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重匯合
什麼是三重匯合呢？為了揭示這一點，讓我先講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並和你分享我最喜歡的一個電視廣告。
這個故事發生在2004年3月，當時我打算從巴爾的摩乘西南航空公司的班機到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首府）看我女兒奧利，她在該州的紐黑文市讀書。由於我是一個樂於接受新技術的人，我並沒有去買紙面的機票，而是通過美國運通公司定了一張電子機票。任何經常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班機的人都知道，那裏的低價航班是不能預定座位的，當你辦理登機手續時，你的登機牌上只表明了A、B、C.A牌乘客先登機，B牌次之，C牌乘客排在最後，沒有人願意要C牌，因為持C牌的人往往只能找到中間的位置，而且根本沒法在座位上方的行李箱找到空的地方。如果你想坐在靠窗和靠過道的地方，並且想找個地方放行李，你肯定希望能拿到A牌。那次我給女兒帶了很多衣服，我當然想拿到A牌，所以我早早地起床，比飛機起飛時間提前95分鐘到達機場。我走到西南航空公司的電子出票機前，插入信用卡，然後用手觸屏選擇我要的機票——一個相當時尚的男人，不是嗎？
然而出來的卻是B牌。我一邊看手錶，一邊憤憤地自言自語：“怎麼會是個B牌，不可能會有那麼多人比我早到這裏，有人作弊，這是事先安排好的。這不過是個自動販賣機！”
我氣憤地跺着腳通過安檢，買了一個肉桂卷（Cinnabon），然後鬱悶地坐在B列的後面，期盼着能幸運地在頭頂的行李櫃中找到一個位置。40分鐘后，機場通知我什們的航班開始登機。我站在B列的隊伍中嫉妒地看着排在我前面的A列乘客。
這時候，我發現A列乘客手中的機票和我的不同，根本不是一般的電子機票。他們手中的機票就像是被弄皺的白紙，只不過上面印有登機通行證和條形碼，這些登機通行證好像是在家裏上網下載之後用打印機打出來的。我很快就證實自己的猜測是正確的。雖然我才知道這一情況，但西南航空公司在此之前就已宣佈，從航班日起頭一天晚上的0點01分開始，你就可以在家下載機票，打印出來，然後登機前就可以直接在入口處掃描機票上的條形碼。
看到這番場景后，我對自己說：“弗里德曼，這麼看來你只能算是20世紀的人……
你是全球化2.0時代的人。“讓我們想想吧：在全球化1.0時代，票務代理大行其道。
我過去常常不得不走到華盛頓特區市中心的機票銷售點去，拿一個號，排隊等着，然後與一個票務代理面對面地交談來安排自己的飛行計劃。全球化2.0時代，電子出票機代替了票務代理。我們認為這非常酷。而且這不過發生在幾年以前。但是就在你打瞌睡的時候，我們進入了全球化3.0時代，現在你變成了自己的票務代理。或者，換句話講，你個人變成了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僱員。或者再換句話講，想想你為了自己定票而在電腦前熬到深夜的時間，你會發現，在成為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僱員的同時，你還在為西南航空公司付費！
這是柯尼卡美能達商用科技製造公司推銷新型多功能設備Bizhub的電視廣告。
Bizhub這種辦公用品讓你可以在一台機器上完成黑白或彩色打印、複印、傳真、掃描、發送電子郵件以及網絡傳真。廣告一開始是兩個人的對話，一個人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另一個人站在Bizhub機器的旁邊。他們的距離很近，只需稍稍提高嗓門就可以聽到對方。多姆職位稍高，但在接受新技術方面就像我一樣有些遲鈍。他只要斜靠在椅背上就可以從門口處看到站在Bizhub機器旁的特德。
多姆：（在桌旁）嘿，我需要那個圖表。
特德：（在Bizhub機器旁）我正在發電子郵件。
多姆：你在用複印機發送電子郵件？
特德：不，我在用Bizhub發送電子郵件。
多姆：Bizhub？等會兒，你給我複印了嗎？
特德：我掃描完就複印。
多姆：你用發E-mail的機器掃描東西？
特德：發E-mail的機器？我在使用Bizhub機器。
多姆：（一頭霧水）複印？
特德：（極力讓自己耐心些）E-mail，然後掃描，再複印。
多姆：（隔了很長時間）Bizhub？
話外音：（放映Bizhub的動畫，展示它的多功能）驚人的多功能性和可支付的價格。這就是柯尼卡美能達公司的Bizhub.（鏡頭切換到多姆一個人在Bizhub旁，看這個神奇的機器是否可以往他的杯子裏倒咖啡。）
西南航空公司提供在家就能訂票的系統，柯尼卡美能達提供Bizhub技術，這些都是因為我所說的三重匯合作用。三重匯合的組成部分有哪些呢？簡單地說，首先，在2000年左右，前面討論的10大變平因素已經開始匯合，這讓世界變得更加平坦。最後，當變平過程全部展開的時候，來自中國、印度和前蘇聯的幾十億人走上競爭場地，他們很快就利用平坦世界的一切新工具與其他人開展競爭和合作，這是第三大匯合。
現在，讓我們仔細探討這些問題。
第一大匯合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在第二章討論的令世界變平的10大因素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它們必須在全球傳播、紮根並相互聯繫才能發揮神奇效力。比如，2003年的某個時候，西南航空公司認識到，世界上個人電腦和寬帶的普及程度、計算機的存儲和軟件技術的發達程度都足以讓它創建一個工作流系統，讓客戶選擇在家裏下載和打印他們的登機通行證，其方便程度不亞於下載一封電子郵件。
西南航空公司和他的客戶從此可以用新方式開展合作。與此同時，工作流軟件和硬件的匯合讓柯尼卡美能達公司可以在一台機器上提供掃描、打印、傳真、複印和發送電子郵件等服務。這就是第一次匯合。
正如史丹福大學的經濟學家保羅。羅默指出的那樣，經濟學家一直都認為“市場上存在互補商品——如果在擁有商品A的同時還擁有商品B，那麼商品A的價值就會得到極大提高。比如，能在擁有紙的同時也有鉛筆就已經很好、在提高紙張質量的同時也提高鉛筆的質量，你的效率就會得到很大提高。這就是互補產品的同步提高”。
我的觀點是，柏林圍牆的倒塌、個人電腦的風行、網景、工作流、外包、離岸經營、開放源、內包、供應鏈、提供信息和類固醇都像互補產品一樣可以相互強化對方的作用。這個時刻在2000年左右出現了，當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以如此的規模和如此的強度匯合在一起時，位於各大洲的億萬人就突然開始發覺，某些東西……某些東西……是全新的。他們不能總是非常確切地描述發生了什麼，但是到2000年之前，他們感覺到，他們能夠聯繫到此前他們從來聯繫不到的人，他們受到了來自此前從來不能挑戰他們的人的挑戰，他們正在與此前從來沒有競爭過的人相互競爭，他們正在與此前從來沒有合作過的人互相合作，他們正在做此前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們正在感受的是一個正在平坦的世界化的世界。
碾平世界的10大因素的匯合已經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平台。這和全球性的、以網絡為基礎的競爭平台，在該平台上存在多種形式的合作。這一平台能夠使得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個人、群體、公司和大學，處於創新、生產、教育、研究、娛樂（唉，還有戰爭）
