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前程（1997— 六十二歲以後）
以我在中國台灣島上的特立獨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後患無窮”的，在這種先見之明下，我如何自謀，如何自處，如何在小島上生根、發葉、開花、結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觀、宇宙觀、宗教觀、國家觀、愛情觀、敵友觀、金錢觀、訴訟觀、旅行觀等等，也就別出心裁。
自來志士仁人，他們的苦惱都在面臨一項選擇。屈原見太僕鄭詹尹，說：“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他把“疑”說了一大段，重點只是兩句：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
這就是一個選擇的當口。最後，屈原做了選擇，他不肯“從俗富貴，不肯“偷生”，走了與世俗相反的路線。三國的禰衡，也有同樣的問題，他也做了選擇。他的選擇是“寧正言不諱，以危身”的路線。他的路線是對的，至少在曹操、在劉表面前，你不能說他有什麼不對。問題是他最後碰到了黃祖，黃祖是沒有起碼水準的老粗，結果把禰衡殺了。我不太覺得禰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壽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他只是“寧正言不諱”而已。至於“正言不諱”以後別人殺不殺他，他無所謂。他沒有興趣去教育敵人，或揣摩敵人的水準。當然，這種作風，“上得山多終遇虎”，最後碰到了黃祖型的敵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謂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犧牲的危險也不躲避，並不因為有犧牲、有危險，就不幹了。我在台灣的處境，就是如此，我認為人生最大的目標是找出真理並勇於維護它，在維護過程中，並不因為有犧牲、有危險，就不幹了。
這就是我非常有勇氣的一個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個原因。
我雖然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絕非暴虎馮河式的血氣之勇，而是謀而後動的、先立於不敗之地的。有勇氣、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撐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經濟基礎。在這方面，我是精明的“個體戶”、“單幹戶”，我討厭窮酸潦倒，絕不使自己陷入窮酸潦倒。富蘭克林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桿，跟我薄有財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闆臉色、不怕被封鎖有絕對關係。像伏爾泰一樣，我是有錢支撐的偉大文人，我早就脫離了“一錢難倒英雄漢”的窮困。每見有些窮光蛋侈談抱負，我就鄙視他們。這種人，連一己生計都弄不好，又何能獨來獨往做獨立的人？一個人行有餘力，才有資格做志士仁人，否則只是滿身煙味、滿口酒氣的吹牛屄傢伙而已。
當然，不自謀生計而有好友代勞，亦一佳事。當年馬克思能夠安心寫作，乃得力於資本家恩格斯的資助。現在時代變了，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這種身兼馬恩的生涯，可說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沒有這樣身懷巨資又深明大義的朋友。馬克思恩格斯雖然關係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卻很少見面，反倒經常通信。馬克思死後，恩格斯且為他編全集，我如今自編《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對馬克思，真做到了養生送死，真能從大義上支持朋友。清朝學者崔述在五十三歲時候，收了一位三十二歲的徒弟陳履和，兩人一生只相聚過兩個月，但陳履和卻一直為崔述傳布著作，在崔述死後九年，陳履和以六十五歲之年也死了，死前為老師刻書，窮得“宦囊蕭然，且有負累”。自己五歲的兒子，連家鄉都窮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學生，沒有比他再偉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國，也會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會對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無人是馬克思，我要找馬克思，只能照鏡子。
正因為我這馬克思可以挺直腰桿，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於痛斥偽善。1979年我復出后，皇冠的平鑫濤請我吃飯，由皇冠的幾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後，平鑫濤說：“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請她來了，就是三毛。”於是他把三毛介紹給我。三毛跟我說：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幫助那些黃沙中的黑人，他們需要她的幫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懷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說：“你說你幫助黃沙中的黑人，你為什麼不幫助黑暗中的黃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幫助啊！舍近而求遠、去親而就疏，這可有點不對勁吧？並且，史懷哲不會又幫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島留下別墅和‘外匯存底’吧？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三毛聽了我的話，有點窘，她答覆不出來。她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麼？因為三毛所謂幫助黃沙中的黑人，其實是一種“秀”，其性質與影歌星等慈善演唱並無不同，他們做“秀”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比如說，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嗎？她在關廟下跪求籤，這是哪一門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運之學，這又是哪一門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無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雲鄉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國際路線和白開水式的泛濫感情而已，她是偽善的。三毛以外，還有金庸。金庸為國民黨捧場，跑到台灣來。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談八小時。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後，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里講‘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報恩經’、‘未曾有因緣經’、‘寶積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等等所說的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着’，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覆不出來。他當然答覆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並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於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計上都沒問題，但他們有錢也不敢痛斥偽善，可見對偽君子說來，有錢和敢於痛斥偽善並無等號關係，而李敖能從挺直腰桿進入痛斥偽善層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偽善的人，並非不可救藥，如果碰巧“來電”，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歷史系老師方豪教授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雖是神父，但卻是“政治和尚”，他為國民黨辦《中央日報》，不小心馬屁拍在馬腳上，以涉嫌“中央日報鼓吹階級鬥爭”的罪名，被拉下馬：到台灣后，馬屁依舊，最後當上政治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我這裏說馬屁，並沒有獨責方豪的意思，到台灣來的有頭有臉的知識分子，不肯拍國民黨馬屁的，其實只有李敖等幾個人而已，其他人都是兩眼勢利一身媚骨。這島上知識分子已馬屁成風，在這一點上，不是方豪獨有的毛病）。