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戰和戰後

福克納對觀察者的角色和為此而受到的一些限制感到不舒服，他繼續時而遵守，時而越出常軌，在學校里進進出出。上九年級時，他擺脫了大人的保護，不受約束，開始玩棒球和踢足球。兩年後，在一九一五年秋季，他恢復了狩獵。雖則他仍是聽得多，講得少，他又學會了飲酒和交換講狩獵的故事。此外，他學會了在戶外遛彎兒。大約這時，他又踢起足球來，放棄了跳舞。其他的人，包括愛斯蒂爾跳舞時，他只是坐着或在場外站着靜靜觀看，一聲不吭。他決心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堅決反對“蛇唇”、“伯爵”和“尚未裝訂的書”之類的嘲弄。他放棄上中學，也離開了銀行，多半時間是在密西西比大學附近度過。他發現了這裏的一些活動和他所喜歡的幾個學生。一九一六年秋，他開始與本·華生建立長久的友誼。次年春，學生的年報《密西西比特好》登載了他的一張畫，這是他發表的第一個作品。

但這些事情是他生活的優點。他讀詩或寫詩，聽故事或畫畫感到疲乏時，喜歡和菲爾·斯通一塊兒漫步，注意菲爾·斯通的敘談，或者喜歡與愛斯蒂爾·奧爾德漢遛彎交談。儘管他想保持距離，在交往中注意到適當的冷淡，可是他認識到孤立帶來的不好兆頭。他已把寧靜和緘默當作自己生活的原則，發現在聽一段插曲，寫詩和畫畫其他事物時，又在談論另外的事。早先，在加利阿姨爐邊安適的地方，在零星的時間裏，他和友人穆特爾·拉米伊、杜威·林德爾或薩利·穆里一塊兒相互講故事和聽故事。但是後來更多的時候則是與菲爾或愛斯蒂爾相互講或聽故事，他已轉向他們。

斯通與福克納是同行的競爭者，可他們在社會上又是盟友。他們代表着傳統，有着共同的興趣——對衛理公會教堂的婦女們、喝酒、狩獵以及掙錢感興趣。但菲爾比威廉大四歲，他在學術上也是有抱負的，在一九一四年夏以前，他很少注意威廉。菲爾在耶魯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文學學士學位（一年前，他在密西西比大學以同樣的榮譽，獲得了同樣學位），他回來后聽說威廉正在寫詩。菲爾雖然想進密西西比大學法學院，象他在耶魯大學一樣取得另一個學位，他想和父親及兄弟們一道參加這家庭的律師事務所，然而他愛好文學，特別喜歡詩。知道了關於威廉的未必屬實的消息，他就去福克納家拜訪。威廉聽見菲爾的來意，幾乎一言未發，就把他不斷地積累的自己創作的詩遞給他，費爾看這些詩時，他仔細地審視着。

菲爾·斯通似乎立即意識到，至少這些詩的一部分展示着：如他後來所說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具有真正的才華。”“這是非常明顯的。”菲爾·斯通獨自了解到他所認為顯然的事情（威廉的母親也認為她的兒子有才華，甚至覺得他有“天才”），他就收威廉為學生。幾年後，他們的友誼緊張到兒乎破裂的程度。菲爾作為一個感到灰心的老師，認為他只有這麼一個學生，他不能斷定，他是否要威廉成為一個偉大的文豪，或者只停滯於一個值得羨慕的文學愛好者的程度。事實終於表明，他所預期和促成的聲譽似乎是一種混合的福祉。他誇大自己的作用，認定給予詩的作者的榮譽太大，給予詩人的培養者的榮譽卻太小。但是在漫長的時期中，他的年輕朋友一直前程似錦，需要輔導與推薦，菲爾始終是他的忠實朋友。他從威廉的一項有價值的計劃中，看出了威廉的生活中的幾點空虛之處，就設法去加以充實。這些空虛之處，是他作為他的朋友和師長在威廉的生活中觀察出來的。

威廉所需要的東西的一部分是個人的，不是那麼鄭而重之的。菲爾和威廉儘管在年齡、經驗和風度上都不相同，然而他們的共同之點卻超過對文學的共同愛好。菲爾知道其中的有些事意味着在奧克斯福的差別，甚至意味着對於一個更多地象母親而不象父親的密西西比少年的差別。象威廉一樣，菲爾受到的教育也認為藝術“是真正的事業而不是憑匹夫之勇。”傑姆士·斯通擁有將軍的光榮頭銜，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男子漢”；他酗酒、大筆大筆錢地賭博和獵熊。終於菲爾追隨他那粗魯的父親，染上了所有這些習性，也進入了法律界。但是他童年時就有病，甚至到了成年，他在體質上和性情方面都象他那內向的病弱的母親羅莎夫人。他在一些學校里發現了自己之所需要：地方，他能夠在這些地方將自己的特性變得對自己有利。他靠艱苦努力，贏得雙親曾經贏得的榮譽。學校畢業后，他就從來沒有那麼快樂，也沒啥成就。然而即便在他成功的時候，他意識到威廉更加疏遠也夠傷腦筋的。“除了我沒有誰”，他後來寫道：“能夠和威廉·福克納討論他的文學計劃和希望，他的技巧訓練和抱負。”

打從一九一四年夏，菲爾從耶魯大學獲得第一個學位回家直到一九一六年秋，他回耶魯去修第二個學位，這期間，他鼓勵威廉在文學方面的追求及其凌雲之志，有時他也聽威廉講述自己的想法。但是因為威廉需要教導和勉勵，而菲爾則一個心眼對威廉講，威廉只是聽，因而菲爾聽得少，講得多。早先威廉是接受的，可如今，他卻故意地尋找一種場合，讓他可以自由地通過書籍和故事來自學。但是他不花一分錢是不能辦到的。他母親的興趣包括許多古典文學和哲學著作，從聖經、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直到康拉德。但這中間有着一些大的懸殊，沒有誰讀得象威廉那麼精細，也沒有誰閱讀了要去寫作。

菲爾對大學的課程和相互交談感到很新鮮，他知道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喜歡講話，一講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他所知道的事情都倒出來。開始指導威廉閱讀時，他們間的關係表現為原先的類型。菲爾是個即席講演的大師，講得來洋洋洒洒，而威廉假若不是在聽的話，就啥也不懂。他靜靜地坐着或漫步，只注意聽所需要的而忽略其餘的。菲爾沉浸於自己的講話，對他年輕朋友的所作所為產生了一個誤解。後來他認為，自己把啥都教給威廉了，幾乎沒有東西沒教：所有的文學、哲學和歷史，從標點符號到倫理哲學的較“明顯的真理”都教到了。然而因為威廉似乎早已容易地學過，就象他曾留心地學會了標點符號一樣，假若不是象學明顯的真理一樣的話，菲爾很可能把安靜認為是表示注意，他了解的只是事情發展的一部分。隨着歲月的流逝，他的朋友留給他的除舊的書稿和回憶外就寥寥無幾了。他想誇大他怎樣發現了這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孩子是天才，他花的精力是何等巨大。在菲爾沒有成為他的朋友之前，威廉老早就顯示出，他能夠選擇他要讀的書籍、他想上那些課程，他想聽那些言辭。然而，菲爾對威廉的教誨仍然是很多的。菲爾會希臘文和拉丁文，並且能夠很好地閱讀用這兩種語言寫的文學作品。他對南方的歷史的知識，特別是關於內戰的知識是那麼詳盡而確切。在後來的年代裏，菲爾特別感到這些知識對於福克納的斯諾普斯的故事以及他的詩歌都特別有用。那種感覺至少有這樣的根據：他所作的可與其他任何人作的媲美，其中包括小上校約翰·福克納叔叔。他們二人與這個小鎮及州的政治活動都有密切關係，他們讓福克納密切注視“南方農民的興起”及其在密西西比生活中產生的變化，而在指導福克納學習詩歌方面，他比任何人起的作用都大。特別是他首先使福克納轉向更加熟悉的十九世紀的詩歌方面，隨後又使他轉向象徵主義者方面，後者形成了文學史上最深奧微妙的一個運動。他從著名的新港磚路書店買了幾十本書，他自詡為知道現代主義運動的背景和葉芝、龐德、艾略特及喬伊斯的著作。

