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對鄧小平同志的初步評估①

無疑，在未來一段時期，鄧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會使人們聯想起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鄧主要關心的事情按照先後重要的順序排列是黨的領導、黨的紀律和經濟建設。

甚至在1976年後鄧所以改變過去由毛澤東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的那種糟糕的冒進體制，實際上也是從維護共產黨的利益出發。他把這種改革作為醫治中國病態和恢復中共民主傳統的靈丹妙藥。

對鄧小平的評估可能是很困難的。主要是因為他所扮演主角的歷史事件，在時間上離現在相距太近了。此外，中國的宣傳媒體對鄧的報導仍然還是那種中共集體領導的強有力的政治化身。這是沿用八十年代的那種報導方式。在改革時代，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是：鄧一方面在努力消除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崇拜和強調集體領導；但是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鄧的個人權威才產生了上述這些變化。所以1983年鄧的文選（該文選包括鄧1975—1982年的重要講話）的出版被拿來作為1983年整風運動的指導性的學習材料，在這本書中，充分體現出鄧是中共的監護人。在另外的一些書中和整個八十年代的新聞報導中，鄧還被描述為熱愛家庭生活的人和軍事家、政治家、改革家。這些不同的形象為本章對鄧的初步評估提供了有益的框架。

熱愛家庭生活的人

顯然，鄧小平非常喜歡把他描繪成為一個熱愛家庭生活的人。中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報紙、雜誌和書籍，刊載了大量的鄧和他的孩子和孫子（女）在一起的照片，批評家也評論說，這樣的描繪主要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們，熱衷於抱着小孩或和家人們在一起照像，據認為這樣做會使他們的公眾形象變得和藹可親，使人們看上去他們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兩樣，縮短了與群眾的距離。這甚至對鄧小平來說也不例外。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鄧肯定會為了樹立一種形象而竭盡全力的。

鄧象許多中國人一樣，對他的家有一種深厚的感情，這樣認為完全合乎情理。不像許多革命家那樣——例如毛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鄧成功地把他那種深厚的家庭觀念保持下來了。在1949年，離家29年之後，當他重返重慶時，他去看望了他姐姐、繼母和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簡短的休息之外，他一直都在設法照料他繼母，在1967年中和之後，流放江西的日子裏，他盡了最大努力把全家人再一次團聚到一起，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鄧不管什麼時候到各省去視察，不管離北京有多遠，他的身邊總是要帶上一個孫子（女）。有關鄧個性方面的可信賴的資料很少，在他女兒寫的傳記中，鄧被描述為一個說話簡潔、心底善良的人，是一個喜歡飲食的人和足球愛好者，鄧榕在這本傳記中和其他書中，把鄧小平描繪成一個不願表露自己的人：“性格內向”和“沉默寡言……他在對待個人命運上，相當達觀。在逆境之中，他善於用樂觀主義精神對待一切”。②毛也說了鄧的一些優點：“鄧是一個難得的人材。鄧有思想，他不盲目地提問題。他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他處理難題時很負責。”然而，毛還說鄧有點固執，好與人頂撞。毛得出的結論是：“鄧的思想是圓的但他的行動是方的。”③這些品質在一個人的生活中，並不是毫無價值的個人品質，正是這些品質，包含了鄧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復出的艱難經歷。

