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在舞台上
領導能力之見解
"只有偉人才能創造偉大的業績，"戴高樂寫道，"他們是偉大的，因為他們立志於偉大的建樹。"
成功的領袖自己有堅強的意志，並且知道如何激發他人的熱情。本書中的領袖們，高人一籌，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歷史。他們是舉足輕重的人物。這不在於他們希望怎樣，而是因為他們決心干一番事業。區分懂得權力的人和行使權力的人是極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極的，決心是積極的。追隨者希望有所建樹，領袖們決心創建業績。正如福·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所說，巨富之間有着差別，我發現大國的掌權人也各不相同。要贏得權力鬥爭，必須是特殊的人物。獲勝之後，權力本身又進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權力不屬於街上的老實人，也不屬於隔壁鄰人。
我過去遇到的涉及當總統的問題中，最有見解的是關於權力的影響問題。最使人惱火的是千方百計地反覆詢問，"難道當總統不是很有趣的事嗎？"
約翰·J·麥克洛伊告訴我，他曾與亨利·L·斯廷森交談過。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紀前半期的所有總統。麥克洛伊問斯廷森，就組織才能和盡職來看，誰是最好的總統。斯廷森略加思索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說，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最有能力最勤於職守的人。但是，塔夫脫的問題在於他不喜歡權力。麥克洛伊問道，誰喜歡權力呢？斯廷森回答說：兩個羅斯福。
阿登納、邱吉爾、戴高樂——他們也極其欣賞權力。把喜歡權利說成是一種"樂趣"，那是把問題貶低和庸俗化了。一個雖有失誤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個因小人物濫用權力而惱怒的人，會急於甚至渴望親自掌管這些權力。看到別人誤亭事他甚至肉體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權力，他會更有興味地行使權力。
享有權力，他還必須認識到難免犯錯誤並能承認錯誤，希望在較小的而不在大問題上犯錯誤。只有具備這兩方面，既欣賞權力又不怕犯錯誤，才能有偉大的領導人所要求的大膽的行動。
一位領袖若不那樣強烈地關心他必須處理的問題，以至"樂趣"之類變得無關緊要，他就不應該作領袖。他會無所作為甚至可能成為危險的人物。他應該另找時間娛樂，包括尋求"樂趣"，但是，他應該有所節制，把"娛樂"和工作嚴格分開。
他必須對自己的工作有冷靜的、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估計，這一點既適用於實質性的工作，也適用於各種禮儀活動。
當人們把當總統（首相，或有實權的國王）想像為某種"樂趣"時，那他們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滿面的領袖在歡呼的人群面前出現的場面，而忘記了要花多大氣力才能組織群眾和保證領袖能笑對攝影機。人們也許想到了表面的和儀式上的場面——禮服、身着制服的衛隊、預示貴賓來臨的號聲、飛機、遊艇、車隊、旗幟，但這些並非為了取悅總統。象法官的法衣那樣，它們規定着職銜，有助於履行職責。一定的權威甚至威儀是需要的。外國的國家元首，特別是那些小國的元首，需要一些有着崇敬的標誌顯示他受到歡迎的場面，這與其說是出自對他個人的尊敬，倒不如說是因為他代表國家。肅立在火熱的太陽下，必須記住所有成員的名字，並確保禮儀中的每個細節都嚴格按計劃進行，誰要把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從未參與過這些活動。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決不是拿別人用過的自憐的語言把擔任總統說成是一種體面的苦惱。我曾為當總統而奮鬥，並為了保住這個職位鬥爭過。我喜歡這個職位象大多數領袖們一樣，這種喜愛主要不是因為樂趣。
歷史上有過一些暴君，他們為自己謀求權力。但是，大多數居於最高職位的人——毫無疑問，他們當中不少人稱得上偉大的領袖——他們要求權力，只是要藉助權力來干一番事業。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比別人更好地使用權力。
我這裏提到的領袖沒有一人是單一的。沒有一人是純潔的、不是具有複雜的動機的。沒有一人要求權力只是為了個人地位顯赫。儘管有些人，如蘇加諾，過分放縱肉慾：一些人，如章曉夫，對他們的政策帶來的痛苦過於麻木不仁。是除了為自己外，他們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個人，不管正確與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於偉大的事業，都相信自己會在歷史上留下更好的名聲。
在講到領袖時，我們通常用最高級的比喻。說他們攀上了頂峰、力挽狂瀾、遠見卓識。我們常把政府首腦之間的會談稱作最高級會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在格利博盧陷入危機時，曾寫過一封未發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後於事態的發展。"
有些領導人，確實高出於他們同時代的人。一般他說，最高級的比喻是特別貼切的。他們應高出世俗之見，不局限於眼前的事物。他們應該站在山頂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現代，對過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來。有些人則留戀過去。極少數人具有把過去運用於現在的技巧，設法使自己看到未來。偉大的領袖人物都有這種技巧。正如布魯斯·卡頓描述的林肯那樣："偶爾，在林肯看來，天空觸及不到地平線，在地平線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動的朦朧的形象。"
作為軍事戰略家，戴高樂和麥克阿瑟兩人都能高瞻遠矚。
戴高樂在反對依靠馬其諾防線時，問道：如果不能吸引敵人進入分隔地帶，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麥克阿瑟撇開日本已經設防的島嶼而在日本來設防的島嶼進行了兩棲作戰。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這次戰爭、當時的技術情況進行思考的範例，而其他人是根據上一次戰爭來思考問題的。針對馬其諾防線的弱點，機動靈活是關鍵，這也是麥克阿瑟的太平洋戰略的關鍵。今天回想起來事情是顯而易見的，俱在當時卻並非如此。偉大的領袖們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首先在回顧中，僅僅是在回顧中，看到那些顯而易見的事物。他們既有意志力又有權威，並以此推動自己的國家前進。三十年代的戴高樂，還沒有那種權威，但他當時顯露出這些特點，對他後來獲得權威，或許是至關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麥克阿瑟有這種權威。如果戴高樂早一點有這種權威，邱吉爾在英國也有這種權威，那麼歐洲的歷史可能不是這樣，也可能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三十年代，戴高樂和邱吉爾是有遠見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歐洲還沒有走過艱難的道路，認識不到他們是正確的。
理論家喜歡抽象地看待權力。領袖們知道得更確切，權力使他們面對現實。教授們可以馳騁於荒誕的艱深的學科領域，而掌握權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結論、影響、效果上，他們要處理具體問題。『美塢的劇作家們通過銀幕和電視影響美國人的自我認識，他們也對權力饒有興趣，着意於嘲諷高級官員——無論他們是軍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級官員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亂、激起遐想的滑行鐵道上，漫遊虛幻世界，那樣的話，他會被看成是古板守舊的、愚蠢的、退鈍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裏那樣處事，他必須應付現實世界中不盡完美的一面。看起來，他對自己周圍的苦難似乎無動於衷。事實上，他並非對弊端漠不關心，他得親自關心那些真正有助於減輕弊病的事，即使是漸進的、毫無戲劇性的。荷里活可以作作姿態，高級官員則要實實在在地干。
