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在北碚

一、北碚

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個小鎮子，離重慶有五十多公里，這原是個很平常的小鎮市；但經盧作孚與盧子英先生們的經營，它變成了一個“試驗區”。在抗戰中，因有許多學校與機關遷到此處，它又成了文化區。市面自然也就跟着繁榮起來。它有整潔的旅舍，相當大的飯館，浴室，和金店銀行。它也有公園，體育場，戲館，電燈，和自來水。它已不是個小鎮，而是個小城。它的市外還有北溫泉公園，可供遊覽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虛大師與法尊法師，他們在縉雲寺中設立了漢藏理學院，教育年青的和尚。

二十八、二十九兩年，此地遭受了轟炸，炸去許多房屋，死了不少的人。可是隨炸隨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齊美麗了。這是個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體而微的，凡是大都市應有的東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重慶，百貨可以源源而來。它的安靜與清潔又遠非重慶可比。它還有自己的小小的報紙呢。

林語堂先生在這裏買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國的時候，他把這所房交給老向先生與“文協”看管着。因此，一來這裏有許多朋友，二來又有住處，我就常常來此玩玩。在復旦，有陳望道，陳子展，章靳以，馬宗融，洪深，趙松慶，伍蠡甫，方令孺諸位先生；在編譯館，有李長之，梁實秋，隋樹森，閻金鍔，老向諸位先生；在禮樂館，有楊仲子，楊蔭瀏，盧前，張充和諸位先生；此處還有許多河北的同鄉；所以我喜歡來到此處。雖然他們都窮，但是輪流着每家吃一頓飯，還不至於教他們破產。

二、《火葬》

在抗戰中，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很難寫出長篇小說來。連短篇也不大寫了，這是因為忙，病，與生活不安定之外，還有稍稍練習寫話劇及詩等的緣故。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寫了十幾篇短篇小說，收入《火車集》與《貧血集》。《貧血集》這個名字起得很恰當，從一九四○年冬到現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終患着貧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勞累，我便頭昏；若不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暈，一抬頭便天旋地轉。天氣暖和一點，我的頭昏也減輕一點，於是就又拿起筆來寫作。按理說，我應當拿出一年半載的時間，作個較長的休息。可是，在學習上，我不肯長期偷懶；在經濟上，我又不敢以借債度日。因此，病好了一點，便寫一點；病倒了，只好“高卧”。於是，身體越來越壞，作品也越寫越不像話！在《火車》與《貧血》兩集中，慚愧，簡直找不出一篇像樣子的東西！

三十一年夏天，我又來到北碚，寫長篇小說《火葬》，從這一年春天，空襲就很少了；即使偶爾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慶那樣跑許多路。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卧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它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

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過度的勉強，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愣着，擦眼鏡，在屋裏亂轉，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么？我早已精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裏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佔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有在任何淪陷區住過。只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讀者連那裏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裏面填滿。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為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卻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它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多月的光陰。光陰即便是白用，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抄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於去丟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也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紙筆之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盲腸與家計

十月初，我得了盲腸炎，這個病與瘧疾，在抗戰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價米，裏邊有許多稗子與稻子。一不留神把它們咽下去，入了盲腸，便會出毛病。空襲又多，每每剛端起飯碗警報器響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飯或粥，顧不得細細的挑揀；於是盲腸炎就應運而生。

我入了江蘇醫院。外科主任劉玄三先生親自動手。他是北方人，技術好，又有個熱心腸。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個鐘頭才找到盲腸。我的胃有點下垂，盲腸挪了地方，倒彷彿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來似的。經過還算不錯，只是外邊的縫線稍粗（戰時，器材缺乏），創口有點出水，所以多住了幾天院。

我還沒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慶。只好教他們上北碚來。我還不能動。多虧史叔虎，李效閹兩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學——設法給他們找車，他們算是連人帶行李都來到北碚。

從這時起，我就不常到重慶去了。交通越來越困難，物價越來越高；進一次城就彷彿留一次洋似的那麼費錢。除了“文協”有最要緊的事，我很少進城。

妻絜青在編譯館找了個小事，月間拿一石平價米，我照常寫作，好歹的對付着過日子。

按說，為了家計，我應去找點事作。但是，一個閑散慣了的文人會作什麼呢？不要說別的，假若從武漢撤退的時候，我若只帶二三百元（這並不十分難籌）的東西，然後一把搗一把的去經營，總不定我就會成為百萬之富的人。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發了財的。但是，一個人只有一個腦子，要寫文章就顧不得作買賣，要作生意就不用寫文章。腦子之外，還有志願呢。我不能為了金錢而犧牲了寫作的志願。那麼，去作公務人員吧？也不行！公務人員雖無發國難財之嫌，可是我坐不慣公事房。去教書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筆，去拿粉筆，我不情願。我寧可受苦，也不願改行。往好里說，這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往壞里說，是文人本即廢物。隨便怎麼說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錢而外，也是為了身體。酒，到此時才看明白，並不幫忙寫作，而是使腦子昏亂遲鈍。

我也戒煙。這卻專為省錢。

四、習作二十年——我的話劇

當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並不明白什麼是小說。同樣的，當我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並不曉得什麼是戲劇。

