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身上的驚險與罪惡——代序

林明

作為當今歐美最受歡迎的暢銷書作家，米高·克萊頓的每部新作均保持了相當的水準。我們很難把他的作品納入到某種類型當中去（如通常所說的偵探小說、科幻小說等）。讀他的小說，撲面而來的是美國文化汪洋恣肆、兼收並蓄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性不僅體現在他的小說與科學聯姻，大量引用有關物理學的、醫學的、遺傳學的、天文學的科學知識，而且雜糅了各類小說的品種優勢，提煉出他的小說特有的那種神奇、大膽的想像風格，尖銳、透徹的思維路線，開闊、宏大的敘事手法和簡潔、有力的語言特色。他走的是流行與通俗的路線，卻又能跳出通俗，在高科技想像領域沉澱下一些有關人類、科學、未來等問題的思考，在觸及現實題材時多能透過人物、事件的表象，去搖撼美國社會中一些似乎是不可動搖的制度與準則，具有嚴肅的現實批判精神。他的新作《機身》沿襲了后一種風格路線，把一次簡單的飛行事故調查充實並升格為一次權力的較量，一次危機四伏的冒險，一次對美國制度荒謬可笑一面的暴光。當然，他並沒有忘記自己駕輕就熟的寫作技巧，比如懸念的運用與緊張氣氛的營造，這至少能使讀者始終保持強大的心理張力，從而帶來巨大的閱讀快感。

緊張、驚險、刺激是《機身》帶給人的突出的閱讀感受，這首先得力於小說採用的“層層剝筍”式的展開方式，即首先設置一次事故，然後抓住讀者欲知其詳、欲知其究竟的心理，展開充分的延宕手法，把簡單事件複雜化，把淺表情況隱蔽化，造成無法解釋無法判定的局面，再施展抽絲剝繭、去皮吐核的高明技巧，拋給讀者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這是克萊頓的典型風格。《機身》所設置的事故是：諾頓飛機公司的一架N—22型飛機在飛往洛杉磯的途中發生嚴重的俯仰振蕩，造成機上兩人死亡，多人受傷。這次事故從一開始便籠罩着撲朔迷離的色彩：機長報告說遇到了湍流，但附近航線的飛機都未遇到，況且僅僅是湍流，不足以造成飛機如此大的振蕩；乘務員透露說，機長認為問題是非指令性前緣縫翼展開，但他為何不對乘客發出警告？又為何愚蠢地同自動駕駛儀爭奪駕駛權？這一切均不像張約翰這樣一個優秀飛行員所乾的事；太平洋航空公司方面又在竭力阻撓機長同諾頓飛機公司調查人員見面。一次事故被諸多疑團封鎖着，有了類似於案件的色彩，由飛機公司總經理馬德和質保部凱西為主組成的調查班子，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警察的角色，這也使得小說更為好看。小說以凱西為主線，她必須克服材料缺乏、信息自相矛盾的困難，在航空公司不積極配合的情況下，以飛機為中心展開調查，儘快弄清事實真相，其間受到了電視台誇大其辭報道的影響，公司面臨著這種飛機被新聞媒介“封殺”的危險。幸運的是凱西終於在飛機上找到了快速存取記錄儀，弄清了事故原因是飛行員的操作失誤。本以為這下真相大白了，但小說又奇峰突轉，馬德讓凱西面對新聞界故意歪曲基本事實，又把局面帶入峰迴路轉的迷境，直至馬德的心腹里奇曼說出真相方才塵埃落定。故事情節的曲折多變常常將主人公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又讓他們絕處逢生，其間帶給讀者的閱讀緊張感，是不言而喻的。

這種緊張感的成功營構，還得歸功於作者的分段方式與小標題設置技巧。整部作品以時間與地點作為小標題，並且前後相接、環環相扣，完全覆蓋了從飛機出事到調查結束的整個過程，不僅帶給人相當的逼真感，而且渲染了足夠的緊張氣氛。這部小說時間設置的另一個特點是中間沒有空餘或省略，造成了一種“同步敘述”的效果，同時，又巧妙地避開了幾重線索在同一時刻的發展所必然帶來的分身敘述，而把它們安排在不同時段，編織起一張細緻、嚴密、無所不包的時間之網，讓事件充塞着時間的每一個角落。這樣一來，便造成一種繁複、嚴密的藝術效果，在緊張之外平添了一種擁塞感，讓人讀了簡直喘不過氣來。

不僅如此，克萊頓還擅長在整體性的緊張之餘製造一些小緊張、小驚險。這些小緊張散落在主體事件的邊緣處，或作為一種技術性的處理，或作為事件的有機構成，在事件即將變得冗長拖沓的剎那間出現，收緊讀者的閱讀神經，同時，又草蛇灰線般地預示情節的某種流向。第一次緊張出現於事故發生的頭天晚上，凱西回家後接到一個恐嚇電話，接着她發現住宅被陌生人監視，誰讀到這裏都要為凱西捏一把汗。結果卻是虛驚一場，原來是馬德派來保護她的保安人員。但細心的讀者是不難發現馬德的異常之處的：他保護凱西為何不通知凱西呢？第二次緊張發生於第二天下午，凱西在生產車間遭到兩名陌生男子的追擊。從事後馬德表面上對凱西的安撫與背地裏對里奇曼的交待，我們似乎會認為馬德是一名關懷下屬的好上司，但隨着里奇曼的徹底交待，這場追擊，連同後來凱西在飛機上尋找快速存取、己錄儀時所遭遇的風險，統統可以從馬德那裏找到答案。

