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起步
可以確切地說，史蒂夫心中總是裝着他的蘋果電腦。從更深層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於其內心懷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必須出去闖蕩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另外，由於他從小就是被收養的孩子，他的行事方式並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
——史蒂夫·喬布斯的好友丹·科特克
一般人對周圍的變化都不會怎麼留意，作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擁有一種文化的美國來說，在人們的心目中也是這樣的。20世紀的美國可以說是飽經風雨：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后，跟着的就是50年代的惆悵、60年代的震蕩以及七八十年代社會結構的變化，到了90年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又導致了社會的混亂。就這樣，數十年的巨大社會變革導致美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革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思考以及娛樂方式，甚至包括戀愛的方式。現在看來，當時這種社會習俗的變革是不可避免的，它對人們傳統思維方式的衝擊也是始料不及的。
但有一樣東西即使在喬布斯出生后也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收養小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收養小孩在美國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而且所收養的小孩的年齡比現在要小得多。這種差別可以簡單地這樣解釋：那個年代，做單身母親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再加上墮胎也是違法的，即使能這樣做，也會危及大人的生命。因此，在50年代，對於已經懷孕的單身母親來說，有一種可行的解決辦法，那就是把新出生的嬰兒託付給別人收養。一些為無兒女父母服務的機構，同時也照顧懷孕的單身母親，有點像村舍經營的產業。
史蒂夫·喬布斯就出生在那個年代，那是1955年2月24日，他在加利福尼亞的三藩市出生了。實際上，直到喬布斯長大后，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他出生后不久，這個“無名嬰兒”的母親就把他託付給三藩市的一對夫婦收養，這對夫婦就是保羅·喬布斯和克拉拉·喬布斯，他們十多年來一直希望能夠收養一個孩子，但一直未能實現這一願望。
史蒂夫的養父保羅·喬布斯在定居西部之前就有過豐富多彩的人生經歷。他雖然出生在農家，但氣度不凡，深受中西部加爾文宗教思想的熏陶。這種經歷使他在美國長達10年的大蕭條時期仍能堅強起來，同時對他成年時期的行為和人生選擇也有較大的影響。他放棄了讀中學的機會，就像一個流浪漢一樣在美國中西部遊盪了幾年，而此時正值美國經濟嚴重蕭條時期，他一直在努力尋找一份工作。最終，保羅選擇了一份相對穩定的職業——在軍隊中服役。他參加了美國海岸警衛隊（一般人都叫它“無賴海軍”，保羅也是這麼叫的），並且掌握了管理輪機艙的技能。他在海岸警衛隊的經歷也在他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這從他胳膊上的文身、整齊而利落的短髮就可見一斑。雖然他缺乏正規的教育，但他渾身上下透出的那種活力、那充沛的精力，顯示出他已是地地道道的“美國藍領”了。
