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跳出來

好景從來不長。

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交。

此時北大的革命小將，加上一些中將和老將，早已分了派。這是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三國演義》上說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是到了分的時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個短時期之內，北大曾有過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此時群眾革命組織只有一個，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頭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爺”。此人據說是“三八式”，也算是一個老幹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調到北大來以後，卻表現得並不怎麼樣。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卻打扮得妖里妖氣。她先在經濟系擔任副系主任。後來又調到哲學系，擔任總支書記。她寅緣時會，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籤了一個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風報信，這一個女人就飛黃騰達起來，一時成為全國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熱。但是，我同這個人有過來往，深知她是一點水平都沒有的，蠢而詐，冥頑而又自大。每次講話，多少總會出點漏子，鬧點笑話。在每次開會前，她的忠實信徒都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時竟成了燕園的霸主，集黨政大權於一身，為所欲為，驕橫恣縱。

有壓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對於這樣一個女人，有的學生逐漸感到不能忍受。於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風起雲湧，出現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組織。大都自稱為某某戰鬥隊，命名幾乎全取自毛澤東的詩詞，什麼“縛蒼龍”戰鬥隊，什麼“九天攬月”戰鬥隊，又是什麼“躍上蔥籠”戰鬥隊，詩詞中可以用來起名的詞句，幾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組成的戰鬥隊沒法起名的地步。至於戰鬥隊的人數，則極為參差不齊，大的幾十人、幾百人；小的十幾人，四五人；據說還有一個人組成的戰鬥隊。成立手續異常簡單，只要貼出一張大字報，寫上幾句：“東風吹，戰鼓擂，看看究竟誰戰勝誰”，再喊上幾句“萬歲”，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記，不用批准，決沒有人來挑剔法律程序。當時究竟成立了多少戰鬥隊，誰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於九原，恐怕他也只能認輸了。

這時學校里大字報的數目有增無減。原來有的牆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應用。於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來，專供貼大字報之用。大字報的內容，除了宣佈某某戰鬥隊成立之外，還有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只有四五張，五六張；有的則擴大到九、十張，甚至百張，大有越來越長之勢。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撿揭下來的大字報賣錢為生。據說有的學生則靠寫大字報練習書法。據我個人的觀察，大字報的書法水平確是越來越高，日新月異。這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恐怕很多人會想不到吧。

用大字報來亮相的戰鬥隊，五花八門，五光十色。最初各佔山頭，後來又逐漸合併。從由少變多，變為由多變少。終於匯成了兩大流派：一個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權的新北大公社，一個是彙集眾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岡山。可以說是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有如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兩派當然要互相鬥爭，這鬥爭也多半利用大字報表現出來。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怎樣鬥爭，我不大清楚。據說他們是頗為講究“費厄潑賴”的。在中國，則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兒。只管目的，不擇手段；造謠誣衊，人身攻擊；平平常常，司空見慣。因此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物質”，叫做“派性”。這種新東西，一經產生，便表現出來了無比強大的力量。誰要是中了它的毒，則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個和好美滿的家庭，會因此搞得分崩離析。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對抗外敵時都沒有這麼大的勁頭，而在兩派之間會產生這樣巨大的對抗力量？有人貼出大字報：“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這是何等地驚人的決心！如果在建設四化中有這個勁頭，我們中國早就成了亞洲第一條大龍，後來的四小龍瞠乎後矣。

現在時過境遷，怎樣來評價這兩大派呢？在當時，在派性猖狂的時候，客觀評價根本上不可能的。現在我覺得可以了。兩派基本上都由年輕的教員和學生組成。由於種種原因，老頭參加的是不多的。兩派當然都有各自的政綱。但是，具體的內容我看誰也說不清楚。論路線，兩派執行的都是一條極左的路線，打、砸、搶、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難定高下。有時候，一個被誣衊成有問題的教員或幹部，兩派都抓去批鬥。批鬥的方式也一模一樣。兩派都有點患迫害狂的樣子，以打人為樂事。被打者頭破血流，打人者則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頗具匠心。自行車鏈條，外麵包上膠皮，打得再重，也不會把皮肉打破，不給人留下口實。那一位“老佛爺”經常打出江青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嚇唬別人。對立面井岡山也不示弱，他們照樣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誰是江青的最忠實的信徒，更是誰也說不清楚了。但是，兩派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岡山則始終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兩派的政綱既然是半斤八兩，鬥爭的焦點只能是爭奪領導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是兩派共同的信條。為了爭權，為了獨霸天下，就必須搞垮對方。兩派都努力拉攏教員和幹部，特別是那一些在群眾中有影響的教員和幹部，以壯大自己的聲勢。這時兩派都各自佔領了一些地盤。當權派的新北大公社佔有整個北大，“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井岡山只在學生宿舍區佔領了幾座樓。每一座樓房都逐漸成為一個堡壘，守衛森嚴。兩派逐漸自己製造一些土武器。掌權的新北大公社財大氣粗，把昂貴鋼管鋸斷，把一頭磨尖，變成長矛。這種原始的武器雖“土”，但對付手無寸鐵的井岡山，還是綽有餘裕。井岡山當然不肯示弱，也拼湊了一些武器。據說兩邊都有研究炸藥的人。在這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兩派交過幾次手，械鬥過幾次。一名外邊來的中學生就無緣無故地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之下。

