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之友

關於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和他的和平獎金的文獻及其爭論表明，在他對和平感興趣的基礎從何而來這個問題上，有着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為，他的和平興趣，在年輕的時候並不明顯，只是到了晚年由於受到外部影響，才發生了這種興趣。另一些人認為，作為一個被用於戰爭的炸藥的發明家，竟然變成一位和平旗手和促進者，這是一件了不得了事情。還有一種說法是，也許他是為了減輕內心的慚愧，試圖對他的炸藥在被用於戰爭和其它暴力行為中所造成的那些破壞性的結果進行補償而採取的一種辦法。

有大量材料可以駁斥這些觀點。他對為了和平目的而發明的炸藥，也會被用作戰爭的武器這一點，曾經表示過憂慮；但是，他既沒有良心上的責備，也不對通過維護和平的努力能夠制止這種朝着錯誤方向的發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對黃色炸藥作為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傑出的助手這種正當的主張，在內心裏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說過：“世界上沒有任何能夠不被誤解或不被人講壞話的事情。”作為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遠一步。特別是在一八八七年發明了混合無煙炸藥之後，他曾多次宣佈說，如果能將炸藥在技術上完善到一種可怕的破壞程度的話，那麼，他認為它就會成為歇制戰爭的東西。他爭辯說，只要知道還有這種可怕的炸藥存在，就將制止人類使用它們作為戰爭的武器，從而也就促進了和平。通過早在一八七六年表達的這一具有遠見的思想，他象通常一樣，遠遠站在他的時代前面。

如果人們對他從二十歲直到六十歲期間以言論和行動表現出來的思想方法進行研究的話，就會發現諾貝爾對湧向他的大量建議，都曾急切地予以考慮；這些建議很快便會喚起他自己的意見，而這種意見則常常是非凡的，並且很少有含糊不清的情況。他並不是在任何程度上也不受別人影響的。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戰爭的厭惡和對和平的興趣，在他的生活中可以追溯到多麼早的時候呢？經過周密地研究之後，人們倒想回答說，那也許是生來就有的，並且被他早年取得的關於人性的概念所證實，正象他所說的那樣，這種性格是“通過學習與研究自然本身這座大課堂的課題”而產生的。他相信他曾對這些課題正確地予以解釋，這就是為什麼他對於大多數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確的觀點的原因。

因為在童年長期身體多病，他被迫成為一個習慣於用腦子警覺觀察事物但卻並不活潑的孩子；這種情況甚至在他的童年時代，就使他養成了沉思的傾向，對於生活奧妙與世間罪惡的觀點，在他青年時代的文學創作中，以及在他作為一個成年人的書信中，經常再現出來。他成為一個不帶偏見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來越多地相信，人類的進步與幸福，最好是通過和睦與協調來爭取。他有一種勇敢的開拓精神，但卻絲毫也沒有權利的慾望，更沒有任何去征服別人的領土和掠奪他們的財產的意願。同個人進行爭吵，對他來說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寫道：“我避免爭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樣，即使對那些給我充分理由與之吵架的人，也是這樣。”因此，他憎惡國家之間的戰爭，這種戰爭在通常情況下，不過是個人之間的爭權鬥毆被擴大為集體的舞台表演罷了”他對於這種戰爭的動機，往往是無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對於他的這種態度，提供了很多證明。

就我們所知，諾貝爾並沒有留下關於他在青年時代所經歷過的美國南北戰爭和克里米亞戰爭對他的影響和他的反應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幾行字給了我們發現這位年輕人在戰爭期間思想狀況的線索。正當伊曼紐爾·諾貝爾同他年輕的兒子們，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緊急從事防禦性的雷器製造工作時，阿爾弗里德寫道：“這個地方當然不會給我留下任何使心靈愉快的回憶。……因為在俄國，對沙皇的祈禱要放在對上帝的祈禱前面。”象他這樣一個着迷於技術事務和試驗的人，竟然寫出這樣的話來，可以設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軍事和破壞性質所引起的。

