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歲）
北京雖然是爸爸的舊遊之地，但這次重來，處境、心情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東北是根，北京卻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首先是找職業，要找人介紹。他去找過他的老師胡適，但是胡適沒理他（胡適是不幫人介紹職業的，但對有成就的人，他會主動幫忙）。爸爸在北大時就不是出色的學生，胡適對他並無印象（二十年後，我還同胡適提到這件事。胡適說他完全記不得這位學生和這件事了。）找了一陣，他終於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時我們住東城，為了省下車錢，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來，在麵包行里買兩塊麵包，一塊給全家最老的——爺爺——吃，一塊給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生活的艱苦很快伴來了時代的艱苦。——北京也不對勁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東北南下，終於在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爸爸為大家庭所累，再也沒有能力南遷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後方去，其餘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遺民”。爸爸人雖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卻沒有停止。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他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俄文法政學系畢業、俄國海參威東方大學研究。九一八事變后，他和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后，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作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誌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
這時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員，因為極有才幹，被上司看在眼裏，開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間，他就升到華北禁煙總局下太原禁煙局的局長。他真的“參加敵偽組織”了。所謂禁煙，禁的就是鴉片煙。華北的鴉片煙，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會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轄地。華北禁煙總局局長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萬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煙局交給無名小輩當家，這是北洋耆舊們用人唯才的一種度量，這種度量在國民黨當道后，已經愈來愈遠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歲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記得我坐在火車上，前往太原；清楚記得經過娘子關，自河北進入山西。火車有卧鋪，自北京到娘子關的時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後，就住進禁煙局。禁煙局一進門，就是一塊方形的大操常一進門向左轉，是一條走廊，走廊左邊，有一間間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撲鼻而來。走到盡頭，再向右轉，也是同樣的房子。這些小房子，是給戒鴉片煙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規模，進門一直向前看去，是車棚，一輛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長的專車。這輛車車門外有很寬的腳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鏢。我在北京親眼見過大人物坐在這種車裏，車門兩邊站着保鏢，保鏢一隻胳臂從窗外勾在窗框上，兩眼圓睜，向路人盯着，神氣活現，頗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過這輛局長的車，並沒有保鏢。進門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圓門，門后一塊小花園，門邊一間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媽媽、二姊、我、大妹，就住在這大排主房裏。我記得一搬來，就運到一個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沒有自來水，要洗澡，由一個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來，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個小夥子，造型很像豐子愷“漫畫阿Q正傳”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說“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難忘的還有：一、對鴉片煙，我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禁煙局的鴉片一堆一大操場，都是一塊塊磚頭大小，排列成陣，像去了磚窯似的。我想任何毒梟，都不會比我看過更多的鴉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書於秘書在局裏的一個同事婚禮上，在喜棚中摟住一個“女招待”親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後來時代變了，“女招待”也變成歷史名詞了。
