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革命風暴中（上）
黃仁事件前後
王劍虹病逝，一個活脫脫的富有才華的生命倏然熄滅了。他們的愛情生活是短暫的，但過去這一段火一樣的熱情，海一樣的深情，溫柔、光輝、詩意濃厚的戀愛，都是瞿秋白畢生難忘的。往日的酬唱頓然停止，剩下一個人，難免有人去樓空，蕭索悲涼之感。然而，人民大眾革命鬥爭的火焰，正在中國大地上燃起，總有一天要形成燎原之勢。一切革命者，都在用自己的光和熱，加快這地火的升騰。瞿秋白的悲痛，也被日日夜夜緊張奮鬥的激情沖淡了。工作時，他依然是那樣勤奮，那樣忘我，那樣生氣勃勃。
廣州的反擊右派鬥爭結束以後，瞿秋白沒有馬上回上海。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了兩次會。瞿秋白開完會後，繼續留在廣州。這時，正是英帝國主義支持的廣州買辦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武裝商團蠢動之際。形勢日益緊張，而廣州革命政府卻游移不決，甚至謀求對商團實行妥協。中國共產黨公開發表政治主張，力促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左派，堅決以武力鎮壓反革命叛亂。9月23日，瞿秋白寫廣州通信《帝國主義與反革命壓迫下之孫中山政府》一文；10月2日又寫廣州通信《廣州印刷工人罷工之經過》，先後送給《嚮導》。前一篇文章就廣州商團叛亂事件，進行了評論，指出：“這次扣械風潮的最後原因實在於英國帝國主義之陰謀。”①“扣械問題不但不是商人和政府衝突——決不是如此簡單；而且不單是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及買辦階級的衝突——卻是帝國主義買辦階級進攻廣州政府，而政府及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巧為內應的活劇。”②文章對國民黨內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治面目及其本質，進行了具體分析，指出：“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變中的關係最堪注意：商團首領陳廉伯、陳慕受，都是國民黨右派黨員，贊助反革命及買辦階級的軍人，也都是國民黨右派黨員；游移不定，沒有決心鎮壓反革命的，是國民黨中派諸要人；決然要求解除商團武裝，而武裝勞動平民的則是真正革命的生力軍——左派分子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群眾。”右派“代表買辦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左派即革命派是代表勞動平民的利益”；中派則“幻想維持政權，又不敢接受平民群眾之贊助”，“助長了妥協派以至於反動派的氣焰”③。總之，“國民革命里的分化，在這次事變中已經看得非常清楚。還要保存國民黨歷史上革命光榮的人，究竟願意走進那一條道路？這是一個根本問題。”④瞿秋白是把商團事件中暴露出來的革命營壘中的分化，與革命的前途聯繫起來的。他用嚴酷的階級鬥爭的現實，告誡一切革命黨人：妥協讓步是沒有出路的，必須堅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鎮壓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武裝叛亂。那種“單想用暗渡陳倉的方法去迴避革命，無論口頭上怎樣拚命的否認黨中有派，是不成的；其結果必定是政治上的降服於右派，或者簡直是降服於反革命派與帝國主義。”⑤——
①②③④⑤《嚮導》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在《廣州印刷工人罷工之經過》一文中，瞿秋白就廣州政府壓制印刷工人為反對報界公會資本家而舉行的罷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為反對報界資本家的壓迫，提出的正當要求①是無可非議的，並不是與政府為難，更不是“破壞宣傳機關”。廣州政府應該明了：工人的要求是“贊助國民革命——表現自己的力量的贊助國民革命的政府；不肯讓政府單獨去對付違反國民黨改善農工生活政綱的‘報界’”；是“以工人實力贊助國民黨鎮服廣州黨內黨外的反革命派，並且達到自己的絕不能稍緩的經濟要求”。②事實證明，工農群眾是衷心擁護革命的廣東政府的，他們在不久以後積极參加了對商團叛亂的武裝鎮壓行動，並且在以後的一系列革命鬥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①印刷工人的三項要求是：（一）各報館宣言擁護革命，反對商團；（二）各報館不再做反對工人的宣傳；（三）加薪。
②《嚮導》第85期，1924年10月1日。
10月初，瞿秋白回到了上海。
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上海大學師生與社會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在革命鬥爭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先後創辦了平民學校，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幫助工人組織工會，培養工人運動的骨幹。北京、保定學界發生學潮，上海大學學生立即起而聲援，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瞿秋白回到上海大學不久，上海各界三十多個團體正在籌備國慶紀念大會，10月10日，天氣極好。清晨，上海大學學生會負責人楊之華和幾位同學，邀請瞿秋白到河南路橋北面天后宮參加大會。他們先到半淞園去散步，然後再去參加上午十點召開的大會。當他們登上電車后，得到報告：租界當局勾結國民黨右派、無政府主義派，收買了地痞流氓，準備搗亂今天的大會。同學們當即要瞿秋白暫時回家，他們先到會場去看看動靜再說。瞿秋白下車，回家工作。
這時正值江浙戰爭爆發，江蘇軍閥齊燮元和浙江軍閥盧永祥火併。控制會議的國民黨右派喻育之、童理章主張助盧倒齊，遭到與會進步學生的反對，他們發表演講，反對一切軍閥，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竟被誣為“姦細”。上海大學學生黃仁鼓掌贊成反帝反軍閥的演講，竟被右派收買的暴徒毆打，從七尺高的台上推下，跌落台下硬石上面，頓時口鼻流血，不省人事。警察竟將黃仁等受傷同學關閉起來，而任兇手走脫。楊之華等人急忙將黃仁救出，送往同仁醫院救治，院方以傷勢過重，拒不收留，又送往寶隆醫院。這時又得到消息：租界當局要採取恐怖手段鎮壓共產黨人，瞿秋白的處境也很危險。
黃仁送到醫院時蘇醒過來，但鼻出黃水，嘔飯溺血，慘不忍睹。醫生說，傷及腦部，已難醫治。當晚，黨組織派楊之華等同學到醫院看護黃仁。午夜過後，瞿秋白來看視黃仁，楊之華把醫生的意見告訴他。他俯下身來，撫摸着黃仁的額角，小心地揭開被子，輕輕地呼喚着黃仁的名字。但是，黃仁仍然昏迷不省，無法答應了。臨走時，瞿秋白說，明天清晨就把棺木、壽衣送來。第二天夜間，黃仁呼吸困難，延至12日凌晨二時氣絕。經屍體解剖，證明臚骨已破，腦質損壞，內臟多處受傷，確為因傷斃命。
當天，瞿秋白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組織反對國民黨右派暴行的行動委員會，指揮全上海人民起來抗議這種暴行①。上海大學學生會於10月15日通電全國，指出：“黃君之死，實為反對帝國主義而死，為反對軍閥而死，為黨義而死，為謀全國人民之利益而死”。②“黃君……乃先全國人民而死者之一人，民與賊不兩立，望我同胞從速聯合起來，向帝國主義與軍閥下猛烈之總攻擊”。③10月27日，在上海大學舉行黃仁烈士追悼大會，到會人數眾多。瞿秋白、沈玄廬、惲代英等及各公團代表，都發表了演說。會議進行了三個小時，“會場演說極悲壯激昂之至，聞者色動”④——
①楊之華：《秋白同志年譜》，未刊稿。
②③《黃仁慘死之抗議聲》，《民國日報》1924年10月17日。
④《黃仁烈士追悼會紀事》，《民國日報》1924年10月28日。
黃仁被害事件，影響所及，使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共產黨員、左派國民黨人與英國文學系的國民黨右派之間的鬥爭激化起來。社會學系學生反對英文系主任、右派何世楨，英文系學生反對社會學系主任瞿秋白。結果，何世楨和瞿秋白雙雙辭去系主任職務。此後，瞿秋白仍然常來上海大學講課。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共產黨人毛澤東、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鄧中夏、楊之華等聯名上書孫中山，指斥葉楚傖“主持不力，（對右派）跡近縱容”。①在《民國日報》編輯部，反擊右派葉楚傖等人的鬥爭也很激烈。瞿秋白上書孫中山，指出上海《民國日報》“言論詫異”，要求改組，孫中山把瞿秋白來書批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②。革命力量在《民國日報》逐漸佔據優勢，迫使右派領袖葉楚傖退出報社——