等目的進行合作，這是前所未有的創造性平台。這一平台的運作目前已經不再受到地理、空間、時間的限制，在不久的將來甚至不再受到語言的限制。再往前發展，這一平台將會處於一切事物的中心。財富和權利將會越來越多地聚集到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以下三個基本任務的國家、公司、個人、大學和群體手中：建設連接到這個平坦世界平台的基礎設施；通過教育來獲得更多能夠在這一平台上創新、在這一平台下工作，以及成功接入這一平台的人才；最後，通過成功治理來從這一平台中獲得最好的東西，並且防範最壞的副作用。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進入這一新的平台，這個新的競技場。當我說這個世界已經平坦化時，我並不是指我們變得越來越平等了。我想說的是，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現在能夠進入這個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聯繫、競爭和合作，不幸的是，也前所未有地相互毀滅。
本書出版之後，Wired雜誌的創始人之一凱文。凱利（KevinKelly）
，寫了一篇文章來紀念網景公司（Netscape）上市10周年。在文章的結尾，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宣稱，這一可以容納多種合作方式的平台（他稱為機器）事實上是無比嶄新和無比偉大時代的開始。正如他在2005年8月那一期Wired雜誌所寫的：從現在開始的3000年後，當人們回憶往昔的時候，我相信我們這個遠古的時代——位於第3個千年的尖峰—將被視為“一個嶄新歷史紀元的開端”。在網景公司上市的那幾年裏，人們開始用智慧去激活惰性的物體，把它們連結成一個全球性的場地，然後把他們自己的心靈融為一體。這將被視為這個星球上最大、最複雜和最令人驚嘆的時間。通過晶體和無線電波，我們的種族開始把所有地區、所有進程、所有事實和概念連接成一個巨大的網絡。這個胚胎性的神經網絡將演變成為我們文明的一個合作性接口。
第二大匯合作為創新和生產的最基本作業系統的平台，其本身的演變並不劇烈。引入一項新的技術或者平坦世界那樣的平台，並不足以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當新技術或者新的技術平台與新的經營方式結合起來后，勞動生產率才會出現躍升，而這總是需要時間的。所有輔助性的技術、企業流程和習慣等要相互融合起來實現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突破，是需要時間的。沃爾瑪之所以能夠獲得生產率的躍升，是因為它把大容量的倉庫（人們在那兒能夠購買足以使用6個月的肥皂）和嶄新的、水平式的供應鏈管理體系（這使得沃爾瑪能夠立即把堪薩斯城一家沃爾瑪里購物的顧客與中國沿海一家沃爾瑪供應商聯繫起來）相互結合起來。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大規模的、全球性的習慣轉變的開端，很多人已經進入這一平台，並且學習怎樣利用這一平台。這是一個我喜歡稱之為水平化（horizontalization）
的過程，這也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使得世界變得平坦化的第二大匯合。這就是我想說的。
計算機最早被當作辦公用品時，每個人都期望生產效率會有大的突破，但這並沒有立刻發生，相反人們感到的是失望和困惑。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索羅嘲諷地說，計算機隨處可見，但就是在“生產效率的數據”中找不到。
經濟史學家保羅。A.大衛在1989年的論文《計算機和發電機：現在生產率悖論》中，用歷史來解釋這種滯后現象。他注意到，儘管電燈泡的發明是在1879年，但電氣化的開始和發揮作用卻是幾十年後的事情。為什麼？因為僅僅是安裝電動機和放棄舊技術（蒸汽發動機）並不能代表什麼，整個的生產流程都必須改裝。
大衛指出，就電氣化本身而言，關鍵的技術突破在於怎樣重新設計和管理建築物、生產線。蒸汽時代的工廠一般都是高大的、高成本的多層建築，為的是能容納蒸汽動力系統巨大的傳送帶和別的傳送設施。一旦小巧但功力強大的電動機進入生產生活，每個人都希望生產力有快速提高。不過，這是需要時間的。你需要重新設計建築物，你需要擁有那種長而低的單層廠房，小的電動機足以給各種大小的機器提供動力。只有當大批有經驗的工廠設計師、電機師和管理者出現后，這些懂得電機之間互補性、指導如何重新設計廠房和生產線的人員才真正讓電氣化帶動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今天在世界變平的過程中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令世界變平的10大因素中，有很多已經存在很多年，但要讓他們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我們不僅需要將這10大因素匯合到一起，而且還需要別的東西。大批的管理者、創新者、諮詢師、商業學校、設計者、IT專家、行政總裁和工人，需要適應和開發各種水平合作形式、價值創造程序以及可以利用這個平坦世界的習慣。簡單說來，10大因素的匯合也把各種商業實踐和技能匯合在一起，然後兩者開始相互強化對方。
羅默說：“當人們問：”為什麼IT革命沒有立刻導致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呢？
‘這是因為你需要的不只是新計算機，你還需要新的商業流程和與之相配套的新技術。新的經營方式讓信息技術變得彌足珍貴，而信息技術也讓新的經營方式成為可能。“全球化2.0的確是計算機主機時代，一切都是垂直管理——命令和控制式的，公司及其下屬部門也是垂直化組織。全球化3.0在10大變平因素的合力下形成，特別是個人電腦、微處理器、網絡和光纖電纜的結合讓競爭場地從由上而下的垂直式變為由左至右的水平方式。這自然需要促進新的經營模式，命令和控制要讓位於聯絡和合作。
惠普行政總裁卡莉。費奧里娜解釋說：“我們對價值創造的要求已經從垂直命令發展到水平命令。”她說，惠普等公司的創新越來越多地來自全球各地不同部門和團隊的水平合作。比如，惠普、思科、諾基亞最近合作開發一種拍照手機，它可以將數碼化的圖片傳送到惠普打印機上，然後很快將照片打印出來。每家公司都掌握有各自領域內的尖端技術，但是只有三家公司都將它們的尖端技術水平結合在一起才能實現增值。費奧里娜補充說：“水平合作和管理需要的技術和傳統的從上到下的方法完全不同。”
我來舉幾個例子。過去5年中，惠普已經從一個擁有87個不同供應鏈的公司——每個都垂直獨立管理，擁有自己的最高管理者和後台支持——發展到一個只需5個供應鏈就可以管理500億美元業務的公司，而且會計、人力資源等職能也是由總部統一掌管。
西南航空公司就是利用這10大因素的匯合，創造了一個讓顧客可以在家裏下載登記登機牌的系統。但是在我調整個人購票習慣逐漸適應和西南航空公司的水平合作前，這種技術突破並沒有為我或西南航空公司帶來大的生產效率的突破。
Bizhub的廣告反映了懂得使用新式Bizhub機器的僱員和同一個辦公室中不懂得此項技術的僱員的差別，只有後者也改變了工作習慣，整個辦公室的生產效率才能得到提高，雖然這種神奇的新機器在辦公室里早已存在。
