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裏是搞階級鬥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我並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鬥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裏想到，在我們在這裏搞階級鬥爭的同時，全國範圍內已經湧起了一場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於陸續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消息，從外面傳進來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裏正像暴風驟雨前濃雲密佈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麼，我們心裏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文件，什麼“5.16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裏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鬥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境裏，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繫起來。

此時城裏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裏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里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了打人的現象。據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煞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要幹什麼？”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裏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的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挨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台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麼人的讚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麼“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麼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並沒有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消息不斷地陸陸續續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幹擾，我們實在是不了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東語系在南口村參加社教的師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總支書記，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規定，我們都是被整的對象，因為我們都是“當權派”。所有的當權派，除了最高層的少數幾個天之驕子以外，幾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神秘莫測的中國語言把它縮簡為“走資派”）。在南口村，東語系的走資派和一般教員和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因此，我們這兩位走資派“難得糊塗”，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夢中，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懸崖邊上，下臨無地，只等有人從背後一推，立即能墮入深澗。而個別推我們的人此時正畢恭畢敬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搖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隻哈叭狗。

沒有想到—其實，如果我們政治嗅覺靈敏的話，是應該想到的—，六月四日，我們忽然接到學校里不知什麼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參加革命。我們帶的東西本來不多，一無書籍，二無細軟，幾床被褥，一個臉盆，順手一卷，立即成行，擠上了學校派去的大汽車。住了七八個月的南口村，現在要拜拜了。“客樹回看成故鄉”，要說一點留戀都沒有，那不是實情。心頭也確實漾起了一縷離情別緒。但是，此時有點兵荒馬亂的味道，顧不得細細咀嚼了。別人心裏想什麼，我不清楚。我們那一位總支書記，政治細胞比我多，階級鬥爭的經驗比我豐富。他沉默不語，也許有點什麼預感。但是此時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麼樣子。我雖然心裏也有點沒底兒，有點嘀咕，我也沒有時間考慮太多太多。以前從南口村請假回家時，心裏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這一次回家，卻好像是走向一個terra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到了燕園。我原來下意識地期望，會有東語系的教員和學生來迎接我們，熱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們畢竟還是總支書記和系主任，還沒有什麼人罷我們的官嘛。然而，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裏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校內林蔭大道上，橫七豎八，停滿了大小汽車。自行車更是多如過江之鯽。房前樹下，角角落落，只要有點空隙，就要擠滿了自行車。真是洋洋大觀，宛如自行車的海洋。至於校內的人和外面來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萬頭攢動，人聲鼎沸。以大飯廳為中心，人們成隊成團，擁擁擠擠，真好像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我們的車一進校門，就寸步難行。我們只好下車步行，好像是幾點水珠匯入大海的波濤中，連一點水花都泛不起來了。什麼迎接，什麼握手，什麼寒暄，簡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國去了。

據說從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般湧進燕園。在“馬列主義”信徒們眼中，北大是極其神聖，極其令人嚮往的聖地，超過了麥加，超過了耶路撒冷，超過了西天靈鷲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滌除身體上和靈魂中的一切污濁，一切罪孽。來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先是附近學校里的人來，然後是遠一點的學校里的人來，最後是外地許多大學裏的人，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風塵僕僕地趕了來。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裏面起鬨。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除了人以外，牆上，地上，樹上，還佈滿了大小字報，內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餘，也擠進了人群。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鬥，沒有拳打，沒有腳踢。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將“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從此以後，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我在外文樓外的大牆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衊、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驍將，急先鋒。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鬥，每天能鬥上四十八小時。批鬥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着站在短牆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鬥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鬥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麼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裏揪出來批鬥，好像舊日戲園子裏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裏，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象徵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徵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後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麼人批准了的。後來流毒無窮，什麼“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並不比別人高。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裏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隱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反正我此時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遙。這時的燕園比起六月四日來，其熱鬧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時候，許多邊遠的省份，受到了千山萬水的阻隔，沒有能趕到北京來，朝拜北大這一塊“聖地”。現在都趕來了。燕園在平常日子看上去還是比較遼闊的。但是，在這“八方風雨會燕園”的日子裏，卻顯得極其窄狹，極其渺小。山邊樹叢，角角落落，到處都擠滿了人。我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倉中一粒米了。

