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人

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讀法。

我喜歡讀城。

由於種種原因，我多少到過國內的一些城市。每到一個城市，我都要打探一下它的歷史沿革、建築文物、風土人情，品嘗一下那裏的吃食，在街面上逛逛，學幾句方言民諺歇後語之類，然後回來向別人學舌。每到這時，便總是不乏熱心的聽眾。而且，他們也往往都不滿足於只當聽眾，也要參與討論，發表他們對那些城市的看法，並同自己居住的城市作比較。於是我就發現，讀城，其實對許多人來說，可能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的確，說起城市，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的話要講。

中國曆來就有關於城市的各種民謠，比如“生在杭州，死在柳州”就是。與之配套的則還有“穿在蘇州，吃在廣州”兩句。後來，這個段子又被改成了“吃在廣州，穿在上海，說在北京”。這是因為上海的服裝早已超過了蘇州。而北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諸方面都乏善可陳，可以誇耀的只有一張嘴，正所謂“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這也是關於城市的老段子，只不過已經由城說到人其實讀城也就是讀人。所以關於城市人性格的說法也很不少，比如武漢人是“九頭鳥”而南京人是“大蘿蔔”等。這些民謠和說法，都無妨看作是民間版本的《讀城記》。它們實際上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的城市，實在是極其可讀的。

中國的城市極其可讀，中國可讀的城市又是何其之多！光是我們平時經常掛在嘴邊的，就有不少。比如偉大首都北京，國際化大都市上海；古都西安，舊邑洛陽，特區深圳，聖地延安；石城南京，泉城濟南，花城廣州，春城昆明；“白雲黃鶴”的武漢，“龍興之地”太原，“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的成都，“暖風熏得遊人醉”的杭州，“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長沙，“天下三分明月夜”佔了兩分的揚州，“滿街都是聖人”的泉州等等。這些城市，都風姿各異，個性鮮明，極具“可讀性”。就連一些小城，如城池完好古色古香的興城、平遙，山青水秀民風淳樸的麗江、鳳凰，徽商的根據地黔縣、歙縣，晉商的大本營祁縣、太谷，還有“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的贛州，“萬川畢匯，萬商畢集”的萬縣，也都是可讀的。如果你有條件，不妨通讀天下城市：春天到洛陽看牡丹，秋天到北京看紅葉，冬季到哈爾濱曬太陽，而“夏季到台北來看雨”。既然有孟庭葦的盛情邀請，何不瀟洒走一回？當然，如果你和我一樣，並沒有這個條件，那麼，你還可以讀書。比方說，讀我這本《讀城記》。

一、中國的城市

城市為什麼可讀，當然是因為它有個性，有魅力。

城市的個性和魅力是我們讀城的嚮導。

的確，城市和人一樣，也是有個性的。有的粗獷，有的秀美，有的豪雄，有的溫情。因此，就像喜歡品評人物一樣，人們也喜歡議論城市。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城市民謠”但是，也正如有的人個性鮮明，有的人不太出眾，並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會受到關注。中國的城市畢竟太多，其中大同小異的不在少數。顯然，只有那些個性特別鮮明的才會受到關注，因為個性鮮明才會有魅力。

中國有個性有魅力的城市很多。

1998年，廣州的《新周刊》出版了一期專輯，叫《中國城市魅力排行榜》，列舉了他們認為最具魅力的17個城市：北京、上海、大連、杭州、南京、蘇州、武漢、成都、重慶、拉薩、廣州、深圳、珠海、西安、廈門、香港、台北。另外，還列舉了8座“前途遠大”的城市和10座“最值得去”的小城。它們分別是綿陽、張家港、北海、三亞、九江、萬縣、惠州、綏芬河和麗江、平遙、延安、鳳凰、西昌、吐魯番、憑祥、澤當、瑪多、興城。我們知道，到1997年5月，我國共有城市666座。《新周刊》從666座城市中拈出35座來評說，掛一漏萬是在所難免的比方說，一些風情萬種獨具魅力的城市，如昆明、哈爾濱、烏魯木齊等等，就沒能列人；而同為邊疆小城，喀什和伊寧也許比吐魯番更“值得去”。吐魯番當然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不過，吐魯番最值得一看的卻不在城內，而在城外，比如葡萄溝、千佛洞、高昌和交河古城等，而喀什和伊寧卻有著作為城市的自身魅力。這其實不能怪《新周刊》。中國有魅力可閱讀的城市實在是太多無論誰來做這個課題，都不可能說全。

1982年，國務院公佈了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它們是：北京、承德、大同、南京、蘇州、揚州、杭州、紹興、泉州、景德鎮、曲阜、洛陽、開封、江陵、長沙、廣州。桂林、成都、遵義、昆明、大理、拉薩、西安、延安。1986年，又公佈了第二批名單，即上海、天津、瀋陽、武漢、重慶、南昌、保定、平遙、呼和浩特、鎮江、常熟、徐州、淮安、寧波、歙縣、壽縣、毫州、福州、漳州、濟南、安陽、南陽、商丘、襄樊、潮州、閬中、宜賓、自貢、鎮遠、麗江、日喀則、韓城、榆林、武威、張掖、敦煌、銀川、喀什，共38個。第三批公佈的名單則是：正定、邯鄲、新降、代縣、祁縣、哈爾濱、吉林、集安、衢州、臨海、長汀、贛州、青島、聊城、鄒城、臨淄、鄭州、浚縣、隨州、鍾祥、岳陽、肇慶、佛山、梅州、雷州、柳州、瓊山、樂山、都江堰、滬州、建水、巍山、江孜、咸陽、漢中、天水、同仁，共37座。這樣一來，我國666座城市中，就有99座歷史文化名城，是“六六大順”又加“九九重陽”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這些城市無疑都是極具魅力的。它們的歷史是那樣的悠久，它們的文化是那樣的古老，該有多少故事可以向我們訴說即便“年輕”一點的，如上海，又是那樣的內容豐富不同凡響。然而有魅力的城市卻遠遠不止這些。一些古老的城市，如太原，就不在名單之中。太原的前身晉陽，建於三千年前，曾經做過趙國的國都，也是唐高祖李淵和五代李存勖、石敬塘、劉知遠起兵發家的“龍興之地”，後來被宋太宗趙光義火燒水淹，毀得一乾二淨片瓦無存。現在的太原城，是在晉陽廢墟北面重建的，也有一千年的歷史，而且有晉詞等名勝古迹，應該說也還是古韻猶存的。另一些新興的城市，如香港、台北、深圳、珠海，如蘭州、長春、大慶、石河子，則又有着另一種氣質和風采。何況還有美麗的濱城大連、廈門，神秘的邊城和田、景洪，幽靜的山城吉首、都勻，崛起的新城張家港、惠州，等等，等等。有誰能讀遍天下城市，閱盡人間春色中國的城市，是讀不完的。

那麼，先匆匆忙忙地說個大概，如何？

中國最有魅力的城市大體上可以粗略地分為八種類型，即古都、名邑、聖地、邊關、濱城、重鎮、商埠、特區。當然，這種分類只有相對的意義。比如大同，就既是雄踞雁門關外的“塞北重鎮”，又是著名的“煤都”，還是名勝薈萃古迹繁多的歷史文化名城，也是蒙漢兩個兄弟民族和平共處的北部邊關，中原與草原的交通孔道。這樣“身兼數任”的城市實在很多。我們的分類，也只是為了解讀的方便，鑽不得牛角尖的。

這些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六大古都。

古都的魅力當然毋庸置疑。作為千年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它們往往也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所在。儘管這些精華的聚集是皇家特權所致，但聚集本身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精華因歷史的積澱而愈加厚重，因歲月的磨洗而愈見輝光。即便它們散落在斷壁殘垣尋常巷陌，流落於街頭，蒙塵於市井，也不會沉淪了它們的價值。因此，這些城市中往往有太多的陳跡可供尋覓，有太多的故事可供傳說，有太多的遺址可供憑弔，也有太多的線索可供遐想。就連那裏的民風民俗，也會有一種古老而悠長的韻味。

名邑同樣有着這樣的文化內涵。所謂“名邑”，無妨看作是資格稍微差了一點的古都。比如江陵，原本就是楚的郢都；大同，曾經是北魏的京城；成都，其實也是當過帝都的。只不過那些政權或非“正統”（如公孫述的“大成”），或非“一統”（如劉備的“蜀漢”），又沒成什麼大氣候，就擠不進“古都”的系列，只好屈尊為“名邑”。從字面上講，所謂“名邑”，也就是“有名的城市”。一個城市，只要出了一點名揚四海的事情、人物或東西，就有了名氣，卻不一定是“名邑”。比方說，“蘇三離了洪洞縣”，上饒出了集中營，都挺有名的，卻不大好算是“名邑”。這裏說的“名邑”，主要是指那些“歷史文化名城”（包括六大古都在內）。它們都有着極其燦爛的文化和極其悠久的歷史，比如揚州3000年，江陵2600年，蘇州2500年，景德鎮1700年。其中最絕的是紹興。從公元前490年在今紹興城內龍山南麓建城起，2400年間就沒挪過一次窩，實在算得上是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迹