當保羅·喬布斯服役的海岸警衛隊船隻在三藩市港口退役時，他也就在這個地方定居了。那時正值世界大戰和蕭條時期，保羅和很多美國人一樣都在尋找着新的開始。有一次，他與一位同船服役的隊友打賭說，在金門大橋附近他會找到自己的新娘。巧合的是，很快他就與一位名叫克拉拉的姑娘約會了，他還要克拉拉立即嫁給他。於是，保羅和克拉拉在1946年結了婚，然後就回到了保羅的印第安納老家。在那裏，他依靠自己服役時掌握的機械操作技術，在萬國收割機公司謀得了一份職業。
然而，加利福尼亞對保羅和克拉拉的誘惑太大了，於是，他們在1952年捲起鋪蓋又回到了三藩市，住進了海邊一套可以遠眺太平洋的公寓。很快保羅就應聘到一家財政管理公司做強制執行人員，其主要任務就是向用戶索要汽車貸款的欠款。由於他是個大塊頭以及個性善於攻擊，他非常適合這份有點危險的工作。有時候，一些欠債車主總是不還貸，他沒辦法只得收回他們的汽車，這時他就用他學到的機械技術強行打開車鎖，甚至在必要時他可以用電啟動汽車。
就這樣過了3年，在收養了一個名叫史蒂夫·保羅·喬布斯的男嬰后，他們舉家遷往了南三藩市。這是一座工業城鎮，有不少地方都住着退伍回來的老兵。在這個城鎮，史蒂夫長到3歲時，就形成了比較活潑的性格，用今天標準一點的話來說，那就是兒童多動症。他早晨往往很早就起來搗亂，就好像他屬於那種天生愛搞惡作劇的孩子。有一次，他和小夥伴們跑到了醫院，就是想嘗嘗殺蟲劑究竟是什麼味道。還有一次，史蒂夫把髮夾塞到了電源插座內，讓它發出難聞的氣味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雖然有這麼一個淘氣的孩子已經很讓父母操心，但他的養父母還是決定再收養一個女孩，她就是帕蒂，比史蒂夫小兩歲。
雖然史蒂夫比大多數孩子更需要嚴加看管，但他顯得比其他孩子更聰明。他在鄰居家攝像機前面做鬼臉，騎在三輪車上對街坊四鄰大喊大叫，他還看了很多不健康的電視節目，而這可能是他成年後不輕易交朋友的一個原因。
在史蒂夫出生后不久，諾貝爾物理學獎就頒給了約翰·巴丁(JohnBar，den)、沃爾特·布拉頓(WalterBrattain)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Shock，ley)，以獎勵他們發明了電晶體。保羅和克拉拉怎麼也不會想到，這項發明不僅改變了他們兒子的生活，也讓他們的兒子改變了眾多人的生活。
等到史蒂夫10歲的時候，他對電子學方面的興趣就明顯地表現了出來。一些小型電子產品深深吸引着他，在他幼小的心靈中，他一直想弄明白這些小東西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在那時，他們家已經搬到了加利福尼亞芒廷維尤市的一個半島上，保羅依然做着回收欠債的工作，而在鄰近的帕洛阿爾托市，電子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市郊發展起來。史蒂夫的家地理位置很好，因為惠普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電子公司的工程師都在這裏居住。每逢周末，一些工程師就會到自家車庫做些維修工作，他們對史蒂夫這個孤單、好學而又勤勞的男孩非常欣賞。有一次，一位工程師從實驗室帶回來一個碳晶麥克風給他玩。史蒂夫對這個麥克風非常着迷，並問了很多細緻的問題。以後，史蒂夫就經常到他家裏玩，工程師對這個早熟的男孩印象頗好，於是就把麥克風送給了史蒂夫。