最後，讓我們以全球第二大廣告營銷通訊巨頭WPP作為例子，20年前的這家英國公司和今天截然不同。它是業界知名廣告公司揚雅（Young&Rubicam）、奧美和Hill&Knowlton合併的結果。這種合併是為了滿足越來越多大客戶的營銷需求，比如廣告、郵件直達、媒介購買和品牌推廣。
WPP下屬的浪濤品牌顧問設計公司主管艾倫。亞當森聲稱：“多年來，WPP面臨的巨大挑戰一直是如何讓它下屬的公司開展合作，但現在僅在公司間開展合作已經不夠。我們經常為給一家客戶提供解決方案從各個下屬公司抽調人員組成定製的合作小組。任何一家公司或這些公司的傳統合作都無法提供這些常常是個性化的服務。我們不得不深入整個集團，為那家客戶選出合適的廣告人員、合適的品牌人員和合適的媒體人員。”
當通用電氣公司2003年決定將保險業務剝離出來、成立獨立保險公司時，WPP就特別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來負責給新公司命名（取名為Genworth）到首次廣告和營銷宣傳的整體服務。亞當森說：“作為這個組織內的領導，你需要分析每個客戶的特殊需求，然後在WPP的員工中找到適合給他們提供服務的專門人才，進而為客戶組建一個虛擬的特別服務公司。在給通用電氣公司提供服務時，我們甚至還給專門組建的這個虛擬合作團隊起了一個名字：KlamathCommunication.”在世界變平的過程中，WPP為使受益最大化調整了自己的辦公結構和方式，就像電氣化初期那些將蒸汽工廠改為電動工廠的企業一樣。不過，WPP不僅推倒了辦公室的隔壁，而且還打穿了樓層間的地板。它將下屬公司所有的員工看做一個巨大的個人專家庫，根據項目的具體需求將他們水平組合成合作團隊，這個團隊可以成為擁有自己名稱的事實上的新公司。
水平性思考適用於從企業到教育到軍事計劃等的一切過程。從垂直性思考到水平性思考的轉換時需要調整的，正如WPP所做的那樣。因為垂直性思考經常要求你從問誰控制着什麼系統開始，而不是從你想創造什麼樣的產出或者效應開始。
比如，假設我是身在伊拉克的一名將軍，我想創造的效應就是獲得更好的戰場實時情報系統。
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麼我的首要任務並不在於我是否控制了在戰場上空盤旋和拍攝航空相片的偵察機。不，我的首要任務是找到一種方式，能夠儘可能深入和迅速地分析偵察機發送回來的相片。當這成為我的首要任務的時候，我就開始水平性地思考了。
我開始思考如何利用平坦世界的平台，也就是說，我如何利用我自己的網絡，或者網絡的網絡，一旦得到偵察機傳來的相片，就將之反饋到CIA、DIA、NSA、陸軍情報機構、空軍情報機構的電腦屏幕上，接着把所有的分析師集中到一個聊天室內，讓他們鍵入各自從中所看到的以及各自認為所面臨的威脅，由於交談和視頻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就能一起來進行分析了。在這種方法下，我遠離了垂直性思考，即作為武裝部隊的我控制了偵察機，因此我的分析師們必須對錄像進行分析，接着告訴軍隊我們發現了什麼。相反，由於我想得到的效應是最及時、最聰明的分析，我為了獲得這種效應所使用的方法是把整個網絡中不同的節點水平地連接起來。因為我們大家要比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更聰明，我的首要任務不是誰控制了錄像，而是如何創建一個水平性的反饋系統來提煉出最重要的情報，讓我們中的所有人來理解錄像到底展示了什麼。
新的競爭場地核心的經營模式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真正聯合在一起，目前尚在進展之中。但我也有一個小小的警告，它進展的速度比你想像的要快得多，而且這是一種全球趨勢。
記着，這是三重匯合的過程！
第三大匯合就在我們創造出這個全新的更加水平的競爭場地時，西方的公司和個人很快就適應了這一新事物，而從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30億人也突然發現，他們可以自由地加入競爭並和其他人開展合作了。
除了極少的一部分，這30億人之前從未被允許參加過競爭和合作。我指的是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拉美和中亞國家，他們大多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開放，此後這些地方的人民就開始越來越自由地加入自由市場的博弈。這30億人民是什麼時候和新的競爭場所、新的工作流程匯合到一起的呢？就在世界被變平后，就在上百萬的人可以更加平等和水平地開展競爭和合作時，就在他們可以獲得更多廉價工具的時候。的確，世界的變平讓這些人不必離開家門就可以加入競爭。10大因素讓競爭場所來到他們面前！
我相信這三股力量的匯合——新的競爭者在新的競爭場地上為水平合作開發新流程和培養新習慣——是影響20世紀初全球經濟和政治形勢最重要的力量。讓這麼多的人接觸所有這些合作工具，讓他們可以通過搜尋引擎和網絡接受數十億網頁的初始信息，這些都確保下一代的創新將來自整個平坦世界。參與各種創造發明的未來全球社區的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
冷戰期間，整個世界只有三個主要的貿易集團——北美、西歐、東亞（以日本為首），由於它們是同一戰壕里的盟友，因此三者之間的競爭相對有限。而且當時的全球勞動力流動和行業競爭仍面臨很多障礙，這三大貿易集團的工資水平、教育水平和勞動力規模都旗鼓相當。英特爾的主席克雷格。巴雷特說：“我們曾經擁有溫文爾雅的競爭環境。”
然後就開始了三重匯合，柏林圍牆倒塌了，柏林商業街建成了。忽然之間阻隔在牆外的30億人民走上了這個變平了的全球廣場。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B.福里曼在2004年11月公佈的一項研究報告稱，1985年的“全球經濟世界”包括北美、西歐、日本以及拉美、非洲和東亞，這個全球經濟世界的總人口（意味着參加國際商貿合作的人口）大約為25億。到2000年，由於蘇聯的解體、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加入了國際商貿合作的大軍，再加上這段時間人口的自然增長，全球經濟世界的總人口達到了60億。
在經濟世界總人口增加的情況下，大約又有15億新工人加入全球勞動力的大軍，福里曼稱，這讓全球勞動力的總數恰巧達到不計入前蘇聯、中國和印度時的2倍。
也許這15億新勞動力中只有1/10的人具備直接參与競爭和合作的教育和溝通能力，但哪怕只是這10%的人也已相當於美國勞動力的整體規模。克雷格。巴雷特說：“30億人口的突然加入必然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這些人都來自印度、中國、俄羅斯等擁有悠久教育傳統國家的情況下。”
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正在與之融合的這些社會都非常推崇教育。看看《教育周報》（EducationWeek）——以美國學校教師們為對象的周報——上的這個故事。在2005年11月30日的該報上，發佈了一個關於印度中產階級的一份特別報告。這份標誌着印度的報告是這樣開頭的：“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金奈（Chennai）