一座城市之所以成為“名邑”，顯然不僅因為它資格老、歷史長，還因為它有着獨特的風采，有着一些家喻戶曉名滿天下的東西，比如長沙的水，昆明的湖，景德鎮的瓷器，蘇州的園林，揚州的炒飯，紹興的花雕，泉州的洛陽橋，大理的蝴蝶泉，大同的雲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莊，當然還有桂林那“甲天下”的山水。這些東西也許並不一定就能代表這些城市，這些城市也並不只有這些東西，只不過它們最為膾炙人口罷事實上，這些城市的名聲和風采幾乎是人人皆知的。有誰不知道“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或“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只要吟誦着“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蘇州）、“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杭州）、“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蕭”（揚州）、“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長沙）等等名句，這些名城的風采，就浮現在眼前

聖地其實也是名邑。在國務院首批公佈的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中，稱得上是“聖地”的有四個，即遵義、延安、曲阜和拉薩。“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的遵義和孕育了新中國的延安是革命聖地，曲阜是影響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兩千多年的儒學發祥地，而拉薩則是藏民族“聖者的樂園”。在藏語裏，“拉”是神，“薩”是地，所以“拉薩”就是神地或聖地。這些聖地當然也是風采各異的。遵義的雄奇，延安的質樸，曲阜的古雅，拉薩的神秘，構成了它們獨特的魅力。有趣的是，除曲阜外，它們也都是邊關和重鎮。比方說，“北依婁山，南近烏江，近控五城，遠瞰巴巫”的遵義，就歷來是黔北重鎮。一曲“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不僅唱出了遵義的豪情，也唱出了中國人的豪情。

的確，邊關有着獨特的風情。

所謂“邊關”，並不一定就是像山海關、嘉峪關、婁山關那樣的“關”。這裏指的，其實是那些遠離中央政權和正統中心的邊地城市，即邊城。這是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再強有力的政權和文化，往往也鞭長莫及。由於它們在地緣上是那樣的遙遠，主流文化的影響便總是要打折扣的。中原地區的城市季風，不管是什麼風向，刮到這裏也都會變成強弩之末。何況這裏的自然地理山水風光也不一樣。雪山、莽原、瀚海、冰川、峻岭、雄關、叢林、險灘，無不與中原大相異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人築一方城。邊地城市風貌的千姿百態，原本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更何況，它們又往往是少數民族的聚落，或漢民族與少數民族文明共建的地方。這就為原本異彩紛呈的邊地城市，平添了萬種風情。

甚至就連它們的名稱，也有着明顯的異國情調。想想這些地名吧！烏魯木齊、呼和浩特、額爾古納、齊齊哈爾、霍林郭勒、察布查爾、阿爾泰、阿克蘇、阿圖什、庫爾勒、牙克石、海拉爾、佳木斯、扎蘭屯、日喀則、德令哈、格爾木，你難道不會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不過，雖然異樣，卻也親切，而且會產生很想去看看的衝動。事實上，許多邊地城市我們雖然沒有去過，但它們的大名卻早已如雷貫耳，至少也有所風聞。請問，誰不知道“萬方樂奏有于闐（和田）誰不知道“瑞麗三月好風光”（瑞麗）誰又不知道吐魯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英吉莎的小刀和田的玉即便我們方位感不強，地理學得也不好，但好歹總歸聽說過漠河、伊春、圖們、丹東、憑祥、阿壩、景洪，喝過通化葡萄酒或普洱茶，唱過“康定情歌”吧！至於“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或“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就更是人人皆知

邊關往往也是重鎮，比如昆明、蘭州、銀川、西寧、南寧，比如張家口、錦州、武威、張掖、酒泉。當然，重鎮不一定都是邊關。重鎮有三類。第一種是區域性政治文化中心。這主要指那些省會城市，如哈爾濱、長春、瀋陽、濟南、太原、福州、南昌等。它們獨當一面，舉足輕重，當然是重鎮至於拱衛京畿的天津和雄踞天險的重慶，自然更不在話下。

政治重鎮中的某些城市，還兼另一類或另兩類重鎮的功能而有之，比如武漢就是。這另兩類重鎮，一類是軍事要塞，比方說大同、遵義、襄樊、徐州，當然還有武漢。由於那裏地勢險要，地形獨特，或依天塹，或踞雄關，或扼咽喉，或處要衝，或“鐘山龍幡，石城虎踞一（南京），或一風聲鶴唉，草木皆兵”（淮南），歷來就是所謂“兵家必爭之地”。不知有多少血性男兒在那裏橫刀立馬，揮戈上陣，與守城之軍或來犯之敵一決雌雄。所以這類城市往往有一種豪雄之氣或強悍之風，甚至可能會像徐州那樣，背上“窮山惡水，潑婦刁民”的黑鍋。其實徐州人是很熱情豪爽的。《太康地記》說他們“其氣寬舒，秉性安徐”，並不刁蠻。只不過那地方仗打多了，便難免多了點粗獷，少了些文雅。戰爭，畢竟是一件“玩命”的事情，無論如何也雅緻不起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一讀到這樣的詩章，我們就不免熱血沸騰豪氣衝天，甚至“恨不遺封向酒泉”

另一類重鎮是工業基地，如煤都撫順，錫都箇舊，鋼鐵城鞍山、包頭，汽車城長春、十堰，石油城大慶、玉門、克拉瑪依，當然也還有武漢。這裏又是另一番風貌，是另一些男子漢的“用武之地”。新中國的建設者們，在這裏創造了一個個讓全世界另眼相看、中國人吐氣揚眉的英雄業績。林立的鑽井，齊整的廠房，喧鬧的工地，繁忙的運輸，構成了一道迥異於巍峨城闕、燈火樓台、百年老店、十里洋場的風景線。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現代化工業文明。儘管由於國企改革步履維艱，這些城市的日子都有些困難。但一個現代化國家，是不能沒有自己的民族工業的。所以它們也必將重整旗鼓，再造輝煌。

所謂“濱城”，顧名思義，也就是“水邊的城市”。濱城又有兩種。一種是濱江之城，如萬縣、宜昌、岳陽、黃石、九江、安慶、蕪湖、南通，當然也包括重慶、武漢、南京、上海。另一種是濱海之城，如大連、煙台、青島、連雲港、寧波、溫州、廈門、汕頭、湛江、北海、三亞。這些城市，不是港灣、口岸，就是門戶、要塞，或二者都是。這就使得這些城市差不多都兼有吞吐攻守之功能。戰時是前線，平時是前沿，總是“得風氣之先”。所以，一旦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首先活躍起來的，也往往是它們。它們是中國城市中得天獨厚的寵兒。

水邊的城市也多半美麗。俗云：“嬌不嬌，看弔橋；美不美，看秀水。”近水之人，往往更有愛美之心；濱水之城，也往往更加風姿綽約。“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是一種氣象；“鷺江唱歌唱亮了漁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是另一種風韻。美麗總是令人嚮往的，這些城市也就因此而名揚天下。尤其是那幾座最為美麗的濱海城市——大連、煙台、青島、廈門、三亞，從來就是中國城市選美競賽中難決高低的最佳選手。事實上它們也都是旅遊勝地，是度假和休閑的好去處。在這裏，我們能得到最開闊的視野，呼吸最潔凈的空氣，享受最美好的時刻，體驗最放鬆的心情。因為這裏沒有什麼遮攔，也沒有什麼污染，而只有陽光、沙灘、海浪、仙人掌，只有永遠蔚藍的大海和永遠蔚藍的天空。

這當然要感謝江海。海，有容乃大；江，奔流不息。所以濱城往往也是商埠。商埠也有兩種。一種是老牌的，如廣州、寧波、揚州，早在唐代就是對外開埠的三大口岸；泉州則是曾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的世界貿易大港。此外，如“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的蘇州，曾與湖北漢口鎮、江西景德鎮、河南朱仙鎮並稱為“四大名鎮”的佛山，也都是。這些城市，往往是南北樞紐所在，水陸輻輳之地，自然車馬紛至，舟揖絡繹，販夫奔走，商賈雲集。另一種則是近代以來開埠的都市，如上海、香港。它們純粹是出於一種商業的需要而建設發展起來的。所以剛一“上市”，就迅速地壓倒和蓋過了那些“老字號”（也許只有廣州還勉強可以與之抗衡），成為中國城市中的佼佼者。

如果說，古都更是“城”，那麼，商埠就更是“市”。沒有哪個城市比廣州、上海和香港更像一個大市場這些城市，差不多都主要是由金融機構、商務中心、星級飯店、摩天大樓，由寫字樓、事務所、交易廳、拍賣行，由時裝店、精品屋、咖啡館、海鮮城，由霓虹燈、立交橋、名品街、連鎖店，由一家家銀行、公司、商場、超市，由數不清的契約、合同、債務、談判，由做不完的生意和講不完的價錢來構成的。不難想像，如果有一天，突然沒有了夜市、股票、廣告、招牌，沒有了開張關門和討價還價，這些城市還會剩下什麼？