①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323頁。
②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十次會議記錄，1924年12月11日。
11月，孫中山自廣州北上途經上海。上海大學師生到黃浦江邊歡迎，並暗中加以警衛。當上海大學迎接隊伍返校途經嵩山路時，法租界巡捕將校旗奪走，后經交涉，才由法巡房送回。帝國主義對上海大學師生的革命活動，十分恐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日報》記載說：“最近幾個月來，中國布爾什維克之活動有顯著之復活，頗堪注意。這些過激分子的總機關設在西摩路132號上海大學內，彼等在該處出版排外之報紙——《嚮導》，貯藏社會主義之書籍以供出售，如《中國青年》、《前鋒》。該大學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開的共產黨人，彼等正逐漸引導學生走向該政治信仰。教授中計有：邵仲輝，又名邵力子，《民國日報》編輯，彼系共產黨人已幾年了；社會學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國布爾什維克領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統，於1921年因共產黨活動在日本被驅逐出境。其地位較低之教授而為《嚮導》寫稿的則有：蔣光赤、張太雷、劉含初。”①12月9日下午，在會審公廨授意下，工部局警務處刑事處及靜安寺巡捕房包探，突然對上海大學和師生宿舍進行公開搜查，搜去“排外性質書籍三百冊”②，“社會主義性質之俄文書籍三百四十本”③。警務處在報告中說：“所發現的證據都明顯地說明了該校的三百個學生的大部分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們所受的訓練，無疑地是企圖使他們成為有智力的共產主義宣傳家的。”④“從發現的書籍中可以看出，教授中有些人是熟諳俄國語言及文學的。”⑤會審公廨傳訊了代理校長邵力子，並判將抄獲書刊一律銷毀。租界當局下令通緝瞿秋白，並將在上海大學圖書館值班的學生李炳祥帶到捕房，包探問他：“瞿秋白在哪裏？”李炳祥回答：“我在書報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誰，更不知他在哪裏。”⑥幸好，瞿秋白已於一個月前由慕爾鳴路搬到閘北寶通路順泰里十二號，這時又隱居於先施公司職員孫瑞賢的家中，得以逃避捕房的緝拿。當楊之華告訴他家中和學校被搜查，書刊（其中的俄文書，是他在莫斯科節省了自己的食糖換來的）被焚毀的消息時，他輕輕放下手中的筆，站起身來，冷靜地在桌子周圍來回地走着。然後，他停下來說：“書燒了，但是進步的思想是毀滅不了的！”⑦——
①②③④⑤上
⑥⑦楊之華：《憶秋白》，《紅旗飄飄》第8期。
同志，戰友，妻子
1924年11月18日①，瞿秋白第二次結婚，愛人是他的學生和戰友楊之華——
①過去一向說，瞿楊於1924年11月7日結婚。據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1月27—29日連續三天刊登的沈劍龍、楊之華啟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脫離戀愛的關係”，則瞿楊結婚時間不應在此以前。
在極端尖銳的鬥爭中，許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戰鬥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義相合的朋友。在這個革命情誼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戰友之間，會逐漸加深情誼，甚至很快便會發展到互相愛慕，而結合起來。瞿秋白和楊之華之間的愛情，就是這種超平常態的快速的結合。
楊之華又名小華、杏花，別名文君、文尹、杜寧，浙江省肖山縣人，1900年生於肖山縣坎山街三岔路。在這個小鎮上，楊家曾經是當地首富，地中之外兼營米絲生意，後來家道雖然衰落，但在鄉里仍然有些地位。楊之華幼時聰敏好學，性格溫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親友寵愛地叫她“小貓姑娘”。但是這位小姑娘卻很有個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長輩一向重男輕女，哥哥們可以在專門為他們辦的家塾讀書，卻不許女兒讀書。楊之華常常躲在書房門外偷聽塾師授課。塾師見她好學，便請求家長允許，讓她與男孩一起讀書。那時，女子纏足，是天經地義，楊之華屢次反抗，終於使母親讓步。五四運動前後，楊之華衝破封建藩籬，來到杭州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求學，深受新文化運動的薰陶。從杭州回到家裏，她毅然剪掉長發，還下水游泳，上街騎自行車，一時轟動，傳為奇聞。1920年她與沈劍龍結婚，去夫家時只穿一套粉紅色衣服，既不坐轎也不帶嫁妝，不請酒設宴。當時，她聽說上海《星期評論》社要組織一批青年到蘇俄去學習，便來到上海，結果沒有去成，留在《星期評論》社工作。1921年，當時還是共產黨人的沈玄廬在肖山縣衙前鎮與當地農民領袖李成虎一起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為了促進農民運動的發展，沈玄廬仿效黨在城市中從辦工人夜校入手開展工人運動的方法，邀請宣中華、徐白民、楊之華等人，興辦衙前農民小學，學際上成為發動和團結衙前農民的活動中心。肖山農民運動，1921年秋冬達到高潮，掀開了中國新型的農民運動史的第一頁。楊之華在農民運動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這一時期，婦女解放問題引起了楊之華的重視，從1922年7月到11月，她先後在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上發表了《社交和戀愛》、《對於“爭論‘社交和戀愛’”的爭論》、《離婚問題的我見》、《談女子職業》等文章，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喊出了千萬婦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聲。她寫道：“男女社交在社會上自然是很重要的問題。自五四運動以來，提倡公開的人也很多。可是終不易實行。……依我個人想起來，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礙。一面說要社交公開，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開。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進行的路。”①這時，有一個人向楊之華求愛，遭到拒絕，他竟背地裏散佈說楊之華同意與他戀愛。他對真正的愛情全然無知，卻說“弔膀子”是“無產階級的戀愛方式”。②楊之華著文揭露了這個人的嘴臉，鞭撻了他的醜惡的靈魂。她寫道：“‘弔膀子’是不生產者虛偽的沒廉恥的誘騙異性的專有名詞，所以社會上都認弔膀子是兩性間一種惡行為，而這位先生竟把弔膀子當作戀愛！”“真正無相當知識的無產階級的人，可憐他們一天到晚做工都來不及，還有什麼工夫去弔膀子？這位先生憑空拖了無產階級來掩護他公然鼓吹弔膀子的主張，並且把知識、名望、人格蘊藏在漂亮衣服、特別言動堆里，不但污衊了知識、名望、人格，簡直污衊了純潔的無產階級”。③舊社會裏婦女地位低下，楊之華痛感於婦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聲疾呼婦女要獨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蟲，“我們終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舊去依賴男子；對於女子，我們應當有互助的心”。④婦女們應該起來奮鬥，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那時她們“將由被壓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覺而進到自主的地位了。”⑤——