他年輕時代能藉原文欣賞世界文學，這意味着十八歲時諾貝爾在書的領域裏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能夠運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烏托邦和平主義思想的雪萊，對諾貝爾的文學嘗試曾有影響；他從雪萊身上發現一種混雜着宗教、批評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對於道德的一般態度是吻合的。由於他的科學性質和職業的因素，諾貝爾當然更現實些，並且追求那些比較可取的目標，但是，特別在和平事務這類問題上，他受到了雪萊的激勵。然而，如果認為這位英國詩人就是使諾貝爾傾向於世界自由與和平的引導人，則恰恰是混淆了因果關係。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具有同類精神的那些激動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鳴。

諾貝爾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無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擾亂別人的人。他有很多辦法來避開經理與公司之間的衝突和那些經常發生的專利權訴論。他首先主張和解，在和平的氣氛中工作，並且在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即使這種解決在當時要使他蒙受損失或付出巨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他認為從各種角度來看，這種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長遠利益。他所經歷的為時最長的化學訴論案，即線狀無煙炸藥那場官司，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這場官司是由諾貝爾炸藥公司在違背他所表達的意願的情況下發動的，結果造成幾年不愉快的憂慮和巨大的經濟損失。諾貝爾感到在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樣需要和平的工作環境。諾貝爾曾以各種語言在很多場合把戰爭稱為“恐怖中的恐怖，各種罪惡中的魁首”。

在一些辯論和書籍中，曾指出奧地利的和平戰士伯莎·馮蘇特納（她出嫁前的母家姓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喚起阿爾弗里德·諾貝爾對和平感興趣的一個人，而他那些關於預防戰爭的觀點，就是由此形成的。在這裏，簡要說明這一點是必要的。對她所起的作用必須估計到，但不應予以誇大，因為她的影響並不是來得很早，不足以成為一個基本的和決定性的因素。強調伯莎·馮蘇特納的巨大影響這一派觀點的主要來源，也許是她在一九○九年寫的回憶錄；這位於一九○五年獲得和平獎金的作者，在她的回憶錄里，在談到她與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關係時，可能給了人們這樣一種印象。有幾位作家，特別是那些婦女，很自然地曾對這種觀點加以鼓勵和贊助。然而，應該指明的是，這兩個人終生只有三次在一起相處，一次是一八七六年相處了一段時期，另外兩次則分別在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二年。他們彼此相慕，並且開始通信。自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已知的重要信件就有三十封左右，其中大約有一半是關於和平事業的。當一八七六年在巴黎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當時年輕的伯莎·金斯基來申請當諾貝爾的秘書，她自己在那個時候曾經說過，她對於和平沒有任何積極的興趣。在她的回憶錄里，她講過在那個時候，正是諾貝爾本人提出了取得世界和平的手段這個問題。尤其說到：“我真想發明一種具有那麼可怕的大規模破壞力的物質或機器，以至於戰爭將會因此而永遠變為不可能的事情。”

十幾年後，當他們於一八八七年冬天在巴黎諾貝爾的家裏再次相會的時候，伯莎·馮蘇特納在俄國的高加索度過多年的艱苦生活后，剛剛回來不久，因此帶來了對於俄土戰爭恐怖情況的生動印象。她現在完全被和平運動的思想所吸引住了。這種和平運動在政治動亂時期，由於威廉·洛溫薩爾等幾位著名創始人的推動，正處於發展時期。她已經打定主意，要為這種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大約是在一八九二年，當她於伯爾尼和蘇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諾貝爾相處的時候，就和平事業交換思想與信件的事，才算真正開始。如果注意到他們之間的會見是依諾貝爾的典型脾氣安排在蘇黎世湖他為之驕傲的那艘鋁製遊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這時候的伯莎·馮蘇特納，已經成為有着幾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書，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議論的和平呼籲：《放下武器》。她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和平之友協會”，並且成為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會的領導成員。她對於自己的信仰與宣傳，幾乎是一個狂熱者；從那時候起，她煽動着阿爾弗里德·諾貝爾的熱情，並且在對於這一運動有意義的幾年鬥爭中，一直不斷向他通報她的活動以及她的追隨者們的情況。她經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報、宣言、呼籲書和小冊子，以便使這個有錢的單身漢象她給其寫信的很多別的人一樣，不能忘記在這項有價值的事業中需要花費大量的錢。因此，正是在這幾年裏，即從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間，而可能不會是更早的時候，她在和平問題上，或者於他在遺囑中寫上了關於和平獎金的條款這一點上，可以被認為是曾對諾貝爾的態度起過影響作用的人。

