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必備的知識
一位朋友曾向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伊西多。拉比詢問他的成才之道。拉比回答說，小時候每天放學後母親都會問他當天的學習情況。她對兒子一天所學內容並不感興趣，但她總是會問：“今天你是否提了一個好問題？”拉比說：“提出好問題讓我成了科學家。”——出處不祥
過去兩年中，我一直有機會周遊美國並和很多人談論全球化和平坦世界的問題，他們當中有加州棕櫚泉的退休人員，有馬利蘭州貝賽斯達的高中校長，也有郊區圖書俱樂部的家長。令我感觸頗深的是，全國上下各界人士都特別關心教育和競爭問題。如果要對此加以總結的話，我會這樣說：過去我們的父輩以為，他們會比自己的父輩過得更好，他們的子女會比自己過得更好。然而，我們現在卻越來越擔心，我們退休時可能不及父輩那麼富裕，而我們的子女可能不及我們富裕。在我看來，每個人似乎都在尋找可以讓其後人的生活免於走下坡路的訣竅。我曾經兩度被問及同一個問題，人們問：“我女兒正在學漢語。她會有收穫的，對嗎？”
“這個，”我回答說，“也不盡然。”
為什麼不盡然呢？因為根本沒有什麼訣竅可言。在這種時候，我覺得我們應該問過的問題是：如果前一章詳細介紹的方法足以讓個人獲取能讓他們邁入新興中產階層的工作，那麼，什麼樣的教育能讓我們的年輕一代具備承擔這些工作的能力呢？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阿蘭。布蘭德所說得那樣，“很顯然，為了培養本國社會需要的各類工人，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必須改革它們的教育體系……
總體而言，提供更多教育也許是個不錯的辦法，特別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力靈活性更高，更容易應對各種非常規工作和職業變動。但是，這也決非什麼萬能葯……將來，子女受教育的方式也許比受教育內容的多少更重要。“
在本章中，我將主要講述從僱主和教育界人士那裏獲取的信息，這些信息來自他們對以下問題的回答：什麼是必備的知識？年輕人需要何種教育才能承擔足以讓他們成為新興中產階級的工作？我們該怎麼做？他們給我的答案並不是必須向年輕人傳授特定的課程，而是某些技術模式和人生態度——我將其總結為四點——這些對任何一個尋求進入新興中產階層的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在平坦的世界中你們首先需要培養“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不斷學習和教會自己處理舊事物和新事物的新方式。這是新時代條件下每個人都應當培養的能力。在這個時代里，一切或部分工作都將不斷受到數碼化、自動化和外包的挑戰，而且新的工作和新的行業也將越來越快地湧現。在這個世界裏，要想脫穎而出不僅要看你了解事物的多少，也要看你了解事物的方式。因為你今天了解的事物可能很快就會過時，其速度之快恐怕你連想都想不到。
我在明尼蘇達州首府聖保羅演講時曾講過這一觀點，在之後的提問階段，一個坐在包廂里的年輕人舉起手來，他先介紹自己是9年級的學生，然後問道：“弗里德曼先生，如果學習如何學習有那麼重要，那您怎麼學會如何學習的呢？我應該上哪些課呢？”
這是一個很有邏輯性的問題。在那之前我並沒有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於是我即興發揮作出了解答，但我想當時我提供答案的思路是正確的：“去找你的朋友並向他們提一個問題：”誰是你最喜歡的老師？‘列出這些老師的名字，然後去選他們的課——不管他們教的是什麼。“不管他們教的是希臘神話、微積分、藝術史還是美國文學，只管選他們的課程。因為當我回想起我最喜歡的老師時，我並不記得他們具體教會了我什麼，但我肯定記得曾經為所學內容激動不已。現在還伴隨我的並不是他們傳授的內容，而是學會那些內容的激動心情。要想學會如何學習，你必須熱愛學習——或者至少你應當喜歡學習——因為很多學習都和自學有關。儘管有些人似乎天生就具備這種才能，但大部分人都是靠後天自身培養或教師（或父母）灌輸而來。
CQ+PQ>IQ這就引出了我要說的第二點——激情和好奇心。不管做什麼事情，擁有激情和好奇心永遠都是一大優勢。但值得重申的是，在平坦的世界裏，激情和好奇心對工作、成功、研究領域甚至興趣愛好都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在這個世界裏，你擁有更多的工具可以讓你和你的好奇心得到充分發揮。
多克。西爾斯（DocSearls）是Linux雜誌的高級編輯，也是美國最受尊敬的科技作家之一。他在評論本書第一版（2005年4月28日）時稱：“在平坦的新世界中，即使沒有學校、政府、教堂或企業的幫助，受教育的機會也是無窮盡的。