①《社交和戀愛》。1922年7月《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
②《對於“爭論‘社交和戀愛’”的爭論》。1922年8月11日《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
③《對於“爭論‘社交和戀愛’”的爭論》。1922年8月11日《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
④《談女子職業》。1922年11月《民國日報》副刊《婦女評論》。
⑤《保定女師學潮給我們的希望》。《婦女周報》第34期，1924年4月。
1923年底，楊之華報考上海大學，錄取后在社會學系學習。她學習刻苦，追求真理，並積极參加社會活動。她是上海大學學生會負責人之一，同時參加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國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青年婦女部工作。在那裏，她認識了向警予。向警予擔任該部助理，楊之華和張琴秋兩人協助她工作。楊之華最初認識瞿秋白，僅僅是在課堂上。平時，瞿秋白嚴肅沉靜，不苟言笑。因此，有人說他是“驕傲的”、“冷酷的”。不久，在鮑羅廷家中的一次會見，使她對他有了新的認識。
有一天，蘇聯顧問鮑羅廷夫婦要了解上海婦女運動的情況。向警予因事離滬，上海大學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通知楊之華到鮑羅廷那裏去彙報。她到了那裏時，意外地遇見了瞿秋白，原來忐忑不安的心情頓時平靜下來。瞿秋白擔任她們談話的翻譯，在他的幫助下，她順利完成了彙報任務。她後來說：“從這次工作接觸后，我覺得他很誠懇，很願意幫助別人。他不但不驕傲，而是很謙虛；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熱情。他的熱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蘊藏在內心，只有當人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才能深切感覺到這種熱情的力量。”①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幫助下，楊之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就是瞿秋白——
①楊之華：《憶秋白》。
楊之華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辦的。楊、沈兩家是世交，楊之華和沈劍龍在幼年時，便由雙方的家長楊父楊羹梅和沈父沈玄廬定了親。結婚時，沈劍龍還在學校念書。表面上看，沈劍龍俊俏聰明，但實際上是個貪圖色慾，腐化墮落，而且思想變得越來越反動的花花公子，連他父親也不滿意這個放蕩的兒子。沈玄廬支持楊之華到上海求學。沈玄廬與邵力子也是世交，楊之華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兒沈曉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劍龍在楊之華去上海大學求學期間，生活更加糜爛，在家鄉愈發鬧得不象樣子。楊之華寫給他的大量信件，他連看也不看，氣得沈玄廬把這些信寄回給楊之華，說他兒子根本沒有看。從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這一對夫妻，從結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現了裂痕，並且分岐越來越大，最後到了不得不分離的地步。楊之華把女兒的名字改為獨伊，意思是只生這一個，以此表明她對沈劍龍的怨恨和決裂。楊之華要求與沈劍龍離婚，得到了沈玄廬的支持。
關於楊沈的離婚，瞿楊的結婚，還有一段佳話，下面是楊之英的回憶①：——
①楊之英：《紀念我的姐姐楊之華》。《回憶楊之華》第147—148頁。李文宜也有同樣的回憶，唯情節稍有出入，見同書第57頁。
我第一次見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來的時候。當時姐姐已決定與沈劍龍離婚，她和秋白來家就是為商議這件事的。秋白給我的印象是文質彬彬，說話斯文，十分有禮貌。他們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劍龍請來，三個人關在房間裏談了差不多一整夜。
臨別時，我看他們說話都心平氣和，十分冷靜，猜想姐姐與沈劍龍離婚和秋白結婚的事已經達成協議。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辦的《民國日報》上就登出了兩條啟事，一條是姐姐與沈劍龍的離婚啟事，一條是姐姐與秋白的結婚啟事。①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結婚。我的父母親認為這事丟了楊家的面子，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但姐姐從此卻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獻身於革命的道路——
①瞿、楊啟事稱：“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戀愛的關係”。楊、沈啟事稱：“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脫離戀愛的關係。”瞿、沈啟事稱：“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們正式結合朋友的關係。”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11月27、28、29日。
瞿秋白和楊之華的超乎尋常的結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於非議。瞿秋白的心情很苦惱。他在這時寫了十幾封信，寄給在北京的丁玲，幾乎每一封信都責罵自己，說他對不起王劍虹，還說，什麼人都不配批評他，只有天上的夢可（王劍虹）才有資格批評他。這一束象謎似的、使人費解的信，表達了他的內心的煩惱和惶惑，反映了一個人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狀態。在現實生活中，不論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還是偉大的、傑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這種矛盾的困擾。要徹底排除這種困擾，除了消除造成這種困擾的個人的主觀因素外，還要消除外在的客觀的因素，即社會和階級的落後於時代的消極因素；後者，也許是更重要的。
楊之華離開沈劍龍后，沈玄廬夫婦從此不許她再來見女兒獨伊。楊之華思女心切，渴望一見。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熱情地給予安慰，並於1925年初幫她抽空回鄉探望。她避開公婆，偷偷地見了女兒一面，又匆匆而別。回到上海，楊之華仍對女兒思念不已。瞿秋白想盡一切方法為她解憂。他講《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給她聽，他說：“你過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時不能見到孩子，這一點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舊的社會制度窒息了多少人們的心靈呵！但是你處的時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時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會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夠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夠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寫了一首長詩給楊之華，咒詛黑暗的舊社會，但孩子將有光明的前途，他會愛護她，培養她，教育她，使她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不久，楊之華徵得瞿秋白同意，他們一起回到肖山家中。在母親那裏，他們決定派人去把孩子從沈家偷出來，抱回上海。那天，他倆站在山上，一會兒看到孩子出來，楊之華剛剛把她抱在懷裏，就被追趕來的兩個大漢把孩子奪走了。孩子哭喊着媽媽，楊之華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來。她和瞿秋白沿着河邊，冷清凄涼地走着。兩人都默默無語，楊之華第一次看見瞿秋白流下了眼淚。後來，楊之華的母親，設法接獨伊到外婆家來玩，然後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終於團聚。