假若威廉從菲爾那裏聽得很多很多，那麼威廉對愛斯蒂爾·奧爾德漢則是講得象朗朗流水。“她諦聽着”，一個兄弟後來寫道，“比爾發現自己健談。從此，他越來越多的時間呆在她的房裏，和她一塊兒，與她談話，並聽她彈琴。”奧爾德漢家族名重鄉里，家產殷實，甚至共和黨人還沒有剝奪他們尊貴的身分之時，一家子就在一九○三年秋搬到了奧克斯福，那時穆里·福克納家族從里朴萊搬遷此地還不到一年光景。從童年起，威廉就把奧爾德漢家認為是人們聽音樂和交談的好處所。奧爾德漢家人們沒有清規戒律禁止談話或不讓看書。愛斯蒂爾離家去馬麗·鮑得溫學院學習期間，威廉繼續去她家拜訪。幾年後，福克納將自己出的第一部書第一版的一冊贈給了奧爾德漢家。但是他主要是去看愛斯蒂爾，聽她彈鋼琴，談自己的抱負和計劃、給她朗誦自己的詩，把他的畫給她看。只有和她在一塊兒，他才既話音如潺潺流水又仔細諦聽。

早先還是重小無猜時，愛斯蒂爾和威廉就成了“甜心甜意”，幾年來他們的關係都很親密。他們一塊兒玩耍和談天，一道去參加交誼會，學跳舞。然而威廉的變化更明顯，更加鬱鬱寡歡，不願上學，工作增加了時，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化了。威廉仍然去看愛斯蒂爾，對她談話，與她共命運；依然指望她能夠聽。但是根據一切表現，顯然他更象一個獻身的朋友而不象一個求婚者，或者，他假若是求婚者，也是許多求婚者之一，他認識到，作為一個失敗父親的不肖兒子，自己沒有被接受。愛斯蒂爾受到男人們的追求，享受着許多人對她獻殷勤，她卻過着一種幾乎是獨立的社會生活，福克納發表的第一幅畫（和他早期的許多詩歌）都暗指這種思想。這幅描繪一對非常高的幾乎是細長的情人在跳舞，這幅畫的素描風格把主題表現得非常好。威廉作為一個“傑出舞伴”，曾經“被一些少女所追逐”，已經放棄了跳舞。他痛苦地感到自己的身高，看看跳舞還稱心些，他到過許多舞會，但自己絕少跳舞。愛斯蒂爾同她的求婚者們一道去參加舞會，她是那麼勃勃生氣、令人魂銷、容光煥發，娉娉裊裊而又始終興緻盎然，她和他們跳起舞來。威廉一跳舞就找愛斯蒂爾，愛斯蒂爾看舞時，她的秋波總是顧盼着威廉。但大多數情況是她跳舞，他看舞，有時她一跳就跳到東方發白。

威廉甘心充當那樣的角色，這也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其原因在於他與愛斯蒂爾有一個秘密的諒解，她要歡迎其他的求婚者們，接受他們偶爾送來的禮品，交換荒唐的誓言，但是她將永遠是屬於他的。關於愛斯蒂爾的這些顯然的事實——她的聲譽、崇高的社會地位，正統的志願與歡樂——對於福克納是至關重要的。在同他談話的少數幾個人中，她是他最談得來的，然而她不僅卓然不群，她也深深地相信他，她被許多人追逐着，她卻早已委身於他。

這個類型很適合於福克納對他與愛斯蒂爾之間的關係的最為深刻的想法。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偉大的和命途多舛的高度浪漫主義的類型，然而又是如醉如痴的愛情。他早期詩歌中閃爍其詞的色情衝動，加上反映着他對斯溫伯思的愛好，這間接表明率直的詞語是太難了，幾乎到了不能表達的程度。在他的詩歌和繪畫中，性交顯然與跳舞有關——他放棄了跳舞，而愛斯蒂爾卻成了舞迷。在《大理石牧神》一書中，主角不能打破大理石的禁錮。他觀察着這些活動，例如“非常敏銳的蛇”的自由，可他不能直接去體驗。他的腦海里縈迴着他所知道“然而又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他渴望自由——丟棄寧靜與沉寂，連同它們所意味着的無能都一塊兒丟棄，伴着牧神的刺耳笛聲跳起“神聖的舞蹈”。雖然他的情愫遲遲未能表達，然而他那抑抑鬱郁的焦思和想望卻顯然表明他終歸要作表述的，同樣也表明了他需要作的決斷。同時愛斯蒂爾的秘密誓言也證實了，威廉有着別人所不知道的才華，其中包括惹動女人情思的魔力。

光陰荏冉，周復一周月復一月地逝去，愛斯蒂爾發現難於實踐諾言。她輕鬆愉快地在幾種誓言之間猶猶疑疑，最後換成了一個更持久不變的和可以接受的康奈爾·弗蘭克林的愛的山盟海誓。她發覺自己受到求婚者和家庭的雙重壓力，為了擺脫壓力，她向威廉建議，他倆私奔。威廉必定知道，愛斯蒂爾的建議顯然不言而喻，他們得不到父母的同意。他自己的家鑒於他優柔寡斷而又沒出息，認為他沒有權利談結婚的事；可他仍然期待雙親的恩典。

在下決心方面，威廉顯得幾乎要實現其所想望的命運——決心要親自知道他一直為之寫詩的單戀的結果。他的顧慮重重，愛斯蒂爾則是漫不經心，兩者同樣起着作用，終止了他們不可能的安排。但是他發現任何意義的共同策劃都無濟於事。雖然他在許多事情上竭力剋制自己，但是他不準備放棄對愛斯蒂爾的約定。遭到父母兩種態度的拒絕和他的愛情被出賣，使他陷入了痛苦的深淵。愛斯蒂爾宣佈訂婚幾周之後，他才了解他曾經多麼指望她對自己的夢想和才華的信賴。假若他拒絕私奔暗示着他仍然害怕陳述自己的看法的話，那麼他的不幸表明，他還是需要果斷。如象愛斯蒂爾曾經堅持的一樣，她現在依然可能相信他和愛他，但是她願意和別人結婚定然意味着，她既沒有充分信心，也沒有惹起她足夠的激動。威廉感情一度仍是赤熾，還希望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在等待着，繼續把詩歌和自己畫的畫送給愛斯蒂爾。這些詩講到雖遭拒絕而愛情不移。這些最後一批畫中的一幅描繪一個惡魔般的小傢伙正輕蔑地瞧着一個艷麗的嬌娥，被色狂的森林之神的音樂迷住了，簡直如醉如痴。但是當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的婚期逼近的日子，自己也信心不足，痛苦和悲哀使他越發難於向愛斯蒂爾啟齒。過去他花那麼多時間瞧她與其他求婚者跳舞，這使他對眼前注意觀察的這個結婚毫無準備。她沒有取消關於婚姻的約言，他為自己扮演這麼一個角色似乎難以忍受。後來他的兄弟約翰講：“他的悲哀之情不能自已。”