你需要了解得很多東西都可以在網絡中找到——如果你是技術專家，這一點就尤為明顯了。當然，網絡並非無處不在，但至少它存在於一切平坦的地方，而且這種平坦性正在迅速蔓延……當然，智力平平的人和愚鈍的人還有很多，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我們可以試着這樣考慮問題：過去的時候多數人是怎樣受教育的。那個時候，他們大多接受學校教育，從工業時代初期開始，學校教育就有一個主要目的：為公司培養各種層次的僱員，公司的組織結構是金字塔的形狀，下寬上窄……在工業時代，除了農耕和其他相對獨立的工作外，很少有其他職業選擇，但如今職業選擇的機會同可以上網的人數一樣多。“因為上述原因，我得出了以下結論：在平坦的世界裏，IQ——智商——仍舊重要，但是CQ和PQ——好奇心商和激情商——更為重要。我得出了方程式CQ+PQ>IQ。一個擁有學習激情和發現好奇心的孩子會比一個擁有更高智商但卻缺乏激情的孩子進步的更快。因為好奇心強同時又擁有激情的孩子通常都善於自我學習和自我激勵。他們總是能夠學會如何學習，特別是在平坦的世界讓人們可以下載和上傳的情況下。
“努力很重要，”西爾斯說，“但是好奇心更重要。沒有人努力學習的程度會超過一個擁有好奇心的孩子。”
在我看來，他們可以將這句話刻到美國每所學校的入口處：沒有人努力學習的程度會超過一個擁有好奇心的孩子。
一些孩子生來具有好奇心，但是，對於很多不具備這種天生條件的孩子而言，讓他們熱愛學習的最佳方式要麼是通過教學慢慢給他們灌輸一種好奇心，要麼是通過讓他們接觸平坦世界裏的一切科技來激發他們內在的好奇心，后一種方法可以讓孩子以各種方式實現自主學習。讓我們看一看《紐約時報》教育生活增刊的這篇文章（2005年4月24日）。文章講述的是亞利桑那州大學一名學生布萊特尼。
施密特（BritneySchmiolt）的故事，她曾經對所學課程煩透了，因為教授們似乎每天只在乎講完課就走人。
她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那時候我所有的課程都拿A，但我從未接受過挑戰，而且我不會思考新事物。”但新學期里選修的自然科學課程改變了她的一切，傳授這門課的教授和助教激發了她的好奇心，點燃了她的激情之火。
“我很幸運，”她說，“這些老師是真得很重視這門課的。”結果是：一位科學家誕生了。在經過幾門自然科學課程的系統學習之後，施密特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院的行星物理學專業和芝加哥大學的天體化學專業錄取。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激情，那你就不可能點燃別人的激情之火。希拉里。羅利（HilarieRooney）是馬利蘭州蒙哥馬利縣萊頓。斯維爾（Laytonsville）小學的校長，一次她在聽完我的講座後走上前來，告訴我她選聘教師的標準很簡單：“要看他們是否愛這些孩子。”她說，因為如果你不和孩子進行有效溝通，你就不能將教材上的內容有效地傳達給孩子們。如果你對音樂沒有感覺，你就永遠不能演奏出好音樂。
“但是如果你愛孩子們，”她說，“而且你能將這種感情表現出來，即使你對所教課程並不是十分了解，孩子們也會因為你的激勵而自發地去學習。我可以交給任何人教學方法，但我卻不能教會一個人怎麼去愛孩子。而且你只要走進教室，就能感覺出一個老師是否愛學生。小學階段的孩子們都會愛他們的老師，好老師也會同樣地愛他（她）的學生，他們會激勵孩子努力按老師的要求去做。學生們所做的事情自然對他們自己有好處，但如果他們發現老師很在乎他們學會的東西，這些孩子就不會對學習感到厭倦。這就是真正的學習。”
如果沒有老師或父母的激勵，你能自發產生學習某一科目的激情商嗎？當然可以，回想孩提時代，當你得到第一個救火車玩具、洋娃娃、醫生的工具箱或者太空人的頭盔時，你告訴每個人，等你長大后要做一名消防隊員、時裝模特、醫生或者太空人。
這種對特定工作的激情是天真無邪的，不知道薪水，不知道工作時間的長短，也不知道需要做的準備，這些是你們需要回憶的。我們都應當發現這種感覺的存在，“我這麼做是因為我想這麼做——我不想解釋為什麼”。簡單說來，你們需要重新發現內心深處的救火車。我們內心深處都有這麼個小火車，當你發現它時，你就知道了。
和他人友好相處第三，這實際和希拉里。羅利所說的教書育人的道理差不多——你必須喜歡別人。
你需要擅長和別人打交道。擁有好的人際關係處理能力是職場中人的一大優勢，在平坦世界中更是如此。我不知道怎麼將這門學問作為課堂教學的一部分，但是最好有人能好好研究一下。
正如在前一章中提到的那樣，平坦世界中將出現大量新型中間性質的工作，這些工作要求和他人進行個性化的頻繁接觸——這些個性化的頻繁接觸不可能被外包或自動化，並且幾乎總是價值鏈上的必要組成部分。阿蘭。布蘭德總結得最好也最一針見血：“也許，正如我們最近幾年逐漸認識到的那樣，人際關係的處理技能將變得比計算機技能更為可貴。性格怪異的人中就不能主宰世界。”
右腦的事情我們需要強調的第四點是如何像開發左腦一樣更多地開發你的右腦。丹尼爾。平克（DanielPink）在《全新的頭腦：從資訊時代到概念時代》一書中解釋說：科學家早就知道，神經學上的馬森〃狄克遜（Mason-Dixon）線將我們的大腦分為兩個區域——左半球和右半球。但在近10年中，在（functionalmagneiticresonanceimaging）
