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當我在睡夢之中(2)
下一步就是對被錄取者的培訓。這不僅包括學習如何接聽和撥打某公司客戶的電話，而且還要參加“口音矯正班”。在口音矯正班上，英語老師將告訴新僱員如何遮掩他們很明顯的印度口音，並換成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口音，這取決於他們在具體工作中接觸的對象。坐在旁邊觀察整個過程的我興緻盎然。我旁聽的那個班在培訓如何講美國中部地區的方言，學員們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讀一段課文，這是專門用來訓練他們軟化“t”音並學會捲舌音“r”。
他們的老師是一個已經有8個月身孕的年輕女子，穿着傳統的印度紗麗。很神奇的是，她可以很自如地在英國、美國和加拿大口音之間轉換。她說：“還記得我第一天教你們美國人怎麼發‘tuh’這個音嗎？它聽起來和‘duh’音差不多，你們不必像英國人那樣讀得那樣清晰。我不會這樣說：”貝蒂買了一點黃油‘或’往電話機里插一個硬幣‘（這時她講的是英國的口音），我們應該這樣說：“貝蒂買了一點黃油’或‘往電話機里插一個硬幣’（她用美式英語重新說了一遍）。我先給你們讀一遍，然後我們一起讀，好嗎？‘Thirtylittleturtlesinabottleofbottledwater.Abottleofbottledwaterheldthirtylittleturtles.Itdidn’tmatterthateachturtlehadtorattleametalladleinordertogetalittlebitofnoodles.‘（這段話有些像繞口令，大意是”30隻小烏龜在一“
瓶瓶裝水裏，一瓶瓶裝水裏容納了30隻小烏龜。每隻小烏龜為了得到一點麵條必須搖動一個金屬小勺，這並沒有什麼關係“。）
“好了，誰先讀呢？”老師問道。接下來學員開始輪流用美國口音讀這段繞口令。
一些人一開始就成功了，而另一些人，我只能說，如果他們負責Delta航空公司丟失行李部門的呼叫服務，你肯定能聽出來他們不是在堪薩斯州。
旁聽了半個小時后，我問老師是否能讓我試一試，讓學生們聽聽原版口音。
我來自明尼蘇達州，帶有明顯的中西部口音，我的口音聽起來就像是電影《冰雪暴》（Fargo）
中的角色在說話。老師欣然應允。我就開始讀那段繞口令：“30隻小烏龜在一瓶瓶裝水裏……”
學生們聽得非常興奮。沒想到我竟能因講話帶有明尼蘇達口音而得到喝彩。
你可能覺得為了在這個平坦的世界裏競爭，讓一些年輕人改掉他們自己的口音真是可笑。
但是在你對此大加嘲笑之前，看看這些年輕人為了在社會上立足，儘早加入中產階級的熱切渴望吧。他們說，如果糾正口音能夠幫助他們在社會的階梯上向上攀登，那就這樣做吧。
Infosys也有自己的呼叫中心業務，其行政總裁奈里卡尼說：“這是一個競爭壓力很大的環境。我們的呼叫中心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都工作。你白天上班，晚上上班，第二天早上起來接着上班。但他們面臨的壓力不是被疏離的壓力，而是成功帶來的壓力。他們必須面對成功的挑戰，適應高壓生活的挑戰，而不是擔心是否會有挑戰的挑戰。”
這也是我和呼叫中心的很多接線員談話后的感覺：和所有其他現代性的擴張一樣，外包也在挑戰傳統的模式和生活方式。不過，印度人經受了這麼多年貧窮和官僚主義的折磨，他們急於改變現狀，多工作一些時間似乎是可以忍受的。而且，對於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來說，在班加羅爾努力工作要比試圖在美國開始新生活容易得多。在這個平坦的世界裏，他們可以留在印度，拿到在當地來看相當豐厚的薪水，並且不必遠離自己的家庭、朋友和親人，也不必去適應新的文化和飲食。結果，這些工作反而能讓他們更好地做一個印度人。24/7呼叫中心的人事主管安尼。尤尼克瑞桑對我說：“我完成MBA學業后參加了GMAT考試。本來我是可以去美國的普渡大學學習的，但當時沒有足夠的錢作學費，最後只好作罷。現在雖然我有這種經濟能力了，但很多美國企業都進入了班加羅爾，在印度就可以進入跨國公司工作，因此已經沒有必要再去美國。在這裏我可以享受印度的米飯和森巴（sambar，一種傳統的印度湯），沒有必要去努力適應涼拌捲心菜和凍牛肉。既有印度美食，又可以在跨國公司工作，兩全其美，為什麼還要到美國去呢？”她在班加羅爾擁有一所公寓和一輛車，即使在美國也算相當不錯的生活水平了。
如果你能在24/7呼叫中心走一圈，你會發現所有的電腦使用的都是微軟作業系統，晶片都是英特爾的，電話是朗訊（Lucent）的，空調是開利（Carrier）
的，甚至連飲用水都是可口可樂的。除此之外，24/7呼叫中心90%的股份都是由美國投資者持有的。因此，儘管美國近些年來將一些服務工作外包給了印度，但美國公司對印度的出口卻從1990年的25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0億美元。美國的一些服務業工作轉移到了印度，但是印度高速發展的經濟創造了更多的對美國商品和服務的需求。
去的還會再來。
