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是我寫的第十部長篇了。小說寫完了，可是話還沒有說完。
這二十來年，要形容我國的形勢，好像一陣疾風，把門和窗子都吹開了，一陣塵煙夾雜着各種物品擁進了房子。
過了一刻，塵埃稍定，往門窗外一看，有億萬富翁，有無賴小偷，有萬丈高樓，有茅草小屋，有總統選舉，有議會吵架，有如水的美元，有燦爛的霓虹……五光十色，應有盡有，鬧得眼花繚亂。
回頭再看室內，中堂的“壽”字被吹落了，寫着“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對聯，也不知道被刮向何方。一個宋朝的古瓶被吹倒破碎了。吹進來的東西也很多：美元英鎊，馬克日元，大亨們的傳記，桌面上的電腦，機器洋娃娃，款爺旅行家，哈巴狗和波斯貓，蚊子和蒼蠅……如果分類整理一遍，得費很大功夫。
用木棍頭往牆角一扒拉，吹進來還有文學藝術一類的東西，這裏，我們必須細看。
其中有各種各樣的主義、思潮、風格、流派。有的標明“新”，有的標明“新新”，有的標明“新新新”。有的是真“新”，有的因為沒見過，對我國說是新的，對外國，則是半個或一個世紀以前的舊貨。因為新，有人又好奇，便學將起來：照抄照轉的，把西服改為“中山服”或者長衫馬褂的，西裝上衣縫上塊長布作連衣裙的……反正只要“新”就好，加上一陣炒作，一時身價百倍。
等待又加冷靜時，再仔細斟酌，原來那些吹進來又打着當成新旗幟的，是從舊衣服上扯下來的一塊布；奶油蛋糕加上山西陳醋，怎麼吃也不順口。沒有生活積累，只靠少女時期一點青春躁動作題材，寫來寫去的，無非是“三角”、“四角”，“五角”、“六角”的自我重複。……外國鬧了一個世紀的思潮，我們在幾年之內，重複走了一遍。
現在好像要想一想該怎麼往下走了。
回顧這一二十年，我從來沒有反對和排斥過任何新的東西，但我從來也沒有受到任何“風”的吹動。我深知，作家是屬於時代的，作家不可能不受自己時代、社會、個人經歷和生活體驗的制約。勉強去學，就“畫虎不成”了。我學不了青年作家；他們也不一定學得了我，因為他們沒有我們的歷史磨難。我的一貫思想是：我就是我，我堅持我！我們這一代人的社會經歷，生活體驗，人生價值，註定文藝要去“載道”，要去“載德”。怎麼也改不了，怎麼也“空靈”不起來。
不影響讀者一點什麼，你寫作幹什麼呢？
當我們想想怎麼往前走時，不妨回頭看看歷史。歷史是一部巨大而無情的篩子。它篩選着一切事物，也篩選着文學藝術。在歷史上，什麼文藝作品留下來了，什麼東西被篩下去了，很能說明問題。在歷史上凡是反映社會生活，凡是為人民呼喊，凡是關注時代和社會的，凡是推動了歷史和文化發展的，這樣的作品都留了來了。那些無病呻吟，個人向隅而泣，或者在形式上玩點花活兒，無論中國或外國，同樣都被歷史的“篩子”給篩下去了。在我國的科舉制度中，歷朝歷代的文人墨客們的“八股文”，寫了好幾萬篇吧？可是，留下來幾篇呢？
這幾年的“西風東漸”，吹進來的主要是好東西。即使有些這樣那樣的不良影響，也是我們必須走一遍的道路，也是我們的一部分財富。我們不必責備，也不必後悔。關着門，好像很安全，可是你什麼也看不到，打開門，雖然難免有蒼蠅和蚊子，但你發展了，進步了。歷史都是這麼走過來的。
我現在想講一講《省委書記和他的秘書們》的寫作。
文學創作，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習慣。我是比較重視結構的。動筆之前總是把“總設計”想好：每個人物從出場到歸宿，每個重大事件的因果關係，故事發展的重要情節和細節……都有了成熟的想法才開始寫。
這部小說，比起過去我寫的長篇，要費勁一些。原因是我沒有構思好，就打開電腦“動筆”了。
首先是我的主人公沒有構思好。他是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省委書記。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他是挨過整的。沒有經過這些“運動”，既不能表現他的歷史，也不會形成他的性格。這個人物在晚年，重新放出了他的光輝。在改革開放中，他敢為天下先，創造了在戰場上不可能創造的業績。他的業績，不僅在本省，在全國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威信很高，儘管有人想推倒他，他泰然自若，巍然不動……他的故事該怎麼發展下去呢？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成就和威信也一樣：他可能因為成就而驕傲了，也可能因為威信高而專斷了……有許多人經得起困難和挫折的考驗，可是經不起成就和威信的考驗。小說寫了一多半，我才下了決心，讓他經受住了這些考驗。任何領導人都是從平民來的，而且都要回到平民中去。
丟掉官職是容易的，可是丟掉官架子，恢復平民意識卻不容易。我的主人公，始終沒有丟掉平民意識，最後又回到平民中去，這是他自己理想和歸宿。我在寫作中，有作家朋友問我：“現在還有你寫的這樣人嗎？”我說“當然有，沒有我就創造一個。他代表了我的理想。”
其次是題材，我這部小說的時間跨度很大，從“文革”前寫到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后，在文藝創作領域，有四大熱門題材：宮廷戲，反腐倡廉、警匪和情愛故事。宮廷題材看得多了，難免雷同化，公式化，出現“審美疲勞”；警匪題材，我沒有生活；反腐倡廉，我覺得作家們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肯定寫不出新意，寫不過青年作家。情愛呢？在我過去出版的小說中，也都有情愛故事，但，我寫情愛總是不成功。作家是時代的產物，時代是有局限性的，作家也難免有自己的局限性。像我這樣一個從戰爭的血和火中走過來的人，最關心的是政治，而在政治層面，其中最關心的又黨的作風。有人現在淡化主題，我也暗暗強迫自己淡化一些主題，可是怎麼也淡化不了。這可能是我的缺點，也可能是我的優點。
有作家朋友問我：“現在人們關心的是發財，誰還關心你寫的題材呢？”也可能。
但是，你可以不去關心政治，但是政治卻時時刻刻關心着你。包括你的發財。同時，我也想，每一種題材的作品，有自己的讀者層面。我作品的讀者層面有多大呢？我希望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都關心我寫的這類題材。你了解了其中的運作機制，你做人做事，就知道“必然”；知道了“必然”，你就會有更多的“自由”這就是辯證法。
我既然寫到改革開放，寫到高層領導，就難免涉及到經濟問題。因為本書的主旨不在反腐倡廉，故事中的經濟問題有的“案件”並沒有查清。現在的腐敗案件，從南方到北方，從中原到邊疆，實際發生的腐敗案件，和已經破獲的腐敗案件，是沒有辦法算出比例的。我故事中某些領導的經濟問題，之所以沒有查清，一是因為我的主題和題材不在這裏，二是永遠埋歷史上的謎，是很多的。將來如果我再續寫下去，也許會讓天下大白的。本書也就在這裏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