三、日本的國寶——相撲團到太原來表演，於秘書帶二姊和我去看，看到一個個特大號的大胖子角力賽，發現他們虛禮與賽前動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場都是日本鬼子，現在回想起來，日本侵略中國，他們派來的鬼子們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四、我到太原最高點玩過一次。後來這地方有爭奪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閻錫山到台灣后，寫“先我而死”四個字追念他們，這四個字，倒寫得頗能傳情。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
五、我在太原參觀過一家做香的工廠。看到香是從機器里一根根擠出來的，很好奇。
六、我在太原公園裏還看過一條怪胎牛，這牛有五隻腳，一腳從脖子下伸出來，真是無奇不有。這件事，我完全忘記了。四十多年後，我在天母僑大木器行看傢具，看到一張五腳大會議桌，中間有一隻腳，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條牛！人的記憶，真不可思議啊！（中國歷史上有“五足牛”的記錄，見於京房《易傳》和《漢書》五行志。中國古人認為五足牛的出現是上天警告統治者不要過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種不祥的訊息。）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地方，我記得參觀一家醫院，醫院中有一架人體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骷髏。
山西對我的最大影響不是地，而是人，是一個山西人，名叫溫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長得兩眼有神、兩腮無肉、中等身材、中年歲數，穿着褲腳纏綢帶的黑棉褲，留平頭，一派典型中國淳樸農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後，茂林就來了，負責照顧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離。茂林的話不多，粗識文字，脾氣很憨，我做錯了事，他會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歡他。我日後的一些耿直的脾氣，深受他的影響。
茂林後來跟我們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幾隻中國舊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門了。我跑過去看，發現茶碗四周都畫著光着身的男人女人，這時茂林走過來，聲色俱厲地向我說：“這種東西，不準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後，回想起來，原來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宮畫。
茂林喜歡鳥，我也大受影響，養起鳥來。北京舊家的紈絝子弟，常常出門卷着白袖子、提着鳥籠子、叼着煙、邁着八字腳走路，一派腐敗墮落的模樣。我那時太小，還不到這種水準，不過鳥倒也養過幾隻，有一隻百靈，老老的，會學十一種動物的聲音，可惜其中包括學貓叫，百靈一學貓叫，就被認為誤入歧途了，身價也就大跌了。茂林會畫一筆鳥，就是一筆下來，不間斷，連成一線，畫出鳥來。我大為佩服，也就全套學到。我把它們畫在牆上，左右對稱。左邊寫上“溫鳥”，右邊寫上“李鳥”。
我小時候，道學得很。我四五歲的時候，家裏一部分房子分租給一家房客，房客中有個小女兒，大家叫她小妹。我當時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別人說我和小妹有什麼什麼關係，我會立刻大發脾氣，並且破口大罵。姊姊們知道我這一弱點，所以吵架時候，故意說我是“小妹丈夫”來氣我。我呢，就用“大連太太”來報復（大連是大爺親戚李德鄰的兒子，是個極頑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時候，和姊姊們如有什麼談判或協議，為遵守諾言起見，雙方都以“大連太太”“小妹丈夫”做賭咒，姊姊失信，就是“大連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點也記不起為什麼會變得如此“小妹丈夫”過敏症，也搞不清為什麼變得如此道學。這種“嚴男女之防”，後來發展到連溫茂林都吃我不消：———茂林同女佣人們一起吃飯的時候，我竟在旁邊監視，不準男人同女人講話！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講了幾句，不料我卻從桌子底下跳出來，對他大聲申斥一番。我的古怪與任性，由此可見一斑。