核磁共振技術的推動下，研究人員已經開始更精確地辨別大腦左右半球的分工情況。左半球負責排序、文字和分析。右半球負責注意周圍環境、表達情感和演繹推理。當然，對於由1000億個細胞構成1億億個關聯的人類大腦，其複雜性自然是令人瞠目的。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幾乎都需要兩者的協同合作，但大腦的構造有助於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的輪廓。
一直以來，大腦左半球都被認為是決定學習、工作、經商等領域成功的重要器官。左半球控制的是數學、邏輯和分析能力，這些能力是SATs考試可以測度的，也是註冊會計師們需要運用的。但這些能力對當前個人的發展來說是必要但非充分條件。在這個世界裏，外包的興起、數據的充斥和選擇的激增讓右腦的重要性大為提升，藝術才能、換位思考、統籌安排和追求卓越都是右腦決定的各種能力。
平克還指出，如果你想確保成為我所說的免受全球化衝擊的局外人——他的工作“計算機或機械人不可能做得更快，國外的勞工成本不可能更低”——你就需要不斷開發你的右腦功能，“比如，建立良好關係而非簡單交易，解決新挑戰而非處理日常問題，統籌安排而非只抓一點。”
明天我們並不會失去所有的工作……但是隨着和世界另一端的溝通成本下降到幾乎為零，隨着印度（到2010年）成為擁有最多會說英語者的國家，隨着發展中國家技術工人的繼續增加，西方國家公民的職業生涯將會發生巨大改變。如果數字處理、圖表閱讀和代碼編寫能在國外以更低的價格完成，並且通過光纖電纜即刻發給客戶，各種工作機會自然會轉移到那裏。
但是這些比較優勢只會帶走某些種類的白領工作——那些可以縮減為一套規則、程序和指令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諸如基本計算機編碼、會計、法律研究和金融分析等左腦控制的工作正不斷轉移到大洋彼岸。與此同時，這也揭示了本土公司和員工——能設計整個系統的程式設計師，可以擔任理財諮詢師的會計師，更擅長交易藝術而非Excel表格的銀行家——仍擁有大量非程序性工作機會的原因。
“既然國外能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左腦控制的工作，”平克稱，“我們美國人就必須更好地完成右腦控制的各種工作。”對我而言，這是最關鍵的一點：20世紀，機器證明它們可以取代人類臂力。21世紀，科技證明機器可以比人類左腦表現更好——它們可以比擁有最高智商的人更好、更快、更精確地完成排序、簡化和計算工作。（國際象棋大師加里〃卡斯帕羅夫（GarryKasparov）就曾在和計算機的象棋對決中敗下陣來……）
為了能在這個時代更好地生存下去，我們需要用。高概念。（highconcept）
和。高接觸。（hightouch）的天資來補充已經相當發達的高科技。高概念包括創造藝術美和情感美的能力，發現特點和機會的能力，撰寫令人滿意的敘述文的能力和創造發明的能力，高接觸包括換位思考的能力，理解人類交往精妙之處的能力，尋找自身快樂和給別人帶來快樂的能力，以及在探求目標和意義的過程中超出日常範圍的能力。
培養這種高概念、高接觸的能力對任何人來說都絕非易事。在一些人看來，這似乎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其實根本不用擔心（或者至少不必那麼擔心）。這些最重要的能力基本上都是人類特有的品質。在南美的大草原上，住在洞穴里的人類祖先並不知道怎樣將數字填入電子數據表，也不會排除程序代碼中的錯誤。
但他們卻在講述故事，進行換位思考和從事發明創造。這些能力一直都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只不過在進入資訊時代后，我們的很多高概念、高接觸的本性都已經像肌肉一樣萎縮了。現在的挑戰是將它們恢復原狀。
但是你怎麼培養右腦的各項技能呢？你應該去做自己熱愛的事情——或者至少是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在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你的右腦會無形中產生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不能輕易被重複、自動化或外包的。正如平克所說得那樣：“現在來看，最重要的能力往往體現為人們處於內在動機所做的事情。很少有人在內在動力的推動下成為會計師，但這種動力卻是推動人們成為創造者、換位思考者、設計師、講故事者、律師和諮詢師的關鍵因素。周末會有會計師在車庫裏畫水彩畫，會有律師寫電影劇本。
但我可以擔保，不會有雕刻家周末從給別人計算稅收中取樂。換句話說，人們出於愛好所做的事情和出於經濟利益所做的事情之間的重合支出越來越多。“平克因此得出結論稱，當你聽到父母或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者告訴你”去做你熱愛的事情“時，他們並不是故意討你歡心，他們是在教給你生存戰略。
