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撥亂反正風起雲湧
1976年的“***事件”憲全是革命行動宣告了鄧小平蒙受的不白之冤徹底昭雪，申國迎來了思想解放的高潮。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從此確立了以鄧小平為首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歷史的腳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如滾滾春雷響徹四方。
胡耀邦這時想起毛澤東對彭德懷說的話：“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
“鎮壓吧，我不怕！坐牢嗎？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事件”的平反迎來了思想解放的一線曙光。
對震撼全中國、必將永駐青史的1976年“四五運動”，在粉碎“四人幫”的五個月之後，即l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同志就提出要為它平反。雖然這個提議沒有獲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許撥亂反正的“鐵幕”，揭開了推倒“兩個凡是”的序幕。l978年，在黨中央尚未作出平反決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為參加這次運動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驅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報》就以大半個版面，介紹了廣州半導體材料廠青年工人庄辛辛與“四人幫”英勇鬥爭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幫”血洗***廣場的第二天，二十四歲的庄辛辛還向當時被“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寫了一封信，公開提出了“打倒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口號。當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庄辛辛被判刑沒幾天，“四人幫”就完蛋了。當年12月31日，他申訴要求平反釋放，居然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所拒絕。四個多月後，“***事件”一周年，他寫出了第二份申訴書，接着又連續寫了三份申訴書，以十分有力的事實揭批“四人幫”，批駁了法院的荒謬批覆。
廣州市許多幹部群眾要求為庄辛辛平反的強烈呼聲，傳到了中共廣東省委和廣州市委。
庄辛辛才重新獲得了自由。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報》介紹了庄辛辛的事迹，同時發表評論說：庄辛辛的冤案，是“四人稻’及其在《人民日報》的心腹鎮壓革命群眾的又一罪證。無產階級報紙鎮壓革命群眾，是黨報有史以來所沒有過的事。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從來是黨聯繫群眾的一條重要渠道。但是“四人幫”控制下的《人民日報》，完全改變了毛主席的辦報路線，破壞了黨報的傳統。必須肅清“四人幫”在新聞戰線上的流毒，恢復和發揚黨報的優良傳統。
當天，新華社將《人民日報》的評論和庄辛辛的事迹轉發國內外。
同年8月9日，北京舉辦了“首都青年與‘四人幫’鬥爭英雄事迹報告會”。
10月10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署名王海力的《我們要做無產階級的好後代》一文。
王海力是北京鐵路分局丰台電務段通信工。“四五運動”時，這位在部隊當過兵的二十三歲年輕人，寫了一張血書，悼念周總理，被“四人幫”在北京市的死黨逮捕入獄。78年夏天，北京鐵路分局黨委召開廣播大會，宣讀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新決定，為王海力徹底平反。分局黨委還根據王海力早先的人黨申請，批准他為中共預備黨員。王海力在他的這篇回述往事的文章中，用了這樣三個小插題：《我們要做無愧於先烈的後代，也要做無愧於後人的先人》、《鎮壓吧，我不怕！坐牢嗎？我等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我要把一切獻給偉大的黨，做無產階級的好後代！》
10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於匈厚等人的長篇通訊《暴風雨中的海燕》，滿懷激情地讚頌了北京手錶殼廠青年共產黨員賀延光帶領群眾到***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英雄事迹。
10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記者王永安的通訊《在急風暴雨中）。通訊記述了共青團員韓志雄與“四人幫”英勇鬥爭的事迹。
正是這位當時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在***廣場叭民英雄紀念碑東側張貼並宣讀了《悲情悼總理。怒吼斬妖魔》的那篇史詩般雜文。
10月20日，《工人日報》發表通訊員葛運池、記者辜堅的通訊《披荊斬棘。衝鋒陷陣》，記述了北京市總工會工人評論組副組長曹志傑和他的夥伴們聲討“四人幫”的史實。正是這二十八位平均年齡二十六歲的青年工人，於76年3月30日，在英雄紀念碑上帖出了第一篇《悼念敬愛的周總理，誓與資產階級血戰到底》的悼詞與檄文，從而開始了永垂史冊的***廣場“四五運動”。
正確的輿論是人民的心聲。在中國，那時候的輿論是十分堅韌有力的。當年11月15日，時為新華社社長的曾濤獲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曾在市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表示：廣大群眾到***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曾濤立即給林乎加打電話，說這是事件發生地所在的最高組織負責人對這個事件的正確評價，新華社要把它當作重大新聞向國內外發佈。林乎加說：“請不要提我‘林乎加’三字，還有：要不要請示一下黨中央？”
“這由新華社負責。”曾濤說。＿
當天，新華社就向海內外發佈了這條新聞：
中共北京市委宣佈：“***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舉行的常委擴大會議上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