從運用策略和治理國家來看，權力意味着幾千甚至幾百萬人民的生與死，興盛與貧困，幸運與悲劇。任何握有權力的人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儘管有時他有意忘記它。權力能在不同方向上為開創和推動歷史提供機會。對了解這一點的人來說，很少有什麼樂事能比得上權力。那些尋求幸福的人，不會得到權力，即使到手，也不會很好地運用它。
一位古怪的觀察家曾經評述說，喜歡法律和香腸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腸是怎樣製作的。
同樣，我們敬佩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對於他們成功的方法卻往往視而不見。人們常向小學生講述喬治·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道德家奚威爾遜的"公開契約，公開達成"的理論。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權威們，要求領袖們"堅持原則，決不妥協，要做政治家，不要當政客"。
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協，民主就是政治Ｈ魏蝸氤晌渭業娜耍?nbsp;首先要成為成功的政客。一位領袖必須面對現實情況下的人民和國家，而不是去應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國家。由此可見，作為領導應具備的品質，無須讓孩子們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們當領袖。
評價一位領袖，涉及到他的行為特點時，關鍵不在於這些行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詐、自負、偽裝——在其它場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對於領袖來說，或許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詐以便把利益衝突的各個集團捏合成不斷變動的聯盟，這種聯盟是進行統治所要求的。要給公眾留下適當的印象，某種程度上的自負也是必要的。為了在關鍵問題上取勝，有時又需要某種偽裝。在得到公認前很久，戴高樂私下吐露，他認為獨立是阿爾及利亞的唯一抉擇。羅斯福一邊談論美國不捲入戰爭，一邊卻在運籌美軍參戰。
一個領袖應當走在前邊，走在公眾輿論的前頭，但不可太遠。力圖將公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同時，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為這場遊戲付出代價。戴高樂寫道：政治家"必須懂得什麼時候偽裝，什麼時候坦率……他發現只是在上千次的詭計和一本正經的許諾之後，自己才被委以全權的。"他還強調說，"每一個實幹家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私、驕傲、強硬和狡詐。但是他會得到諒解——事實上，如果他能把它變為達到偉大目標的手段，還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領導素質中有些一般人不讚賞的方面，不僅存在於政界。我認識一些商界的領袖，他們象政客一樣的冷酷；也認識一些宗教界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他們搞陰謀詭計，欺騙和擺佈別人，無異於華盛頓的官僚。事實上，從學術界進入政府又回到學術界的人常說，大學裏的競爭、傾軋比政府中更兇殘更卑鄙。學術界更偽善，更談不上神聖。
但是，無論在哪種領域，重大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有限度的問題。那些極端自私的人會被立即解僱，不論採取何種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蠻橫地對待對手還是擺出道貌岸然的姿態。那些披着美德的外衣折磨別人又善於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貴族，與商界的搶劫貴族一樣彼人蔑視。白領、藍領不是道義的標誌，牧師的衣領也不是什麼道義的標誌。
政界的競爭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聞界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不是因為政界更富於競爭，而是競爭更公開的兩大領域是體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領域裏，競爭同樣激烈，但較為隱蔽。從我自己也認為有偏頗的見解看，當賭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國家生存的大問題時，競爭較為高尚些，賭注下到某種穀物的特種商標銷售份額或電台、電視聯播節目是否受歡迎的調查戰上，競爭就不那麼高尚。我多次發現，同是那些玩弄聯播遊戲的評論員們，在評判我們這些人時，就變得虛偽起來。
在大眾哲學領域中，最熟悉的爭論之一是目標正確就證明手段是正當的。有時談得很深奧，但大部分討論是膚淺而愚蠢的。
宣稱目標正確就證明任何手段都正當是荒唐的，說其他本來不能接受的手段，現在是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需要的，這同樣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遠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為打敗軸心國的侵略而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幾千萬人遭殺害，成為殘廢、或被餓死——但是這個目標證明付出代價是正確的。如果不同希特拉戰鬥或是戰爭失敗，情況會更糟。
任何時候，一位領袖都必須權衡後果：這是領袖的第二個本性。他不能束縛在武斷的僵死的條條框框裏：在截然不同的形勢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擔責任的人捆住手腳。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都不能單獨作為衡量領袖人物的尺度。沒有一個偉大的計劃，就不會站在前列，領導能力必須服務於目的，目的越崇高，領袖潛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夠的。他必須取得成功，必須有實現崇高目標的方式來保證成功。他決不能採用有損於或使這種目標蒙受恥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業和歷史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稱亞伯拉罕·林肯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確實當之無愧。但他又是頭腦清醒的實用主義者，一個十足的政客。他的實用主義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實現。作為政客，從本質上講，象作贊助人一樣，他的行動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為實用主義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還留在北美合眾國內的邊境各州里解放ァＷ魑硐脛饕逭擼謚卮笪；笨蹋牧淮岬匚け泵籃現詮Ｎ蘇?nbsp;個目標，他違反法律、干預憲法、專橫地攫取權力、踐踏個人自由。他辯解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釋為什麼粗暴地踐踏憲法時，寫道：我維護憲法的誓言賦予我這樣的責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護政府，維護國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國家不復存在，憲法還能保存嗎？一般他說，生命和肢體都必須保護。但人們常常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體，決不會為了保存肢體而捨棄生命。我認為，本來是不合法的或者說是不符合憲法的一些措施，從維護國家考慮，就成為維護憲法不可缺少的了。無論是對還是錯，我認為這就是理由，並且現在仍然堅持這種看法。