9年前，當日本汽車大量出口美國時，我曾寫過一篇專欄文章，講述了我和9歲女兒奧利一起在電腦上玩遊戲時發生的故事。遊戲的名字是《卡門。聖地亞哥在哪兒？》（WhereintheWorldisCarmenSandiego？）我想提醒她，卡門去了底特律，於是我問奧利：“汽車都是在哪兒製造的啊？”沒想到她連想都沒想就說：“日本。”
噢！
我在參觀班加羅爾的軟件設計公司GlobalEdge時又想起了這個故事，這家公司營銷部門的經理拉傑什。拉奧（RajeshRao）告訴我，他剛剛給美國一家公司打過電話，希望能爭取到商業機會。拉奧剛剛介紹自己是一家印度軟件公司，電話另一端的美國主管就說：“Namaste”，這是印第語的常用問候。拉奧說：“幾年前，沒有多少美國人願意和我們談生意，但現在他們都很熱情。”一些人甚至知道怎麼用印第語問好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外孫女，告訴她我要去印度，她也許會問我：“外公，那是生產軟件的地方嗎？”
我想我會回答她，不完全是。每種新產品——從軟件到小飾品——都要經過一個生產周期，包括基本研究、應用研究、孵化期、開發測試、生產、應用、技術支持和後續設計等。每個階段都是專業化和獨特的，印度、中國和俄羅斯都沒有足夠的人力和智力可以為一家大型美國跨國公司解決整個生產過程，但是這些國家都在不斷提高他們的研發能力。美國一家研發公司Sarnoff的研究人員S.切魯庫里稱，創新業在走向全球化，由單一跨國公司處理整個生產過程的舊的生產模式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越來越多的歐美公司開始將研發外包到印度、俄羅斯和中國。
根據卡納塔克邦州——著名的班加羅爾市就位於這個州——的州政府信息技術管理部門所提供的資料，美國思科公司（CiscoSystem）、英特爾公司（Intel）、IBM、德州儀器公司（TexasInstruments）和通用電氣公司（GE）的印度分部已向美國專利管理部門提交了1000來項專利申請。但是德州儀器公司的印度分部就已獲得225項美國專利。“英特爾位於班加羅爾市的工作團隊正在開發專用於高速寬帶無線技術的微處理器晶片，計劃於2006年開始投放市場”，在2004年底發佈的一項陳述中，卡納塔克邦州主管信息技術的官員這樣說。他還說，“在通用電氣公司位於班加羅爾市的約翰。F.韋爾其技術中心（JohnF.WelchTechnologyCentre），工程師們正在開發新型的航行器發動機、傳送系統以及合成樹脂。”
事實上，在過去的這些年中，通用公司常常把在美國為其工作的印度工程師調回印度，來整合公司的全球研究工作。現在，通用公司甚至把非印度籍僱員派到班加羅爾市工作。威菲克。保羅（VivekPaul）是威普羅科技公司（WiproTechnologies）
——另一家傑出的印度科技公司——的總裁，但他立基於矽谷來接近威普羅科技公司的美國顧客。在來到威普羅公司之前，保羅管理着通用公司在密爾沃基（美國威斯康星州東南部港市）地區的造影掃描儀（CATscanner）
商務。那時他的一位法國同事管理着通用公司在法國的掃描儀專用發電機商務。
“最近在一次航班上我與他不期而遇”，保羅說，“他告訴我，他已經遷到印度去主管通用公司的高能科技研究。”我告訴威菲克，我很高興聽到像他這樣一位印度人——過去主管通用公司在密爾沃基市的造影掃描儀商務，而現在管理着威普羅科技公司在矽谷的諮詢商務——告訴我他以前的法國同事現已遷到班加羅爾市為通用公司工作這樣的事。這呈現出一個平坦的世界！
每次當我認為自己找到了最不可能外包到班加羅爾的工作時，我就會發現另一個更加不可能的工作。我的朋友維沃克。庫爾卡尼曾是班加羅爾專門負責吸引外資的政府官員，他2003年從那個職位退下來時就設立了一個名為B2k的公司，其中一家子公司叫Brickwork，是專門為跨國公司那些繁忙的主管們提供個人行政助理的遠程服務的。假如您是一家公司的總裁，您要在兩天後作主題演講並需要一份幻燈片的講演稿，那麼Brickwork就會為您做所有的調研工作，製成幻燈片，並及時地將所有材料用電子郵件發給您，決不耽誤您的演講。
庫爾卡尼解釋說：“當你在紐約結束一天的工作時，你可以給地球另一端的個人行政助理分配工作任務，等到第二天早晨你開始上班的時候，所有的任務都準備就緒。
由於時差的存在，你晚上休息的時候他們會在做你分配的任務，第二天早上你就能收到完成的工作了。“庫爾卡尼還建議我在印度雇一個遠程助手協助我完成本書的調研工作，”他或她還可以幫你完成各種整理工作，當你醒來時，你會在郵箱裏發現已經完成的摘要“。我告訴她，沒有人會比我多年的工作助理瑪雅。
格爾曼更適合我，而她就坐在離我10英尺（1英尺=0.305米）外。
僱用這種遠程個人行政助理的成本為每月1500~2000美元。Brickwork一般會從印度大學的畢業生中物色人選。印度有這麼多優秀的大學畢業生，你完全能夠僱用到出色的人才。就像Brickwork的介紹材料中所說得那樣，“印度每年的大學畢業生多達250萬名。印度的商學院每年會培訓出8.9萬MBA畢業生。此外還有更多的能幹的家庭主婦進入勞動力市場。印度巨大的人才庫能夠為跨國公司提供各種高素質的人才。”