因此，走進這些城市，撲面而來的是濃濃的商業氣息。事實上，人們走進這些城市，也多半不是來旅遊，而是來購物。這些城市好玩的地方不多，卻有着永遠逛不完的街和買不完的東西。只要你有錢，在這裏幾乎什麼都能買到，包括最新潮的商品和最周到的服務。如果錢不多，也不要緊。因為它們也提供廉價的商品和服務。作為標準的商埠，這裏的商品和服務從來就是多層次和全方位的。每個人都能在這裏心甘情願地掏空自己的腰包，然後滿載而歸。

這差不多也是特區的特點。作為經濟特區，深圳等城市相當自覺地把市場經濟當作了自己的經濟模式。這也是我們把特區和商埠看作兩類城市的原因：傳統的商埠是歷史的遺產，而新興的特區則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尤其是，當上海一度變成計劃經濟的排頭兵，在改革開放后又“慢了半拍”時，這種分野就更為明顯。總之，特區（我這裏主要是指深圳）是一種迥異於古都名邑、也不同於重鎮商埠的全新的城市。這些全新的城市還包括某些無特區之名而有特區之實的“明星城市”，如順德、中山、江門、東莞、惠州，以及同時是歷史文化名城的佛山。它們的共同特點是經濟發展水平高，城市公共設施好，展示着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美好前景。

看來，人文薈萃的古都名邑和生機勃勃的商埠特區，可能是中國城市中風格泅異但又同時最具魅力的一族。在這兩極之間，其他類型的城市都表現出不同的風姿而異彩紛呈。

二、城市的魅力

在進行了這樣一番走馬觀花的匆匆掠影后，我們不難發現，城市的魅力其實無關乎它們的大小和行政級別。（圖一）99座歷史文化名城中，就有不少是小城。事實上也是如此。比方說大連較之瀋陽，青島較之濟南，廈門較之福州，開封、洛陽較之鄭州，喀什、伊寧較之烏魯木齊，就更具魅力。顯然，這樣一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的城市肯定是最讓人喜歡的城市，也是最讓人難忘的城市。”但，準確地把握這些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說出它們的魅力所在，卻並不容易。

在《新周刊》編輯《中國城市魅力排行榜》專輯時，本書的初版已經面世，我也和他們交換過意見。他們對某些城市魅力的定位，我是贊同的，比如北京是“最大氣的城市”，蘇州是“最精緻的城市”，拉薩是“最神秘的城市”，西安是“最古樸的城市”，廈門是“最溫馨的城市”，成都是“最悠閑的城市”等。但有些定位則可以商榷。比如，說上海是“最奢華的城市”，南京是“最傷感的城市”，大連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武漢是“最市民化的城市”，廣州是“最說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慾望的城市”，香港是“最辛苦的城市”，台北是“最陌生的城市”等等，就未必準確。比方說，對於我們這些無緣“跨過海峽去看一看”的大多數“大陸同胞”來講，台北無疑是“陌生的”。但，一旦兩岸結束敵對狀態，海峽變成了通途，去台北和去上海一樣便當時，台北便有可能不再陌生。那麼，到時候，不再陌生的台北，是不是就會因失去了“陌生感”而同時失去其魅力

事實上，陌生並不是台北的特徵，不是台北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台北也並不曾着意營造陌生的氛圍，或打算使自己成為一個他人眼裏陌生的城市。我們對台北的陌生感，其實是兩岸的隔閡造成的。所以，即便是去過台北的人，也可能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台北。其實，用於廣州的那個“頭銜”——“最說不清的城市”，用在台北身上沒準更合適。可不是“這個城市，充滿了混雜的風景。”“走在街上，你不僅會產生東西南北各種文化空間交織的幻象，而且有古今中外混淆的文化時間錯雜感。”“台北是溫柔的也是暴力的。”“在台北，你分不清楚人們是貧是富”，“也說不清楚是科學或是迷信，草根抑或前衛”。這是一個“處處有活力，處處有怪招，處處有機會與失足，有發財夢與邪惡”的“陷阱”。“什麼都繞着你轉，卻什麼都抓不住”（徐學《最陌生的城市：台北》）。是不是有點“說不清”

其實，即便把台北稱之為“最說不清的城市”，也是不妥的。因為它的“說不清”，實際上還是“說得清”，只不過很難用一個兩個詞來概括罷如果一定要概括，也許只能用“多樣”兩個字，稱之為“最多樣的城市”。我們知道，這個先前叫做“艋(舟用)”的小鎮，成為名叫“台北”的大都會，是相當晚近的事情，而這個城市的文化，其實是由移民創造的。中國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和台北，但移民成分卻各不相同。台北的移民，主要有40年代東渡的政治移民，他們來自山東、湖南、四川、東北；有50年代和60年代進城的鄉下移民，他們來自台南、花蓮、宜蘭、屏東；有70年代的國際移民，他們來自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拉丁美洲；還有90年代來自中國大陸的經濟移民，還有從日本和歐美學成回國的留學生以及他們帶回的海外配偶。說得早一點、則還有明清時代的閩粵移民，也許還有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某些移民，不折不扣的一支“多國部隊”。這些人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觀念，他們身上的“文化無意識”也都是根深蒂固的。但他們又都要在台北討生活謀生存，他們也要通婚並生下第二代第三代。因此這些不同的文化便只能飛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既對立又交融，既衝突又整合，結果便呈現出新老並存、土洋結合、中西合壁的局面。比方說平劇、舞台劇、現代舞共聚一堂，歌仔戲、脫口秀、搖滾樂同台獻藝，或者“早上坐飛機，中午冷氣機，下午電算機，晚上找童乩（扶乩算命）”什麼的。這種風格，我們不妨稱之為“多樣”或“駁雜”。當然，如果你願意，也可以稱之為“光怪陸離”或“面目模糊”。

如果說，把台北稱之為“最陌生的城市”尚有可取之處，那麼，把香港稱之為“最辛苦的城市”便未免匪夷所思。陌生也許是一種魅力，辛苦怎麼也是魅力誰又會把辛苦看作魅力的確，香港是忙碌的。“東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滄海桑田變幻的諾言。”然而，在香港忙碌的背後，我們不但看到了辛苦，更看到了活力。

其實，與其把香港稱之為“最辛苦的城市”，不如稱作“最有活力的城市”。80年代，香港政府曾開展過“活力運動”，而“活力”，則恰恰是香港的魅力所在。誰都知道，香港最讓世界矚目的，就是創造了長期繁榮的經濟奇迹。香港的經濟自由度名列世界第一，人均外匯儲備名列世界第二，貿易量僅次於歐盟、美國、日本，名列世界第四，人均年收入更早已跨過2萬美元的全球富裕線，而香港不過是面積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百萬的“彈丸之地”。如果沒有自身的活力，怎麼創造得出這樣的奇迹？

香港的活力也確實是相當驚人。香港現在當然是財大氣粗，然而它的發展卻並非一帆風順。先前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佔領，時下則有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風波所及，其他時候麻煩也不少。1973年，香港股市大瀉，金融業房地產一片淡風，有人便預言香港將面臨沉船之虞滅頂之災。但是香港全都頂過來除因為有祖國大陸作堅強後盾外，也因為香港這個城市充滿了活力。顯然，正因為有了這活力，東方之珠的風采，才會“浪漫依然”。

事實上香港也是一個生龍活虎的城市。每天都有幾十萬人走進香港，也有幾十萬人走出香港。香港把來自東西南北、四面八方，黃白黑棕膚色不同，貴賤賢愚身份不等的人吞進又吐出，留下成功的，送走失敗的。但無論成功失敗與否，他們都給香港注入了活力。於是小龍騰飛明珠璀璨，於是百業興旺萬象更新。

香港如此地充滿活力，如此地吸引着四海移民八方來客，當然因為這裏有太多的誘惑。這不僅是指那些美輪美免的建築，琳琅滿目的商品，應有盡有的設施，無微不至的服務，以及那些吃不完的美食和穿不盡的時裝，更指那時時在你面前閃現、看起來人人均等的機會。這裏每天都在製造着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而且，從身無長物一文不名到腰纏萬貫富甲一方，有時也許竟只要一夜工夫。比方說，每次賽馬，便至少都要產生一名百萬富翁。這種機會，從理論上講，是人人有份的。於是香港便告訴我們，如果你有好運氣，或者你很賣力，當然最好是兼而有之，那麼，你就有可能在這個自由的港口跳了龍門。這可真是“擋不住的誘惑”。

正是因了這誘惑，也為了應付那沒完沒了的賬單、信用卡、透支戶口、供樓貸款，為了不至於在激烈的競爭中淪為“籮底橙”（墊腳石），一句話，為了生存也為了成功，香港人從小到大都在拼搏。總是在努力爭取“搏出位”，而且不惜“搏到殘”。在香港，一個人兼兩份差是家常便飯，有的還會同時註冊一家公司。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雖然累，卻感到充實。相反，一旦哪天不忙了，反倒心裏發虛，惶惶然不可終日，不知道是自己在老闆眼裏已無油水，要收到“大信封”（辭退信）了，還是自己服務的公司快垮台的確，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必然是高節奏的。它容不得拖泥帶水，更容不得無所事事。一旦出現空閑，也就意味着“出局”。忙，才有安全感，也才證明你還活蹦亂跳。