從諾貝爾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儘管他健康狀況不佳，並且有着很多各種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與其他一些為和平運動工作的理想主義者們保持着接觸。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與伯莎·馮蘇特納於巴黎相會之前的兩年多，他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倡導者的信中寫道：“我越來越多地變成一個哲學家了。我對於未來的夢想，與迪奧克萊蒂安那塊用忘河之水澆灌的捲心菜園有點不同。我聽到的炮聲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奪與得到許可的報復越多，我的這種夢想也就變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強烈難忘起來。”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對於“在這個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夠看到開放得象玫瑰花那樣鮮紅的和平之花，抱着越來越真誠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兩年，因為諾貝爾關於解決和平問題手段的思想，在那時已經成熟到他覺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幾位和平運動的代表來闡述它的程度。在這裏只能將這些信件和聲明的梗概簡單地摘述一下。雖然他的這些思想是高尚與理想主義的，但卻構成了一種擺脫幻想的觀點，諾貝爾是以現實主義的思想出現在這方面的；此外，這些觀點也許正是和平獎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馮蘇特納總是感情激動、羅羅嗦嗦地鼓吹着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以尊敬而客氣的態度給她寫信，但卻有着很多反對的意見。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與渴望實現這些目的的緊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觀點；但是，對於她和各種和平組織打算採用的方法，他卻深表懷疑。她與這些和平組織關於總裁軍的思想，被他認為是不能實現的而加以拒絕。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聲明之後，接着要求他為在伯爾尼舉行的和平大會捐獻經費，她接到的錢數較少，並且還附來了下面一段話：

“我認為缺少的不是金錢，而是一個真正的綱領。只有良好的願望，並不能確保和平。同樣，宴會和冗長的講話也無濟於事。人們必須拿出一個能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計劃來。裁軍的要求，實際上只能使自己成為荒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處。關於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籲，將同上千種偏見發生衝突，並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變成你的敵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人們必須以適度的開始為滿足，並且按照英國的法制去做，在英國的司法中遇到難以決定的案件時，就制定一些只在兩年或一年內有效的臨時法。我不認為會有很多政府拒絕考慮這樣一種溫和的建議，如果它能夠得到傑出的政治家們支持的話。例如，要求歐洲各國的政府接受為期一年的約束，能將它們之間發生的各種糾紛，都提交到為了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們拒絕這樣作的話，至少能在同意的時間內，不採取任何敵對行動，這種要求並不太高。這看來是件小事，但只有通過滿足於這種很小的進展，人們才能夠取得重大的結果。一年的時間，在國家生活中是無足輕重的，甚至就連那些最好鬥的部長也會說，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壞這項短期協議的時候，一年時間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價值。當限制期滿時，各國將急忙把這項和平協議再延期一年。就這樣在不造成任何擔憂和幾乎是察覺不到的情況下，就可以取得長期的和平。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才有可能來逐漸考慮那個為所有正直的人們以及幾乎一切政府所希望的徹底裁軍問題。假設儘管有了這一切，兩個政府之間仍然爆發了一場衝突，在那個時候，會不會有這樣一種最大可能，即在十之有九的情況下，將於它們必須遵守的強制停火的期間內，有時間來平息這場衝突呢？