會上宣佈：1976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廣場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完全是出於對周總理的無限愛戴、無限懷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於對“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國億萬人民的心愿。廣大群眾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對於因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跟着，11月18日，新華社又發出一條消息：《“***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多人中沒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消息說：“l976年清明節前後，首都廣大革命群眾來到***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萬惡的’四人幫’，遭到了“四人幫”的殘酷鎮壓。從lgrs年5月開始，北京市公安局組織專門班子，對這一案件進行了全面複查。經過大量調查證明，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實說明：在這個事件中被捕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市公安局和有關部門在為這些被捕的同志平反時，都在結論中充分肯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為他們徹底恢復了名譽。
與此同時，中共江蘇省委、浙江省委、河南省委等紛紛宣佈，ITh年清明節前後在各自省區內的廣大幹部群眾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全國多種報刊紛紛發表有關這種革命行動的通訊、回憶和評論文章：
11月ZI日，《中國青年報》發了評論員文章《偉大的“四五運動”》；
11月21日至22日，《人民日報》連載了該報記者的《“***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11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其評論員文章《“四五”精神永放光芒》；
11月23日，《中國青年報》記者發表了《“四人幫”蓄謀鎮庄天安們革命群眾一罪證揭露姚文元和那個女黑幹將炮製的一份黑材料》……
各地報刊和有關省市委對***事件的充滿革命豪情的充分肯定，迅速得到了黨中央一些領導人的認同。11月26日上午，鄧小平會見日本民主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在回答有關“***事件”的問題時說，中共北京市委對“***事件”作出了決定，肯定了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行動是革命的。這是經過黨中央批准同意的。這就是黨中央的決定。也可以說，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是共同一致作出的決定。
鄧小平還對日本客人說，毛主席一貫主張“有錯必糾”，“***事件”是個錯案，當然必須糾正。不只是“***事件”，如果有些問題處理不正確，也必須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有錯必糾，這正是我們有信心的表現。這樣全國人民才能心情舒暢，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好四個現代化。
全國各大報刊隨之對這一事件作出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新一輪評論：
當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以兩個版面刊登了一萬七千字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論***廣場革命群眾運動》並在文內加了如下幾個小插題：《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殊死搏鬥》，《歷史的里程碑》，《生活在教導人們》；
l679年4月5日，“四五運動”三周年，《人民日報》發表了《發揚***的革命精神》的社論；
同一天，《中國青年報》為號召廣大青年學習《揚眉劍出鞘》一詩的作者王立山，發表了社論《發揚“四五”精神，做王立山式的突擊手》；
也在這一天，《工人日報》發表了評論員文章：《發揚“四五。”精神，獻身四化事業》。
《人民日報》的社論說：粉碎“四人幫”兩年多的事實證明，廣大群眾繼承發揚了“四五”運動的精神，對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對破除現代迷信、解放思想以適應四個現代化的需要，都起了積極作用。希望參加這場鬥爭的人們在新的長征中再立新功。
隨着十一屆三。今全會的召開，和“兩個凡是”的極左主張被推倒，平反冤假錯案象陣陣春雷，此起彼伏。不絕於耳。
以推倒“兩個凡是”為標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使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人們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飲開懷。彭真、陸定一、楊尚昆、楊獻珍、趙林等人相繼回到了北京。堅決不說“劉少奇是個大叛徒”而被專案組人員打掉了幾顆牙的安子文，也從淮南一農場回到了北京。白髮蒼蒼的劉瀾濤也告別了流放地安慶市。在“理論家”康生的特別“顧問”下，在監獄中截了四年“背扭銬”或叫“蘇秦背劍”的北京市副市長馮基平，居然也活着回來了，而沒有像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那樣，在這同一酷刑的摧殘下慘然死去。
l978年12月2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的第三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各界群眾代表兩千多人，在人民大會堂為彭德懷元帥和陶鑄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會。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中紀委、全國政協等所有領導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各軍兵種、軍事院校、北京部隊和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彭德懷、陶鑄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會。會場正中懸挂着彭德懷、陶鑄同志遣像，安放着彭德懷、陶鑄同志的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的骨灰盒，陶鑄的骨灰盒是在追悼會前三天由中央派出專機從安徽合肥按來北京的。
追悼會上，鄧小平為彭德懷同志、陳云為陶鑄同志致悼詞。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汪東興及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向彭德懷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鑄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們的親屬作了親切慰問。
