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九五一——一九六二年 成名以後
諾貝爾的嚴峻考驗和聖誕節過去之後，福克納又回到他的兩個未完成的計劃來。假若他的《寓言》的結尾似乎很遙遠，那麼《修女安魂曲》的結尾顯然已經在望。然而好幾周的時間他都不能完整地加以利用。他和約安·威廉斯的事被擱置起來，毫無進展，使他心神不安。一旦“別的任何事情都沒有了，完全沒有了，就只是寫作”，這足以使他寧靜；可如今沒有什麼可使他靜下來。只是靠很大的努力才能進行寫作，他開始尋求他曾經加以避免的那種娛樂。在幾個星期里，他陷入了一種生活方式，這規定着他以後幾個月的生活。不能寫作了，他開始遊盪，從一個地方游到另一個地方。
他對格林威爾作了短途旅行之啟，到荷里活呆了幾周。在格林威爾，他對里維出版社版的《盜馬賊》一書的清樣簽了字。在好菜塢，他為霍華德·霍克斯工作，寫了以威廉·巴芮特的《上帝的左手》為基礎的一個電影腳本。這些冒險事業中的第一個是本·華生和賀丁·卡特爾在有利於他們的條件下進行的：得到的錢很少；第二項冒險在五周內得到了一萬四千美元。然而他和另一方之間的較大差額必須持續幹下去才行。因為現在苦惱着他的是時間而不是金錢，他需要有辦法充實自己的白天。他不能進行寫作，發現自己賦閑的本領也沒有了。三月，他回到了羅萬·俄克，既不覺得他的稿子引人入勝，也沒有發現他通常的任何一種消遣還有啥興味。似乎他青年時期的痛苦與缺乏自信驟然間與他成年時的失望與對自己缺乏信心攪合在一起了。眼下大的成功已經贏得，帶來了報酬與聲譽，他覺得這是空的。四月，法國決定授給他榮譽退伍軍人協會的軍官的頭銜。之後不久，他斷定，為了寫作他的寓言，他需要去瞻仰凡爾登。
儘管他喝酒挺多（在途中有個年輕的熟人坐着感到驚奇，他算了一下，他一天喝了二十三瓶馬丁尼酒），旅途還是一路順風。他途經紐約時，看見了魯斯·福特。她在等他寫完《安魂曲》。登陸法國后，他把大部分時間消磨在巴黎，而不是在凡爾登。他和一個年輕的作家編輯孟尼克·莎羅蒙在巴黎街頭漫步，後者為加利馬爾德工作。他回憶起自己首次在法國的旋行，當年他是個一無所有的浪子，他憑弔了殺死馬匹的戰場和文學巨匠們經常光臨的地方。
回國途中，他在紐約作了停留，去看約安·威廉斯，她既盼望他來，似乎又害怕他那赤熾的感情。但是他需要的是寫作，他知道這一點。回到奧克斯福，他寫完了畢業日賀詞，他同意過在吉爾畢業時，他要講話祝賀。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五十四歲時，他參加了第一個畢業典禮，作了簡短講話，強調他在諾貝爾講話中突出的主題。但是那時他也在寫《安魂曲》，這次他養精蓄銳要寫完它。象《聲音與憤怒》的附錄和《騎士的一着》一樣，《修女安魂曲》從幾個有趣的方面看都是回顧過去。它的對白簡潔，精練，反映着在荷里活學到的收穫。其矯揉造作的風格使人想起《拉線木偶》。在基本情節上，它恢復了鄧波爾·德芮克的故事。在《聖殿》的第一個場面與《安魂曲》的開頭的場面之間有着一系列的大事件。鄧波爾和她的父親從歐洲歸來后，與戈萬結了婚，夫妻倆定居下來，過着沉悶的互相尊敬的生活。然而她不能忘懷在孟菲斯妓院裏與雷德及波伯依廝混的時刻，她僱用了一個改造好的妓女和吸毒成癮者蘭西·曼尼葛作她的傭人。鄧波爾把蘭西當作自己的心腹，（鄧）她回憶起一生中一次大的可怕的冒險。後來，雷德的哥哥以敲詐相威脅出現了，她和壞人的密切關係又表面化了。蘭西害怕鄧波爾和她的孩子們遭到最壞的事情，感到苦惱和慌亂，她殺死了鄧波爾的一個孩子，以竭力拯救鄧波爾一家，這行動是出於愛而不是出於惡意，她的意圖也是為了犧牲自己。
《修女安魂曲》對這些事件的解決是很關心的，特別關注鄧波爾與蘭西的下場，因而把焦點集中在內部及外部的衝突上。鄧波爾是臧否未定，反之蘭西的命運實際上卻是註定了的。加文·斯蒂文斯將負責對蘭西的審詢和執行的事擱置一旁，他自己關心着鄧波爾在道德上的覺悟。為了使她作一種道德上的論證，他設法使她對自己作新的認識。然後招供。因此我們通過這個戲劇的情節就想到了國家的關懷和加文；斯蒂文斯的關心之間是存在距離的，國家方面極想處死蘭西，它表現的關懷只是在法律和尊嚴方面。它對於個人的命運、無辜與罪惡的細微差別、招供與履行的可能性，是漠不關心的。
社會的見解與斯蒂文斯的見解之間產生了分歧，福克納部分地用對話與情節，部分地用散文序言的方式對此進行了探索。他原先設想把《修女安魂曲》寫為三幕話劇，可是逐漸改變了想法。於是，在最後努力寫完這部書之前幾個月裏，他決定用一篇散文的引言來介紹，將其作為開場白，加在每一幕開場的前頭。他因而將他的著作由一個話劇變成了“某種小說，並以兩種方式將其篇幅擴大了：他堅決將約克納帕陶法的歷史寫進情節中，並將約克納帕陶法的歷史與密西西比的歷史結合了起來。
這些引言中的第一篇引言叫作《縣政府》（這個城市的名字）集中描述福克納的虛構的王國，它回溯了約克納帕陶法仍是邊陲之地的歷史，直到如今的變化。在這一篇中，福克納不僅回憶了他的縣城的殖民者的名字，而且流露出明顯的反現代的思想。他將昔日與緩慢的時間及清楚的目的相聯繫，而當今則是與狂亂的旅行、對於速度的追求和對唯運動的崇拜。引言的第二篇相當短，講到傑克遜與密西西比。這篇題為《金色圓屋頂》（開始是這個詞）。它將歷史的激流與各種各樣的資料結合了起來。結果，傑克遜似乎比約克納帕陶法更合乎標準和更奇妙。雖則它顯然不是虛構的，可終歸仍然是太現代和太典型以致不符歷史真實。引言的第三篇《牢獄（甚至還沒有完全消失??）》，又回到了傑斐遜與約克納帕陶法的故事。一些家族的名字又開始流傳，家族的題材又開始佔到優勢。它的中心情節使我們幾乎回到了一個世紀之前——回到了一個被判決了的少女，她在監獄的窗戶上亂寫上自己的名字賽西利亞·法爾梅和處決日期一八六一年四月十六日。她的行動是一種輕蔑的表示、對遺忘說不的二種方式，不僅將她與蘭西·曼尼葛相聯繫、而且與福克納對這樣一個藝術家的定義相聯繫：這個藝術家知道自己的生命是短促的，也明自“他必然會走過遺忘之牆的日子是會到來的，”他決心“在那個牆上留下一個潦草的書寫。”
福克納認為他的幾個散文篇章放在這些情節之前，是一些情節的完整部分。他後來說，它們是必需的，可以在這個作品中“起定位法的效應，使其成為和諧的安排。”為了提供一點小的神秘，它們加強了“對白中簡單然而很激烈的交鋒。”可是除了達到這些目的之外，它們還產生了一個雙重性的問題，第一，因為它們不適於作戲劇演出，第二，因為它們在修辭上比這個作品的戲劇性的核心更強。
假着這個問題第二部分只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這部作品出版之後才顯露出來的話，那麼問題的第一部分幾乎立刻就清楚了。在快寫完《安魂曲》時，福克納對“寫作生涯感到倦怠”，他想以騎馬和收穫莊稼來消度夏天。結果是，他把夏天的大部分時間和秋天的一些時間消磨在紐約和波斯頓，試圖將他已經寫好的這部作品改寫成可以將魯斯·福特塑造在其中的一個劇本。末了，他把這個改編的工作留給別人，這個劇本終於在十多個國家上演了，其中包括德國（一九五五）、西班牙（一九五六）、法國（一九五六）和希臘（一九五七）以及英國和美國。鑒於這個劇本是由阿爾伯特·卡穆斯翻譯的，認識到在這個別具風格的悲劇中，有幾個人物是他們自己的劇場中所熟悉的，法國人的反映很熱烈。但是在一九五九年，這個戲劇最後到紐約時，安魂曲》的連續演出太少，太不引人注目，與福克納曾經在一些斷斷續續時間與約安·威廉斯及幾年來與魯斯·福特報共同具有的夢想太不相稱。
福克納把《安魂曲》擱置一邊，回到了奧克斯福，想寫完這本“巨著”。他在下午和傍晚，經營農場、泛舟或騎馬，努力在上午進行寫作。但是約安·威廉斯依然使他迷戀，這使得他既不能很好的玩，也幾乎不能進行寫作。不久，他發覺自己懷疑是否能完成自己已經開始的寫作。“我太老了，不得不丟掉一個二十三歲的姑娘??。”他寫信給約安說：“現在，我應當贏得擺脫此事的權利。”他希望“不斷作好準備、養精蓄銳??以便再干。”以努力等到這個僵局的結束。但是這個等待的時間沒有到來，他不僅變得煩躁不安而且變得不顧一切。他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隨後又在三月從馬上摔了下來，這第二次使他背部受了重傷。他懶得等了，決心於四月份去歐洲消度。
他首先到了斯德哥爾摩，拜訪了愛爾斯·約遜。然後到了巴黎，拜訪了孟尼克·莎羅蒙，她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他找到了慰藉。可他仍然不寧靜。他的背部幾次受重傷，感到非常痛。他所喜歡的藥物；威士忌，不但使他衰弱了，而且還加劇了失眠症，失眠症在過去幾年來已經惡化了。在巴黎，在一次緊張的狂飲之後，他被送到醫院治療。醫生告訴他，他的兩根脊椎早先已經骨折，顯然有關節炎併發症的跡象，建議進行外科結合手術。他拒絕進行外科手術，繼續旅行到了奧斯陸。在那裏，在一項體育療法的方案中，他覺得他的病痛得到了暫時緩解。
他決心擺脫那些限制和嚇唬他的那些人們，起程回國。他途經孟菲斯時拜訪了約安。然後回奧克斯福寫作，竭力描述他所了解的他倆的情景。假若他們可以在他們所樂意的任何時候自由自在地會晤、散步和暢談，他願意接受她所定下的限度。“但是事實上，”他最後說，“在我們壓服這個愛情的開端之前，我的心緒是不會寧靜的。”三年來，他又是導師、又是父親，又是求婚者。但是他愛她，這是無法代替的。
幾年前，他曾經描寫過一個男人，他發現“自己完全沒有力量去挑惹女人，這是不能忍受的”。現在他知道，一個男人認識到自己不再有着那樣的力量，這也幾乎同樣是不能忍受的。一九五二年夏的某個時候，約安相信了他的需要，曾經成了他的情人。然而隨後的幾周，他發現了痛苦而不是寧靜。感到陷入了困境，約安逃走了。他覺得遭到了拒絕，很是悲哀。他告訴她不用悲哀，因為他承受的悲哀有他倆的悲哀那麼大，他自己竭力準備看見這事的演變。他寫道，假若他們愛情的萌發的結局將是唯一的結束，“那也很好；我不是告訴過你嗎：在悲哀與根本就沒有之間，我寧願選擇悲哀。”
他一度探究了自己的悲哀，希望將它寫成詩歌，如他在寫《蚊群》和《野棕櫚》時一樣。他感到身體很不中，他“找出這部巨著的稿子，去潛心寫作。”但是寫作似乎不再是對付不幸、沮喪和肝腸寸斷的一種方法。“興許我將不得不和我眼前的生活一刀兩斷，”他寫信給哈羅德·歐伯爾說，“至少在一段時間需要如此。我似乎已經喪失了工作的心。我不能找任何事情為之工作和寫作。”他寫信給愛爾斯“約遜說，大的苦惱是身體普遍感到不適，一種幾乎是不斷耗盡精力的不幸。以致“對任何事情都喪失了信心”。