這段時間裏，發生了一件趣事。
瞿秋白五四時代的老朋友鄭振鐸和高君箴結婚。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書上必須蓋有主婚人，即雙方家長，介紹人及新郎新娘的圖章。臨到舉行婚禮的前一天，鄭振鐸這才發現他的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他就寫信請瞿秋白代刻一個。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卻是一張臨時寫起來的“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需，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銅章、銀章另議。鄭振鐸一看，以為瞿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請沈雁冰刻。第二天上午，沈雁冰把他連夜刻好的圖章送到鄭振鐸那裏。忽然瞿秋白派人送來一封紅紙包，大書“賀儀五十元”。鄭振鐸正在說：“何必送這樣重的禮！”沈雁冰已把紙包打開，原來是三方圖章，一個是鄭母的，另兩個是鄭振鐸和高君箴的。鄭、高兩章合為一對，刻邊款“長樂”二字。鄭、高兩人都是福建長樂縣人，又是新婚之喜，“長樂”二字，是用意雙關的。沈雁冰一算：潤格加倍，邊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這個玩笑，出人意外，鄭振鐸和沈雁冰不禁捧腹大笑。下午，舉行結婚儀式。瞿秋白也來賀喜，請他講話，他便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這個題目，講了又莊嚴又詼諧的一番話，大意是婦女要解放，戀愛要自由。滿堂賓客，有瞠目結舌者，有鼓掌歡呼者，都引為奇聞。
瞿秋白和沈雁冰是1923年相識的，後來兩家就隔壁住着，經常往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熱血日報》
被帝國主義的租界當局通緝以後，瞿秋白轉入了地下活動，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黨的工作上來。他先是隱居在北四川路底興業里一號孫瑞賢家三層樓的閣樓上，楊之華負責與他聯繫。不久，他們遷到寶山路順泰里十二號一間窄小的房間，床、桌、椅之外，就只有很小的一塊空地了。瞿秋白經常在這小塊空地上繞着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吸煙。他不時拿起筆來，出神地咬着筆端，苦苦思索，打着腹稿，然後落筆，一氣呵成，把文章寫好；常常一個通宵就這樣過去了。
孫中山北上，向全國倡議召開國民會議，以抵制軍閥專制統治。楊之華積极參加了上海國民會議促進會的活動，在討論會綱會章時，她慷慨陳詞，大聲疾呼婦女解放，將爭取女權問題列入綱領。12月8日，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進會成立，向警予、劉清揚、楊之華等十八人當選為委員。孫中山路過上海，各界在環龍路舉行盛大歡迎會，楊之華代表女界發表了演說，讚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
1924年冬天，楊之華經常穿着女工的衣服和布鞋，深入到工人夜校和女工多的工廠去活動。她幾乎走遍了楊樹浦的老怡和紗廠、東方紗廠、大康紗廠和班達蛋廠，引翔港的公大、同興、厚生紗廠，浦東的日華紗廠、英美煙廠，虹鎮的協成絲廠等等。她和工人們談心，關心她們的疾苦，動員她們學文化，和廣大女工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工作，得到了瞿秋白的支持和鼓勵。他很關心工人夜校，常常要楊之華向他報告夜校工作的情況以及工人們提出的問題。他雖然工作繁忙，也抽出時間幫助她選擇書籍，收集資料，教她有系統有計劃地編寫教材，解答工人提出的問題。上海大學學生劉劍華即劉華，原是中華書局的學徒，考入上海大學後半工半讀，生活艱苦。瞿秋白經常找他談話，幫助他解決工作中的困難，關心他的生活，常常要楊之華送些錢給他用。有一次，劉華患感冒，他忙要楊之華買了白松糖漿送去。劉華後來成長為優秀的工人階級的領袖。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瞿秋白參加大會的領導工作，並擔任大會政治決議草案審查小組組長。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對草案中若干重要問題，如對黨如何正確建立國共合作和領導國民革命等，都作了理論性的闡釋。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瞿秋白當選為中央委員，與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組成中央局（相當於中央常委會），並與蔡和森一起擔任宣傳委員，負責主編《嚮導》。楊之華任中央婦女部委員。
1925年2月，上海滬西日商內外棉各廠，由於廠方無理地開除工人，拘捕工人代表，工人群眾便湧向滬西工友俱樂部，要求給予支持。中央上海地委緊急通知上海大學支部派人組織罷工委員會，領導工人罷工。中共上海大學支部立即派鄧中夏、郭伯和、劉華、楊之華等到潭子灣滬西工友俱樂部，和李立三一起發動了著名的二月罷工，取得了部分勝利。罷工中工會組織迅速發展，小沙渡的工會會員很快由一千人發展到六千人，楊樹浦增加到三千人。罷工結束后，鄧中夏被警察逮捕。瞿秋白聞訊后焦急不安，他叫楊之華化裝成家庭婦女，到外面探聽消息，直到鄧中夏獲釋，他才放心。在二月罷工期間，瞿秋白於2月2日、11日、18日、12日，先後為《嚮導》寫了四篇文章，指出工人階級是中國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在這中國民族的總鬥爭日漸興起的時候，工人階級自然力求奮起而領導他。”①“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繼續進行，都全看新起的職工運動能否充分的自由發展，中國工人階級能否因此發展而成為偉大的獨立的政治勢力。”②他已經看到了即將興起的工人運動的高潮。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追悼孫中山的活動中，大張旗鼓地宣傳了三大政策，宣傳了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革命綱領。瞿秋白在這前後，連續發表了《孫中山與中國革命運動》、《孫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績》、《孫中山之死與孫中山之敵》等文章，高度評價了孫中山偉大奮鬥的一生。他說：
孫中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袖，這是全世界人所承認的。他生存的幾十年，全世界的反動者、壓迫者、剝削者，以及一切國賊、民賊，時時提心弔膽，坐卧不安。
……孫中山先生一生的事業，都是民族革命。他絕不妥協的反對滿洲貴族，反對專制政體；……他絕不妥協的反對袁世凱等北洋軍閥及一切滿清遺孽；……年來他更徹底主張反對列強帝國主義，反對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對屠殺農工的英國買辦軍閥（商團）；於是列強帝國主義、買辦階級，以及研究系，時事新報等的民賊，更加痛恨他，詛咒他。③
瞿秋白逐一駁斥了敵人對孫中山的污衊，指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國民革命的象徵，孫中山先生雖死，中國平民這種革命的意志是不會死的。”“中山雖死，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不死，中國大多數平民、農人、工人不死，中山之國民革命，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的理想不死”，“孫中山是永不死的！”④——