史蒂夫從他同齡夥伴那裏並沒有收穫什麼，得到的儘是麻煩，因為他已經與他們格格不入了。多年以後，一位同學這樣描述他：他是一個孤單的、相當愛哭的男孩。史蒂夫與這位同學曾參加過同一支游泳隊，這也是他參加的為數不多的體育運動隊。“如果比賽失敗了，他會自己跑到一邊哭泣。他和別的同學也很難協調。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傢伙。”這位同學說。
史蒂夫小時侯形成的搞惡作劇傾向和任性的品性很快就表現了出來。由於他愛搗亂、不服從老師的管理、不完成老師佈置的家庭作業和課外作業（他認為做這些作業純屬浪費時間），學校幾次勒令他退學。
在史蒂夫上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受到一位名叫伊莫金·特迪·希爾的老師的深刻影響，這位老師也最終改變了他的人生。“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師，”史蒂夫說，“她教四年級提高班的課程，她用1個月的時間就了解了我的情況。她極力敦促我學習。她甚至會這樣說：‘我真希望你能完成這些作業，你要是能完成我就給你5美元。’就這樣，希爾老師激起了我內心的學習的熱情。’’
史蒂夫在那一年學的知識要比其他任何一年都多。他的老師想讓他跳過五年級直接進入這個學校的初中階段學習，史蒂夫的父母沒有同意這樣做，而是提前讓他進入克里滕登中學學習。但克里滕登中學並沒有針對優等生做特別的安排，只是把他們和年齡大一點的學生放在一起。
與此同時，保羅·喬布斯回收欠債的工作也並不順利。於是，他辭去了這份工作，在這個經濟日益發達的半島城市做起了房地產銷售。但他那有點粗暴的個性使他不會成為成功的房地產經紀人，因為幹這一行既需要有卑躬屈膝的媚態，又得富有冒險精神。就這樣，史蒂夫一家的生活就緊張了起來。
很快，保羅·喬布斯在與他的老本行“闊別”15年後，又重新拾起了機械師的工作。雖然這需要從最底層一步一個腳印地做起，但他的事業發展較好，很快他們家的日子就不那麼緊巴巴的了。保羅在斯拜克特費茲克斯公司負責開發條形碼掃描系統，這一系統用於讀取產品上的條形碼，在世界任何角落的超市裏都能用得上。
然而，史蒂夫念的這所新學校真是不怎麼樣。因為克里滕登中學的條件比起史蒂夫上的小學來說差多了，甚至在培養學生的才能和特長方面還沒走上正軌。當地的警察往往被請來制止學生鬥毆，芒廷維尤市的一些地痞流岷惹是生非的本領也讓喜歡搞惡作劇的史蒂夫自嘆不如。
史蒂夫心中的自由精神和超常的智力水平在學校這種混亂局面下，也毫無施展和提升的機會了。他漸漸地變得鬱鬱寡歡，並感到深受挫折。這種情況也促使史蒂夫改變了他的想法，他決定下一年不去這所學校上學了。那年夏天，他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爸爸。經過長時間商量，保羅和克拉拉接受了這一現實，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採取一定的措施，史蒂夫就會變成不良少年。他們知道是該做出選擇的時候了。
“他說他實在不想去了（回那所學校上學），”保羅·喬布斯回憶道，“因此我們只好搬家。"
史蒂夫在11歲的時候，就能以足夠的意志力說服他的父母搬家，他這種剛強的個性加上做事專心的品性使他能夠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任何障礙，這一點在史蒂夫小時候就顯現了出來。