所以，東奔西走忙忙碌碌的香港人，為了不至於累得吐血或搏得無神而學會了“貓睡”（隨時隨地都能打盹）的香港人，就既活得辛苦，也活得充實。正是這成千上萬努力拚搏的香港人，構成了生機勃勃而且能起死回生的“活力香港”。無疑，香港的活力是被逼出來的，就像被浪追趕的鹿不能不拚命飛跑一樣。但，如果沒了狼，鹿們豈不也要退化？與其退化，不如奔跑。

因此，“如果在香港成功了，在世界各地都能成功一（程乃珊《最辛苦的城市：香港》）。但不是因為太辛苦，而是因為有活力。

我也不能同意把上海說成是“最奢華的城市”。上海怎麼是“最奢華的城市”或者說，上海的城市魅力，怎麼能說就是“奢華”不要說舊上海在紙醉金迷之外尚有着“流浪的三毛”，便是現如今，北京、廣州、香港、台北等城市奢華起來，只怕也不讓上海。只不過，上海的奢華，與北京、廣州、香港等等不那麼一樣罷北京的奢華更多地是“擺譜”，派頭十足，牛氣十足。這也不奇怪。北京，畢竟是“最大氣的城市”嘛！一旦奢華，也一定是“大手筆”。廣州和香港的奢華，則總讓人覺得有點“暴發戶”的味道，文化底蘊不足，怎麼看怎麼像“大金牙”。當然，這麼說，也許多少帶點偏見。不如說，北京的奢華是居高臨下的，廣州的奢華是生猛鮮活的，而上海的奢華則是不動聲色的。因為上海是“最具紳士風度的城市”，而所謂“紳士風度”，講究的就是不動聲色。如果張牙舞爪，就不是紳士，也不是上海事實上，在上海，越是高層次的人（他們往往也最有條件奢華），就越是紳士風度，也越是不動聲色。只有小市民才咋咋呼呼。即便他們，在上海也是不敢咋呼的。他們只有到了外地，在不明底細的外地人面前，才咋呼個沒完。

其實，即便“很久以來上海人一直在一些頂尖的享受上花費着他們的開銷”，他們追求的也並不就是“奢華”。在上海，並非“貴的就是好的”。不要說節衣縮食講實惠的上海小市民不這麼看，一擲千金“摜派頭”的“大市民”也不這麼看。正如《最奢華的城市：上海》一文的作者自己所說，一件東西或一種享受要讓上海人滿意，並不是只要價錢昂貴、能顯示身份炫耀財富就行的。它們還“必須好看、精美，有象徵的價值，而且是在最小的日常生活細節上”。下面這句話也是對的：“這需要修養與品味，而這正是上海讓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之處。”

顯然，這樣一種追求，與其說是“奢華”，不如說是“雅緻”，而上海，實在應該稱之為“最雅緻的城市”。關於上海和上海人的“雅緻”，寫得最淋漓盡致的，大約就是陳丹燕的《上海的風花雪月》一書。只要翻開第一頁，讀一讀《時代咖啡館》，就立即能感受到上海人那經過長期熏陶和修養形成的極有品味的“最優雅精緻的生活方式”。柔柔的外國輕音樂，有一點異國情調，但不先鋒；暖暖的進口咖啡香，也有一點異國情調，但不刺激。領台小姐謙恭而不媚俗，男女客人體面而不驕人。點菜的時候，男人稍微派頭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配合得恰到好處，也都不過分。“這就是上海的氣息”，而這個氣息就叫做“雅緻”。

不要以為這份雅緻只屬於“資產階級”。它也是那些住在弄堂里、睡在亭子間乾乾淨淨小木床上的女孩子們的作派。有着“女性養成”傳統的上海母親，總是能把她們的女兒調教得那麼可人心意，既不鄉氣，又不張揚，穿着打扮舉止言談都那麼得體。這就是雅緻。實際上，雅緻是上海的情調。它就像空氣一樣，瀰漫在大上海的上空，無孔不人。而這種雅緻，尤其是上海小市民的“雅緻”，則又是上海人的精明造就的。正是這種精明，使他們能夠亦步亦趨地跟上上流社會的雅緻，而不會或至少不會在外地人面前露出破綻。可以說，上海，是一個雅緻的城市；上海人，則是精明的一族。

當然，上海人的生活是“兩面”的。有雅緻的一面，也有不那麼雅緻甚至俗氣的一面。就像他們弄堂里的生活，既有鄰裏間互相關照守望相助的溫馨和睦，也不乏“七十二家房客”寸土必爭的“兩伊戰爭”。但是，儘管前幾年大多數上海人住得還很擁擠，日子過得也還很緊巴，然而一走到淮海路上，便一個個都很體面。精明的上海人，是能夠把他們的俗氣和窘迫深藏在雅緻背後的。而且，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他們也仍然能保持和營造整個城市的雅緻氛圍；即便是走遍海角天涯，他們也能把那份雅緻帶到那些邊遠地方，不動聲色地體現在自己每一個生活細節中。比方說，在那個流行黃軍裝和工作服的年代，上海姑娘在領頭、袖口和褲腳上做的那些小手腳就是。

上海的雅緻其實是很明顯的。

上海無疑是中國最大的城市。然而，上海雖然大，卻不粗。在上海，無論你是站在摩天大樓下，還是走在逼仄里弄中，都不會有“粗”的感覺。因為上海是按照工業文明最雅緻時代的理想模式打造出來的。（圖二）如果你能比較細心地在外灘走一走，就一定能感受到上海那種雅緻風格的氣派。那些風格各異的西洋建築，無論古典式的（如上海總會）也好，哥德式的（如通商銀行）也好，巴洛克式的（如東方匯理銀行）也好，文藝復興式的（如字林西報館）也好，都氣派而雅緻。尤其是如果你能到當年的滙豐銀行、現在的浦東開發銀行的大堂里去體會一下，則對於所謂“上海風格”，對於上海式的“雅緻的氣派”，便會有一個鮮明而深刻的感受。

這種風格是不同於北京的。北京也是最有氣派的城市。但北京的風格不是雅緻，而是莊嚴、雄渾、雍容、華貴、典雅、厚實。這些風格在經歷了時光的磨洗和歷史的積澱后，就變成了醇和。北京最讓人心儀的就是它那醇和的氣派。這種醇和的氣派里有“王者風範”，也有“平民風情”，而且是中國風格的，因此讓人感到親切。而上海那種雅緻的氣派，卻讓人覺得你是在面對一位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必須彬彬有禮地和他保持距離。

上海當然也有平易近人的雅緻，那就是市民生活的雅緻。一般地說，上海市民的生活相對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較雅緻的。他們並不富有，但也不顯得寒酸。當然，也只是不“顯得”而已。比方說，居家，總有一兩件像樣的傢具；出門，總有一兩套像樣的衣服；吃飯，總有一兩道像樣的小菜。數量不多，但很精到。這就是雅緻或者說，是對雅緻的追求北京沒有這份雅緻，因此北京的風格是大雅大俗的，北京的市場也是兩極分化的。在北京，除非你很有錢，能夠窮奢極欲，否則便多半只能享用粗製濫造，甚至假冒偽劣。大體上說，北京只有排場和馬虎，沒有雅緻。好在北京有一種醇和的氣派，所以北京人也不在乎。

上海卻有一個廣大豐厚的中間消費層，這就是上海的普通市民。他們無緣奢華，也不願馬虎。即便是家常小菜，也要精緻一點；即便是路邊小店，也得乾淨一點；即便是吃一碗陽春麵，也要吃得文雅一點；即便是穿一件兩用衫，也要穿得體面一點。這就是雅緻有人說這是因為上海人要面子，寧願吃泡飯也要穿西裝。其實，它更多地還是體現了上海人對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何況上海人並不只吃泡飯，他們也吃生煎包子。更何況上海人的泡飯也不馬虎。不是極好的朋友，他們還不會請你吃。

最能體現所謂“雅緻風格”的也許還是上海人的服飾。這也往往是最能提供“奢華”證據的一個領域。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人，在穿着方面是捨得下本錢的。他們的全部體面，往往就在那一身衣着上，因此有“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的說法。但，所謂“穿在上海”，卻並不在奢華，而在雅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奢華，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奢華。50年代后，奢華因為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有直接聯繫而幾乎在上海銷聲匿跡，雅緻卻因為事關大眾而薪盡火傳。雖然孫夫人也不得不脫下旗袍換上列寧裝，一些穿慣了西裝的人也不得不換上中山裝，但一些北方南下而又比較敏感的人都發現，即便是列寧裝和中山裝，上海生產製作的也有一種“上海味”。結果，同樣的面料同樣的式樣，在上海人身上穿出了體面，在自己身上卻顯出了寒酸。秘密就在於上海的服裝總是比北方的多了一份雅緻，一種體現在裁剪、做工等方面不經意流露出的、其實是十分考究的雅緻。