四十多年前，馬克斯·勒納為馬基亞維利的著作寫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納提出了我們"一聽到馬基雅維利的名字仍舊有點戰慄"的一個原因：我們認識到他描繪的現實確實是現實；人們無論在政界、商界活動中，或在私生活中，並不是按職業道德行事的……馬基雅維利今天使我們面臨這樣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適應世界的要求。在這個世界中，從未有過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支配着外交領域，左右着國內寡頭執政者的權力鬥爭。
很難對勒納的結論提出異議：
讓我們弄清楚一件事：作為準則，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動中都是重要的，但作為手段，它們幾乎是無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藝術家，他關心公眾情緒的細微差別，留意各種工作方式的相似處，注意估計政敵的策略，並重視通過妥協和讓步把自己一方團結起來的艱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經常能成功地把公眾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倫理標準的水平，但作為政治家，他們從未取得成功。
人們經常說，在任何領域中，包括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振奮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數偉大領袖都是出色的演員，儘管只有戴高樂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像偉大的舞台表演家們一樣，他們扮演公開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實際上成了自己所創造的角色的一部分。『章曉夫使用誇張的語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樣，戴高樂數點法國偉大各種標誌，也有自己的考慮。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彌補各自國家的不足。章曉夫裝作專橫霸道，戴高樂則扮演傲慢的封建領主，兩人都在玩弄心理學上的小動作。雖然兩人各有打算，但他們並不虛假。赫魯曉夫是個惡棍；戴高樂目空一切，章誠夫粗魯；戴高樂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相信他的國家是偉大的法國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適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拉是二十世紀最蠱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動唇舌，可以使人們入迷，煽動起數百萬人的瘋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愛國熱情。如果戴高樂的目標與希特拉一樣，他會幹出同樣的事嗎？不，戴高樂的巨大力量，他的號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於他的道義上的權威；人們不能想像戴高樂會煽動暴徒去進行謀害，就象不能想像他會當眾脫光衣服一樣。他的成功是因為他的特點適合他的角色：把法國的最傑出的人物集結在一起。
有些偉大領袖竭力把人性隱藏起來，有的則加以炫耀，甚至誇大。在作風上，戴高樂和縱慾的林登·約翰遜有巨大的差別，戴高樂傲慢自大，約翰遜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然而，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他是有能力的，這部分是因為，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確實比他的一生還偉大。約翰遜，"療法"是傳奇式的，它既是誇張的，又是實實在在的。象喬治·華盛頓一樣，戴高樂總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繭中。被約翰遜試圖說服的人發現，他自己陷入了林恰ぴ己慚的包圍。
沒有堅定的意志，或者沒有強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袖人物。把自信隱藏起來，裝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謙虛，這種作法最近時髦起來了。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重要的領袖不是自我主義者。他們中有些人喜歡謙虛的氣氛，但沒有一個是謙遜的。謙遜是作姿態、裝樣子，正如麥克阿瑟的玉米軸煙斗是一種擺設、邱吉爾的高視闊步是一種姿態一樣。一個人想要駕馭領導人必須對付的各種勢力，那他必須相信自己，用領袖人物應有的方式來對待自己。他必須相信他的事業。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說服別人相信他。
1947年，法國的一位批評戴高樂的人對我說：霸謖問攣裰校銜?nbsp;帝有直通電話線，在做出各種決定時，全部要做的事僅是接通電話，直接從上帝那裏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響歷史的領袖們，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但從不猶豫不決。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他們也集中別人的意見，但要按自己的判斷行事。本書所涉及到的領袖們，有的會犯錯誤，但他們極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夢想，按自己的直覺行事，那麼，他們大部分時間內大致是對的。他們從來不懷疑他們是站在最高點：因為他們最適合自己的職務。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會讓位於第二流的人物。
一個領袖人物的耳朵有時要練得同人們的心聲協調起來。
行使權力就是鍛煉這種協調。隨着他越來越看慣了自己的決定帶來的重大影響，領導人也越發安於作那些決定，並寧肯準備承擔自己失誤的後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錯誤的後果。
一個領袖在決定怎麼辦時，可能要經歷極大的痛苦。成功的領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決定后花費更多的時間去為這些決定煩惱，嗟嘆這些決定是否正確。在試圖結束美國捲入越南的問題上，我最難於做出的決定常常是那些最後的決定。當參與這些決定的顧問們事後私下懷疑這些決定是否正確時，我總是說，"記住羅特妻子的教訓，不要向後看。"如果一個領袖過多地考慮他的決定是否正確，就要磨損銳氣。他要全力注意明天應做的決定，唯一辦法是堅定地把昨天置於腦後。
這不是說他不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而是說在他有時間來進行思考的時候要對錯誤應該採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動的自疚的態度。戴高樂處於"在野"的年月里，阿登納在獄中和修道院期間，邱吉爾下台時，德·加斯佩里在梵蒂岡圖書館裏時——他們都有時間進行思考，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機會。我發現我的最寶貴的年月是擔任副總統和總統這段時間，當時我可以從事件的中心擺脫出來，較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來。