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混在人群里在沒有被人認出的情況下，參觀了在伯爾尼城舉行的和平大會，並且由於這次參觀的印象，他決定以某種方式進一步積極地參加和平工作。因此，他在一八九二年聘請了一位退休的土耳其外交家，即格雷戈里·阿里斯塔奇·伯伊，他的任務是“讓諾貝爾經常熟悉政治潮流和歐洲和平工作的進展情況，並且試圖在報刊上開展和平工作”。這項合作的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們之間的信件往來卻是很有意義的。

在向阿里斯塔奇提出了類似他向伯莎·馮蘇特納建議過的那些觀點后，諾貝爾說：“我對於那些勝任的頭腦嚴肅的代表人數的迅速增加，感到吃驚；但對於那些壞事有餘的空談家們荒唐無益的行為，也感到異常驚訝……所有的政府，對於避免象布蘭傑之類的個人冒險家所一再挑起的那種戰爭，無一例外地都會感到興趣。如果人們能夠找出一種減少這類戰爭的次數的辦法，也許多數政府將會感激地接受這種辦法。我曾問過自己，為什麼不能象個人之間的決鬥那樣，在國家之間也規定一套決鬥法來。被指定的證人將研究一下這場決鬥的理由是否充足。如果這種初步的檢驗仍然不能制止這些國家相互發動戰爭的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有誰會去冒險招致人人痛恨，或者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危險呢？至於證人，既可以從中立國政府，也可以從象貴族這類的法庭或者其它的最高法院當中來進行挑選。如果我能夠推動和平大會工作前進的話，哪怕是只前進一步也好，我將會感到非常愉快，並且為了這一目標，要找花多少錢我都在所不惜。不應用這件事看成僅僅是一種烏托邦思想，因為亨利四世的政府為經嚴肅地這樣作過，只是後來被拉維拉克不幸地將它中斷了。附帶地說一下，自一八一六年以來，總共有不下六十一起國際糾紛，就是通過仲革取得解決的。這足以證明，如果說國民還處在糊裏糊塗的狀態的話，那麼，政府卻並非如此。”

同年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諾貝爾寫道：“我已得出一條結論：唯一真正的解決辦法，是由政府簽訂一項約束它們自己的條約，以便聯合起來保衛每個遭受攻擊的國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導致部分裁軍，而部分裁軍才是唯一可能實現的事情，因為必須有一支武裝力量來維持治安。從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們的公民來，更加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和喜好爭鬥。現在的情況則似乎是，各國政府常常作出努力，來使被惡意的報界煽動起來的愚蠢公眾的感情衝動平息下來。”

諾貝爾關於爭取和平的辦法的觀點，也許會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們必須記住由他的職業造成的那種奇妙的中間立場。在這位發明家所從事的炸藥和混合無煙炸藥的職業背後，始終有着一種真誠的願望，即能夠通過改進炸藥方面的技術，使得戰爭成為不可能的事。戰爭將象過去那樣，由戰爭本身來加以遏制。這就是為什麼他在給伯莎·馮蘇特納的信中能夠寫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許是舉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廠，可能在你的和平大會之前，就會讓戰爭消亡。因為，在兩支軍隊彼此能在一秒鐘之內相互消滅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國家肯定會在戰爭面前退縮回去，並將裁減它們的軍隊。”

他的這些直率的、幾乎是預言性的語言，使得這一觀點變得更加有力。據軍火大王施奈德的兒子（在法國勒克勒佐市開設施奈德公司）說，諾貝爾於一八九○年在巴黎的一次討論會上曾經表明：“僅僅通過努力提高戰爭武器的精密程度，並不能夠為我們保障和平。炸藥的有限作用，是這方面的一個巨大障礙。為了彌補這一缺點，必須使戰爭對國內民眾的殺傷力也能象對前線軍隊的殺傷力一樣大。讓臨頭的危險環繞在每個人的身邊，先生們，你們將會看到一項奇迹：如果武器是細菌學的話，那麼，一切戰爭便會很快地停止下來。”