在1967年，喬布斯一家搬到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斯阿爾托斯市，在這個地方，他們忽然發現在曼哈頓計劃（ManbattanProject）實施以來，這裏竟然聚集着如此多的科技工作人員。不少電子工程師和他們的家人都住在洛斯阿爾托斯及其周圍的庫比提諾和桑尼維爾市。在那時，洛克希德市作為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個主要的合作城市已經在崛起，並且設立了大批的電子公司，主要是為了實現美國的宇宙飛船登月計劃。電子公司需要生產、應用小型電子器件，然而在當時的美國，對這種小型電子器件的發明與生產完全是從零開始的。從發展歷程上說，電子器件的小型化首先得益於電晶體的發明，然後才是集成電路的發明。在這裏，史蒂夫隨時都能向學識淵博的科技人員請教各種問題，各處也總有一兩隻箱子裏裝着廢棄不用的電子元件，史蒂夫在放學后就可以把這些器件拆開來看個究竟。他認為，這裏和雜亂不堪的芒廷維尤市相比簡直就是天堂！
史蒂夫上了庫比提諾中學，在那裏，史蒂夫結識了比爾·費爾南德斯一一位律師的兒子。他們倆都不適合做運動員，因為他們都身材矮小、體型瘦弱，動作的協調能力也不好，但他們個性強烈而鮮明，都被同學視為不易接近之人。而對於他們兩個“局外人”來說，電子器件是最好的玩伴。他們沒有一般青少年可能碰到的難題，比如同學的排斥，體育活動的劇烈、男女生之間的矛盾衝突等等，因為他們可以在學校附近孤零零的生產車間裏找尋到自己的快樂，躲在裏邊一玩就是好幾個小時。他們可能已被同學們看做是“古怪”之人，但在那時，費爾南德斯和喬布斯已在工程師和科學家的包圍中感受到了濃濃的科學技術氛圍。
“我對史蒂夫·喬布斯印象非常深刻。”布魯斯·考特爾回憶道，他是史蒂夫在庫比提諾初中和霍姆斯特德高中的同學，兩人同窗6年。考特爾在高中時就被認為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學生”，而他現在也正實現着他的夢想——成為矽谷一家最成功的高級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我們一般人都習慣於遊刃有餘地處理自己的工作，但史蒂夫不一樣，他估計準確，往往用別人一半的工夫就能把整件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還有一點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即使他剛入學，也有勇氣去嘗試這樣做，而我自己就沒有獨立這樣做的想法。"
住在費爾南德斯家街對面的是沃茲尼亞克一家。傑里·沃茲尼亞克是一家之主，他是洛克西德的一名工程師，由於費爾南德斯的父母對電子學一竅不通，傑里就成了比爾在這方面的指導專家。傑里的兒子史蒂夫也對電子學感興趣，雖然他比費爾南德斯大5歲，但有時他也會參與到費爾南德斯的科學比賽小遊戲裏來。
1968年，史蒂夫·喬布斯進入霍姆斯特德高中學習，此時，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正是克羅拉多州立大學的一年級新生，他也想着能在學校做出點驚人之舉。經過反覆嘗試，這位大膽的計算機高手竟然對學校的管理部門搞起了惡作劇。在學校播出一段關於美國大選的懷舊音樂后，計算機里突然一遍又一遍地傳出了相當不敬的聲音。很顯然這是沃茲尼亞克使出的最讓人吃驚的一招，如果讓學生處的處長知道了是誰幹的，這個人只能在學校里低調地再待上1年。沒辦法，沃茲尼亞克就這樣離開了學校，他知道自己不會回來了。
雖然沃茲尼亞克在學校研究電腦或許能弄出點什麼名堂，但他媽媽卻認為他是塊“呆木頭”。因為他對女同學從來都不注意，只會挑戰自己。
“沃茲”，他上小學時就有人這樣叫他了。雖然他在某些情況下會依着自己的性子來，但總的來說他還是一個很順從的年輕人。對於他感興趣的事情，他的注意力就會高度集中，有時會非常聚精會神，他媽媽要想讓他注意一下別的事情，就得用一支鉛筆戳一下他的腦袋。除了電子學以及與電子學相關的基礎科學和數學外，其他很少東西能引起沃茲的興趣。他可以夜以繼日地為一些小電器設計電路板，但對於一些他不感興趣的科目，比如文學和社會學，他連最簡單的家庭作業都懶得做。自古以來，大凡天才人物都有這樣的品性：在一個領域是如此輝煌，而對其他方面則不屑一顧。在他高中結束的時侯，他的英語和歷史都基本不及格了。