一個隨處可見的輔導班中，上百名12年級的學生湧進了一個紫色的房間裏，這個房間大概30英尺長25英尺寬。儘管頭頂的電扇不停地轉動，室內的溫度還是達到了100華氏度以上，這裏有令人昏昏欲睡的溫度。在一個木製講台上，M.阿魯塞范（MuthukrishnanArulselvan）在黑板上畫了一個三角形，表明其內部的角度，然後通過麥克風講解了一個幾何學公式。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聽着，儘管時間已經接近晚上10點了。每當阿魯塞范問一個問題，學生們就迅速地齊聲回答。每當教師寫出一個題目，他們就把頭埋在筆記本上，咬着鉛筆，期望自己能夠比其他人更早得到答案。這種高強度的、一周7天的培訓班反映了印度高中生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希望能夠進入金奈當地學校攻讀工程學位.當他們回到家裏后，大多數人都會喝上一杯濃的甜咖啡，讓自己能夠再多學習幾個小時……在印度，把一個小孩送進工程院或者醫學院，對很多中產階級的家庭而言是一輩子的目標，這種方式是美國人幾乎一無所知的。在這個發明了10進位制的國家裏，諸如S.拉馬努金（SrinivasaRamanujan）
和阿耶波多（Aryabhatta）
這種已經逝世很久的數學和科技天才，依然倍受尊崇，而在這些領域內學得很好的孩子，將會獲得特別的獎勵。“根據國際教育協會（the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的資料，在2004年和2005年，印度送到美國讀大學的學生人數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多。根據IIE的資料，在美國入學的外國大學生中有80466名來自印度，其次是中國的62523名，再次是韓國的53358名。這些學生中的大多數正在學習商業、工程、數學或計算機。
印度是一個遙遠的國度，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從那麼遠過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見印度學生的求知慾必須很強烈。事實上，來自印度、中國和前蘇聯的大量的新參與者不僅僅步入了這個平坦世界的競技場，他們還充滿了通過學習來贏得競爭的慾望。
而這也是為什麼三重匯合不會緩慢地發生的原因。它發展的非常迅速。因為一旦世界已經平坦化了，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進行新形式的合作，勝利者將是那些能夠最快地學習習慣、流程和技能的人，而且沒有什麼能夠保證美國人或西歐人永遠地位居前列。請記住，這些新的參與者是一身輕鬆地進入競爭場地的，也就是說，雖然他們以前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但恰恰是這一點讓他們可以直接採納新技術，不必擔心舊體系下的沉沒成本問題。他們會很迅速地採用先進技術，這也正是中國的手機用戶超過美國的原因。很多中國人已經跳過了使用固定電話的階段。換句話說，很多中國人在10年時間內完成了從沒有電話到持有手機的轉變。
在2005年春天，我在哈佛大學與人共同講授一門關於全球化的課程。有一天課後，一個學生找到我並告訴我這個故事：他和他的哈佛同學與中國學生們組成了一個學生組織。他們彼此幫助對方做各種事情，從寫簡歷到參加學習項目。他說，有趣的事情在於他們之間如何交流。他們使用Skype，這是一種基於互聯網技術實現免費通話的軟件。但是對我而言，更加有趣的事情是，是中國的學生介紹美國學生使用Skype.而且他指出，那些中國學生中的大多數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小城鎮。
我們一般都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八國集團、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各種貿易協議才是推動全球經貿合作的因素。我並不否認這些官方機構的作用，但我想說的是，他們的作用正日益淡化。推動未來全球化進程的將是理解平坦世界的個人，他們能迅速適應新世界的程序和技術——不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何條約或建議。他們將來自世界的各個角落。
世界經濟從此將不再依賴各國財長的深思熟慮，它將更多地由充滿活力的“急皮士”（zippies）決定。是的，我們在20世紀60年代和嬉皮士一起長大，很多人在80年代成為雅皮士。現在讓我介紹一下“急皮士”。
印度《瞭望》（Outlook）周刊的文章稱：“急皮士在這裏。”急皮士指的是印度在脫離社會主義、直接融入全球貿易和信息變革后第一批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瞭望》稱這些人是“自由主義的孩子”，將他們定義為“生活在城市或郊區，年齡在15~25歲，大跨步前進時精神十足的人。屬於第Z代。可以是從事學習或工作的男性或女性，具有特立獨行的態度、雄心和願望。冷靜、自信和富有創造性。尋求挑戰、熱愛冒險和無所畏懼。”印度的急皮士從不諱言掙錢和花錢。
《瞭望》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話說，“他們朝着目標前進，不相信命運，性格外向，生活態度積極向上，不願過一成不變的生活”。54%的印度人都在25歲以下，大約有5.55億人，這意味着60%的印度家庭中都至少有一個潛在的急皮士。
這些人不僅迫切需要好的工作，他們還希望過上好日子。
這一切發生的那麼快。印度呼叫中心公司24/7Customer的行政總裁和創始人卡納安告訴我，在過去的10年中，他從一開始擔心能否得到在美國工作的機會發展成為為美國提供外包服務的領頭兵。他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當初申請美國簽證時的情形，那是1991年3月，我已經從印度國家註冊會計師學院獲得了註冊會計師的本科學位。當時我23歲，我女朋友25歲，她也是註冊會計師。我20歲大學畢業后就在塔塔諮詢公司工作了幾年，我女朋友也是。我們通過一家獵頭公司找到了到美國給IBM做程式設計師的工作機會，於是我們就去了孟買的美國領事館。那時候申請去美國的人很多，很多人常常深夜去排隊，為了能佔住位置，晚上就睡在地上，有的人還以此賺錢，一個好位置能賣到20盧比。但我們決定靠自己，就站在隊伍中等，最後終於有機會見到了面試官，他們的工作就是向我們詢問問題，藉此判斷我們是否有移民傾向。他們的判斷常常具有某種神秘性，我們過去稱之為‘博彩’——你的一切都維繫在上面。”
事實上在印度有很多書和研討會專門討論如何準備美國使館的工作簽證面試。
到美國工作在當時是懂技術的印度工程師真正發揮他們才能的唯一方式。卡納安說：“我記得一個技巧就是要着正裝，所以我和我女朋友都穿着我們最好的衣服。
面試結束后，簽證官什麼也不會告訴你，你必須等到晚上才能知道結果。整個這一天我們都在痛苦的等待中度過。為了分散注意力，我們就到孟買的大街上去購物。我們在街上走來走去，‘如果我能去你不能去該怎麼辦？要是你能去我不能去呢？’我無法給你形容我們有多着急，因為一切都由此決定，那真是一種煎熬。
晚上的時候我們獲知，我們兩個都拿到了簽證，但我拿到的是5年期限、允許多次出入的簽證，而我女朋友只得到了6個月的簽證。她哭了，她以為自己只能在美國呆6個月。我努力給她解釋，只要能去就一切都好辦了。“
