業性的農業、手工業。早在漢初，它就已是我國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發展為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至宋時，則已成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兩代，廣州作為我國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農業、手工業基地，商品經濟和海洋經濟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口增多，市場繁榮，與海外交往頻繁。據統計，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這90年間，外輪抵港多達5130艘。鴉片戰爭時，廣州的進出口噸位數達28萬噸（同期上海只有9萬噸）。海洋經濟帶來的商業氣息，給廣州和整個嶺南地區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經濟活力，造成了一種新的氣象。與之相對應，整個珠江三角洲”棄田築塘，廢稻種桑“，成為商品性農業生產基地；而廣州則成為商品性手工業的中心，並以工藝精美而著稱於世，有所謂”蘇州樣，廣州匠“之美名。（圖二十七）
在商言商。廣州既然是”市“，則廣州之民風，也就自然會重財趨利。明清時有民謠云：“呼郎早趁大岡墟，委理蠶縹已滿車。記取洋船曾到幾，近來絲價竟何如。”可見亦農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風尚，市場、價格、交易等等也已成為人們的日常話題。至於經商貿易，當然也是廣州人競趨的職業。
廣州的這種民風，歷來頗受攻擊。但這些攻擊，顯然帶有文化上的偏見。要言之，他們是站在“城”和“鎮一的立場來攻擊”市“。”市“確乎是不同於”城“和”鎮“的；不論”城“也好，”鎮“也好，它們都主要是消費性的城市，其財政開支主要依賴農業稅收，部分依賴商業稅收，生產者少，消費者多。即以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為例，是年北京70萬人中，不事生產的八旗子弟和士紳官員就有28萬人，佔總人口的40％。這些人不必躬耕於壟畝，叫賣於街市，自然可以高談闊論於茶座，淺吟低唱於青樓，大講”義利之辨“或”逍遙之道“然而”市“卻是生產性的。什麼叫一市一？”市，買賣之所也。“既然是買賣，就必須不斷地買進賣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錢放在家裏，自己不會生兒子，老闆也不會有飯吃。因此，一個”市“，只要它一天不從事商業生產和商業活動，便立即會喪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義。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這就必須”生產“。生產，才有飯吃。所以，”城“與”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裏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異。要之，城多靜而市多動，城多雅而市多俗，城裏的人多會說而市上的人多會做，城裏的人多務虛而市上的人多務實。究其所以，大約也就是後者必須自己謀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於是，我們便大體上知道廣州人為什麼不喜歡爭論，為什麼自主意識特彆強，以及廣州為什麼會有生猛鮮活的風格，而且總是和內地不一樣就因為廣州是”市“，是中國最老也最大的一個市場。上海也有”市“的性質。但上海主要是外國人做生意而中國人當職員，廣州卻是廣州人自己當小老闆。所以，當中國諱言”市場經濟“時，以職員為主體的上海人很快就適應了計劃經濟，廣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經濟因子卻依然存在。結果，廣州和廣東人走在了改革開放的前列，上海人卻費了老半天才反應過來。廣州，畢竟是”老牌的市“
三、廣州是個大市場
的確，從某種意義上說，廣州是個大市場。
與上海一樣，廣州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買東西的地方“。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頭，甚至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人即便手上有一兩個小錢，也是買不到什麼東西的。那時，誰要想買點好東西，就得想辦法到上海或者廣州去。上海的好處是能買到國產的精品，廣州的好處則是能買到不多的一點新潮的進口貨，或者出口轉內銷的新產品，不過要用僑匯券或外匯券。外匯券是從1980年4月1日開始發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現在已成了一種收藏品。那時，外匯券可是寶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誼商店去買別人買不到的東西。不過，外地雖然也有友誼商店，東西卻沒有廣州的多；而在廣州，使用外匯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誼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廈也可以用。所以，外匯券真正的用武之地還是在廣州。1982年，廣州的親戚給了我們一點外匯券，我們捏在手裏半天不敢用，在廣州轉了好幾家商店，才給女兒買了一條裙子。總之，儘管上海和廣州都是當時中國人心目中的購物天堂，但性質卻是不一樣的。上海更像一家自產自銷的工廠，南京路、淮海路什麼的不過是它的門市部；廣州則更像一個討價還價的市場，街面后的城市只不過是它的大庫房。