1979年1月25日，又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為“三六案”中被殘害致死的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幾乎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掉會。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紀委第三書記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長篇悼詞。
此前此後，北京和外地還召開了一系列追悼會，為我們的開國元勛賀龍、廬山會議開始落難的張聞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楊之華、傑出的革命戲劇家和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田漢、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和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作家馮雪峰、我國傑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隨之，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高潮時，他曾主張穩健發展，不圖虛張聲勢，被毛主席說成是“小腳女人”，被別人扣以“犯了反對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經濟的錯誤”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開始前，從《海瑞罷官》引發的“三家村”及鄧拓、吳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後，成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謂“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倡計劃生育，而被誣為“新馬爾薩斯人口論”，“藉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冤案；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贊被誣為“資產階級反動史學權威”，並被迫害而死的冤案，連帶着全國史學界也被扣以“‘保皇黨’霸佔了史學陣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幫”意欲整倒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進而打倒周總理與朱總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幫”誣稱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為‘二月逆流’翻案”、“衝擊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軍司令蕭勁光的所謂“上賊船”案；跟着彭老總在廬山落難的黃克誠同志，被林彪、“四人幫”捏造的“一貫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黨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推行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同彭德懷一起在廬山向黨猖狂進攻，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案；由，“四人幫”密謀策劃。其黑幹將遲群起草、張春橋、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誣衊全國教育戰線建國后十七年“都搞封資修，培養‘白專’苗子”案；1973年轟動全中國的河南唐河縣馬振撫中學“復辟考試製度，和孔老二一樣是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案；“中宣部閻王殿”案和“總政治部閻王殿”案；誣衊長篇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為習仲勛塗脂抹粉”、“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而鼓吹另立山頭”，從作者到出版社到審閱過書稿或對小說草稿提過修改意見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殘致死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條戰線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繼被平反昭雪，對這些冤案中被殘害致死的同志，都開了追悼會。
為死難者平反昭雪，有人卻認為”殺人有理”，要上告黨中央，習仲勛教然大怒：“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事件”這個震撼全中國也震驚全世界的大案，在推倒“兩個凡是”后，就這樣迅疾而乾淨利索地得到了大張旗鼓的徹底平反。在這個過程中及其後，神州大地平反糾正各種冤假錯案的訊息，猶如滾滾春雷，響徹四面八方。
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文革”中的一百二十個“反革命”案件宣告無罪。
1978年10月，中共山東省委在濟南召開萬人大會，為所謂的。“陰謀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團”冤案。徹底平反昭雪。
l978年10月底，中共遼寧省委在瀋陽召開了大會，為林彪、“四人幫”及其死黨製造的，所謂““東北幫’叛黨投敵反革命集團”大案徹底平反。為遭受殘酷迫害的九十位黨政軍領導幹部和知名愛國人士昭雪伸冤。
1979年冬天，一個駭人聽聞的案件——廣東海豐縣彭湃烈士的親屬，及忠於革命正義的海豐縣鄉親父老慘遭血腥屠殺的嚴重事件，也得到了公正處理。
早在l966年春天，原中共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敬業等人，就把彭湃烈士的九十五歲老母周鳳打成“黑旗”。孫敬業說：“不砍倒周鳳這面旗。毛澤東思想就進不了海豐！”“文革”開始。汕頭地區和海豐縣的林彪、“四人幫”的追隨者又直接寫信給林彪，惡毒攻擊彭湃同志和海陸豐農民運動，並說海陸豐起義是“盲動主義”，紀念海陸豐蘇維埃就是，“抵制毛澤東思想”。他們叩求林彪：“我們日夜期待你的指示，盼望你的支持。”
不久，反彭湃的黑派更不斷湧起。孫敬業等人大肆攻擊海陸豐的三次武裝起義是“不必要的”，“路線是錯誤的”。他們甚至利用當年國民黨反動派誣衊海陸豐農民運動的反革命宣傳材料，攻擊彭湃同志和海陸豐農民運動；而且還對這個有六位親屬慘遭蔣介石集團殺害的革命家庭，繼續進行屠殺迫害：彭湃烈士的兒子彭洪被秘密害死，屍骨被秘密毀埋；彭湃烈士的侄兒彭科被用篾刀連砍帶割地砍下腦袋，掛在海豐縣城鬧市區“示眾”三日的；彭湃烈士的堂弟被槍殺后，彭湃烈士的九十五歲高齡老母也被秘密監禁，直至摧殘折磨而死。他們還暗中組織“彭湃專案組”。要把彭湃烈士打成“叛徒”。