大號和試管現在讓我們再退後一步來看這個問題。如果新興中產階層的工作要求你成為一個優秀的合作者、操作者、改編者、解釋者、綜合者、模型建立者、局部化者或者個性化者，並且要求你學會如何學習，在工作中具備好奇心和熱情，同他人友好合作並且培養右腦的技能，這些對教育又提出了什麼具體要求呢？
我不是教育家，因此我只能十分謙恭地談論這個問題。不過，作為一名記者，我可以報告的一點是，有許多真正的教育家一直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讓我深受感動的是，很多大學為了給新興中產階層設計“合適的教育”已進行了大量試驗。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將把注意力集中在一所大學上——位於亞特蘭大的喬治理工學院。
韋恩。克勞福（G.WayneClough）是這所大學的校長。他表示，在平坦世界中重新思考教育問題完全是出於必要。克勞福1994年接任校長，他告訴我：“20世紀60年代我作為一個戰戰兢兢的新生來到這所學校。他們對新生進行軍訓並告誡我們，‘看看你的左邊，再看看你的右邊，你們當中只有一個人能畢業’。”喬治理工學院當時的錄取制度並不像今天這麼嚴格，但採用的是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汰原則，並且完全以在校學習成績為評判依據。正如克勞福所說得那樣，這是一種非常冷酷的社會和學習環境——沒有什麼樂趣可言。即使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所學校的畢業率也只有65%.很多學生之所以沒能完成學業，主要是因為他們覺得課程和學習環境都黯然乏味，他們認為學校根本不將學生的成功當回事。
克勞福就任校長時的觀點是，美國迫切需要更多優秀的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因此他的學校擔負不起1/3的學生不能畢業的代價。他認識到，只有通過提供恰當的教育，而不僅僅是更多的教育，“才能讓更多的學生申請這所學校，才能讓更多的學生畢業”。
克勞福通過回想自己做工程師時的經歷來反思喬治理工學院的治學方針。他感覺到，自己這些年來曾經合作過得最好的工程師並非是工程系最好的學生。
“他們知道怎麼創造性地思考問題，”他說，“他們當年可能不是最擅長運算微積分方程式的學生，但他們確實能將要運算的方程式界定得最好的學生.他們通常都是很有個性的人，他們身上都有些無形的東西。”
隨着克勞福任職時間的增加，他注意到“很多有才能的學生感興趣的對象不是他們在教室里學到的內容，而是一些富有創造性的東西”——電影製作、音樂製作或者其他不平常的愛好。“和這些學生談過之後，我發現他們都是很有趣的人。我開始想，‘讓校園裏有更多這種類型的學生豈不是一件好事？這會讓校園更有趣，並且有助於那些興趣單一的學生全方面發展’。”
於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克勞福逐漸改變了喬治理工學院的招生政策。
他讓招生辦公室在招收工程系學生時，重點錄取那些會演奏樂器、參加過合唱團或其它團隊活動的學生。“這樣做的原因是，那些擁有其他興趣愛好的人往往善於溝通、更愛交際、在需要幫助時能更容易尋求到幫助並樂於幫助他人，能統攬全局.能將不同學科和領域的事物綜合到一起。”克勞福說，結果是：如今喬治理工學院50%以上的新生都會演奏樂器或參加過某種類型的音樂團體——以至於克勞福現在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校園裏建成更多的音樂廳。他開玩笑地說：“我創造了一個怪物。”他還創造了更多的畢業生。畢業率從他接任校長時的65%上升至2005年的76%.他們是不同類型的畢業生。
“學生的回應也棒極了，”克勞福說，“選修音樂課學生數量已大為增加。
過去我們幾乎沒有室內合唱團，現在我們有一打以上。過去我們學校也沒有室內樂隊（一種小樂隊），現在我們有5個。我們還有電腦音樂合成團隊、爵士樂團隊以及虛擬的機械人鼓手。“虛擬的機械人鼓手——只有在這種理工大學才會有！
與此同時，克勞福告訴我，喬治理工學院也在組建大樂隊（比如行軍樂隊和交響樂團），參加人數和組建規模都十分可觀。一些小規模團隊（比如合唱俱樂部）也已大量增加。夥計們，我們是在談論喬治理工學院，不是朱莉亞（Juilliard）
樂隊。“有太多的學生在尋求參與機會，”克勞福補充說，“以至於我們不得不將校園裏一所破舊中學的教學樓改造成了我們音樂樓，將一座老式教堂的大廳當成一些歌唱團的訓練場。
我們還為學生創造了用於鍛煉才藝的更為隨意的場所，比如新建學生中心的舞台。“克勞福讓喬治理工學院處處充滿歌聲的努力在1996年得到了外力的支持。當時這所學校被選作奧運村，為參加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運動員提供休息場所。喬治理工學院的樂隊指揮被選作亞特蘭大奧運會的樂隊指揮。奧運會結束后，喬治理工學院被告知可以半價購買奧運會期間樂隊成員使用過的各種樂器。”於是我們的樂隊規模一夜之間就擴大了一倍，“克勞福說，”這也是讓我們走上正軌的推動力量之一。真是棒極了。因為這次機會，我們的行軍樂隊現在已擁有24個大號。