爸爸的禁煙局長位置，後來捲入政治紛爭里。原來日本華谷（？）中將很跋扈，找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的麻煩，於是腦筋就動到太原禁煙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舉人，做過清朝留日學生副監督。民國以後，三度出任財政總長。盧溝橋事變后，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又做“新民會”會長，成了“前漢”（前期漢奸）。到了1940年，跟“後漢”（後期漢奸）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合併，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克敏做委員長兼內政總署督辦，名義上歸汪精衛管，事實上自成體系。王克敏因為老資格，也有個性，對日本鬼子並不唯命是從，惹起日本軍人的嫉恨，華谷中將於是掀起“太原禁煙局貪污案”，給王克敏好看，於是首當其衝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當然也與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關）。一天晚上，爸爸、媽媽、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車，車開到榆次，上來幾個日本兵和翻譯，同爸爸說了幾句，就由兩個日本憲兵把我們帶下車了。走在又黑又泥濘的路上，日本憲兵輪流抱着我，很久以後，到了日本憲兵隊，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來，看到的是一間舊式的平房，中間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媽媽和我被釋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華谷中將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煙局的信科長、於秘書等貪污，再牽連到爸爸。信科長長得人高馬大，在憲兵隊，被日本鬼子打得皮開肉綻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鹽來整他；於是秘書也被三上吊、灌涼水等，可是他們都不肯誣攀爸爸，所以爸爸沒吃苦頭。他被關了半年多，最後無罪開釋。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規矩很嚴，白天必須盤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憲兵做禁子牢頭。整整六個多月，他挨過一個耳光，他的手錶，被日本憲兵要求對換，最後他回北京時，戴的是個東洋爛表。
“爸爸最後無罪釋放，王克敏對爸爸的清白，極為欣慰。他把爸爸請去，把華北禁煙總局局長的職位給了爸爸，但是爸爸決心不幹、決心脫離官嘗決心埋下頭來，研究一點問題。他選中了中國土地問題，做專題研究，他從此成了國立北京圖書館的常客，在這個第一流的圖書館裏，他遍讀有關土地問題的書，作筆記。他偶爾也買一點舊書，像向乃祺的《土地問題》、萬國鼎的《中國田制史》等。有時候，他也帶我到這個圖書館來，他看他的大人書，我看我的兒童書，父子對讀，構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一幅圖畫。
抗戰勝利后，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所以不得不做一點準備，他決定在清白沒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於是他就隻身先回東北老家。那時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東北去，結果走到山海關，就被共產黨給擋住，只好折回來。後來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之名、做地下工作，為了安全，他並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時太小，也不清楚細節，我對他也一直有所誤會，1961年10月10日，我寫信給胡適，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後來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轉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吳煥章這封秘件，最後使爸爸在抗戰勝利之後，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爸爸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爸爸的故事，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做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着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台灣，那時我不到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爸爸來台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台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台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台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台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就住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那是沈銘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爺，我們晚輩叫他二太老爺）租給我家的房子，我們前後住了十年。我在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的最早記憶是：一天晚上，飛來一隻受傷的鴿子，我們把它包紮好，傷養好后，它也不再飛走了，就成為家裏的一員。