其實，從“三反五反”到“十年動亂”，一直在接受着“改造”的上海和上海人，小心翼翼而又堅忍頑強地守護着的，正是這一份雅緻。它默默地雌伏在弄堂里，悄悄地瀰漫在街道上，讓人覺得不太對勁卻又無可指責地體現在領頭、袖口、褲腳、紐扣等細微末節上，或者體現在用小碟子盛菜、買兩根針也要用紙包一下之類的雞毛蒜皮上，不動聲色卻又堅韌不拔地維繫着這個城市文化的根系和命脈。

上海的另一種風格是開闊，正如北京的風格是大氣。北京大氣，上海開闊，這正是兩地各有所長之處。北京的大氣無疑來自它那獨一無二的至尊地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雄視天下、包容四海的氣度。上海的開闊則因於它是一個建在長江入海口灘涂地帶的“不設防城市”。上海這個城市似乎是沒有什麼邊界的。它好像一直對五湖四海敞開着門戶，也一直在壯大着自己。歐風美麗吹拂着它，華夏文化也滋潤着它。它是高雅文化的中心，也是通俗文化的淵藪。事實上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一樣，也是兼容並包的，但又不完全一樣：北京兼容並包是因為它大氣：堂堂京都，什麼包不下？上海兼容並包則是因為它開闊：坦坦灘涂，什麼進不來？同樣，上海和北京都是最能吸納精英人才的城市。但人們嚮往北京，是因為欣賞它的大氣；看好上海，則是因為喜歡它的開闊。儘管上海有許多眼界和心胸都很狹窄的小市民，但這些人的小市民氣並不能遮蓋上海的開闊。上海的開闊是毋庸置疑的。在國內眾多的城市中，惟有上海，能慷慨地接受無法統計其數量之多的移民，能隨和地包容無法形容其內容之雜的文化，甚至不怕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這恰恰因於其開闊的品格。而且，正是因為上海在本質上有着開闊的品格，它才會在短短一百年間崛起為遠東最大的城市。

開闊是上海的品質，雅緻是上海的情調，精明則是上海人的特徵。上海人的精明可以說是全國公認的，上海人自己也不諱言。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使上海這個無比開闊的城市有了雅緻的情調。開闊、雅緻、精明，這大約就是上海和上海人北京的品質則是大氣，而它的情調則是醇和。因此我們可以說，上海的風格是“開闊雅緻”，北京的風格是“大氣醇和”。北京是“最大氣的城市”，上海是“最雅緻的城市”。

廣州的風格則是“生猛鮮活”，而廣州之所以有這樣的風格，則又因為廣州這個城市整個地就是一個大市場。因此廣州可以說是“最市場化的城市”。同時它也是“最忙碌的城市”（雖然可能還忙不過香港）。這個城市是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的，既忙於“搵食”和“炒更”，也忙於吃飯和飲茶。所以廣州的街上總是被大大小小的車輛塞得滿滿的，廣州的酒樓也總是被熙熙攘攘的食客擠得滿滿的。不過，廣州人忙則忙矣，卻仍能忙裏偷閑，飲茶茶肆，賞花花城。然而廣州人再悠閑，也比不過成都人。成都才是“最悠閑的城市”。成都悠閑，不僅因為它是物產極為豐富、用不着太忙碌就能吃穿不愁的“天府”，還因為成都人有一種洒脫的性格。一個成都人，如果身上的一千塊錢花了九百，也不會着急，而會高興地告訴你他還有一百。這就是洒脫因為洒脫，不把功名利祿看得太重，這才有了那份閑心。有閑，有趣，又有幾個小錢，成都的茶館裏才會坐滿了人。

比較一下成都、蘇州和揚州，也許是十分有趣的。《元和郡縣誌》稱：“揚州與成都，號為天下繁侈。”唐振常先生則謂蘇州和成都，都是“中國地主文化的極至”（李天綱《上海和蘇州》）。但在我看來，說蘇州是“地主文化”，大致不差，成都卻只好算作“富裕中農一。蘇州文化主要是地主士大夫和退隱的官僚們營造的，成都文化的營造者卻主要是介於小土地出租者和小生意人之間的小市民，再加文人才子。因此蘇州文化除儒雅外還有些富貴氣，成都文化則除儒雅外還有些村野氣。蘇州多的是園林，成都多的是茶館。蘇州園林的風格是“精緻雅麗”，成都茶館的風格則是“悠閑洒脫”。這也是這兩個城市的風格。只要分別聽聽蘇州姑娘和成都妹子說話，就不難看出兩地文化的“文野之分”（蘇州文，成都野）和“小大之別”（蘇州小，成都大）。

揚州文化則主要是鹽商們營造的。鹽商壟斷行業，富甲一方，不必勞力如農工，也不必勞心如仕宦，其生活方式，自然有一種世俗的精細。揚州的烹飪、剪紙、裝裱、雕刻、繪畫、琴曲、盆景、園林、評話，無不工巧而精細，淺近而世俗。不過，揚州文化細則細矣，卻細而不弱；淺則淺矣，卻淺而不薄。比如揚州學派，便素以篤實宏通著稱。因為揚州畢竟在江北。北方的雄風總是會吹進揚州。因此揚州文化除精細之外，還有厚重樸實的特點。厚實，就不會像蘇州那樣雅麗；精細，就不會像成都那樣洒脫。此為揚州與蘇州、成都之別，也是揚州文化的魅力所在。可以說，揚州的風格，就是“精細厚實”。

當然，我們還可以對其他城市一一進行這樣的定位和描述。城市的魅力總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還是別一口氣都說完了吧！

三、男性的和女性的

不過，這“茶”喝到這會兒，只怕也該喝出點味兒來

這個“味兒”，就是城市性格。

事實上，城市和人一樣，也是有“人格”或“性格”甚至“性別”的。有的人類學家還極為生動具體地描述了不少城市的人格形象和性別特徵。一個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比如北京是威嚴而慈祥的父親，西安、蘭州、太原、濟南、洛陽、開封，不是“漢子”，便是“大哥”。的確，中國最男性化的城市只可能在華北、西北和東北，而且只會在那裏的平原、高原、草原和林海雪原。那是大蒜生紫皮，辣椒掛燈籠，高粱紅了一地，苞谷黃了滿山的地方；是朔風勁吹，紅日高懸，城頭旌旗獵獵，大道塵土飛揚的地方；是慷慨悲歌，壯士遠行，哥哥走西口，好漢上梁山的地方；是強人落草，響馬劫縹，梟雄逐鹿問鼎，豪俠比武論劍的地方；也是架起燒鍋大塊吃肉，粗瓷海碗大碗喝酒，不以成敗論英雄，卻以酒量論英雄的地方。這樣的地方，當然是男性的；這些地方的城市，當然也多半是男性的。

南方的城市則多半是“女性”的。有人還言之鑿鑿，說得活靈活現，說什麼杭州是大家閨秀，蘇州是小家碧玉，南京是侯門誥命，上海是洋場少婦（當然是舊上海）；或成都是寶欽初嫁，重慶是徐娘半老，廣州是文君賣酒，武漢是木蘭從軍，而廈門則是純情少女，並且似乎還情竇未開等等。總之，南北之分決定了男女之別，北方的粗獷和南方的靈秀，造就了兩地城市不同的風貌。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貴陽雖然也在南方，卻怎麼看怎麼不像是女性的。顯然，這裏還有另一條“原則”：水邊的城市多少會有些“女人味”，而山裡或平原上的則多半是“漢子”。其實這與前一條“原則”並不矛盾：北方原本多山多平原，而南方則多半是水鄉。當你騎着駿馬或開着快車在豫西冀中魯南蘇北大平原上馳騁，或站在八達嶺上雄視天下時，你的感受與駕着小船在江南小鎮裏穿行絕對兩樣。“古道西風瘦馬”，山野和平原總是有着陽剛之氣；“小橋流水人家”，河流和湖泊則總是有着陰柔之美。所以，夾在成都和昆明之間的貴陽，就只能是“男性的”。“貴州的老子云南的媽，四川的耗子駝鹽巴”，多山的貴州，總是不乏男兒的豪雄。想想也是，那“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地方，怎麼會有“女兒的嫵媚”？有的，也只能是“貴州小老虎”的彪彪虎氣，或者既有幾分“虎氣”又有幾分“猴氣”吧！

照這樣說來，某些北方的水邊城市，就似乎應該被看作“北地胭脂”比如，有着舉世聞名的服裝節，而且又乾淨洋派美麗可人的大連，便不妨看作是一位豪爽而不失嫵媚的北國姑娘。然而不少人說“不”。他們堅持認為，大連是具有陽剛之氣和男性魅力的。只要比較一下大連和廈門的海岸線，就不難看出冷峻與溫馨之別。北方大海畢竟不同於江南水鄉，赫赫有名的大連海員俱樂部更讓人聯想到擊風搏浪的男兒豪情，何況大連人又是那麼地酷愛足球。大連的英雄氣質，使這座城市更被看作英俊帥氣的北方小伙。

大連、青島和煙台的魅力也許正在於這種“剛柔相濟”。正如“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被看作是“貴相”（成功之相）一樣，這些北方的水邊城市總是那麼令人神往。老實說，連那裏的人都很漂亮。北方人本來就比較高大，常常下海游泳，又使他們的身材勻稱，結果自然是姑娘健美小伙帥氣。青島的年輕人，甚至是可以坦然地穿着泳衣穿過街市走向海灘的。那是一種美的展示，也是一種美的享受，而他們的城市，也像他們一樣，健康美麗，落落大方。