很少有學校擁有24個大號，下次看保齡球比賽的時候，你可以核對一下。“
很少有重點理工大學的校長以誇獎他們試管器材的方式炫耀他們的大號。但是克勞福有理由這樣做，因為據我猜測，通過讓喬治理工學院處處充滿歌聲——通過給本科教學系統增添對用戶友善的特點，通過讓該校學生更容易地獲取海外教育——它不僅培養了更多工程師，而且是更多為社會需要的工程師。
克勞福稱：“會演奏樂器的人或參加過樂隊的人通常都更會社交——他們並不是只埋頭於工作。”他補充說，這種人更能總攬全局、高屋建瓴、綜合不同領域的相關知識。比如說，通曉光子學（將太陽光轉化為電）的工程師將成為最為搶手的人才。
這要求學生必須接受過基礎工程學、化學工程學、電工程學等相關培訓。一家大型工程公司主管最近對克勞福說：“不要給我送來只會操作電腦來完成工作的工程師。這種工作都將被我外包到印度。我需要的是適應性很強的工程師——他們可以跨學科思考問題。”
喬治理工學院的計算機學院採納了上述治學方略，並將它們轉化為具體的課程。
網絡泡沫破裂后，該學院的入學率開始大幅下降。曾任惠普公司首席技術館的院長李奇。德米洛（RichDeMillo）指出：“當時每個人都讀到了大量工作流失到印度和中國的文章。家長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如果所有的編程工作都外包到國外，我的孩子畢業后幹什麼呢？’”於是德米洛和副院長莫里豆。弗斯特（MerrickFurst從伯克利的國際計算機科學研究所引進的人才）開始走訪企業界名流，向他們提出兩個簡單問題：公司希望僱用什麼樣的人才，計算機專才怎麼被用來給公司帶來價值？他們拜訪了CNN在亞特蘭大的總部，發現網絡已將大量的數字和模擬內容連接起來。很明顯，如果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能通過電腦管理所有這些內容，並找到運用這些內容的各種途徑（比如電視、手機、視頻iPod或網站），這些能運用技術講故事的畢業生將很容易找到工作。
認識到這一切后，2004年德米羅和弗斯特重新提出了計算機專業的相關要求，並將它們總結為9條“線”。每條線都將計算機技能和其他領域的一項技能結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識的綜合體——這才是真正能創造價值的東西。“‘線’代表課程設計不再是垂直方向，不再一直傳授給學生一套固定技術和知識為目標，”
弗斯特在他的課程介紹中解釋說：“‘線’代表着水平方向，其目標是讓學生廣泛積累各種技能和學習經歷，這些都是他們在充滿競爭的概念時代必需的生存之道。‘線’提供了一套與直覺有關的、靈活且互相強化的課程，這些課程可以讓學生刻畫自己的獨特未來。”
這9條線分別是計算機和智能、計算機和實時方案（embodiment）、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計算機和平台、計算機和信息、計算機和人、計算機和媒體、計算機和建模、計算機基礎。今天，要想拿到喬治理工學院計算機專業的學位就必須得到兩條線。
以“計算機和媒體”這條線為例，它要求學生必修計算機科學、溝通學、協作和文學等幾門課。弗斯特說，這條線要教會學生“怎樣才能通過科技給人們講故事和創造體驗”。你在課堂上會接觸從計算機圖表到《哈姆雷特》、從人類感性認識到互動小說引擎等諸多話題。因此，比如說，如果你想成為頂級遊戲設計師，你就可以從這裏開始。
“計算機和人”這條線讓學生具備一定的理論和計算機基礎，幫助他們理解以人為中心的各種設計、建築和評價體系。選擇“計算機與人”這條線的學生可能也會選修“計算機與化身”，這樣他們就可以研究人與機械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了。這9條線之間的排列組合幾乎和星巴克里的咖啡種類一樣多。
德米洛在介紹這一項目的文章中寫道：“假設喬治理工學院一名計算機畢業的大二學生對計算機安全問題感興趣。他可能會將‘計算機和信息’這條線（學會數據存儲、恢復、解碼和傳遞）同‘計算機和人’這條線（了解人們使用科技的方法和學會嘗試與人有關的各種試驗）結合起來……他會精心準備一個有價值的計算機身份，設計、發明和建立安全的計算機系統，讓人們可以安全地管理他們的信息。”德米羅還表示，不管是單條線還是組合在一起的線，其關鍵之處在於提供了一套技術模式和學歷基礎，讓畢業生能超出狹隘模式創造價值——這種技術模式在平坦世界的新興市場模式下肯定很有價值。
德米羅還補充說，25年前計算機學科很簡單，“幾大類之間界限清楚——硬件、軟件和計算程序——你只要通曉任何一類，就能找到工作。你只需做好最擅長的那份工作，就能大展鴻圖。你可以負責硬件，可以對系統軟件編程，或者主攻應用計算程序。25年後的今天，硬件、軟件和計算程序之間沒有清晰的界線，相反現在又出現了商務流程、改變管理和ERP.這些都是水平性質的關係，並且處於不斷地變化中。
