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混合無煙炸藥的發明
第十七章混合無煙炸藥的發明(1887)
離開巴黎遷居聖雷莫(1891)
我們知道,諾貝爾家庭在早期階段,就曾從事改進老式炸藥的工作。伊曼紐爾曾用他的火藥混合物來裝置各種雷,打算使它成為一種軍事防禦工具;但諾貝爾後來的努力,則旨在創造一種效能儘可能大的民用礦業礦葯。他的發明通過含有黑色火藥的爆炸油和雷管,以及通過不含這種火藥而另闖新路的黃色炸藥,已經取得了進步。隨着爆炸膠的發明,他在這個領域是至高無上的了。
一八七五年,他在倫敦舉辦了“關於現代爆炸物”的講座;在這次原來打算宣傳黃色炸藥但卻引起很多討論的講座中,他用下面的話談到黑色火藥的利弊:“老式炸藥具有一種真正難得的伸縮性,從而能夠根據性質極為不同的目的而靈活使用它。於是,在地雷里,只要它的爆炸力而不要其推進力;在槍膛里,則只要它的推進力而不要其爆炸力;在槍彈里,它可以為這兩種相結合的目的服務;在作煙火的導火線時,它又着得很慢,而且不爆炸。在如此眾多的用途中,它所產生的壓力也大不相同:“在一平方英寸的導火線中,可以小至一盎司左右;但在一平方英寸的炮彈中,則能夠大至八萬五千磅。然而,它卻象一位擔負各種工作的女僕一樣,缺少某一方面的專長;而用更好的工具裝備起來的現代科學,正在逐漸佔領它的舊有領域。”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一些歐洲國家的政府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急於得到適合的炮彈、魚雷和其它彈藥需要的一種威力更大、冒煙更少的軍用炸藥。為此,世界各地的很多化學家都在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但都沒有獲得特別的成功。不過,其中有兩名我們將要談到的化學家,曾給諾貝爾造成了很大麻煩,因為他們也對無煙炸藥感興趣。諾貝爾在巴黎塞夫蘭實驗室的試驗日記表明,早在一八七九年,他就為研製那樣一種炸藥花了大量時間;並且非常獨特的是,他的研究路子與科學界和出版物認為是可能導致成功的唯一門路完全不同。他是通過闖賽璐珞物質這條路,經過八年的研究之後,才達到了目的。
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間,他通過在所有主要國家取得發明專利權(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法國首次專利註冊第185179號;一八八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國專利註冊第1471號),把他所發明的這種以無煙為長處的炸藥公之於世。他給這種炸藥取名為“混合無煙炸藥”或“諾貝爾炸藥”,亦稱C.89。正象諾貝爾說的那樣,它是用同樣份量“以可溶著稱”的硝化甘油和硝化棉,加上百分之十的樟腦構成的。諾貝爾接著說:“賽璐珞通常包含着大約相當於其重量三分之二的硝化棉,但是由於樟腦成份和這種物質的密集濃度,賽璐珞即使在作成細粒的情況下燃燒,使它作為拋射物的一種適宜推進力,也並不嫌慢。通過用硝化甘油來完全或部分取代樟腦,就可以產生一種有足以形成粒狀濃度的賽璐珞;將這種賽璐珞裝在火器里,它就會以緩和的燃燒率進行燃燒;如果用這種物質代替黑色火藥的話,這種緩和的燃燒是有必要的,但卻比黑色火藥具有下列的優越性:它產生巨大的力量,不留下任何渣滓,而且是無煙或非常接近於無煙的”。此外,它還可以無限期地儲存,並且便宜。