儘管沃茲學業不怎麼樣，也愛搞點惡作劇，但他很快成為庫比提諾及其周邊的最優秀的技術員，也是比爾·費爾南德斯這些小夥伴們崇拜的偶像。
在1969年的夏天，沃茲和好朋友艾倫·鮑姆用了1個月的時間為設計一台機械裝置製作了各種圖表和說明書，裝滿了整個文件夾。後來，鮑姆去了麻省理工學院，沃茲決定自己完成這項任務，他從廢棄的儲藏室里找尋所需要的配件，也從支持他的一些電子公司索要了一些。他說服了比爾·費爾南德斯幫他，這的確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做事有條不紊的費爾南德斯在沃茲家對面的車間裏有一個精心製作的、非常適合設計工作的操作平台。
“我想設計一種能達成某種特定目標的機械裝置，”沃茲後來說，“比方說打開電視，你轉一下旋鈕，就能對電視有調節功能。對於電腦，你按一下按鈕，指示燈就會打開。”最後沃茲成功了，他設計的機械裝置果真具有這樣的功能。在完成這項設計后，沃茲和比爾還向《聖何塞信使報》（SanJoseMer-curyNews）的記者展示了他們的產品。這個裝置雖然並不是多麼複雜精妙，但它比打入市場的第一台功能相同的計算機裝置要早5年。
有一天，費爾南德斯邀請史蒂夫·喬布斯去看他和沃茲設計的計算機。這是沃茲和喬布斯的第一次見面，但這次見面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當時沃茲尼亞克18歲，已經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電子學小專家了，而喬布斯和費爾南德斯比他小5歲，是在電子學實際操作方面一無所知的小孩兒。不錯，他們是喜歡擺弄各種電子器件，但他們只是喜歡用激光器和反射鏡搞些惡作劇，而不會搞點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此時的沃茲尼亞克已經能在紙上為高級計算機設計電路板了，他還經常去斯坦福線形加速器中心的圖書館想方設法查詢最前沿的資料。
喬布斯在看完這台計算機后，對沃茲的設計能力非常佩服。以前他覺得他在電子學方面的知識是無人可比的，可如今的現實讓他清醒了——“在電子學方面沃茲是我遇見的第一個水平比我高的人”。
史蒂夫·喬布斯很早就從費爾南德斯那裏聽說過沃茲尼亞克的事迹，他知道沃茲是一個調皮高手。在中學時，沃茲做出的最驚人之舉是讓霍姆斯特德中學的校長拎着一個笨重的大包在田徑場上奔跑，這個包是校長從帶鎖的櫥櫃裏搜出來的，裏面有滴答作響的聲音，校長懷疑是定時炸彈，其實裏面裝的只是一些磚塊和一個鬧鐘。這件事情使得沃茲名聲大振，同學們在少年禮堂里把這件事議論了一個晚上，當他第二天回校時同學們都站起來大聲為他歡呼。
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是兩個非常相似的人。他們做事都很專心，也都很孤僻，甚至有點不合群，不愛開玩笑，也不是團隊裏的活躍分子。他們雖然年齡相差5歲，但對電子學同樣的熱愛彌補了這種差距。沃茲尼亞克對電子學有一種特別的愛好，當他想解釋自己興趣範圍內的某一概念或者原理時，他的話就像奔騰的江水一樣滔滔不絕。
喬布斯也有這樣的個性，對自己喜歡的事情抱有極大的熱情。不論和什麼人談話，他都和談話人靠得非常近，幾乎貼近這個人，然後把他最新的發現接連不斷地告訴這個人，每當他決心想同某個人談話時，是怎麼也擋不住他的。後來，他的一位熟人這樣評論他：“和史蒂夫·喬布斯談話就像是從滅火的水龍頭那裏接水一樣。”史蒂夫才智超群，卻不苟言笑，不論是在孩童時期，還是以後成了世界級的名入，他都這樣。有時人們能看見他笑，但那種真正的、毫無拘束的笑卻是少之又少。