庫爾卡尼說：“我們收到的反饋很好。”Brickwork的客戶群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美國的醫療保健諮詢機構，它們經常需要處理很多數據和準備幻燈片形式的講演稿；另一類是美國的投資銀行和金融服務公司，它們需要精美的宣傳手冊，用各種圖表解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或併購能夠帶來的收益。以併購報告為例，Brickwork會幫助它們準備對市場總體環境和趨勢有關的報告，這部分內容很容易從網上獲取資料，格式也基本上是標準化的。庫爾卡尼說：“投資銀行決定這些交易的合適價格。我們做得都是些低端工作，那些需要很高判斷力和豐富工作經驗的事情將由它們自己完成。”Brickwork僱員參與的項目越多，他們獲得的知識就越多。庫爾卡尼說：“我們的理念就是不斷學習。你會不斷接受挑戰。
學習是沒有止境的……誰能幹些什麼也是沒有止境的。“
和哥倫布不同的是，我並沒有因發現印度的班加羅爾而停止對“平坦的世界”
的探索。從印度回到美國后，我決定繼續到東方去尋找例證。之後不久，我就到了東京，並有幸見到了曾在麥肯錫日本公司擔任顧問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大前研一（KenichiOhmae）。如今大前研一已經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做什麼呢？不做諮詢了。他說他正在把技術含量較低的日本工作外包給中國的呼叫中心和服務供應商。我驚奇地問道：“外包到中國？日本不是曾侵略中國近50年，中國人不是仍然很恨日本人嗎？”
大前研一對此並不否認，不過他也指出，中國的東北地區仍然有很多能講日語的中國人，這裏有很多日本文化的痕迹，比如壽司和卡拉OK.東北的港口城市大連市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大連對於日本就像班加羅爾對於美國和其他說英語的國家一樣重要：這裏已經成為外包的中心。中國人也許永遠不能原諒日本在20世紀給中國帶來的災難，但現在中國人更關注的是如何在21世紀領先於全球經濟，因此他們肯下功夫提高日語水平，承擔日本外包的所有工作。
2004年初大前研一就告訴我：“在大連招募員工很容易。大連附近大約1/3的人在高中時就學習日語，因此很多日本公司都願意到這裏來。”大前研一的公司外包的主要是數據輸入工作，他們將手寫的日本文件通過掃描、傳真或電子郵件從日本發到大連，當地僱員用日文把這些資料錄入數據庫。他的公司開發出一種軟件程序，可以將需要輸入的數據分成不同的部分，這樣就可以根據員工的特長，分配給在日本或中國的僱員錄入，最後在東京的總部重新整理數據庫。大前研一的公司甚至和7萬多個家庭婦女簽訂了這種用工合同，她們有的熟悉醫學，有的熟悉法律，可以在家中完成這些工作。這家公司最近還將服務對象拓展到了房地產領域的電腦輔助設計。大前研一說：“日本的建築公司在和顧客商討設計方案的時候，大多是在紙上畫出平面草圖，很多日本的房屋設計公司並不使用電腦。”這些手繪的設計圖首先被送到中國，轉換為數字版后再發回日本建築公司，最後形成建築藍圖。大前研一說：“我們聘請的都是中國最好的數據運營商，他們一天可以處理70張這樣的房屋設計圖。”
70年前殘暴的日本軍隊佔領了大半個中國，毀壞了無數中國的房屋。70年後，中國人在為日本的家庭製作電子版的房屋設計圖：也許這個平坦的世界還有希望……
我想親眼看看這個中國的班加羅爾——大連，所以我繼續東行。大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不僅僅是因為它是個中國城市。這裏有寬闊的林蔭大道、美麗的綠化帶、眾多的科研院校和廣闊的軟件園區，這裏毫不遜色於“矽谷”。1999年我到過大連，但這次故地重遊時，我差點認不出這個地方了，因為這裏增添了太多的新建築。
大連距北京約1小時航程，這裏是諸多中國現代化都市的縮影——當然，中國仍然有很多其他落後和衰落的城市。很多中國的城市正在崛起，它們竭力爭取的是知識密集型的商業機會，而不僅僅是大規模的製造業。大連的大樓上的標識可以證實這一點：通用電氣、微軟、戴爾、甲骨文、惠普、索尼和埃森哲。這些跨國公司在亞洲地區的後台支持工作、軟件研發工作都在這裏完成。
大連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距離韓國和日本都只有1個小時航程。此外它還擁有大量精通日語的人才，網絡寬帶十分普及，有許多公園和一個世界一流的高爾夫球場，這些都令其成為日本企業青睞的外包市場。日本企業在本國雇一個軟件工程師的工資在大連除了可以雇3個軟件工程師之外，還可以再僱用一屋子呼叫中心的接線員（1個月的起薪為90美元）。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會有大約2800家日本公司會選址大連。
大連華新計算機技術有限公司（簡稱DHC）是本地最大的軟件公司之一。公司的總經理劉軍告訴我：“我帶了很多美國朋友到大連來，他們對中國高科技的發展速度感到驚訝。美國人並沒有認識到他們面臨的挑戰，不過我對他們迎接這一挑戰的能力充滿信心。”在6年內，這家軟件公司的僱員數量從30人猛增到了1200人。