一八七五年發明的爆炸膠,是硝化甘油與硝化棉的混合物。然而,這一次的新發明卻被認為是最傑出的。這是因為它通過結合兩種各有高度爆炸威力特性的炸藥,從而製成了完全新型的炸藥;而這種新型炸藥在真正意義上講是不會引起爆炸的。除非在密集的岩層中,用幾乎是數學般的準確性來點火燃燒。事實上,連專業界的人士也表示懷疑;而當他們知道這種混合炸藥既可以在熱滾子之間輾轉,也可以在熱氣下壓製成條繩、管筒和其它形狀時,所表示出來的驚愕也同樣不小。
這項發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興趣;軍方和各國政府的興趣也不小,因為他們害怕由於出現這種新產品,將使自己的戰爭潛力比別的國家變弱。一種真正的無煙炸藥肯定要在戰術方面引起根本性的變化。通過不同渠道使得諾貝爾感覺到了這種興趣的影響。
諾貝爾最先向法國炸藥龔斷組織“炸藥與硝石局”提供這項專利,但遭拒絕,因為他們完全被自己的一種產品遮掩住了。一位名叫維伊爾的法國化學教授,在用全然不同的原理進行研究之後,於一八八五年發現了一種有希望的接近無煙的炸藥:“B型薩勞——維伊爾炸藥”。由於同政界有勢力人士的關係,這種炸藥已被陸軍和海軍方面迅速採用。諾貝爾曾為此罵道:“對於所有的政府來說,差勁的炸藥只要有強勁的後台,顯然比沒有後台這個基本因素的優良炸藥,要好得多。”
後來,意大利政府成為第一家接受混合無煙炸藥的政府。諾貝爾在阿維利亞諾的工廠建立了一個大型的專門製造這種炸藥的生產部,一八八九年還簽訂了三百噸的交貨合同。此後不久,意大利政府自己想取得生產混合無煙炸藥的權利,於是,諾貝爾以五十萬里拉的價錢,將他在意大利的這項專利權轉讓給政府。
由於諾貝爾在法國生活和工作,這件事當然要引起一些後果。法國炸藥龔斷局一些有勢力的人,長期以來便對諾貝爾在塞夫蘭—利夫里從國家租用的射擊場從事的響亮的槍炮彈藥試驗,以懷疑和惡意進行監視。混合無煙炸藥被看成是維伊爾炸藥的危險對手,從而引起了政治干預和法國人的激情。報界對諾貝爾開始了猛烈的攻擊。他被公開指控為犯了不亞於間諜罪的罪行,說他從座落在他自己的實驗室不遠的那個警戒森嚴的龔斷局炸藥研究實驗室里偷竊了機密。在初期的狂怒中,諾貝爾受到了坐牢的威脅,他的實驗室被警察仔細搜查過並被封閉起來,他擁有槍炮和進行試驗的許可證被吊銷了,在翁弗勒的黃色炸藥工廠進行混合無煙炸藥生產也被禁止,這座工廠已經製成的試驗用的炸藥遭到沒收。
法國當局對於一位在他們國家從事軍用材料試驗、並向屬於三國同盟的一個國家出售這種材料的外國公民進行監視,不管這位外國公民是多麼有名氣,都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對這位發明家提出的工業間諜和盜竊發明專利權等指控,則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一切負責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然而出於政治動機,報刊上的誹謗和各種迫害仍在繼續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諾貝爾中斷了他的重要工作,情緒沮喪、心情沉重地決定離開這個國家,離開這座十八年來他感到自己在其中終於有了一個家和定居點的城市。
這在他的生活中,是另一個決定性的十字路口,他所採取的這一步驟,自然也有着廣泛影響。
在訪問了他在瑞典的哥哥羅伯特,並且到他在阿維利亞諾、阿迪爾和克魯梅爾的工廠,進行了關於今後各種安排的商談之後,諾貝爾急忙趕回巴黎。他毅然離開了他在馬拉可夫大街的住宅,帶着所有未被沒收的實驗儀器和少量私人財產,包括由安德期·佐恩為他母親畫的那幅油畫肖像,於一八九一年遷居到意大利。在波嫩特河畔的聖雷莫,他定居在一所帶有大花園的新裝修的別墅里;他希望那裏的氣候將對他敏感的支氣管有利,並且能有助於治好他的慢性傷風、“硝化甘油頭痛症”以及壞血症的預兆。這所俯視碧藍的地中海、周圍環繞着桔園、棕櫚和花壇的美麗別墅,被他稱為“我的安樂窩”。有一次,當阿爾弗里德的朋友、漢堡公司的總經理古斯塔夫·奧夫施拉格開玩笑地指出“在一個窩裏應該有兩隻鳥生活才對,而不能只有一隻鳥”時,諾貝爾便將它改名為“諾貝爾別墅”,這個名稱一直流傳到現在。