我所認識的領袖人物實際上都是非常易動感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象邱吉爾那樣外露。另一些人象章曉夫那樣，無恥地濫用感情。戴高樂、阿登納、麥克阿瑟、周思來和吉田茂則是那種能自我剋制的典範，他們在公眾面前出現時，把個人感情隱藏起來。但是，非常了解他們的人會深深感到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情感核心。
在了解領袖人物的過程中，往往很難把虛假從真實中區分出來，原因在於政治領導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象。邱吉爾是這方面的大師。他經常是在當演員。對於戴高樂來說，神秘、榮譽、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國的手段，用以促進法國的事業。
世襲君主經常對臣民控制感情，這不是個性問題：而是羅曼蒂克式的虛假。我們周圍的電影明星、搖擺舞明星、現在電視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虛假的服飾下，使群眾神魂顫倒而紛紛購票的。
政客比演員或電影製片人更清楚、惹觀眾厭煩就會失去觀眾。因此，偉大的政治家很少是遲鈍的，也不應是遲鈍的。政治領導人不僅應啟發人們的理智，而且應打動人們的感情。除非領導人能喚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則最英明的路線也歸於失敗。
在枯燥的歷史教科書里，我們找不到關於領導素質的論述。要找到它，我們必須注意人們的精神，看看支撐和驅使他的是什麼，使他能夠驅使和說服人的又是什麼。我們在麥克阿瑟和邱吉爾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負、自相矛盾、老是擺架子，然而他們有着長遠的歷史眼光，既才華橫溢、又富有洞察力；他們被驅使，也驅使別人：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估計大都與他們對自己國家命運的看法連在一起。我們還應當留心有關傳說。
傳說經常是事實和虛構的巧妙結合，是為了欺詐，為了給人印象，為了鼓舞人，有時單純是為了吸引人。但是傳說是了解領導素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領導素質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領域內——商業、體育、藝術、學術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進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聲望本身不是領導素質，傑出也不是。無需從事領導，在某一方面也能達到傑出的境界。作家、畫家、或音樂家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藝術創作。發明家、化學家或數學家也可以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施展他們的才能。政治領袖必須激勵追隨者。偉大的思想可以改變歷史，但是，只有魷治按蟮牧斕際保枷氬龐?nbsp;力量。
同樣，"偉大的"領袖並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拉激發起一個國家。約瑟夫·斯大林行使權力殘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國境的千百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壞人同樣可以被驅使、同樣果斷、同樣老練、同樣有說服力。
領導素質本身在道義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壞事。
因此，偉大的領導人高於其他人，也不是因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較少。"好人最後成功"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體育上更適用。偉大的領導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籌，他們更堅強、更足智多謀、判斷更敏銳，這種敏銳性使他們不犯致命錯誤，並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閃即逝的機會。
智力上才華橫溢也不是領袖獨有的特徵。本書所論述的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都有敏銳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思考得較具體，而不是更抽象，他們注重權衡後果而不是創立學說。教授一般是通過他自己的價值準則來觀察世界，然後上升為理論。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理論可以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但決不能代替分析。
什麼是成功的領導人應具備的基本品質？這是關於領導因素中最明顯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不會只有一種答案。
在不同的情況下要求不同的品質，但才智出眾，敢作敢為、勤於職守、判斷敏銳、獻身偉大事業的精神以及某種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質。在歷次政黨競選活動中，我經常說，我們必須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鬥爭上"都能壓倒反對派。偉大的領導人要有洞察力、深謀遠慮、並願去進行大膽而又深思熟慮的冒險，當然他也需要好運氣。首要的是他必須果斷、必須精細地、冷靜地分析他的機會，然後斷然採取行動，決不能象防程那樣沉思無決斷，因"思慮憔悴而無所事事"。他渴望行動，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長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種荒誕的說法：一個人只要稱職，他就一定會而且應該官運亨通。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這種不真實的說法多半是在知識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種手法。如果你能給我找出一個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那我准能給你找出一個失敗的候選人。一個不情願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不可能承受選舉運動所要求的那種緊張，他也不可能承擔領導人應有的犧牲：無情的人身攻擊、使人精疲力盡的節目安排、不公正的惡意的批評、難以忍受的諷刺漫畫。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這一切，並仍然熱情不減地從事竟選，否則，即使選舉獲勝，他也不可能有堅強的毅力去克盡職守。
有一種必須具備的條件，人們往往忽略它。它使許多本來很有才華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沒有獲得最高職位。溫斯頓·邱吉爾在描繪十九世紀英國一位有可能成為偉大領袖的人時，寫道："他絕不摧眉折腰，決不祈求什麼"。在美國，托馬斯·伊·杜威和羅伯特·阿·塔夫脫，也許由於缺少這種品質，致使他們沒能當上總統。1952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政治性宴會上，我坐在杜威旁邊，突然，一個有點醉意的客人拍着他的後背，以一種在杜威看來是過分親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邊並問我："那頭蠢驢是誰？"此人正是紐約州北部地區好幾份較重要的小報的報主。1952年在新漢普夏的初選中，一個小姑娘向塔夫脫要求親筆簽名。塔夫脫拒絕了，態度生硬地解釋說，他很樂意與人們握手，但如果他把時間都花在滿足人們的簽名要求上，那他永遠也完不成競選運動。不幸的是，這個插曲被電視台拍到了，並在美國千家萬戶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儘管塔夫脫的邏輯是那樣的無懈可擊，但這個插曲在政治上的後果是毀滅性的。