至於他當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學術基礎，但也不乏馬屁之功。他顯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減少北大勢力的政風下當選的，至於投票前他奔走於學閥李濟、沈剛伯之門，自然也就不足論了。據說方豪從小家裏窮，他父親在教堂打雜，就把他給許願許進了教堂準備做神職人員，所以方豪做神父，並非自願。因非自願，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鬧，說：“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乾的！”這一據說，未必屬實，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關係。他有一次同我和蕭啟慶等逛陽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談他和侯榕生的事。說他在北京輔仁大學教書，沒穿神父服裝，第一天就被女學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訴母親，有所計議。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裝上課，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親大哭說：“媽呀，他是神父呀！”我問你怎麼知道的？他說後來在台灣，侯榕生告訴他的，侯榕生在台灣和他重逢，余情不斷，還寫過一篇《破碎的聖母像》，就是寫他的。言下不勝得意。
方豪從十一歲就進修道院，他這一輩子，總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窩囊氣，他在台大，辦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最後被耶穌會搶去，他氣得要死，被退離開了古亭教堂，他在溝子口經營了一座。我去溝子口看他新居，發現頗為豪華，我說你可真有錢，他說：“你不知道教會裏多殘忍！神父不自己設法，老了病了也沒人理，教會是不管我們的！所以一定得有點準備。”我說你在教堂里整天證婚、辦喪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獻”的錢，教堂又免稅，你們神職人員弄錢可能更有辦法。他說他沒有錢，因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擠。我說你學術地位這麼高，在天主教里卻不過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說他是土神父，當然吃不開。我聽了，會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紅，必須走國際路線。國際路線走得通，雖然學問“不修邊幅”（這是于斌自己說的），也照樣屍居高位，于斌、羅光等等皆是也。在這種處境下，方豪當然難免有一股怨氣。表達怨氣的方法中，口誅他是不敢的，但是筆伐——匿名的筆伐——聽說他就伺機干過，他匿名寫過攻擊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寫悔過書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聞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灣擠擠擠擠），裏面罵到吳相湘，也罵到我，吳相湘閱后大怒，間接質問國民黨文化特務卜少夫《新聞天啡負責人》是誰寫的？卜少夫說是方豪，吳相湘跑去大罵方豪一頓，然後告訴我，叫我也去罵他。我說：“方先生是我老師，讓他罵罵算了。”吳相湘說：“這些洋和尚太可惡！”我說：“你吳老師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瑪利亞面吧！”
那時我在《文星》推動現代化，其中項目之一是扒糞運動——扒高等教育的糞。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發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首開先河，先攻擊台大；1964年5月1日，轉向輔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孫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絕子）執筆的《從一巴掌看輔仁大學》，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飯，兜他寫點輔大的文章，因為我相信他近水樓台，一定有內幕文件。方豪聽了，義正辭嚴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麼可以這麼做？”我說：“台灣好擠——啊！”我故意拉長了“擠”字的聲音，方豪頓時面色大變。我說：“一、我保證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寫，文章也有我寫的部分；三、不論出了什麼事，我自己一個人擋，絕對與你無關。”我又說：“老師想想看：田耕莘他們從大陸到台灣，‘乞丐趕廟公’，把台灣的地方教會都給奪了權，你們怎麼忍得了這口氣？教會這樣黑暗，這種黑暗，又侵蝕到高等教育里，老師怎可以不說話？天下壞事的造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壞人做壞事，一個是好人容忍、坐視，甚至默許壞人做壞事。做好人是不夠的，得做奮鬥的好人才成。所謂奮鬥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來向壞人作戰、向惡勢力作戰、向腐敗和愚昧作戰。向老朽和開倒車作戰、向頭腦不清的混蛋作戰。奮鬥的好人不會背後袖手嘆氣，不會關着門埋怨，不會悶着頭給壞人欺負或看壞人欺負人，奮鬥的好人總該發揮打擊力出來。今天我勸老師寫點東西，目的也無非在此。”方豪聽了我的話，終於心動，他同意寫一篇，不過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後要還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來了，標題是《從三文件看輔仁大學文學院》，我把它加進我寫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發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這篇文章一出，無異把一顆原子彈丟在天主教頭上。田耕宰等立刻開緊急會議，追究教會內部文件怎麼泄漏的？並追究作者是誰？與會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斷定非方豪莫屬，於是立刻把方豪找來，由田耕莘親自審問。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聖母面前跪下發誓，方豪撲身便倒、脫誓而出，仍舊矢口否認。田耕率大罵他發假誓，方豪被逼無法，心生一計，說請到《文星》去查，如能證明是我寫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認為有理，就決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豈是易與之輩？於是商量一陣，決定派徐熙光神父來“掛銅鈴”。徐神父透過一位認識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後就單獨到我家裏來。
寫到這裏，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從在田耕宰那邊虎口餘生后，落荒而走，氣急敗壞找到我。我安慰他說：“我不是有過保證給你嗎？我保證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論出了什麼事，我自己一個人擋，絕對與你無關，你還怕什麼？”他說：“我當然相信李敖最夠朋友，只是這回我給嚇壞了，特別來看看你，通知你他們會找你，你有個準備。此外，我還有個要求，希望你幫忙。我想請你在報上登個啟事，聲明一下這篇文章是你寫的，與某神父無關，不知可不可以？”我說：“凡是對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要我怎麼做就怎麼做。登啟事可以，你說怎麼寫，你擬稿，我照發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擬了稿子，並要求由他親送《聯合報》，我給他登報費，他不肯收，就這樣的，“李敖啟事”便上了《聯合報》。
徐神父出現了，賓主坐定以後，他說：“李先生是乾脆的人，我們打開天窗說話：教會方面，斷定是方豪乾的，方豪品行不端，我們不會錯怪了他。不過，為了證據齊全，我們還是找到《文星》，請李先生開一證明，證明作者是誰。”我說：“不管作者是誰，《文星》沒有義務答覆你們。”他說：‘當然沒說義務不義務，只是來請你們答覆。”我說：“請也不行。”他說：“教會方面表示，這篇文章已構成嚴重的誹謗，很多人主張要告《文星》，一告的話，作者是誰，就可以告出來了。”我說：“是可以告出來了，不過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說：“李先生說笑話，這篇文章不是你寫的，是方豪寫的。”我說：“是我寫的，方豪寫不了這麼好。”他說：“我們相信是李先生改過的，增補過的，不過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會知道這麼多教會的內幕。”我說：“只要你們告告看，你們就會驚訝我知道教會的內幕，遠超過你們的想像！你可以轉告田耕莘，我保證在你們告我的第二天，就公佈閉同性戀的神父名單——包括你徐神父在內！”徐神父一聽臉色大變，趕忙說：“哪裏的話，哪裏的話，李先生對我們全誤會了。田樞機派我來，絕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裏會這樣傷和氣。……相反的，教會方面還準備送二十萬元現金給《文星》資料室，不要收據。教會方面決意要清除神父的敗類，所以無論如何要李先生幫忙。”我說：“二十萬是大數目，可是你們看錯了人。你請回去吧，告訴田耕莘，留着二十萬，去買別人吧！李敖不賣，也不幫忙！並且順便帶一句：文章是我寫的，可別罰到方豪，別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會的懲罰，我可不能沉默！”就這樣的，方豪安然過了關。輔仁大學大改組，頭目周幼偉下台。周幼偉氣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冊子——“不得已而辯”大罵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許散發。周幼偉離開台灣，不久就氣死了。