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鬥，但中間也不缺少令人解頤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學生，他們還沒有完全脫離孩子氣。他們的一些舉動跡近兒戲。比如有一次，兩派正在大飯廳里召開大會進行辯論。唇槍舌劍，充滿了火藥氣味。兩派群眾高呼助威，氣氛十分緊張、嚴肅。正當辯論到緊急關頭，忽然從大飯廳支撐住屋頂的大木樑上，嘭地一聲，掉下來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麼意思，我國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爺”就有這樣一個綽號。事實真偽，我們不去追究。然而正在這樣一個十分嚴重的關鍵時刻，兩派群眾都瞪紅了眼睛，恨不能噴出火焰焚毀對方。然而從天上降下來這樣一個插曲來，群眾先是驚愕，立刻轉為哈哈大笑。這一場激烈無比的辯論還能繼續下去嗎？同樣成串的破鞋，還出現在井岡山佔領的學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這些小小的插曲難道不能令人解頤嗎？

我還在大飯廳參加了另一場兩派的大辯論。兩派的主要領導人坐在台上，群眾坐在台下。領導人的官銜也全都改變了，不叫什麼長，什麼主任，而叫（也許只有井岡山這樣叫）“勤務員”。真正讓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氣氛，就好像法國大革命的那樣，領導人的頭銜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岡山領導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體力學專家，相對論專家，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在群眾中有相當高的威信，是黨中央明令要保護的少數幾個人中之一。他是怎樣參加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井岡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從別人嘴中斷斷續續地聽說，他不滿那位“老佛爺”的所作所為，逐漸流露出偏袒井岡山的情緒。於是新北大公社就組織群眾，向他圍攻；有的找上門去，有的打電話謾罵、恫嚇。弄得這一位老先生心煩意亂。原來他並沒有參加井岡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時，實逼處此，他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乾脆下海。立即被井岡山群眾選為總勤務員之一。現在他也到大飯廳來，坐在台上，參加這一場大辯論，成為坐在主席台上年齡最大的人。這時大飯廳里擠得水泄不通，兩派群眾都有。辯論的題目很多，無非是自以為是，而對方為非。這讓我立即想到美國總統選舉的兩派候選人在電視上面對面辯論的情況。辯論精彩時，台下的群眾鼓掌歡呼。一時大飯廳中劍拔弩張而又逸趣橫生，熱鬧非凡。

當時整個學校的情況就是這樣鬧嚷嚷，亂鬨哄（全國的情況也是這樣）。那一句“亂了敵人”的名言，在這裏無論如何也對不上號。誰能知道誰是敵人呢？當時全北京，全國的群眾組織在分分合合了一陣以後，基本上形成了兩大派，在北京這叫做天派與地派。每一派都認為對方是敵人，唯我獨革，軍隊被派出來支“左”，也搞不清楚誰是“左”。結果有的地方連軍隊也分了派。這實際上是亂了自己。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會站在旁邊，站在暗中，拍手稱快。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自己怎樣呢？

我濫竽人民之中，深知這實在是來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決心，不參加任何一派，做一個逍遙派是我惟一可選擇的道路，這也是一條陽關大道。在全校亂糟糟的情況下，走這樣一條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動，簡直是亂世的桃花源。反正學校里已經“停課鬧革命”，我不用教書，不用寫文章，有興趣就看一看大字報，聽一聽辯論會，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簡直像一個活神仙。想到快意處，不禁一個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間決沒有世外桃源，燕園自不能例外。燕園天天發生的事情時時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個有知覺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狀對我來說是辦不到的。我必須做出反應。我在北大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擔任過全校的工會主席，擔任過一些比較重要的社會職務，其中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話說：“樹大招風”。我這棵樹雖然還不算大，但也達到了招風的高度。我這個人還有一些特點，說好聽的就是，心還沒有全死，還有一點正義感。說不好聽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種，很不識相。在這樣主客觀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個避風港，我能鑽得進去嗎？我命定了必須站在暴風雨中。