如果你是教育界人士，你將怎樣應對這些變化？在對學生的要求中，有一些是保持不變的：講故事的能力，開發智能化產品的能力和創立網絡的能力。這些要求是恆久不變的。但現在不同的是，你們必須將所有這些要求水平地匯總到一起。我們的9條‘線’就是這樣的合理匯總。這也是你們需要以這種方式管理整個大學的原因。將各系分割開來的理念本身就是愚蠢的。你們確實需要改變整個方法，這並不是修修補補就能解決的問題。“喬治理工學院模式是對平坦世界的認可，它認識到平坦的世界已為各種類型的水平合作提供了工具。因此，學校最好能確保將這些工作和合作觀念融入教育過程。
“這種融合必須體現在各個課程中，”弗斯特稱，“它不可能是某一門課程，否則我們將永遠不可能讓富有競爭力的人群佔到人口的很高比例。”
美國仍將勝出如果上述這些就是進入新興中產階層的工作和路徑，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創造了好的大環境呢？從理論上來說，我們已經具備了提供這些工作和培養平坦世界所需各種人才的能力。是的，我們的確有這種能力。
讓我們記下這份清單。首先，我們擁有相對靈活、放鬆管制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各州和大學之間有很多試驗和競爭——比如喬治理工學院。美國經濟的靈活性是一筆寶貴財富，特別是在為保持競爭力必須不斷調整變化的情況下。迄今為止，美國既沒有屈從於經濟保護主義者（保護本國就業機會），也沒有降伏於國家安全保護主義者（排斥外國勞工）。正如南卡洛萊納州參議員吉姆。德明特（JimDeMint）
告訴過我的那樣，我們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試圖“保護通往繁榮的道路”。
我們應當保持這種開放性和靈活性，這是至關重要的。美國文化中甘於推翻舊事物、一切重頭再來的特點讓我們在平坦時代具備了很多優勢，因為在平坦的世界裏為了推動創新和增長，我們必須更加頻繁地除舊迎新。過去我們從農業時代過渡到工業時代，然後從工業時代過渡到服務業時代。現在我們需要進入下一個階段——將服務配送到世界各地。過去的每次過渡都會以特有的方式帶來痛苦，但是那時候我們都能比其他主要經濟體更快、更有效地渡過難關，這是因為我們具有開放靈活的特點，我們讓市場自主調節市場確實起到了調節作用，儘管也給很多人造成了痛苦。這次向平坦世界的過渡將造成更多痛苦，因為它很有可能觸及更多的白領工人。不過，現在決不是停止過渡的時候。
“你們（美國人）已具備一切條件可以從舊的中產階層進入新的中產階層，”
Infosys的南丹。奈里卡尼說，“如果你們先完成這個過渡階段，你們將成為勝者……
（不過），如果人們感到驚慌並開始實施保護主義措施，你們就會失敗。這是個信仰的問題——你們必須相信這會發生。“在靈活性的庇保之下，美國擁有無數的制度優勢。首先，美國擁有很多具備科研能力的大學，它們源源不斷地提供試驗結果、創新成果和科學突破——從數學、生物學、物理到化學。”我們的大學體系是最好的，“比爾。蓋茨如是說，”我們給大學提供研究基金，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高智商的人匯聚於此，我們讓他們進行創新並將他們的創新成果轉化為產品。我們實行風險激勵機制。我們的大學體系富有競爭力並且敢於嘗試。他們能試驗不同的方法。有100多所大學對機械人技術的發展做出過貢獻，但每所大學都指責別的大學是錯誤的。這說明美國的大學體系是十分混亂的，儘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各種創新的巨大引擎。
在聯邦政府稅收資金的資助下，再加上慈善事業的捐贈美國的大學體系還將繼續興盛下去……我們除非犯了最愚蠢的錯誤，否則財富不會停止增長。一個聰明的辦法是，我們可以利用大學教育體系來更快地增加絕對財富。“網絡瀏覽器、MRI（磁共振影響）、超高速計算機、全球定位技術、太空探測設備和光纖電纜等新發明都只是基礎大學科研項目的一部分。波士頓銀行的經濟部曾做過名為”麻省理工學院：創新的影響“的研究。得出的一條結論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已創建4000家公司，在全球創造了110萬個工作崗位，銷售額也已達到2320億美元。
美國的獨特之處並不在於它擁有麻省理工學院，也不在於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帶動了經濟增長和創新，其獨特之處是，美國的每個州中都有像麻省理工這樣的大學。
“美國有4000所大學，”國際教育協會的主席艾倫。E.古德曼（AllanE.Goodman）