儘管很多印度人現在仍希望來美國工作和學習，但在三重匯合的情況下，他們中的很多人呆在國內就能得到體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一個平坦的世界裏，你不必移民就可以創新。卡納安說：“我女兒從不需要那麼費力氣。在這個平坦的世界中，沒有一個簽證官能讓你排除在這個體系之外……這是一個在任何地方都能平等參與競爭的世界。”因為現在你不必移民就能創新，越來越多的世界級創新，特別是軟件方面的，現在都源自在印度當地工作的印度人。這既使得印度人願意留在國內，又能夠吸引其他國家的人。P.阿蘭丹（P.Anandan），美籍印度人，是一個過去在雷德蒙德（Redmond）的微軟公司工作的軟件工程師，他於2005年回到印度，開辦了位於班加羅爾（Bangalore）的微軟研究中心。阿蘭丹告訴我說，我有兩個外國人為我工作，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美國人，他們能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他補充說，他是在28年前在印度獲得工程學位的，當時的全部競爭是獲得一個海外的工作。現在最激烈的競爭，是獲得一個印度國內的IT工作：今非昔比啊。是的，我不得不留在這兒，但是，我有機會留在這兒嗎？
讓我給你們介紹印度最有活力的實幹家之一——羅傑西。拉奧，他是班加羅爾一家小規模遊戲公司DhruvaInteractive的創始人和行政總裁。如果要我給你舉薦一個能體現三重匯合的人，那肯定就是拉奧。他和他的公司給我們展示了印度急皮士在10大因素作用下的變化。
Dhruva位於班加羅爾居民區一條安靜的街道上。我前去拜訪時發現在兩層樓上辦公的印度遊戲設計師和藝術家正在電腦上為美國和歐洲客戶設計各種遊戲和動畫人物。他們一邊工作一邊通過耳機聽音樂，偶爾也會在休息時間一起打打網絡遊戲。
Dhruva開發生產了很多有創意的遊戲——從可以在手機上打的網球賽到可以在電腦或筆記本電腦上玩的桌球比賽。2004年，這家公司還購買了將卓別林的形象用於電腦遊戲的專利。
沒錯——一個新型印度遊戲公司現在可以將卓別林的形象用於計算機遊戲。
在班加羅爾以及後來的電子郵件來往中，我向剛剛30出頭的拉奧打聽他是怎麼從班加羅爾成為全球遊戲行業的重要一員的。
身材矮小、留着八字鬍須的拉奧總讓人聯想起重量級的拳擊手，他說：“我的第一個重要時刻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雖然我曾在歐洲學習和生活過很長時間，但我的選擇是很明確的，我不會離開印度。我希望立足印度，在這裏完成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並能給印度帶來變化的事情。1995年3月15日，我在班加羅爾創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里除了我沒有其他人。我父親給我提供資金讓我獲得一筆銀行貸款，用這筆錢我買了一台電腦和一個14.4kbp的調製解調器，我開始為教育和工業領域開發多媒體應用軟件。到1997年，我們已經是一個5人組成的團隊，雖然在業內我們已經小有成就，但仍覺得所作的事情挑戰性不足。這就是Dhruva1.0時代的結束。”
“1997年3月，我們和英特爾開展合作，並開始朝遊戲公司的方向轉變。到1998年中期，我們告訴全世界的遊戲玩家，Dhruva既可以設計遊戲，也可以開發別人外包的部分遊戲。1998年11月26日，我們和法國遊戲公司Infogrames簽署了第一個重要的遊戲開發項目。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果卻從未被發表過。
這對我們是個巨大打擊，不過我們的工作質量也由此得以展現，所以我們存活了下來。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可以做這些，但是必須變得聰明一些。我們必須重新定位，這是Dhruva2.0時代的結束。“
這就導致Dhruva3.0時代的開始——將Dhruva定位為一個遊戲開發服務供應商。
電子遊戲產業已具備相當規模，每年的收入甚至超過了荷里活，這一產業很早就有將遊戲任務的設計外包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傳統。拉奧說：“2001年3月，我們推出了新的遊戲樣品‘沙龍’（Saloon），其主題是反映美國的荒涼西部，背景是在一個小城鎮的沙龍里，打烊后招待員在打掃衛生……我們之前從未見過真正的沙龍，但是我們使用網絡和Google查看和感受真正的沙龍。我們對主題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我們希望美國和歐洲的潛在客戶相信印度人能‘做好這一切’。這一遊戲樣品獲得一致好評，它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外包業務，我們從此成為一個成功的公司。”
如果是在10年前、在世界變平之前，他能做到這一切嗎？拉奧說：“不能。”
很多條件需要同時具備。第一就是寬帶的普及必須達到一定程度，這樣他就能通過電子郵件給美國客戶發送遊戲內容和使用方法，同時也可以收到他們的反饋。
第二個條件就是個人電腦在企業和家庭中的推廣，人們要習慣於用電腦完成一系列的任務。他說：“個人電腦無處不在，今天的印度也是如此。”第三個條件是工作流軟件和網絡應用軟件的出現，比如Windows，Outlook，NetMeeting和3DStudioMax，它們讓Dhruva有望成為一個小型跨國公司。不過Google的出現是至關重要的。拉奧說：“這是十分美妙的。對於我們的西方客戶來說，他們很想了解的問題是，‘你們印度人能懂得我們文化中的細微差別嗎？’很大程度上講，這種疑惑不無道理。但是網絡的出現讓我們只需觸動按鈕就能把不同的內容綜合到一起，今天如果有人讓你製作看起來像《貓和老鼠》之類的東西，你可以‘Google《貓和老鼠》’，然後你就可以獲得關於《貓和老鼠》的無數圖片、信息、評論和吹捧文章。”
拉奧解釋說，就在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網絡經濟的發展上時，真正的變革卻在悄然發生：世界各地的人們都開始使用新的基礎設施。他說：“我們開始感受到使用這些設施的效率。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無紙化辦公並不再擔心空間距離的遠近時，我們就可以更多地改進這些基礎設施了.這將讓世界發生很大的改變。”
而且，如果不是因為公開源免費軟件的存在，印度新創業的遊戲公司根本沒有財力購買這些軟件程序。拉奧說：“要不是因為21世紀初出現了大量免費軟件和共享軟件，軟件工具的成本將由有關利益方決定。若不是因為很多免費軟件/共享軟件具備和微軟Windows，Office，3DStudioMax，AdobePhotoshop一樣的競爭力，這些程序的定價都會比現在高很多。網絡給我們這樣的小公司帶來了很多選擇……遊戲產業中已經有很多藝術家和設計師選擇在家中辦公，這在幾年前都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開發遊戲畢竟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他們使用VPN（虛擬私人網絡）進入公司的內部系統，這樣就跟坐在工作間裏辦公沒有差別。”