早些年間，他曾經建立了一個生活：最大限度地依靠他所創造的天地，將對旁人的依賴減至最小限度，這使他成了一個“自豪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獨自走着，不需要“別人的任何東西。”在那些日子裏，他曾經相信，“有一個上帝在照應着真正的藝術家，因為沒有什麼事情象這事一樣重要。上帝是知道的。”但他總是更多地是作家，而不是讀者，他總是對自己正在於的事情更感到高興，而對自己已經於過的事情則次之。當他對其小說世界的追求鬆弛下來的時候——當他對於小說創作是行得通和可行的關聯的思想停滯下來的時候——他的需要開始轉變，他的信心開始動搖。
一九五二年秋季的大部分時間，他消度在住院和出院之中。飲酒仍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喝酒越來越多。但是他也患了非定期的疾病的突然發作。很久以來，他就知道他那想像力的極其稀有的天賦是與他性格上的缺陷結合在一起的，他明白他精神上的存在需要玩弄危險的花招和發展一種相當大的自欺，特別是飲酒很久以來就是一種求助和徵兆。他更加頻繁的彷徨仍然碰上了疾病的突然發作，而這幾次疾病的發作卻嚇壞了他。他感到身體有病，他將遭遇某種事情，他想竭盡努力，以恢復自己心情的平靜。他十一月間在紐約接受了一些電休克療法。這之後，醫生告訴他，他似乎溫柔而具有依耐性，幾乎有點孩子氣，需要感情與溫存的撫慰。
福克納在紐約住院治療之前不久，曾在普林斯頓接受過一次記者訪問，這時他回憶起安德猻·蓋德的話：“他只傾慕那樣的書，其作者們為了創作它們幾乎獻出了生命。”他於十二月回到了奧克斯福，決心作最後的大努力以寫完他的寓言。語彙仍然要麼象短促噴泉一樣忽然而至，要麼就不一定有，往往是詞彙來的時候，似乎不甚恰當。他回到紐約的幾周里，準備在那兒住上幾個月。興許是那兒離約安近一些，並且得到薩克斯·康敏斯的幫助，他又得以開始了寫作。
在一個醫院裏，實驗開始時兆頭不祥。隨後，福克納開始了寫作，他時而寫他的寓言，但有時也寫寫短篇的東西。他寫了一個《周末再光臨》的故事，故事中的一個男人經常喝酒，以便通過痛苦，體會意義。之後他寫了兩篇隨筆，文中似乎明顯地帶着傷感。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滿懷深情地回顧了自己在新奧爾良與合伍德·安德森在一塊兒的那些日子。在第二篇文章里，他滿懷鄉愁地回憶了自己的故鄉，他曾把這兒描述成神話般的王國，也回憶了大戰後的歲月，當年他曾經是“一個流浪者、一無所有的但是溫和的浪人，”熱烈嚮往自己以後當一個詩人。
在幾乎是沉默的兩年之後，進行寫作使他感到快慰，儘管這部巨著仍然進展緩慢，儘管回顧加強了他的想法：他的大多數著作將傳諸後世。他除了對自己過去創作的感到敬畏外，覺得自己以前是個作家和他眼前的這個人之間的差距是比較清楚的。他想到自己過去寫過的那些書，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可以表現驚人技巧的某個先例。“如今我第一次認識到，”他一九五三年四月寫信給約安·威廉斯說，“我有着驚人的天賦：我沒有受過任何意義的正規教育??然而卻創作了我所寫的那些作品。”
四月，愛斯蒂爾患了幾乎致命的腦溢血，福克納趕緊回到奧克斯福。之後，他於六月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去馬薩諸塞州看從松樹莊園畢業的吉爾。但是現在他打算回到奧克斯福，作另一次最後努力。整個孟夏和仲夏，他象往常一樣緊張地寫了些東西。早先愛斯蒂爾曾經拒絕他和約安之間的愛情瓜葛。後來，她終於同意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她希望她的同意可以導致一種表面上的相互尊敬的合作，她曾經提出邀請，請約安到羅萬·俄克來往和工作。但是愛斯蒂爾也開始過一種較為獨立的生活。她決定離開這兒，到墨西哥城去，因為吉爾準備在墨西哥城上大學。這樣以便讓福克納在羅萬·俄克寫書稿並且去盂菲斯看望約安。許多個月來，這是第一次：福克納的寫作能力持續了下來。到九月底，他已經接近寫完書稿。他覺得有點要加以修改的那一章多沒有變動，但是這部在十年前就已開始的著作終於接近完成了。幾個月前，他曾經斷言，“一部偉大的著作總是伴着痛苦而誕生。”如今，他似乎要表示《寓言》的誕生是多麼痛苦，他開始在興高采烈與沮喪之間猛烈地擺動。比通常要惡化些，他的恢復使他在孟菲斯和比海利亞之間的醫院裏進進出出。
福克綿努力使自己鎮定下來，以便開始修改，這其間，羅伯特·考蘭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上、下篇的文章，標題是：《福克納秘史》（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和《神話中的人》（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考蘭把福克納描寫成“一個小個瘦長而結實的男人，長着一頭剪短的密密的鐵灰色頭髮；”鬍髭稍黑；薄薄的高拱的鷹鈞鼻；眼瞼厚厚的，深邃而烏黑的眼睛，久經風霜的棕褐色的臉龐。考蘭接着強調福克納喜歡抽煙和他的傳奇似的飲酒。考蘭報道說，福克納“不是一個飲酒過度的人，但是更確切地說，是一個自己追求的醉酒的避難者。”福克納仍然堅決認為，他的私生活應當是秘密的，他離開奧克斯福去紐約，打算在孟菲斯讓約安搭車一道去。他決心現在修改的這部書，他決定將其取名為《寓言》。整個十月並且進入十一月，他仍在改動和改寫。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奧克斯福開始寫這部著作，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普林斯頓寫完。
《寓言》裏有許多精彩情節，其中包括克林斯·布魯克斯所正當地讚揚的兩個情節：喜劇似的搜查放在無名士兵墓中的一具屍體和格拉格隆將軍被三個陌生的美國聯軍的士兵所殺害；一個是出生愛俄華州的一個白人農民、一個是出生密西西比州的黑人和出生布魯克林的一個暴徒。有幾次，這個下士和這個陸軍老帥之間的對抗是引人注目的。開頭一場，佈景和氣氛是很重要的，福克納在寫作上下了大的力氣。儘管有些時刻幾乎象福克納所希望的那麼好，然而《寓言》有着很大的缺陷。它不僅緊張而且不靈活；它太審慎和太不自然，太直截了當而又太抽象。在福克納的所有作品中，這部是摸索性的探索與舍伍德·安穩霖相聯繫的準確性與純潔的最明顯的例子。
這部作品失敗的原因有幾個，它們都既涉及它的原始資料又關係到創作時間拖得過長。假定提供給這本書的來源偏於抽象，那麼它的冗長而複雜的歷史不僅增加了混亂而且還形成了累贅。最後對於太多的場景進行了太多的描述，想法和意見的變化太多，最重要的是思想太豐富了，必須用較大的純潔和深度才能證明拖延是正確的。福克納為了追求普遍性，塑造了一個名叫科爾普勒爾的男主角，他的一生在引人注目的細節上剛好和耶穌的一生相似。他為了追求純潔，將他的年輕男主角塑造為純樸而沒有受過教育的。從科爾普勒爾佩戴的服飾看是沒有特殊修養的，雖然他仍然是可愛而忠實的，他並沒有特殊的宗教信仰，他不提上帝，聲稱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關係。他所具有的是相信人類有能力本着無私的慷慨與愛來行動。發現這種信念給予他的明顯力量之後，他使十二個追隨者聚集起來，開始說服聯盟部隊和德軍放下武器，停止殺戮。
由於在盟軍最高司令部與科爾普勒爾的對抗中加進了一系列的次要情節、枝節話和插話，使得《寓言》的寫作進展緩慢。當這個事件出現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象我們經常在關於棄兒的故事中所了解的一樣，科爾普勒爾絕非一個普通的棄兒。正好相反，他是盟軍最高司令部司令老元帥的兒子。老帥試圖以他官方的職位說服他的兒子放棄和平的事業。他勸說無效，就下令將兒子處死。然而料爾普勒爾的神秘血統所起的作用，除了將他的故事與湯姆·瓊斯的故事以及耶穌·基督的故事聯繫起來之外，只是大大地將情況搞混亂了。我們所要塑造的耶穌式的主人公，他的父親卻是一個與戰爭有關係的人物，這就迫使他對兒子既扮演引誘者又扮演毀滅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去塑造的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兒子，他拒絕解釋和叫苦，兀立着、幾乎是沉默的，除了用毫無表情的和最簡潔的語言偶爾侃侃而談，問問少數問題外，拒絕透露自己的信仰。這個老元帥卻適成對照，他非常詳細而且加油加醋地敘述自己的主張。——第一，問題是，他幾乎象他的兒子一樣話中帶刺，無所顧忌；第二，他一再地自相矛盾。結果是，在這部小說緩慢地、煞費苦心地向這種對抗發展的時刻，老帥與這個年輕的科爾普勒爾之間的對擾產生的結果卻太小，這個對抗中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實主義者對理想主義者、具有優越感的高人一等的統治對普普通通的平民，父親與兒子，）沒有一件是充分地實現了。到頭來，我們只能在時間與歷史的啰啰唆唆的老人與一個年輕人，一個永遠鎮靜的人之間，在擁有權威、地位與責任的父親與富於理想與原則的兒子之間找到小小的矛盾。
這個對抗的幾個顯著方面類似於《去吧，摩西》中的卡斯·愛德蒙與艾克·麥克卡斯林間的對抗。而且《寓言》與《去吧，摩西》都傾向於抽象與說教，恰如它們的男主人公艾克與科爾普勒爾傾向於剋制與殉道一樣。而且在這兩部作品中，福克納的同情是分離的，部分原因由於們的偏見之故，必須處理父母與子女、生活與藝術的關係並將其插入他所描寫自衝突中。然而末了，在這兩部作品中虛構成分與寓言成分之間的差異太大了，這意味着，福克納認為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至關緊要的。“我認為，”他曾經說，“《新約全書》充滿了觀念，而我對觀念卻知之不多。《舊約全書》充滿了人物??、英雄和下流人??我喜歡讀《舊約全書》，因為它充滿了人物，而不是觀念。”