稱，“世界其他地方的高等學府加起來一共才有7768所。在加利福尼亞一個州就有大約130所大學。全球只有14個國家擁有比加州更多的大學。”讓我們拿俄克拉荷馬州舉例。大家在提及科技發展時通常都不會想起這個州，但如今它也成立了本州的科技推動中心（OCAST）該中心在網站上這樣描述自己的使命：，“為了有效參與新經濟競爭，俄克拉荷馬州必須繼續壯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隊伍，建成相互合作、各有專長的大學科研基地，為大大小小的尖端企業培育良好的經營環境……OCAST推動建立大學-企業科技中心，該中心可能涵蓋很多學校和企業，最終將帶動新產業的繁育、新產品的生產和新技術的運用。”據大學科技管理者協會透露，美國大學2003年共獲專利收入13億美元。
美國除了擁有大學、公共和私人實驗室以及零售商等獨特的創新帶動機器外，還擁有全球監管最嚴格、效率也最高的資本市場，可以將新觀點轉化為產品和服務。迪克。福斯特（DickFoster）是麥肯錫公司的主管，也是兩本創新書籍的作者，他對我說：“在美國，我們有一項‘工業政策’——它被稱作證券交易所，不管它是紐約證券交易所還是納斯達克。”福斯特介紹說，這裏就是風險資本被彙集和配置到新觀點或增長型企業的地方，世界上沒有比美國資本市場更好、更高效的資本市場。
新產品和創新很容易得到風險資本的資助，這也是美國能從平坦世界的平台獲益最多的重要因素。為什麼呢？因為科技上新一輪的巨大突破很少由傳統公司完成。
發明收音機的人並沒有發明電視機。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並沒有創立CNN.Lexis/Nexis也並沒有開創Google.不過，讓風險資本和資本家為下一代Google、CNN或其他未經市場檢驗的創新承擔風險，意味着那些希望從平坦世界獲取最多利益、真正懂得新產品和娛樂形式創新價值所在的人可以由此得到滿足。
美國資本市場的良好秩序主要得益於嚴格監管。在這裏，少數股東的利益也能得到很好的保護。當然，我們的資本市場中也存在欺詐、越軌和腐敗，這些都是市場存在大量風險資金時經常會有的現象。美國資本市場的獨特之處並不是會杜絕安然事件的發生，事實是這些醜聞確實發生了。獨特的地方在於，當這些醜聞發生時，它們通常都會被美國證交會或財經媒體曝光，並得到糾正。讓美國別具一格的不是安然公司而是紐約州檢察長埃里奧特。斯皮策（EliotSpitzer），他不辭辛苦地“清理”證券行業和公司董事會。除了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和東京，這種類型的資本市場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難找到。福斯特說：“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只有擁有了成功的資本市場后才會在創新方面取得成果，只有擁有了在風險狀態下保護少數股東利益的法律機制才會擁有成功的資本市場.美國幾個世紀來不斷在經濟領域做出嘗試，我們是幸運的受益者，我們是已經有效果的試驗品。”
上面所講的這些都是美國“醬”的核心秘密，不過還有其他一些東西值得我們珍藏和培養。有時候，為了更好地欣賞這些可貴的東西，我們需要和外界人士交流心得，比如印度Wipro公司的維韋。保羅（VivePaul）。“我將給你列的清單上再增加三點，”
他對我說，“一個是美國社會的開放性。”我們經常忘記美國的這一特性，“說到做到—創建—破產—重頭再來”在美國是很常見的事情。這種社會狀態舉世無雙，我們的開放性是一筆巨大財富，也是吸引眾多外國朋友的地方，在他們國家會有各種限制。
保羅說，第二點就是“美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這進一步鼓勵人們提出新的觀點。平坦世界的機制可以激勵新產品或程序的開發，因為它們瞬息之間就能達到全球規模。但是，如果你是新觀點的提出者，你自然希望知識產權得到保護。“沒有哪個國家會比美國更好地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Paul表示。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很多創新者希望來美國工作和註冊知識產權。
此外，美國還擁有世界上最靈活的勞動法。解僱夕陽產業的員工越容易，朝陽產業就越容易招到僱員。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特別是在將美國勞工市場和嚴格監管下的德國勞動市場對比之後就更會有此感。德國政府對僱用和解僱都有嚴格的限制。美國能在機會最多的地方迅速投入資本和勞動力，在前期投入已獲利不多的情況下迅速重新配置資源，這些靈活性都是平坦世界中所必需的。
美國“醬”還有一個秘密：它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消費者市場，擁有最多的“初體驗者”。這意味着，如果你在介紹一種新產品、新技術或新服務，你絕不能漏掉美國這個大市場。所有這些意味着美國將擁有十分穩定的就業來源。
如果你想對所有這些制度、文化模式商業慣例和法律體系造成的靜效應進行總結，可以歸結為一個詞：信任。它們創造和帶動了很高的信任水平，這也是開放社會最重要的特點。從多方面來看，信任是美國“醬”中所有成分的產物。