①②《一九二三年之“二七”與一九二五年之“二七”》。《嚮導》第101期，1925年2月7日。
③④《孫中山之死與孫中山之敵》。《嚮導》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
4月，瞿秋白為紀念五四運動六周年，總結五四愛國運動的歷史經驗，寫了《五四紀念與民族革命運動》一文，明確指出：“五四運動爆發，在世界史上實在是分划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前後兩時期的運動”。進一步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已經自覺的來參加民族革命，而且要做這革命中之領袖階級”；“中國的農民，尤其是南方的農民，也已經開始做有組織的鬥爭，而且贊助民族革命。”要“仗着廣大的農工平民群眾的力量，創造真正平民的獨立的中華共和國！”①——
①《嚮導》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5月上旬，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資本家取締工會，工人又連續罷工。青島日本紗廠工人也要求廠方承認工會和增加工資舉行大罷工，取得一定的勝利。5月下旬，為反對日本資本家壓迫工會，紗廠工人又舉行第二次大罷工。5月15日，上海日本資本家槍殺內外棉七廠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打傷工人十餘人。5月28日，青島日本紗廠資本家勾結奉系軍閥槍殺罷工工人八人，重傷十餘人，逮捕七十餘人。日本資本家的暴行，激起中國人民的更大憤怒。中共中央適時地決定把工人的經濟鬥爭轉變為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5月30日，上海各界民眾在上海外國租界舉行遊行示威，英帝國主義竟命令巡捕開槍屠殺群眾，打死13人，打傷幾十人，逮捕數十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其中，上海大學學生何秉彝被打死，瞿景白等二十多人被捕。
楊之華參加了遊行示威，並親眼看到了這場血腥地屠殺。她馬上回到家裏。李立三也來了。他們向瞿秋白報告了情況，瞿秋白抑制着憤怒說：“這是帝國主義直接進攻中國革命的罪惡挑釁，他們想用屠殺革命群眾的手段來撲滅國民革命運動。我們必須擴大革命的進攻來粉碎帝國主義的進攻！”31日清晨，中共中央在閘北橫浜橋附近一幢舊式樓房裏召開緊急會議，研討對策。會議決定由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劉華和瞿秋白等組成行動委員會，領導展開反帝鬥爭，立即成立上海總工會，發佈總同盟罷工宣言，號召全上海人民起來舉行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鬥爭；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各被壓迫階級的群眾起來，掀起全國性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為廢除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奮鬥。會議還決定出版《熱血日報》，由瞿秋白負責主編，並從中央宣傳部、上海《民國日報》抽調了鄭超麟、沈澤民、何味辛等人組成編輯委員會。
6月4日，《熱血日報》正式出版，前幾期的報頭題字，是瞿秋白題寫的。這時，瞿秋白仍然處於地下狀態，他秘密來往於中央機關、編輯部和寓所之間。報社設在閘北浙江路底華興路56號一間客堂里，房間狹小，陳設簡單，燈光昏暗。瞿秋白帶着病，和其他同志圍坐在一張白木長桌上，揮汗工作。他非常喜歡和重視報刊工作，對楊之華說：“這樣工作比在大學講台上講課要有效得多。”他是主編和主要撰稿人，除了寫社論、編新聞、看大樣，還和大家一起做校對等工作。在五卅運動期間，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要參加中央和地方黨的許多會議，為中央起草文件，給黨刊寫文章，向黨團積極分子作報告，有時還秘密地去參加群眾大會（如6月11日在上海西門召開的三十萬人的市民大會）。為了使報紙的言論主張，容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瞿秋白特別重視聯繫群眾，了解群眾的要求和愛好。他說，報紙宣傳工作和打仗一樣，必須做到知己知彼，每天了解敵友我的動態和思想。他除了在中央和地方黨的會議上了解情況外，又通過黨辦的國民通訊社，佈置採訪要求，聽取記者的彙報。楊之華每天穿上工人服裝到浦東區組織工人，進行鬥爭。她已善於採取各種方法，逃避敵人的偵察，進行革命工作。她經常約女工在玉佛寺、財神廟門前，裝作香客，坐在廟門兩旁的長石凳上接頭談話。她還認識了幾個尼姑。同志們風趣地說她做“善男信女”了。她白天了解了大量的情況，晚上瞿秋白總是很有興趣地聽她報告，從中了解工人們的思想情緒。他自己有時也化裝深入工人居住區，直接傾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有一次，他到閘北的一個工人住宅區，看到一個工人正在看《商報》，就和他聊起來。工人說，這種報紙不為工人說話，儘是向著外國人和資本家，他文化低又看不太懂，希望有為工人說話又能看懂的自己的報紙。瞿秋白非常重視工人的意見。《熱血日報》組織了群眾通訊員，經常刊登工人、學生、店員、海員的來稿來信。編輯修改文稿時，他十分注意文字的通俗化，儘可能地使用方言、口語，文章篇幅力求簡短。《熱血日報》刊登了不少用民間文學形式，如五更調、十二月花名、泗州調、京調、無錫景調等寫的通俗歌謠，很受工人讀者和市民群眾的歡迎。經過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苦心經營，《熱血日報》辦得生氣勃勃，稱得起旗幟鮮明，編排新穎，內容充實，文字生動。一張每期只有八開四版的報紙，門類繁多，引人入勝，它包括了社論、專論、國內外緊要新聞、匯志、雜感、詩歌、民歌、小言、來件、口號等十幾項。此外，還辟有《外人鐵蹄下的中國》、《外人鐵蹄下之上海》、《輿論之裁判》等等專欄。
《熱血日報》非常重視報道上海和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消息，專門開闢《罷市罷工消息匯志》，讀者每天可以及時地從這裏看到上海和全國人民愛國反帝運動的情況與經驗，了解黨的方針政策，從而有力地抵制了帝國主義控制的《字林西報》、《泰晤士報》、《大陸報》以及軍閥政府、政客、學閥、買辦控制的《時事新報》、《時報》、《新聞報》等對於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污衊和誹謗，指明了鬥爭的方向。《熱血日報》還大量報道了世界各國人民在政治上、道義上、物質上支援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消息，更加激發了中國人民堅持進行反帝鬥爭的熱情。
《熱血日報》共出版了二十四期。瞿秋白寫了數十篇文字，包括社論、專論及大量短篇評論文章，多的二千字，少的二百字，差不多每期刊出二篇。他在發刊詞中莊嚴地宣告：
現在全上海市民的熱血，已被外人的槍彈燒得沸騰到頂點了，民族自由的爭鬥是一個普遍的長期的爭鬥，不但上海市民的熱血要持續的沸騰着，並且空間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熱血，引起全國人民的熱血，時間上要用現在人的熱血，引起繼起者的熱血。……現世界強者佔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只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手中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
這裏，“冷鐵”，就是武器；革命者一旦掌握了武器，建立了革命的武裝，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等一切所謂的強者，便會統統被打倒，他們的末日終將來到！《熱血日報》第十六期到十八期，連續刊載了曹起鳴、魏祖弼等所寫《解放中國與武裝平民》的長篇文章，提出“欲御外侮，靖內奸，必須有平民之武裝”；“有平民之軍隊而後有平民之政權；然後可以雪恥，可以立國，可以求得我四萬萬人夢想中之自由與獨立。”①刊登這種提倡武裝鬥爭的文章，自然反映了編者重視武裝革命的政治主張——