不料一天被貓撲上去，把它咬死了，我們都很傷心。那時家裏不能不養貓，因為房子很舊，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過陰溝鐵柵，去咬走過鐵柵的小雞。提到小雞，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鄉下人沿街叫賣小雞，用扁擔挑兩個很扁很扁的籮筐，到了家門口，把籮筐蓋打開，頓時一兩百個雞頭攢動，毛胡胡的、黃登登的，每隻都在堯每隻都在叫，可愛極了。賣雞的隨手抓出一兩隻來，放在掌心，特別介紹，癢得你非買不可。養雞以外，家裏也有貓狗。養貓狗，都以實用為目的，貓狗也不像現在這樣嬌生慣養，那時候貓狗好像都是髒兮兮的。對貓也有很多傳說，比如奶奶、爺爺、姥姥死的時候，貓都要關起來，因為傳說貓跳過死屍，死屍會坐起來，就是“炸（詐）屍”，這是誰都害怕的事，誰都不敢冒險，所以只好把貓關禁閉。
我六歲時候，得了慢性盲腸炎。一開始是肚子痛，家裏人以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熱水袋去敷，結果愈敷愈嚴重，膿化開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況不對，請關頌韜大夫來看，關大夫是北京協和醫院外科主任，是中國第一名醫，他斷定是盲腸炎，必須開刀。聽說肚子上要開刀，全家一致反對，爺爺、奶奶、姥姥等都堅信中醫可以看好，為什麼要給西醫動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為難。幸虧關大夫說：“開個刀沒關係，如果不是，縫起來就是了。”於是爸爸決定開刀。
我住進東華醫院，開刀那天，醫生把哥羅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數數字，我跟他數到三十多，才麻醉過去。開刀打開一看，盲腸已爛，割下後為了清膿，插入兩條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時已經腿軟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興他的正確決定，使我大病不死。爺爺奶奶們對西醫也沒話說，只是認為，如果給中醫看下去，照樣可以看好。可見中醫觀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這種觀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關大夫家謝謝他。關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歡鳥，特別送“李局長的少爺”名鳥一隻。聽說關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讀胡適寫的《丁文江的傳記》，看到關大夫坐飛機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覺得特別親切。到台灣后，有一兩次，醫生檢查我身體，看到盲腸開過刀，聽說刀是關頌韜開的，都會誇他是名醫，可見關大夫在中國西化醫學中的地位。
我得盲腸炎的時候，還沒有盤尼西林等名葯，割盲腸還算不小的手術。如今已算是小手術了。
從內務部街東邊街口，向左轉朝陽門南街，再向右轉，就是新鮮衚衕。新鮮衚衕有新鮮衚衕小學。這小學是我的啟蒙學校。它共分兩部分，衚衕中間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級和操場；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級、音樂教室、校長室。校本部有縱五排側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蓋得最早，頗有巍峨的氣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們原來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賢的生祠！明思宗上台後，魏忠賢上弔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鮮衚衕小學在三百年後接收了這一生祠，真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我是1942年七歲時候進新鮮衚衕小學念一年級的，當時我在家嬌生慣養，膽子很小，初次上學，頗不習慣，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遙望的照應，我一邊聽級任老師上課，一面緊張地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絕不大意。一年級級任是位姓師的女老師，戴着沒邊的眼鏡，和藹可親，人也漂亮。那時沒有什麼幼稚園，一念書就是小學一年級，我記得第一課只有三個字——“天亮了”。其實，我那時已在家裏先背過《三字經》，也看過《小熊逃學》、《小狗回家》等兒童書，我的程度，已經不錯了。不過那時還有讀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學生是讀過私塾再轉入小學的，所以會背《三字經》的，應該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課，後來結束了，我也能完全適應了小學生活，並且很快學會了如何“我告老師去”。有一次小便時候，一個頑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後一推，我身子站不穩，兩手陷到尿池裏，我很快地報告了老師，老師問是誰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過去，到他身邊，把他揪出來。有一次，我在校門口向一位男老師敬禮，一邊敬禮一邊大喊老師早，男老師那天大概有什麼毛病，忽然當面斥責了我，我大為傷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師原來是他學生，跑去罵了他一頓。這件事我五十多年後還能記憶，我相信辦教育的人對小孩子的態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傷害的。