從因而建立起來的這個特點出發，得出兩個至關重要的觀點：《寓言》的基本的密切關係與其突出的結構都同樣屬於《新約全書》型的，福克納作為一個作家的才華與他作為讀者的愛好是一致的。他那虛構概念、更加明顯的意識形態的認識和更直截了當的道義說教的傾向顯然存在於《去吧，摩西》一書中；而且隨着福克納老景到來和筋疲力竭，之後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之他名聲遠播，在在都使他的上述情況更加厲害。這個傾向就是：樂隊指揮台的作用開始大為加強，他發表聲明的需要也增加了。在《寓言》中，我們看到了這個方法的一些結果。它表明，福克納作為一個道德說教主義者的出現對於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生涯的意義。似乎他那富於創造力的自我幾乎正在被迫為一個外國獨裁者效勞。福克納在其事業的早期，與其他作家同樣具有深刻的理論興趣和真誠的道義上的關心。從他事業的大部分來看，特別是從他的最偉大的幾部小說：《聲音與憤怒》、《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來看，他不相信抽象概念和對體系的懷疑仍然與他對理論的興趣和他對道德上的關心成為對比。其結果，他寫的一些小說將可能發生的事情戲劇化了，而沒有為其見解作辯護。另一方面，在《寓言》裏，與在他的許多公開聲明星一樣，他決定性地向單一化邁出了步伐，而這是一些建議所要求的。
福克納談到《寓言》時曾經說，他談到《押沙龍，押沙龍！》時也可能講過：“我主要講的是父親不得不在犧牲或者拯救他的兒子作出選擇的故事，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因為講那樣的故事一部書成了傑作，另一部著作則有着可悲的缺陷，人們對此感到非常奇怪，《寓言》是否沒有表現某些較深刻的障礙，加上抽象化是其素材的特點和摸索是這部著作的特點。《寓言》畢竟不只是父子衝突的另一個故事。它特別是這樣一個故事：這個兒子採取誘惑的和幾乎是不知不覺的天真無邪的方法，陰謀推翻父親。父親的答覆是經過仔細考慮的，並且講給一個有繼承權的兒子聽。除了父親的勝利似乎是必然的，甚至除了兒子在寧靜和一聲不吭中聽任命運安排之外，這個故事最引人注目的是福克納的不能抑制的矛盾心理。早先，他曾經給予孩子們很大的同情，並講了很多話。在《寓言》中，他對科普爾勒爾表示某些同情，但是他的大部分語言和大部分力量都花在老元帥身上。此外，在這部書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保持疏遠的。科普爾勒爾有他的馬麗和馬薩。他死後，屍體被交給他的姐姐去埋葬。但是和平，最大最抽象的一種和平，是真正促使他行動的唯一事業。他直到死都是一個頭腦單純和令人吃驚的公正的人，他在蒙受的死中找到了使自己的人格趨於完善的方法。甚至他表示要抵抗的時候，似乎是希望免職·對《寓言》的嚴峻考驗告一結束，福克納就乘飛機赴歐洲。幾個月裏，他一直在為結局作準備。但是他仍然發現以後的結局有令人麻煩之處。吉爾已快滿二十一歲，她渴望着自立。作為“對她長大成人的一個表示，”他把《寓言》獻給了她。對於約安·威廉斯，他心愛的另一個人，他已將《聲音與憤怒》的書稿給了她。但是約安顯然感到不安。他明白，他作為她的情人的經歷已是明日黃花。早先，他在寫給哈羅德·歐伯爾的一封信中，已談到要與現在的生活一刀兩斷。代之而來的是，他接受了一個新的任命：與霍華德·霍加克斯合寫一部題為《法老的土地》的影片。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福京納離開了紐約？乘船去巴黎，酒瓶不離手。在隨後的幾周里，在巴黎作短暫逗留；然後去意大利馬季歐爾湖上的斯特里薩，之後去瑞士的聖·摩里茲，他試圖與霍克斯及哈里·庫爾尼茲合寫一個電影腳本。他喜歡斯特里薩，聖·摩里茲次之。在聖·摩里茲，演員和旅遊者太多了。但是在這兩個地方，他都不能寫作。他不斷地動窩，去斯德哥爾摩，拜訪了愛爾斯，約遜，去巴黎，拜訪孟尼克和濟恩？傑克斯·莎羅蒙，還去英國的肯特郡拜訪了查托與溫達斯的哈羅德·雷蒙。一月，他在羅馬與霍克斯及庫爾尼茲一道開始工作。他喜歡羅馬，特別是羅馬的泉水；他覺得庫爾尼茲是個聰明而有才華的合作者。但是福克納正喝得爛醉。“哎呀！一瓶馬丁尼酒啊，我感到自己更大，更聰明，更高了；兩瓶下肚，就過量了，哎呀，我感到最大、最聰明、最高了，”他寫信告訴勞倫·巴卡爾說，”喝下三瓶，我就吃不消，爛醉如泥了。”
實際上，越來越不能控制他。二月，同事們離此赴開羅，福克納回到了巴黎。幾天以後，霍克斯與庫爾尼茲在開羅等他到來，卻瞧見一輛救護車大聲鳴笛而過，從飛機上卸下一個擔架將他載上，簡直不能令人置信。隨後幾天，首先住在醫院裏，然後住進旅館，他逐漸得到康復。之後。他竭力想回去寫作。但是寫作電影腳本顯然無助於排遣他的沮喪。十二月，他寫信給約安·威廉斯，努力讓她相信，“我們之間沒有根本的變化。”他說，他想作她的父親，作一個“這樣的父親，??他總是希望、竭力把你的願望、夢想與幸福置於首位。”他希望最重要的是，她不要對於他們曾經是愛人的往事感到遺憾。“我知道那樣對我反而好些。”他說，“而且我也知道，你以後什麼時候也會知道，那樣對你也會反而好些。”但是情況已經變了的想法始終縈迴他的腦際。他回憶起《寓言》的素材和許多年來，他為寫作此書花去的精力。他於二月寫信給薩克斯·康敏斯說，“我喜歡這本書。”但是他憂慮不能自己，害怕它結果弄清楚是一部“失敗之作”。三月，他得悉，約安已與埃思拉·波溫結婚。幾周以後，吉爾寫信給他說，她想和一個名叫小保羅·桑梅爾斯的西點軍校畢業的年輕軍官結婚。
福克納想在巴黎消度四月的一部分，然後回國，他要求霍華德·霍克斯讓他去。雖然這是一種解救方法，無奈一晃而過，無助於改變福克納急劇惡化的趨勢。他恨這些醫院，恨它們的白色，恨它們的毫無結果、它們的生活規則，這些使他想起了監獄、烘爐和死。然而他不能控制飲酒，這使他不斷地住院。不管是象愛爾斯·約遜和孟尼克·莎羅蒙這樣的老朋友，或者象濟恩·斯泰因這樣的新朋友似乎都不能對他有所幫助。他曾經在聖·摩里茲與濟恩·斯泰因會見過。她豆寇年華、機靈、令人魂銷而又對應如流。她了解並且欽佩他的小說。他曾經於十二月在巴黎見過她，一月在羅馬、二月在巴黎也見過，如今四月，又在巴黎重逢。他已經開始信任她。但是吉爾、約安和《寓言》已陷於感情糾葛之中，阻止着代替和下決心。從各方面使他決心繼續乾的是關於故事的一些結尾的想法。
他仍然害怕那殘酷的時光流逝太快，不斷地使吉爾變成一個女人。她的發育成熟和走向自立是與約安的到來是相互影響而且碰巧又在一個時候。他“在四月份又和約安散步，”其結果顯然是複雜的。約安·威廉斯在《過冬》中，將她與福克納的事寫成了小說，描述一個名叫亞術，霍華德的少女式的女人（“我既不是一個女人，也不是一個少女，”她寫道）。她終於同意一個著名的、年紀大的名叫傑夫·亞爾蒙勒的小說家作自己的愛人，他是矮個，態度彬彬有禮，不合時尚。他顯然直着腰板走路，一聲不吭，狂飲杯中之物。此外，他被妻子拖累着，她不僅喝酒和吃可待因，而且至少試圖燒掉他的一部書稿。亞米進入他的生活時，亞爾蒙勒只是想幫助和輔導她，他想使她擺脫中產階級的禮貌和習俗，並使她成為一個詩人。然而不久，他發現自己墮入了情網。有她作自己的愛人，他感到自己不僅可以生活而且又可以寫作了。不久，她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完美體現，他經常把這埋在他的內心深處。“當所有這一切開始的時候，我決沒有想到會愛上你。”他寫信給她說，“但是我閉目一想，就知道你有着少女—婦人式的臉龐和身段。”他把亞米作為想像的人的具體化而加以描述。亞米將他從“跟在他身旁走的一隻貓”變成了被弄得神魂顛倒的一個男人。或者，更重要的是，她是他總是夢見的這個被禁止的人物的化身，她成了他經常寫作的一個人物：“我知道我最近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他說，“我作的每件事情都是為了你??甚至在你矇昧無知的時候，??是的，甚至在你出生前就是如此。”
興許，福克納將加地·康普森的故事的稿子給約安·威廉斯時的感情正是如此，這是那種感情的一個象徵。他仍然認為這個少女約安是他心目中的情人。因為他幾乎肯定把約安認為壓倒群芳的。在《蚊群》中，戈登說，帕特·羅賓的“名字象掛在我心頭的一個小金鐘，”這是他後來與愛德蒙·羅斯坦的“辛哈諾·德·柏格修諾”有聯繫的一行。福克納在寫《蚊群》時，在給海倫·白亞德的信中用了這一行。在《過冬》裏，這一行用了好幾次。傑夫不僅引用了而且為亞米翻譯了這一行；他後來贈給她一個小金鐘，讓她帶上，以便她隨時想着他。福克納在給約安·威廉斯的幾封信中，用了特別與梅塔·杜赫蒂及《野棕櫚》有聯繫的其他幾行，這幾行在《過冬》裏也重作丫引用。知道了那個會合點，我們就可以明確地設想，對福克納來說，約安成了幾種人物，不僅是他的情人，也不只是他試圖通過愛情來塑造成的一個詩人，而且也是他心目中的女兒。後來，傑夫在《過冬》裏對亞米講的話，與福克納最近寫給約安的話顯然是相似的：“我覺得我們之間發生的所有事情是好的，”他說，“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會感到是好的。”然而在他剛講這些話之前，傑夫講的其他話，使他對他和亞米所共享的愛情的看法明確了起來：“不管你生活上走什麼道路，我們之間的某些事情是不能改變的。其中的聯繫是任何事情也不能卡斷的。我們之間曾經有過愛情，但那是犯罪。不，我不是在談道德。我知道我是你所需要的父親。那麼，我們犯了亂倫罪。僅僅那一條將永遠使我們結合在一起。好了，你將要逃跑嗎？”