拉奧補充說：“網絡讓整個世界變得像一個市場。這種基礎設施讓我們可以從最合適的地方以最合理的價位獲得最佳質量的產品，而且還可以讓人們分享大量的知識和實踐，這是前所未有的。這對於整個實際也是很有好處的。經濟發展將推動一體化，一體化也將推動經濟增長。”拉奧認為，美國沒有理由不從中獲益。Dhruva正在印度國內引導電腦遊戲產業的發展，等印度市場開始將電腦遊戲作為主流的社會活動時，已經立住腳跟的Dhruva就會從中獲益。但是到那個時候，這個市場“就會變得很大，很多國外的廠商也可以加入進來。美國人在獲知遊戲產業的發展趨勢和產品設計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他們肯定搶先進入我們的市場，所以這是一個雙贏的事情……一旦打開了這個市場，那些（從美國的角度看）因為外包失去的機會和財富將以10倍的收益返還到你們的手中……印度賺取的美元將會給它帶來繁榮，極大地推動印度個人消費的發展，這意味着任何全球公司都可以在這裏銷售他們的產品。記住，我們擁有3億中產階級，這比美國或整個歐洲的規模都大。”
印度現在的確有很多會講英語且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級人才，他們樂於進取、服務意識也很強，但薪酬卻一點也不高。拉奧說：“我們的確正在引導所謂的服務外包潮流，但我相信，這無疑只是個開端。如果印度人認為他們已經可以決定一切，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東歐正在覺醒，中國也在極力發展服務業。我的意思是，今天你從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獲得好的產品和服務，因為平坦的世界正在運行新的基礎設施。
當不同行業的人們都能充分利用新的基礎設施時，你將看到大的飛躍。5~7年之後，我們將看到很多英語講得很棒的中國學生陸續走出大學校園。而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不僅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西歐，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所以，儘管印度現在還處於較為領先的位置，它若想保住位次就必須努力工作，它必須永不停息地改進和在改進。“拉奧和他那一代印度人擁有的理想很值得美國人關注，這一點我將在以後的部分詳細闡述。
拉奧說：“我們不能放鬆。我來自印度。印度過去在科技和商業水平上和美國差距很大。但是，一旦我們擁有了可以讓世界變小的基礎設施，我們立刻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這時候我們忽然發現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今天我們看到的正是這一切的結果……沒有時間休息了。有很多人正在做和你一樣的事情，他們還想努力超過你。這就像碟子裏的水一樣，你搖晃它的時候，它會找到最少阻力的路徑。很多工作機會也是如此——它們將流向具備最少阻力和最多機遇的地方。假設在馬里的廷巴克圖（Timbuktu）有一個技術人員，倘若他知道怎樣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聯繫，他就能很容易地找到工作機會。你可以只做一個網站、擁有一個電子郵箱，如果你還能用這些基礎設施展示自己的工作，如果人們很願意將工作交給你，而你勤勤懇懇又沒有不良交易記錄，你就能在行業內立穩腳跟。”拉奧說，美國人和西歐人不應該抱怨外包，“你們應當提高對自身的要求，做更有價值的事情。20世紀，美國人一直在引導創新，那時候我們從未見美國人抱怨過。
我們一直將他們視為領導者，我們已經從美國人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在推銷自己的時候咄咄逼人，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因為我們以前受英國文化的影響很大“。
我的大腦一片混亂。在和拉奧告別之前我問他，總體而言，你想表達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現在發生的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必要的是讓每個人都認識到，人們開展商務活動的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每個人都必須提高自己，具備競爭能力。看，Dhruva剛剛從斯里蘭卡廠商那裏定製了作為贈品的棒球帽。”
“沒有從班加羅爾的工廠定製嗎？”我問道。
拉奧說：“沒有。儘管班加羅爾是印度重要的服裝出口中心之一，但在給我們報價的三四家制帽廠商中，斯里蘭卡廠商提供的產品是最質優價廉的，我們對這筆交易很滿意。這種狀況還將不斷優化，如果你感受到了印度人的無限能量，那是因為我們一直是被欺壓者，我們有動力不斷前進……印度將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我們將成為統治者。”
“統治誰呢？”我問道。
拉奧也被自己選擇的這個詞逗樂了。他說：“印度不是要統治任何人，這是關鍵，不會再有那樣的統治者了。現在是要讓你為自己創造一個好機會，要把握這個機會，並且為自己不停創造更多的新機會。我認為時至今日，這種‘統治’應該是和效率有關的，它是關於合作、競爭力以及如何做好博弈者的……世界現在就是一個足球場，你必須在球隊中做到出類拔萃。如果你還不夠優秀，那你最好坐在那裏看比賽。就是這些。”
漢語中Zoppies怎麼說就像10年前的班加羅爾一樣，在今天的北京最容易找到急皮士的地方就是美國大使館的簽證處。2004年夏天的北京，我發現申請到美國學習或工作的中國學生甚至還在網上開設了專門的聊天室，他們相互交流申請簽證的經驗和心得，比如對某某簽證官要說某段話才奏效。他們甚至還給美國外交官起了外號，比如“亞馬遜女神”
（也代指高大強壯的女人）、“禿頂大高個兒”和“帥哥”。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告訴我，一名新上任的簽證官在第一天工作時，面試所有學生得到的答案都完全一樣，因為他們都聽從了聊天室的建議——“我去美國是想成為一位知名教授”。在聽了一整天這樣的回答后，這名簽證官在第二天很驚訝地聽到了這樣的回答，“我母親失去了一條腿，她雖然安了假肢，但我希望到美國學會給她安個更好的假肢”。這名簽證官很高興能聽到不同的回答，他對這個男孩子說：“這是我一天中聽到的最好的故事，我真得很崇拜你，我會給你簽證的。”你可以猜到這一點。第二天，數十名學生依次出現這名簽證官面前時，他們的回答都是要到美國給母親安更好的假肢。
在跟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交談時，我很快認識到，他們給這些學生髮放簽證時的感覺實際是很複雜的。一方面，他們很高興看到有這麼多中國人希望到美國學習和工作，另一方面，他們也想警醒自己的孩子：你們認識到將要面臨的挑戰了嗎？
你們知道競爭場所已被夷為平地且門戶大開了嗎？正如一位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所說得那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是過去幾十年亞洲其他地方一直在發生的事情——科技的繁榮和當地人民旺盛的精力。過去我在其他地方見過這種情形，現在中國也在發生這些變化。”