方豪驚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誇獎我真夠朋友。真是男子漢，說話算話。我笑着說：“你何必這樣怕他們？讓他們給你開除教籍（破門律）算了，別做什麼神父了，討個老婆好過年吧！”方豪苦笑着說：“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給逐出教會，就身敗名裂，一切都要從頭做起。我太老了！我沒有時間和勇氣去掙扎了！”我說：“無論如何，你總算做了一次奮鬥的好人，而不是什麼也不做的好人。”他說：“我再也不要做奮鬥的好人了！我還是做什麼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奮鬥，嚇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點醉了。方豪的臉型在我眼裏有了變化，好像忽短忽長，像一條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學上，橡皮筋在拉長時候，實際是受到了壓擠，受到了擠擠擠擠，溫度就升高了。所謂好人，又何嘗不這樣呢？好人其實是最膽小的，懦種的，偷懶的，偽君子的，逃避現實的，害怕壞人的，什麼也不做的，只會獨善其身不會兼善天下的。好人只會消極做好人，不會積極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實是很不發熱的。如果把好人當成橡皮筋，把它壓擠，把它擠擠擠擠，它的溫度便會升高。可見我們這些“善霸”、這些李敖之流，有一個大用處，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誘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於我們的深藏，他們才可以顯露；由於我們的布施，他們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這一事件爆發以後，開始扶搖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學院院長，1974年當“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當“名譽主教”加“蒙席”銜，1978年率團去香港參加聖文生慈善年會並在海外講學。……成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則開始江河日下，被國民黨鬥倒斗臭，后以叛亂罪判十年。那時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學院院長，我從牢中寫信去，請他代賣我的部分藏書，錢給我母親。他同意了。不料書派人送過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寫信大罵他，並威脅出獄后要公佈“沈沉之事”。他怕了，寫信來說書雖無法代賣，但鑒於我乃孝子，願每月付我母親三千元，直到我出獄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來，我心中感謝，可是嘴巴不能軟，一軟他又會耍賴了。如今方豪早已魂歸天國，我懷念他，覺得真的方豪有兩個，一個是世俗的、神職的、公開的；一個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學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連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一面。我不願讓這一面的方豪死後埋沒，我若不寫，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證實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偽君子，如果雲龍契合，偽君子也會做出好事。我這種態度，才真真是“與人為善”。非但偽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壞人也可以適時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厲害，使王八蛋無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變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門寺”中的宦官劉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餘波是，徐熙光神父後來也跟我熟識了。他後來跟一家書店有財務糾紛，但對方有黑道勢力，他盼我幫忙討債。那時我正被警備總部二十四小時派人跟蹤軟禁，我想黑道最怕警總，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應了。討債之日，對方果然有流氓現身，儼然武士刀出鞘模樣，我手一招，跟蹤在我背後的警總人員宣鳳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們有話跟李先生好好說，我們是‘保護’李先生的，你們亂來，就抓去管訓！”嚇得流氓鼠竄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與徐熙光音訊不通二十多年後，章孝慈請我去東吳，消息傳出，台中靜宜大學也聞風而至，以聘書相招，聘書署名：“校長徐熙光”。我為之一笑，謝絕了他。後來陸嘯釗告訴我：徐熙光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報、有仇必報，絕不“算了”。我常說有仇不報的人就是忘恩負義的人，因為這種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對三個忘恩負義的人，都予以教訓，三人都被我“寫書伺候”以代“大刑伺候”過。他們是柏楊、林正傑、彭明敏。我有恩於柏楊，他受難時大力救他，我自己後來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義助柏楊。他出獄后疑神疑鬼，懷疑我與他前妻有染，因此對我不由分說，逕行恩將仇報。高信疆透露此事給我，我對柏楊大為光火。我憤憤對信疆說：“柏楊也許可以懷疑我李敖的道德標準，但不可以懷疑我李敖的審美標準。——柏楊的前妻很多人覺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歡的那一型。”我又憤憤說：“美女是最後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後知道自己過氣的人；王八是最後知道自己老婆偷漢的人；……”信疆一再勸慰我，我余怒未息，寫了一本《醜陋的中國人研究》拆穿柏楊。至於林正傑，黨外時代我有恩於他，我幫他第一本黨外周刊——《前進》打天下，幾十萬稿費，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錢買了房子。後來他為了政治目的，竟勾結起連聯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國民黨情治人員聯手造謠，誹謗起“李大哥”來，被我一面寫書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還鼓舞並協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後，他為林洋港助選，還請我吃了一頓飯，對過去的冒犯，他自知理虧，面有慚色。至於彭明敏，我在台灣人受欺壓時代，曾為他仗義。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與我罕為人知的患難交情后，曾經寫道：“我受難期間，他（李敖）對我那份厚情和義俠，永銘於心，至今仍時時回念感謝。”但是，二十多年後，在“台灣人出頭天”后，他卻出書刪去了李敖，把“厚情和義俠”的外省人出了局。對如此忘恩負義之人，我寫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間如果時光倒流，我是不是還會幫助這三個人，我的答覆是還會，因為當年對他們的義助，是基於打擊國民黨政府的不義，是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是冀望有什麼報答。但按人間常理，助與被助之間，施者固然一無所求，受者卻當感恩懷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懷德，反倒恩將仇報，這就未免太逸出人間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祿亦弗及”之外，居然還被他幫過忙的人倒打一耙，這恐怕縱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這口氣，要寫一本書拆穿拆穿了。