1943年八歲進二年級，級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師，是個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遠是一襲舊“陰丹士林”藍布長袍，進教室后先不說話，而是拿出雞毛撣子，清除講台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規律，包括每一條桌面下的邊，都不放過。他清理過程一言不發，我們全班也一言不發，看着他天天大掃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點潔癖。崔老師書教得不錯，只是太嚴肅了。我記得他罵過我一次，說：“李敖你出去！”什麼原因，全忘記了。崔老師的藍布大褂兒，留給我對長袍最早的印象。
新鮮衚衕小學因是古宅老屋，頗多鬼怪傳說。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級一天上課的時候，我坐在教室左後角的最後一個位子上，突然全身似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動彈，好一陣子才過去，至今記憶猶新。三十年後，我睡在警總軍法處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現象，我知道這是一種“夢魘”經驗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亂神，但新鮮衚衕小學的許多教室，倒頗有一股陰氣，有時令人發毛。
崔老師不久得肺病死去，來了一位女老師代他。全班恢復了活潑氣氛。圖畫課上，我總是畫汽車，女老師很欣賞我畫的汽車。我對汽車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時很少小朋友像我這樣“現代化”過，他們要畫，大都畫洋車，就是人力車。
1944年九歲進三年級，改到校本部上課，開始有兩個特色，一個是音樂課有音樂教室，一個是開始學日文。音樂教室主持人是楊老師，是這小學的資深老師，前額又禿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風琴來，更精神十足。學校太窮，買不起鋼琴，風琴也別有情調。我們學的第一個歌是“飛”，歌詞是“飛飛飛蝶飛飛飛，飛到鴛鴦天芳草地，飛飛飛蝶飛飛飛。”一共三句。也學過劉復（半農）、趙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風》——
好大的西北風啊，飛到一座樹林裏。
它叫樹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對樹林大聲說：現在已經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勁兒，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這首歌，唱得熱氣在寒冬里直冒煙，非常有勁兒。
在唱《好大的西北風》的季節里，教室里凍得要命，只好一個教室一個火爐，但是學校只供應火爐，燃料是供應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學每人每天帶煤來。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學負責。一般北京人的爐子，有兩種，一種是燒煤塊的，用於洋爐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燒開水之類；一種是燒煤球的，用於土爐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飯、取暖。這種爐子，生火時候，要在院子裏，早晨零下幾度，在院子裏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兩手就凍成紅蘿蔔，要跺着腳，放在嘴邊用熱氣呵個不停才成。用這種爐子，在續煤的時候，可不能偷懶，若是續上煤球，偷懶不端到屋外，或還冒着藍火苗就給請了進來，大家就有煤氣中毒的危險，用北京話，這叫“煤薰着了”，被害人輕則到院子裏吃西北風透氣，灌酸菜湯；重則一命嗚呼。這種爐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膠質的黃土搖出來的，就像搖元宵一樣。搖煤球的工人，外號“煤黑子”，他們搖煤球的時候，先做好兩三坪面積的煤糊，然後再用鐵鏟子切，橫切成一寸多寬的距離，這面切完后，再掉換方向，還是橫着切，這樣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後放在篩子裏去遙搖的時候，先放一個花盆在下面，再把篩子放在花盆上。搖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搖將起來。篩子下的花盆好像一個軸，一邊搖還要一邊注意將黏在一起的散開，又得隨時灑些煤沫子，搖到後來篩子裏的小方塊漸漸搖滾成了黑乒乓球，晒乾以後，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擔一百斤，前後各五十斤，小擔五十斤，前後各二十五斤，大部分用戶都三五百斤的買，或找搖煤球的到自己家裏來搖，窮苦的人家也有一次買五十斤的。再窮苦的人家就無所謂買多少斤了，而變成了“撿煤核兒的”。所謂煤核兒，是不論燒煤塊或煤球，都會在攏火后留下殘渣，殘渣丟到垃圾堆里，撿煤核兒的便去廢物利用了。他們遇到一塊煤，認為中有文章，便用傢伙，敲打一陣，把爐灰敲掉，如果中間有點還沒燒完的黑心，便放進小竹筐里，這樣子積少成多，也夠自己家裏燒個一天半天的。因為有這點剩餘價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着又臟又破小棉襖棉褲的小孩子，縮着脖兒，凍得流出兩行清鼻涕，在翻騰垃圾堆。當然這些小孩子，是沒錢念書的。
