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歌德”
①老舍自稱是歌德派，歌新社會、共產黨、毛主席之德。老舍對新社會的認識與早年由基督教得來的人類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熱情有宗教般的特點。而對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等，他並沒有多深的認識。歌德的寫作態度，決定了老舍除了借客觀事實歌頌外，就是主觀抒發。所以，建國后的文章傳“心”多而傳“行”少。
縱使我有司馬遷和班固的文才與知識，我也說不全，說不好，……我愛，我熱愛，這個新社會啊！
一、作個學生
在天壇舉行了控訴惡霸的大會。
本來，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萬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沒接受這警告。我這麼想：要搞通思想，非參加社會活動不可；光靠書本是容易發生偏差的。
會場是在天壇的柏林里。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往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個熟識的臉。工人，農人，市民們，教授，學生，公務人員，藝人，作家，全坐在一處。我心裏說：這是個民主的國家了，大家坐在一處解決有關於大家的問題。解放前，教授們哪有和市民們親熱的坐在一處的機會呢。
開會了。台上宣佈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着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像一片海潮。
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
惡霸們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對着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惡霸的“朝代”過去了，人民當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
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該，“袖手旁觀”。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崇高的感情！書生的本色變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樣的書生！
有一位控訴者控訴了他自己的父親！除了在這年月，怎能有這樣的事呢！我的淚要落下來。以前，中國人講究“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於是隱來隱去，就把真理正義全隱得沒有影兒了。今天，父子的關係並隱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緊。父親若是人民的仇敵，兒子就該檢舉他，控訴他。一個人的責任，在今天，是要對得起社會；社會的敵人，也就是自己的敵人；敵人都該消滅。這使我的心與眼都光亮起來。跪着的那幾個是敵人，坐着的這幾萬人是“我們”，像刀切的那麼分明。什麼“馬馬虎虎”，“將就將就”，“別太叫真”這些常在我心中轉來轉去的字眼，全一股腦兒飛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沒有第二句話。這麼一來，我心裏清楚了。也堅定了；我心中有了勁！
這不僅是控訴幾個惡霸，而是給大家上了一堂課。這告訴我曾受過惡霸們欺負的人們：放膽干吧，檢舉惡霸，控訴惡霸，不要再怕他們！有毛主席給我們作主，我們還怕什麼呢？檢舉了惡霸們，不單是為個人復仇，也是為社會除害啊！這告訴了我，和跟我一樣文文雅雅的人們：堅強起來，把溫情與文雅丟開，丟得遠遠的；伸出拳頭，瞪起眼睛，和人民大眾站在一起，面對着惡霸，鬥爭惡霸！惡霸們並不是三頭六臂的，而是在我們眼前跪着，顫抖着的傢伙們。惡霸們不僅欺負了某幾個人，與我們無關；他們是整個社會的仇敵！
一位賣油餅的敦厚老實的老人控訴惡霸怎樣白吃了他的油餅，白吃了三十年！控訴完了，他轉過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規規矩矩的鞠了一躬。這一鞠躬的含義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過來的。我也要立起來，也鞠那麼一躬！人民是由心裏頭感激毛主席。不是僅在嘴皮子上說說的！
這樣，我上了一課，驚心動魄的一課。我學到了許多有益處的事。這些事教我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再捨不得那些舊有的習慣，感情，和對人對事的看法。我要割棄它們像惡霸必須被消滅那樣！我要以社會的整體權衡個人的利害與愛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兒里找道理，真的，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我願在這個學校里作個肯用心學習的學生。
二、文藝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國外回來，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澤東選集》。頭一篇我讀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讀完了這篇偉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過的文藝理論里，沒有一篇這麼明確地告訴我：文藝是為誰服務的，和怎樣去服務的。可是，狂喜之後，我發了愁。我怎麼辦呢？是繼續搞文藝呢，還是放棄它呢？對着毛主席給我的這面鏡子，我的文藝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為是十足的一個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藝形式之外，我什麼也沒有！毛主席指示：文藝須為工農兵服務。我怎麼辦呢？從我開始學習文藝寫作起，二十多年來，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里繞圈圈。我最遠的“遠見”是人民大眾應當受教育，有享受文藝的能力與權利。享受什麼樣的文藝呢？很簡單：我寫，大家念。我寫什麼呢？隨便！我寫什麼，大家念什麼。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確是可以這樣狂傲無知的。這種狂傲使我對於工農兵，恰如毛主席所說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我真發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藝服從於政治的道理。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資產階級的圈子裏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經都慢慢地癱瘓了。我每每覺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還是照舊可以寫東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個文人所應有的，不必改變。作品呢，不管有無內容，反正寫得光滑通順，也就過得去了。這樣的癱瘓已久，使我沒法子不承認：文藝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應當分家；分了家日子好過！我以為，仗着一點小聰明和長時間的寫作經驗，我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吃文藝飯。可是，毛主席告訴了我和類似我的人：你們錯了，文藝應當服從政治！
我怎麼辦呢？