最能體現出這一微妙差異的是兩條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廣州的高第街。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廣州購物的人，尤其是打算買點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貨的人，幾乎都要到這兩條街上去逛一逛。但細心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它們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國營的，高第街上的攤檔則基本是個體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國營工廠的產品，高第街上賣的卻不知是攤主們從哪裏倒來的”進口貨“。高第街是廣州一條商業街，早在清代就頗有名氣，當時主要經營日用品和工藝品，廣州的女人有事沒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顧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開放之初，它便更是領導着時尚領導着潮流，服務對象也不止於女人，還包括所有愛漂亮講時髦的小夥子。80年代中期，高第街共有640多個個體攤檔，出售各種新潮服裝和化妝品、小商品，甚至還有從海外帶來或走私進來的舊時裝。滿載着鼓鼓囊囊蛇皮袋的”雅馬哈“出出進進，而喇叭褲、牛仔褲、T恤衫、幸子衫等當時的時髦服裝，也就從這裏走向全國。可以這麼說，80年代初的中國人，是從高第街開始羞羞答答地改變着服飾，同時也悄悄地改變着生活觀念和人生態度的。
時過境遷，現在的高第街已不像當年那樣風光因為在廣州，這樣的街已越來越多越來越好越來越專業化，比如上下九的扣子一條街，大新路的鞋子一條街，康泰路的建材一條街，大南路的鮮花一條街，以及天河電腦城和海印電器城等。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國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消費觀念和生活觀念也大不同於前。人們不再會去討論諸如”喇叭褲能否吹響‘四化’的號角“之類的問題，牛仔褲和T恤衫也不再是”時髦女郎“或”問題青年“的專利。全國各地都有緊跟潮流的服裝市場，犯不着再到高第街來湊熱鬧。現在，來廣州的外地人多半要去的地方，是大沙頭海印橋下的電器城。這裏雲集了1000多家商鋪，是國內最大的家用電器集散地。其特點是價格便宜，品種齊全，但凡你聽說過或想得到的家電，這裏都應有盡有，而且保證是最新潮的。國外最新的家電產品剛一推出，這裏就會立即上市。這也正是廣州作為一個大市場的特徵所在：反應敏捷，確保滿足消費的需求。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市場，廣州不但有”新“，也有”舊“。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裏薈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眾多的名牌時裝專賣店，其佈局和氣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廣場或置地廣場。懷舊的人則不妨去上下九。那裏不但有永安百貨、廣州酒家、清平飯店和蓮香樓等老字號，也有眾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兩旁的老騎樓下走過，老廣州那親切質樸的平民氣息就會撲面而來。難怪這裏會闢為廣州第一條步行街的確，走在這條街上，你能找回許多關於老廣州的記憶和感覺。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吃一次下午茶。
廣州不但是一個”買東西的地方“，也是一個”吃東西的地方“，要不然怎麼說”食在廣州“中國是一個飲食文化極為發達的國家，全國各地都有好吃的東西，並非只有廣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實上，除”食在廣州“外，也還有”吃在成都“、”吃在揚州“等說法。但在我看來，成都、揚州等和廣州相比，還要略遜一籌。這不僅因為廣州的菜肴和點心內容豐富、品種繁多、做工精美、品味極高；也不僅因為廣州人什麼都吃，——”草原吃羊，海濱吃蟹，廣州人吃崩了自然界“；還因為只有廣州，才二十四小時都在吃。
吃的節目是從早上6點來鐘的”飲早茶“開始的。別看這時天還沒有大亮，開設早茶的酒樓卻已人聲鼎沸。經過多年粵文化的普及，內地人都已知曉，所謂”飲早茶“並不是喝茶，或並不只是喝茶，而是吃點心，如蝦餃、鳳爪、腸粉、春卷、牛肉丸、馬蹄糕，還有豬肝粥、魚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種粥類和青菜。老廣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兩件嘆早茶“的說法。嘆，在粵語中是”享受一的意思。清早起來，在街上溜達溜達，然後走進酒樓，挑一張桌子坐定，即有小姐來上茶。再隨便要一兩樣點心，便可以邊吃邊聊直到早茶收檔，可真的稱得上是“嘆世界”（享清福）