隨着自己塵世生活的突遭厄運，福克納就在較大的混亂中去尋求慰藉。幾乎剛好在這一年之前，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他的國家承認，幾年來歐洲已經知道了的事實：將近一百年來西方佔有壓倒優勢的和平、繁榮與進步已到了盡頭。他興許能在一個較大的崩潰中找到轉變自己方向的行動。在少年時期，他曾經醉心於飛行。他首先用玉米皮做成了機翼，後來他用豆架和紙做成了一架飛機，可以飛一會兒。最近幾個月來，關於戰爭的新聞雪片傳來，他讀過許多在法國進行戰爭的消息，他的腦子裏充滿了飛機駕駛員的名字。他興許能象他們一樣，能夠到法國去，變成光榮的和佩有飾帶的。假若大屠殺和大破壞是十九世紀導致的，那麼他想親身了解它們。憑着勇氣和碰碰運氣，他可能在戰爭中發現，正在改變着西方的正是過去老上校在戰爭中所發現的改變了美國南方的東西，即：英雄主義的一個機會。身經戰火的老上校回來修了一條鐵路並且寫了一部流行的小說。威廉以後也可能回來並恢復生活，但在此期間，他可能在葉芝所謂的“勇敢若狂”中找到光榮與輕鬆。

他決心要當一名飛行員，親自到徵兵站報名，可是遭到了拒絕。他們告訴他，他太小，太矮，身體又太弱。他那戲劇性的出路被堵塞了，他發現自己更不可能留在奧克斯福。戰爭的消息四處瀰漫；使人回想起愛斯蒂爾結婚的東西隨處皆是。三月將盡，他決心去新港，菲爾·斯通正在那兒修他的第二個學位：法律學位。興許他在那兒能夠發現假若不是大的消遣的話，至少也會發現一點點狂熱。然而那種狂熱之來主要是由於回憶起他正在錯過的戰爭。他需要錢，他在溫徹斯特連發武器公司找到職員的工作，在那兒，人們主要談論的是聯軍可能怎樣反擊德國人的春季攻勢。菲爾·斯通不關心戰爭，他盡量使威廉專心於詩歌，他把象十七歲就發表詩歌的史蒂芬·文森·本涅特這樣的作家們和喜歡談論美學並引用白朗林與葉芝的詩的朋友們介紹給他。但是在斯通知道的詩人中，威廉最感興趣的一個是羅伯脫·希里爾，他能夠談論他的戰爭的經驗和詩歌；在新認識的朋友中，他最喜歡聽耶魯大學後備軍官訓練隊的官員們講故事，他們中有些人是英國皇家空軍的官員，曾經在作戰中負傷。臨近五月的日子，威廉決心尋求參戰的另外途徑。被愛人、雙親和地方徵兵站的拒絕，他離開了奧克斯福去新港。但是他在那兒發現的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沒有持續多久。一個世紀以前，另一個心事重重的倔強的孩子將自己的名字從哈桑改為霍桑。象霍桑一樣，威廉很早就認識了家庭、地區和把這兩者作為負擔與遊戲的場所而予以避開；象霍桑一樣，他學會了聯想到自己的祖先們與罪惡和光榮有關，——象霍桑一樣，他正在學會往複搖擺於招喚和讚美形影相隨的人們的願望和避開他們的願望。不久，他也忙於塑造一個人物。藉助於英國皇家空軍的官員們，他開始學會了英國口音並把自己塑造得和英國的一模一樣。假若作為密西西比州奧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納不適於服役的話，作為英國的威廉·福克納興許會被接受。

六月十四日，他用着改了的名字，不完全的英國音和借用的一個倫敦通訊處，從新港出發去紐約的一個英國徵兵處。他隨身帶着幾個不可信的證件：他在新港遇到的幾位軍官寫的幾封信，其中說，他是一個英國學生，希望參加英國皇家空軍；假證件證明，他叫威廉·福克納，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生於米德爾色克斯縣的芬其萊村；一位假想的教堂牧師，愛德華·廷柏里-桑代克大師先生寫的一封信讚揚他是一位誠實而正直的年輕的基督教紳士。英國駐外代表們不管是頭腦不清，被愚弄或者是拚命想徵兵，接收了英國的養子，於是使他立即被征入伍，在英國皇家空軍里接受飛行員訓練。他受命於七月九日赴多倫多報到，於是回到了新港，然後到奧克斯福去。曾經成為他生活中關係重大的痛苦如今卻至少與偉大前程的思想溶合在一起了。愛斯蒂爾可能與一個少校結婚了，他的弟弟傑克可能在受訓，但是他已開始了一個旅程，將使他到法國並給他帶來榮譽。

他已進入了一個大的冒險，卻失掉了另一個機會，丟掉了另一個夢想。在五個月裏，他做了柔軟體操，參加了行軍訓練，並學習了導航與飛行的原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戰爭結束時，軍官學員福克納正駐紮在多倫多軍事航空學校，接受飛行前的第三和最後一個階段的訓練，幾乎快進入飛機的訓練了。雖然他看見過許多飛機，聽到過許多故事，雖然他可能飛行過，然而可以肯定他沒有看見過法國天空的任何東西。除他所看見和聽見過的東西外，他唯一的明顯收穫就是體重的增加，似乎他已不是那麼非常羸弱了。但是他的記錄表明，沒有受過傷，也沒得過任何勳章和表揚。他於十二月初回到奧克斯福，到一月初他正式複員了。兩年以後，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他收到一個捲軸，使他成了名譽上的英國皇家空軍少尉。一個被拒絕的愛人、英雄們的後裔，福克納發現他穿的軍校學員的軍裝和自己的命運都令人討厭。他呆在學校學習，眼看別人駕機飛行，是最倒霉的了。甚至他的一個兄弟也實際參加了戰鬥並在阿崗尼森林中掛了彩，他回來時將佩以飾帶。幾年後，福克納的痛苦形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說的第一頁，在這一頁里，軍校學員朱利安·羅威受到那些“停止了這場戰爭”的人們歧視，他坐着用“黃色的鬱鬱寡歡的眼睛凝視着塵寰。”軍官學員羅威“懷着深深的悲悲戚戚”、“嘗盡無效奮鬥的絕望心情”，憤怒的火花在胸中燃燒，他不僅恨“悲哀的勞累一生而命途多舛”，剝奪了他獲得榮譽的時機，而且妒忌所有的英雄人物，甚至那些受了可怕的創傷的人們。早先，在停戰後的幾周里，福克納的失望在他的充滿想像而沒有文學價值的即興創作里表現了出來。他塑造了一個人物，懷着理想參了戰，又懷着理想離開了戰爭。在他回到奧克斯福之前，他的文章開始報道實際上只是想像的一些冒險故事。八月，他給家裏寫信，描寫了一次與朋友們“搭便車”去的不大可能的“愉快的旅行”。十一月中旬，雖然實際上訓練活動已減少了，他卻描寫了飛行訓練與一些單人飛行。十二月他回到家，穿得伊然象個英雄。他的兄弟約翰說，他一下火車顯得沒有穿停止戰爭的軍校學員穿的民間的裝束，但卻穿着英國軍官的全副軍服，腰間捆上軍官的皮帶，軍裝上衣上佩戴着空軍軍徽，戴着外國的軍帽。他拄着一根軍官的短手杖，也一瘸一拐地走着，據他說，是在訓練中的一次撞擊里受了傷所致。

關於他飛行和受傷的說法一時一個樣。有的說法是：一個半醉的軍官為慶祝停戰沒有得命令就進行單飛造成這次訓練的不幸事故。他的幾次受傷往往是傷在腿部或臀部，有時也包括一次骨折，在骨折處給他留下了一塊銀片，使他長期疼痛。少數人得到這樣一個印象，撞擊和受傷是由於在法國天空作戰所致。受傷的飛行員或者更加令人難忘的說法，一個負傷的英雄這樣一個人物給這個年輕的軍校學員帶來了他所需要的榮譽感和表彰，這顯然是一種補償。幾年後，福克納成了名，他仍然玩弄自己經歷中這些事實；甚至將自己虛構的某些東西加到傳記原稿中，引起他自己的苦惱，他拒絕認為它們是自己的經歷。