日本人侵略中國，在台灣，在東北，都從小學一年級起有日文課；在華北，則從小學三年級起。當時每個小學都有一名日本顧問，新鮮衚衕小學日事顧問叫“施掘”（？），我們給他外號，叫“屎橛”。這個日本人態度還友善，寫了一手日本體的好毛筆字，經常寫出來，做為每周重點。我記得他寫過“姿勢”兩字，貼在佈告欄上，要大家注意“姿勢”。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師，我那時恨日本侵略中國，不喜歡學日文，成績很壞。成績單拿回家，爸爸說：“恨日本和學日文是兩回事。學一樣東西，總要學好才對。”於是我開始發憤，最後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歲進小學四年級，抗戰勝利了。在淪陷區生活八年的遺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們這些做小學生的，也不例外。過時候，一個最優秀的小學生出現了，他的名字叫詹永傑。詹永傑長得極好，圓圓的臉、紅紅的臉蛋、一對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脫穎而出，在四年級的班上，風靡了我們。原來詹永傑知道最多的八年來被封鎖的一切，他會背《國父遺囑》、他會讀《三民主義》、他會唱《中華民國國歌》，他也會唱《義勇軍進行曲》。……在四年級第二學期，他甚至發動同學，一齊抵制一個叫齊鳳鳴的大塊頭，說齊鳳鳴欺負我們，動輒動拳頭，我們“抗齊八學期”，如今要隨抗戰八年，一起勝利才對。我因在二年級時被齊鳳鳴動過拳頭，久思報復，今逢詹永傑發難，自然首先響應，於是群起而斗齊鳳鳴。齊鳳鳴見人多勢眾，氣為之沮，級任老師魯小姐事後責備我，說：“沒想到你那麼凶！”其實我也沒想到我是那麼凶的人，詹永傑啟發之功，實不可沒。詹永傑家裏有不少雜書，常跟我交換看，使我在讀物的廣度上，進步不少。後來詹永傑和我，還有一個腦後留“墜根”（“墜根”是腦後留眼鏡片大小的頭髮，這種從胎毛就留起的頭髮又叫“孝順毛”，留長后可編小辮，因為很短，據說鬼都抓不住，可以長命百歲，所以也叫“鬼見愁”）、左耳戴“金圈耳環”（滿月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環”，意謂套住了、安全了，結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來，這當然是受了劉關張桃園結義的影響。爸爸很喜歡詹永傑，說他長得真好，他看見我們拜起把兄弟來，還叮囑我們不要“拔香頭子”（把兄弟決裂之意）。
四年級念完的時候，就是“初斜畢業，先發一張文憑。這是我平生第一張文憑，內容如下：
畢業證書學生李敖系山東省濰縣人現年十二歲在本校初級修業期滿成績
及格准予畢業此證
北平市立新鮮衚衕小學校長張瑞珂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日
十二歲是舊式算法，從懷胎起算，所以生下來就多一歲。文憑上的圖章旁加蓋“暫用舊穎字樣，因為隨着抗戰勝利，國民黨大發神經，大發“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鮮衚衕小學”改名為難聽的“北平市立一區九保國民學校”，校長也換了，因為青黃不接，所以“暫用舊穎。
國民黨趁抗戰勝利的威風之一，是所謂北平市教育局局長王季高來視察，全校學生都恭迎如儀，不在話下。這位局長大人，在共產黨圍城前夜，曾先開溜。原來圍城前，國民黨在當地的頭子傅作義，宣稱“誓與北平共存亡”，為了表示“共存亡”的決心，上上下下，誰都不許走、不許開小差、不許逃難，同時在城內加做市內機場等，決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燭機先，看到所謂“誓與北平共存亡”是鬼話，於是，自己就先逃難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義大怒，致電中央，請將王季高截回。但是還沒截回，傅作義就投降了。國民黨在大陸，經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戲，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來不及跑出來了。後來到台灣的袞袞諸公，都是當年絕對不相信自己發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獨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另一件國民黨趁抗戰勝利的威風之一，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來宣慰。全北京的小學生都列隊在馬路兩邊，恭迎如儀，也不在話下。我們這些可憐的小學生，還參加歡迎美國軍人北上。大老美們在卡車中招搖而過，我們恭迎如儀，更不在話下。美國軍人北上，是美國人支持國民黨的具體行動，大家對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後來他們鬧得不像話，最後強姦了北京大學外文系二年級女學生沈崇，惹起公憤，才滾了回去。
1946年十一歲進五年級，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後面的一間教室，隱蔽而陰森。級任老師是王恆慶，是一位樂觀、口才好、又循循善誘的好老師，她除了生小孩時候由她哥哥代課外，一直跟我們到六丙以至“高斜畢業。她在正課以外，還教我們念《陋室銘》、《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秋聲賦》、《賣柑者言》等古文，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於王恆慶老師的開導。五丙以後，我的課外書讀得愈來愈多，成績已脫穎而出。1947年十二歲念六丙時候，我當選班上自治會主席，又是學校圖書館館長、又是模範兒童，那時詹永傑在六甲，已經成績不如我了。王恆慶老師跟我們同學感情極好，但有一次被我們氣得賭氣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來。王恆慶老師是我小學時代最懷念的老師。我小時候，長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學們給我起外號，叫“老太太”，王恆慶老師也這樣跟着叫，她能和學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見。王恆慶老師生小孩時候，她的哥哥來代課，此公身材很高，寫了一手整整齊齊的黑板字，為我生平僅見。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長，允稱佳作”，給我最大的鼓勵。他最喜歡講《聊齋》故事給我們聽，陸判也、織成也，把《聊齋》人物講得鬼氣森森，最令我們傾倒。