現年49歲的大連市市長夏德仁精力充沛，他曾經是一所大學的校長（中國在舉賢薦能方面確是頗有建樹，精英管理的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一次宴請當中，夏德仁市長向我描述了他的宏偉計劃和目前的進展。他介紹說：“大連共有22所高校，在校大學生共有20萬人。”其中學生中一半以上是工科或理科學生，即使是那些學歷史或文學的文科生也都有一年時間專門學習日語或英語，並能夠熟練運用電腦，只有這樣他們才有好的就業前景。大連市民當中一半以上的人可以在辦公室、家庭或學校里上網。
夏市長還說：“最初日本企業在大連只做一些簡單的加工工業，慢慢地他們開始將研發和軟件開發業轉移到這裏。過去一兩年中，美國的軟件公司也開始將軟件業外包到大連。我們將逐步趕上印度。大連的軟件產品出口每年都在以50%的速度遞增。
中國正成為擁有大學畢業生最多的國家。雖然總體來看，中國人的英語水平不及印度，但由於我們人口更多，因此我們可以挑選出最聰明英語最棒的學生。
“迄今為止，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華犯下的罪行向中國正式道歉，大連人民會願意為日本人工作嗎？夏德仁市長這樣說道：”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日本侵華的歷史，但在經濟領域我們將只關注經濟問題，特別是在談到軟件外包業務時。如果美國和日本企業選擇在大連建廠，我們認為那是個好事。我們的年輕一代正努力學習日語，掌握了這門工具，他們就能夠和日本的對手競爭，就可以為自己謀得高薪職位。我個人感覺，最近幾年中國年輕人比他們在美國和日本的同齡人都更有雄心壯志，但他們還沒法和我們這一代人相比。我們這一代人在上大學之前都要到邊遠地區鍛煉，去農村、工廠和軍隊，經歷過艱苦生活的磨練。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在意志力方面要勝過年輕一代。“夏市長對這個世界的看法直接而形象。儘管翻譯可能漏掉了他的一些觀點，但是他確實看到了世界的變化，而美國人也應該看到這一點。這個共產黨的官員向我解釋：”市場經濟的規則就是，如果某個地方擁有最豐富的人力資源和最廉價的勞動力，全世界的企業和商機都會到這裏來。在製造業方面，中國人最初是僱員，為外國製造商打工，幾年之後，我們學會了所有的生產流程，我們自己也開始辦公司。軟件行業也是一樣。這就像蓋大樓一樣，今天，你們美國人是設計者和工程師，發展中國家只是泥瓦工，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們也成為建築師。“
我繼續東行。2004年夏天我在科羅拉多州度假。在那之前，我曾經聽說過一家叫捷藍（JetBlue）的航空公司，這家公司成立於1999年，專門提供廉價的機票。但我不清楚他們的航線，我需要乘坐華盛頓到亞特蘭大的航班，但不知道航班的時間，於是我就給她們打電話。說實話，我給他們打電話還有另外一個目的：據說捷藍已經將它整個機票預定工作外包給了猶他州的家庭主婦，我想證實一下。於是我撥通了捷藍的訂票電話：“嗨，我是多利。要我幫忙嗎？”聽起來這應該是個已經當祖母的人。
我問道：“我想從華盛頓到亞特蘭大，您們飛這條航線嗎？”
多利回答說：“對不起，我們只有從華盛頓到勞德代爾堡的航班。”
我繼續問道：“那從華盛頓到紐約呢？”
多利回答：“非常抱歉，我們也不飛那條航線。不過我們有從華盛頓到奧克蘭和長灘的航班。”“我可以問您點別的事情嗎？您現在是在家嗎？我聽說捷藍的員工都在家辦公。”
我試探地問道。
多利愉快地回答：“是的，我是在家。”（我後來從捷藍公司打聽到，她的全名是多利。貝克）“我現在坐在我們家二樓的房間裏，可以看到窗外的風景。
5分鐘前有人打電話問了我同樣的問題，他們說，‘天啊，我以為您會告訴我您在新德里。’“
我接着她的話問道：“那您住在哪裏呢？”
多利很高興地說：“猶他州的鹽湖城。我們有一個兩層小樓，我很喜歡在這裏辦公，特別在雪花紛飛的冬天，我也可以舒服地呆在家裏辦公。”
我問道：“您怎麼得到這份工作的呢？”
她說：“他們不公開招聘的，是別人口頭告訴我的。我曾經在州政府工作過一段時間，退休后我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別的。我很喜歡現在的工作。”
大衛。尼勒曼（DavidNeeleman）是捷藍的創始人和行政總裁。他將這種僱用方式稱作“家包”（homesourcing）。捷藍現在有400名像多利這樣的僱員，他們在鹽湖城地區的家中工作，即完成了機票預定工作，又沒有耽誤照看小孩、鍛煉、寫小說和做飯。
幾個月後，我在捷藍的紐約總部拜訪了尼勒曼，他向我解釋了“家包”的好處。
事實上，他在莫里斯航空公司（後來被西南航空公司收購）工作時就開始了這種實踐。
尼勒曼說：“莫里斯航空公司一共有250名這樣的僱員。由於他們的工作熱情比較高，服務態度也比較好，完成的工作量比非‘家包’員工要高出30%.所以當我成立捷藍‘時，我說，’我們要把所有機票預定工作都包給這些家庭婦女。”
尼勒曼這樣做也有其個人原因。作為一個摩門教徒，他認為如果更多的母親可以和孩子呆在家裏並且擁有一份帶薪工作，整個社會將會變得更好。所以他將“家包”
地點選在了鹽湖城，那裏有很多信仰摩門教的婦女，很多人都是家庭主婦。
這些人每周工作25小時，而且每個月都要到捷藍在鹽湖城的地區分部接受4個小時的培訓，及時了解公司的最新動態。
尼勒曼還說：“我們不會外包到印度的。在這裏我們可以得到更高的服務質量……