諾貝爾從來不用旁敲側擊的辦法來表達他的意見。他在此後的年代中，一直認為對破壞和平的國家實行有力的集體干預，是防止戰爭發生的最有效的辦法。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但是，只要從他給伯莎·馮蘇特納最後的兩封信里摘錄幾行光輝的文字作為結束語，也就足夠了。他的思想與後來作為國聯與聯合國基本原則的那些思想非常一致。同時，這些思想對於他在遺囑中關於和平獎金的規定，也起了預示的作用。

他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寫道：“仲裁法庭將從所有的中立國得到一項關於進行制裁，甚至動用武力來進行制裁的保證。讓我們承認這一點：什麼都比戰爭好。一切邊界都是不可侵犯的，並且發表一項宣言說：任何侵略者都將遭到整個歐洲的反對。但是，這並不適用於裁軍，我甚至不曉得現在是否值得希望裁軍。從最低層來的一種新的恐怖勢力，正在使自己成為一種黑暗中的狂暴，人們好象能聽到發自遠方的空幻的隆隆聲。但是，由聯合部隊的力量來保證的和平，將使一切和平的破壞者們懂得尊重，並將很快使緊張得到緩和。我們將會看到，各國的常備軍將怎樣逐年減少，因為各國將不再存在一半居民是殺人犯、另一半則是他們的受害者這種情況了，自然也就沒有必要來維持那麼多的常備軍了。”

一八九三年一月，他又寫道：“我很願把我的部分財產留作一項基金，以便用來每隔五年頒發一次獎金（比方說發六次吧，因為如果在三十年內，人們還不能成功地將現今的社會狀況進行改革的話，那麼，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墮落到野蠻中去），獎勵那些以最有效的方法為實現歐洲和平作過貢獻的男人或婦女。我講的不是裁軍（因為我們只能慢慢與謹慎地達到這一理想），也不是那種強制性的仲裁。但是，我們能夠而且應該至少很快達到這樣一步，即所有的國家都相互承擔義務，來共同干預對付和平的破壞者。這將是使得戰爭不可能發生的手段，並且是迫使最殘暴無理的國家或者接受仲裁或者保持安靜的一種辦法。如果三國同盟能夠包括所有的而不是三個國家，那麼，和平將會在今後幾個世紀內得到保障。”

在這裏，我們又一次遇到了那位充滿了內在矛盾的阿爾弗里德·諾貝爾。作為一個異常尖刻、並且在大半生涯中持守如恆的悲觀主義者，竟然在他心靈的深處是一位他從來不曾是過的最堅定的樂觀主義者。他多少是一個夢想家，相信一般開導的高貴力量，相信科學使人類幸福的能力，並且相信持久和平將取代“武器和其它中世紀的遺物”。那就是為什麼他能夠說出：“傳播教導就是傳播繁榮——我指的是一般繁榮，而不是個人致富。而有了繁榮，作為黑暗時代遺物的多數邪惡將會消失。征服科學研究和它不斷擴大的領域，喚起了我們這樣的希望：那些細菌從靈魂到肉體將會逐漸被消滅，未來人類進行的唯一戰爭，就是反對這些細菌的戰爭。”

他也相信婦女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一八九六年二月他曾寫道：“任何走向和平的有價值的一步，都將結出果實來；而朝着這個方向取得真正偉大進步的使命，將會喚醒一切善良與真誠的婦女們的思想感情，而她們的這種思想感情，將會傳播到後代身上。將來的年輕一代的頭腦，將要受到它的鼓舞。”

這幾行字是在他去世那年寫的。它表明他對和平的熱烈興趣一直懷抱到那麼久，並且按照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加以塑造，一直發展到一八九五年在遺囑里所表達的最後形式；這種和平熱情，，一直陪伴着這位理想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直到他的生命結束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