早茶一般10點左右收檔。稍事整理后，午飯便開始廣州人中午在外吃飯的不多，一般在單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當。因為下午還有事，所以中午飯吃得都比較快，也相對比較簡單。2點一過，午飯結束，下午茶又開始午茶的內容形式與早茶沒有什麼兩樣，熱衷者也多為老廣州人。不過據我觀察（不一定對），飲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飲午茶的則以老太太居多。大約因為老先生早上比較有閑（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較有空（早上要買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務的老太太，正可以在這時邀幾位老姐妹，一起來“傾偈（聊天）
午茶到5點便收檔，接着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晚餐是廣州人吃得最講究最排場的一餐。因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惟有此時才可能相聚，而且時間有保證，能夠盡興，不至於被公務打擾。即便是應酬，也顯得有誠意。因此一到華燈初上，廣州的酒樓便人滿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則可能還要去飲晚茶。飲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這時都已吃完晚飯衝過涼，在家裏看電視或者搓麻將他們沒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來應付晚茶，而對於精力充沛的中青年來說，真正的夜生活這時才開始。酒足飯飽之後，可以飲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鬆和休閑。朋友們正好促膝談心，亦不妨找一兩位小姐來隨便坐坐，便會覺得一天的勞累有了補償。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後，廣州人”食“夠了沒有。深夜，可以說才是”食在廣州“的高潮，廣州人稱之為”去宵夜“。廣州人原本就有過夜生活的習慣，近年來由於物質的豐富和收入的增加，宵夜的人越來越多，經營宵夜的食肆也越來越火爆。毗鄰海珠廣場的勝記大排檔、沙面的新荔枝灣、珠江北岸海印橋腳下的西貢漁港，都是宵夜的好去處。每到深夜時分，這裏便燈火輝煌，食客如雲，熱氣沸騰，構成獨特的”廣州風景“。宵夜一直要開到凌晨6點，接下來便是新一天的早茶。這種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餐飲接力賽，在內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見，而且不可思議。但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廣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佈廣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擋，最能代表廣州的城市風情。因此有人說，只有終日流連於這些地方的主兒，才能真正體會”食在廣州“的含義（《新周刊》1998年第5期安寧文）。
還有一點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廣州“並不等於”食廣州“，而毋寧說是”食全國“甚至”食世界“。在廣州，只要有錢，沒有吃不到的東西。海南文昌雞、東北燉粉條、西安羊肉泡、成都酸菜魚之類自不必說，法國鵝肝、德國紅腸、韓國燒烤、日本刺身，也都絕對地道絕對正宗。廣州，就像是一座應有盡有的大酒樓。（圖二十九）
其實，這正是市場的特點。
市場是幹什麼的？有人說市場就是花錢和賺錢的地方。這話並不全對。應該說，市場就是通過滿足人們的需求，讓一部分人心甘情願花錢，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賺錢的地方。因此，越是成熟的市場，就一定越能多層次全方位地滿足人們的需求。
廣州的好處也正在這裏。廣州允許”擺款“（鋪張），也寬容”孤寒“（吝嗇），而且擺能讓你擺個夠，省也能真讓你省下來。廣州有豪華氣派得讓一般人不敢擅入的大酒樓、時裝店、精品屋，也有遍地開花的攤點和大排檔。在廣州，花一萬塊錢買件衣服或者吃一頓不算什麼，只花十塊錢買件衣服或者吃一頓也很平常。那個在大排檔吃牛腩粉的可能剛做完一筆大生憊，那個在街頭買削價商品的也可能剛花40萬買了一套房子。廣州允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許同一個人有不同的活法。
但有一點則大體上是共同的，即廣州人都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不管怎樣”食“，歸根結蒂都是”食自己“。因此，倘若自己並無可”食“之處，那就誰也幫不了你啦！所以，比別的地方人愛吃會吃的廣州人，往往也比別的地方人肯做會做。的確，”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更懂得”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廣州人有句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叫”搵食“，也就是”謀生“的意思。”搵“即”找“，”食“要自己去”找“，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對於他們來說，生活是實實在在的事情，也是必須付出勞動、智慧和時間的事情。如果你不能為此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那麼，對不起，你就只好餓肚子、喝西北風，或者用廣州話說，只好”吊砂堡一