首先，我決定了態度：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着毛主席走！聽從毛主席的話是光榮的！假若我不求進步，還以老作家自居，連毛主席的話也不肯聽，就是自暴自棄！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
態度決定了，我該從哪裏下手去實踐呢？我不敢隨便地去找一點新事物，就動手寫小說或劇本；我既沒有革命鍛煉，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學習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寫大部頭的作品，必會錯誤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寫作經驗的作家，而須自居為小學生，從頭學起。這樣，我決定先寫通俗文藝，這並不是說，通俗文藝容易寫，思想性與藝術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說通俗文藝，像快板與相聲，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長，較比容易掌握。
在從前，我寫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詞，大概有兩三天就可以交卷；現在須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須寫了再寫，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須儘力控制，既不要浮詞濫調，又須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語言明確地傳達出來，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難就更多了。當我決定寫某件事物的時候，對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趕到一動筆，那點了解還是不夠用，因為一篇作品，不管多麼短小，必須處處結實、具體。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於是字裏行間就不能不顯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貧乏與毛病。有時候，正筆寫得不錯，而副筆違反了政策。有時候，思想寫對了，可是文字貧弱無力，沒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譯一下，而沒有對政治思想所應有的熱情，就一定不會有感動的力量。有時候……。困難很多！可是我決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別人。我既決定聽從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須徹底，也就必是長時間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須經常不斷地學習，以求徹底解決。以前，我可以憑“靈感”，信筆一揮，只求自己快意一時，對讀者卻不負責任。現在，我要對政治思想負責，對讀者負責，急於成功會使我由失望而自棄。另一方面，我須時時請教別人。時常，我的客人，共產黨員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變成我的批評者；我要求他們多坐一會兒，聽我朗讀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讀多少回，讀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夠用，大家的思想會教我充實起來；當他們給我提出意見的時候，他們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錯處，而且也講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為什麼寫錯了的病根。
這樣，寫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處。雖然我從書本上學來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還是有些怕讀理論書籍），可是因為不斷地習作，不斷地請教，我逐漸地明白了我應當怎樣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許像從前那樣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雖然我因有嚴重的腿疾，不能馬上到工廠、農村、或部隊裏去體驗生活，可是因為不斷地習寫通俗文藝，我已經知道了向工農兵學習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會向他們學習去。雖然二年來我所寫過的通俗文藝作品並非都沒有毛病，可是這已給了我不少鼓勵：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樂於接受批評，就像是我這樣學問沒什麼根底，思想頗落後的作家，也還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為人民服務的希望。
不管我寫多麼小的一個故事，我也必須去接觸新的社會生活；關起門來寫作，在今天，准連一句也寫不出。為寫一小段鼓詞，我須去調查許多資料，去問明白有什麼樣政治思想上的要求。這樣，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會是怎樣在發展，和依照着什麼領導思想而發展的。一來二去，接觸的多了，我就熱愛這個天天都在發展進步的新社會了。是的，我必須再說一遍，我缺乏有系統的學習政治理論與文藝理論。可是，趕到因為寫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會的新氣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動心了。我要歌頌這新社會的新事物，我有了向來沒有的愛社會國家的熱情。自然，有人說我這樣先看見，后歌頌，是被動的，不會寫出有很高思想性與創造性的作品來。可是，我是由舊社會過來的人，假若我自詡能夠一下子就變成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熱情地去認識新社會，認識多少，就歌頌多少；我不應該因我的聲音微弱而放棄歌頌。寫不了大部頭的小說，我就用幾十句快板去歌頌。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該幻想一寫就寫出一鳴驚人的作品來；若因不能一鳴驚人，就連快板也不寫，我便完全喪失了文藝生命，變成廢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證明我是個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證明我是新文藝部隊裏的一名小兵，雖腿腳不利落，也還咬着牙隨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開始寫劇本。《方珍珠》與《龍鬚溝》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熱愛北京，看見北京人與北京城在解放后的進步與發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頌。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現在我更驕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與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與進步，我怎能不寫出我的與北京人的對毛主席的感謝呢！