從上述情況來看,也許人們會認為這次搬家是頃刻之間完成的事,實際上並非如此。由於離開巴黎,諾貝爾辭別了他度過一生中的一個重要時期、並在那裏進行過很多試驗的環境。儘管他在居留巴黎期間曾用了很多時間去旅行,但塞夫蘭實驗室卻是他永久和最喜愛的工作地點之一。與不下五十項大大小小的發明創造有關的最後階段的化學試驗,以及辦理專利權和投入生產等工作,就是在這裏進行的。在巴黎,他熟悉商業生活的一切:成功與巨大的經濟利潤;令人煩惱的訴訟;企業里的侵吞;以及來自世界各地關於他的產品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所發生的災難事故的報告等。在巴黎的年代,還包括大型卡特爾的組成:在石油生產公司處於棘手的財政困窘時期,他所給予的幫助,以及他的夥友保羅·巴布背着他所乾的非法操縱等。這些非法操縱,是在巴布死後發覺的,曾給諾貝爾造成巨大損失;那件“巴拿馬醜聞”,使他處於一種很危險的境地。
在純私人事務方面,他在巴黎的最後五年,遇到了很多痛苦和麻煩的事情。他最親愛的相依為命的母親於一八八九年去世。這使他憂傷到幾乎失去平衡的地步。諾貝爾與他的哥哥路德維格,畢生關係密切,並將自己很大一部分財產投資在路德維格的企業里,但是,路德維格由於操勞過度,死於一八八八年。世界的報界出自某種原因,將石油大王路德維格與黃色炸藥大王阿爾弗里德·諾貝爾混淆起來,寫出了很多矛盾重重的關於後者死訊的文章。法國的新聞報道最不客觀,而且語調尖刻,這當然是因為對塞夫蘭的插曲記憶猶新。諾貝爾基金會的檔案記錄表明,他當時曾以異乎尋常和令人不解的愉快,讀着世界對他本人和一生工作所作的評價意見。沒有任何人,特別象他這樣一位經常躲避公眾眼光的發明家,能夠不被這種注意所感動從而保持平靜。大約有一半這種死訊報道,提供了有着驚人錯誤的個人材料,而那些評論,則介於當時典型的頌詞之間。
在混合無煙炸藥問題上,同法國政府發生的不愉快事件,儘管形勢逼人,卻只不過是諾貝爾經歷過的一系列挫折與不幸之一。他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所遭遇的一切,當然無論他在哪裏都有可能發生;但是,從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他儘管健康不佳和生活繁忙,卻是一位能夠勇敢地經受和忍耐得住的人,因此談到這些,就不是多餘的了。正是這位五十八歲飽經風霜的人,離開了他的工作神經中樞所在的法國首都,離開了他在那裏接觸文化生活並且會見了各個領域很多偉大的當代名流的巴黎。
如果有人要將“家庭”和“輕鬆”這些字眼,與象阿爾弗里德·諾貝爾這樣一位渾身都是精力的人聯繫起來,那麼,他就無疑要把巴黎看作是他的真正家庭。那裏的圖書館、馬棚和蘭花室,是他在少有的空閑時間輕鬆於他的愛好活動的見證。還值得提到的是,在離開他那座單身漢住宅不遠的一所套間裏,他曾有過一位幕後的年輕女人,她和他往來達六年之久。他慷慨地給過她無限關懷,儘管他的苦心沒有得到任何感謝,他卻試圖對她進行某種洗鍊,希望能夠使她成為自己生活的伴侶。在遷居聖雷莫的頭一年,他們之間就破裂了,從而粉碎了這場蠢夢。當時,他曾在財富和世界範圍的生意中,以沉默和深切的孤獨感,忍受着這一無比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