有些公司情願外包到印度，我始終無法理解。可能是因為他們總想有人在他們面前聽差，或是派一些頭兒去管人。我們在這裏獲得的高效率已經遠遠超過本地工資和印度低工資的差別。“2004年5月9日《洛杉磯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捷藍的文章，文中提到：”1997年，美國的公司僱員中有1160萬人都有部分時間在家中辦公，現在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2350萬人，這相當於美國勞動力的16%，與此同時，主要在家中工作的自由職業者的數量也從1800萬人上升到了2340萬人。在一些人的眼中，家包和外包並非不同的策略，他們都是同一目的的不同實現形式：哪裏能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公司就會到哪裏去。“
這也是我所見所聞的感受：鹽湖城的家包和班加羅爾的外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不是把業務包出去。我所學到的新事物就是，公司和個人幾乎可以把工作包到任何地方。
我繼續東行，一直到了伊拉克。2004年秋天，我陪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主席——理查德。邁爾斯（RichardMyers）將軍視察伊拉克的熱點地區。我們先後到了巴格達、美軍在費盧傑（Fallujah）的總部和位於巴比倫省外圍的第24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簡稱MEU24）的營地，這裏是所謂的遜尼派三角的中心。MEU24的營地有點像阿帕奇（FortApache，在19世紀後半期，美洲土著阿帕奇部落曾強烈抵制殖民者對他們領土的入侵——譯者注），周圍都是充滿敵意的伊拉克遜尼派穆斯林。就在邁爾斯將軍忙於和軍官和士兵們見面時，我得閑在軍營里到處走動，最後竟然走進了作戰指揮中心，我立刻被指揮中心巨大的純平電視吸引住了。電視屏幕上放映的內容好像出自頭頂上的投影電視裝置。屏幕上放的是一群人在一棟房子的後面移動，而屏幕右邊不停滾動出現的對話好像是對電視圖像的討論。
我問旁邊那個正在筆記本電腦上仔細監控所有圖像的士兵：“這放映的是什麼？”
他解釋說，這是美國“掠奪者”（Predator）無人駕駛飛機在用高性能的電視攝像機拍攝伊拉克的村莊，並將實時圖片傳送回他的電腦和這個屏幕上。這家無人駕駛飛機和攝像機都是由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Nellis空軍基地的專家掌控的。確實如此，在伊拉克上空飛行的無人駕駛飛機是由拉斯維加斯控制的。
這些視頻圖像同時被MEU24、位於坦帕市的美國中央司令部、美國中央司令部在卡塔爾的地區總部、五角大樓甚至中央情報局同時觀看。遍佈世界各地的這些分析人士也在網上交換對電視內容的看法，他們在網上的對話記錄不停地閃現在屏幕的右端。
我還沒有來得及表達自己的驚訝，一個和我一起來的軍官說，這種技術已經“碾平”了軍隊裏的等級制度。下級軍官甚至剛入伍的士兵都可以掌握大量的信息，他們可以操作電腦並對採集來的信息做出決定。當然，一個中尉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肯定是不能命令開火的，但是那個只有高級軍官才能知曉全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軍人的戰場也被夷為平地。我把這個故事講給了我的朋友尼克。伯恩斯（NickBums），他當時是美國駐北約的大使，並且還是美國棒球球隊紅襪（RedSox）的忠實球迷。尼克告訴我，2004年4月他在美國中央司令部位於卡塔爾的地區總部出席一次會議，美軍中央司令部指揮官阿比薩德（JohnAbizaid）
將軍就坐在他的對面，在他的身後是4台純平電視。前面3台放映的是“掠奪者”
無人駕駛飛機從伊拉克的不同地方拍攝來的實時圖像，尼克專註看的是最後一台，裏面放的是紅襪對楊基（Yankees）的棒球比賽。
漢堡包和薯條也變平了於是我繼續東行，一直回到我在馬利蘭州貝塞斯達市的家。等我終於在房間裏坐定時，我感覺我的頭在眩暈。然而，各種可以驗證“平坦的世界”的消息又陸續傳到我的耳邊。有的消息可能會讓那些家裏有孩子在讀大學的父母寢食難安，不知道他們的孩子該如何應對：比如，福里斯特市場調查機構（ForresterResearchInc.）
預測說，到2015年美國將有300多萬服務和專業工作外包到國外。而最讓我錯愕的是2004年7月19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的頭版文章《想要外包的薯條嗎？
》……在密蘇里州吉拉多角市（CapeGirardeau）的55號洲際高速公路附近有家麥當勞店，在那裏你可以得到質優高效的服務，雖然幫你訂餐的人並不在餐廳內，甚至不在密蘇里州。事實上，幫你訂餐的是科羅拉多州的一家呼叫中心，距離這家餐廳有1450千米。呼叫中心通過高速的網絡，將顧客的訂單傳給準備食品的廚師。看起來即使是參觀服務工作也不能排除被外包的可能。