這些話至少在兩方面是明顯的。第一，它們顯然象《聲音與憤怒》中昆丁·康昔森對於亂倫的看法。雖然康普森只是反覆打算和談到亂倫，然而他也把亂倫當作將露水般的愛變成長久關係的一個方法。第二，他們帶來了福克納與約安在舊的無法控制的衝動下所發現的自由與更新。從一種觀點看，我們可以說，亞米與傑夫自由地表達了他們的心愿：她把他當作自己的父親，而他既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又當作埋在內心深處的人兒。而且和《寓言》中的科普爾勒爾為了設法推翻他的父親而付出的代價相比，亞米與傑夫為“亂倫”付出的代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這麼說，也是把他們的自由界說為不能抵抗的衝動的一種形式，他們表現為一種代替的方式。甚至在傑夫追求和向亞米求愛的時候，他也寫另一部小說。這時，他完成了他的小說，他們的艷史結束了。儘管有這種明顯的交互作用，他們的艷史和他的小說卻得出了不同的結局，在《過冬》裏，結局是長期的彬彬有札的求愛和短促的美滿時刻。它的內容超出了錯誤的開端、猶猶豫豫和一再遲延的艷遇本身。美滿時刻到來時，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我等你等得太久了，”傑未悲哀地說，他料到有這麼一個時刻，他知道這個時刻肯定會來的，他的情人將要離去。
傑夫·亞爾蒙勒熱戀着，他知道他註定要失掉這個少女式的女人，名叫亞米·霍華德的女兒、情人，到頭來，“她的臉蛋和身段”將長久地埋藏在他的心中，那將是留給他的一切。那樣的時刻到來的時候，他幾乎已經作好準備。福克納也遇到過類似的時刻，它證明，其痛苦出乎他的預料。他甚至告訴約安，他寧願痛苦而不願沒有這樣的愛。顯然他已知道，他是註定要失掉吉爾和約安，她們會跟另外的男人的，但是他無法找到一種開端來減輕那種結局的痛苦。寫作《寓言》長年累月拖拖拉拉的痛苦使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生涯的信心不足了，正象他作為一個可愛的父親和求愛的情人的生涯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一樣。他到巴黎的幾天裏，重複着在開羅的慣例：短暫地住院治療，之後在旅館中住了較長時間，以便逐漸康復。他心煩意亂，又驚恐，決定起程回國。
五月份大部分時間，他在格林菲爾德農莊勞動，希望開墾它以免荒蕪，同時在勞動中，也可以使他“恢復到適當的身體條件。”但是似乎他的舊的活動很快就變成對他幾乎毫無用處。干農活作為“消度時光”的一個方法，已經失掉了吸引力；五月底，他賣掉了牲口，將農場租了出去。吉爾和愛斯蒂爾正忙於為八月份的婚禮作準備，他站在旁邊，瞧着，為這事的耗資極大而吃驚。他知道，他需要作一些事情了。突然來了個電話使他出乎意料地轉移了注意力。這個電話是國務院職員孟拉·李打來的，他想知道福克納是否願意參加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至十六日在巴西聖保羅舉行的國際作家會議，該會目的是為了增進美國和南美諸國間的關係。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次感到意外的邀請，因為福克納作友好使者的經驗很少，而且靦腆和缺乏預見性。多年來人們知道，他粗陋而又彬彬有禮。《生活》雜誌曾經將他描寫為“一個酒徒，自我奮鬥者。”自那以來還不到一年。但是諾貝爾文學獎給了顯赫聲譽，他學到了某些本領，也有需要作公開談話。他總是喜歡為自己國家服務的思想。過去幾年來，他特別傾慕安德烈·馬爾盧克斯作為小說家和政治家的雙重經歷。
福克納在秘魯作了短時露面，隨即首途巴西，他表面上神態自若地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和一次雞尾酒會。他當場圓滿地回答了關於民族與藝術以及他自己的小說方面的問題，顯得既不靦腆，也不緊張。在利馬和聖保羅之間的某地，他突然不斷地飲起酒來，好象要使這整個冒險事業歸於流產似的。由於一個大夫和幾個官員的幫助，他得以恢復原狀。不久，他的心情開始變化。幾個月來，他一直在找一個新的工作。現在，他覺得興許他已找到這樣的工作。在美國，他碰到了一些記者，他們似乎對他傲慢，他有時候脾氣大，使人迷惑不解。“我決不把真實情況告訴記者，”他曾經告訴一個吃驚的女人，一次她躺着的時候將他迷住了。但是在聖保羅，記者們注意到他是泰然自若的，不管問題是涉及小說或社會問題，他都是如此。在那兒，他首次公開承認對《寓言》感到失望。在那兒，他直接碰到了一個越來越佔據他心頭的一個問題：種族歧視，他說，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問題，容忍是它的唯一希望。
多年來，福克納認為自己是一個寧願當具有地方意義和見解的藝術家，而地方見解則是他的祖先遺留下未的傳統的一部分，過去幾年來，福克納一直在探索那種自我觀感的社會意義。然而由於他並不是一個有系統的思想家，他關於和平和特別是關於種族的言詞不斷地從一個見解變到另一個見解，令人憂慮，而不是根據一個單一的清楚的發展路線變化的。一方面，總的來說，他希望美國，特別是美國南方譴責種族主義的態度和政策，他將這些態度和政策與“不公正、暴行、不名譽與恥辱”聯繫了起來；另一方面，他對政府的干涉，特別是強迫的種族隔離又是懷疑的。他時而強調這些情形，時而強調另一些憎形，他經常對他的鄉親們感到失望或生氣，而他又常常喜歡他們。然而在外國，議論仍然是更普遍。地方上的壓力，包括暴力的威脅在內，則是很小的，他就可以自由宣稱道義上的深惡痛絕和種族歧視越來越大的危險，也不用勸告人們小心謹慎與忽耐。結果是，在國外，他感到談論社會問題更不受拘束些，因而獲得了較大的成功。
他回國后的第一周，正是吉爾的婚禮來臨隨之又過去的日子，留下他和愛斯蒂爾消度時光，情緒低沉。發現相互間得到的安慰很小，他們恢復了分居。之後不久，愛斯蒂爾啟程赴馬尼拉，去看她的女兒、女婿和外孫女：維多利亞、比爾和維基·菲爾登。福克納啟程赴紐約，想去看看濟恩·斯泰因並想找到他覺得好的另外一項工作。他從巴西歸來后就寫信給國務院的哈羅德·賀蘭德說，他這次旅行很愉快，現在又有空了。雖然他“太缺乏經驗了甚至不能判斷”自己的效率，他要賀蘭德知道，他願意“詳細回答任何問題，”他“突然對於他想作的事情感到興趣，”他準備於秋天去紐約，以便討論他可以為之效勞的其他的“可能性、工作和職位。”這個討論沒有帶來新的任命，福克納感到威信受到了損傷。沒有工作上的牽挂，他開始在紐約與奧克斯福之間來回遊逛，在這兒呆一個月，在那兒玩上三十天。“這些天來，我走動不停，”他寫信給愛爾斯·約遜說。不時寫出了一個故事。一九五貝年九月，他在紐約寫完了《早晨的路程》，這是關於艾克·麥克卡斯林和其他幾個熟悉人物一塊兒狩獵的故事。隨後，他寫了一個題為《眾人拾柴》的關於斯諾普斯的故事。但是他的身體耗損着，死亡籠罩着他，弄得他心煩意亂，——他常常象在黑鼓隆咚里邁不開腳步，間或也象從“極度的痛苦、悲度和人類的殘酷無情的行為中”得到了解救似的。
福克納希望克服他感到的不安，他開始接受新的任務並且改寫舊作。他給《運動畫報》畫了兩個封面：即一月份的曲棍球賽和五月在肯塔基州的大賽馬。在這之間，他和薩克斯·康敏斯計劃了一卷題為《大森林》的書（一九五五年），這是另一部半舊半新的書。這部書裝璜精緻，彙集了四個狩獵的故事：《熊》、《老人》、《獵熊》和《早晨的路程》，由愛德華·盛登作畫。福克納為此書細心地進行工作。我們從中看到了兩個延續不斷的興趣（在狩獵和狩獵的故事中）和兩個恢復了的興趣（在作畫和書的設計中）。《大森林》中的幾個方面，是為福克納作的完美計劃。這使他又接觸到仍然使他感興趣的工作。有時，他顯然是疲倦了，可工作的思想使他忘記了苦惱。此外還表明，福克納依然是一個作家。《大森林》給他的道德關心賦予藝術的形式。對於他過去寫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些是二十多年前寫的了，福克納加進了五篇篇幅不長的散文（他給它們命題為《中斷的催化劑》），將這些故事相互銜接起來，並使之與約克納帕陶法的歷史相聯繫。在這些故事裏，我們偶然讀到了約克納帕陶法歷史外散見的幾個逸事。幾篇短的散文使我們回溯到了元初之際，約克納帕陶法仍然是未遭損壞的一片洪荒，向前推進幾乎到了現在，艾克·麥克卡斯林已將近八十高齡，那就是說，從這片處女地還是“厚厚的膏腴的黑色沖積平原”開始一直到人們使得它“沼澤乾涸、樹林被砍伐一光、河流消失的如今，”這般人唯一關心就是賺錢。然而最後這樣作的結果強調了這整本書所提出的問題。因為儘管場面是共同的，有些興趣是巧合的，可是在這些故事之間存在着明顯的綳得太緊的情況，這就為這幾篇短文提供了必要性，而這些短文又使這些故事在上下文之間得到了銜接。在這些故事裏，意義來自在特殊情況下活動的人物，在這幾篇短文中，福克納的修辭和思想似乎是突出的。
實際上，與後者相似的是福克納所作的關於他在公眾中所起作用的一些講話和所寫的一些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經預料到一些變化，會迫使“政客們??油嘴滑舌地用善良的行話來談自由身分、自由和人權。”在“黑人的渴望和需要”的問題為了公正開始更加頻繁和激烈地被提出來的時候，福克納也開始採取比較公開的態度。“大約是這個時期，”他的弟弟約翰後來寫道，“比爾開始寫作和談論給種族以平等待遇的問題。這和我們其餘的人的意見是相左的。”
他家庭的人們正在寫信或發表聲明，意在避開他的意見，福克納的鄰居們則威協要進行報復。他們把他的名字叫作“哭泣的威利·福克納”和“黑人的情人”“使他苦惱並向他挑戰。自然，當比爾一開始講給種族以平等待遇的問題，他就立刻成了不定時的無名電話的對象。不可思議的語言在罵他，他的郵件里充滿了謾罵約匿名信。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同意比爾的觀點，我們說，“他活該。他應該知道這是會發生的。”有時進行這種爭論，福克納甚至還感到高興。他的事業是好的，他的目標是不苛求的，他的反駁是機智的。但是他常常陷入深刻的煩惱之中，這不僅是因為他知道他可能被迫離開故土，而且也因為他知道，他周圍發生的“蠢事、暴行和殘酷無情的行為”可能導致大規模的災難。