這種熱忱暗示着的是福克納的虛構對他自己來說比補償更為重要。“任何人花許多時間，”他的兄弟約翰後來表明：“去寫一個想像的世界??對他來說使他變成不是自己的一個什麼人，那太容易了。比爾大概是我所見過的人中最精於此道的。”虛構是福克納運用想像力的一種方式，他使“自己有趣地戲劇化的稀有才華”就與虛構有關係。象他後來寫的故事一樣，他講的故事和他突出的角色都具有權威性。他遠非簡單地借用它們，而是加以使用並使之升華。

在戰後的歲月里，希望開始與幻滅相混和，他所錯過的大事件變得更加重要。然而他唯一的依靠是間接體驗，即：通過他所聽到和閱讀到的東西，通過他能夠感覺到、設想和加以表達的東西。他知道許多人曾經滿懷希望地投入到大戰中去，心想他們“知道什麼是光榮，榮譽意味着什麼，”相信他們可以體驗光榮與榮譽，不料出現的只是厭惡和幻滅。對其他人來說，他們在戰壕里、炮艇中和飛機機艙里所體會到的戰爭的意義是變化莫測、意外的和橫行霸道。但是他在這些枯燥的事情中認識到，他已體驗到自己參加進他錯過了的這些偉大事件中去了。他也認為戰爭變成了全世界完全不能接受的，這意味着他穿的服裝和他假裝的跛子既有其外表的一面，也有其虛幻的一面。在他塑造的人物和他寫的故事中，他都借用了許多東西。但是他把他借用的東西都變成了他自己創作的東西。後來他把別人的經驗，如聽來的故事、閱讀小說、想像的事情，加以升華成一些詩，如《紫丁香》、《空中英雄》和《十一月十一日》或升華成故事，如《勝利》、《所有死去的飛行員》及《光榮》。一個人物的塑造除其他外，是想像力的練習。

他回來后不久，受傷的飛行員的角色開始與其他人物攙和在一起。他“又回到了密西西比州奧克斯福的家裏，然而與此同時??又不是在家裏。”他試圖回到平民生活中去，幾乎象戰爭一樣，這樣的生活不知什麼緣故，也是暫時的。到廣場去、出去參加交際聚會、擺好姿勢等照相等，他在家裏已把軍裝穿舊了，他慢慢就將它丟在一邊。與戰爭“俱來的混亂”是一去不復返了，他面臨著如何生活下去的問題。失掉了愛斯蒂爾，戰爭的挫折和他在康涅狄克州與加拿大的日日夜夜，已經將他改變了。人們乍一碰見就會認為他不僅沉默寡言而且小心謹慎，象個發獃的“外國人”。然而他為了生活下去，恢復了靠家庭生活的兒子的地位。

一九一七年，穆里·福克納被任命為密西西比大學助理秘書。這是他父親安排的另一個職位，這個職位比較小，但比他早先擔任的職位要穩定些。他得到的報酬是較少的工薪和在大學裏的一所住房，他幹着一些簡單的工作。他不斷地工作着，後來被任命為這個大學的秘書和行政處長。他放棄了成就大事業的想法，似乎更加滿足現狀，包括毛德夫人在內的大多數人都在他的周圍。他和大多數人的關係改善了。然而他對威廉仍是冷淡的。威廉從新港和加拿大寫來的書信中有一部分已經發表。象他後來從巴黎寫的幾封信一樣，這些信是專寫給他母親的。

威廉決不願意和父親住在一起，他又決不拒絕和母親在一起，他的解決辦法是折中。他偶爾也勞動，時斷時續地學習。他有時竭力滿足雙親的願望，特別是滿足他母親的期望。他母親一直認為他是關係這個家的命運的孩子。但大多數情況，他自行其是，不顧怨言也不作解釋。他閱讀或寫作大部分是獨自一人在房裏進行，他認為必須在屋裏放點威士忌酒。他喜歡見到奧爾德漢家的人，他同他們聊天。他同斯通家的人們狩獵、打高爾夫球和談天。雖然菲爾現在住在查爾斯頓，他和威廉還是設法經常見面。他們一道去孟菲斯、新奧爾良或克拉克斯德爾。在這些地方，他們與包括道特·威爾科克斯及雷諾·德渥克斯在內的幾個不願拋頭露面的人物建立了友誼。福克納有時覺得，幾乎用任何借口或去任何目的地都可以，就是必須離開奧克斯福。他有時開汽車送他的叔父約翰去參加法官地位的竟選。他訪問一些小鎮、在供膳寄宿處附近、在鎮的兩個廣場或在政治集會上聽人家講故事，感到樂趣和輕鬆。

他回來後幾周里，樹立了堅持幾年之久的生活方式。他時而回來，時而離開奧克斯福，扮演的角色也變來變去，有時把自己扮演成他那顯赫的祖先和叔父的不肖親屬、有時扮演作純潔無疵的花花公子，有時扮着邋里邋踏的放浪於形骸之外的人，但幾乎經常扮作“詩人”和醉漢。少數人瞧見他醉了，幾乎人們都注意，他似乎喝了多少。他以酒澆愁是由於失戀或在大戰中受到的創傷，他給人的印象是他的憂愁比實際的遭遇更甚。他嘴上鬍子巴叉，這使人想到，他雖然曾經是個孩子，而且仍然是少年，可是他已經是個男子漢了；尤有甚者，這使人想起，他尚未完全度過的一種可怕的稍覺神秘的折磨。

福克納擁有“詩人”的頭銜，這是斯通給傳播開去的，他恢復了閱讀和聽故事、畫畫與寫作。可以說，寫作尚未變成一種持久的抱負，一種迷戀的活動，每天起床就乾的某種事情，從而使他從病狀與恐懼中解救出來。但是寫作正在變成他摸索的一種主要方式和他長期進行自修的一個新的園地。後來他講到自己寫的所有小說都為“自己也在其中”的：“我一再地講述同樣的故事，這就是我自己和社會的故事。”在大戰後的最初幾年裏，他用詩歌來表現自己也在其中的社會。受到菲爾·斯通的鼓勵，他不僅讀葉芝和其他現代主義者的作品，而且也讀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法國詩歌。他一邊讀，一邊開始改寫、翻譯和寫作。一九一九年春天和初夏，由於愛斯蒂爾很快就要來看他，他寫作越來越多。在這些月份里，他用八音節雙行詩的形式創作了一首長詩，叫做《大理石牧神》，這成了他的第一部書，雖然這部書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才發表。也是在這些月份里，他發表的第一首詩《大理石牧神》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的《新共和國》雜誌上披露。

結果是，愛斯蒂爾在那兒與他共享勝利的歡樂，她於六月到達，一直呆到九月，她看了自己的娘家，誇她的第一個孩子，名叫維多利亞的女兒。因為她的丈夫留在火陸魯魯他們的家裏，愛斯蒂爾可以長時間自由自在地與福克納在一起消度。儘管福克納愁思綿綿，可他仍然主要為她而寫作。他舉世矚目的詩歌創作的第一時期正是她一九一九年首次來訪的時候；其第二時期他寫了好些詩，其第一首詩題為《春色》，則正是一九二一年春她第二次來訪的時候。她第一次訪問結束時，他贈給她一卷斯溫伯恩的詩集，他曾經一直讀着這本書，末了還寫上情深意切的題詞，她將這書帶到火陸魯魯之前已將題詞撕去。在她第二次訪問結束時，他贈給她一本自己的詩集，這本書是將他一直在寫的詩彙集而成。