吉拉多角市麥當勞餐廳的老闆香農〃戴維斯一共擁有12家麥當勞連鎖經營店，他將其中4家的訂餐業務外包給了科羅拉多州的那家呼叫中心。後者的所有人是麥當勞的另一家特許經營商史蒂文〃比加里。戴維斯這樣做的目的和所有尋找外包業務的商人是一樣的：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和減少差錯。
廉價、快捷和可靠的通訊線路使得科羅拉多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員可以很方便地同密蘇里州的顧客進行交談，為他們照一張電子快照，將他們的訂單顯示在屏幕上以確認沒有出錯，然後將訂單和照片發送到密蘇里州的餐廳廚房。比加里說，訂餐一旦取走，照片就被銷毀了。而取走漢堡的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在他們動身去訂餐之前，他們的訂單早已穿過了兩個州。
戴維斯說，我10年前就夢想過這樣干，所以一有機會我就馬上付諸實施。比加里很樂意幫助戴維斯實現夢想，他的呼叫中心只徵收微薄的費用……
文章還提到，麥當勞公司也注意到了這種外包經營的創新，它開始在伊利諾斯州其公司總部附近的3家分店做實驗，不過使用的軟件和比加里（Bigari）的並不相同。
麥當勞負責信息技術的副總裁吉姆。薩平頓（JimSappington）表示，將這種外包業務應用到麥當勞在美國的1.3萬家餐廳，還是個很遙遠很遙遠的事情。
不過，除了戴維斯外，明尼蘇達州和馬薩諸塞州的另外2家麥當勞的特許經營店也將他們的訂餐業務外包給了比加里。比加里認為，這一體系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將客戶的照片和訂單聯繫在一起，提高了準確率，加快了服務的速度，抱怨也減少了。文章得出結論說：“在快餐領域，時間真的就是金錢。工作流程即使只縮短了5秒鐘也非同小可。”比加里說，他已經將免下車服務（driver-through）
的取餐時間縮短了30多秒，現在只需要1分零5秒，這比麥當勞普通餐廳的2分36秒縮短了一半時間還要多。他們的取餐窗口前每小時經過的車輛有260輛之多，比開始呼叫中心業務前增加了30多倆……雖然呼叫中心接線員比普通電話僱員的平均工資每小時要多出40美分，但總體來看他所支付的工資成本下降了1個百分點，同時餐廳的銷售額也大幅上升。經過其他公司的測試，在比加里開始呼叫中心業務之後，其窗口取餐業務的差錯率還不到所有訂單的2%，而在此之前，這一比例為4%.事實上，儘管比加里掌管的其中7家麥當勞店除了提供呼叫中心訂餐服務外，也有櫃枱服務，但多數顧客即使是坐在就餐區內也寧願通過呼叫中心訂餐，他們用手機訂餐，用信用卡支付。
我繼續東行，到了我家朝東的起居室。我的妻子安（Ann），曾經是一年級的閱讀老師，她給我看了一篇文章，裏面談到美國的家長和孩子正通過網絡將家庭輔導外包給印度人。2005年10月美聯社發自印度Cochin的一份報道講述了這個故事：黎明尚未到來。天色如墨，幾顆稀疏的星星在天上閃爍。住在印度南部科欽的科揚卜羅斯〃納米多來到了一個安靜的郊區，開始了她的工作。現在是凌晨4：30.她端着一杯咖啡，坐在自己的小隔間裏面開始工作。她有20多位同事，每個人都有一個小隔間，裏面放着電腦和耳機。在7000英里（1英里=1.609千米）
之外的芝加哥郊區小鎮格倫沃（Glenview），夜幕剛剛降臨。一個14歲的男孩普林斯頓〃約翰坐在電腦邊，光着腳丫，等待着上他的幾何輔導課。這個中學一年級的小男孩戴上了一副耳機，點開電腦上的軟件，就可以和他遠在天邊的輔導老師納米多通話。
這被稱為電子輔導（e-tutoring）。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現在的通信設施，加上人數眾多的受過高等教育、工資低廉的亞洲人已經把外包的領域不斷擴展，滲透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上千名美國的中學生現在都在接受印度人的輔導。
納米多問：。你好，普林斯頓，怎麼樣，你考得怎麼樣？。
普林斯頓回答：。喂，我很好。我考得很不錯……
納米多為一家叫做成長之星（GrowingStar）的公司工作。這家公司在加利福尼亞的弗里蒙特和印度的科欽均有辦公。普林斯頓和他12歲的妹妹普麗西拉每周兩次通過網絡接受數學輔導。
普林斯頓的輔導課很快開始了。一份幾何試卷出現在他的電腦屏幕上。輔導老師和學生互相交談，打字輸入有關的信息，並用一個數碼化的。鉛筆。做習題、改錯誤。普林斯頓在一個很像鼠標墊的板子上寫字，他寫的東西就出現在納米多的電腦屏幕上。普林斯頓還可以用掃描儀將他課本上老師布臵了作業的那幾頁發送給納米多。普林斯頓說，。我們開始吧。於是他們開始講解什麼是平行線和補角。
電子輔導是在3年前出現的。現在有數千名印度老師在輔導美國學生數學、科學和英語。
她們的工資是每小時15~20美元，而在美國請一個家教需要付每小時40~100美元。普林斯頓的母親貝西〃皮尤斯坦非常滿意，她說她的孩子們兩年前開始接受電子輔導，現在每門功課都是A或B.輔導課快結束了。納米多布臵了課後作業。
普林斯頓抗議了：。又有作業呀。好吧，好吧，做作業。沒有作業的生活該有多好啊……
儘管我已經到家了，但是我還是繼續向東。我到了華盛頓的市中心，就在我辦公室的旁邊。2005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採訪了美國商務代表羅伯。波特曼（RobPortman）