教勞作的老師外號“老頭”，是齊白石的學生。他宿舍里琳琅滿目。藝術奇珍甚多。他教我們刻印，第一次我刻“竹報平安”四個字，刻得不錯。有些頑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硃筆偷偷描成印文，去騙“老頭”。“老頭”一看，劈頭就揍。頑皮的男生們個個恨他，在勞作課前，常常用毛筆畫“打倒老頭”圖文在鏡子上，再用鏡子反射日光照在牆上，好像電影一樣，全班大笑。不久“老頭”進來，追查此事，又是一個個狠揍一頓。
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在新鮮衚衕小學中，有我神秘的初戀。這女孩子叫張敏英，北京人，長得清秀脫俗，長形的臉，眼睛不大，但是晶瑩而有靈氣。她身材高瘦、性情溫和，是最最可愛的小女生。功課也好，尤其寫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級的時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級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師排座位，一度還並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樂。六年級后，她和我較熟起來，下課回家，偶爾走在一起，童子軍在校門口站崗時候，她也和我一組過，她穿着女童軍的制服，姿態優美，令我心動。我只看她哭過一次，是一次考試沒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淚眼。看她楚楚可憐，非常喜歡她。我做圖書館長的時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錯，我開玩笑，拉住她的手，輕打她手心，她裝得很疼的樣子，給我的快感，令我畢生難忘，對張敏英，我從來沒有表示出我對她的情愛，我把一切都遮蓋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牽夢縈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視同我的初戀情人，雖然這次初戀，實在沒有什麼實績可尋，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滿了美麗的回憶。我一生憂患，所存美麗的回憶無多，但是對張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溫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這樣清純的、單一的回憶而不摻雜任何俗情與塵網，洵屬罕見，而它卻是罕見中的極品。我一生中的許多經歷，都不想重過。但是如果時光倒流、少年可再，我夢魂所依，除此而外，卻無復他求。——只為了她是我第一個小女生、只為了她是我永恆的小情人、只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為了那一場春夢無痕的初戀，我願在時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並不希冀她做我的朱麗葉，但我若能長眠在她懷裏，我就寧願不活十三歲以後的我了。
1948年十三歲，小學畢業了。畢業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對張敏英和其他同學都在意料之外沒有再見了。直到四十年後，小學同學章棣和隨中央交響樂團來台，他是團中的首席雙簧管，帶來了詹永傑的問訊，我才跟永傑恢復了聯絡。永傑初一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做到大學教授，我看到他們和魯老師的合照，頓覺往事歷歷、恍然如昨。我側面打聽張敏英在哪裏，但是沒有答案，也許他們不願把答案給我，朦朧下去也許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學畢業后考中學，我考了四中和師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還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從榜尾看起，愈看愈心涼，沒想到狀元當頭的，竟是自己兒子。事實上，我的家人並不完全知道我的實力，我從小酷愛讀書，並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顧均正《少年化學實驗法》一書的啟迪，在小學六年級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我刻了一個木營—“李敖實驗室”，保存至今，藏書中還有《化學儀器吹製法》、《兒童實用科學大綱》等，也保存至今。後來離開北京，實驗室沒經費了，我的興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學六年級時候，我開始向北京的“好國民”雜誌投稿，刊出有“妄心”、“人類的冷藏”等文，這是我發表文字之始，從十二歲到我寫這本回憶錄時六十二歲，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發表資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