似乎是鄧的外表不會使人感到害怕。這與其說是他的身高在起作用——鄧只有五英尺多高——還不如說是他的臉起的作用。鄧從三四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照的像片顯示出一個可愛而又坦率的表情。鄧確實是一個很樂觀的人。從在大西南打仗的那些日子開始，鄧就成了積極的高水準的橋牌手——胡耀邦和萬里是他交手的老牌友。但是，很明顯他從不為金錢打牌，因為他寧願在輸了的時候鑽桌子。另外在鄧的性格中還有剛正不阿的一面。這一點在六十年代初還有在1973年到1978年之間的黨內政治鬥爭中，他所表現的行為就是最好的見證。用毛的話來說，鄧是“棉裏藏針”。④總之，不像與他一起工作過的許多人一樣，他與同事們之間的關係至少在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例外的情況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令人特別反感的激進分子。陳伯達就是其中之一，他曾抱怨說“和鄧小平在一起討論問題比把梯子靠在天上還難。”⑤反過來，鄧小平似乎也從不掩蓋他對江青或林彪的憎惡。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鄧把遵循黨內民主準則的意願擴大到他本來應該憎惡的那些人身上。華國鋒取代了他，在1976年成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接班人，然而1978年後當鄧重新掌權時，他願意向華伸出友誼的手。1933年鄧受到中共的嚴厲批判、監禁，可能還受到了拷打。甚至當時鄧的妻子金維映和他離了婚，嫁給了李維漢。然而在後來鄧不僅能和李維漢在一起和睦地工作，而且李和金的兒子還受到了鄧的保護，成了政治局委員。

同時，鄧也不會忘記他的老朋友和同事，甚至那些老朋友也是一樣。毛澤東的小弟弟毛澤覃，在當時的中央反對毛澤東的過程中受到迫害，他和鄧一起在1933年被打成了“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在紅軍離開江西開始長征時，他被留下來，不久被捕，1934年遭到國民黨的殺害。像毛的大多數家庭成員一樣，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廣大公眾才知道了毛澤覃，1986年鄧去了江西，建立了毛澤覃烈士紀念碑，並親自為紀念碑題寫碑名。⑥

軍事家

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中共確立了鄧小平軍事家的地位，確認鄧為軍事家並不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擔任過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也不是因為他在七十年代後期擔任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和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擔任過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而是因為他在1938—1952年期間長期的軍事生涯。在那時，鄧一開始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的政委，後來，在抗日戰爭之後和解放戰爭中，又擔任了晉冀魯豫軍區政委，後來變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政委。在八十年代後期出現的電視劇、圖書和電影中，特別描述了第二野戰軍1947年南下大別山區和1948—1949年的淮海戰役的歷史。⑦

可能由於鄧和中共領導層重新改組人民解放軍和使其領導幹部年輕化的舉措，使鄧在八十年代中期作為軍事家，得到了大家的公認。鄧在領導層中要比別人能更好地解決軍隊的問題。如有必要的話，他還是解決中共和人民解放軍之間可能出現裂痕的最佳人選，鄧不像在1929年去廣西和1949年取得全國勝利期間他所接觸過的許多同事那樣，他不是一個職業軍人。例如，和他曾在廣西一起工作過的張雲逸、劉伯承；還有在淮海戰役中指揮第三野戰軍的陳毅，他們都是職業軍人而不是黨的幹部。然而，鄧通過他的組織才幹和政治謀略，最終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和承認。

特別是1989年後半年公佈了鄧為軍事家，這樣做也許還有出於當時政治原因的因素。中共的這個決定表明了黨與軍隊本質上是統一的，黨和軍隊的這種統一關係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就一直存在着。

鄧小平作為軍事家，對他任何的軍事背景或技能的描述，乍一看來似乎有點奇特。在太行區和劉伯承共事之前，他的軍事經驗是很有限的，並且也不太成功。在廣西作為政治組織者，他最初沒有參與軍事事務，1929年和1930年百色和龍州的起義一開始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當起義遇到來自國民黨的進攻和法國人的抵抗時，鄧和他的部隊便撤走了。紅七軍最終被迫撤到了廣西，在撤退途中紅七軍的指揮官們被打散了，人員損失極其慘重。在長征途中，鄧的角色似乎完全是一個政工幹部。

出於政治的原因而不是軍事的原因，鄧小平在1938年初被任命為一二九師的政委。一二九師是在長征途中和毛澤東爭奪領導權的一個人所指揮的部隊的基礎上組建的。毛選擇了鄧是頗為得意的，首先是因為毛信任鄧——由於鄧在江西蘇區的表現——其次，毛了解鄧年輕能幹足以勝任這項工作。