其實，對忘恩負義的朋友施以教訓，對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鎖定在敵人頭上，在我不勝枚舉的著作中，從《孫中山研究》到《蔣介石研究》、從《拆穿蔣介石》到《清算蔣介石》、從《國民黨研究》到《民進黨研究》、從《蔣經國研究》到《論定蔣經國》、從《共產黨李登輝》到《李登輝的真面目》。……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還鼓舞並協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傑之於《調查局研究》、《軍法看守所九年》。曾心儀之於《孫立人研究》、《孫案研究》、大風（潘君密）之於《新官場現形記》、沈醉之於《軍統內幕》、程思遠之於《政海秘辛》、唐德剛之於《李宗仁回憶錄》、王小痴之於《三毛三部作》、司馬既於劉心皇之於《蔣介石國大現形記》、萬亞剛之於《國共鬥爭的見聞》、宋希濂之於《鷹犬將軍》、汪榮祖之於《章太炎研究》、謝聰敏之於《談景美軍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干《安全局機密文件》。……種種努力，真可謂“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蔣家天下碰到我這種死對頭，可真生無寧日、也死無寧日了。
口誅筆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過的人，官職從“總統”到“五院院長”、官衙從台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無所遁形，國民黨中常委、國民黨立委、國民黨大特務、國民黨市議員、國民黨教授等等，無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事緣三十三年前我被國民黨大員胡秋原告到國民黨法院，從此便一路“過堂”、“聽審”、“驚奇’、“拍案”，高潮迭起，幾無寧年。個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衛”而“衛人”，由“衛人”而好管閑事、為弱者打抱不平。於是跟國民黨司法黑暗的前衛人士起了衝突，不論是法官污吏、不論是禁子牢頭、不論是司法長官法務部長，一干人等，都在我“點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間，為真理、為正義、為自己、為別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與法官一千人等衝突幾十場，出庭幾百次，下筆幾十萬言，好訟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爭，老而彌堅。堅挺之餘，特在六十一歲大壽前夕，多場官司纏身之日，編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為快意恩仇。這本書，共“點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員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樣，真是洋洋大觀。我堅決相信：只有“點名批判”、“公佈姓名”的辦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無所遁形，進而形成外壓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則法官失職，人不知鬼不覺，判決下來，只知道是“地院判決”、“高院判決’、“最高判決”，人們只能歸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這樣認店不認和尚，絕非良策。須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實的。只有緊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壞事畢竟是人干出來的，不把人鎖定，譴責房子又有個屁用喲！同樣的手法，我也用“點名批判”、“公佈姓名”法對付台灣有頭有臉的各界人物。我寫“八十五位混人花名錄”，把要以“中華民國”之名重返聯合國的八十五個“立法委員”名字一榜及第，統統公佈；我寫“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並推薦民進黨尤清當台北縣縣長的一百六十二個“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統統公佈。……這種下筆氣勢，可謂古今所無。
關於我好訟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記錄。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記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開控司馬文武等八人庭。司馬文武說李敖寫文章也有罵人的話，推事黃德賢說：‘那是另一回事，別人可以告他，與本案無關啊。’司馬文武說：‘可是，沒有人敢告他。’”——為什麼沒有人敢告我？因為告了會進一步惹得滿頭包。本來只被李敖罵一次的，因為興訟，反倒挨更多次罵了。跟李敖糾纏，是得不償失的。至於好訟是勝是敗，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敗亦可喜”的心態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義的一邊，法官苟有異數，同我一邊，是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邊，但他們的判決書可以被我遺臭萬年，留為歷史活證，這也不錯，是謂“可喜”。打官司對我是“正義的娛樂”，既是“娛樂”，就要高高興興去面對，不能慪氣啊！
有一次，黃。冶告訴我，閻愈政說過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灣最快樂的人。因為他獨來獨往，高興罵誰就罵誰，就能罵誰、就敢罵誰、就毫不顧忌任何人地罵誰。他沒有老闆、沒有上司、沒有朋友，又一筆在手六親不認，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灣最快樂的人。”我聽了，哈哈大笑，我說：“真是如此。斯大林說經過精密作業后把敵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樂，我看我在爭是非與真理的過程上，也有這種心境。打倒敵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敵人顛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頭土臉，小李飛刀，千刀萬里追，多開心呀！”有人問我：“你有這麼多敵人，並且每天寫文章結新怨，每月按幾何級數增加敵人，到底有苦惱沒有？”我說：“苦惱倒沒有，困惑倒有一項，就是不知誰來殺我也。我跟胡茵夢離婚後，有人匿名打電話來，說：‘李敖，你這不要臉的愛情騙子，我要殺你全家！’我說：‘我全家只有我一個人。’他說：‘那就殺你一個人。’我說：‘好呀，你就去排隊吧！’”
“管子”說：“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我年紀愈大，愈覺得這段話中最後一個字出了毛病。我覺得“終身之計”，實在不是樹“人”，而該是樹“敵”，該是樹立一大票敵人跟在你屁股後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顆彗星，掃把後面是尾隨的一大片雜碎，那片雜碎無他，彗星之敵也。在以不得罪人為得計的“中國鄉愿”人士看來，我這種怪想法，實在不通，實在跟自己過不去，其實不然。事實上，樹敵有樹敵的快樂，其樂有時在交友之樂之上。並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這樣想：像我這樣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為職志的人，廣事交遊恐怕是一種禍害。一來我沒有太多餘力同朋友攪和，二來在許多情況，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礙。當我堅持是非與真理的時候，往往跟朋友發生衝突，或者破壞了朋友的公共關係、人際關係，這樣一來，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沒有這種心理負擔；如果四面皆敵，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幹特干，這樣多好！就在這種心境下，我慢慢變得以交友為苦，以樹敵為樂。