幾年後，福克納的興趣已經轉向小說之後，菲爾·斯通懷疑“是否他最初的抱負是要作一個詩人與我對他的希望是一致的。”的確，斯通最羨慕和影響於福克納詩人，並且還大大延長了福克納在詩歌方面的獻身。他向散文方面的轉變，除其他原因外，就是同斯通的疏遠。但是使福克納成為詩人是他同愛斯蒂爾的關係的思想，這比斯通的鼓勵作用更大。他的一生都傾向於認為自己是寫給某個女人或為某個女人寫作的男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他的興趣正完成其向小說的轉變，他在《兩面人》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宣稱，他對詩歌有興趣“是為了追求女性的不同伎倆”，這表明，女人對這種戰術是脆弱的，因為她們不是對於“為藝術而藝術感興趣”，而是對於“為藝術家的緣故對藝術”感興趣。對於記述福克納早期事業有一定價值的《從初期到後期的詩篇：人生的旅程》至少有一個優點：它使人想起福克納關於同愛斯蒂爾的關係的思想已經成了他的非常獨特的風格。在一九一九年的詩歌中，這個方法已很好地在運用。在《大理石牧神》中，詩人追逐他的情人通過“歌唱似的樹林”，讚美她那“淫蕩的??膝蓋”，凝視着“她旋風似地舞蹈”，最後他倆一塊兒“手挽着手”漫步。雖然他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願望走着/直到那寧靜的子夜，”還不待他那不可名狀的願望消逝，驟然間“一個巨大的鐘被敲響了/鐘聲一落，他們就酣舞起來。”在《大理石牧神》中，詩人的不滿意更深，他唱着反對束縛他命運的羈絆的一首歌曲《囚徒之夢》。他的願望一部分是羅曼蒂克的情人，一部分是所謂的牧神的信徒，實際上他為他們而久久不得解除痛苦。被判處坐着凝視，沉思和懷念，他知道自己註定“嘆息，為他知道然而他又不能”知道的“事情”而苦惱他的哀愁無邊，不僅為夢想着和失掉了的事情而哀愁，而且也因為他不能理解限制他的種種力量。儘管他“發問”，然而他不能知道“箇中原因”。

假若一九一九年詩歌中的一個方面表明福克納對其未完成的初戀依然一往情深，那麼在另一方面卻表明，他仍然為其職業的意義而奮鬥。在九月末愛斯蒂爾離開前不久，福克納決心利用密西西比大學的一項新政策，此項政策對老兵不考慮入學的必要條件。他作為一個特殊學生，免除了一切必要的要求，登記修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他一開始就專心致志和奮勇向前，對每項功課都刻苦鑽研。他似乎比以前更加聽從母親。但他很快就用自己的興趣來指導自己，興趣很快就使他轉向了法國文學，這是他幾個月來閱讀所針對的方向。在第一學期，他的英語課差一點不及格，在第二學期，他停止學習英語課。儘管如此，他仍然讀斯溫伯恩、吉芝、豪斯曼及王爾德的作品，模仿艾略特的詩，他發現普魯弗洛克的殘生特別縈繞他的腦際，他也讀法國人的作品，特別是法國象徵主義作家的作品。從馬拉梅那裏，他取了他發表的第一首詩的題目；從魏爾萊恩的《牧神》那裏，他獲得了《大理石牧神》的中心構想。在斯通的某種鼓勵和指導下，他勤苦地讀完了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法國和英國的每個大作家和幾個小作家的作品。

《大理石牧神》裏的幾個散見的詩行顯示了他的才華；有少數詩行嶄露出他天才的筆力。然而末了他主要的興趣不是來自其力量分散的時刻而是來自他那腿腳殘廢的虛弱身體。因為它是那麼富於模仿性和文學味，這就清楚地表明福克納注意的是華麗的詞藻。這就在風格和基調上，喚起並使他參加到十九世紀末葉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中去。此外，這表明，福克納發現詩歌的限制性和束縛性太大，因為在這種作品中使人感到精靈淹沒了人物，回聲蓋過了聲源。因此我們看出的不是福克納的創作力的根源只是他自修的一種傾向。他從奧斯卡爾·王爾德這樣的戲劇家們、約瑟夫·康拉德這樣的小說家們及法國和英國的幾個詩人那裏，吸取技巧和令人神往之處，這使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能夠躋身於文學上的百花齊放之中。此外，為了弄清楚他的自修的一般的和歷史的焦點，《大理石牧神》有助於明確自修的方法。幾年後，福克納說，他寫《大理石牧神》並“學習看書”，這表明，寫作是他吸收已經閱讀過的東西的一個方法。《大理石牧神》表明，在一九一九年，寫作已經成為一種教育方法的最後階段，在學習上那麼如饑似渴，這似乎是極好的。好象是這樣：在他仿效、模仿或加以改寫之前，他讀過的東西沒有一件真正為他所掌握。

然而在一個方面，在福克納讀的詩人和他在寫作的詩歌之間，是有着十分重要的距離的。《大理石牧神》使田園詩的藝術與現代的唯美主義熔為一爐，這不但暴露了田園詩的弱點，特別是它的人工的矯揉造作，而且也證實了那些弱點對我們了解現代唯美主義是恰當的。《大理石牧神》沒有成為藝術力量的成功，倒是碰到了藝術上的局限性。如路易斯·辛普森所指明的，福克納的牧神“在一個被霸佔的花園裏”屹立着紋絲不動；他認識到他的弱點與局限性，可仍然無力予以克服。其結果，我們不僅看到福克納對自己加諸自己的局限性感到不滿意，這不只是“田園詩”遭到現代體裁詩歌的拋棄，而且他認識到田園詩的弱點感染着現代藝術。牧神知道，他集中體現着恣態並且假定他決不會死。然而他發現這種慰藉的反面正是因為它意味着他將來決不會活。福克納將“已經死去的田園詩”的一成不變與濟慈的瓮相聯繫，並認為是一種形式的縮影，這種詩的一成不變的價值已經不合潮流，“詩人熱狂的忘我境界”應予摒棄，因此叫做已經死去的田園詩。幾年後，福克納寫朱迪絲·薩特彭時讓這個人物講話表示，他在二十世幻二十年代初就開始懷疑的是：人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這正因為他們“不能死或消亡。”在《大理石牧神》和《押沙龍，押沙龍！》這兩部書都有這種情況，他給人物的語言使我們想起語言和形式都是空洞的。在一項相關的策略中，他往往在神秘的上下文中開始強調，他自己最好的一些小說是沒有結尾的，沒有寫完，而他自己的小說領域則是生機勃勃和變動不居。強調他的作品的可交性自然是與他極力主張他的作品的不朽性相稱的。有時雖然承認，我們通常理解這些着重點之間的矛盾，他講起來卻好象他的小說具有完美的形式，他的領域是發展的、變動的。但是他往往採取這樣的態度，他的著作要不朽首先必須要在人們中活着才行，因此他把我們通常認為是矛盾的範疇當作補充的範疇。因為福克納追求的是譽滿全國，一項大的聲譽（他曾經說過，“作為一個詩人”，他的問題是，“一方面精力充沛地苦幹，另一方面卻凝視着寶貝露絲”），他努力在他在《新共和》的勝利之後去奪取其他勝利。在這項努力中，菲爾·斯通對他又有所幫助。他讓他的秘書協助，處理了福克納的許許多多的打字事情和他的大部分通信。儘管有菲爾的幫助，許多拒絕將福克納一九一九年八月在全國性刊物上的第一次出現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在《兩面人》雜誌上的第二次出現隔開了三年。同時，他在密西西比大學當學生的前後這些年，他不斷地努力擴大自己在地方上的聲譽。一九二五年，大學的三個出版物：年報（《密西西比特好》）、《密西西比人報》和幽默刊物《笑話》上至少發表了他的四十一項著作——十七幅畫、十六首詩、六篇評論、一個短篇小說和一篇散文。他的那些畫和作品，兼之他象“外國人”，使他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因為他仍然“幾乎愁苦而小心翼翼”，他似乎常常對其他學生疏遠而且傲慢。菲爾·斯通回顧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時，說：