領導人因為繁忙，因為自命不凡，由於對別人的打擾和分心惱火，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這就可能會使他對他認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會在三方面引起麻煩。第一，領導人要有追隨者，他需要的追隨者中，其中許多人的思想，他認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認為的蠢人、不願理睬的人，並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領導人也可以向他學習。領導和人民之間，要有一條無形的紐帶；如果領導人對人民流露出蔑視，就可能切斷這種紐帶。然而，必須時刻牢記：領導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們不應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出鄭綣鞘醞頰庋?nbsp;，就會顯得做作，不僅虛假而且有失尊嚴。
人們可能喜歡鄰居家的男孩，但那並不意味着要選他當總統或國會議員。成功的領導人不應以話語來鄙薄人民，應當尊重他們，千萬不能傲慢。他一定要願意，並能夠"容忍蠢人"，對那些他要尋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使人們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們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喚起對他的信仰。這種作法不僅是正當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輩，他就不會成為領袖——而且在民主社會中，造成領導的這種神秘性是必要的。
領導人不僅要學會如何講話，而且要懂得什麼時候緘默不語。卡萊爾曾經說過："緘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樂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緘默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當我們傾聽而不是在講話時，才能學到東西。
我多次見過乍到華盛頓的政界新人，他們那種表面上善於詞令、即興長篇大論的能力，曾使新聞界及他們的同僚眼花鐐亂。但不久，這種新鮮勁就消失了。他們發現人們不是從他們如何演講，而是從他們講什麼來衡量他們。他們由於不是法國人所謂的嚴肅的人而被擯棄。最能言善辯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膚淺的人。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在做抉擇時，一條可靠的法則是：遇事少言多思。
邱吉爾在論及羅斯伯里勛爵時寫道："不管別人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如何，對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亂的基本原則有實際體驗總是好的。要培養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參加選舉鬥爭。"
邱吉爾了解勝利或失敗以及在荊棘叢生的政治生涯中遭到粗暴對待是什麼滋味。他對投入選舉運動的教育意義的估價是正確的。選舉是"粗糙的和散亂的"，但選舉對民主制度、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說，都是必要的。民主政治是各種集團、各種力量以及各種利益之間的極其複雜的妥協過程。領導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這種陳詞濫調是貶低民主制度，是對選民的蔑視。那些高高在上的，對政治進程散佈不滿的權威們，從本質上講，是真正的獨裁主義者。
領導人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頭。在國家向何處去，為什麼朝那裏走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步驟達到目的等問題上，他應比人民有更明確的見解。但他必須帶領人民同自己一道前進。只是發號施令，但回頭瞧瞧，無人跟隨，毫無意義。他必須做說服工作，讓人民贊同他提出的見解。在這一過程中——在勝利之前的追求中——他可了解到許多人們關注和有保留的事，人們期望和擔心的事，所有這一切，作為一位領導人都是必須應付處理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還會對將來不得不作出的各種妥協，得出更完善的結論。
那個高唱"堅持原則"譴責妥協的權威，實際上是要求領導人採取自我毀滅的政策。很少有領導人願意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那位權威沒有看到，領導人往往不得不作出妥協，從而為明天的鬥爭保存自己。什麼時候進行妥協，這是一項分清輕重緩急的工作。坐在扶手椅中的戰略家，他們不考慮其他戰事，氣喘吁吁地斷言：這位領導人必須參加並贏得這次戰鬥，必須去作戰。這談何容易。常有這樣的時刻，一位承擔責任的人可能會得出結論，如果他要贏得整個戰爭，那麼某一次特定的戰鬥的代價是否大大了。他必須作出抉擇：要打哪些戰役，不準備打哪些戰役，以便為未來更重要的戰役，節省力量。
"民意測驗"來決定自己命運的政客太多了。迷信民意測驗的候選人可能會當選，但他不會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甚至稱不上好的領導人。民意測驗對摸清那些地區需要做特殊說服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但是，誰要按民意測驗來確定方針路線，那他就是忘記了作為一位領導人的作用。領導人的任務並不是聽從民意測驗，而是讓民意測驗服從自己。
成功的領導人必須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戰鬥，什麼時候應當退卻，什麼時候應當強硬，什麼時候需要妥協，什麼時候必須大膽講話，什麼時候需要緘默不語。
他必須高瞻遠矚，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目標和信念。
他必須胸懷全局——看到這項決定與其他決定之間的相互關係。
他必須走在前頭，但不可走得大遠，以至失去自己的擁護者。
在進行競選活動的"激烈而又紊亂的"過程中，他有機會來推動自己的擁護者前進，估磕馨閹譴枚嘣丁Ｈ綣晾使豕ケ匭氬渭泳貉〉幕埃撬贍懿?nbsp;會失去他的國家。
一位將軍要有部隊，但也要有一個指揮機構。一位政治領導人要有擁護者，但也要有一個組織。
對許多領導人來說，最難以接受的事情是授權問題。艾森豪威爾曾以一種簡略的形式對我說過，作為一個最高長官他必須克服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學會簽署一份拙劣的信件，也就是說，在一份為他起草的信件上簽名，即使他很清楚，如果他親自起草這個信件，會寫得更好些。