所以，為了“搵食”，廣州人便不怕忙得“滿天神佛”。“滿天神佛”是廣州人的一句口頭禪，意思是不可開交、難以應付。但廣州人再忙，也不會說“忙死”。因為“忙”，原本為了“搵食”，為了活得更好，怎麼能說“死”？沒法子，只好拿神佛來開開心，放鬆放鬆，調劑調劑。不過，神佛也幫不了太多的忙。溫食，還得靠自己。
同樣，為了“溫食”，廣州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時間也放進“鍋”里去“炒”，叫做“炒更”（也就是業餘兼職）。落班放工以後，再打一份工，掙一份錢，辛苦是辛苦，可日子也就要好過得多。從某種意義上講，“炒更”的過程，也就是品味時間價值的過程，同時也是品味自身價值的過程。所以不少的廣州人都樂此不疲。這實際上也是只有“市”上才有的文化奇觀，“城”里的人往往連想也不敢想（現在自然都已“見賢思齊”了）。在這裏我們似乎又可以看出“城”與“市”的區別：“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思想更活膽子更大。你想想看，廣州人連時間都能“炒”，還有什麼不能“炒”？廣州人連“更”都能“吃”，還有什麼不能“吃”？但“炒更”也好，“炒”別的什麼也好，總歸是“食自己”。單憑這一點，“吃別人”的人，尤其是吃着公款還要學着廣州人在飯桌上扣指為謝以為擺譜的人，就沒有多少資格來教訓他們。
一個辛辛苦苦在廣州“溫食”的人，當然也有資格“食在廣州”。其實，廣州有那麼多的“食府”和“食客”，歸根結蒂，就因為廣州是“市”，廣州人的生活已經市場化商業化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裏的人，沒有興趣也沒有必要把時間都花費在做飯洗碗之類的事情上。一個人的時間精力總是有限的，它們應該用於兩件事情，一是“博”（拼搏），二是“嘆”（享受）。實際上，廣州人走進酒樓，並不完全是為了享受，不少人也是為了生存。因為，“在廣州，茶樓酒肆成了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進茶樓酒肆，是無法融入廣州的商業社會的。許多信息是從飯桌上聽來的，而要做成生意，喝茶吃飯更是少不了的節曠（《新周刊》1998年第5期周善文）。看來，吃飯有時也是找飯吃（搵食）。有多少人能夠”食谷種“（吃老本）
這就是廣州，這也就是”市“。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裏的人，自然會有些他人以為怪異的地方。
四、“市態”種種
“市態”？有沒有搞錯？
沒錯。廣州是“市”，廣州的“世態”，當然也就是“市態”。（圖三十）
“市態”的特點是商業性。
廣州話中有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費勁），抵肚餓（捱餓）等，但更多地還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來”、“花得值”。到酒樓美餐，吃得大快朵頤，叫“抵食”；到商場購物，買得稱心如意，叫“抵買”；到歌舞廳夜總會娛樂中心瀟洒一回，玩得興高采烈，叫“抵玩”。顧客滿意，老闆開心，看着大把的票子進賬，心裏暗叫“抵賺”。會賺錢的也會花錢，會花錢的多半也會賺錢，這就叫“抵手”（能幹、有本事）。如果沒有賺錢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斃，大約也就只好叫“抵窮”（活該受窮）乃至“抵死”（該死）廣州人的商業意識和價值觀念，由此可見一斑。
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還是“抵錫”。錫，也就是吻。都說愛情無價，廣州人偏偏說有。價值幾何？也就“一錫（吻）”而已。深深愛着你的人為你奉獻一切，盡心儘力，總該有所回報吧？拿什麼回報？黃金有價情無價，還是道一聲“抵錫”吧！輕輕的一個吻，比什麼東西和多少錢，都“抵”。正如饒原生所說：“愛的奉獻最需要愛的回報”（《粵港口頭禪趣解》）。
廣州人還有一個用得很多的詞，叫“睇數”。它的本義，是結賬、算賬，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務員來結算賬目。比方說，一個人小賺了一筆，高興了，要請朋友吃飯，便會說，呢餐我“睬數”！但是，一個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與戀人暗結珠胎，那麼，她的家人便會找到那男孩，說：你應該“照數”的！這就看不懂難道這種事情也要結賬？原來，這裏的“睬數”，是“負責”（當然也包括“認賬”）的意思。所以，廣州人如果要表示對某件事負責，便會說：“我睇數！”“負責”要用“埋單”來表示，可見廣州之“世態”確實是“市態”。
當然，廣州人也不會什麼事情都“睇數”的。睇，也就是看。一餐飯吃完了，服務員把單拿來請你付賬，你當然要看看上面的數。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埋單”才叫“睇數”。顯然，“睇數”不“睇數”，要看“抵哈抵”（值不值）。“抵”，就“睇數”；“唔抵”，當然也就不“睇數”。此外，也還要看自己有沒有能力“睇數”。沒有能力，卻隨隨便便表態“我睇數”，不是“贛居”（傻瓜、笨蛋），便是“大隻講”（空口說白話，說話不算數的人）。遇到這樣的人，你千萬不要信以為真，還是自己設法去“埋單”為好。