他貴族似的高高在上，——大多數人認為這是裝模作樣——有人想和他親近，他就採取冷冷淡淡和傲里傲氣易動肝火的態度。所以他被人們認為是愛做作的，特殊的一個想法古怪的人或者是一個沒有什麼害處的廢物。因此他成了“沒有爵位的伯爵”。奧克斯福的幾個老家族都寬容他，因為他終歸是福克納家族的一員??但是他們通常是不歡迎他到他們家裏來。我常常說，他是一個有才華的作家，有朝一日他會比斯塔克·揚（當地的另一個青年）更有名??這引起了普通公眾的鬨笑和老家族人們的有禮貌的嘲笑。

福克納的同學們被他的假裝弄得有點迷糊，不知道怎樣去對待他，是把他當成一個高尚的“外國人”呢或者當作一個文學上的遊民，他們決定既把他看作是冒牌貨，又看作是頹廢派人物。他們用嘲弄招呼他，叫他“拄拐棍的美男子”，“把自己叫做威廉·福克納的特殊人物。”他贊同A·E·豪斯曼的看法，實行禁欲主義，雖然他對少數的攻擊感到苦惱，而對其餘的攻擊則置之不理。不管他感到什麼樣的痛苦，他都悶在心中，甚至他的污衊者們用他的個頭小和少年似的外貌對他的丈夫氣概進行中傷，他也悶着不講。

福克納對少數學生，特別是本·華生較為隨和。福克納在戰前見過本·華生，如今經常見面，他和大學的一兩個教師友善，特別是和加爾文·布朗友好，他是個敏銳的有才智的人，他的妻子依達是個歷史學家和非常善於講故事的人。有時，他覺得自己最好離開這個大學，他回到廣場獨自坐着，一聲不吭，紋絲不動，周圍有一些這個鎮的老人們。據一個相識者回憶，在大學裏，他有一種本領“使自己不可抑制地陷入個人問題的冥思遐想。”他在大學校園裏散步或在行人路上漫步時，往往對在旁邊經過的人或講話的熟人都不予注意。在其他時候，他覺得需要離開奧克斯福和密西西比特好，就一下子消失得無蹤無影，也不把行蹤告訴任何人。他去看菲爾，他們一塊兒到近郊遊覽，其中就有離開的意思。他父親現在這個大學工作，在校園裏他父母的住宅中，他在自己的房間放着威士忌酒。在克拉克斯德爾、孟菲斯和新奧爾良，他顯然認為酒是非喝不可的。

在馬爾科姆·考萊所謂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漫長冒險”中，許多作家實行隱退或逃亡。有些作家回憶起美國的一些超驗論者，就隱退到藝術家們的小天地或小社會裏，過着簡樸生活，他們努力把對外接觸減少到必要的程度，公開揚言其目的在於促使內心世界的豐富，讓新的世界在內心裏展開。其他作家則效法亨利·傑姆士，隱退是為了複雜的生活。他們吸收外國的風格和習俗、新的儀式和技巧，竭力擴大他們的經驗並豐富他們的生活。在這兩種形式中，流亡成為一代人的最主要的模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福克納生活在異國的兩個地方並作了一次穿越歐洲的旅行。但是甚至在密西西比州，他也經歷了幾次離去和歸來，隱退與恢復。那樣的一次實驗是特別有趣的，雖然首先它似乎是純粹的回歸。

回到奧克斯福后不久，福克納開始和他最小的兄弟迪恩及加爾文與依達·布朗的兩個兒子玩。走回白利樹林，他將自己以前學得的本領和在當小孩時設計的遊戲教給夥伴們。他們狩獵、追蹤並且相互追趕；他在篝火旁講舊的故事，據一個孩子回憶，他講故事的“腔調神奇得令人毛骨悚然”，又以“幽默、想像和諷刺使氣氛得到緩和”。後來，特別是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他用令人感動的當地兒童偵察隊的故事將這同樣的感興趣的事編串在一塊兒。他曾經一度正式當這個偵察隊的隊長。這些感興趣的事包括對樹林的愛和知識、遊戲和講故事中歡樂。奧克斯福的許多人和密西西比特好的學生們認為，他似乎是這個裝模作樣的縮影。去到樹林中，遠離了令人生厭的憂慮和輕蔑，圍着一群孩子，他的保留消逝了：他的一個夥伴說：“我沒有知道一個人比他更少假冒。”後來，特別是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寫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故事，這些故事也就是正在逝去的童年時期的故事。在大戰剛過後的幾年間，他尋求的與其說是去恢復一個失掉的社會，不如說是去了解對失掉它帶來的後果的較深刻的認識。他不僅對他當孩子時知道的事件進行再創作，而且要對他曾經看到的他父親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創作的嘗試。

一九二○年五月，福克納作為一個特殊的學生已經學完了一年，他贏得了詩歌獎，結束了他的正規教育。第二學期初，他正式離開了這個大學，不再為登記修其他課程而煩惱。沒有功課打斷他白天的時間，他就有更多時間歸自己支配。缺錢時，他就參加些臨時工作。工作之餘。他和菲爾·斯通在密西西比州農村騎馬遊玩，有時遠至孟菲斯。在那兒，暴力行動、賭傅和妓女給生活添加了刺激。他仍然在校園中生活，繼續去看學生們並為學生刊物寫稿。但之後不久他就離開了學校，他開始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本·華生組織的名為牽線木偶戲的一個劇團上。

福克納參加這個劇團的工作幾個月之後，寫完了一個名為《牽線木偶戲》的獨幕劇，他的意思主要是把這獻給他到這兒來后喜歡的幾個人，特別是獻給本·馬麗·海倫·華生、露茜和艾倫·宋梅維爾。這是他所創作和寫作的“幾本書”之一，《牽線木偶戲》包括一個字體漂亮的“用鋼筆寫成印刷字體的”書稿和十幅精緻的鋼筆畫。雖然它主要是用散文寫的，它也包括用類似《大理石牧神》的詩句的四音步雙行詩寫成的幾首歌。它的散文也很容易使人想起福克納的詩。這部劇的情節變化小，語言的音調抑揚頓挫，曉暢易幢。象這部劇的散文和詩一樣，這些畫是獨具風格的。就整個而言，這本書受由奧布雷·畢爾德斯萊插畫的奧斯卡爾·王爾德的《莎羅美》版的影響很大。說得更通常些，它開創了一個紀元。象《大理石牧神》一樣。它受十九世紀末法國和英國那麼多詩人的著作的影響。如諾爾·普爾克所指出的，它不僅是“一個明顯的綜合”而且是福克納所讀的十九世紀末唯美主義作品的“非常自覺的表現”。