領導人最寶貴的東西是時間。如果把時間都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那他將遭到失敗。在需要他做抉擇的最重要的事情中，包括決定哪些事親自料理、哪些事交他人去做，在這些人中，他還要選出自己願意授權的人。領導人一定要善於挑選能幹的人，擯棄那些不管出於什麼理由的怠工者。格萊斯頓曾說過，當總理首要的條件是當一名屠夫。激發人們的熱情可能是一位領導人所面臨的最艱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任務之一。下級人員中，出現受賄或不忠誠的情況，不難對付，但在那些工作人員忠誠、有獻身精神卻不稱職的地方——旁邊又有更適合的人——做激發工作就比較棘手。這也是領導者需要勇氣把公共責任置於個人感情之上的時候。但這樣做要有限度。忠誠是相互的，如果象大開旋轉門那樣人來人往，要保留一支忠於職守的隊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必須搞平衡。但在搞平衡時，要防止慣性，從而使平衡變得容易些而不是改變平衡。他必須是一個屠夫，既要使他的委任授權圓滿完成，又要保證他能放手作這項工作。他只有有限的時間來行使權力，必須最充分地利用它。如果他自己不是出色的屠夫，那他就要另物色一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有一次竟哭着對我說："我過去僅僅是艾森豪威爾的一個不太稱職、無一技之長的下手。艾森豪威爾總要有一個不太稱職的、無一技之長的下手"。在我的政府中，鮑勃·霍爾德曼以殘酷無情而聞名，原因之一是他為我執行了許多屠夫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我不能親自完成的。
尤其是在涉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時候，由於其他的原因，屠夫的職能是極其重要的。我發現，一般他說，在官僚機構中，很少人的動力是出於對領導人的忠心，有些人的動力來自忠於對領導人所代表的事業。但大多數人，首先是被自身利益所推動，有的想高升爭先恐後一級一級地向上爬；有的謀求保障，保住他現有的工作。一個機構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亭是它提供了過多的安全保障。人們逐漸鬆鬆垮垮，機構的效率越來越低。為了保持士氣，需要有各種切實的刺激。很明顯，偶而刺激一下，會使部隊振作，會為每個機構提供一劑它所需要的興奮劑。歸根結蒂，委任授權決不能代替領導人對問題的透徹思和對重大問題親自作出決定。他可以而且必須把做事的責任授權別人，但決不能把作決定的職責委託別人。這是人們選出他並要他親自做的事。如果讓手下的工作人員替他思考，那他就成為一個追隨者，而不是一個領導人。
在物色人馬時，保守主義的領導人比自由主義的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更嚴重。一般他說，自由主義分子更要求有政府並渴望成為掌管政府的成員。保守主義分子不大希望有政府，也不想參與政府。自由主義分子要求管理其他人的生活。保守主義分子願意獨善其身。大學教師和學生傾向於當自由主義分子，工程人員傾向於當保守主義分子。自由主義分子自動湧向政府，保守主義分子則需要誘導和說服。由於挑選餘地較小，因此保守的領導人經常不得不在那些忠誠但沒有才華和富有才華但不忠誠的人之間選擇——這種選擇不是按個人的直覺如何，而是依據對領導人的保守主義原則的根深蒂固的獻身精神。
從領導人的授權來看，有些事情相對容易些：即那些別人明顯地會比自己做得好的事情。戴高樂、阿登納和吉田茂本人都不是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讓其他人（蓬皮杜、艾哈德和池田勇人）來掌管經濟事務。
艾森豪威爾處理那封拙劣的信件，顯示了一個更難抉擇的事例：領導人必須把自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委託給他人，因為他不能也不應該花費這些時間。這就要有一種從重大事情中把本質的事情理出來的能力，要能自我剋制，讓其他人來處理重要的事情。現在的趨勢是許多領導人忙於小事，因為他們不願"簽署一封拙劣的信件"。林登·約翰遜堅持要親自選定轟炸越南的目標，就是一個恰當的例子。
認為擺到總統桌上的每件事都是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點是可以爭辯的。誠然，不重要決不會交到總統那裏，但是，他不能什麼事都管。起用大人物是為了決策大事，不把時間和注意力浪費在小事上，這樣他就有充裕的時間，過問那些緊急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問題，集中精力處理關鍵往的外交政策，並能擺脫眼前的緊急事務和注意中心而專心於那些非同小可的長遠往問題。今天需要授權的亭，明天就不一定有必要，他應有讓需要隨着重點轉移的靈活性。他必須有把擺到面前等待決定的事推開不管的本領，無論這些決定本身看來是多麼重要，但卻妨礙他處理該自己高度負責的事件的能力。
這種情況與打棒球有類似之處。許多好的擊球手希望打平均數，力圖以一壘打把他們的平均數進到三百。但是他們並不是那些成為報刊頭條新聞或在公園中吸引成千人的有名的擊球手。著名擊球手雷吉·傑克遜一家，他們打得有把握；他們不追求平均數，而是爭取贏得比賽全局勝利的本壘打。領導人必須安排他的生活，集中精力，頭腦里只有一個壓倒一切的目標，進行幾場大的拼搏。這些拼搏，會使自己名垂青史。他可以安於平均數，打出一般水平。如果他拚命想把每件事都做好，那就不可能把真正重要的事情做得非常出色。他就不會出人頭地。如果他要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他必須把精力集中在重大的決策上。
伍德羅·威爾遜在擔任總統之前，曾在一篇演說中把思想家和實幹家區別開來。據我觀察，在政界中，常常是思想家不能實幹，實幹家不善思考。最理想的人物是威爾遜這樣的人。
他是一位有創見的偉大思想家，在他年富力強時，也是一位果斷的實幹家。總的看來，我所認識的現在已經成功的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既是思想家又是實幹家。法國的哲學家亨利·伯格遜曾告誡說："象思想家那樣去行動。象實幹家那樣去思考"。
能在思想和行動之間維持恰當平衡的時期，也是領導素質發揮得最好的時期。毫無疑問，邱吉爾、戴高樂、麥克阿瑟、吉田茂、德·加斯佩里、尼赫魯以及周思來等都是果斷的實幹家，同時又是深刻的思想家。從一些對阿登納的膚淺的評價中可能會得出結論：阿登納是一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實幹家，但作為一個思想家，他與其他人不是一類。事實上，了解阿登納的人會承認，這樣的評價是謬誤的。他不表露知識分子的那種優越感，那些看不到這一點的人是不了解在公開外觀掩蓋下的這個普通人。
甚至連容易感情衝動的章曉夫，通常也思考先於行動，儘管他象勃列日涅夫一樣，沒有顯露過哲學上或理智上的極大的深刻性。而且，領導俄國共產革命的那些人——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也既是實幹家，又是思想家。斯大林沒有這樣的名聲，但研究過他的背景的人發現，他至少是一個求知慾很強的領袖。儘管如果沒有他們所取得的成就，這個世界的境況也許更好些，但是這三個人仍然高居於歷史名人中。
羅伯特·孟席斯曾對我談過他怎樣嚴格安排自己的一天：平時每天有半個小時，星期六和星期日一個小時用來讀書，作為一種享受。這不是消遣，他閱讀的是歷史、文學和哲學。這種閱讀可使他從各種報告、分析以及時事閱讀的羈絆中掙脫出來，時事閱讀對一個領導人來說既費時間、又勞心神。我自己雖然把一天安排得不太精確，但也堅持為這種閱讀留出時間，甚至在危機時期也是這樣。如果領導人要保持高瞻遠矚的能力，那他必須立足現在回溯過去。當危機最緊迫時，尤其需要這種回顧，因為這是最需要從過去看清未來的時候。在一些有志當政治領導的年青人間起他們該做些什麼準備時，我從來勸他們去研究政治學。相反，我勸他們鑽到歷史、哲學、文學中去——去探求、去勞神費思，並開闊他們的眼界。通過閱歷可以更好地了解政界或政府中的一些最出色的人和意外事件。但閱讀的習慣、思考的訓練、嚴密的分析方法、社會準則的結構以及哲學的基椽-這些是一位未來的領導人，在開始受教育時就要認真吸收並在生命的其他時間裏繼續下去的。
我的良師益友、已故的埃爾默·鮑勃斯特甚至在九十歲時還很機警，並有超人的記憶力。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記得這樣清楚。他回答："我是懲罰我的記憶力"。他不作筆記，而是在過了一天之後強記談話，強記所有細節。他也提醒我說，腦子就象一條大肌肉，越鍛煉，越發達，不鍛煉，它就要萎縮了。
我所認識的偉大領導人中，幾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酷愛讀書。閱讀不僅增強和啟發智力，而且還開動和鍛煉了頭腦。今天那些坐在電視屏幕前昏昏然的青年，不可能成為明天的領導人。觀看電視是被動的，閱讀是主動的。
另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都是勤奮的人，是那種一天干十六小時的人。對一個領導人來說，很容易陷入工作時間過長這個最危險的陷阱。有人因此成功，但大多數人需要脫身，一陣，變換一下環境或改變一下節奏，以便在需要他們時仍然精力充沛處於最佳狀態。杜魯門去了西暗礁，艾森豪威爾到科羅拉多或喬治亞，甘迺迪去了哈尼斯港，約翰遜到了他的德克薩斯州的牧場。為此，他們都受到了抨擊，但他們不應受這種抨擊。一位領導人，重要的並不在於他在辦公桌旁坐多長時間，或辦公桌擺在什麼地方，而是看他所作的重大決定是否完滿。