這可能就是史蒂夫和沃茲之間的不同。沃茲尼亞克才智敏捷，喜歡開玩笑，這也是他工作疲勞之後放鬆身心的方法之一。（幾年之後，沃茲在聖何塞開辦了一個免費的服務活動，叫做“笑一天”，甚至現在他還向一些好朋友發送小笑話和卡通圖片。）沃茲沉浸在計算機和電子學的世界裏，而喬布斯則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
在那時喬布斯就知道了自己是被收養的，知道了這一點更增加了他要有所作為的願望。沃茲尼亞克和費爾南德斯設計出的機械裝置第一次在他內心激起了奮鬥的決心。
沃茲可能具有實際的操作技術，但史蒂夫·喬布斯卻有一往無前的勇氣。當他鎖定目標時，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擋他。這麼多年來，史蒂夫身上一直沒有改變的就是他那狂放不羈的個性、富有進取心的精神和強烈的個人願望，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艱苦拼搏，能成為首屆一指的大人物和決策者。在他家搬到洛斯阿爾托斯后，史蒂夫開始了設計頻率計數器的工作，這個裝置用以跟蹤電路中的固定電子頻率。當他發現還需要其他元件時，他就抓起電話，撥通了惠普公司的創辦人兼總裁比爾·休利特(BillHewlett)的電話。“我只是在帕洛阿爾托市的電話本上看到了他，”喬布斯解釋道，“他接了電話，他的確是個好人。他根本不認識我，但和我聊了差不多有20分鐘，而且最後還答應給我一些元件。另外，他還讓我夏天去惠普工作，在裝配線上裝配頻率計數器……哦，‘裝配’這個詞太大了，我只是負責擰個螺絲帽。這也無關緊要，能叫我去工作，我就高興壞了。”
但隨着史蒂夫的漸漸成熟，他開始意識到他的生活中除了電子學或許還應該有些其他的東西。“記得第一天在惠普公司裝配線上工作回來，”他深情地回憶道，“我就眉飛色舞地把我在惠普公司的快樂和幸福告訴我的學校監管，一個叫克利斯的傢伙，還告訴他在這個世界上我最喜歡的就是電子學。我還問他最喜歡的事情是什麼，他看了我一眼，說道：‘性愛！’那一年夏天我了解到了其他很多東西。”
在中學二三年級的時候，史蒂夫第一次接觸到了大麻。史蒂夫也開始對一些文學作品產生濃厚的興趣。“我第一次這麼冷靜，因為我認識了莎士比亞、狄蘭·托馬斯（DylanThomas）等古典作家。我讀了梅爾維爾的作品《白鯨》（M0by-Dick），三年級時，我還上了文學創作課。”他說。
史蒂夫就這樣一如既往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當時美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已從20世紀60年代的統一、順從，轉變成了70年代的個人主義思潮。史蒂夫很快地就吸收了這種反文化傳統的價值觀，他對個人主義非常嚮往，拒絕受各種規則的約束或脅迫，甚至沉迷於迷幻般的自由世界。史蒂夫努力地實現着自己的價值觀，但他並沒有那種玩世不恭的嬉皮士特徵。
霍姆斯特德中學雖然是一所很不起眼的學校，但由於它在戰後的迅速發展，使它在這個地方小有名氣。這所學校的旁邊有兩條高速公路，學校很有校園氣息，另外它還是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特色學校。在1968年9月，學校開學的時候，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費爾南德斯就成了這所學校的高中一年級新生。
這一對好朋友在庫比提諾中學上學時就對電子技術有着共同的愛好，但他們都感到在霍姆斯特德中學上學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因為他們體驗不到那種在家時的科學研究氛圍了。學校安排了電子學方面的課程一約翰·麥科勒姆老師的電子學（一），兩人都決定學習這門課。
就這樣，他們倆成了學校的“電腦迷”。這個名稱是矽谷中學給他們的電子學俱樂部成員起的綽號，這個名字是很有學問的。因為這個名字是和對電子學的痴迷聯繫在一起的，從而避免了其他同學把他們看做是“書獃子”。要知道，在矽谷，熱衷於電子學是很“酷”的。