①《熱血日報》，1925年6月21日。
《熱血日報》無情地揭露了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和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6月上旬，經美國駐華代辦梅耶策劃；由美、日、法、英、意、比組成“六國滬案調查委員會”到達上海，製造“和解”氣氛，欺騙中國人民。《熱血日報》發表《公使團與開槍的西捕》、《無恥的美帝國主義》等文，予以戳穿，號召中國人民不要對帝國主義存任何幻想，而必須打倒它們！五卅運動爆發后，北京政府假惺惺地派遣“特派員”蔡廷干、曾宗鑒到達上海，聲稱要調查和交涉五卅屠殺民眾慘案。第一天他們還與領導上海反帝鬥爭的工商學聯合會虛與委蛇，第二天便露出破壞反帝鬥爭的真面目。對於工商學聯合會所提解決五卅案的合理條件，他們竟說：“此等條件未可一律看待，亦猶國民拿一桌菜來，我不能一時即吃，尚須有所選擇”。他們公然為逞兇殺人、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國家開脫：“日領甚表好意，國際事件，甚賴各國之相助，願國人亦分別視之。”他們居然勸告工商學界停止罷工、罷市、罷課，開市、復工、上課。對此，瞿秋白懷着強烈的憎恨，在為《熱血日報》所寫的社論《監督政府的外交！》、《五卅交涉的危機——注意亡國的外交政策！》中；嚴厲地質問他們：“蔡、曾兩人究竟是代表中國，還是代表日本、英國、美國？”“這種政府代表，我們還能避免和他們衝突？還能相信他們辦交涉不辱國權？”①“蔡曾這種口吻，簡直是代表外國人向國民宣戰”，“這種外交代表不但是中國人格的大恥辱，簡直公然做日本的走狗。他們來上海的使命，照此看來，並不是調查五卅屠殺案，也不是辦交涉，簡直是做日本人的姦細，想破壞罷市罷工運動，以獻媚於他們的主人。”②在帝國主義走狗北京政府的欺騙和壓力面前，中國人民應該依靠自己的力量堅持鬥爭。因此，“必須用‘堅持’與‘團結’這兩個武器，……堅持的反面是‘速了’，團結的反面是‘分裂’，所以‘速了’與‘分裂’這兩個口號，都是奸人暗中破壞我們此次運動之武器，我們要防備！”③——
①《熱血日報》，1925年6月9日社論。
②《熱血日報》，1925年6月10日社論。
③《熱血日報》，1925年6月6日社論。
果然不出所料，帝國主義者在進行野蠻屠殺的同時，又採取欺騙分化、威脅利誘的詭計，使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脫離反帝愛國統一戰線。代表資產階級上層利益的、以虞洽卿為首的上海總商會，為了左右運動的發展，另外組織了“五卅委員會”，竟把工商學聯合會提出的十七項條件改為十三條，刪棄了撤退外國軍警、取消領事裁判權、工人有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等重要條款。一些學閥、政客如梁啟超、丁文江、顧維鈞、唐紹儀等“高等華人”也發表文章，同軍閥、財閥一起，破壞愛國反帝運動。對於這種無恥的叛賣行為，瞿秋白先後著文數篇，予以無情的揭露。在《上海總商會究竟要的什麼？》一文中，指出，總商會代表一小部分殷實的大商人，錢多勢大，理應贊助反帝愛國運動，而實際上“卻第一步就破裂這一民眾的對外運動”，他們“要的是保障外人在華利益”，“完全犧牲民眾利益，要的是壟斷交涉，希圖討外人的好。”①在《全中國都要受外人屠殺了——上海總商會卻還要反對民眾的團結》一文中，瞿秋白號召“大家趕緊起來反對，尤其是商界，不應當讓這少數人壟斷，冒名代表全體商人。”“當今最緊要的事，便是乘這民氣伸張的時候，把學生、工人、商人都嚴密地組織起來，甚至於鄉村中的農民，也應當幫助他們組織。有了這種組織之後，民眾才能有真實的力量，才能持久的和強暴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去奮鬥”②——
①《熱血日報》，1925年6月14日社論。
②《熱血日報》，1925年6月15日社論。
6月中旬，傳來北京政府交通部禁止工人集會，取媚外人；湖北軍閥蕭耀南在漢口槍殺愛國者。瞿秋白立即寫《推翻媚外的軍閥官僚》一文，指出軍閥官僚“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爪牙，殘殺同胞，壓迫平民的愛國運動”，全國人民“應當立刻起來反對，反對這些帝國主義者的劊子手！”“推翻這種政府！”①
《熱血日報》尖銳地批評了對帝國主義實行退讓妥協的謬論。瞿秋白著文指出：“我們應當認清：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②英、日、法、美等帝國主義是我們的真正的敵人，軍閥政府是我們真正的敵人，他們“一致以全力維持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這種制度”③。“只有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列強各國的民眾、工人、農民以及受列強壓迫的其他弱小民族，如印度、朝鮮等，才能真正援助我們”④。他明確指出：“總之，我們民眾要靠我們自己，要靠我們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奮鬥，反對我們國外國內的一切敵人，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國，不再受人屠殺！’⑤只要是對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有利，我們應該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但絕對不可接受戴季陶的荒謬主張，把敵人當成了朋友——
①《熱血日報》，1925年6月19日社論。
②③④⑤《熱血日報》，1925年6月22日社論。
《熱血日報》以其戰鬥性、鼓動性、通俗性和體裁的多樣性，獲得了廣大的讀者，出版至第十期，銷數即達三萬份，投稿來信或親到報社接洽者，每天有一百來人。遠至江西、山東的讀者，也紛紛投書寄稿。作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是真正的屬於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屬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戰鬥者的。
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下的上海，是容不得這一張革命愛國的報紙存在的。因此，當上海總商會決定單獨停止罷市，在6月23日開市后第四天，6月27日《熱血日報》便被封禁。
反擊戴季陶主義
五卅運動，在全國掀起了反帝鬥爭的高潮；廣州和香港工人從6月開始，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罷工。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所顯示的巨大革命威力，中國共產黨所顯示的傑出的領導和組織作用，使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勢力感到恐懼，他們聚集、形成為新的右派勢力，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一起來阻撓革命的深入發展。於是，在這年8月，發生了右派暗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政治活動家廖仲愷的事件，廖在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被刺身死。與此同時，反動的戴季陶主義也應運而出籠了。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營壘的分化；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思想方面，面臨著一場無可迴避的尖銳的鬥爭。他說：“思想戰線上，我們不能不對於當時的‘偉人’：梁啟超、章行嚴、梁漱溟、張君勱、胡適之、戴季陶、獨立青年派，以及帝國主義御用的曾、左、李（並非滿清貴族御用的曾、左、李，乃是《醒獅》的國家主義派），下無情的攻擊。”①最迫切的任務，是反擊戴季陶的進攻——
①《瞿秋白論文集·自序》（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頁。