福克納越來越浪蕩和醉酒，他開始較少地起第一流的唯美主義者的作用，較多地成了一個無所用心的放蕩不羈的人。《牽線木偶戲》從形式和內容說仍然是他作為一個唯美主義者的生活的反映；它是唯美主義者特別自覺的表現。在本劇的有形表現的每個方面，福克納都顯露了煞費苦心的關懷，他偶爾把這種關心給予自己的書櫥，經常則放在自己的書法上。他的手稿本開始是運用自如的、流暢的、平平常常的，逐漸變成了印刷體，寫得那麼纖細、緊湊以致那麼精雕細琢而又獨具風格。比自覺更進一層，《牽線木偶戲》是用自我介入的方式寫的，確定的影響是無法提出的。因為福克納在運用傳統的啞劇人物方面是仿效魏爾萊恩的，魏爾萊恩影響的存在特別貫穿在整個劇本中。但是在此情況下，魏爾萊恩作為一個詩人的存在是與作為譯者的福克納融合了。一九二○年初，福克納發表了魏爾萊恩著作的四個孜寫本。在《牽線木偶戲》中，他至少仿效了這些書中的兩部書：《木偶戲》和《克來爾的月亮》；此外，他還模仿了《大理石牧神》。早先，他曾用他的寫作來顯示其閱讀；如今他用寫作來改寫其早先的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回到了其青年時期的看法。

充滿着隱喻性交的旋轉舞的色情肖像（“我必須不學跳舞。/啊，諸不要讓我去跳！”馬麗埃塔對皮耶羅說。），《牽線木偶戲》可能明顯地使人想起的含意是出乎福克納原先的料想的，但是他顯然想作一件事情，即：把這個劇與他的一個動機結合起來：那就是這個嚴格的唯美主義者向著無拘無束的放蕩不羈的人轉變；換言之，一九一九年詩歌中的“皮耶羅似的虛弱的牧神”和《牽線木偶戲》中的彼耶羅似的尤爾根——唐璜”之間的直接對比。不管福克納的“各種各樣追逐女性的方法”是否已採取了新的辦法，有跡象表明，他的態度已經轉變，這些跡象在他的寫作及其作品中是找不到的。他對於沉默和寧靜已經感到厭煩，他需要發表意見。這些年來，在他的其他創作中，他所傳播開的幾個故事中的第一個故事使人聯想到，他已自認是一些沒有合法身分的兒童的父親。

《牽線木偶戲》集中描寫皮耶羅的混亂與花園的禮節之間的對比，這使人想起福克納的閱讀和寫作越來越被其迷住的一個問題。皮耶羅對花園的人工景物感到失望，成了混亂的追隨者。象馬麗埃塔的機械的手勢和合乎傳統風格的講話一樣，在皮耶羅看來，她不願意跳舞似乎既反映這是她的姑母們的警告，也反映她自個的恐懼。在他看來，她代表着對這個傳統的花園的細小生活的屈服。但是假若在它的幾個方面之一里，這個傳統的花園代表文化，那麼在另一方面，它所要求的受到限制的縮小的生活卻代表着藝術。為了制服它，絕非在生活之外提出某個形而上學的大的補充就能奏效，藝術被認為是與修正的衝動繼續存在的，這種衝動將自然變成花園，它只有縮小生活才能使生活秩序井然。所要說的是，福克納看來，對十九世紀末期的唯美主義的崇高信任，相信藝術（一切歧視與選擇）是優越於自然與歷史存在的（“笨拙的生活”的“笨拙的工作”），這個信念正證明越來越站不住腳了。

因此我們可以在《牽線木偶戲》裏看出某件事實：為什麼福克納看來詩歌已成為一個死胡同。這個疑難問題的改變主要由於見解不同了。雖然他們有着外部的推論，然而福克納感到的壓力卻主要來自內部。似乎許許多多的渠道都已關閉，受到限制。這些年裏，他偶而穿上寬鬆的衣服，甚至在當地的高爾夫球場上扮演醉醺醺的鄉巴佬的角色。他需要的是自由，而不是他的年輕的緊身褲子，或挂彩的老兵的有飾扣的軍裝，或者花花公子的精心製作的服裝，而是鄉巴佬的或至少是流浪者的寬鬆的褲子。詩歌對他來說似乎是，如他在創作詩歌所體會的，詩歌的規則大多，限制太大。在詩歌中，把意志和意圖幾乎當作是高於一切。他的書法變得越來越縮小，是那麼自個專用，有時甚至他寫完一兩天之後連自己也難得看懂。但是他需要發現一種字體，既不那麼受大人物的青睞，也不那麼受習慣的拘束。只有這時，他可以發現一些語言，鼓勵他不去簡單地用於他所讀過的書和使他苦惱的感情，只是用於他所觀察的社會和他所聽過的舊故事與言談中。

一九二一年春和初夏，福克納將他叫做《春色》的另一本書“用鋼筆寫成印刷字體”。由於愛斯蒂爾回來作第二次訪問，在他們漫步時，他需要詩歌朗誦，在她離別時，他需要贈給她一本書。字寫得漂亮極啦，但是隨着夏季的消逝，他心煩意亂、落落寡歡更厲害了。眼下，生活和詩歌似乎都凝滯了。早先，斯塔克·楊表示願意在紐約給他找個工作。秋天，他住在格林威治村，在第五街和四十三街拐角處的道布爾德·多蘭書店裏工作，書店老闆是依麗莎白·普勞爾。雖然他很快就討厭這項工作，可是他樂於賣書，幹得也不錯。他也喜歡擺“他生活中的悲慘故事”。他顯然跛腳，走路時拄根拐棍。有幾個熟人得到這樣的印象：他喝得爛醉，在大戰中他的頭部以及腿和屁股都受過重傷。其他的人們則有一種模糊的認識，認為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創傷，雖然他們推斷，他還不是完全克服不了。可大多數時間，他是飛在心裏。他被畫家們和作家們團團圍住，有這些人在，他感到高興，他自己默默無聞而又孤身一人，他也覺得舒心。他不受干擾，開始寫詩少了，寫小說多起來。然而不久，他發覺自己又受到妨礙。雖然寫詩不再象以前那麼多，可寫小說不象預期的那麼順利。幾個月來，他的心神不安，使他回到了奧克斯福，在那裏擔任了他曾經最不可能擔任的工作。

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斯通乾的。斯通為自己的被保護人遠在他鄉，投入陌生勢力之中，於着毫無目的聽人擺佈的工作，心裏感到不安，他安排福克納在這個大學的郵政所擔任所長，並勸他接受這個職務。”我強迫比爾結束了自己的謝絕和拒絕，接受這個工作，”他後來說，“他當了世界上曾經見過的最要命的郵政所長。”假若斯通勸他擔任的理由是明顯的，那麼福克納緘默的理由則不明顯。“這件事一直使我們都驚訝不已，”他的兄弟穆里說“正如人們所說的，這兒有一個人對郵件毫無興趣，連他自己的郵件都從來不看，卻被鄭而重之地任命為別人郵件的保管者。”但福克納現在已經二十四歲，雖然他和他父親的關係緩和了，可繼續依賴使他感到難堪。自他從戰爭回來已三年有餘，發生的事情沒有一件表明，他能靠寫作維持生活，他也討厭干零活。他在一個小郵政所工作，可以自食其力並且仍然可以支配他自己的時間。

已知他對這項工作的看法，這項工作實際上只是一個小小的不便。他感到不安定時，就乾脆關掉郵政所的門，走山到樹林中去或者到高爾夫球場去。在炎熱的日子或雨天，他留在工作崗位上，讀書或與朋友們玩牌，其中的一兩個人是他雇傭來干零活的職員。他認為是重要的郵件，親自定期進行處理；他認為不重要的郵件，諸如大學的公報和目錄等，他就堆在幾輛大車裏，當心緒來臨時，火速發出或遞送；他認為是零碎廢物的郵件，就乾脆扔掉。他將比較有趣的期刊放在郵政所後面保存數日，他在那兒設了一個閱覽室，供郵政所長及其朋友們欣賞。