在“密西西比州悲劇性動亂”仍然緊張的時候，福克納決定接受國務院的一項任務，作環球旅行。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他離開了奧克斯福去東京，他在日本呆了三個星期。在旅行后的幾小時裏，他睡覺太少，喝威士忌太多。他發現自己周圍圍着些人，準備好了問題，鉛筆拿在手裏。有時，他嘲笑自己是個“六年級的老兵。”但是他常常感到自己真正地處於不利地位。在情緒輕鬆，有信心的時候，他樂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和堅信的看法：有時，他發表的意見近乎武斷。但是他意識到人們以為他是有學問的、博學而智慧的人，他就傾向於退去，並想去喝酒。他又一次需要幫助以避免體力不支，他又一次從一個醫生和一個名叫李昂·畢康的感覺敏銳的官員那裏發現了這個情況。
由於大的努力和相當大的照顧。使者福克納從接近災難的情況轉到了作為使者的一個非常好的時候。畢康注意到，很少有時間與人共飲杯中之物，與學生們的會議超過了與教授們的會議。聽眾中有些漂亮少女時，他應付裕如。活動日程表是作了精心安排的，也仔細地安排了聽眾，福克納侃侃而談，講到了書籍、戰爭與種族、狩獵、經營農場和航行。雖然他的風度是正式的，回答中有套語，然而他似乎是沉着的，反映迅速。日本人發現他的舉止接近東方，因而喜歡他。
八月底，他飛往馬尼拉，在公眾場合露了些面。並且看了維多利亞、比爾和維基·菲爾登。然後他啟程赴羅馬，在那裏會到了濟恩·斯泰因。他打算在執行國務院指令的另一輪公開活動之前有幾天休息時間。然而他到后不久，一個名叫愛梅特·蒂爾的十四歲的男孩被謀殺，被砍得肢體殘缺的消息傳到了歐洲。福克納舉行了一個簡短的新聞發佈會，他描述“一個受害的黑人兒童”是被兩個密西西比的白人殺害的，這是一個恐怖的行為。他接著說，假若我們在美國“不可救藥的文明已經達到那種程度，即：我們必須殺害兒童，不管是什麼理由殺害，也不管殺害什麼膚色的兒童，我們就不配生存下去，大概也不會生存下去。”他發表了談話，結束歐洲之行時，又會見了濟恩·斯泰因，這一次是在巴黎會見的，然後去英國和冰島，這是他官方的旅行路線的最後兩個停留之地。十月中旬，他到達紐約。他感到已經終於消除了自己的煩躁不安。在紐約逗留幾天之後，他打算“回密西西比州去??再開始寫作。”興許他仍然不僅需要寫作，而且需要把他“想像的故鄉與縣”的情形加到裏邊去。
據說他八十四歲高齡的老母患了腦溢血，他趕緊回去。他到達奧克斯福時發現，他母親正在康復，他的妻子參加了嗜酒者互誡協會。幾年來，愛斯蒂爾的身體時好時壞，可是她繼續大量喝酒。由於吉爾的勸說，她決定重新開始。福克納希望自己也重整旗鼓，決定着手寫拖了很久的《村子》的續集。但是首先，他需要作兩次旅行。一次是到華盛頓和紐約去正式彙報執行任務的情況，另一次是到新奧爾良和帕斯卡哥拉作遠遊。好多年來，他曾經與海倫、愛斯蒂爾、梅塔和約安在加麗妹妹街上和帕斯卡哥拉的海灘邊漫步。如今，他要和濟恩·斯泰因在這兩地漫遊。十二月初，他回到了奧克斯福，寫作斯諾普斯家史。開始時，詞彙來得很慢，或者是完全想不出來。作為年輕詩人，他曾經努力創作過一些全新的作品，不料重述祖先和前輩們的話卻幾乎使他寸步難行。如今祖先們和前輩們的魂靈並不那麼象他自己年輕時的幻影那麼縈繞着他。他越來越發現不能相信，他能和自己早年的技藝媲美。他所想感覺和加以想像的是這樣一種思想：巍然屹立的“唯一無二的祖國高於在那不斷地時明時滅地閃閃爍爍的蒼穹下的你的整個生命的價值”，他認為是加文·嘶蒂文斯的思想。但是他感到那是令人疲憊不堪的和可怕的，他沒有那個力量和優越條件了。不久，他開始想到自己的精力可能“已經消耗殆盡，”可能決不會再“用舊的方法突然引起自己的興趣了。”象《寓言》一樣，《小鎮》從篇幅上看反映他寫大部頭書的需要，從該書的格調看，它卻反映需要提出意見和達到完全的深度。但他仍需為一個女人寫作，為一個他所認識的相信他的女人寫作。“我覺得將你的反映寫進斯諾普斯的新材料是非常好的，”一月他給濟恩寫信說。後來，歡樂的日子變成了凄慘，他給濟恩寫的幾封信里關於他的進度的報道就混雜着疑慮，他懷疑他是否不能再用“火、力量和熱情”來寫作。但是自從濟恩相信了他，他就決心繼續寫，特別是自從他希望相信她是對的而他錯了以後。
儘管有些間斷，他還是堅持下來了。一月底，他寫得挺好，自己也感到驚訝。二、三月，種族的爭論使他捲入進去，他的寫作慢得幾乎停了下來。他寫了些短文，如《給北方的一封信》和《論恐怖：南方在臨產陣痛中》試圖得出一個論點：不經暴力而進行改革。但是他的努力沒有使任何人高興。W·E·B·杜波依斯以進行公開辯論向他挑戰時，憤怒的呼聲說量他不敢“到三角洲來試試看。”對他所居住的鄉土感到苦惱並且懷疑自己的寫作能力，他狂飲杯中之物，並無所顧忌地騎馬。假若飲酒使他感到“更大、更聰明、更高”，那麼騎馬簡直就是最好的了，可以使他感到更大，更強健。象他叫做鄧皮的那匹馬一樣，一些難於駕馭的高頭大馬提出了他所需要的一項挑戰：“在他的感情衝動和需要中的某種深刻和來自心底的東西，”“為贏得最好的體魄和勝利的一個願望。”
冬末春初，福克納在他的較大挑戰中稍有進展。但是他繼續寫《小鎮》，首先在奧克斯福寫，之後到夏洛特斯維爾去寫，吉爾的第一個孩子就是在這裏生的；然後到紐約去，濟恩正在那裏為《巴黎評論》工作；之後又回到奧克斯福。暮春和夏季，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奧克斯福度過的，開始更緊張地進行寫作。七月份，他的遲疑不決和不穩定情緒消失了。八月底，他寫完了他的稿子，認為他的新書是悲慘的和有趣的。
《小鎮》把福克納帶回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的《亞伯拉罕父親》、帶回到《庭院中的騾子》（一九三四）之類的短篇、帶到他一九三八年給羅伯特·哈斯的信中所講的要點的作品中去。《小鎮》的醞釀時間很長，反過來《寓曹》寫作的過程特別久。三十年間，他一直在思索和談論這部書的某些部分。他不願意承認這部書反映了他的小說王國的“疲累，”他承認這部書可能是“擱得太久”，而變成一個“小小的笑柄。”實際上，《小鎮》所反映的正是讀者們所意識到和福克納所承認的——在評論中謹慎地承認。在信緘中則較為坦率——他不僅更老了，而且也疲憊了，他終於迴避去寫這本書。三十八歲的尤拉·瓦爾納·斯諾普斯自殺時，這個最傷心的時刻之一到來了。在《小鎮》裏和《村子》裏一樣，尤拉春情萌發。但是在《小鎮》裏，她更加莊嚴好象沒有感情似的，她成了悲劇人物，她的死部分原因在於使她的女兒不致受到誹謗；但是她的死也是由於她那個小小的、貪得無厭的社會裏沒有配得上和她生活、值得她愛的人：“她厭煩，”拉特利夫說，“她戀愛着，她有資格去愛，為了愛，她可以給予而且接受別人的愛。不料她努力了兩次，都失敗了，找不到能力夠強、可以值得並獲得她的愛，和她匹配的人，要不然就是甚至找不到敢於接受她的愛的人。”然而象尤拉的這個明顯的改正一樣，這部作品的倚輕倚重部分地只是厭倦的結果：它也是構思斯諾普斯家史的人與寫作《小鎮》的人之間分裂的結果。我們在《寓言》中感到綳得過緊的狀態在於寫作意圖與天賦之間；在福克納的所有作品中，這部著作最明顯地反映着他已經決心寫一部不符合他的才能的書的後果。然而在這部著作中，基本思想與寫作意圖是有關聯的：從這部著作的構恩到其完成，它都是抽象的和說教的。另一方面，才能與基本思想是有關係的；這是這部書初期構思的主要含義之一。除日趨衰退的精力外，損害這部書的是寫作意圖的分散，寫這本書的人的意圖與醞釀這本書的人的意圖是不相同的。假若《寓言》使人想到福克納想使自己成為一種不同的作家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的話，那麼《小鎮》使人想起，發生的變化是重大的。
雖然《村子》中的某些生動和喜悅也寫進了《小鎮》，可是我們在他早先寫的那些章節就對它們感到非常明顯，如《庭院中的騾子》的情節，或者在早先插入的部分，如拉特利夫板起面孔決定反對弗萊姆無情奪取薩多里斯銀行的領導權。拉特利夫與加文·斯蒂文斯及查理士·馬里遜一道繼續試圖作某些事情，以阻止弗萊姆。然而福克納說，在《小鎮》的所有人物中，他特感到驕傲的是兩個女人——尤拉和她的女兒林達。顯然，弗萊姆與斯蒂文斯繼續控制其事業，而拉特利夫是弗萊姆鍾愛的人。然而他自己感觸最深的是，尤拉找不到情人和她自己的地位。雖然尤拉缺乏加地繼續生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她一樣有着加地求愛的本領。她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情人萬念俱灰，主要為此傷心極啦因而離開了塵世。另一方面，林達也對幾點事感到興趣，其中包括她具有同樣的花容月貌。關於她有疑問的出生，使人憶起昆丁夫人。另一方面，她象約安·威廉斯。加文·斯蒂文斯恰好是她的導師，既象菲爾·斯通，也象威廉·福克納。象斯通，斯蒂文斯是個身材魁梧、口著懸河的律師和失意的教師。斯蒂文斯關心自己的和林達的聲譽，想到他的弟子是豆蔻年華的少女，他試圖將自己對林達的感情導向恰當的方向，就象福克納曾經對約安所做的一樣。他一度想到自己主要是她的父親和導師。他想指導她閱讀，塑造他的心靈和決定她的命運，然而他感到感情受到了抑制，因而想到林達的感情也受到壓抑。之後不久他不僅是培養女兒的父親，教學生的導師，而且也是一個騎士，他想當一個情人。作為一個騎士，他想把他的嬌娥從扼制她不適當的習俗中解脫出來；作為情人，他渴望佔有她使她向一定方向發展和解脫她。
假若我們從尤拉身上觀察到將要充滿福克納生活的某些黑暗的話，福克納越來越意識到他決然找不到一個和他的奇才匹配的佳偶；那麼，我們從林達身上卻看見了一出長期鬱郁不滿的戲劇。福克納在其生活的早年，就從主要的經歷上，開始愈來愈對他的地區和他的家庭的不滿，而那些不滿在《小鎮》裏表現出來了。然而它們最後被迫納入了一個太熟悉和簡單的公式。構成《小鎮》的是約克納帕陶法的改變以及回到了約克納帕陶法。這主要是因為它缺乏福克納的想像中經常需要的生動活潑的複雜情況，福克納作為一個長篇小說家，曾經是從分歧中茁壯成長的。他需要進進出出，到各處走走，從局限到超脫，從沉迷到奔故，他的想像力依賴於相互支持的對立面（約克納帕陶法與粒法耶，傑斐遜與奧克斯福，想像的王國與實際的國土）。從這些，我們找出了他對相反事物的依賴。而且在這個依賴中，他作為一個人的需要與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需要碰到一塊兒了，而且相互估量着。在年輕的時候，他就開始探索一種可以容納混亂意識的結構和表明他自己所感受到的不能說明的比照關係。作為一個小說家，他學會了用一些結構非常成功地進行了實驗，以致在他的偉大的小說里不能說技巧是從什麼地方開始和終結。在《小鎮》最明顯的先行之篇《村子》中，他表現了對意味着根本劇變的經濟、社會和人口統計方面變動的高超的想像技巧。他相信自己對於完美掌握急劇變化的能力是，感到勿需事先對它們加以簡化或縮減。另一方面，在《小鎮》裏，對立面的對比、相矛盾的需要的結合、們望與希望的配合讓位給簡化與縮減，在加文·斯蒂文斯與林達·斯諾普斯有關的地方更其如此。