2004年春天，我去了耶魯大學，當我在埃利。耶魯的雕像附近散步時，兩個講漢語的旅行團從旁邊走過，旅行團中各個年齡階段的遊客都有。中國人已經開始組團環遊世界了，隨着中國社會的進一步開放，中國遊客很可能將改變整個世界的旅遊產業。
但是，中國人參觀耶魯並不僅僅是為了表示艷羨。我們可以看一看耶魯大學的數據：1985年秋季畢業班只有71名研究生和本科生是中國人，1名是蘇聯人；2003年秋季畢業班就已經有297名中國畢業生和23名俄羅斯畢業生了；耶魯大學留學生的總數從1985年秋季畢業班的836名增加到2003年秋季的1775名；中國高中畢業生申請到耶魯讀本科的人數也從2001年畢業班的40人增加到2003年畢業班的276人，俄羅斯則是從18人增加到30人。
1999年，來自中國成都的女孩劉亦婷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她的父母將培養女兒進哈佛讀書的過程寫成了一本書《哈佛女孩劉亦婷》，書中提供了“已被科學地加以驗證的方法”。這本書在中國十分暢銷，2003年已銷售300萬冊。此後，中國書市又出現了類似的書籍，告訴你如何讓孩子進入哥倫比亞、牛津或劍橋讀書。
雖然很多中國人獨渴望能到哈佛或耶魯讀書，但他們也在努力建設國內大學。
2004年，我應邀出席聖路易斯州華盛頓大學的150周年校慶並發表演講，這所學校一直以理工科見長。儀式開始前，我和該校理事馬克。賴頓一起聊天。他提到，2001年春天他曾（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術界精英一起）接受邀請到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清華大學參加其90周年校慶。他說，這個邀請一開始讓他摸不着頭腦：為什麼會有大學慶祝90周年校慶——而不是百年校慶呢？
賴頓自己想，“也許這是中國的傳統？”然而當他到清華大學時，他就知道答案了。他們邀請了全世界大約1萬多名學術精英參加儀式，目的就是要宣佈“清華大學要在百年校慶的時候進入全球頂尖大學之列”。賴頓後來在電子郵件中給我解釋，“這一慶祝活動還邀請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和北京市市長，每個人都相信，政府對清華大學進行的投資將是富有成效的。清華大學已經是中國最好的理工院校，他們設立這個10年目標的動機是很明顯的——推動中國的科技創新”。
就在中國取得成功的時候，微軟主席比爾。蓋茨對我說，（ovarian“出生決定命運”
lottery）的規則已經發生改變，正如地理位置和個人才能的關係也發生了改變一樣。
他說，30年前，如果你可以選擇做孟買或上海郊外的天才或是做紐約州波基普西市（Poughkeepsie）的普通人，你可能會選擇波基普西市，因為在這裏你可以有更多機會過體面的生活，即使你才能平平。蓋茨說，隨着世界的變平，很多人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享受公平的機會，個人才能的重要性開始超過地理位置。
他說：“現在，我寧願做出生在中國的天才，也不願做出生在波基普西市的普通人。”
這就是柏林圍牆變成柏林商業街時發生的情形，30億人帶着勇於開展合作的新式工具匯合到一起。蓋茨說：“我們現在可以開發和利用的人力資源是過去的5倍。”
來自俄羅斯的愛雖然我沒有機會為這本書專門訪問俄羅斯和採訪俄羅斯的急皮士，但我也盡了最大努力。我讓我的朋友托馬斯。皮克林——美國駐莫斯科前任大使，現任波音公司負責跨國合作的副總裁——給我解釋我聽說的一件事：波音公司聘用曾在前蘇聯米高揚設計局工作過的俄羅斯工程技術人員幫助設計下一代客機。
皮克林給我講述了下面這個故事。從1991年起，波音公司就開始將一些工作交給俄羅斯的科學家來做，為的是利用他們在空氣動力學和航空合金材料方面的專長。
今天，波音公司已經有400位俄羅斯籍科學家，他們負責一系列複雜的科學和數學問題。1998年，波音公司直接在莫斯科設立了航空工程設計辦事處，這家辦事處位於麥當勞公司在莫斯科建的12層大樓上。值得一提的是，這座大樓是麥當勞公司在蘇聯解體前用賣巨無霸賺得的盧布建成的——麥當勞公司曾承諾不將這些錢帶出這個國家。
皮克林說：“7年後，波音公司已經聘用了800名俄羅斯科技人員，我們還打算將這一數字增加到1000人，也許還會是1500人。”他解釋說，波音公司和不同的俄羅斯航空公司簽署協議，這些公司在冷戰期間一直以製造戰機出名，比如伊留申，圖波列夫和蘇霍伊，他們為波音公司不同的項目提供專門服務。法國生產的飛機設計軟件讓這些俄羅斯工程師可以和他們在美國的同事合作開發計算機輔助飛機設計。
波音公司已經建立了24小時工作制，這包括在莫斯科的2個輪班和在美國的一個輪班。皮克林說：“光纖電纜、先進的壓縮技術和航空工作流軟件讓他們可以將設計從莫斯科發到美國。”波音公司在莫斯科辦事處的每層樓上都裝有視頻會議設施，所以莫斯科的工程師如果有問題需要和美國同事商討，他們可以進行面對面的交談，不必依賴電子郵件。
過去波音公司將飛機設計工作外包到莫斯科是一種試驗，是一種副業；但在美國如今缺少航空工程師的情況下，這就成了一種必要。正是因為波音公司將這些低工資成本的俄羅斯工程師和高成本的美國設計團隊結合了起來，波音公司才可以和它的競爭對手——空中巴士旗鼓相當，後者得到了歐洲政府的大量補貼，並且也聘用了很多俄羅斯的工程師。美國航空設計師每小時的工資成本是120美元，而俄羅斯工程師的薪酬卻只是其1/3.但是接受外包的人也可以是外包者。
俄羅斯工程師已經將波音公司交給的工作部分外包給了班加羅爾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這家公司負責將飛機設計數碼化，讓飛機的投入生產變得更容易。皮克林解釋說，過去的時候波音公司會對它的日本分包商說：“我們將波音777機翼的設計圖交給你們，由你們負責生產，然後你們要從我們這裏購買整架飛機，這是雙贏。”
今天，波音公司會對日本三菱公司說：“這是新型7E7飛機機翼的參數，你不僅要設計出成品，還要負責生產。”但是日本工程師的工資成本是很高的。結果怎樣呢？
三菱公司將7E7的機翼設計外包給負責設計7E7其他部分的俄羅斯設計師。
與此同時，一些俄羅斯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還設立了自己的公司，波音公司正在考慮購買這些公司的股票。
所有這些外包都是為了讓飛機的設計和製造變得廉價而迅速，這樣波音公司就可以將資金用於開發新一代飛機並迎接空中巴士的挑戰。在三重匯合的條件下，波音公司現在只需11天的時間就可生產出一架波音737，而幾年前他們還需要28天的時間。
波音公司只需3天時間就能開發出新一代飛機，因為所有的零件都由計算機設計組裝，而且波音的全球供應鏈也讓它可以及時將零部件從一家工廠轉移到另一家工廠。
為了在零部件和其他供應商獲得最好的交易，波音公司現在定期進行“逆向拍賣”
（reverseauctions），供貨商要相互不斷壓價而不是提價。他們競標的對象包括很多，從波音工廠洗手間使用的衛生紙到庫存的商品零件。波音公司會在特定時間在專門設計的網站上宣佈拍賣，它會首先給出自己認為公平合理的價位，然後在線觀察參與拍賣的供應商的所有報價。競標者事先都是由波音公司審批過的，每一方都可以在網上看到其他方的報價。
皮克林說：“你真的可以看到市場競爭的壓力，就像看一場賽馬比賽一樣。”
另一版本的三重匯合我曾聽比爾。布拉德利講過美國一個上層婦女第一次從波士頓去三藩市的故事，她回到自己家中后，一位朋友問她對三藩市的感受如何，她回答說：“不是非常喜歡那裏，那兒離海太遠了。”