總之，“睇數”，是做人的準則，尤其是在一個講究信譽、看重合同、尊重契約的商業社會做人的準則。諸如此類表現商業社會性質的廣州方言還有許多。比方說，一個老姑娘，拖到三十齣頭了，還沒有嫁人，便會被左鄰右舍三姑六婆說成是“賣剩蔗”。甘蔗被人挑來揀去，挑剩下了，當然不大容易再賣。其實老姑娘的不嫁，原因很多，並非一定是嫁不出去。倘若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則這些左鄰右舍三姑六婆，便多少未免有些“八卦婆”（多管閑事的女人，又叫“八婆”、“八妹”）的味道再說，把“嫁人”說成是“賣甘蔗”，也甚為不妥。不過，這句話，倒是十足的“廣州話”。廣州四鄉盛產甘蔗，而廣州人又愛把什麼都說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也許還是廣州人的道謝。廣州人道謝，叫“唔該”。如果要加重語氣，則再加一個“曬”字，叫“陪該曬”。它不但有“謝謝”、“多謝”的意思，還表示“請”、“勞駕”、“借光”、“對不起”等等。比如“晤該借歪喲”（勞駕請讓讓），或“還番枝筆界你，陪該曬”（這枝筆還給你，多謝）。既然要勞駕別人幫忙，或謝謝別人的幫助，為什麼還要說別人“唔該”（不應該）原來，“唔該”（不應該）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說，像我這樣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實在是“唔該”勞您老人家“大駕”，或“唔該”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顧的。不過，“唔該”歸“晤”，勞駕還得照舊勞駕。只不過自己得了實惠以後，道一聲“唔該曬”就好
顯然，這裏仍有某種商業氣息在裏面。因為所謂對方“唔該”（不該），其實是蓋因自己“唔抵”（不值）。雙方好像做了一筆不等價的買賣，當然要道謝
請求幫助和表示感謝的人既然自己認為“唔該”（不該）或“唔抵”（不值），被感謝的人當然也不能表示受之無愧，而必須說“濕碎”或“濕濕碎”。濕，也就是“濕柴”；碎，當然是“零碎”。濕柴燒不着，零碎不足道，一聲“濕濕碎”，也就抵消了對方的歉意。這意思無非是說：我這一點點“小幫小忙”、“小思小惠”，實在“晤該”（不該）受此重謝。那意思，就好像只賣了一碗白粥卻收了十塊錢小費似的。這樣一來，雙方當然都很體面，也都很高興。所以，廣州人在要請別人幫忙或受惠於人時，總要說一聲“晤該曬”，而對方也多半會說“濕濕碎啦！”
這就頗有些像咱們“國語”中的“對不起”和“沒關係”。所謂“對”，就是“面對”。既然是面對，那就要有“面子”。沒有面子，就不能面對，也就會“錯過”或“耽誤”，這就是“錯誤”。所以，一個人，如果犯了錯誤，誤傷了別人的面子，就要說“對不起”。這意思是說，我原本也想“對”的，只是因為自己面子太小，想“對”而“對不起”。接受道歉的人當然不能公然承認對方的面子“對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說“沒關係”。也就是說，咱們根本就沒有“面對”過，哪裏存在什麼“對得起”、“對不起”的事情？不過現在既然已經“對話”了，自然還是“對得起”。這樣一來，當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說法的共同特點，是貶低、自己抬高對方。這也是咱們的“國風”，禮儀之邦，抑己揚人。不過，“對不起”是貶低自己的“人格”，“陪該曬”和“濕濕碎”則是貶低自己的“價格”。因為所謂“濕柴”，原本是指國民黨政府垮台前發行的那種不值錢的“金元券”，而“碎”則有“碎銀子”之意。廣州是“市”，當然說來說去，一不小心，就總會說到“錢”上去
看來，廣州人和北方人一樣，也是要念“面子經”的。只不過，北方人的“面子經”，主要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的；廣州人的“面子經”，則更多了一些“經濟學”的內容。
廣州人的“面子”，有、個洋名兒，叫“菲士”，亦即“血ce”（臉）。一個廣州人，是不可以沒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沒有臉一樣。穿名牌襯衣著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鏡，是為了“菲士”；把家裏裝修得像“星級賓館”，年節時婚禮上散發饋贈的“利市”（紅包）漲鼓鼓的，自然也是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毗（相親），或帶”小蜜“到咖啡廳”蜜斟“（密談），當然更要講究”菲士“：地點須是”五星“，出人自然”打的“（有私家車則更好）。至於”家底“如何，則又當別論。不管怎麼說，晤可以沒曬”菲士“的。
什麼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領導者、負責人、老闆、頭兒、上司。這些人，頤指氣使，說一不二，自然是派頭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況，廣州人的頭腦里，既有傳統社會中的等級觀念，又有商業社會中的經濟意識，對於既有權又有錢的”波士“（老闆），當然至少是會客氣得很。
說起來，”波士“這個詞，倒也一語雙關，妙不可言。”波“這個詞，在廣州話中多半指”球“，比如籃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網球、羽毛球、康樂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照波“，而球藝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則”波士“豈非就是”球人“？饒原生《粵港口頭禪趣解》一書說，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說，可能是因為老闆的大腹便便而對”波“（球）產生了聯想。這當然只不過是有意的”趣解“。因為”波士“是”boss“的音譯，意謂總經理、大老闆、資本家，”波產則是“bail”的音譯，不搭界的。
不過，把老闆（波士）看作“球場上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合適。因為商場如戰場，戰場亦如球場，都是群雄逐鹿心競力爭必須一“搏”的地方。同時，也正如饒原生所說，是“觀眾們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無妨視彼“波”為此“波”。況且，視商場或官場如球場，比起視之如戰場來，總多少要讓人覺得輕鬆一點。