孫敬業公然宣佈：今後誰再收藏海陸豐農民革命史料，就以“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分子”論罪。他們把彭湃烈士所著、周恩來題寫書名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書，以及新華書店發行的宣傳彭湃烈士和海陸豐農民運動的書籍。統統誣為“黑書”於以沒收；與海陸豐農民運動密切相關，被國務院頒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紅宮、紅場也被改了名，紅宮與紅場的大門被搗毀，、紅色圍牆也被塗成了黃色，大革命時期沿用下來的’赤坑”、“紅草。”兩個地名也被換掉。廣大幹部群眾憤慨地說：當年還鄉團反攻，就是這樣“紅紅滅赤”的。
許多幹部群眾挺身而出，憤怒聲討孫敬業等人大反彭湃烈士的罪行。孫敬業們遂瘋狂叫囂，“海豐的事情，血不流，事不止”。他們秘密調動武裝民兵進城，於1967年8月26日開始，製造M了駭人聽聞的血腥鎮壓和長達半月的“圍剿”：一百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八百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三千多人被打傷。其中行兇作惡最歹毒的，用篾刀連砍帶割、把彭湃烈士侄兒彭科的頭顱砍下、掛在鬧市區“示眾”三日的，正是其父乃血債累累的偽鄉長和日偽維持會長、其叔祖父在大革命時代被起義農民鎮壓的偽區長的殺人兇手洪桂文。
他們還假借“清理階級隊伍”，把過去跟隨彭湃鬧革命的老同志，成批地打成”叛徒”、“反革命”，把大革命時期犧牲的烈士家屬打成“反革命家屬”。
1978年夏天，中共廣東省委常委舉行整風擴大會議，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的習仲勛提出，應對這起駭人聽聞血案中的死難者平反昭雪。有人當即表示不能平反昭雪，否則就上告黨中央。習仲勛勃然大怒，對這個“殺人有理”的傢伙說：“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這才揭開了海豐問題的蓋子。接着，省委會同廣州軍區派出工作組，協助汕頭地委徹底清查海豐事件。
經過一年多的深人查訪，工作組收到群眾來信八千多封，接待來訪群眾五千多人次，徹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殘殺迫害的彭湃烈士的親屬和大批革命群眾被平反昭雪，紀念彭湃烈士的遺物遺迹全部恢復。原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敬業，和瘋狂進行階級報復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憤極大的殺人兇手，受到了專政機關的嚴懲。稍後，那個靠打砸搶上台的罪惡累累、又一直拒絕對這起大血案進行平反昭雪的縣委書記葉馬愷也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文革”中的所謂“反革命”案件，冤錯比例一般佔40％上下，有的地區高達70%、數量之大，比例之多，後果之嚴董，令人吃驚。
廬山會議之後、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者的遺留問題，也被順利解決。
對於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沒有認真落實有關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實了政策。
1978年春天，中組部召開了“疑難案例座談會”，同年夏天，由中組部牽頭，在民族飯店召開了如何正確處理“右派”’問題的五部會議后，中國社科院就加緊了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理工作，相繼平反糾正了大批著名學者和領導幹部的冤假錯案和歷史問題。
l979年春天，中共國家科委黨組，在為《科研十四條》和“廣州會議”平反的大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批示。批示說，對強加於《科研十四條》、《廣州會議》和全國科技戰線的一切誣衊之詞全部推，對在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擊迫害的幹部和科技人員都一律恢複名譽，對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檔案中的有關材料全部銷毀。
到l979年夏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對各種冤假錯案的歷史遺留問題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績。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員和黨政幹部，丟掉了林彪、“四人幫”強加的政治包袱，出現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也在l979年3月，國家文化部黨組擴大會議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那一句話，就說文化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舊文化部”，存在一條所謂的以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為代表的“文藝黑線”和大批“黑線代表人物”等等的誣衊不實之詞，統統予以推倒；對所有因此受到打擊迫害的同志，一律給以徹底平反。
同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全國政協禮堂召開統戰系統大會，為全國統戰、民族、宗教部門摘去“執行投降主義、修正主義路線”的大帽子，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擊迫害的幹部和愛國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緊跟着，全國總工會九屆三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批准。為全國工會系統的一個重大錯案徹底平反。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報》報道：
“四人幫”及其雲南代理人製造的所謂“沙甸反革命事件”，經黨中央批准予以徹底平反昭雪。
沙甸，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個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後，林彪、“四人幫”及其雲南代理人推行極左路線，“踐踏黨的民族政策，破壞民族團結，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莊，採取了侮辱回民的惡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后，“四人幫”及其雲南代理人又進一步混淆敵我，激化矛盾，釀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裝對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傷眾多的嚴重後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對這一嚴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眾奔走相告，歡欣鼓舞。他們說“四人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終於被洗刷乾淨了，共產黨的民族政策終於又回來了。
