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七章：在歐洲各國中，法國如何成為這樣的國家，其首都已取得壓倒外省的重要地位，並吸取全帝國的精華

首都之所以對帝國其他部分具有政治優勢，既非由於其地理位置，亦非由於其宏偉，更非由於其富庶，而是由於政府的性質。

倫敦的居民之多，等於一個王國，但它至今未對大不列顛的命運產生主導作用。

沒有一個美國公民會設想紐約人民能夠決定美聯邦的命運。而且，甚至在紐約州內也無人會設想紐約市的單獨意志，就能獨自指揮各種事務，儘管紐約今天的居民，與大革命爆發時巴黎的居民數量相等。

即使是巴黎，在宗教戰爭時期，同王國其他部分相比，它的人口同1789年的巴黎人口可以媲美。然而，它卻不能決定任何事情。投石黨運動（laEronde）時期，巴黎還只是法國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為法國本身。

早自1740年起，孟德斯鳩就給他的一位朋友寫信說：在法國，只有巴黎和遙遠的外省，因為巴黎還沒來得及將它們吞噬。1750年那位好幻想但時有定見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談到巴黎，他說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頭腦變得過大，身體就會中風而總崩潰。如果置外省於一種直接依附地位，將外省居民視同可以說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給他們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祿的職業和途徑，而將一切人才統統吸引至那個首都，假如這樣的話，那麼後果又將如何！”米拉波將這種情況稱為一種暗中的革命，它從外省抽走了顯貴、商人，以及所謂的才智之士。

細心讀過前面幾章的讀者已經知道這一現象的原因；這裏若再重複便會使讀者不耐煩。

這場革命未能躲過政府的眼睛，但是它僅僅以最具體的形式使政府震動，那就是城市的壯大。政府眼見巴黎一天天擴大，害怕難於治理一個如此巨大的城市。尤其在17、18世紀，國王們頒佈了大量敕令，旨在阻止城市的擴展。這些君主越來越將整個法國公共生活集中於巴黎城內或巴黎郊區，而他們卻希望巴黎維持小規模。他們嚴禁建築新房屋，如若建築，則須用最昂貴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不大吸引人的地點建蓋。這些敕令中每一道皆證明，儘管有前一道敕令，巴黎仍在不斷擴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時期曾六次試圖阻止巴黎的發展，但皆以失敗告終：巴黎衝破條條敕令，不斷壯大。但是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牆增長得更快；使巴黎具有這種重要地位的，不是發生在巴黎城內的事件，而是來自外部的事件。

與此同時，地方的自由權利到處都在不斷消失。獨立生活的特徵在各地停止出現；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徵逐漸混淆，舊的公共生活的最後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國家並未衰弱：相反，處處都在運動；只不過原動力集中於巴黎。無數例證中，我在此僅舉一例。在就出版狀況致大臣的多份報告中，我發現，16世紀和17世紀初，外省城市曾有一些巨大的印刷廠，但如今沒有了印刷工，或者沒有活干。毫無疑問，18世紀末比起16世紀來，出版的各類書籍要多得多，但是思想動力只來自中央。巴黎已經吞噬了外省。

法國革命爆發之際，這第一場革命已全部完成。

著名旅行家阿瑟揚離開巴黎是在三級會議召開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獄前不幾天；他在巴黎剛剛看到的景象同他在外省的見聞形成對照，使他吃驚。在巴黎，一切都在沸騰；每時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冊子問世：每周甚至發行92冊。他說道：“即使在倫敦，我也從未見到與之相仿的出版發行運動。”但在巴黎以外，他覺得一片死氣沉沉；人們很少印行小冊子，根本沒有報紙。可是外省民情激動，一觸即發，只是尚未採取行動；公民們即便有時集會，也是為了聽取巴黎傳來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揚都詢問居民們打算做什麼。

“回答到處都一樣，”他說道，“我們只不過是一個外省城市；必須看看巴黎是怎麼乾的。”他進一步說道：“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見，除非他們已經知道巴黎在想些什麼。”

制憲議會竟能一舉廢除法國所有舊省份，實在令人驚異，這些舊省份有好多比君主制還古老，制憲議會將王國很有條理地劃分為83塊不同部分，就像在新世界劃分處女地一樣。

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使全歐洲驚奇甚至恐怖了，因歐洲對此毫無準備。伯克說道：“看到人們將自己的國家用這樣野蠻的方法進行分割，這還是第一次。”的確，人們似乎在撕裂活生生的軀體，其實只是在分割屍體罷了。

巴黎就這樣終於從外部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與此同時，在巴黎內部也完成了另一個同樣值得歷史注意的轉變。巴黎不再只是交換、貿易、消費和娛樂的城市，巴黎已成為工場和製造業的城市；這第二個事實賦予第一個事實一種嶄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點。

事情由來久遠；自中世紀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國內最大、手藝最巧的城市。這點到了近代愈為明顯。隨着行政事務全部集中到巴黎，工業也集中到這裏。巴黎越來越成為時尚的典範和仲裁者，成為權力和藝術的唯一中心，成為全國活動的主要起源地，法國的工業生活更加收縮集中於巴黎。

儘管舊制度的統計文獻常常不足為信，可是我認為，人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法國革命前60年間，巴黎工人數字已增長兩倍；而在同時期，巴黎總人口僅增長三分之一。

除上文所講的普遍原因之外，還有一些極其特殊的原因將工人從法國各個角落吸引到巴黎，並逐漸使他們聚集在某幾個區內，這些區最終成為工人區。巴黎當時對工業設置的財政立法障礙比法國其他地方要少；任何地方也沒有巴黎那樣易於逃脫行會師傅的束縛。某些郊區，如聖安托萬區和唐普爾區，在這方面尤其享有極大特權。路易十六更加擴大了聖安托萬區的這些特權，竭力在該區積聚大量的工人人口，“要給與聖安托萬區工人我們實行保護的新標誌，使他們擺脫那些損害他們利益也損害貿易自由的種種障礙，”這位不幸的國王在一份敕令中這樣說道。

巴黎的工廠、製造業、高爐在大革命前夕大量增長，終於使政府警覺起來。看到工業的發展，政府充滿若干臆想的恐懼。我們在文件中發現1782年御前會議的判決，它說道：“鑒於製造業的飛躍發展導致木材的消耗，損及城市的供應，國王禁止今後在城市方圓15里之內建造這類工廠。”至於這種人口聚集會產生的真正危險，當時並無人察覺。

這樣，巴黎變成了法蘭西的主人，並且已經彙集起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將成為巴黎的主人。

看來，今天人們已相當一致地認為，行政上的中央集權制和巴黎的至高無上權力，是40年來在我們眼前不斷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無需費力便將使大家看到，舊君主制突然之間猛烈毀滅，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於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場革命的主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