如果一場高爾夫球遊戲能使他精神愉快，那他應該撇開文件批閱工作，奔赴高爾夫球常一位領導人取得成功的幸運的因素中，機遇可能是最關鍵性的。
不同的文化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時代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領導人。很難設想迪斯雷利能在八十年代的美國贏得選舉的勝利，就此而言，康拉德·阿登納或喬治·華盛頓，也很難設想能取得成功。
有時，一個人假如早生或晚生幾年，他也許會成為傑出的領導人，一位世界性的人物。我深信，喬治亞州的參議員理查德·羅素，要是在他的南方的籍貫尚不剝奪他的資格之前出現，他有可能成為迄今為止美國最傑出的總統之一。事實上，他是參議院裏幕後很有影響的人物。他是林恰ぴ己慚返腦助人，經他個別指導和出主意約翰遜終於進入了白宮。在我擔任參議員、副總統和總統期間，與其他參議員相比，我更重視羅素的意見。除在民權問題上，我們很少有分歧。在國內問題上，他是一個溫和的保守派，在國防和外交政策問題上，他是一個強硬的有遠見的實用主義者。
在另一些場合，羅素也做出了表率。他是在衣帽間裏，委員會的會議室中，在私下會晤里進行指導的，他甚至很少在參議院議員席上發言，儘管當他發言時，整個參議院都洗耳恭聽。
他運用得極為漂亮的並不是作實際決定的權力。而是影響；他運用這樣的影響以致使它變為權力，就羅素而言，他的影響來源於其他參議員和總統對他懷有真誠的敬意，也來源於他的過細的準備工作、注重細節以及對參議院和參議員的廣泛了解。
新世界的一個特點是事物以越來越加速的步伐變化着。一個國家在一個發展階段需要一種統治着，下一個階段可能又要求另一種統治者。這些階段有可能接二連三地迅速到來。從領導人在歷史上的影響來觀察，及時下台有時可能與及時上台同樣重要。
如果恩克魯瑪在加納獨立后把職權交給其他人，那他可能會作為一個英雄而光榮下台，現在也仍然是一個英雄。如果不是死亡縮短了納賽爾的統治，那他的名聲也許會比今天更大。
很有可能，戴高樂1946年退出政府是最明智的一着，這樣，直到1958年召喚來臨時，他在政治上仍然是無懈可擊的。喬治·華盛頓知道什麼時候該離職。他的拒絕競選第三任總統確立了一個傳統，一直延續到1940年，這個傳統一度中斷過，後來寫進了憲法。林登·約翰遜1968年宣佈退出競選時，全國為之震驚。作為一個在以後四年中面臨席捲全國的大風暴的人，我認為，不管約翰遜是如何憎恨退休，但在那時下台是幸運的。如果他繼續執政的話，那將會遭到無情的抨擊。
不同的制度需要各種不同的領導人，不同的國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制度。
美國在與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中一向存在一種錯誤趨向：以西方民主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政府，以西歐的標準來衡量各種文化。西方民主的發展和生根經歷了好幾個世紀，它的道路不是筆直的或是穩妥的。歐洲的自由的發展時斷時續，一個時期向前發展了，另一個時期又被推了回來——三十年代西歐部分地區及近幾年的東歐都出現了這種情況。
在世界各國中，民主仍然是例外，不是普通現象、正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珍尼·J·柯克帕特里克所指出的："實際情況是世界上的大多數政府，按我們的標準來衡量是壞政府。這些政府不是也從來不是民主的政府。民主在世界上一直是很罕見的。按我們的標準，大多數政府是腐敗的"。我們必須從大多數獨裁和極權統治的國家中學得更會識別事物。每個專制的統治者至少把他的一些反對者投入監獄，不管他是為剝削他的人民還是發展他的國家。但在為進行侵略而武裝起來的人和竭力維護和平的人之間，在波爾波特的和伊朗國王的進步的家長式統治之間，存在着極其重要的差別。有些是好鄰居，有些是壞鄰居。有些人是寬厚的，有些人是惡毒的。這些差別是真實存在的，而且是重大的。
我們不喜歡專制統治，但對許多國家來說，在現階段簡直沒有別的切合實際的選擇。如果明天早上民主就在沙特阿拉伯或埃及降臨，其後果可能是災難住的，如何來對待民主，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任何準備。堅持把為我們服務過的體制強加在不發達國家身上，對它們將是毫無益處。明知根本是不可能的，還要堅持實行民主的形式，這是最壞的自以為是的虛偽。我們應該學會少管閑事。
在新世界所發生的所有變化中，其中之一將對未來的領導問題產生更為戲劇性的影響，這就是過去阻止婦女參政的各種障礙的拆除。至今很少有婦女進入最高領導層。英迪拉·甘地、戈爾達·梅厄以及瑪格麗特·戴卓爾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現象。但越來越多的婦女正在進入產生領導人的隊伍。競選最高行政職務的婦女候選人，還必須克服殘存的舊說法：這些職位都是男人獨佔的。隨着有更多的婦女上升起來，這種舊的說法將會消失。
如果在1952年允許婦女佔據高職的思想就發展到今天這樣，那麼克萊爾·布思·盧斯可能是一個強有力的副總統候選人。她有頭腦，有幹勁，政治上敏銳，有判斷力，她是美國第一個真正想在政界中一舉成名的女人。她磨練出了一種在政治衝突中短兵相接的能力，並被認為是一個死硬的反共分子。
艾森豪威爾選中我，就是因為我也有這兩種特有的品質。要是當時她被選中，那麼本書就寫不成了，而且她還會在重要的演出中出常在1952年，克萊爾·布思·盧斯就有遠見。但我相信，在本世紀結束之前，我們可能會選舉一位婦女擔任副總統，甚至擔任總統。
乍看起來，似乎令人感到驚奇，這個時期這麼多偉大領導人的年紀都那麼大，但細想一下，並不奇怪。許多人都經歷了"在野"的時期。他們在那一段時期中所獲得的洞察力和智慧，以及他們從"在野"局面殺回來時所積聚的力量，是他們日後令人敬佩的重要原因。邱吉爾、戴高樂和阿登納都是在我們認為正常退休年齡后，作出了最偉大的貢獻。在戰時，邱吉爾開始領導英國時，已六十六歲；戴高樂創建第五共和國時六十六歲，阿登納執政，擔任總理時七十三歲。戴高樂七十八歲時仍是總統，邱吉爾八十歲時還是首相，阿登納八十七歲時仍然是總理。
二十世紀經歷了一場醫學革命，我們的壽命更長了，我們活得更健康了。但除此之外，鞭策偉大的領導人前進的那股幹勁和耐力往往使他比那些平靜地退休的人活得更長久。我們老了，因為我們聽從自己老下去。因為認輸、退縮、或安於懶散狀態，我們變老了。那些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臨終時的守護人，仍然記得，即使在失去知覺后的長時間裏，他們的軀體還是那麼頑強地不願屈服。偉大的領導遵從自己的規律，他們不是那種向歲月低頭和屈從的人。
一位領導人有時必須團結他的人民，去從事艱難困苦的事業。正象邱吉爾在給英國人民帶來"鮮血、窮苦、眼淚和汗水"時那樣。更為經常的是，他必須贏得人們支持一種尚不深得人心的思想，或者戰勝一股強大的知識分子趕時髦的潮流。
哲學家——神學家米歇爾·諾瓦克曾說過，今天"在這個有着迅速的普遍龐大的宣傳工具的世界上，力量的平衡已經改變。
各種思想總是現實的一部分，在今天，它比現實的力量要大得多。那個靠提出思想和信條謀生的人構成的階層，看來既不是自已非常迷戀於虛假突拿，又奇怪地披允許把這一切強加給不幸的個人"。領導人最艱苦的戰鬥往往不是反對其他政治運動的領導人，而是反對那些膚淺的、有破壞性的思想。這些思想充斥於廣播，使最聰明的人喪失理智，使公開的講話黯然失色。
今天，電視已改變了那種訓練國家領導的方式，也使那些有希望被選為領導的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亞伯拉罕·林肯，他長相難看，嗓子很尖，是絕不會在電視裏獲得成功的。他演講時，總愛穿插一些冗長而又不連貫的軼事，這種風格在電視中也不吃香。今天鼓勵的是簡潔生動單刀直入的講話，而不是冗長的說教式的比喻。
電視大大縮短了公眾注意的時間間隔，它也改變了人們觀察事物和事件的方法。象一劑改變頭腦的葯一樣（從實際意義上來說它就是一種葯），它歪曲了人們對現實的認識。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短小精悍的戲劇性事件——不管是作為娛樂，作為"新聞"，或以調查的名義取悅人的部分雜誌版式——都不是生活的鏡子。它們是歪曲事物的鏡子。實際生活中的事件很少有這樣利落的開端、中間和結尾，也不這樣明顯區分好人和壞人。領導人花費幾周時間揮汗作出的決定，到評論員手裏，只消嘴巴一動，例行公事，二十多秒鐘就完事了。