福克納改寫完《小鎮》后，開始往返於奧克斯福與紐約之間。在奧克斯福，他竭力幫助阿達萊·斯蒂文森擊敗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他知道他的候選人“曾經從三方面攻擊過他，即：智慧、文雅與博學方面，”他覺得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並不感到驚異。在紐約，他竭力和濟恩·斯泰因保持舊好，他發覺結果是痛苦的。十二月大部分時間他呆在奧克斯福，看清樣、過聖誕節、騎一匹叫做鄧皮的烈馬。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回到紐約，濟恩清楚表明她希望擺脫關係。這個消息是有一系列前兆的。一年前，他感到懷疑，他需要她是否使她感到緊張不安或者沾沾自喜。在《小鎮》的寫作過程中，她保持支持的態度，儘管顯然有些神經過敏。這書寫完時，寫書仍然使他感到筋疲力盡和痛苦。他喝了幾周的酒，住了一個星期醫院。之後，他離開紐約到夏洛特斯維爾去，成了弗吉尼亞大學的駐校作家。二月中旬，他到校對，課程已在進行，他接受的任務在等待着他。除在公眾場合露面外，他希望在定期的會議上會見學生，並保持正規的辦公時間。雖然有些教授使他感到自己是沒有學問的，這使他不安，然而他的關係總的說來是熱誠的。他和一兩個年輕教師弗里德內克·吉恩，特別是和約瑟夫；布洛特納的關係很友好。在學生們中，他似乎感到愉快，願意幫助他們。他身着漂亮的花呢大衣，拿着煙斗，頗有教授風度。大多數的課堂會議之後，就有一個非正式的問答安排。這樣他遲早就有機會談到自己的所有小說和許多故事。他常常求助於他熟悉的提法，其中有些是他昔日在新奧爾良時所用的：他幾次講道，小說是“想像、觀察與經驗的”複合體。有時他忘記或記不起一些故事，或者他回憶起他曾經考慮過或者拋棄不用的這些故事的改寫本。對於他來說，他的王國仍然是在運動中並且永不衰竭。有許多情節、冒險故事，甚至人物，他仍然還沒有寫，還有少數的尚待發現。
在這些會議中，正像在幾次接見記者訪問中一樣，福克納喜愛的藝術家的形象多少有些象上世紀末浪漫主義鼎盛時期的形象。他說，藝術家是被魔鬼追趕的人物，被死亡的預感所纏繞並決定在被人遺忘的牆上留下潦草塗寫。他的需要是簡單的（孤寂、鉛筆和紙，煙、食品和威士忌），他唯一的責任就是忠於他的藝術。他完全是冷酷無情的，全然非道德的，為了使他的書能夠寫成，他可以作任何事情。當想像與典型發生矛盾時，“應該突出典型。”但是目的在於使想像與典型相一致、相適合併且相協調。因為藝術家所追求的“不是許多潦草書寫的總和。而是一本完美的書，??它是一個簡單的瓮或模型。”
在五十年代的速寫中，這個肖像顯然更象福克納的過去而不那麼象他後來所起的變化。現在他的生活較為舒適，他的經濟來源更加可靠，他更加聞名遐邇。一直到一九五○年，他的家鄉還在繼續棄絕他。《聖殿》出版（一九三一年）后不久。南方人開始表現出這樣的感情：福克納的人物的墮落與他們毫不相干——諾貝爾獎發表以後，《紐約時報》於一九五○年清楚地說那是講的所有的美國人。他的社會“往往是太邪惡、太墮落、太頹廢、太腐化了。”亂倫和強姦在傑斐遜可能是普通的娛樂，但是它們“在美國的其他地方沒有。”《紐約時報》繼續說，“美國人最熱烈地希望，”瑞典給的獎金和“福克納著作在外國人中的大量流行”都不意味着他們將他的小說與美國人的生活聯繫了起來。然而幾年以後，甚至密西西比大學的克利夫登·法迪曼也投降了。密西西比大學原先拒絕接受贈送的《士兵們的報酬》，可現在已經開始做福克納作品的搜集工作。法迪曼對《押沙龍，押沙龍！》寫了一篇愚蠢無知的評論。之後，他又高度讚揚了《寓言》。
儘管有了舒適、金錢和聲譽，然而福克納的生活卻遠非平平靜靜的。他的寫作、飲酒和騎馬錶明，顯然他是較少地沉湎於藝術，仍然追求個人的愛好。他和愛斯蒂爾喜歡住在夏洛特斯維爾。在這兒，他們可以離吉爾及她的家庭較近，離威脅性的喧嘯和淫猥文學較遠。他們在這個大學，特別是在凱斯維克與法明登狩獵俱樂部歡度時光。凱斯維克的成員之一林登·R·馬西是一個有才智的闊人，他將近三十年來一直在收集福克納的書。在這兩個俱樂部的其他人們則是和善、友好的。福克納對網球、高爾夫球和飛行的興趣已然消失了好幾年。只是泛舟遊覽和騎馬仍然是消遣之道，他只對騎馬依然保持着熱情。幾年來，他和雷德·布萊特與艾克·羅伯茲一塊兒在窗西西比河沿岸低地獵狐狸、浣熊和鹿，並在河岸野餐，吃散葉甘蘭和浣熊。但是他總是以狩獵為樂而不在於殺死野物。幾年前，他決心集中精力於追趕獵物：“因為我每次看見任何未經馴服的動物忿怒地逃跑時，它們的速度、生命都是那麼栩栩如主，我好象看見了一個年輕、熱情、俊俏、充滿活力的身段。”在夏洛特斯維爾，非常重視狩獵的儀式和壯觀的行列，他認為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古代的儀式與典禮的觀念、活動物運動中的美和迫使力量很猛的大動物跳越高障礙的驚險。
他到達夏洛特斯維爾之後一個月，為國務院的另一項任務啟程赴希臘。在雅典，他出席了迪米特里·米拉特的作品《安魂曲》的首次演出典禮，接受了雅典學院的銀質獎章並且發表了另一次接受獎品的演說。在正式露面的間隙中，他在愛琴海各島嶼之間乘般遊覽。在被問到現在的寫作時，他詳細講到了剛出版的《小鎮》並談到，他準備寫的《大廈》。回到夏夏洛特斯維爾後，他發現自己越來越為斯諾普斯家史的命運苦惱——他認為他讓“其他的許多事情擋了道，”並且認為“你不應當把你認為值得寫的某些事情擱置太久。”五月，蘭登書屋推出了《小鎮》的續集，福克納聲稱，他想“繼續寫”斯諾普斯家史，直到使自己以前“講的話完全兌現。”
六月，他啟程回家，心裏琢磨着幾件事情。他要墾植沒有好好照顧的格林希爾農莊；他要泛舟遊覽和騎馬，並且要開始寫《大廈》。因為他對獵狐和狩獵俱樂部是很認真的，騎馬已經成為他的任務和強烈愛好。他有時講到狩獵，好象他是受過嚴格訓練似的。他不久發現，只是由於一九五七年在密西西比住過，使種族問題成了一個必然的密切注意的事情。儘管由於某些事情和加上其他事情，他注意力不集中和幾次中斷，他仍然努力將一些談話編輯起來。十二月，他寫信給愛爾斯·約遜，用的字眼重複着兩年前給濟恩·斯泰因寫的一些信中的詞句。他正在寫斯諾普斯三部曲的第三卷，“這書將結束這個三部曲，”他說，“興許我將會才盡，我可能弄碎鉛筆，扔掉紙並且休息了，因為我感到非常疲憊。”
一九五八年初，福克納回到了弗吉尼亞大學開始作駐校作家的第二學期。希望使他的農莊不致再度荒蕪，他作了些安排，以便回奧克斯福搞春播。他希望保持已經建立起來的勢頭，把他的稿子帶到了夏洛特斯維爾。按時與學生舉行的會議、有時在公共場合的露面以及正規的辦公時間，似乎都沒有使他苦惱。他喜歡這個大學和夏洛特斯維爾。他作為駐校作家的第二學期即最後一學期之後，於一九五九年在阿爾德曼圖書館當顧問，一九六○年作為巴爾奇①講演者講美國文學，與這個大學保持着聯繫。在他的晚年，夏洛特斯維爾好象差不多和奧克斯福一樣，同樣是他的家鄉。
然而在這一切之餘；學生們、辦公時間、騎馬與飲酒，他還是進行寫作。有時，似乎又是出於興趣，但更多的時候是意志堅定的。他仍然繼續寫作，首先是在弗吉尼亞，然而整個漫長的夏天在奧克斯福。到八月，由於旅遊者們在庭院前好奇地盯着這個房子，他想在弗吉尼亞買一處地方。聖誕節后，他和家人在夏洛特斯維爾團聚。在那兒，他也和“凱斯維黨與法朋登兩個俱樂部的成員玩得挺歡。”之後不久，他回到了奧克斯福，他的進度加快了。到一月底，他已寫完了初稿。他寫信給藍登·豪斯說，在他可以帶一份複製品或送一份給他們之前，還需要“大約一個月的功夫整理。”
這最後兩個進程比福克納預料的要長些。三月九日，他完成他的長長的打字稿，七月之前，印出了長條校樣。因為薩克斯·康敏斯已於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逝世，福克納現在和亞爾伯特·愛爾斯金一塊兒工作。因為《大廈》是一個三部曲的第三卷，編輯它證明其複雜性非同尋常，並且很費時間，甚至後來請傑姆士·梅里威仁幫忙。福克納一度想對他的這本新書作小的調整，然後在以後的版本中，使之與《村子》和《小鎮》與它相協調。然而由於有某些提醒，他同意根據明顯的路線，將《大廈》作些調整使其與《村子》及《小鎮》一致。他寧可忽略小的差異，理由是：“那個事實”與“真理”幾乎沒有關係，不一致是不能予以忽視的，他改了《大廈》書稿。
從寫一部書到另一部書，福克納總是想認為他的最後一本著作是最好的，本着這種思想，他已經非常接近於成功的夢想：這個“瓮與模型。”福克納在藝術和其他許多方面都對祖先們感到尊敬，甚至敬畏，他對這個繼承者也暗自表示同情，在此情況下，繼承者意味着《大廈》一書。福克納需要堅持《大廈》的重要性，其背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殊原因。結束這幾本書對他來說決非輕鬆的：虛無感、喪失了目標和新的失敗總是來得過快，將松的、欣喜若狂的和大功告成的思想一掃而光。過去幾年裏，《寓言》和《小鎮》這兩本書，每本書寫完時似乎還沒有到最後，可是寫完《大廈》則不然，他已經走到了他的“計劃的勞動”的終點。他希望而且需要感覺到，就他而言，他將要消失，這失去是值得的，他不光只是耗損已盡，因此消逝得並不寒磣。
但是他知道，《村子》較接近於一種洞察力，它使得三部曲成為可能。他知道這是一部較優秀的小說。最後他覺得有勇氣去遵循承認其重要性的適當而實際的路線。