大使。他的助手埃米。M.威爾金森（AmyM.Wilkinson），一個白宮工作人員，告訴了我一個不同尋常的故事。美國和阿曼剛剛完成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雙方同意消除關稅和貿易壁壘。不同尋常的是，波特曼是通過電視會議的方式和阿曼商業和工業部長邁克博勒。賓。阿里。素丹（MaqboolBinAliSultan）簽訂的這個協議。伯特曼在美國，而素丹是在阿曼的首都馬斯喀特（Muscat）。威爾金森女士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在我們的會議室有大約30名媒體記者，個個拿着筆記本電腦。波特曼大使站在房間前面的講台上。他的形象被投影在一個數碼化的電視會議屏幕的半邊。阿曼商業工業部部長和圍坐在圓桌邊的阿曼記者們被投影到屏幕的另外一半。波特曼大使先講話。阿曼部長接着講話。然後是回答問題的時間。美國的媒體向波特曼提問。然後一個美國記者同時向波特曼大使和邁克博勒。賓。阿里。素丹部長提問。接着，美國記者紛紛向阿曼部長提問，阿曼記者也向美國大使提問。最後，（在屏幕一邊的）波特曼伸出手和阿曼部長‘虛擬握手’。這看起來挺滑稽，有人忍不住笑出聲了。不過效果確實不錯。這種會議能夠讓更多的人參加，否則我們必須整個使團飛到那邊去，阿曼方面也是一樣。
數碼化的會議室的每個人都不會筋疲力盡，而且坐在‘虛擬桌子’邊上的每個人都皆大歡喜。“
我在美國還遇到一些可以說明世界變平的例子，不過和經濟學沒有關係，但卻和我的職業有關。2004年大選之前，我參加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王牌主持人鮑勃。希弗主持的周日早間新聞節目《面對國家》（FacetheNation）。那幾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各大媒體上都受到關注，因為拉瑟（DanRather）在名氣很大的《60分鐘》節目中報道說，越戰期間布殊總統的空軍服役證明是偽造的。
節目之後，西弗給我講述了一周前他遇到的奇事：那天他錄完節目走出直播間時，一個年輕的記者在路邊等他。這並不奇怪，因為各主流媒體——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國家廣播公司、美國廣播、福克斯和CNN——周日早間都會有訪談節目，他們會派記者到其他媒體直播間門口等待節目結束后採訪出席訪談的嘉賓。
但是這個年輕人並不是這些主流媒體派來的，他很禮貌地介紹自己是一個網站InDcJournal.com的記者，希望能問希弗幾個問題。出於禮貌，希弗表示同意。這位年輕人就用一個希弗不認識的設備開始了採訪錄音，緊接着他又表示希望能拍張照片，可是希弗並沒有看到他帶的照相機——他根本不需要專門的照相機，一部手機就幫他解決了問題。
“第二天早上我登陸了他們的網站，不僅看到了一篇報道、我的照片，還發現已經有了300篇相關評論。”儘管希弗對這種網絡媒體的迅速發展並不少見多怪，但他仍舊對這位年輕人如此高效率、低成本的獨行俠式的報道方式感到吃驚。
我對這個故事產生了很大興趣，於是我聯繫上了這位年輕人，他名叫比爾。
阿爾多利諾，是一個很善於思考的年輕人。我在網上對他進行了採訪，首先從他用的設備問起。
“我用一個很小的MP3播放器兼數字錄音筆（長3.5英寸，寬2英寸，1英寸=2.54厘米）進行錄音，用一個單獨的小數碼相機拍照，這些當然比不上融數碼相機和錄音筆於一體的手機方便。我一直隨身攜帶這些設備，因為你隨時都會遇到新聞。”
阿爾多利諾說，這個MP3播放器花了他125美元，主要功能是播放音樂，也可以當作錄音設備，將聲音存成WAV格式，然後可以在電腦上播放.基本上，採訪必備的錄音設備只需要大約100美元，如果你工作中還需要圖片，那就再花200~300美元買個照相機，400~500美元就能買一個很好的錄音筆兼數碼相機。
但是要想做採訪工作，花200美元添置設備已經足夠了。
是什麼讓他創立了自己的新聞網呢？
阿爾多利諾說：“我已經厭煩了主流媒體那種片面、獨斷的信息採集方式。”
阿爾多利諾自稱是“中間偏右的自由主義者”。他說：“獨立采編和博客都是市場力量的反映，因為現在的信息來源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我最早的獨立採訪對象是華盛頓特區的反戰團體，事實上很多媒體都沒有正確地反映這些社會團體的性質。我采編的新聞由於觀點新穎、視角獨特而得到迅速傳播。對希弗的採訪在24小時內點擊次數達5.5萬次，那是我對‘拉瑟門事件’的披露.我當時採訪了第一位對丹。拉瑟的報道質疑的專家，沒想到48小時內《華盛頓郵報》、《芝加哥太陽時報》、《紐約時報》等都要求對他進行採訪。”
他繼續說：“發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造假的過程是非常快的。很多人都在不屈不撓地尋找事實。媒介的傳播速度和開放性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難以應付無數無形中存在的新聞監督員……我總是想以寫作為生，但很討厭美聯社的那種寫作風格。博客的存在讓人們不必對着電視大叫大嚷，讓他們有了暢所欲言的機會。