相比較而言，貴陽的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不管怎麼努力，貴陽似乎都很難進入中國城市魅力的排行榜，儘管它也應該說是“南人北相”的。然而貴陽似乎運氣不佳。這個建在大西南高山壩子上的城市，好像哪一頭都沾不上：作為高原，它沒有拉薩神秘；作為盆地，它沒有成都富庶；作為民族地區，它又沒有昆明那麼多的風情。這使它很委屈地成為西南甚至整個西部地區的“灰姑娘”。但，作為一座典型的高原山城，貴陽其實有着它自己的風采和特色。聳立的山巒，不大的規模，使它頗有些南方精壯漢子的味道；靈秀的黔靈山，綺麗的花溪，又使它很有些山地俊俏姑娘的風情。

貴陽還是值得一去的，雖然它並不是最男性化的城市。

中國最男性化的城市只能在北方。

北方是男子漢們建功立業逐鹿問鼎的地方，也是中國最早建立城市的地方。伏羲的事情不好說。說涿鹿是黃帝建立的都邑，則多半有些可能。至少，夏商周三代的京都和主要都邑是建在北方的。這無疑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事實上，北方的城市，大多有着悠久得令人咋舌的歷史，而且不是帝王之都，就是聖人之鄉。就連一些現在看來毫不起眼的縣城和縣級市，當年也是諸侯國，是威風八面的地方。如果不是“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咱們現在要到那些地方去，沒準還得簽證呢！

這些城市中，“男爺兒們”想必不少，而西安似乎算得上一個。

有句話說：“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西安，是“米脂的婆姨”還是“綏德的漢”恐怕還是漢子吧？的確，西安這座城市，是很難被看作婆姨的。秦涌、碑林、大雁塔，鐘樓、鼓樓、大差市，都和女人沒什麼關係。有關係的是驪山腳下的華清池，它記錄了一個女人最風流浪漫的故事，可惜這些故事又發生在這座城市的輝煌歷史快要謝幕的時候，所以她的名聲也就遠不如杭州的白娘子那麼好。當然，西安還有那位讓日月都為之一空的則天皇帝。但她統治的，卻又是一個男人的世界，她自己也因此有些男人作派。而且，到最後，她還不得不把政權向男人拱手相讓。何況她並不喜歡西安，她喜歡的是洛陽。看來，西安只能是男性的。

把西安看作“最男性化的城市”之一，除了它曾經是男權政治的象徵外，在民間這邊，也還可以有三條理由：喝西鳳，吃泡饃，吼秦腔。這是賈平凹總結出的“關中人的形象”，當然也是西安的風尚和習俗。西鳳性烈，泡饃味重，最能表現男子漢的“吃風”。別的不說，光是盛泡饃的那隻粗瓷大海碗，就能讓南方人看得目瞪口呆，驚嘆如果沒有一隻足夠強大健壯的胃，怎麼能容納和消化那麼多又那麼硬朗的東西。

如果說，能吃能喝，乃是北方人的共性，那麼，吼唱秦腔，便是西安人和關中人的特徵很少有什麼地方，會對自己的地方戲像關中人對秦腔那樣痴迷，也許只有河南人對豫劇的酷愛才能與之媲美。想想看吧！“八百里秦川黃土飛揚，三千萬人民吼唱秦腔”，那是一種怎樣恢弘的氣勢和場面，一點也不比世界盃足球賽遜色的。秦腔，就是關中人和西安人的足球。

事實上，秦腔和足球一樣，是很雄性的。里裡外外，都透着一股子陽剛之氣。它實在是中國最男性化的劇種，就像越劇是最女性化的劇種一樣。豫劇雖然也很硬朗（聽聽常香玉唱的“劉大哥說話理太偏”就知道），但好歹是“唱”出來的。秦腔卻是“吼”出來的。民諺有云：“麵條像腰帶，泡饃大碗賣，辣子也是一道菜，唱戲打鼓吼起來。”這最後一句，說的便是秦腔。作家高亞平說得好：“秦腔的境界在於吼。”無論是誰唱秦腔，也無論是唱什麼段子，以及在什麼地方唱，“都要用生命的底音”。這聲音經過陽光打磨、冷風揉搓，發自肺腑，磨爛喉嚨，便有了一種“悲壯的肅殺的氣勢”（《秦腔》）。

這種肅殺之氣也是屬於西安的。依照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西方屬金，本多肅殺之氣，何況又是一座有着青磚高牆的“廢都”！的確，提起西安，我們已不大會想到新蒲細柳，曲江麗人，而多半會想到夕陽殘照，漢家陵闕。往日的繁華早已了無陳跡，在我們這些外地人心目中，似乎只有“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才是西安的正宗形象。西安和北京一樣，都是屬於秋天的。但，眼望香山紅葉，我們想到的是秋陽；撫摸古城青磚，我們想到的是秋風。歷史上的西安，當然有過嘹亮的號角，有過慷慨激越的塞上曲、涼州詞、燕歌行，也有過輕歌曼舞，霓裳羽衣，如今，聽着那喇叭聲咽，我們感到了世事的蒼涼。

然而，站在西安保存完好的城牆下，看着那洞開的城門，巍峨的角樓，齊整的垛口，你仍會感到一股豪雄之氣從歲月的谷底升起，霎時間便沸騰了你的熱血。是啊，面對西安，你會覺得是在和一位老英雄對話，並深深感到那是我們民族的魂魄所系。

西安是很男性的，只是老了點。

中國北方的城市都有點老，很需要冒出個棒小夥子來，才能重振雄風。

中國最女性化的城市當然是在江南水鄉。其中最典型的似乎又是杭州。

提起杭州，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女人，西施啦，白娘子啦，蘇小小啦，馮小青啦。即便想到男人，這男人也是女人氣的“小男人”，比如許仙。“湖山此地曾埋玉”，杭州這“天堂”似乎是由女人，而且是由“名女人”和“好女人”構築的。

同樣，提起杭州的景物，我們也會聯想到女人：平湖秋月是女人的含情脈脈，蘇堤春曉是女人的嫵媚動人，麴院風荷是女人的風姿綽約，柳浪聞鶯是女人的嬌聲嗲氣。“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這難道不是女人的形象？的確，杭州的花情柳意、山容水貌，無不透出女人味兒。難怪晚明才子袁中郎要說見到西湖，就像曹植在夢中見到洛神此外還有越劇，那個曾經只由女人來演的劇種，也不折不扣是女性化的。杭州，從風景到風俗，從風物到人物，都呈現出一種“東方女性美”。（圖三）

於是我們明白了，許仙和白娘子的故事為什麼只會發生在杭州，而那個會讓別的地方的男人覺得丟臉的“小男人”，為什麼不會讓杭州人反感，反倒津津樂道。的確，杭州是女人的天下女人的世界。女人在這裏干出轟轟烈烈的事業來，原本就天經地義，用不着大驚小怪。相反，誰要是出來擋橫，或者出來橫挑鼻子豎挑眼，那他就會像法海那樣，受到人們普遍的仇恨和詛咒。當然，男人相對“窩囊”一點，也就可以“理解”而無需“同情”。誰讓他生在杭州城裏再說，有這樣好的女人愛着護着，還有什麼可抱怨的

所以，這樣的故事只可能在杭州，在那西施般美麗的西湖上演。不要說把它搬到燕趙平原、秦晉高原、哈薩克草原或閩粵碼頭根本就不可能，便是放在與杭州齊名的蘇州，也不合適。蘇州當然也有水，也有橋，然而卻沒有西湖，也沒有那“斷橋”。蘇州是水墨畫，杭州才是仕女圖。蘇州那地方，不大可能有敢愛能愛為了愛不惜犧牲生命的白素貞，也不大可能有愛憎分明俠氣衝天的小青蛇，頂多只會有“私定終身後花園”或“唐伯虎點秋香”。這大概因為雖然同為女性，也有大小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西湖，蘇州山塘。”杭州西湖雖然沒有武昌東湖那麼大，好歹也要比蘇州山塘和園林大氣。所以蘇州的女人有好心腸，杭州的女人卻有好身手。一出“水漫金山”，讓多少女性揚眉吐氣！在一個男尊女卑的國度里，有這樣一座尊崇女人的杭州城，是應該拍案叫絕的。難怪魯迅先生要對雷峰塔的倒掉大喊“活該”

杭州讓女人大出風頭，南京卻讓女人背上惡名。這當然多半因為那條秦淮河。“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下子，南京和南京的女人，可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事實上，由於南方的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女性的”，所以，六大古都中，南京和杭州的命運和名聲，都遠遠不如在北方的西安、洛陽、開封、北京6北方的四大古都也有亡國的記錄，然而卻不會被看作是城市本身的罪孽，或被看作是女人帶來的“晦氣”所致。南京和杭州就不行它們必須承擔王朝覆滅和政權短命的責任，至少在民間是有這種說法的。就像我們慣常把亡國的責任推到女人身上一樣，這些偏安王朝和短命政權的背時倒霉不走運，也被說成是不該在這兩個女人氣的城市建都。