到寫劇本的時候，我已經四十歲了。在文字上，經過十多年的練習，多少熟練了一些；在生活經驗上，也當然比從前更富裕了許多。仗着這兩件工具——文字與生活經驗——

我就大膽地去嘗試。

我的第一個劇本，《殘霧》，只寫了半個月。

劇本既能被演出，而且並沒慘敗，想必是於亂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點好處。想來想去，想出兩點來，以為敝帚千金的根據：（一）對話中有些地方頗具文藝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進行，而是時時露出一點機智來。（二）人物的性格相當的明顯。

因為《殘霧》的演出，天真的馬宗融兄封我為劇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給回教救國協會寫一本宣傳劇。我沒有那麼大的膽子，因為自己知道《殘霧》的未遭慘敗完全是瞎貓碰着了死耗子。說來說去，情不可卻，我就拉出宋之的兄來合作。我們倆就寫了《國家至上》。在宣傳劇中，這是一本成功的東西，它有人物，有情節，有效果，又簡單易演。這齣戲在重慶演過兩次，在昆明、成都、大理、蘭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於西康，也都上演過。在重慶上演，由張瑞芳女士擔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們看過戲之後，甚至把她喚作“我們的張瑞芳”了！

此劇的成功，當然應歸功於宋之的兄，他有寫劇的經驗，我不過是個“小學生”。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劇本的成功，而是覺得抗戰文藝能有這麼一點成績，的確可以堵住那些說文藝不應與抗戰結合者的嘴，這真應浮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歲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國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給他寫幾個字，留作紀念。回漢一向隔膜，有了這麼一齣戲，就能發生這樣的好感，誰說文藝不應當負起宣傳的任務呢？

張自忠將軍殉國后，軍界的朋友托我寫一本《張自忠》。這回，我賣了很大的力氣，全體改正過五次，可是，並沒能寫好。

《面子問題》還是吃了不管舞台的虧。

《大地龍蛇》中的思想，頗費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結構則至為幼稚。

《歸去來兮》四平八穩，沒有專顧文字而遺忘了技巧，雖然我也沒太重視技巧。

《誰先到了重慶》這本戲，彷彿可拿出一點技巧來。

《桃李春風》雖然得過獎，裏面缺欠可實在不少。此劇系與趙清閣先生合寫的，上演時的修正，都是由他執筆的，那時節我正卧病北碚。

劇本是多麼難寫的東西啊！動作少，失之獃滯；動作多，失之蕪亂。文字好，話劇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顧舞台，失了文藝性；顧文藝，丟了舞台。我看哪，還是去寫小說吧，寫劇太不痛快了！處處有限制，腕上如戴鐵鐐，簡直是自找苦頭吃！自然，我也並不後悔把時間與心血花在了幾個不成劇本的劇本上：吃苦原來就是文藝修養中當然的條件啊！

五、二十年紀念會

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協”開年會。第二天，朋友們給我開了寫作二十年紀念會，到會人很多，而且有朗誦，大鼓，武技，相聲，魔術等遊藝節目。有許多朋友給寫了文章，並且送給我禮物。到大家教我說話的時候，我已泣不成聲。我感激大家對我的愛護，又痛心社會上對文人的冷淡，同時想到自己的年齡加長，而碌碌無成，不禁百感交集，無法說出話來。

這卻給我以很大的鼓勵。我知道我寫作成績並不怎麼好；友人們的鼓勵我，正像鼓勵一個拉了二十年車的洋車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郵差，雖然成績欠佳，可是始終盡責不懈。那麼，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誼，我就該更堅定的守住崗位，專心一志的去寫作，而且要寫得用心一些。我決定把《四世同堂》寫下去。這部百萬字的小說，即使在內容上沒什麼可取，我也必須把它寫成，成為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六、《四世同堂》

我開始計劃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百萬字，我想，能在兩年中寫完；假若每天能照準寫一千五百字的話。三十三年元月，我開始寫這長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頭昏與瘧疾時常來搗亂。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寫了三十萬字。這篇東西大概非三年寫不完了。

北碚雖然比重慶清靜，可是夏天也一樣的熱。我的卧室兼客廳兼書房的屋子，三面受陽光的照射，到夜半熱氣還不肯散，牆上還可以烤麵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當然影響到頭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揮，它們還會乘機而入，把瘧蟲注射在人身上。

“打擺子”使貧血的人更加貧血。

三十三年這一年又是戰局最黑暗的時候，中原，廣西，我們屢敗；敵人一直攻進了貴州。這使我憂慮，也極不放心由桂林逃出來的文友的安全。憂慮與關切也減低了我寫作的效率。我可是還天天寫作。除了頭昏不能起床，我總不肯偷懶。

三十四年，我的身體特別壞。年初，因為生了個小女娃娃，我睡得不甚好，又患頭暈。春初，又打擺子。以前，頭暈總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這病。秋間，患痔，拉痢。這些病痛時常使我放下筆。本想用兩年的工夫把《四世同堂》寫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寫了三分之二。這簡直不是寫東西，而是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