然而，在抗日戰爭中，鄧的政治和組織才能變成了軍事技巧，他在解放軍中很快贏得了優秀指揮員和領導人的名聲。

1937年一二九師進入太行山區時（當時鄧還沒有去一二九師），只有6000人；但到了1940年，一二九師的人數已發展到了20萬人。鄧在軍隊中的第一個成績就是在人力、物力、資源貧乏的基礎上，建立了一支強大的、人數眾多的武裝力量。這支武裝力量，後來變成了第二野戰軍。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抗日戰爭中，共產黨的軍隊依靠社會改革、民族主義或兩者都有的口號，充分地發動起了農民。這些口號，無疑組成了鄧的戰略的一部分。鄧所招募的新兵，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土地的農民，而是那些沒有土地的苦力和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戰爭難民（來自城市或農村的勞工）。有堅強性格、有正義感和作風堅決果斷的鄧小平，對這些人表現出了同志般的關懷，並為他們貧困潦倒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四十年代，劉、鄧領導的軍隊——開始是一二九師然後是第二野戰軍——在中共內獲得了一個與其他共產黨的部隊完全不同的名聲。劉、鄧的軍隊主要由於他倆之間的良好關係，因此一直是一支最團結的軍隊，這種上下一致的團結，正是劉、鄧軍隊的力量所在。

鄧在創建他和劉領導的軍隊的過程中，他所發揮的作用，使他在軍隊中獲得了與劉同等的地位。在1947年，他們倆一起率領部隊步行南下到大別山區，人們普遍認為這本來是一次不會起什麼作用的軍事行動，他們沒有保住他們的陣地，因為他們一直向前走，並且他們的前進幾乎完全是靠突襲進行的。然而他們卻為解放戰爭開闢了中原戰場。鄧小平在內戰中，參與淮海戰役的領導工作，這基本上是真實的。黨中央授予淮海戰役前線委員會行動的自主權，所有的命令，必須通過鄧的批准才能生效，鄧是毛所任命的前線委員會的全權代表。

鄧在1938年後，作為一個軍事指揮員的角色，對他1949年後的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處於黨的軍職幹部和文職幹部之間的鄧小平，很快成了軍事指揮員中的政工幹部中的軍事指揮員。高崗事件使他實實在在地扮演了這種角色。在“文化大革命”后這仍然是他繼續扮演的一個角色。

當然，大部分黨的文職幹部在1949年前的那些年代中一直屬於軍隊力量的一個組成部分。鄧對軍隊工作的參與當時和後來一直都超越了這一標準。他在解放軍中建立了廣泛堅實的群眾基礎，當他在政治上陷入麻煩時他在軍隊中的良好群眾基礎不止一次地給他提供了幫助。他在軍隊中之所以能建立良好的群眾基礎，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確實喜歡軍隊生活，並且在他的軍旅生涯中他與新結識的軍隊領導幹部相處的很好。同時，也還有另外的原因，他對原來一二九師、太行區和第二野戰軍的部下，給他們在解放軍中獲得了重要職位。這一點，在五十年代中期軍銜的分配工作中他所起的作用顯然是很重要的。此外，鄧與他在太行區和第二野戰軍的老部下繼續維持的關係，決不僅限于軍隊事務，這種關係逐漸在軍隊以外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盧西恩·派伊在討論鄧的政治風格過程中，着重探討了鄧政治行為中的傳統因素。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鄧由於長期受軍隊生活的熏陶，那麼軍隊的文化很可能對鄧後來的執政的方式帶來了影響。像一個訓練有素的士兵一樣，鄧服從上級、領導下級。當他成為“最高領導人”時，他也期望所有的人都這樣做，不管是胡耀邦、趙紫陽還是***廣場的學生們。