一個人頭腦中已有的觀念和傾向對他看待事物的方式影響很大，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人會錯過三重匯合。儘管一切都在他們眼前發生，但他們的頭腦卻在別處。而3件其他的事情恰巧也匯合到了一起，它們製造了這種煙霧彈。
第一個就是開始於2001年3月的網絡泡沫破裂。就像我以前說過的那樣，很多人錯誤地將網絡繁榮等同於全球化，所以當網絡泡沫破裂時，很多網絡公司以及他們的支持者都破產了，這些人就以為全球化也破滅了。Dogfood.com和10個類似網站（承諾在30分鐘內將10磅（1磅=0.454千克）狗食送到你門口）的突然破滅都證明全球化和IT革命是華而不實的東西。
這純粹是很愚蠢的想法。那些認為全球化等同於網絡繁榮、網絡泡沫的破滅標誌着全球化結束的想法實在是大錯特錯。再者說，網絡泡沫的破滅實際還推動全球化轉變為超級模式，因為公司為了節省有限的資本不得不採用外包和離岸經營的方式。這位全球化3.0時代的到來奠定了基礎。從網絡泡沫破裂到今天，Google從每天處理大約1億條搜索發展為今天大約2.5億條搜索，其中只有1/3的搜索發生在美國，其餘都發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隨着電子港灣拍賣模式的全球化，它從2000年初的1200名僱員發展到2004年的6300名僱員。這些都發生在全球化被認為已經“結束”的時候。美國尼爾森互聯網評級公司提供的數字顯示，在2000~2004年間，全球互聯網的使用率也增長了125%，其中非洲增長了186%，拉美增長209%，歐洲增長124%，北美增長105%.除了網絡泡沫的破裂外，還有兩大因素讓人們看不到三重匯合。最重要的因素就是“9.11”，這對美國政體形成了很大的打擊，隨之而來就是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戰爭的濃煙和網絡電視上喋喋不休的辯論中，三重匯合自然很容易被人們忽略。還有就是安然公司治理醜聞和後來的泰科、世通事件，這些都讓公司行政總裁和布殊政府無處藏身。儘管行政總裁們在被證明無罪之前都被認定是有罪的，但一向偏向大企業的布殊政府也變得小心謹慎，不敢在公眾面前表現對大企業的過度關心。2004年春，我見到了美國一家大科技公司的主管，他到華盛頓是為了遊說政府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提供更多的聯邦基金，進而幫助美國工業建立更為堅實的基礎。我問他政府為什麼不召集行政總裁門召開會議以顯示對這件事情的重視，他搖了搖頭，只說了一個詞——“安然”。
造成的結果是：就在世界變平的過程中，三重匯合也在重新塑造全球整體的經營環境，要求我們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做出很多重要的調整，可是美國的政客們不僅沒有告訴公眾這一點，反而還混淆視聽。在2004年的美國大選中，民主黨辯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否有利於美國，布殊政府趕緊封住了白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N.格里高利。曼昆的嘴。這是因為著有暢銷經濟學教材的曼昆曾經大膽地對外包表示贊同，稱外包是“對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都十分贊同的‘貿易能使雙方受益’觀點的最新證明.這是國際貿易的新方式”。曼昆的言論引發了一場新的競賽，看誰能作出最可笑的回應。獲勝者是白宮發言人丹尼斯。漢斯德，他說曼昆的理論“經不起經濟學最基本的檢驗”。丹尼斯，你所說的這種檢驗是什麼呢？可憐的曼昆從此就很少出頭露面了。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多數人錯過了三重匯合。現在的確在發生很重大的變化，但在美國和歐洲並非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這些變化。2004年初我造訪印度之前，我也忽略了這一點，儘管我曾得到一些暗示，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情正在醞釀。這些年來，我所指的最有思想的商業領袖之一就是索尼公司的主席出井伸之（NobuyukiIdei）。只要他一說話，我就聚精會神地去聽。2004年我們見過兩次面，每次他那帶有濃重日語口音的英語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井伸之說，我們這個商務科技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有一天人們會說這種變化“就像流星撞地球導致所有恐龍滅絕一樣”。很幸運的是，處於全球科技前沿的企業直到現在正在發生變化，而且像西南航空這樣全球最好的公司正悄無聲息地適應這些變化，以防止自己成為滅絕的恐龍。
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有時感覺自己就像是在弗羅里達州迪斯尼世界的“迷離境界”（TwilightZone），我會四處採訪美國和其他國家大公司的行政總裁和技術人員，他們會以自己的方式給我描述三重匯合的實例。但是正因為我在上面解釋的原因，它們中的大多數並沒有將這些告訴公眾或政治家。他們要麼精力太過於分散，要麼太關注自己的事業，要麼是沒有這樣的膽量。他們都知道這個秘密——但沒有人想把這個告訴孩子們。
這就是沒有人願意告訴你的事實：在三重匯合的作用下，這個全新的平坦世界平台，已經開始摧毀我們的圍牆、天花板和地板。也就是說，世界通過光纜、互聯網和工作流軟件等的聯結，已經摧毀了妨礙合作的圍牆。人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能一起工作，人們從未想到的工作會在國家之間流動，現在很多傳統的高牆已經消失了。相同的平台也已經掀去了我們的天花板。個人從沒有想到能夠把他們自己的意見上傳到博客，或者上傳一種新的政治視野，或者上傳一部百科全書，或者上傳一種新的軟件。
人們突然發現，作為個體，他們能夠對世界產生全球性衝擊。隨着傳統天花板的消失，人們就能夠向上突破，以之前想像不到的方式獲得成功。接着，地板最後也消失了。
由於搜索行業的興起，人們現在能夠尋根究底，搜索到事實、引文、歷史，以及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的個人數據。阻礙我們深入挖掘過去或現在任何事物或任何個人的傳統的堅硬的水泥地板已經消失了。
的確，這些圍牆、天花板和地板是在一段時間內逐漸消失的。平坦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但是在三重匯合的作用下，平坦化已經到達一個關鍵的集中階段，它涉及如此眾多的人物和地點。
因此讓我留給你以下思考：你還記得商業媒體過去20年中一直在吹捧的“IT革命”嗎？對不起，那只是序曲。過去的20年只是在鑄造、磨礪和分發所有用於合作和聯繫的新式工具。現在真正的IT革命即將開始——就在這些工具的補充物也開始匯合在一起的時候。能夠撥開迷霧、確切地給這個時刻下定義的是惠普公司的卡莉。費奧里娜，她在2004年時就在公共演講中宣稱，網絡的繁榮和蕭條只是“開始的結束”，過去25年對於科技領域來說只是“熱身行為”，現在我們將進入主要階段，“我所謂的主要階段指的是科技可以改變商業、生活和社會每一方面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