也許，這又體現了廣州文化的一個特點，強調意念作用，講究心理調節。它的一個極端的表現，就是所謂“意頭”。
廣州人的講究“意頭”，在外地人看來，幾乎到了“神經病”的地步。公司開張、兒女婚嫁固然要一擇吉“，便是隨便吃點什麼東西，也要講”意頭“。廣州菜肴五花八門、豐富多彩、數不勝數，”意頭“也就講究得無奇不有。比如，髮菜蚝豉叫”發財好市“，髮菜豬手叫”發財就手“，髮菜香菇叫”發財金錢“，這些菜在喜宴上特別受歡迎。至於豬舌諧音”賒“，豬肝諧音”干“（枯），絲瓜諧音”輸“，苦瓜有個”苦“字，當然叫不得，於是改叫”豬利“、”豬潤“、”勝瓜“、”涼瓜“。廣州姑娘愛吃一種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還以為是什麼進口新品種。及至拿來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廣州人一聽這話，立馬就會叫起來：“衰過你把口！乜‘霉霉’聲“
這就未免讓人有動輒得咎之虞。事實上，外地人到廣州，常常被告誡說話做事要注意”意頭“。比方說，朋友結婚，斷然不可送鍾（終）、梨（離）之類，否則你花了錢還不落好。於是外地人只好苦笑：這算什麼事吧！也有人說：投機心理嘛！還有人解嘲似地說：廣州人反正”投資“、”投機“分不清。他們既然要”投資“，就免不了會要”投機“啦！
對於廣州人這種講究”意頭“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張無妨寬容一點。好歹這種講究並沒有什麼惡意。關鍵在於講究者們自己持一種什麼樣的態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執迷不悟“的程度，當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達一種願望，說說而已，就沒有什麼非糾正不可的當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為從人類學的角度講，這無非是一種”巫術遺風“。都什麼年頭了，還信巫術
事實上，廣州人也並不認為”意頭“就是決定一切的。
廣州有這樣的話：“晤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運氣。如果只想碰運氣，那就會“望天打卦——沒着落”。“迷信”的廣州人，居然會說出這麼一句嘲諷算命先生的歇後語，想想真是好笑，卻也並非沒有道理。舊時廣州算命先生多，而廣州的天氣又多變。沒準那算命先生剛剛奪下海口，突如其來的一場大雨就會把他澆成個落湯雞。於是乎，丟了飯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給老天爺算命所以，當廣州人問起某件事是否落實時，往往就會詼諧地說上一句：“望天打卦“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廣州人極其看重一個“搏”字。中國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就說過：“人生能有幾回搏？”這正是“廣州精神”的一種體現。廣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現這種拚搏精神的話，比如“照殺”、“擒青”、“搞掂”，甚至“搏硒老命”。“搏曬老命”當然是“拚了老命”，而“照殺”則是“下定決心”。比方說：“呢件事幾大都照殺”，就是“這件事無論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決心”要用“照殺”這樣“殺氣騰騰”的詞來表達，無非表示了一種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決心。有此決心，當然也就能把事情樣樣“搞掂”。為了“搞掂”，哪怕魯莽（擒青）一點，或被人視為一擒青“，也在所不惜。這是什麼精神？當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廣州人不怕”食頭著“，也就是”敢為天下先“。事實上，廣州和整個廣東地區的經濟騰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種敢於”食頭著“的精神。許多內地人連想也不敢想的事，廣州人和廣東人連想也不去想就做等到內地人醒悟過來，也照着廣東經驗來做時，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計。這，便正是”市“優於”城“和”鎮“的地方。因為”市“是以經濟活動為命脈的，而任何一個所謂”經濟人“都明白，商戰有如藝術，最忌諱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跑。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勝利的桂冠永遠只屬於敢於”食頭著“的人。
廣州人敢於”食頭箸“，也敢”炒魷魚“。
炒魷魚，是粵港兩地的流行語，現在已為國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丟飯碗“。因為廣州人炒魷魚多為炒魷魚卷而非炒魷魚絲。精巧的刀功加熱油武火，魷魚片就會捲曲起來，頗似丟了飯碗捲鋪蓋走人之狀。不過我們說廣州人敢於”炒魷魚“，卻不是指老闆敢”解僱“，而是指員工敢”跳槽“，——”炒“老闆或單位的”魷魚“。正如”個體戶“最早出現在廣州，”炒魷魚“也最早是在廣州成為風氣。當許多內地人還戀戀不捨於”大鍋飯“、”鐵飯碗“，不願告別”單位“，擔心可能”下崗“時，廣州人早就在”跳來跳去“在今日之廣州，至少有兩件事是大家都習以為常的：一是”炒更“，即業餘兼職；二是”跳槽“，即另謀高就。也許，除深圳這個經濟特區外，廣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間也是最大的。在廣州，換了職業換了單位，比換了老婆更不值得大驚小怪。沒有人會在乎你跳來跳去，也沒有人會指責你心無定性。對於生活在一個最大市場中的人來說，這和貨物的出出進進、商品的花樣翻新沒什麼兩樣，也和公司商店的關門開張一樣正常。