在電視時代，成名有了全新的天地。一位電視演員應邀就醫學問題對參議院委員會提出意見，因為他曾在受人歡迎的每周節目中扮演過醫生。另一位曾塑造過編輯形象的演員，曾被請到新聞學校作專題報告。事實和幻想之間的界線已混淆得難以辨認，公眾卻越來越接受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
電視是家庭里的荷里活。它是一個幻想之國。人們越是習慣於通過電視屏幕觀看世界，他們心目中就越多地裝滿幻想世界的形象。
有人爭辯說，電視最糟糕之處是它那種無孔不入的左翼偏見。另外的人又說，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熱中於暴露醜聞，它不願或不能上演那些沉悶單調或錯綜複雜的節目，或從趣味出發從公開的問題中生髮出新聞來。所有這一切都可悲地助長了電視對公眾辯論的歪曲。
在電視時代，民主國家在同極權主義敵人的鬥爭中，能否生存下來，可能仍然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電視硬把各種事件納入家庭瑣事連續劇的模式，在這樣做的時候，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對那麼多觀眾，無非是為了使理性的辯論黯然失色。電視特別願意撲捉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餓的孩子這類戲劇性的、富於感情的場面。人們經常要在各種不同的痛苦後果中作出艱難的選擇。電視把人們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種後果上，這嚴重地歪曲了辯論，實際上是愚弄了選舉。電視以連續劇的語言那樣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質危機，以至人們最終接受以全國掛黃緞帶來代替國策。電視對越南戰爭的一邊倒的現象，或許是一個限制我們進行多種抉擇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這場戰爭延長了，並最終被輸掉了。
除非電視加強責任心，較準確地反映現實，否則不管哪個人，只要他想在今後的年月中負責地進行領導，就會面臨非常艱難的時刻。
然而，電視確實也給領導人提供了方便，這也許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機時刻。電視使領導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個起居室中與他們見面，在不受新聞記者和評論員干擾的情況下，把他的問題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這樣做，在評論員接過話筒之前，那怕是幾分鐘，他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解釋自己對形勢的看法，說服人們接受必須採取的行動方針。如果電視掌握在能熟練應用它的人手裏，那就可能成為一種強有力工具。總統在危機時露面，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的戲劇性的場面，這種場面穩定了群眾，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這時，他必須儘快使觀眾理解他的講話，因為一般二十多分鐘左右，聽眾就不大耐煩了。但他確實偶而有那樣的機會。
宿命論和"大人物"對待歷史的研究，實際上，可能各有可取之處而不是全部正確。
歷史確實有它自己的勢頭。當執政的"領導人"只知道用沾濕的食指伸向空中試探風向時，歷史將不顧他們，繼續沿着自己的方向前進。但當對未來有明確的見解並有力量來支配國家的領導人掌權時，他們可以改變歷史的進程。這時歷史猶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跡，這些足跡表示一個人首先到了那裏，並引導其他人也跟上來。偉大的領導人激發起激烈的爭論。他們贏得了堅定的朋友，也樹立了死敵。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來看待同一位領導人，各種看法相互矛盾，或千變萬化，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領導人總是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他是一個擔任公職的人，又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在幾百萬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國家的少數人打交道。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沒有看到過；他必須經常儘力在每個細節上做得既對廣大群眾有說服力，也能為內部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與各式各樣的選民代表接觸時，盟友和政敵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個瞎子和一頭象的比喻，應用在人們如何觀察領導人的方式上是恰當的。每個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並由此而作出推斷。同樣，每個批評家、每個評論員、每個政敵、每個盟友都只接觸到領導人的一個方面，並據此作出自己的推斷。
薩達特援引過一句阿拉伯格言，這句格言說：一個統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會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對。所有領導人都有反對者，所有人都希望由歷史來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有些人的名聲在離職后增大了，有些人的名聲卻減小了。在歷史的定論中，有時巨人變成侏儒，有時曾被貶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為偉人。哈里·杜魯門1953年不擔任總統時遭人蔑視，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領導人。
歷史的最後定論並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僅要好幾年，甚至要幾十年或幾代才會出現。領導人很少有生前就能聽到這個定論的。赫伯特·胡佛是個例外。在美國歷史上，沒有一位領導人受到過如此激烈的中傷。在朋友眾叛親離、敵人惡毒誹謗的處境中，他終於戰勝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毀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說明了戴高樂最喜愛的沙夫克里斯詩句中的一個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麼光圓爛"。
本書中所有的領導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有自己的力量和弱點，美德和惡習。我們只能猜測歷史學家一個世紀后將如何評價他們各自的遺產。這部分地取決於誰贏得這場世界性的鬥爭，誰來編寫歷史。但是這些領導人並沒有在戰鬥中退縮，他們進入了競技常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批評家無關緊要，那些數落鐵腕人物怎樣犯錯誤、實幹家應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慮。榮譽屬於這樣的人，他真正是在競技場上，滿臉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進行鬥爭；他犯過錯誤，一再失誤：因為沒有錯誤和缺點就談不上艱難的嘗試；但他真正竭力爭取有成效；他了解巨大的熱情，懂得偉大的獻身精神，獻身於一項正義的事業。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他知道最終勝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失敗，至少也是敢於正視的失敗。因此，他的地位決不能與那些既不知道勝利也不懂得失敗的冷優車人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