不鑽避風港，我究竟應該怎樣做呢？我逐漸發現，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頭領有點不對頭。她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線。什麼叫革命路線？我也並不全懂。學習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論，天天聽那一套東西。積之既久。我這冥頑的腦袋瓜似乎有點開了竅，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須走群眾路線。我覺得，對待群眾的態度如何，是判斷一個領導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斷他執行不執行上面的革命路線的重要標準。而偏偏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只是我認為—那個女人背離了正確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執掌大權的機構，那個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時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結果。“革命委員會好”，這個“最高指示”一經發出，全國風靡。北大自不能落後，於是那個女人搖身一變成了北大“合法”政權的頭子，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這真是錦上添花，豈不猗歟休哉！然而這更增加了這一位不學有術、智商實際上是低能的“老佛爺”的氣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轎子上舒舒服服，發號施令，對於膽敢反對她的人則採取殘酷鎮壓的手段，停職停薪，給小鞋穿，是家常便飯。嚴重則任意宣佈“打倒”，使對方立即成為敵人，可以格殺勿論。她也確實殺了幾個無辜的人，那一個校外來的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下的中學生，我在上面已經談到。看了這一些情況，看了她對待群眾的態度，我心裏憤憤難平。我認為她違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線。我有點坐不穩釣魚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這一位女首領的。她愚而多詐，心狠手辣。我不願意冒同她為敵的風險。我只好暫時韜晦，依違兩派之間，作出一個中立的態度。

在這期間，有幾個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駐華大使館去遊行示威。大概是因為印尼方面燒了我們駐雅加達的大使館，為了報復，就去示威。這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愛國行動。北大的兩大派哪一個也不想丟掉這個機會來顯示自己的力量，爭取更多的群眾。兩派都可以說是“傾巢”出動。在學校南門裏的林蔭大道上，排上了幾十輛租來的大汽車，供遊行示威者乘坐之用。兩派的群眾當然分乘自己的車。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車就成了問題。兩派認識我的幾個幹將看到有機可乘，都到我跟前來獻殷勤，拉我上他們的車，井岡山的一位東語系的女幹將，拉我特別積極。從內心裏來說，我是願意上他們的車的。但是，我還有顧慮，不願意或者不敢貿然從事。新北大公社派來拉我的人也很積極。最後，經過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思想鬥爭，我還是上了公社的車。一路上，人聲鼎沸，紅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館，喊了一陣口號，又浩浩蕩蕩地回到燕園來，皆大歡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軍一位高級將領家中去“鬧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個什麼地方。我並沒有聽清楚，為什麼單單到他家去“鬧”。反正當時任何一個戰鬥隊，可能在某某後台的支持下，都有權宣佈打倒什麼人，“揪”什麼人。我連他住的確切地方都不知道。這一次因為路近，沒有乘坐大車，絕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為屬於“有車階級”，於是便騎車去了。由於兩派群眾混雜在一起，我沒有像到印尼使館去示威時那樣受窘。沒有人來拉我參加哪一派的遊行。我成了騎車單幹戶。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車隊中隨大流騎向前去。過了青龍橋，我看還有人騎車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從起來，跟着那些車騎向前去。一直到了萬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後了。知道不對頭，忙迴轉車頭，又來到了青龍橋，卻聽群眾中有人大聲嚷嚷，說是已經“鬧過革命”了。我只好隨人流回到燕園。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將軍究竟住在什麼地方，我連大門都沒有看到。我想，當時很多人鬧革命就是這樣鬧法。

還有一件事情比較重要，必須提一提。北大兩派為了拉攏幹部，壯大聲勢，都組織了幹部學習班。有一些在前一階段被打成走資派的幹部，批鬥了一陣之後，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雖然靠邊站了，卻也不再批鬥，這些人有的也成了兩派爭取的對象。我也是被爭取的對象之一。有不少東語系的教員動員我參加學習班。井岡山的人動員我參加他們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動員我參加自己的學習班。雖然我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考慮，決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岡山學習班去“亮相”，其中隱含着極大的危險性。新北大公社畢竟是大權在握，人多勢眾，兵強馬壯，而且又有那樣一個心胸狹隘，派性十足的領袖。我得罪了他們，後患不堪設想。遲疑了很久，為了個人的安全，我還是參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學習班。兩派學習班的宗旨，從表面上來看，看不出什麼差別，都擁護偉大領袖，都竭盡全力向領袖夫人表忠心。對后一位的吹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兩派各自貼了不知道多少大字報，把她捧得像聖母一樣。我水平低，對於這一點完全贊同。雖然我也曾通過小道消息聽了不少對她十分不利的話；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我這個人不善於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裏才痛快，我對於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兩派的信徒，特別是學生，採用了車輪戰術來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麼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確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我現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後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不客氣的就直接了當地對我提出警告：“當心你的腦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我發現，我現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我有點不耐煩了。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心乾脆下海。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這個舉動有雙重性。好處是，它給我的內心帶來了寧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壞處是，它給我帶來了惡性發作的派性。派性我本來就有的。但過去必需加以隱蔽。現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閃閃了。我於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倖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產黨不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干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隻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櫃裏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餘裕。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倖心理並不可靠。我懷着這種僥倖心理，在走鋼絲，隨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我心裏像揣着十五隻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時，流言極多。一會兒說要揪我了；一會兒又說要抄我的家了。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在我的日記里，我幾乎每一周都要寫上一句：“暴風雨在我頭上盤旋。”這暴風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老。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