不無遺憾的是，縱使我以樹敵為樂，無奈這個島上連敵人都不夠看。我佩服的法國英雄戴高樂做總統時，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擊。刺客們一陣亂槍，朝戴高樂的座車射去，戴高樂頭都不低，理都不理他們。結果行刺者一鬨而散，逃之夭夭。戴高樂只講評了一句話：“這些傢伙的槍法真差勁！”如此而已。三十多年來，我備受國民黨和比國民黨還國民黨的小人們誣謗，對所有攻擊我的人，我的講評，也是如此。“這些傢伙的槍法真差勁！”攻擊我的敵人，實在不夠料！基本上，他們是國民黨教化下的一群雜碎，嚴格地說：他們做為李敖的敵人，是不夠格的，如今我六十二歲了，我可以論定：我一生中，實在沒碰到夠格的敵人，雖然我也花不少時間排除這些雜碎，但在心情上，是遊戲性的、逗樂性的、惡作劇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沒把他們看在眼裏。江述凡跟人家常說：“李敖為人，極守行規，他的行規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藥，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李敖不問親疏，不論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雖是人，也會咬回來。這就是李敖的可愛處。”——所謂咬回來，就是我遊戲性、逗樂性、惡作劇性那一面。述幾這段話，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訴江蓋世說：“批評李敖的人，沒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們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讀者張大為的信，他說他看到TomWilson的漫畫專集，看到漫畫一個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過去，對面並沒有人，這人自忖道：“對別人可能是‘乒乓’，但對我只是‘乒’而已。”張大為說他看了這幅漫畫，“第一個印象就是：李敖！”最後署名是：“您的讀者‘Pong’張大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後回信給他說：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國聯公司的劉經理誣告“詐賭”，說我跟蔣光超串通做假牌，法院傳蔣光超去，蔣光超說大家玩牌是實，何來“詐賭”？並且當天晚上才與李敖相識，兩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發現整李敖就要整到蔣光超，乃不了了之。法官順便問我會不會做假牌，我說假牌實不會做，但真牌打得極好。——我憑真牌就可以贏別人，誰還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這個島上，憑真牌就可以贏盡死友死敵死百姓，可以“Ping”盡芸芸眾生而成one－manshow，誰還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無須做假，也不屑做假，處處以真面目示人，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中說辛棄疾，說：“稼軒是極有性情人，學稼軒者，胸中須先具一段真氣奇氣，否則雖紙上奔騰，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卻不知道李敖是“極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實非我之才，而是我之真。大為老弟，以為然否？
除了我對“人”的有“Ping”無“Pong”之感外，我對“地”也有“不夠看”之感。1984年9月5日，羅小如從美國來，問我今後的方向，我說跟國民黨陷在一個島上，又有個屁方向！在這種局面下，我們做的一切努力，都會因國民黨在世界上無立足之地而連累得也無立足之地，——台灣變小了，你也跟着變小了。我們牢也沒少坐、刑也沒少受、罪也沒少遭，可是聲名成績卻不如蘇聯的人權鬥士，也不如韓國的、也不如菲律賓的、也不如大陸的，這都是因為同國民黨“與子偕小”的緣故。但是，“與子偕小”還是走運的呢，搞不好還要“與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論壇報》寫專欄時候，段宏俊（現已絕交）打電話來，說有讀者抗議，埋怨李敖的文章談了許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訴他：“你呀，要有見識一點！台灣哪有大事可談？台灣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談這些，沒得可談了。”其實，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談，就近取譬、隨緣論人、因材施教、雅俗共賞，並無所定型。縱所論者小，也是以小喻大，乍看起來，或是論斷一些雜碎小人物，其實文章深處，別有大義存焉。這些大義，都表現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見上。英國哲學家洛克說得好：新意見常被懷疑且時遭反對者，無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所以，我人雖與台灣偕小，我的文章與思想卻離台自大，與小島根本二分。
我一生飽蘊救世心懷，但救世方法上，卻往往出之以憤世罵世，這是才氣與性格使然。我有嚴肅的一面，但此面背後，底子卻是玩世，這是別人不太清楚的。正因為玩世，以致明明是嚴肅的主題卻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來是輕快處世，二來是避免得胃潰瘍。被殺頭的古人金聖嘆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則，我曾仿其例，一再寫“不亦快哉”，現在把1989年寫的一次抄在下面，以看我嚴肅中玩世之態：
其一：得天下之蠢才而罵之，不亦快哉！
其一：國民黨過去欺負你，現在把它欺負回來，不亦快哉！
其一：老蔣生前他下我牢，老蔣死後我鞭他屍，寫《蔣介石研究》、《蔣介石研究續集》、《蔣介石研究三集》、《蔣介石研究四集》、《蔣介石研究五集》五書，並編《拆穿蔣介石》一厚冊，不亦快哉！
其一：鞭屍之外，旁及其妻其子，無一倖免，—‘一大書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報，有仇必報，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論首從，從國民黨的老蔣，到民進黨的小政客、小癟三，都聚而殲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廁所里讀黨義，不亦快哉！
其一：在監牢裏讀禁書，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熱水，不用手而用腳趾開水龍頭，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動也不動，由美女一切代勞，自己像死豬一樣，不亦快哉！
其一：在動物園，抱小老虎、小獅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蟻窩，見彼等奔相走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噴馬蜂窩，見彼等欲振乏力，個個倒斃，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領袖萬歲歌，以慢速放蔣經國演講電影（蔣經國演講本來就比別人慢五拍），看了笑不可仰，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己出書、看朋友出獄、看高手出招、看敵人出醜，不亦快哉！
其一：看醜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鈔出籠、看老賊出殯，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彀、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書入迷、看債主入土、看醜八怪入選、看通緝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腦每下愈況、臉蛋美下愈況，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賣蕭孟能家電話，蕭孟能說：我付錢一萬六千元買下這電話行不行，免得我改電話號碼，我說你付十六萬都要拆你這電話，非逼你改號碼不可。氣得他呼呼直喘，不亦快哉！
其一：蕭孟能誣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國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學邱創煥講台灣語，一邊學一邊笑，不亦快哉！
其一：寫文章罵台灣人，不亦快哉！
其一：寫文章替高山族仗義執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兒念美國學校，不考三民主義，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己意，有話直說，高興罵誰就罵誰，從蔣經國到他媽、從李登輝到楊麗花、從蝸牛族到女媧、從“忘了我是誰”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罵之列，不亦快哉！
其一：與牙醫為鄰，十多年拔牙不給錢，不亦快哉！
牙醫張善惠和林麗蘋小兩口兒做我鄰居二十年，一直相處甚得，我笑說我不同你們吵架，就是要你們永遠做“李敖為人很好相處”的證人。不單牙醫夫婦如此，我還把許多好朋友“保存”下來，做我的證人。以姓名筆劃為序，眼前的夫妻檔就有丁穎和亞蔽、王惠群和朱先琳、王榮文和陳芳蓉、汪俊容和阮雅歌、周弘和“女強人”、周渝和林慧華。沈登恩和葉麗卿、林永豐和連鳳珠、孟絕子和歐陽杏如、施性忠和庄姬美、高信疆和柯元馨、徐汛和玉芝芝、孫英善和“小林”、黃勝常和高繼梅、黃奠華和李元枝、許以祺和梁緒華，陳兆基和應雅玲、陳良榘和葉於玫、陳彥增和郭文華。張坤山和陳秀梅、陸晉德和邱素蓮、鄧維楨和黃寶雲、賴阿勝和鄧玉娟、賴憲滄和張玲玲、簡志信和黃月桂、劉峰松和翁金珠、劉紹唐和王愛生、劉顯叔和陳烈、蔡仲伯和李金環、龍雲翔和李瓊媛、羅小如和‘小馬”、蘇秋鎮和鄧香蘭。蕭啟慶和王國櫻等。至於其他熟知舊識，除書中已提到的外，台大老同學有李念萱、翁松燃、景新漢、馬宏祥、袁祝泰、龔忠武、胡之偉、陳又亮等。同學以外，王長安、王孟亮、王秋原、王維貞、王維綱、王樹權、尹章義、包奕洪。石文傑、石齊平、江述幾、池士勛、何偉康、何國慶、李昂、李寧、李安和、李志仁、李成林、李華俊、周才蔚。林秉欽、林清玄、武忠森、金惟純、馬家輝、胡兆揚、胡基峻、施寄青、宣中儀、洪金立、唐德剛、夏光天、梁銘遠、連家立、黃玉嬌、屠申虹、張明彰、張福淙、張錦郎、郭鑫生、曾心儀、曾祥鋒、趙文華、陳中雄、陳宏正、陳平景、陳芳明、陳曉林、庄申慶、湯麟武、潘君密、楊祖珺、應鳳鳳、戴天昭、魏光中、蘇墱基、蘇洪月嬌等，都可做我的證人。此外，在我眼中，王淑江、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黃怡是最有觀察深度的人，陳文茜是最聰明慧黠的人，汪榮祖是最有正義感的文學家，陸善儀是最純正的“新女性”，周之鳴、郁慕明是我化敵為友的朋友，而胡虛一、林永智、賴智信、羅賢義等他們都是義人。……老輩人物我對沈銘三先生（已故）、胡適先生（已故）等，感其鴻恩；對葉明勛先生、楊西崑先生等，懷其令德。我的新朋友中，谷正文老將軍心狠手辣，卻豪邁過人，最有特色；亞洲巨星王靖雯（王菲）從香港來台特別看看我，最不尋常。