於是，我們在廣州看到的，便不僅是”怪異“，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徵。因為所謂”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為存在依據的地方，講究的就是一個”活“字。所謂”無商不活“，即此之謂。事實上，正是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造就了廣州的”生猛鮮活“；也正是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成就了廣州的”生猛鮮活“。請回想一下，在改革開放以前，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念以前，有誰感受到廣州的”生猛鮮活“也就是感到怪異吧！
問題是，這種活力究竟能維持多久？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為廣州和廣東感到擔憂。
已經有人指出，廣州這個城市”總是起模範帶頭作用，而且每次都來勢兇猛，但往往都是虎頭蛇尾“（蕭森林《最說不清的城市：廣州》）。比如康梁維新和國民革命都是。北伐軍從廣州出發，浩浩蕩蕩一路乘勝前進，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沒廣州什麼事這當然與廣州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地位有關，——遠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豈能號令全國？但與廣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嘗無關。廣州的風格是”生猛鮮活“，而”生猛鮮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運動員並不適合跑馬拉松一樣。那麼，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國革命前列，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了個體戶、鄉鎮企業、”三來一補“和”先富起來“經驗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開放全面鋪開、上海和長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還能保持”生猛鮮活“的勢頭我們不免有杞人之憂。
有人認為，在經歷了20年改革開放之後，廣州和廣東作為”探險隊“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作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將結束。廣東將歸於平靜和平常，廣州也將重新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省會城市。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話並不錯。自古以來，就有”風水輪流轉“的說法，何況是在這個”各領風騷三五年“的時代？沒有哪個城市應該總是成為矚目的中心，廣州也一樣。但，每次都衝鋒陷陣在前的廣州，敢於”食頭著“、敢為天下先的廣州，以自己上千年商業傳統為其他兄弟姐妹們”摸了石頭“的廣州，難道就該這樣悄然退場？她難道就不該在這個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時代，創造出一種更輝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們還想多說幾句。
五、多說幾句
廣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氣磅礴、燦爛輝煌，並不容易。
廣州廣東的崛起，無疑是一得天時（改革開放），二得地利（毗鄰香港），三得人和（廣東人原本就是”經濟人“），但自身的文化準備卻明顯不足。不能不承認，廣州文化也好，廣東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種褊狹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響太大（有所謂”香港打個噴嚏，廣州就會感冒“的說法）。香港雖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學術文化之微弱，也是不爭之事實。同樣，廣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氣，恐怕也是不爭之事實。隨便舉個例，一件名牌西裝，穿在廣州人身上，也許只能穿出闊氣；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養。穿衣尚且如此，更逞論思想學術、文學藝術文化的建設畢竟是一件需要長期積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鮮活“地一蹴而就。歷來只有經濟上的”暴發戶“，卻從來沒有文化上的”暴發戶“。但如果沒有文化的建設作後盾，則經濟上的”生猛鮮活“又能維持多久，也就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