政治家

鄧在國際舞台上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形象，特別是與他的前幾任領導相比，證明他還是成功的，即使從全球範圍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有點誇大。從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特別是通過“對外開放的政策”，在促進中國同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方面，鄧比任何一個其他的中國領導人都做的貢獻大。他出訪過美國、日本、法國、東亞及東南亞。通過各種方式——文化的和個人的，還有政治的和經濟的，都表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特別是在八十年代初，他巧妙地利用國際傳播媒體，進一步宣傳了中國的這一目的。

在國內政治生活中，鄧小平在1976年之後被認為是中國共產主義的保護人和中國共產主義價值的縮影。當然確切地說，這是需要一個“最高領導人”所扮演的角色，肯定那也是毛明白他自己如何扮演這個角色，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然而，像毛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他扮演的這個角色相當令人費解；黨與領袖之間的關係幾乎可以肯定是不穩定的。鄧對待黨的價值、結構和使命與毛有明顯的不同，至少鄧成為“最高領導人”之後是如此的，這一點也許能夠從他對“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中看到。

八十年代中，鄧對中共在中國社會作用的解釋似乎完全與四十年代之後的解釋是一致的，他比毛更強調了組織結構和政治的重要性，還有經濟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性。實際上，在毛的觀點中，把動員群眾看成是中國發展的動力，而鄧認為，中國的未來更應該依靠專家，他經常批判由政治動員所產生的那種“左傾冒進行為”。鄧的看法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現代化，因為只有共產黨才有能力動員她的人民和開發物質資源。有趣的是，鄧的觀點認為青年人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和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但是在1992年他表達了對新加坡“社會秩序”的讚賞，並認為他所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相比一點也不差。⑨

鄧認為黨對權力壟斷的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是向中共發動進攻，而且還要動搖中共的權力，當鄧一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這個目的之後，便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正如鄧小平在1958年7月共青團的一次會議上所講的那樣：“關鍵的問題是要有黨的領導。只要你們堅定地堅持這個觀點，那麼不管你們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你們將基本上是正確的”。⑩這可能是在鄧小平的一生中經常講的一句話。

鄧小平認為中共對全社會的領導責無旁貸。為了發揮這種領導作用，中共必須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組織。黨與政府之間職能的混淆就如同黨對自己的組織紀律不嚴明一樣，同樣也會削弱黨的領導能力。鄧認為，中共的力量是在於她的團結和與人民大眾良好的關係，而這兩者都是依賴黨的教育和堅持黨的準則。在任何一個決定做出之前，黨內應該有討論和爭論，但是，一旦決定做出了，那麼為了確保對全社會實施黨的領導，每一個黨員應該在黨的集體領導下達成高度的一致。

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之上的黨內的教育——這是指的毛澤東思想，不是毛個人的思想，是從1949年之前開始的黨的集體領導智慧的結晶——有助於確保黨內思想的一致和目的的統一。然而，鄧又明確地、一貫地提出，為了確保黨對社會的領導，體現出物質上的優越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抗日戰爭中，正是這種思想，使中共領導下的那些地區保護和發展了一種生產性的經濟，在1949年之後又成了現代化的經濟，正像鄧在1987年和捷克斯洛伐克總理談話時所說的，也許是他在五十年代期間經常講的話：“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⑾