早在他們進入霍姆斯特德中學的4年前，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就在這所學校科學系的嚴格管理和強化訓練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在電子學班裏屢屢獲獎，並成為了數學電子學俱樂部的主席，在科學項目比賽中他也得了獎，另外，他還負責設計了難以計數的電子示意圖。而對喬布斯來說，這些東西激不起他的熱情，在這所學校學習的幾年時間裏，他對科學興趣不大，而對其他東西很感興趣。
在高中二年級結束的時候，14歲的喬布斯開始了新的努力方向。這時，他好像對電子學失去了興趣，因為他在芒廷維尤市海豚游泳俱樂部參加的游泳訓練佔去了他很多時間，他還參加了水球訓練。但他在這方面的興趣非常短暫。他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在這方面發展，因為“我不是做運動員的料”。喬布斯一直在尋找能使他感興趣、能讓他全身心投入的事情。
在芒廷維尤市一個名叫海爾蒂克的商店裏，存放着很多廢棄不用的電子元件，亂七八糟，到處都是。因為在美國矽谷，可以以任何借口把電子元件扔掉，比如，顏料塗得不好；出錯率太高；設計出了新的元件。這些被扔掉的元件往往是非常好的電子元件，而它們時常可以在海爾蒂克商店裏找到，另外，在其他的設計間和學生做科學實驗的學校里也能找到一些元件。史蒂夫在上中學時，在周末總是想辦法到這些地方來做工。
當費爾南德斯給喬布斯詳細展示他和沃茲設計的計算機時，史蒂夫已在周末到海爾蒂克商店做工了，在那裏，他對電子元件產生了相當大的興趣，並且對於這些元件的價格也是非常熟悉，多年都不忘掉。費爾南德斯一沃茲尼亞克的設計使他非常感興趣，他以後就經常待在費爾南德斯家的車庫裏，他和沃茲之間的友誼也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他們之間的友誼形成的部分原因是倆人都喜歡搞惡作劇。喬布斯對於成為一個叛逆者有着強烈的願望，可他卻不願意付諸實際行動，沃茲則不同，他能夠把想法付諸於實踐。喬布斯和大名鼎鼎的惡作劇高手沃茲之間的這種友誼使他在同伴中贏得了威望。
到16歲時，喬布斯的頭髮就和他的兩肩齊平了，在學校里，他的外表也變得越來越與眾不同。在行為上，他與那些機靈的嬉皮士們已相差無幾了，這些嬉皮士甚至找到了如何破解電報電話公司長途電話系統的竅門，他們通過模擬盜用的電話線路，採用電話公司的信號撥打長途電話，就這樣他們掌握了“免費”打長途電話的技術。
這些嬉皮士中有一個聲名遠揚的高手，他就是約翰·德拉浦，是IT歷史上的十大超級老牌黑客之一，綽號叫“嘎吱船長”(Cap'nCrunch)。他發現“嘎吱嘎吱船長”牌的麥片盒裏作為獎品的哨子能夠產生2600赫茲的音調，可以用這個哨子向電話話筒吹聲，讓電話系統開啟一個電話呼出的“藍匣子”，以此侵入電話系統，用戶就可以免費打長途電話了。史蒂夫想和他見面，見識一下他的本領，於是就跟着他。最終“嘎吱船長”答應了史蒂夫和沃茲的請求，他帶着史蒂夫和沃茲這兩個新手，成功地盜用了電話線路，那天晚上，他們向世界各地撥通了長途電話！史蒂夫和沃茲還決定自己設計盜打長途電話的電子裝置來達到同樣的效果。
盜打長途電話的一個方法就是用一個稱為“藍匣子”的自製裝置。沃茲在斯坦福線形加速器中心的圖書館裏做了幾次實驗性研究，當然有幾次也失敗了，他提出了一個設計方案，根據這個方案設計的“藍匣子”要比其他盜打電話高手所用的“藍匣子”好得多。其中最大的優點就是，它不需要開關，而當有人撥打長途電話時，這個裝置就會自動被激活。這一技術上的革新讓沃茲尼亞克風光了好多年。