看來，廣州是必須認真考慮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設問題
城市文化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態。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就未能很好解決。但它又不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上海的經驗就值得借鑒。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她的歷史雖然很短，卻能在經濟和文化兩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國政治學家所指出：“上海的顯赫不僅在於國際金融和貿易，在藝術和文化領域，上海也遠居其他一切亞洲城市之上”（白魯河《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可見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並不矛盾，而唯其兩者并行，上海才成了眾所公認的“大上海”。
在某種意義上講，上海和廣州有許多相似之處。比方說，它們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說，都是靠經濟建設“起家”的。而且，老實說，廣州的文化條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畢竟是新興城市。偌大一個上海，什麼都不缺，卻難得找到歷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觀。在這方面，廣州比上海可就強多七星崗、五仙觀、越王墓、石門泉、光孝寺、六榕寺、懷聖寺、先賢墓、海神廟、鎮海樓，廣州人說起來如數家珍。比起它們來，上海的城隍廟就太可憐但是沒什麼一家底“的上海人卻比廣州人幹得出色，而廣州人的得意之筆則是把文化也變成了商業。（圖三十一）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飛茶”。賞花和飲茶原本是廣東人的一種文化生活，但一進廣州，也就“入鄉雖俗”，變成了商業行為。這當然並沒有什麼不好，事實上它們還可以看作文化與商業相結合的成功範例。問題在於既然有本事把文化變成商業，那麼，也就應該有能力把商業也變成文化。苟如此，則廣州的文化豈非也就不讓於上海可惜並非如此。
也許秘密就在於上海是“灘”，是一個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沒有廣州那種根深蒂固的狹隘的地域文化偏見，也就能夠不但以政治上的寬鬆氛圍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寬鬆氛圍吸引全國各地的精英人才，從而創造出獨具一格又蔚為大觀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沒有什麼“鄉土觀念”，而只有“社區觀念”。“鄉土觀念”是對封閉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認同，“社區觀念”卻是對開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認同，這便正是上海人比廣州人棋高一着的地方。
確實，廣州文化建設的最大障礙，就是廣州人那種過分地以“純種廣東土著”為自豪的獃氣。我們不否認廣東人確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們畢竟在歷代王朝不那麼關心過問的情況下，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也確實在經濟上走在了全國的前列。但如果竟把這些成功歸功於自己鄉土的“風水”或“方言”，並自我陶醉到執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氣獃氣可惜廣東人似乎確有些這種獃氣。據說他們當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國居留三代，還只會說一種被美國人譏為“破碎英語”的憋腳英語，不會說甚至聽不懂國語，更不足為奇。這就與同為古代“百越文化區域”的福建廈門一帶以說普通話為有文化、有教養的標誌，實大相逕庭；也與廣州廣東地區將要爭取的歷史地位大相矛盾。因為如前所述，一個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與它的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語言的開放兼容程度。廣州要成為“大廣州”，就必須創造一個與這一歷史地位和光榮稱號相適應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環境。這是廣州走向全國的前提條件，也是廣州容納全國尤其是容納全國精英人才的前提條件。更何況，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狹隘的地域文化偏見，又怎麼談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來？
因此我以為，廣州的文化建設，也許當從推行普通話開始。
“點睇”（你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