這兩個劇本（雖然《龍鬚溝》裏描寫了勞動人民）都不是寫工農兵的；我還不敢寫工農兵，不是不想寫，我必須加緊學習，加緊矯正小資產階級的偏愛與成見，去參加工農兵的鬥爭生活，以期寫出為工農兵服務的作品。這兩個劇本本身也有個共同的缺點，對由舊社會過來的人描寫得好，對新社會新生的人物描寫得不那麼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這是個很大的教訓——我雖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經前進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動了半里！這也警告了我：要寫工農兵非下極大的工夫不可，萬不可輕率冒失！只憑一點表面上的觀察便動筆描寫他們，一定會歪曲了他們的！
解放前，我的寫作方法是自寫自改，一切不求人；發表了以後，得到好批評就歡喜，得到壞批評就一笑置之。我現在的寫作方法是：一動手寫就準備着修改，決不幻想一揮而就。初稿不過是“砍個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寫完，就朗讀給文藝團體或臨時約集的朋友們聽。大家以為有可取之處，我就去從新另寫；大家以為一無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麼再寫一遍，兩遍，到七八遍。有人說：大家幫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說：我和朋友們都不那麼小氣！我感謝大家的幫忙，大家也願意幫忙；文藝團體給我提意見總是經過集體的詳密地討論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壞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後，假若思想性還不很強，我還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會白受累——寫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處，不必非發表了才算得到好處。我很後悔，我有時候還是沉不住氣，輕易地發表了不很好的東西。這樣，我終年是在拚命地寫，發表也好，不發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筆。這似乎近於自誇了。可是，為什麼在毛主席的光榮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機會，得到了新的文藝生命，而不敢驕傲呢？毛主席告訴了我應當寫什麼，怎麼寫，和為誰寫，我還不感謝么，還不拚命追隨么？是的，我知道，我離着一個毛澤東思想的作家還很遠很遠。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決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還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矯正，好減輕負擔，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寫過的東西，只能當作語文練習；今後我所寫的東西，我希望，能成為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的習作。只有這樣，我才不會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擋住我的進步，才能虛心地接受批評，才能得到文藝的新生命。
三、《龍鬚溝》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寫作經驗中，寫《龍鬚溝》是個最大的冒險。不錯，在執筆以前，我閱讀了一些參考資料，並且親臨其境去觀察；可是，那都並沒有幫助我滿膛滿餡的了解了龍鬚溝。
不過冒險有時候是由熱忱激發出來的行動，不顧成敗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險寫《龍鬚溝》就是如此。看吧！龍鬚溝是北京有名的一條臭溝。溝的兩岸住滿了勤勞安分的人民，多少年來，反動政府視人民如草芥，不管溝水（其實，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漿）多麼臭，多麼臟，多麼有害，向來沒人過問。不單如此，貪官們還把人民捐獻的修溝款項吞吃過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決定替人民修溝，在建設新北京的許多事項里，這是件特別值得歌頌的。因為第一，政府經濟上並不寬裕，可是還決心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動統治者那麼只管給達官貴人修路蓋樓房，也不那麼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飾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儘管龍鬚溝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並不因它偏僻而忽視它。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給人民服務。
這樣，感激政府的豈止是龍鬚溝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應當在內啊！我受了感動，我要把這件事寫出來，不管寫得好與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熱誠使我敢去冒險。
在寫這本劇之前，我閱讀了修建龍鬚溝的一些文件，還親自看修建工程的進行，並請託人民藝術劇院的青年同志隨時到龍鬚溝打聽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大致的明白了龍鬚溝是怎麼一回事之後，我開始想怎樣去寫它。
可是，怎麼寫呢？我沒法把臭溝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兒的好辦法。我還得非寫臭溝不可！假若我隨便編造一個故事，並不與臭溝密切結合，便是只圖劇情熱鬧，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設的責任；我不能那麼辦，我必須寫那條溝。想來想去，我決定了：第一，這須是一本短劇，至多三幕，因為越長越難寫；第二，它不一定有個故事，寫一些印象就行。依着這些決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寫出幾個人物來，他們都與溝有關係，像溝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與行動中把溝烘托出來了么？他們的語言與動作不必是一個故事的聯繫者，而是臭溝的說明者。
假若《龍鬚溝》劇本也有可取之處，那就必是因為它創造出了幾個人物——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性格，模樣，思想，生活，和他（或她）與龍鬚溝的關係。這個劇本沒有任何組織過的故事，沒有精巧的穿插，而專憑几個人物支持着全劇。沒有那幾個人就沒有那齣戲。戲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個小雜院，緊挨着臭溝沿兒。幾位老幼男女住在這個雜院裏，一些事情發生在這小院裏。好，這個小院就是臭溝沿上的一塊小碑，說明臭溝的罪惡。是的，他們必定另有許多生活上的困難，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們與臭溝的關係。這樣，我就抓住臭溝不放，達到我對人民政府為人民修溝的歌頌。至於其中缺乏故事性，和缺乏對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寫，就沒法去兼顧了。
這本戲很難寫。多虧了人民藝術戲劇的領導者與工作者給了許多鼓勵與幫助，才能寫成。他們要去初稿，並決定試排。我和他們又討論了多次，把初稿加以補充與修改。在排演期間，演員們不斷地到龍鬚溝——那裏奇臭——去體驗生活。劇院敢冒險的採用這不像戲的戲，和演員們的不避暑熱，不怕臟臭，大概也都為了：有這樣的好政府而我們吝於歌頌，就是放棄了我們的責任。
焦菊隱先生抱着病來擔任導演，並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劇本，提供改善意見，極當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