在平反善後工作中，負責平反善後的同志關心群眾疾苦，尊重民族風俗習慣，依靠群眾共同做好撫恤救濟等工作；同時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繼續消除不利於安定團結的因素，受到了抄甸人民的信任和讚揚。
及至1980年9月20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報告說，“文革”中全國經過法律手續錯誤判處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萬五千多個、十八萬四千餘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華說，“文革”中的所謂“反革命”案件，冤錯比例一般佔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區高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數量之大，比例之多，後果之嚴重，為建國以來所僅有。
與全國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的同時，全國政法、民政、文藝、科技、新聞、宣傳、文化、教育、工業、農業等各條戰線都大力撥亂反正，肅清過去極左路線扭曲社會現實、把一切的一切都與“階級鬥爭”、“兩個凡是”掛鈎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會空氣、阻礙社會進步的流毒。對於構成無產階級專政龐大對象群體的“地富反壞”四類分子，中共中央也適時地決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人的帽子，給予農村社員待遇和公民權。對於地富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他們本人的成份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享有同其他社員同等待遇；在人學、招工、參軍。
人團、人黨和工作分配等問題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現，不得歧視。對於他們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為社員，不應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視。對於過去被錯劃為“四類分子”的人，也同樣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經死亡的，也無一例外地予以糾正。
“你們認為劉少奇的問題怎麼樣？”
“這更純粹是個大冤案！”
“那好，你們寫個材料來我看看。”
一年之後，共和國平反了有史以來的最大冤案，劉少奇不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
1980年早春，全國“文革”最大冤案——
“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冤案被徹底平反昭雪。對這一大案的複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鍋”的助手們，沖向“兩個凡是”主陣地的時候就胸有成竹了。
l978年11月，中央組織部剛剛向中央寫出《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很多同志在中組部大食堂共進午餐，胡耀邦就對於審局副局長賈素萍說：“六十一人’的問題終於搞清了，你們認為劉少奇的問題怎麼樣？”賈素萍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這更純粹是個大冤案！”胡耀邦說：“那好，你們寫個材料來我看看。”
兩個月後，賈素萍等人給胡耀邦送去《關於劉少奇同志問題的調查報告》。這時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中紀委第“三書記。他與賈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上報黨中央。l979年2月，黨中央決定由中紀委和中組部共同複查劉少奇一案。這項工作整整進行了兩年。
1981年2月2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從而平復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高級領導人中的最大冤案，並公佈於全黨全國。這也等於向全黨全國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國共產黨內壓根兒就沒有“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
至此，從l978年以後的短短三年中，全國對“集團”的和個人的冤假錯案，已平反了三百多萬件，顛倒了的歷史被重新顛倒了過來，解救了我們民族的許多精英，使億萬人擺脫了沉重的精神枷鎖，而且這種枷鎖往往都是現代個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來的實踐證明，“句句是真理”的偉大聖賢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l979年連續數月的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胡耀邦在講話中尖銳批判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之流為“理論根子”、“理論惡霸”的同時，也披露了毛澤東的兩次鮮為人知的談話。前一次，l965年，彭德懷將去四川擔任“三線”副總指揮，毛澤東請彭老總吃飯，對他講了三句話：“你要向前看。
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天下午一點鐘，毛澤東問到會的人：“同志們，你們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下面鴉雀無聲，無一人作答。毛澤東自己回答說：“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我們這一段是歷史上的一個小插曲。”胡耀邦聽了一夜沒睡着……
胡耀邦說了這些往事，參加理論務虛會的一些人當天就在私下評論說——很顯然，毛澤東也早已意識到自己可能錯了或確實錯了。但由於現代迷信的統治，毛澤東被當作永遠沒有錯誤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過這種多少有點實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嚴加封鎖，以免有損其偉大形象，從而動搖人們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澤東自己的話，打開了消除現代迷信的缺口，偉大形象永遠不會犯錯誤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這對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極大的催化作用，使人們勇於衝破各種不可觸動的禁區，重新認識種種敏感的歷史問題才得以成為現實，使全國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貧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