只要比較一下南京、杭州和開封，就知道輿論有時是何等地不公；南京固然有“千尋鐵鏈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杭州也固然有“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開封難道就沒有“靖康之難”么？“靖康恥，猶未雪，巨子恨，何時滅”，可惜，這筆賬，最後還是算到杭州頭上去了，沒開封什麼事。好像徽欽二宗的被虜，不是在開封倒是在杭州；也好像問題的嚴重不是那兩個昏君丟失了江山，而是他們的膽小鬼子弟躲在杭州不思進取不想報仇雪恨。杭州無端地替開封承擔著罪責，而提起開封，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鐵面無私的包大人，和倒拔垂楊柳的魯智深。有這兩位黑臉漢子在那裏坐鎮，開封是掉不了價的。只要凜然一聲“包龍圖打座在開封府”，開封便豪氣衝天了，誰還敢說三道四？

南京和杭州可就得由着人數落，就像長得漂亮的女人總會有人來品頭論足一樣。其實，南京不是女人氣太重，而是文人氣太重。與杭州不同，南京從來就不是一個有脂粉氣的城市。我們只能說“六朝金粉，秦淮風月”，而不能說“六朝脂粉，秦淮風月”。說“六朝脂粉”，不但南京人無法接受，我們自己說著聽着也彆扭。金粉其實也就是脂粉。但用一個“金”字，便多了些陽剛氣，少了點女人味。這就像“巾幗”，原指女人的頭巾和髮飾，與“粉黛”一樣，也是用服飾指代女人，但“巾幗”就比“粉黛”要硬朗一些。

南京並無多少女人氣，卻多文人氣。自古江南出才子，而才子又多半喜歡南京，即便這些才子不是南京人。這大約與所謂“六朝人物”和“魏晉風度”有關。對於文人來說，自由散漫，弔兒郎當，不愁吃喝也不必負責，又能講些高深玄遠的道理，發些嫉世憤俗的牢騷，比什麼都過癮。南京便最能滿足他們這種心理需求，所以文人都喜歡南京。南京，其實是最有希望成為一座儒雅的城市的。

文氣一重，就沒多少“王氣”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別說是逐鹿中原，便是守住那半壁江山，也不容易。中國的事情很有趣。同樣是戰爭，往哪個方向打，說法便不一樣：南下、北伐、東進、西征。南方攻打北方總那麼艱難，北方拿下南方，卻像喝小米稀飯似的，呼呼啦啦就下去於是南京和杭州，便總是處在一種挨打的地位。實際上，南京建立的第一個政權東吳，就差點在它的創始人手上丟掉。“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深宮鎖二喬”，可不玄乎？然而，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孫皓最後還是自個兒在石頭城上搖起了小白旗。“降孫皓三分歸一統”，一部原本可以讓南方人問鼎中原的《三國》，便這樣灰溜溜地收場，只留下一段“生子當如孫仲謀”的佳話。可惜，在南京建立政權的，似乎沒有幾個像孫權。於是以後的南京，便是接二連三地為中國史貢獻亡國之君，而且其中不少是才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官娥。”不是才子，哪裏寫得出如此絕唱？

事實上南京也是一個屢遭刀兵的城市，而且南京保衛戰也似乎從來就不曾成為軍事史上的成功範例，倒是那些斷壁殘垣新亭舊地，一再成為文人墨客憑弔的對象。在南京懷古是最合適的，而最值得去的地方恰恰是那些陵園：南唐二陵、明孝陵、中山陵、盤谷寺、雨花台。有時你會覺得中國最好的陵園都集中在南京這使得我們走進南京會有一種肅穆之感，也會有一種悲壯之感。（圖四）南京當然也有過輝煌時代和英雄業績，但人們卻往往記不住。“吳楚地，東南訴；英雄事，曹劉敵。被西風吹盡，了無陳跡。”留下的只是歌舞弦管，文章詞賦，是烏衣巷的傳說和桃花扇的故事，以及“為愛文章又戀花”的風流儒雅。略帶女人味的文人氣掩蓋了英雄氣，使得南京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有時還有點傷感。

重慶的性格同樣複雜。作為南方城市又在水邊，重慶似乎應該是“女性的”。何況，還有重慶是一徐娘半老”的說法。但是，作為西南山城，它又和貴陽一樣，有着男性的特徵。尤其是和成都相比，這個特徵就更為明顯。“重慶崽兒坨子（拳頭）硬，成都妹娃嘴巴狡。”代表着成都的是伶牙俐齒的妹娃，代表着重慶的則是尚武好鬥的崽兒，男女之別已很分明。事實上兩地人的性格也不相同。成都民性柔順而重慶民風爽直。成都人覺得重慶人太粗野，重慶人則看不慣成都人的節奏緩慢和講究虛禮。

把重慶看作“辣妹子”，也許是合適的。事實上，重慶這個城市的特點是“火辣”或“火熱”而非“火爆”。有名的“麻辣火鍋”就是重慶人的發明，後來才風行四川風靡全國的。在國內任何城市，只要一看到“山城火鍋”的招牌，我們馬上就會想到重慶。重慶也正像這火鍋：剛一接觸，火辣辣的叫人受不然而，慢慢地，就會覺得“味道好極了”，而且會感到一種柔情。這樣的城市，你說是男性的還是女性的。

四、我們到底要讀什麼

其實，把城市區分成“男性的”和“女性的”，只不過是一種帶有文學性的說法罷了，甚至只是一種朦朧的感覺，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學的結論。比方說，杭州就不但有小青墓，也有岳王墳；不但出過美艷絕倫的蘇小小，也出過一身正氣、寧願粉身碎骨，也要“只留清白在人間”的于謙。杭州人素有“杭鐵頭”之稱，則其硬朗也就可想而知。何況還有錢塘潮。“弄潮兒在船頭立，手把紅旗旗不濕”，豈非男兒氣概？同樣，人們耳熟能詳的“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不也是西安女性的柔情么？

顯然，“男性的城市”或“女性的城市”云云，不過“姑妄言之”又“姑妄聽之”的事情，當不得真，而且很容易被證偽。所以，這些說法準確與否，我們可以姑且不論，也不妨各執己見。但城市像人，則應該不成問題。我甚至還認為，城市就像人一樣，也是有“體味”的。這個體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兒”。敏感的人，只要走進某座城市，一下子就聞到

所以，讀城，也就是讀人。城市並不僅僅是房屋和街道、店鋪和城牆。如果沒有人，再好的城市，也不過一座“死城”，又有什麼好讀的。

那麼，城市裏的人又有什麼可讀的

可讀的是他們的“活法”。

城市是人的生存空間。這個生存空間，是由每一個城市的地理位置、周邊環境、街道建築、歷史傳統和人文氛圍構成的。因此，不同城市中的人，就有不同的活法，即生活方式；也有不同的個性，即文化性格。比如北京人大氣，上海人精明，杭州人閑適，成都人洒脫，武漢人直爽，廈門人溫情等等。這，便正是我們這些讀城者特別關注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是互為因果的兩個東西。比方說，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活得瀟洒而又馬虎。在先前，臭豆腐就貼餅子，再加一鍋蝦米皮熬白菜，就是好飯。如果那臭豆腐是王致和的，上面又滴了香油，就簡直能招待姑奶奶。現在，則一包方便麵，兩根火腿腸，便可打發一餐。如果一時半會找不着開水來泡麵，干啃方便麵就涼水，也能對付。但，即便是這種簡單的生活，也不乏樂趣。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壇牆根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喊一嗓子”和丁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眾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不是裝的）。即便不過是小醬蘿蔔就窩窩頭，或者素炸醬麵拌黃瓜絲兒，也能吃得有滋有味。沒有水果么？“心裏美”蘿蔔就很好。寒冬臘月里，在大白蘿蔔根兒上挖個小眼兒，塞一粒菜籽兒進去，再澆上點兒水，等那嫩芽發出來，綠盈盈地掛在家裏，粗糙簡陋的日子便情趣盎然

上海人的活法又不一樣。上海人精明，所以上海人活得精緻而小巧。他們的住房多半面積不大，功能卻很齊全。不少傢具都是多功能的，而且擺放得恰到好處，既未佔地方，又錯落有致，顯然是經過了精心的設計。衣服也是不多不少的。既不會多得穿不了，壓箱底，或開春時沒法晾曬，也不會捉襟見肘，弄得沒有出門的行頭。反正一年四季，都能有體面的一身。這些衣服也不一定要買。不少家庭主婦或“主男”，都是能工巧匠。別人做兩條褲子的面料，他能裁出三條來，那款式和做工，也都是專業水平。吃飯當然也不會馬虎。即便尋常人家過小日子，每頓飯也得“燒幾個小菜吃吃”，而且有葷有素，營養齊全。隔三岔五的，還會上街去，找一家偏僻（因此價格也較便宜）的冷熱飲店喝一小杯咖啡或吃一客刨冰；或是在一家乾淨而又實惠的小店裏點幾樣小菜，喝一杯啤酒；或是在逛街的時候，買一小塊奶油蛋糕或一隻蘋果邊走邊吃。花錢不多，卻照樣享受了都市生活，既快樂又實惠，謂之“小樂惠”。