由於鄧強調對物質生產的發展和為了這個目的必須發展教育事業而進行機構改革，鄧有時被國外描述為中國唯一的經濟現代化的制定者。儘管這種說法沒有什麼明顯不對的地方，但這種說法並不全面，因為正像上文引用的鄧在1987年的講話所表明的那樣，鄧所尋求的是社會主義。這句話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說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中共起主導的作用。鄧在1992年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對比時，他把社會主義描述為“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同樣也“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⑿在鄧的總體思想中，經濟現代化是一件主要關心的事情，但黨的領導原則是更加重要的。與毛澤東觀點和工作風格的明顯差異產生了毛和鄧的關係問題，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后，這個問題對鄧的政治生涯來說，明顯地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大革命”前，鄧有三十多年一直作為毛的助手，毛也深信鄧對他個人的忠誠。“文化大革命”后，甚至在毛還在世時，即使他倆的關係實際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他倆早期的那種關係對於黨中央其他許多的領導人來說仍然是革命成功的一個明顯標誌。鄧到了九十年代仍然還保持着對毛的忠誠。正像鄧在1980年告訴奧埃娜·法拉奇那樣：“……我們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⒀正像他在1989年5月所表示的那樣，他仍然為在黨內曾是一個“毛派”成員感到自豪。⒁毛和鄧的政治關係可追溯到1933年對“羅明路線”的鬥爭中，當時鄧實質上是在黨內衝突中替毛受了過。從那以後，毛對鄧表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別人無法察覺到的信任。在1938年鄧被派往太行區。在1942年—1943年延安進行的旨在消除蘇共影響和確立毛的領導的全黨整風運動中，鄧是所有在外的中央領導人唯一沒有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的人。鄧在毛的支持下成為中共的總書記。一直到1966年底前，儘管鄧和毛之間在政策問題上有許多分歧，然而沒有跡象表明他們之間有任何的派系鬥爭，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官方的宣傳機構也沒有對鄧小平公開點名批判。

鄧不僅與毛澤東的而且還有周恩來的，實際上是所有的他與黨內的同事們所建立的關係，很明顯是他的政治評傳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以上這些明顯的關係之外，這本評傳還突出了抗日戰爭期間鄧在太行區的經歷對他日後的政治生涯所起的重要作用。鄧對政治變革的認識在太行區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鄧在太行區一起工作過的那些人後來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權力群體。

鄧在太行區經驗的許多原動力，來自以延安為中心的“模範”邊區，不是來自華北其他邊區的，特別是來自晉察冀邊區的經驗。還可以通過對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區臨時和戰時的狀況所進行的大量研究表明，鄧在1949年後制定的所有具體的政策起源於太行區。然而，太行區的具體情況所產生的問題不同於在延安遇到的那些問題，因此有時就需要某些不同的解決辦法。太行區地大物博，而且又更直接地受戰爭的影響，但是在經濟上卻得到了較大發展。為回答抗日戰爭時期的形勢把鄧小平對經濟建設和生產、對黨內民主集中制和黨內少數派的權力、對黨政分離及對通過多種方式動員最廣泛的民眾支持的關心做了具體的闡述。

肯定，太行區對鄧和中共領導層中的其他人所產生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他對發展一二九師所做的貢獻產生的影響也已經得到了研究，在他與軍隊領導人的關係方面，在抗日戰爭中的大部分時期駐在太行根據地的八路軍總司令部可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這至少使得他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期間領導人民解放軍的將領們結下了密切的關係。

除了軍隊事務外，鄧的那些來自以太行區的老同事老部下後來在中央政治局和全黨所佔據的重要地位，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這些人在共產黨領導層內為鄧提供了廣泛的支持，這種支持是無與倫比的。

改革家

最後一個形象把鄧小平描述為在發起中國的改革中起了關鍵作用的中共領導人。把他描述為改革家的形象完全是正確的。在七十年代中期，肯定是鄧小平領導了對各項政策和作法的抵制。還可以肯定1976年他再次被清理出中共領導層時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確保了他後來成了最受歡迎的領導經濟現代化運動和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否定的“最高領導人”。

然而，在1978年和其後執行的各項政策，是由集體領導所制定的，這些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經在中央工作過一段時間了，他們對中國發展的總體思想首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來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陳雲在八大會議上提出的。作為設法恢復“大躍進”的災難之後經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提出了這些思想。在七十年代末和“文化大革命”后，鄧小平又重新恢復了早在二十年前曾參與這一政策制定過程中那些人們的工作。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僅是他們這些人集體的勝利，而且也是鄧本人的勝利。