我為人外寬內深、既坦白又陰鷙、既熱情又冰冷、既與人相諧又喜歡惡作劇，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誠，雖有權謀，但用來自衛而非害人。我為人很夠朋友，也喜歡交朋友，可是我卻愈者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諜”；二是怕自己的時間過於浪費在朋友身上。關於朋友是“匪諜”方面，我在台中一中，認識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師，那時他四十齣頭，河北饒陽人，英文造詣頗深。他很孤僻，曾公開宣佈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諜”怎麼辦？此公理由頗為有趣，我戲而識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來，不幸還是交到“匪諜”，因而進出警備總部，幾無寧日。幸虧胡秋原公開指我為“匪諜”，我自己既是“匪諜”，則復何懼於“匪諜”耶？從此“匪諜”坦蕩蕩，再也不怕“匪諜”矣！關於怕自己的時間過於浪費在朋友身上方面，這一怕，隨着年華老去、來日無多，更形嚴重。有些人整天遊手好閒、喜歡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這種朋友，因為實在沒工夫陪他神聊，但這種人往往又極熱情、極夠朋友，你不分些時間給他，他將大受打擊。所以一交上這種朋友，就不能等閑視之。這種朋友會出現在你面前，以憐憫姿態勸你少一點工作，多享受一點人生。當然我是不受勸的，我照樣過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煙、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飲食、不去風月場所，什麼三溫暖、什麼啤酒屋、什麼電影院、什麼高爾夫球……統統與我無緣。這種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懶得再勸我，只是間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麵、或買來便當到我書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這種極熱情、極夠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頗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還是要見面的。不過這種見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習慣去別人家作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來我家作客，不過，天知道那是什麼容！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個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絕不專心待客，而是要一邊做工一邊同客人談話。所謂做工，大都是整理資料：圈呀、剪呀、貼呀、分呀、捆呀、搬呀……兩手動個不停，也忙個不停。不過我這樣做，絲毫不影響我的注意力、反應和應對。我常常給客人“教育”與“洗腦”，提醒他們我有一心兩用甚至多用的本領。我告訴客人，17世紀大學者王船山可以一邊向學生講課，一邊跟太太吵架，而證國演助中的龐統龐士元，更是十項全能。《陶庵夢憶》中的黃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來牘，手書回札，口囑亻奚奴”一身四用的本領。正因為我有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的本領，所以我待客時，就先聲明我要一邊做工一邊談話，一如蔣介石到印度拜訪甘地，甘地卻一邊紡紗一邊談話一樣。朋友們知道我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為什，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來，像孟絕子、像陳兆基、像陳彥增……一到我家，就從客人降為苦工，不由分說，立被拉夫徵用。當然也有向我抗議的，老友駱明道就是一位。駱明道說：“李敖是一個苦人，有福不會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談話，他五分之四的時間都不抬頭看你，誰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駱二哥只願同我通電話。但他不知道，通電話時我用下巴夾住聽筒，照樣做工不誤，駱二哥至今還蒙在鼓裏呢！
我不但是個工作狂——裹脅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懷大志、志不在溫飽，衣、食。住、行方面，后兩者比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補償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賓士車，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買我的人老子有錢。對吃，向不考究，並且喜歡奚落老是喜歡做美食、吃美食的傢伙。有一次，哥兒們鄧育昆請“敖哥”吃飯，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魚餉客，下着之後，問我口味，我說：“我實在消受不起這種貴魚，我覺得它不如吳郭魚好吃。”育昆聞而大笑。我不好吃，並已飲食極有節制，已有超清教徒水準。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體重沒超過六十八公斤，看起來比所有同年齡的人年輕，“善保千金軀”，有如此者。至於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買百貨公司換季時廉價品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為志在天下，沒有耐心去量來量去。多年前我同顏寧吃晚餐，飯後摟着她的腰在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說：“李先生，你穿的褲子不是你自己的。”我問為什麼，她說不合身啊，我聞而大笑。我做“李敖笑傲江湖”節目，電視上永遠一襲紅夾克，近四百場下來從不改變，大丈夫不靠衣服顯，由此可見。不過我的紅夾克倒是名牌，因為只有那個牌子的式樣看來最保守，不怪形怪狀。我本有一件，後來在電視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為著急，因此把同樣的都買來了，現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輩子，死後還可留給我兒子。
我兒子勘勘四歲半，女兒湛湛兩歲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歲。小屯十九歲時候，我在台北仁愛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下穿短褲、大腿極美。她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這樣認識了她。後來她念文化大學植物系、中興大學中文系，成績優異。她為人聰明、漂亮、善良，喜歡偷吃零食，還會寫詩呢。還有，她又脫俗純真、不喜奢華，因我反對戒指等俗套，我們結婚時沒有戒指，她也同意玩笑性的以“易開罐”上金屬環代替。和她認識八年後，在1992年3月8日結婚。我笑她“騙婚”，她笑說：“你那麼奸詐，誰騙得了你。”這次結婚，為了向戶籍機關陳報，買了市面上賣的“結婚證書”。陳兆基、陳良榘、陸嘯釗、陳彥增四老友見證完畢后，我題字其上，字曰：
證人從老，
證書從俗，
正朔從偽，