象《小鎮》一樣，《大廈》是倚輕倚重的。長期拖延和愈來愈疲憊，使這書大受損害，它太損害了醞釀此書的人的意圖與寫作此書的人的意圖之間的矛盾的跡象。然而福克納越寫下去，就越使它不僅成了斯諾普斯家史的頂點，而且成了對他的王國的修改。它把許多場面和人物寫在一起。通過蒙哥馬利·華德·斯諾普斯這個人物，我們再看見了在《聖殿》裏的關鍵性的場景，里芭小姐的場景。通過弗萊姆的一次交易，我們對本基·康普森的死和佳森·康普森的幾次冒險有了更多了解。象《村子》與《小鎮》一樣，《大廈》一部分是進展情況，一部分是編年史。象它們一樣，這本書堅持了宏偉場面，它使用了不同的敘述語言並且經常變換景色，它使角了舊的素材，其中包括發表過的故事，如：《眾人拾柴》和《領主的海灘》和象《典當豬》之類的未經發表的作品片斷以及它的龐大的角色陣營，其中有些是熟悉的，有幾個則是新的。
在這部小說的開頭，我們回顧了霍斯登的明克·斯諾普斯謀殺案，這是《村子》的一個重要事件。後來我們看見明克坐在帕奇曼獄中，這是《野棕櫚》裏的一個重要場景。明克終於被釋放了，他陰謀策劃他將採取的報復行動。明克認為弗萊姆出賣了他，他要活着殺死他的親屬。在這部小說快結尾時，我們看見他執行自己的計劃。因為當時我們已經將明克本着不屈不撓的精神進行復仇與我們在弗萊姆興起時所觀察到的那種同樣堅強不倔的精神是有聯繫的，我們就預料到這次謀殺本身，並且發現它幾乎是命運的突然衰敗。我們所沒有預料到的是拉特利夫、林述·斯諾普斯和加文·斯蒂文斯在這次罪行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也沒有料到這個計劃和這個行動之間所產生的其他發展，包括福克納對明克產生的同情。
在《大廈》裏，雖然拉特利未、查理士·馬里遜和斯諾普斯家族的好幾個成員扮演主要角色，加文·斯蒂文斯，特別是林達·斯諾普斯則是以主角的面貌出現的。林達離開了鄉下到紐約和格林威治村，她對政治產生了興趣可以與她對藝術的興趣不相上下。她有時似乎既像濟恩·斯泰因又酷似約安·威廉斯。她和一個名叫巴爾通·科爾的雕塑家結了婚。之後，她去西班牙，參加了擁護共和國政府者的鬥爭。她回到了傑斐遜，受了傷，成了寡婦，之後，她從事一項福克納曾經從事過的事業，她的命運遭到了福克納曾經遭到過的苦難：她在她周圍的人們引起了某種“古代洞穴中的返祖現象的種族集團成員的恐怖”，被人們罵為“黑人的愛人。”雖然她和斯蒂文斯從沒有同床共枕過，他們的確成了情人：“因為我們是全世界唯一的兩個人，能夠互相親愛而又不必合歡。”後來，她幫助明克·斯諾普斯擬訂他對弗萊姆復仇的計劃，部分原因是出於對明克的同情，部分原因則是出於希望為她的母親報仇。在這部小說的末尾，明克帶着林達給他的錢逃走，他還得到拉特利夫與斯蒂文斯的打救。
早先我們終於看到的明克是世界上一無所有的一個窮光蛋，形容枯槁，失掉了一切夢想的男人。福克納通過他最後一次表達了他總是感覺到的對窮途末路的人的同情。拉特利夫和斯蒂文斯瞧見他逃跑時，稱他為世界上“可憐的婊子養的”，這個詞變成了《大廈》中相當於蓋爾·海陶維爾的“可憐人。可憐漢。”福克納強調明克的嚴峻考驗的代表性和他的極大痛苦的休戚與共性，對他加以表揚。一九二二年，他曾經首次用引起共鳴的話語，他認為明克“同任何人一樣，一樣善良、一樣勇敢、一樣有擺脫不了的困難、一樣默默無聞：美麗、華麗、驕傲與勇敢，直到那閃閃發光的幻影與夢想，那是人類長期記錄的里程碑——海倫和主教們、國王們和居無定處的安琪兒們、高傲而優美的六翼天使們。”
福克納用這些話使他計劃中的最後努力告了結束，這些話肯定不僅只是被看作與明克的挽救有關係，而旦也被看作是一種總結。他既感到慰藉，又覺得非常疲憊，他試圖為賦休恢復自己的能力。他和老友們談起舊時光景，似乎那麼津津有味又懷念鄉土。他的一生都為教孩子們遊戲和給他們講故事而感到高興。在他的孫子們和孫子們的夥伴中，他發現了他的首批聽眾之一的另一種類型。在他寫完《大廈》時，吉爾的另一個孩子，以他的名字取名的男孩，已經一歲多了。因為加斯貝爾特是福克納最後同意作為自己的名字的，因此他希望永遠採用這個名字。他的第二個孫子威廉·加斯貝爾特·福克納·桑梅斯是用一個大名鼎鼎的名字的另一個小男孩。他學會講話后不久，他的祖父教他站直，讓他叫自己為“威爾·福克納。”
然而福克納恢復了能力比賦閑還要危險。他有時仍然去紐約訪問，繼續為國務院出去訪問，一九五九年秋訪問了鄧維爾，一九六一年春訪問了委內瑞拉。但是現在，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奧克斯福和夏洛特斯維爾消度的，他和愛斯蒂爾在夏洛特斯維爾的陸格比路買了一幢舒適的大住宅。在這兩個地方，他都繼續騎馬。“現在已經兩年了，”他於一九六一年二月說，“我作了許多事情，可是沒有騎馬和狩獵狐狸。”風華正茂時，他的勇敢有時超過了他的騎術。作為一個有經驗的騎者，他對冒險越來越大的需要經常超過了他的騎術。幾年來，他多次摔下馬，有幾次傷得重；五十年代末，他騎馬更加無所顧忌，摔下馬的事更尋常了，受的傷更厲害，背部幾次受傷，有時手臂、肩膀和鎖骨也受了傷。在奧克斯福，他騎鄧皮，在夏洛特斯維爾，騎鮑威爾霍斯。在這兩個地方，不僅遇到了，而且還招惹了危險。“有一次是讓馬跳越障礙，”他說，“這會使人感到舒服。興許這是危險的，是一次冒險。無論如何，那是我所需要的。”他所追求的一部分是騎術的精通，“身體棒、勝利”的思想，不只是要超過他所喜歡的塊頭大的有力氣的獵人們的騎術，而且也要克服自己的疲倦與懼怕的心理。“它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激動的，”他一九五九年寫信給約安·威廉斯說，“即使在六十二歲，我仍然可以臆步地走，比其他一些人走得遠，走得久些。”然而他對自己的要求超過了他的騎術和持久力，完全不顧身體的受傷處，繼續準備“冒我的骨頭?的危險。”似乎面對危險是他表示輕視毀滅的唯一辦法，似乎他需要走到災難的邊沿，以便一再證明他既不害怕也不希望災難到來。
有一個時候，賦閑的愉快和危險似乎已接近滿足了；“因為我三年前就戒了酒，”他一九六一年寫道，“我甚至對於寫作也不再感興趣。”但是他的較大需要，就象他的較大才能一樣，是工作。他從來不知道他感到不需掙錢的鄉土。他很早就開始覺得自己在經受考驗，他也很早就學到了一再考驗自己。他說，一個名叫吉姆的侄兒是喜歡他的為人的“唯一的人。”那是部分地證明自己正確的一種方法，寫作則是講毀滅的另一種比較舊的方法。在他的最後幾年中，提醒死亡的事情有規律地傳來，令人感到不安：一九五八年七月，薩克斯·康敏斯；一九五九年十月，哈羅德·歐伯爾；一九六○年一月，亞爾伯特·卡穆斯；一九六一年七月，恩斯特·海明威。一九六○年十月十六日，毛德·巴特勒·福克納逝世，享年八十九歲。在去世前幾天，她曾經表示希望找到一個極樂之地，在那兒她不會看見她從來就不喜歡的丈夫。
卡穆斯逝世后不久，福克納把卡穆斯描述為這樣一個男人，他一生都懷着被所有藝術家感動的“同樣的預見和對死亡的憎恨”。去探索“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海明威逝世時，福克納已開始寫他的第十九部，也就是最後一部小說。他現在以自己的語言來進行寫作，即六十五歲高齡的祖父回憶其童年時期的語言，題為：“《劫掠者》的盧霞斯牧師的《回憶錄》”，顯然是發人深思的；我們聽來是優美的聲音。他那一再重複的懷鄉敘述既反映着福克納在對他父親的回憶中終於達到了重新和好，也反映着他對他的孫子們感到怡然自得。它使我們到了約克納帕陶法，回溯到一九○五年，當時盧霍斯還是個年僅十歲的男孩，在馬車出租店和他的父親毛里一塊兒幹活。在他回憶的歷險記中，盧霞斯給我們介紹了他的母親和三個弟弟，一個名叫加利阿姨的僕人和一個名叫尼德·麥克卡斯林的汽車司機以及包括布恩·霍乾貝克在年的其他幾個熟悉的人物。二十年前，福克納為關於一個男孩與三個大人的小說，即《哈克·費恩一夥》的故事作了提綱：一個身材魁偉、熱情勇敢的懷着童心的男人與一個狡猾的、肆無忌憚的僕人和一個年紀大的、慷慨而智慧的妓女。福克納說，這個男孩“處於淫逸、墮落和實際犯罪污濁空氣之下”，他將學習“勇敢、正直、寬宏大量自尊與同情”，這主要是因為受這個妓女的影響。
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福克納把他的這部新小說說成是“寫作進展順利，可能已經寫完了三分之一。”他認為它是幽默的，他寫起來毫不費勁而且很感興趣。幾年前，他為《墳墓中的旗幟》設計了一個封面。他已為他的新書寫了一個護封的廣告性簡介：
“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顯然夠得上成為西方世界的自由意志和私人企業的聖經。”
恩斯特·V·特魯布拉德文學與戲劇評論奧克斯福（密西西比州）鷹幾周以後，他又寫信給他的編者，說，我“突然使勁干，已於一周前寫完初稿。”“在一個月內，我就可以送給一本清楚的稿子。”三周后，他有了一本修改後的打字稿，書面為《劫掠者：一篇回憶錄》。
福克納的許多小說，特別是他的一些長篇小說，曾經是實驗主義的，富有創新精神。他的幾次社會性聲明似乎是對傳統觀念進行攻擊。但是他的許多小說，錯綜複雜如《押沙龍，押沙龍！》，簡單者如《掠奪者》，被認為是過去的再現，找到了“男人與自己、與其夥伴與其時代和地域的矛盾”所在。這些矛盾中的每一個都是福克納自己的，他將每一個矛盾都寫成了他的
那種詩。他往往似乎認為，他是站在暮靄沉沉中，文化終於在美國南方被內戰所破壞，在西方世界則是被大戰所毀壞。從童年起，他就感到自己嚮往過去，然而又對現在負責。他一再說，“生活是運動。”“作家所要求的是同情、理解??·任何事情不管它似乎多麼完美，它是不能持久的，因為它一旦停止，放棄了運動，它就死亡。”他說，作家所探索的“完全不是去選擇立場，”只是對已經失去的表示和喚起同情。為了適應他的雙重義務，他不僅塑造了一些角色、戴假面具的人和一些人物，而且攣造了意味着一系列看法的一些關係，從象昆丁這樣的“向後看的鬼，”（他講話時怒氣沖沖而且情緒沮喪）到拉特利夫，他接受“文化上的變化”而且毫不感到極大的痛苦、悲傷，甚至也沒有留戀過去的感情。在這些看法中的一個看法裏，福克納發現對所有悲劇都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認出決不會及時地為自己報仇的那種人。這樣的人隨着時間的推移必然會我得到的。在另一個看法裏，他發現了對所有的喜劇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因素：識出那個人，他可能為此而得福，隨着時間的推移必然會找得到他的。福克納比昆丁或拉特利夫的分裂還要大，他塑造了他們兩人，使他的藝術成了殉哺育他們的鄉土的探索。他把那個故土取名為約克納帕陶法，他認為它既是一個想像的地方，也是一個具有本身歷史及其發展進程的所在。