顯然，上海人的這種活法，北京人是看不上的。什麼“小樂惠”？簡直就是“過家家”。同樣，北京人的活法，上海人也不以為然。“找樂於”？“窮開心”吧！

這就是城市和城市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說到底，也就是文化的差異。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說得白一點，就是“活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活法。這些活法，就構成了文化。讀城，也就是讀人，讀文化。

就拿“小樂惠一來說，原本是江浙一帶的地方方言，本義系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飲食之樂。日常飲食嘛，何況又是平民百姓的，當然不會是大吃大喝，無非蝦油滷雞、蔥烤鯽魚、蒿菜豆腐乾、毛豆雪菜煸筍之類，甚或只不過茵香豆、花生米，再加一杯老酒，而且決不會是茅台或XO，故謂之曰“小”。然而小則小矣，其樂也無窮，其趣也盎然。更何況惠而不費，所以叫“小樂惠”。老作家汪曾棋寫作“小樂胃”。江浙一帶地方人說話，惠胃不分，而寫作“小樂胃”，大約是因其主要表現於飲食方面吧？即便如此，我以為也不能叫“小樂胃”，而應該叫一小樂味”。因為它追求的，不是“腹之飽”，而是“口之樂”，快活的是嘴巴而不是肚子，是一小口一小口品茶品菜品酒時的那種自得其樂和有滋有味，怎麼好叫做“小樂胃”

江浙一帶早已有之的“小樂胃”或“小樂味”，到了上海人那裏，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樂惠”。江浙人的“小樂味”，多半還是農業社會的田園之樂；上海人的“小樂惠”，則是現代社會的都市生活。當然，並不是所有對都市生活的享受都好叫做“小樂惠”。比方說，到“百樂門”去揮金如土，就不是；在小攤點上將就着吃一碗陽春麵打發一餐，當然也不算。不算的道理也很簡單，前者太“大”，而後者又並無多少“樂”可言。顯然，所謂“小樂惠”，必須是“小”而“樂”者。一般地說，它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小，是“小弄弄”、“小來來”二是精緻，喝大碗茶就不算；三是必須屬於物質享受，“喊一嗓子”也不算；四則必須是精心計算安排策劃的結果，是以儘可能少的代價獲得的儘可能多或儘可能好的享受，比方說，質量既高樣式又多價錢還便宜等等。所以，不假思索地買一隻燒雞大嚼一頓不算“小樂惠”，用同樣多（甚至更少）的錢，不但吃了一小碟白斬雞，還吃了有葷有素好幾盤菜外加一小杯可樂或啤酒，便是地道的“小樂惠”。在這裏，第四條原則最重要。如果吃得（或玩得、穿得）雖然好，錢卻花了許多，被“斬了一記”，當了“冤大頭”，心裏“氣煞”，哪裏樂得起來？

第四條原則最重要，還因為它是上海人的“小樂惠”不同於杭州人或其他江浙人“小樂惠”的緊要之處。杭州有民諺云：“工人叔叔，螺螄吮吮（音“縮”）；農民伯伯，雞腳掰掰”，正是典型的杭州“小樂惠”。吮螺螄，掰雞腳，是很費時間的，然而樂趣也就正在這裏就那麼一點東西，只要你慢慢地啜，細細地品，品到精細處，就不難砸出鮮味來。這滋味既是小菜老酒的，更是人生的。人生在世，有如匆匆過客，難得的是那份自在和悠閑。螺螄吮吮，雞腳掰掰，便正是對悠然人生的自我陶醉。也就在這悠然自得中，什麼塵世的喧囂，世道的滄桑，便都忘得乾乾淨淨正所謂“老酒天天醉，毛主席萬萬歲”，杭州人也天天都活得有滋味，所以還是叫“小樂味”好。杭州“小樂味”既然以自得其樂和與世無爭為旨歸，就顯然與上海“小樂惠”的精心策劃算計安排大相異趣。

這就頗有些類似於北京人的“找樂子”北京人的“找樂子”，也是對人生的一種享受，也是一種自得其樂和與世無爭。會鳥、票戲、下棋、擺弄花草，不在乎東西好壞，也不在乎勝敗輸贏，圖的是那份隨意、自在、可心、舒坦，看重的是做這些事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雅緻，是那份心境和情趣。（圖五）在北京人看來，“樂子”到處都是，就看你會不會“找”。顯然，這和杭州人那種“一飲一酌，一醉一醒，一丘一壑也風流”的人生態度是正相一致的。這也不奇怪。北京和杭州，畢竟都是鄉土中國的田園都市，而且是有着上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城。這樣的城市，總是會有些散淡和儒雅的。這裏的人們，也總是容易把歷史和人生看穿看淡，從而變得心氣平和、滿不在乎和隨遇而安。只不過，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北京的平民更多“京都氣派”和“燕趙俠骨”，而杭州平民則不免多少會有點“吳越餘韻”和“魏晉風度”罷

上海就不一樣上海不是“田園都市”，因此沒有那份“散淡”；上海也不是“文化古城”，因此難得那份“儒雅”。上海是一個擁擠的、嘈雜的、五光十色而又貧富懸殊的現代化商業性城市，上海人大多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城市中、為奢華享樂所誘惑而又為貧窮窘迫所困惑的小市民。他們的生存環境比北京人差得多，他們的生活要求又比北京人高得多，因為他們受到的物質誘惑也比北京人大得多。這就使他們更加註重實實在在的生活內容和生活質量，也會逼得他們精打細算，儘可能地找竅門、鑽空子、走捷徑、撿便宜，變得“門檻精來兮”。可以說，占上海人口半數以上的小市民，差不多都是這種活法，而上海的市政管理和商業服務也樂意於為這種活法提供方便，比如印發半兩一張的糧票，小吃可以搭配着買，雪花膏可以“零拷”等等。這些做法就保證了收入低微的小市民們也能過上方便、實惠、舒適而又不失體面的生活，而且還能和他們的城市一樣雅緻。

當然，要過上這樣的生活，也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一精明”。事實上，每個上海人都明白，只有依靠個人的聰明才智和精明能幹，才可能在這個社會裏求得儘可能好的生活，也才可能在這個社會裏活得如魚得水。所謂“小樂惠”，就是對這種如魚得水狀態的自我欣賞。順便說一句，這種活法在上海，甚至還能受到別人的尊敬。我的一個上海朋友告訴我，上海最有名的西餐館“紅房子”里有一位常客，每次點的菜點花錢都不多，地地道道的“小樂惠”。然而那裏的侍應生對他卻極為敬重，服務也極為周到。上海人不是很“勢利”怎麼會尊重一個沒有錢或捨不得花錢的人？不錯，上海人也許很在乎你有沒有錢，但他們更看重“精明”，更尊重“在行一。事實上，一個大手大腳胡亂花錢的外地人，在上海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他只會被看作是“戇大”而被上海人在背地裏嘲笑。

顯然，北京人的“找樂子”也好，上海人的“小樂惠”也好，或者杭州人的“小樂味”也好，都是那些收入不多、家境不寬、手頭不富裕而又想活得好一點的普通人的活法，是對單調貧困生活的一種補充和調劑。要之，它們都是“享受人生”，也都是對自己“活法”的一種欣賞。所不同者，在於北京人欣賞的是自己的“大氣”，上海人欣賞的是自己的“精明”，而杭州人欣賞的是自己的“閑適”。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腳下，皇城根兒，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着，什麼世面沒見過？哪在乎生活的粗細，又哪兒不能找到樂子？上海人是國際化大都市裏的小市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裏的日子很無奈，不算計也得算計，不精明也得精明。何況機會又比較均等，競爭又相對公平，再蠢的人，久而久之，也就磨練出來至於杭州人嘛，沒的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還有誰能比他們更貼近自然，更會享受人生？又還有誰能比他們更慵散，更悠閑？不一樣，就是不一樣嗅！

甚至就連這三種活法背後透出的無奈，也不一樣。說白了，北京的平民是皇宮王府見多了，又進不去，只好到壇牆根下去“找樂於”；上海的市民則是燈紅酒綠看多了，又得不到，只好給自己來點“小樂惠”。至於杭州老百姓，生活在“人間天堂”，日子卻未必真那麼好過，便只好“螺螄殼裏做道場、小酒杯中當神仙”。無妨說，北京人的“找樂子”是苦中取樂，杭州人的“小樂味”是忙裏偷閑，上海人的“小樂惠”則是實實在在地調劑和充實自己的生活。相比較而言，上海人更“務實”，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審美一；上海人更“現代”，而北京人和杭州人更“傳統”。

這是人與人的差異，也是城市與城市的差異。

因此，讀城，就像讀人一樣。你要想認識一個人，就得把他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將心比心地和他交朋友。認識一個城市也如此。我寫（讀城記》這本書1目的也在這裏：我想通過這本書，像認識我的朋友一樣來認識我所到過的這些城市。當然，也想和生活在這些城市裏的人，成為朋友。

那麼，讓我們走進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