戴季陶，名傳賢，號天仇。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做投機買賣。五四運動時期，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他曾經涉獵、研究並介紹過社會主義思想和勞工運動，在嚴密的科學理論和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他也承認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稱讚過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的科學性。但是，資產階級的本能和立場，使得他在工農大眾的革命浪潮中退縮了，轉而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工農革命運動，反對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國民黨一大后，他要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取消共產黨籍，“做成一純粹之國民黨”，①遭到拒絕。失望之餘，於1924年6月辭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長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孫中山逝世后，他一方面說服一些人脫離革命，參加右派營壘，沈玄廬就是其中著名者②；一方面著書立說，從理論上歪曲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思想，取消三大政策，反對階級鬥爭和國共合作。1925年5月，他在國民黨三中全會起草宣言，極力主張確定國民黨的“最高領導原則”，即以他所歪曲的三民主義作為國民革命的中心思想。五卅運動后，革命統一戰線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激烈起來。6、7月間，戴季陶先後寫成《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提出一套反動理論，對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對革命統一戰線和國民革命進行全面的攻擊。戴季陶主義是以反對階級鬥爭為核心，以階級調和為理論基礎。其特點是：借孫中山的口號（如“大貧小貧”論），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別；借口國民革命是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不能開展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標榜自己擁護工農利益，要對他們施以“仁愛”。戴季陶用儒家的“仁愛”學說解釋孫中山的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攻擊共產党進行階級鬥爭，是“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他反對階級鬥爭，實際上正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煙幕。戴季陶提出必須以他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即戴季陶主義作為統一戰線“共信”的基礎，對於互相間沒有“共信”的共產黨人，要用“排拒性”“獨佔性”加以排斥。或者是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或者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中排斥出去。戴季陶的謬論以“中正”面目出現，說三民主義是“溫和中庸”，“和平中正”的主義；它既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又反對法西斯主義，即所謂“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而其實是要打倒共產黨——
①戴季陶致蔣中正函，1925年12月12日。
②沈玄廬因參加右派反共活動，於1925年被清除出中國共產黨。
戴季陶主義的出籠和廣泛傳播，是國民黨新右派勢力抬頭的標誌；是為蔣介石反共篡權作輿論準備的。
瞿秋白洞察到戴季陶主義的本質及其嚴重性，在中共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戴季陶主義是國民黨新右派反共反工農的旗幟，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思想武器，因此，必須粉碎戴季陶主義。8月，瞿秋白寫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隨後，又陸續寫成《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等文章，從政治、思想、組織上揭露和批判了戴季陶主義。
瞿秋白反覆研究了戴季陶的謬論，了解右派活動材料，收集各方面的反映，然後構思。寫作時，“他全神貫注在工作中，周圍的任何動靜都不聞不問。思考成熟以後，就動起筆來，襯着複寫紙一口氣寫下去，一寫就是兩份，寫得很整齊清楚，就象是重新抄過的一樣。他那駁斥戴季陶主義的小冊子——《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就在一天夜裏寫成了。”①瞿秋白駁斥了戴季陶要求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放棄階級鬥爭的謬論，保衛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他指出，共產黨不但不否認民族鬥爭，而且認為當前的民族鬥爭非常需要；但是承認民族鬥爭，並不能否認階級鬥爭。“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必然要以階級鬥爭的理論做指導；工人階級切身的經驗知道不能靠‘誘發資本家仁愛性能’的戴季陶主義和‘勸告日本人回東方來’的戴季陶策略，來得到自己的權利和日本的讓步，而要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他們知道所謂民族解放運動是要得大多數中國人民獨立自由的權利；這樣的運動方針，方能使勝利之後確有真正的民族國家的獨立和自由”。②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所提出的階級的和民族的政治經濟要求和口號，“能夠結合一般被壓迫的革命的各階級，督促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者奮鬥；因此，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能夠建立起來，持續下去。”③這個聯合戰線的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建立在“各階級對內對外的共同利益上”。④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者”，專以反對階級鬥爭為宗旨，拋開大多數工農民眾利益而說什麼國家民族利益，“實際上便是資產階級蒙蔽愚弄農工階級的政策”⑤。其“危險在於他們要使勞工群眾跟着資產階級妥協，喪失自己的階級覺悟，拋棄自己的階級鬥爭——因而始終破壞了此種解放運動”，“實際上是幫助一般帝國主義走狗——軍閥工賊的。”⑥對於戴季陶所謂仁愛的說教，瞿秋白尖銳地指出它完全是欺騙工農群眾的，其目的“是要暗示農工民眾停止自己的鬥爭，聽憑上等階級的恩命和指使，簡單些說，便是上等階級要利用農工群眾的力量來達他們的目的，卻不準農工群眾自己有階級的覺悟”。“戴季陶雖然理論上反對階級鬥爭，主張資本家的仁慈主義，然而他在實踐方面——發行那《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自己就實行思想上的階級鬥爭，不過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鬥爭罷了”⑦——
①楊之華：《回憶秋白》。
②③④⑥《義和團運動之意義與五卅運動之前途》。《嚮導》第128期，1925年9月7日。
⑤《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六大以前》第340頁。
⑦《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