從歷史的角度對改革時代各項政策和實踐的起因進行研究，會對鄧作為一個改革者的角色提供非常重要的線索。在三中全會上所發起的改革的實質是要恢復五十年代初就已經確立了的中國的傳統。鄧所倡導的政治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在他1956年在八大會議上的講話中看到，這些講話主要是對黨在四十年代的經驗進行解釋和總結。鄧強調依靠堅持黨的民主、依靠建立一個更為有效的政治制度，以來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的。

八十年代，鄧所致力的改革大部分是在外交領域。考慮到中國自我封閉了數年之後，所表現出的積極主動對外開放的姿態，這似乎標誌着中國將要與過去進行更徹底的決裂。

鄧實質上的目的是要恢復“文化大革命”期間中斷了的他們認為是中共傳統的那些東西，正如鄧在1980年1月（在對黨員幹部的一次講話中）強調指出的那樣，必須通過發展經濟和恢復他所認為的那些更為通常的作法來恢復廣大群眾對共產黨的支持。鄧對毛澤東思想（1981年審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總結的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就是他長期以來擁護的三個原則：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他反覆回顧了四十年代，並以四十年代黨的成功經驗，聯繫當前的現實進行了精闢的論述。

從鄧對1956年八大歷史功績的再次肯定，和強調八大路線的正確來判斷，他在中共的傳統中尋求改革的正統性。八十年代期間，八大被說成是一次模範的代表大會，並且重新出版了精裝和平裝的八大文獻，鄧和其他領導人認為八大堅持了黨的傳統，特別是堅持了毛澤東思想。當然，八大所堅持的毛澤東思想與鄧在八十年代所解釋的毛澤東思想一點也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但是，有點使人感到不解的是，當時正是鄧正式向八大提出了修改黨的章程，這次黨的章程的修改，刪掉了涉及有關毛澤東思想的內容。

鄧以這樣的方式尋找傳統，突出暴露了他在社會與政治改革中的主要矛盾。鄧的傳統主義使他把注意力集中於尋找中共的黃金時代——可能是1956年，也可能是四十年——以此來證明現代中共政治的正確。然而，那種黃金時代未必長期存在過，或許僅僅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存在過，如抗日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由這樣的歷史或傳統形成觀念，面對如此劇變和不同的環境時，其本質就決定了它是不會有太大的靈活性。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由於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社會與政治的要求，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的是適應而不是鄧的那種原則性的反應。鑒於此，隨着時間的推移，鄧要麼將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現代化的制定者，要麼將作為不太成功的政治改革家被載入中國革命的史冊。

註釋

①在此需要做一個解釋。漢語中，“同志”這個稱呼往往用於人名的全稱或只用於名。比如：“鄧小平同志”或“小平同志”這裏故意使用了“鄧同志”是為了產生一種含義相同的英語的對應效果。

②鄧榕：《我的父親在江西的日子裏》，第18頁。

③這個報道來自唐朱戈（南斯拉夫新聞社）1977年7月23日。

④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新皇帝們》第328頁。

⑤引自愛德加·羅斯：《毛的道路》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2年第262頁。

⑥《江西：毛澤覃烈士紀念碑落成儀式》新華社（漢語），1986年4月27日；英文見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國際廣播摘要》1986年5月2日。

⑦參見：雲平、王超柱和劉行（音）：《決定性的淮海戰役》載自《解放軍文藝》第5期，1988年，第78頁。

⑧L·派伊：《鄧小平與中國的政治文化》，第412頁。

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第四部分，第378—379頁。

⑩參見人民大學三忠於揪劉鄧戰鬥隊（第一分隊），首都紅衛兵代表大會《鄧小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摘編》北京，1967年4月。

⑾《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3頁；《中國目前的主要問題》（英文版），第178頁。

⑿《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第二部分，第373頁。

⒀《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1980年8月21日、23日英文版《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29頁。

⒁《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