LRN公司的創建者多弗。塞得曼（DovSeidman）稱：“我們是一個信任度很高的國家，因為我們同意受制於反映在制度和法律上的價值觀和原則——這些比任何個人都更有權威且更持久。”LRN這家公司為全球企業提供倫理和治理建議，這些內容我將在第十一章中討論。這些模式和制度使一切具有可預測性，進而導致了信任的產生——相信創新將受到保護、相信貨幣穩定、相信我們的法律體系。塞得曼認為，所有這些推動了創新。
為什麼呢？因為在信任度很高的社會，諸如美國，人們知道他們可以依賴某些規則和原則框架來管理他們的個人和商務生活。“如果你從沙地上跳起，另一個人從硬木上跳起，”塞得曼問，“誰會跳得更高呢？當然是那個從硬木上跳起的人。
信任就是那塊硬木。它給你帶來的可預測性讓你可以跳得更高……沒有信任就沒有冒險，沒有冒險就沒有創新……如果你想讓更多人承擔創新帶來的必要風險，那就需要更多的信任。“信任度很低的社會將不會產生持久的創新。
在平坦的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價值被創造出來，複雜問題也日漸得到解決，擁有信任度很高的社會更將是一種優勢。
“在合作性的世界，擁有充分信任是至關重要的，”
塞得曼補充說，“因為人們越信任對方或他們的領導，他們就越有可能合作愉快。”
美國確實已成為全球重要的會合點之一。在這裏，形形色色的人結交，學會互相信任並建立水平性質的朋友和聯盟關係。在俄克拉荷馬大學受過教育的一名印度學生畢業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俄克拉荷馬城的一家軟件公司，由此結成的這種信任和理解關係對於未來的合作確實至關重要，即使有朝一日他回到自己的國家工作。沒有什麼能比耶魯大學將研究工作外包到中國更能說明這一點了。
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列文向我解釋說，耶魯大學在中國有兩大研究中心，一個在北京大學，另一個在復旦大學。列文說：“這種機構間合作關係大部分並不是來自校方的行政命令，而是來自學者和科學家個人之間的長期友誼。”
耶魯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合作關係是怎麼形成的呢？列文說，首先是因為耶魯的一名教授許田和兩大機構都很有關聯。他在復旦讀完本科，然後在耶魯拿下博士學位。
列文解釋說：“許教授在復旦大學的五位合作者都曾接受過耶魯大學的培訓。”
其中一位是和許教授一同在耶魯讀研究生時的同學，一位在徐教授耶魯同事的實驗室做過訪問學者，另一位曾以交換學生的身份來耶魯，並回復旦拿的博士學位，還有兩位在徐教授的實驗室做博士后研究。同樣的，北京大學和耶魯大學聯合成立的植物分子遺傳學和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也有着類似的故事。
徐教授是遺傳學方面的頂級專家，已從國家健康協會和休斯（HowardHughes）
基金會獲取專項基金用於研究遺傳學和癌症及其他神經變性疾病的關係。這種研究需要大量實驗支持，需要在動物身上研究基因突變問題。列文解釋說：“為了找到導致某些疾病的特定基因，你需要測試很多基因，你需要做很多試驗。人力的增加自然是很大優勢。”因此，耶魯實際是通過創建復旦-耶魯生物醫藥研究中心將實驗工作外包給了復旦。每所大學都自行擔負勞務和研究費用，所以它們之間不需要資金往來。但是中國方面主要從事的是基礎技術工作，需要的是大量技術人員和實驗動物，這一研究成本要比耶魯低得多。耶魯方面主要從事數據分析這種高端工作。通過合作，復旦師生和技術人員可以接觸到高端研究，耶魯也可以得到大規模試驗的支持。如果耶魯試圖在（學校所在的）紐黑文市建成與復旦同樣的研究規模，其成本將高得嚇人。而且，像這樣的項目在美國的支持實驗室只會有30名技術人員，但在復旦會有150人。
“收穫是雙向的，”列文說，“我們的試驗人員得到的是顯著提高的生產效率，中國方面則培訓了他們的研究生，而且他們年輕的教學人員也和我們的教授成了合作者，後者都是該領域的領頭兵。這一合作給中國增加了人力資本，給耶魯帶來了創新。”
兩所大學的研究生可以互訪，所建立的關係無疑為未來得更多合作作好了鋪墊。與此同時，列文補充說，在合作過程中耶魯也做了很多法律準備，以確保耶魯能獲得其中的知識產權。
“科學沒有國界，”列文說，“這種類型的國際分工是很合理的。”他說，耶魯大學堅持認為，中國實驗室的工作條件是世界一流的，並且雙方的合作也有助於提高中國各項設備的質量。“實驗室動物的生活條件也達到了美國標準，”
列文說，“這裏不是老鼠的血汗工廠。”
如果將上述內容綜合到一起，你就能擁有美國的神秘“醬”，它由以下成分混合而成：制度、法律、能帶來信任的文化模式、創新以及讓我們能不斷給經濟增添活力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合作關係。平坦的世界沒有什麼讓美國人不能應對，只要我們捲起袖子以正確的方式教育我們的年輕人並且不斷豐富我們“醬”。我們是在這樣做嗎？
這是下面兩章要談的內容，但讓我給你一個提示：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