瞿秋白指出，戴季陶提出的所謂團體的“排拒性”謬論，不過是資產階級排拒無產階級，國民黨右派排拒共產黨人的理論根據。“戴季陶的思想及主張，完全是要把國民黨變成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①“戴季陶的主張，根本上還是要C．P．完全退出國民黨，根本上要消滅C．P．，消滅無產階級的政黨。”②但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是絕對不可少的。他說；“正因為中國國民革命之中夾雜着資產階級成分，資產階級的本性，必然要半途拋棄革命，而投降帝國主義，正因為在聯合戰線的國民革命中，資產階級無時不想摧殘遏抑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五卅運動里商會等資產階級的妥協，國民黨里戴季陶等的反對階級鬥爭，便是最切實的證據），所以無產階級當然要有自己的政黨。”③——
①②③《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
瞿秋白批駁了戴季陶所謂共產主義“不能實現，不適於中國”的謬論，他說：“中國國民革命的鬥爭，以無產階級的鬥爭領導中國一切被壓迫民眾的解放運動，是最合於中國社會所需要的，同時也是合於世界社會所需要的革命政綱，就是行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這是最現實的改造中國及世界社會的主義；這是解放中國的唯一的道路，也就是消滅世界的資本主義、消滅階級及其鬥爭的唯一的道路。”①這是可以實現的理想，而非空想。“戴季陶要以所謂中國的哲學思想為基礎，要用所謂仁慈主義誘發資本家的‘仁愛’性能，如此便想消弭階級鬥爭，使世界人類進於大同，這才真是空想呢！”②
對於戴季陶反動理論的實質，瞿秋白概括地指出：“戴季陶主義的運動：理論上是所謂建立純粹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反對左派，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們C．P．的跨黨，甚至於反對C．P．的存在”。“這種運動不僅是在思想上摧殘工人的階級鬥爭，實在還是削弱國民革命主力軍的工人階級，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③他告誡中國革命者：“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能發展，只有兩條路：一、注重工農階級的階級鬥爭，以無產階級引導一切革命階級前進；二、側重資產階級的利益，講‘中庸’‘調和’‘統一’而反對階級鬥爭，其結果是為買辦階級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國主義一方面去。對於戴季陶，知識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於真正之民族的資產階級，都只有一個出路，就是在這兩條路中挑選一條：或者革命，或者反動。”④——
①②③④《中國的國民革?/font>
毛澤東、肖楚女、惲代英等都參加了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陳獨秀、彭述之等，也批判了戴季陶主義，但是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他們兩人都有不可容忍的錯誤（例如，彭述之關於無產階級“天然”領導權的觀點，陳獨秀關於右派企圖排除共產黨不是國民黨的緊要問題的觀點等）。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人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仍然取得很大的勝利。通過這一場鬥爭，廣泛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保衛了黨關於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的方針。北京、廣州、漢口等地群眾焚毀戴季陶的兩本小冊子達幾萬冊。假左派汪精衛指責戴季陶反對工農的錯誤。新右派蔣介石批評戴季陶反對國共合作就是反對先總理孫中山，應群起而攻之。戴季陶孤立了。戴季陶及其同夥，在共產黨人的反擊下，“一半是忍淚吞聲，一半是委曲求全”①，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決議中警告戴季陶：“未得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可，即以個人名義發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以致發生不良影響，惹起黨內糾紛，……為反動分子利用成為破壞本黨之工具，……應由大會予以懇切之訓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誤。”②可是，國民黨二大對右派的反擊很不徹底，仍然選舉戴季陶等為中央執行委員，養癰遺患，使他繼續危害革命——
①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重刊宣言》（1927年11月4日）。
②《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1926年）。
這一時期，瞿秋白還同國家主義派曾琦、左舜生、李璜以及梁啟超、胡適、張君勱等各派反動和改良理論的代表人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特別是批判了他們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革命，反對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反對共產主義學說等等謬論。1926年1月，瞿秋白寫《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一文，指出中國革命急劇深入發展之時，階級分化是不可免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派別及其理論上的代表人物便是階級分化的產物。他們所說的“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目的就是反對共產黨的政策，反對國民革命，企圖從理論上來尋找消滅共產黨，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借口。瞿秋白堅定樂觀地指出：“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的興起……正足以證明中國革命進展急速”，階級的分化，會更加“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鞏固一般平民階級的革命聯合戰線”。他滿懷信心地宣告：“人類歷史的演進，最終的目的地，必然是共產主義”①——
①《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國民黨右派與國家主義派之分析》，《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處於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們展現了一幅異常雄偉壯觀的歷史畫卷。風馳電掣，迅猛快捷的攻擊和退守，波譎雲詭，錯綜複雜的分化和組合，要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擔負起在中國這個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東方戰線上指示道路、領導革命的偉大任務。在這個神聖使命的大纛之下，中國共產黨集合了一大批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青年幹部，如毛澤東、周恩來、彭湃、蔡和森、張太雷、鄧中夏、惲代英、肖楚女、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劉少奇、向警予，等等。他們猶如璀璨的群星，光華奪目，放射異彩。瞿秋白正是這絢麗群星中的一顆。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論和革命實踐奠定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