據我的觀察，這一階段，鬥爭的矛頭是指向所謂“走資派”的。什麼叫“走資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個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個頭頭，他必然就是“走資派”。於是走資派無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覺悟奇低，我在當時一直到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總是虔心敬神，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位必有一個走資派，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個大小頭頭都成了走資派，我們工作中的成績是怎樣來的呢？反正我這個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沒有人可講。既然上頭認為是這樣，“革命小將”也認為是這樣，那就只有這樣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可憐我們虔誠地學習了十幾年唯物論和辯證法，到頭來成了泡影。唯物主義者應該講實事求是。當前的所作所為，是哪一門的實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將也決不可輕視。他們有用之不竭的創造力。北大的走資派在脖子上被掛上了大木牌，上面寫着這個走資派的名字。這個天才的發明就出自北大小將們之手。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着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木牌這一個新生事物一經出現，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一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面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地心吸力把鋼絲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鮮血直流。在這方面北大落後了，流血的場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但是“批鬥”的場面我卻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則走資派站在講台上，低頭掛牌。“革命”群眾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則走資派站在椅子上，牆頭上，石頭上，反正是高一點的地方，以便示眾，當然是要低頭掛牌。我沒有見到過批鬥程序，但批鬥程序看來還是有的。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後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於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後，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台。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麼萬歲！”主要發言人走上前去發言進行批鬥。發言曆數被批鬥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衊，最後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麼都是真理，說什麼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願意給“犯人”戴什麼，就戴什麼，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而後已。這種批鬥起什麼作用呢？我說不清。是想震懾“犯人”嗎？我說不清。參加或參觀批鬥的人，有的認真嚴肅，滿臉正義。有的也嘻嘻哈哈。來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來取經朝聖的人們，有的也乘機發泄一下迫害狂，結果皆大歡喜，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果然來到了。這種“先進”的經驗被取走，轉瞬之間，流溢全國。至於後來流行的“坐噴氣式”，當時還沒有見到。這是誰的發明創造呢？沒有人研究過，好像至今也還沒有人站出來申請專利。

在北大東語系，此時的批鬥對象，一個是我上面談到的總支書記。帽子是現成的：走資派。一個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現成的：反動學術權威，另外還加上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給他們二人貼的大字報都很多，批鬥也激烈而且野蠻。對總支書記的批鬥我只見過一次，是在一個專門為貼大字報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貼的都是關於他的大字報，曆數“罪狀”，什麼“牧羊書記”之類的人身攻擊。他站在棚前，低頭彎腰。我不記得他脖子上掛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張白紙，上面寫着他的名字，上面用硃筆畫了一個叉。這是從司法部門學來的，也許是從舊小說中學來的。一個犯人被綁赴刑場砍頭時，背上就插着一個木牌，寫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畫著紅叉。此時書記也享受了這種待遇。批鬥當然是激烈的，口號也是響亮的。批鬥儀式結束以後，給他背上貼上一張大字報，勒令“滾回家去！”大字報不許撕下來，否則就要罪上加罪。

對那位教授的首次批鬥是在外文樓上大會議室中。樓道里，從一層起直到二層，都貼滿了大字報。還有不少幅漫畫，畫著這位教授手執鋼刀，朱齒獠牙，點點鮮血從刀口上流了下來，想藉此說明他殺人之多。一霎時，樓內血光閃閃，殺氣騰騰。這樣的氣氛對一個根本不準發言的老人進行所謂“批鬥”，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見了。結果是參加批鬥的青年學生群情激昂，真話與假話並舉，吐沫與罵聲齊飛，空氣中溢滿了火藥味。一隻字紙簍扣到了老教授頭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將把整瓶藍墨水潑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變成了斑駁陸離的美國軍服。老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勒令“滾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發奇想，要在這一天大規模地“斗鬼”。地址選在學生宿舍二十九樓東側一個頗高的台階上。這一天我沒有敢去參觀。因為我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我這樣一座泥菩薩最好是少出頭露面，把尾巴夾緊一點。我坐在家中，聽到南邊人聲鼎沸，口號震天。後來聽人說，截至到那時被揪出來的“鬼”，要一一鬥上一遍，揚人民之雄風，振革命之天聲。每一個“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陣口號，然後一腳把“鬼”踹下台去。“鬼”們被摔得暈頭轉向，從地上泥土中爬起來，一瘸一拐，逃回家去。連六七十歲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去批鬥。他們無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頓臭罵，臨了也是一腳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聽說那一夜，整個燕園裏到處打人，到處罵人，稱別人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瘋狂肆虐，滅絕人性。

從此以後，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斗鬼”。我可萬萬沒有想到，兩年後的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與其盛，千載難遇。此是外話，這裏暫且不表了。

暫時的逍遙，當然頗為愜意。但是我心裏並不踏實。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頭上也是應該戴上帽子的。我在東語系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難道就能這樣矇混過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