三三人人出爐。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從型女人，因為她思想忠貞保守。鄭南榕的太太葉菊蘭、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戲呼她“王大牌”，因為她對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發，看來架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質樸的河北省人，節儉持家，不慕榮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和他們說話卻說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娘年紀比我還小，我不知道怎麼說。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兒，是美國人，名叫HedyLee，小名小文，與我太太同歲，我有“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一書，就是寫給她的。1964年她在美國出生的時候，陳鼓應跟人說：“李敖這個女兒在美國出生，就是美國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後，可以以‘美國人的爸爸’身分去美國。”這話傳到我耳里，我開玩笑說：“李敖這麼有遠見嗎？有本領把計劃定到二十年後嗎？二十年太長了吧？變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國，還不如靠老蔣回大陸也！”如今，“歲月如矢，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過去了，靠老蔣回大陸固是笑談，靠小文去美國卻逼人成真呢！如今許多家長大做“小留學生”之夢，他們的“大頭”，其實還不如李敖的“小頭”遠見呢！又何止他們，連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頭”不如我“小頭”有遠見呢！鼓應老友，真深知我“小頭”者，在這一點上，他真是先知呢！不過，我靠女兒去美國，又何必呢？我三姊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請成功移民名額，美國在台協會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機會，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國人身分死在台灣，此志不移了。在小文成長過程里，我正坐牢，她被我媽媽溺愛、又加上在美國學校學到不少壞習慣，最喜奢華，所以不無“世紀末”的問題，近年在我金錢攻勢下，“折節讀書”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我媽媽生在1909年，今已“米壽”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來跟我住，現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寫信給在昆明的大姊，有這樣的話：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大有白居易“新豐折臂翁”詩中“從茲始免征雲南”之慨！本來是“應做雲南望鄉鬼”的，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紅磚之上，意氣風發，不似八十老婦。兩個月前，我的四個朋友，都在一月之間，死了八十老娘，我笑謂老太：“別人的媽跟你同歲，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體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死！”
老太太的風趣，由此可見。
在《李敖回憶錄》這最後一章，我故意寫得很隨性，信筆所之，像個老去人兒在話家常，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別有倚賣之趣。既然行雲流水般地寫這部回憶錄，我想隨性談談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學四年級十歲以後，因為看到北新書局《健康的性生活》一書，就發現了手淫之樂。這個習慣，跟隨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兩字對我說來，其實不符實際，因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選美女圖片，虛擬實境，顧而樂之；窮極視想之欲，意而淫之。因為美女圖片愈選愈是極品、愈是上選，所以去實際上的女人愈遠，實際上的女人其實極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審美標準，因為她們缺點太多。古人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是對的，因為馬路上顏如玉的畢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標準的，多在書中。這也就是我愈老愈難被實際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見得太多了；實際上的，反倒不夠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譏，但我看來，幻其實也未嘗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對的，真之為物，也並不與幻相對，它其實也未嘗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獄前十六天，獨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寫《真與幻》一詩，表達此義：
人說幻是幻，
我說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應與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豈能現肉身？
肉身士。不現，
何來兩相親？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體，
絮果即蘭因。
這詩的立論是很明顯的，我認為真幻一體，但是幻是更根本的。這種根本，並不是笛卡兒“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種，而是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這種關係，有點玄妙，但在第一流的愛情里，我們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沒有幻的愛情，其實是一種假的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當你追求的純是真的一面，你將發現真只是缺憾、現實與索然，並且變化不居。逃離這種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戀愛”。“限時分手”，此外別無他途。
古人說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但是我輩中人，鍾情之事，卻每入魔障、誤入歧途。魔障與歧途之尤者，就是把愛情攪成痛苦之事，這是最要不得的。其實，男歡女愛是人類最大的快樂，這種快樂，是純快樂，不該摻進別的，尤其不該摻進痛苦。在愛情上痛苦是一種眼光狹小的表示，一種心胸狹小的表示，一種發生了技術錯誤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為愛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懼愛情帶給他的痛苦，因而逃避愛情，“且喜無情成解脫”。其實“無情”並不能真的“解脫，即使有所“解脫”，也不算本領，只能算是頭埋沙中的鴕鳥。真正此中高手，不是“無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處理愛情態度上，非常洒脫，得固欣然，失亦可喜；來既歡迎，去也歡送，甚至洒脫得送玫瑰花以為歡送，這種與女人推移、而不滯於尤物的洒脫，才是唯一正確的態度。洒脫的一個重要關鍵是：高手處理愛情，並不以做到極致為極致。如果情況只適合“少食多餐”、“蜻蜒點水”、“似有若無”。“虎頭蛇尾”、“迷離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這種戛然而止的態度，也是一種極高明的愛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詩——“只愛一點點”，最能表達出高手的基本態度：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海深，
我的愛情淺。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天長，
我的愛情短。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眉來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這首詩中，我用類似“登徒子”的玩世態度，洒脫地處理了愛情的亂絲。我相信，愛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應該只佔一個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該日日夜夜時時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樂，沒有別的，也不該有別的。只在快樂上有遠近深淺，絕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來，這才是最該有的“智者之愛”。我認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愛情的比例佔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難過痛苦的愛情佔了極大的百分比，這是絕對病態的。但是，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小說之所寫、電視之所播……泛濫所及，人人所受的“愛情教育”與“愛情宣傳”，卻全是比例極大、方向極錯的誤導，這豈不好笑？五十年來，我自己“性之所至”，雖經歷過不少“拜倫式的不快樂”，但我終能脫困而出，變成了大情聖。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遙遠》一詩，頗能道出我的高明：
愛是一種方法，
方法就是暫停。
把她放在遙遠，
享受一片空靈。
愛是一種技巧，
技巧就是不濃。