郵件雖是個小問題，郵政的顧客們卻逐漸認為是個大問題。時間不正規、不可思議的拖延、稀奇古怪的損失引起了非難，對公僕的態度也有煩言。福克納對朋友們遷就，對熟人彬彬有禮，對闖入的陌生人則粗里粗氣。大多數責難暫時還是非正式的、善意的：有一個學生刊物拐彎抹角他說，郵政所長的格言是“決不將郵件積壓起來”，而辦公時間為每星期三十一點二十至十二點。終於不滿超過了公眾的忍耐限度並戰勝了官方的冷淡態度，迫使進行一次調查。但在這期間，結果是三年，福克納稍為掙了點錢。不久，他買了一輛汽車，這使他易於安排同菲爾一道郊遊和與女人們一塊兒秘密乘車遊玩。

從紐約回來后的三年間，福克納繼續在學生刊物上發表作品——幾幅畫、題為《山》的印象派的一篇小品文和幾篇評論。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兩面人》雜誌上發表了題為《肖像》的一首詩。那是一個聲譽同益著稱的小雜誌。但隨着唯美主義吸引力的消逝，他的寫作開始變化。不久，他更多地修改詩歌，野詩較少。雖然他的第二眷詩集《綠色的枝條》在一九三三年發表，其中的許多詩的時間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的，肯定沒有一首詩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後寫的，他的詩歌創作慢下來的時候，他的評論的創作則崛起了，其中包括對W·A·培西及康拉德·愛肯這樣的詩人、尤金·奧尼爾這樣的戲劇家們和約瑟夫·黑獻梅爾這樣的小說家們的評論。和這些年的詩歌與繪畫不同，這兩種作品表明進展小，評論從事的問題是他幾年裏不斷地予以關注的。

他在一篇評論中引用塞恩·奧凱西的短詩，這詩描寫戴了主教冠的主教們拒絕接受天堂的公開審訊，他們想瞧瞧圍着金光燦爛的圍脖漫步的海倫夫人。後來，他把這些詩行加以改寫使用，第一次用在《綠色的枝條》的第三首詩中，然後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在另一篇評論中，他想知道他所直接熟悉的這個地區和幾種方言能否在文學上使用和“一個有才華的人”是否不能找到“充分施展才華的地方”。然而在另一篇評論中，他清楚地表示對唯美主義的懷疑，這已在改變他作為一個作家的思想。他已將約瑟夫·黑格獻梅爾的一些小說與生活的貧乏，甚至特別與“性的折磨”聯繫了起來。生活的貧乏就是害怕生活，害怕人以其悲哀的軀體冒着機遇與境遇的危險而奮鬥。他繼續將黑格獻梅爾的著作與對濟慈和福克納的每個讀者所熟悉的形象結合起來，不過稍加掩飾而已。他寫道，《琳達·康登》“不是一部小說。它更象一塊漂亮的起絨粗呢：永遠超越時間概念的、在沉寂中其意向受到抑制的幾個令人難忘的人物”。福克納繼續寫道，不是圍繞着他們塑造生活，黑格獻梅爾的幾個人物“象傀儡，採取優美然而沒有意義的姿態以應付作者的強制。”

福克納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的對黑格獻梅爾的小說的評論在幾個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它對《大理石牧神》的寂靜的花園和《牽線木偶戲》的幾個啞劇角色引起的注意。然而在這種喚起的語調中，判斷與同情相融合。這表明，福克納在自我介入中發現自我批評的可能性。他在一篇說明問題的陳述中說：“人們可以想像，黑格獻梅爾自己在《琳達·康登》中就象在一個寂靜的避難所出現一樣，在那兒年歲不能傷害他，世界上的謠言送進他的耳鼓只象那遙遠的微弱雨聲”——甚至他向後看的時候，也是瞻望着未來。昆丁·康普森為了避開噪音和臭味對自己的干擾，他出現查爾斯河的“秘密的濃蔭里”。福克納在一九三三年創作《聲音與憤怒》時，（幾年後他寫完了此書），將它描寫為自己所作的一個花瓶，因此他能逃避到裏邊去。他接著說，雖然“我想，我任何時候都知道，我不能永遠住在裏邊”。一年前，在一九三二年，他描寫蓋爾·海陶維爾以其天職為神學院的牧師的身份，試圖在教堂里找一個類似的隱避處：“他相信他聽見了似乎對他的叫聲說，他能看見自己的未來，自己的生活，完整並且從各方面看都是完全而不可侵犯的，好象一個典雅而尊貴的花瓶，人在其中可以獲得新生，受到庇護而不致遭到生活的刺耳的風暴的襲擊，並且死得也是那麼平靜，只有那周圍的風的遙遠的聲音。”

對黑格獻梅爾的評論所指出的這個死胡同也在《士兵們的報酬》（一九三六年）有所表現，福克納在這部書里將馬格麗特神與比爾德斯奈的繪畫的控告結合在一起，具有頹廢主義的特殊風格。這個死胡同里充滿了一些“耀眼的林木和不可恩議的潔凈的泉水。”然而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雖然他已發現詩歌對於他是多麼荒謬和不可想像，然而他還沒有決定用什麼來代替詩的位置。只是在題為《走上幸福之路》（一九一九年）的一篇不足取的小說和題為《山》（一九二二年）的一篇短文里才預期着一篇實驗主義的散文，他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新奧爾良開始寫此文。與此同時，他必須依靠詩歌創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將《春色》的改寫稿投給波士頓的四海公司，將題目改為《俄耳甫斯及其他》（詩集）。四海公司不願意發表詩而不要津貼，這在福克納是受不了的，該公司將稿遲了回來。福克納垂頭喪氣，又憤怒，說：“假若他們需要一本值得回憶的書，我的的確確是願意寫的。”但是實際上，他讀小說和改寫詩，在一九二三年，他啥也沒有發表。一開春，他受到斯通彭勵，提供了《大理石牧神》書稿。四海公司又要津貼，但是這次福克納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的第一部書出版了，這部書是獻給他母親的。

在郵政所危機高潮中，“對無用的伯爵福克納普遍加以輕視”，《大理石牧神》的出版表明是出乎意料的。九月，福克納收到通知，官方已經控告他，玩忽職守，“對郵政顧客們冷淡和損壞郵件。他知道控告是真的，恨這個工作，需要離開，他決心等候審查。一個調查者來了，他表示鬆了一口氣。“你知道，我的整個一生大概都會對拿了錢的人唯命是從。”他說道，“對化兩分錢去買一個圖章的每個婊子養的，我決不再唯命是從。”因為他和這個調查者關係處得好，兼之福克納家族的人們有聲望，允許他辭去郵政所長的職務。他很簡單地就辭去了當地校工服務員隊長的職務，這主要因為他醉酒的名聲已經使當地大多的牧師們耳有所聞。

奧克斯福對他來說已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隨着《大理石牧神》的出版，他已使自己作為詩人的事業告一結束。一九三三年，他發表了另一卷詩集《綠色的枝條》，這幾乎是他忠於自己早年是一個作家的思想的行動，但是他現在正在寫的主要是散文。雖然斯通在推銷《大理石牧神》，可是它的著者卻要將其扔開。這時愛斯蒂爾剛到，這是他從戰爭複員回家后她的第三次來訪。若非她的到來，他是不會留下的。早先，她的到來曾促使他詩興大發。如今使她留在這個城裏，似乎可能是奇怪的，因為她從來沒有在他不在的情況下一個人孤零零地留在城裏的。但是他有一本書贈給她，他需要無拘無束。他已二十七歲，時間對他來說似乎是短的。他發現菲爾·斯還是老師，愛斯蒂爾和少數朋友是他的詩歌的聽眾。詩歌創作是一種愛好和發抒感情的一種方式。但是他需要改變。他需要有風度的和起榜樣作用的人物，他們與他的興趣相投，對問題的看法一樣，“不管他努力去作什麼??不管聽起來可能是多麼愚蠢，”他們都不會笑。總而言之，他需要較少的具體教訓和較少的有限制的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