從福克納這方面說，那種探索是件最好的事情：“他認為寫作，”如謝爾比·福特所說的，“涉及生活的全部。”他獨自坐着，靜靜地眺望他書齋窗戶外的景色，他仍然是一個靦腆而苦惱的人。懷疑、恐懼、憂慮，最重要的是喪失感和迫在眉睫的黑暗，依然纏繞着他，然而他在寫作敘述性小說中。他發現了二條超越於窘困甚至絕境的通向暫時寧靜的方法。只要讓他一人獨居，給他一支筆和“潔白的紙張??不受侵犯和永遠合符期望，”他就可以承受最可怕的現實——“尋常事端，”甚至“瘋狂與仇恨”）——並將其變為“一種光彩奪目的永恆的美。”雖然福克納仍知道，他的特長除了運用語言就不能作任何事情。他已把自己的天才獻給藝術，可他又為生活省下了一些才能，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模仿他的曾祖父，花花公子和豪放不羈的藝術家，他對被輕蔑的情人的命運的幾次探索，他作為飛行員，農場主和騎手的事業和他作為兒子、兄長、丈夫、父親與愛人所起的作用。他有時，特別是在年輕時和晚年，背誦自己寫過的某些句子。另一些時候，他談到自已後來寫的一些句子，包括某些他非常喜歡背的句子。他通過生活中明顯的動蕩和相互影響，使自己的生活成為藝術的提煉，並使藝術成為生活的提煉。然而象他的虛構和杜撰一樣，他的角色、外表和經歷都是更具有保護性的而不是表現性。只是在他的小說里有着均勢的重大變化；他在他的一些故事和小說里則大大加以利用，其中表現了他更深的內心世界。
福克納寫完了他的小說，回到夏洛特斯維爾，準備和他的家人一道輕鬆地生活，並且“忙於騎馬和狩獵狐狸。”《劫掠者》使他感到幾乎象青春年少之時，這主要是由於寫作這本書是很順利的。“我願意等到，”他說，“材料具備之時，直到我可以照着材料寫，而不是努力去逼出材料來。”現在他一周里有四天打獵，從佛曉一直打獵到中午。然而快到年底時，他進入了一個自己不能擺脫的循環。由於幾次摔下馬，他受到越來越厲害的損害，特別是他的背部下邊受傷更重，產生了一些小小的令人痛苦的不幸的事故。十二月，他喝酒挺多，部分原因是為了減輕痛苦。十二月底和一月初，他在夏洛特斯維爾和里奇蒙德的幾個醫院裏進進出出。一月中旬，在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裏，他第三次從一個醫院出院，之後啟程去奧克斯福。他休息了幾天，盼望着濕潤的氣候，以康復其虛弱的身體。一月底，一連串的陰天結束，放了晴，他開始獵鵪鶉，並且又騎馬了。四月，他回到弗吉尼亞。四月後半月，他在西點和紐約分別玩了幾天。四月，他和愛斯蒂爾認真考慮在亞爾貝馬爾縣買一處大的房地產，五月又認真考慮了這事。到六月，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雷德·愛克爾斯。三十年前，他曾經在蕭條不堪的密西西比州買了一座搖搖欲墜的大廈和四畝地。雷德·愛克爾斯是美國最富庶的地區之一里的一個沒有瑕疵的房地產。它佔地二百五十畝，包括一座漂亮的磚房、有九個隔欄的一個牛棚，一個馬夫房、一個管家房、一個佃戶房，一個工具房、兩個穀倉、一個地下倉庫和一個魚肉熏制廠。早先福克納就懷着深刻的矛盾心理寫過一些差別很大的小說里，描述夢想擁有宏偉大廈的人們，如《押沙龍，押沙龍！》和《村子》。威爾·凡爾納反覆合計着想買下這個老法國人的有圓柱的廢墟，其中有幾個馬廄、奴隸住房、斜坡上的幾排房子和幾個散步或騎馬的場所。威爾·凡爾納在《村子》的開頭就對位特利夫說，“我喜歡坐在這兒。”“我想努力發現，當個需要所有這一切只是為了吃和在裏邊睡的傻蛋，必然會有什麼感覺。”但是福克納也被這種豪華所打動。財產對他來說是成功的象徵，封上那般曾經叫他“無業游民”的人們的嘴的辦法。而且他象大多數有抱負的人們一樣，他為擁有個人享樂和社交娛樂的財富而高興。假若羅萬·俄克被稱作老上校的富麗堂皇，那麼雷德·愛克爾斯顯然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已經疲倦了，但是他仍想作一些事情，“寫一本或幾本書，??或開講座，”以便“擁有雷德·愛克爾斯。”
然而實際上，那與其說是為了將來，不如說是為了他一直在注意着的過去。三月，他坐着讓人家畫像；五月，他在紐約看了濟恩；六月，他去孟菲斯看了約安。他幾次講到死亡的預感。幾個月前，他曾經相信自己可以永遠繼續騎馬、飲酒和寫作。五月，他在紐約談到了過去，這時馬爾科姆·考萊發現一種思想狀況“那恰恰對他不新，但是那似乎有一種新的迴響。”他穿越夏洛特斯維爾，最後一次回到奧克斯福。在那兒，他六月十七日摔下了馬，摔得挺沉。他疲乏，又受了傷，可是卻再騎上了馬。“我必須制服他，”他說。後來，他說，“我不想死。”但是受傷和喝酒的循環又開始了，這是最後一次。七月四日，他聲稱，他準備去一種他曾經經常將其與監獄和烤箱相聯繫的醫院。七月五日，他進了比哈利亞的萊特療養院。在該院，在七月六日晨，老上校的誕辰，他死於心肌梗塞。
福克納在《記舍伍德·安德森》裏，聲稱在一次夢中找到了安德森的《全傳》。他把這個夢說成是一個真正的“軼事或寓言，”他在夢中看見安德森“沿着幾英里長的鄉村道路走着，牽着一匹馬，他準備將馬交換，以獲得一宿的睡眠。”在這個夢——軼事——寓言中，福克納看清了安德森的人生邏輯：他希望將他得到的這個世界，“他自己的美國，”去交換一個由想像產生的世界。雖然福克納立即繼續將這個想像的過程與艱苦的持續不斷的工作聯繫起來，可是他是間接地描述了它的秘密動機。他認為，它一部分來自對純潔與真理的愛、一部分來自對才能的愛，而一部分則來自“那令人憔悴的不眠的對榮譽的不能滿足的渴望。”但是他也認為，它代表着使自我變化，達到某種最後極點的一種努力；他暗示，只有那樣，人們才能發現超越於“令人憔悴、不眠的”鬥爭的寧靜。
如傑姆士·梅里威仁所認為的，關於安德森的這篇作品“引起了對於福克納寫的其他幾篇作品特別是《卡爾卡松》的對比，”《卡爾卡松》也是關於藝術家的悲慘命運與想像力的一個寓言。在《卡爾卡松》裏，這個藝術家是一個騎手，他騎着馬飛奔，其猛勁是“有節奏的、持續不倦的，”然而不能向某個最後的註定要完成的目標前進，那個目標大概永遠在前頭。然而《卡爾卡松》除了將這個藝術家與不能達到的追求相聯繫外，這部著作在幾個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它不僅將婦女與“美孚石油公司”的權力相聯繫，而且也與低下的智力相聯繫：“她們已經學會在現實中平衡地生活，不受現實的干擾。”對比之下，這個男藝術家卻既混亂又脆弱。他索繞着一種願望，希望“表現出某種勇敢的、悲劇的和嚴肅的態度，”他騎馬飛奔，馬身躍起，呼呼如雷，這時心裏明白，他正被推向失敗和死亡。使他終於聽從那種命運的——毫不驚訝地想到他的軀體正躺在波紋形的海底，“在潮水的震顫的回聲中寧靜地翻滾着——這就是他對命運的了解。雖然他一方面知道“生命的終結就是靜靜地躺着，”另一方面他又拒絕“認為那是真的。”他從這個分歧中產生了力量的一種樣式。他在黑暗中獨自躺着的時候，就偷偷地然而仔細地聽着老鼠的細腳在他上邊匆匆地奔跑的聲音。然而在黑暗中，他料想老鼠會掉下來咬他的時候，他就採取“留心盯着的辦法。”在他那有超人洞察力的想像力看來“他那紋絲不動的軀體”變成了幻影，因而不復存在。他意識到“從誕生之日起，他的軀體內就在不斷地衰退中”，他將自己生活中的疾病與死亡變成了一個創作的原則。於是他的光榮不僅包括他有能力將鬱鬱不樂的與悲劇性的人物變為正派而有希望的人物，而且也有能力將令人痛苦的不滿意變成為人生的目的服務。他用想像將其變為藝術的力法，可以打開關着的門、接近被禁止的人物、於危險的活動以及使生命延長並灌輸對死亡的蔑視。在肯定是福克納所寫的最奇怪的句子之一的後半句里，他描述了一個“精力充沛的精瘦的”可卑小人是男人們的主要毀壞者；後來他描寫了一個“長相溫柔的”可鄙小人是“婦女們和俊俏姑娘們”的主要毀壞者。然而在《卡爾卡松》中，這些形象就象那鼠頭鼠腦的目不轉睛的耗子一樣，對這個藝術家來說，成了“滾沸的鮮奶”。犯罪與死亡之對於基督——郎他的特殊場合——正如起毀壞作用的可鄙小人之對於這個藝術家一樣。同樣，基督之對於犯罪與死亡——他們唯一可能的糾正方法一正如藝術之對於人對失敗、瑕疵和迫在眉睫的死的想法一樣。如我們在福克納的這個奇怪句子的上半句中所看到的，在這些說法裏，藝術成了人類最巧妙的策略。在那個上半句里，其中的一點是，福克納顯然引起了基督的類似之處。福克納的藝術家獨自躺在黑暗中，回憶起長久的衰微過程，這過程就是他的一生，隨後就迅速地得出這樣一個策略，他太坦率了不能被叫做逃避現實的人，並且太富於進取心了不能被稱為補償：“肉體在其新生中靠節約地消耗自身以維持生命。如今肉體已經死去，可它決不會死，因為我是耶穌的復活與新生命。”
福克納作為一個藝術家，在其藝術生命開始的時候，就已開始害怕這樣一種時刻，“不僅他對寫作的入迷已經過去，而且願意講和值得講的一些事情也過去了。”部分原因是由於他自己的不一致深化了，部分原因在於他的作品寫得最好，部分原因在於他對藝術的關係是那麼熱烈而令人滿意，因而他是慢慢地走向那個時刻的。然而他逐漸地對於自己過去寫作的作品信心增加了，而對於自己正在寫作的作品的信心則在消失之中，他開始把自己已經寫完的作品當成自己的成就，那些就是他已經變成的自我，似乎他知道，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他已經創作的東西，因此他並沒有寒傖地損失什麼東西。他一再地考驗仍然存在的自我，他繼續等待“這個時刻、瞬間、夜晚：黑暗：長眠：那時我可以把我的痛苦，為之流過汗的一切永遠丟掉，也永遠不再使我苦惱了。”他以既恐懼又希望的複雜情緒，但是又加以輕蔑的心理，留心着那個時刻已經許多次了。他走到了那個時刻，就象他認為阿爾伯特·卡穆斯曾經經歷過的一樣，他知道，他已經作完了他一生中能夠作的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