當然，一個善於製造緊張、驚險的小說家完全有可能引起轟動，但這也是這類小說淪為“即時性”消費品的根源。在結果豁然開朗之後，人們就再也提不起重讀的興趣，除卻一些虛浮的表象、偶像般的人物、刺激性的場面而外，留不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這幾乎成了通俗小說的致命傷。作為暢銷書作家的克萊頓顯然深諳此點，在《機身》中，克萊頓在製造緊張之外，還把他的筆觸延伸到美國航空界、新聞界、司法界的方方面面，刺穿了其安全、真實、公正的表象，他對美國制度中荒謬、醜惡、虛假一面的揭露與抨擊，使這部小說在其火爆、驚險的表象下積聚了足夠的思想批判內容，並讓它經得起最嚴格的社會批判理論的檢驗，甚至具備了某種經典的意味。

飛行安全問題顯然是小說暴光的重點。在作者的披露下，我們發現美國的航運安全現今已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威脅。航空公司選購劣質的發動機，政府取消對航空公司的管製造成維修體制的鬆懈與假冒偽劣部件的泛濫，這一切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造成飛行事故。超級廉價航空公司乾脆廉價購買快報廢的飛機，稍加維修便投入商業運營。由於這一切能給資本家帶來高額利潤，因而屢禁不止。正因為如此，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這次飛行事故發生后，人們從未想到從飛行員身上找原因，而是直接懷疑起飛機的質量與美國的航空體制來。這也是新聞界猜測性報道得到認同的社會心理基礎。

當然，作者犀利的目光沒有放過美國新聞界的愚昧無知與虛偽。對於這樣一次飛行事故，新聞界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待真相大白后，依據事實加以報道，但這一報道原則現今遭到了遺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個人情緒化”的、放任自流的、追求轟動效應的報道方式，正如作者揭示的那樣，“現在的記者來採訪時，頭腦里已帶來了先入為主的導語。他們認為他們的工作就是證明自己已知的事物。他們更想要罪惡的證據，而不是消息。……這種新方式是非常個人情緒化的：他們要腳下使個絆子把你勾倒，或者趁你出個小錯誤或說句傻話時一把逮住你，有時甚至把一兩個詞從上下文中割裂出來，讓你露怯犯傻或是暈頭轉向。”這種不良報道傾向的形成，應完全歸咎於電視台的商業追求，即收視率，它需要爆炸性的新聞作為支撐，而在客觀情況未能提供這種效應的時候，新聞記者就不惜去製造，這必然導致對事實的歪曲和對人類良知的背叛。所以，申柯反覆強調不要搞成零部件問題的“雜碎”，而要把矛頭對準整架飛機；馬龍輕信巴克的謊言，甚至明知他在誹謗也要報道；馬蒂那種揭人短處令人尷尬的採訪方式更得以大行其道。作者最後借艾莫斯之口辛辣地諷刺了傳媒業對人們日常生活的“貢獻”，而他對馬蒂的誇張性描寫，則是他向新聞界投去的輕蔑的冷笑。

作為美國權力機構一極的美國立法、司法界的種種問題在小說中也有充分的暴露。繁多的法律條文帶來的不是司法的公正有效，反而招致了自相矛盾的結局。“信息自由法案的制訂使外國競爭者都能掠奪到美國的技術”，這迫使美國聯邦航空局允許各飛機公司自己保存頒發許可證所必需的文件，造成管制政策方面的放任馬虎，但不這樣做，公司的專利技術就會無償地被其競爭對手獲得。在新聞管制方面，法律不僅不能阻止詆毀性新聞的播出，而且不能提供被控方在新聞中進行對等駁斥的機會。如果節目的播出造成了商業上的損失，公司不能進行控告，因為極難證明新聞界是在對已知事實的“有意忽視”下編播節目。如此一來，新聞媒介可以按他們的意願選擇性地報道事實中明顯錯誤的一面，且不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這就是美國式的新聞自由，它充分暴露了后資本主義時代社會機制的醜惡病根。不難看出這種自由實際上乃是允許誹謗的自由，令許多罪惡假借這一名義得以實行，它完全是美國式的法律制度生產出的怪胎。克萊頓對此的敘述極為冷靜，同時又是直露而大膽的，其鮮明的立場躍然紙上。

克萊頓是西方少數幾個能將通俗小說的驚險、火爆與高雅文學的思想意蘊熔為一爐的作家，《機身》再一次證明了這位作家不俗的實力。無論是獵奇性的閱讀，還是嚴肅的專業性閱讀，都能從中獲得審美的享受，而書中眾多的知識性內容，又在無形中豐富着我們對於飛機的認識。即便是出於科普的目的，《機身》也是一部不能放過的好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