把她放在遙遠，
製造一片朦朧。
愛是一種餘味，
餘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遙遠，
絕不魂牽夢縈。
愛是一種無為，
無為就是永恆。
永恆不見落葉，
只見兩片浮萍。
乍看起來，這種乍有還無式的玩世式愛情是不夠認真的。其實，如果真正認得愛情之真，就會徹悟；原來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瀾起落，了無鑿痕，含情而來，帶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語愛情。如今，我已老去，羅曼蒂克的生涯，對我應已遠離。如果時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會表現得更好一點。一生曾有過五次青樓情孽的紀錄，但肌膚之親以外，長入我夢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幾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報》的徐開塵就是一例。我喜歡造型清秀不俗別具風華的女人，極少喜歡像電腦造出來的美女，嘉芙蓮丹妮芙的前夫——導演羅傑華汀說他碰到拉蔻兒薇芝會陽痿，其言老到，足以風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鄧維楨家吃飯。許信良問我：“你到底如何在台灣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個正確的人活在一個錯誤的地方。”陳文茜在旁聞而大笑，其實她不該大笑，而該苦笑。我的人生未嘗不是一場悲劇，可是我盡量把它演成喜劇，並且愈演愈變成獨幕劇與獨白戲。我的悲劇是總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義的、狂飈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與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這種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話，還得有賴於環境與同志的配合，而20世紀的今天台灣，卻顯然奇缺這種環境與這種同志。環境對於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溫度愈冷；同志對於我，活像三輪追汽車，愈追距離愈長。雖然如此，我自己卻奮然前進，繼續升高與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劇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劇。
因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對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論省籍、不論生死，凡是被鎖定的，就難逃吾網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領是口誅筆伐，不論動口動手，都出之以一針見血的犀利表達，造化之妙，臻於極境。但造化之中，卻充滿機智與喜感，例如我罵國民黨，用的是這樣表達：
國民黨把“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如包庇財閥是也）；“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如以法律繩異己是也）；“法律問題，經濟解決”（如法官收紅包是也）。國民黨總是不能格守本位。這樣用短短二十四個字，寫盡國民黨的形態，何等機智，何等喜感！
又如：
國民黨對大陸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陸”；對台灣力所有途而淫之，正是“手淫台灣”。一切政治上的波譎雲詭，一經此八字分析，立刻全無剩義、真相大白矣！
這樣用短短八個字，寫盡國民黨的心態，又何等機智，何等喜感！從二十四個字寫形態，到八個字寫心態，一經落筆，立刻單刀直入，一目了然。這種本領，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除了罵國民黨以外，罵蔣家我更拿手。蔣孝武死後，報上說他生前如何與私生兄弟章孝嚴聯絡云云，我感而提筆，“特撰輓聯”，全聯是：
先死後死、祖孫一脈、端賴介石開陰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連、全靠經國動雞巴。
從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國人都寫不出來，這種本領，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我十四歲來台灣，轉眼四十八年，拜蔣家王朝列管之賜，始終未能出境；近年蔣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懶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將老死於斯。當年傅斯年為台灣人題字，有道是“歸骨于田橫之島”，我住台灣四十八年，並未見到田橫式豪傑，台灣也自非田橫之島。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對我本人彷彿倒是寫真。只是今日田橫，也合該只做“個體戶”、“單幹戶”，自己去田去橫，沒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橫可以五百年內雄踞文壇，但是，要五百義人與你同生共死，則是生錯了時代，也弄錯了地方。
我在台灣，本是時代與地方的交錯，既然陰錯陽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隨緣入化的凌雲而活。對大陸，我並沒有鄉愁；對台灣，我也不曾寄旅。台灣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戰場，但卻不是我的敵人。台灣還不夠格是我的敵人，它太小了。雖然我也以東方朔“恐朱儒”的玩世與憤世，跟這個島周旋，跟這個島上的惡政與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與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遙遠的所在，那種遙遠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正因為有那種時空上的遙遠，我素來討厭中國人輕易鄉愁的情緒，我早就說鄉愁觀念的基本成因，一個是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一個是古代交通的不發達、通訊的不方便。這些因素，在我們現代化以後，都不存在了或減少了，所以鄉愁二字也就愈來愈沒意義。古人的詩里有“卻恐他鄉勝故鄉”、“此心安處即為鄉”的境界；有“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何處不青山”的境界，可見古人也不無提升起來的水準。台灣是我成長之地，我對台灣當然有一種濃厚的感情，但在地緣上和政情上，我卻深知我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我不喜歡台灣。但是，大陸對我說來，也是“江湖寥落爾安歸”的局面，我喜歡多少大陸，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寫道：“不上台灣出了個李敖，而是中國出了個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雖然我像拿破崙一樣的在厄爾巴島上、在聖赫勒拿島上，但我總歸是大陸型的人。也許多年以後，我會歸骨於崑崙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寫道：“我是歸骨於崑崙之西，而不是東，我的真正大陸故鄉其實在崑崙之東。但崑崙之西是大陸的根、大陸的動脈，雖然那個根、那個動脈，已經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經，他偷渡出關，直奔崑崙之西，面對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在這種氣氛里孤軍奮鬥，真是中國第一豪傑。”
生錯了時代、弄錯了地方，使我這西天取經的人物，淪落成東海佈道，並區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還是中國第一豪傑，我一點也不懷憂喪志。
王安石的一首題作《夢》的詩，我最喜歡：“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譯成白話是：“人生如夢，有什麼好追求的呢？什麼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個夢到另一個夢裏，我為人間，留下數不清的功德。）台灣對我說來，是一個詩人康明斯嗜痴下的小寫字母，不論怎麼放大，限于格局，也是小寫；但在因寄所託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數不清的功德。這本《李敖回憶錄》，“詼達多端”、“朔皆敖弄”，縱平陽之虎，猶欺犬也。台灣何幸，有李敖俯仰於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靈氣疝氣，鐘山川且澤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島與誰歸？
1997年3月31日，去國泰醫院給名醫黃清水開疝氣的清早，在台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