我覺得博客實際在充當新聞采編和評論的供給系統，他們一方面在密切關心主流媒體的動態，另一方面也在給後者提供基本信息。就像你在本書中談到的很多情況一樣，事情都有好壞兩面。
多家媒體的存在可能會導致新聞報道不一致的情況，但它也打破了壟斷，更好地確保了公眾獲得信息的真實性。“就像我很偶然地聽到希弗和阿爾多利諾的故事一樣，也許你也會在某一天遇到一些事情，他們會告訴你，舊的等級制度正被碾平，世界也在變平。我翻閱着2005年6月25日的《金融時報》，忽然看到這則新聞《Google尋找更多的天才》。
這則報道寫的是Google打算把傳奇的技術天才路易斯。蒙尼爾（LouisMonier）
從eBay挖過來。
蒙尼爾在eBay負責新技術開發。真正吸引我的是報道中的一段話：“蒙尼爾先生最初是在一封電子郵件中把打算離開eBay的想法告訴了博客約翰。貝特爾，貝特爾很快就在他的網站Battellemedia.com上公佈了這一新聞。”也就是說，一個頂尖的博客公佈了這一消息，而傳統的媒體巨人《金融時報》不得不引用貝特爾一個人的網站作為最權威的信息來源。
研究政治和技術的相互關係的專家邁卡。希福萊（MicahL.Sifry）在2004年11月22日的《國家》“自上而下的政治一去不復返了。過去，（TheNation）
雜誌中提到：競選、機構和新聞界都是依靠大資本支撐的與世隔絕的權力中心，但是現在和舊制度不同，出現了很多能夠讓個體更瘋狂、更能親身參與、更能直接滿意的東西。“
阿爾多利諾和《金融時報》上的報道只不過是兩個例子。世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變平，並且在改變各種規則、角色以及相互的關係，而社會科學還沒有對此作出足夠的研究。就像我要在下一章中談到的那樣，我們將進入一個階段，讓我們可以看到幾乎一切事物都能數碼化、虛擬化和自動化，那些採用新科技手段的國家、公司和個人將獲得驚人的收益。我們將進入一個階段，讓更多的人可以接觸到這些科技手段，他們可以是創造者、合作者甚至是恐怖分子。真正的信息變革即將開始，我稱其為全球化3.0版本，但我相信這個全球化的新時代與前兩個全球化的版本存在着質的差異，所以我強調世界已經從圓的變成了平的。不管你在地球的什麼地方，你都會發現，等級制度正遭到來自社會底層的挑戰，或者正從自上而下的關係變成更為平等和合作的關係。
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商務部高級官員、現為私人戰略諮詢室的大衛。羅特科普夫表示：“全球化曾是我們用來描述政府和大企業關係變化的詞彙，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意義更廣闊也更為深遠的現象。”全球化並不僅僅是政府、企業和個人相互交流的方式，也不僅僅是機構間相互影響的方式，它意味着新的社會、政治和商業模式的出現。
羅特科普夫補充道：“全球化涉及社會的最根深蒂固的方面，甚至會影響到社會契約。
你所在的政治實體中存在着那些在虛擬空間的新工作，存在着能參與全球分工合作的工人，存在着在世界多個地方同時生產的產品，誰來監管工作？誰來徵稅？誰從稅收中獲益？
如果我對平坦世界的說法是正確的，那麼這將像古滕堡（Gutenberg）印刷術、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工業革命的發生那樣被當作全球最基本的變革之一。就像羅特科普夫提到的那樣，每次變革都會影響個人角色、政府角色和形式、創新方式、婦女地位、戰爭方式、受教育方式、宗教和藝術的表達方式、科學研究地開展方式等。“歷史上總有一些分水嶺式的事件，他們帶來的變革是徹底的、多層面的，他們的意義在當時也是很難預測的”。
如果平坦世界的前景讓你對未來感到不適，你的感覺沒有錯，很多人和你的感受是一樣的。歷史上的每次技術變革都給這個世界帶來了深刻的變化，但是世界變平的過程和以往的變革有着質的不同。印刷術的引進用了數十年的時間，而且在更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新技術之影響到地球上很少一部分人。工業革命也是這樣。世界變平的過程比前兩次全球化發生的速度更快，影響的人也更多。轉變的過程速度越快、範圍越廣、帶來的破壞就可能越大，因為權力從舊主人轉移到新主人手中的過程是無序的。
過去數年一些無法利用這些變化而在市場上遭受失敗的高科技公司給所有的企業、機構和國家敲響了警鐘：它們現在面對着無法迴避甚至無法預測的挑戰，但是卻缺乏適應這些挑戰所必需的領導、靈活性和想像力。不是因為它們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也不是因為它們不夠精明，而是因為變化的速度超過了它們。
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讓人們不要受制於這些變化，如何讓人們不落後於這些變化。這些都不容易實現，但這卻是我們的任務。這是不可避免的。本書就是要提供這樣一個思考問題的框架，並且讓我們最大限度地從中受益。
在本章中，我介紹了我是怎麼發現世界在變平的。下一章中我將討論世界是怎樣變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