“我們簡直入迷了，”喬布斯說，“真是難以想像，僅僅是製作了這麼簡單的一個小匣子就能把電話打到世界各地。”當然，沒有任何一個電話盜打者認為撥打這種免費電話是一種偷盜行為，實際上，唯一受損的是電話公司，而電話公司的損失在他們這些人看來是無所謂的。還有什麼能比這樣做更讓入感覺榮耀呢？
在喬布斯和沃茲把盜打電話的模型給他們的朋友看的時候，朋友們的興趣也被激發起來。很多人都想要這麼一隻“藍匣子”，他們成了地地道道的盜打電話者了，為此，他們受到很多入的注意。
喬布斯靠着從他父親那裏學到的說服人的本領說服了沃茲，要把他們的“藍匣子"賣掉。喬布斯憑藉他購買電子元件時討價還價的本領，把第一批“藍匣子”的現款價格提高到每隻40美元。沃茲隨後進入了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讀，他在自己的宿舍里裝配“藍匣子”，史蒂夫還在自己學校里銷售這些裝置。在那時，每個“藍匣子”他們收取150美元，但也允諾如果出了任何問題可以免費維修。後來由於這種裝置非常走俏，他們就把價格提高到300美元，當然是賣給那些能負擔得起的顧客，學生們還是按照原來的價格購買。
就這樣他們掙了不少錢，也因為這件事，喬布斯對中學學業失去了興趣。那時候，他認識了克里斯·安·布倫南。克里斯是喬布斯的同學，她很喜歡電影藝術，通常在晚上才從事一些和電影有關的活動，這樣就避開了學校的檢查。喬布斯很欣賞她的這種叛逆性格，覺得很像他。很快，他們就戀愛了。下午放學后，他們通常在一起散步、喝酒、吸食大麻。“有一天，我們特意到了一塊麥田，就是想吸一點迷幻藥，”喬布斯回憶道，“突然間，我感覺整個麥田在演奏巴赫的樂曲，那一刻我非常興奮，感覺自己就好像在指揮交響樂隊演出一樣。"
沃茲尼亞克卻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心中的美好時光是研究晦澀難懂的電子學知識。
一開始喬布斯和沃茲設計“藍匣子”主要是覺得好玩，但事情很快就出現了變化。電話公司採取了非常措施處理盜打電話這件事，這對他們來說就很危險了。有一天晚上，當史蒂夫在一家比薩餅店旁邊的一個停車場推銷產品時，突然感到一支槍對準了他，就好像一個騙子在敲詐偷竊高手似的。“我當時可以想很多辦法逃跑，但任何一種辦法都可能導致他向我開槍，我只好把‘藍匣子’交了出去。"
喬布斯的熱情很快熄滅了。他很想找到其他的生財之道，尋找不到時，苦悶往往鬱積心中——一個“藍匣子”是解除不掉他這種苦悶的。
喬布斯每個星期總要從矽谷跑到伯克利兩三次，因為伯克利是嬉皮士們的世界。他很喜歡這裏的氛圍，在這裏，他常常在灣區漫步，思索各種想法和實踐的可能性，而且在這裏很少能碰到矽谷的熟人。喬布斯在伯克利的所思所想，也深深地影響了他要去什麼樣的大學學習的決定。
喬布斯決定要去就讀的學校是位於太平洋沿岸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里德學院(ReedCollege)，這是美國西北部一所崇尚自由思想的學校。里德學院以善於培養出類拔萃的人才而著稱，同時它也是一所收費很高的私立學校。喬布斯的父母知道這件事後非常吃驚，不僅僅是因為收費很高，還因為里德學院離他們家很遠。“然而，史蒂夫說里德學院是他想去的唯一一所大學，假如他不能去那裏，其他任何學校他都不去了。"喬布斯的媽媽回憶道。就這樣，倔強的喬布斯又一次說服了他的父母。他們窮其所有，把喬布斯送進了里德學院。
在里德學院，史蒂夫很想取得好成績，但那不是在學習方面，而是在個人能力方面。因此，他在學習上用的時間要遠遠少於他用在其他方面的時間。在1972年的秋天，史蒂夫決定不再吸食迷幻藥了，把興趣轉到東方哲學上面來，就是想提高一下對東方一些神秘東西的認識，在那時，來自東方的思想潮流衝擊着里德學院。在里德學院，從蒂莫西·利里(TimothyLeary)、理查德·阿爾珀特（RichardAlpert）到加里·斯奈德(GarySnyder)，這些東方問題專家都有不少學生推崇。
喬布斯第一學期的成績很糟糕，加上他那乾脆利索的性格，他決定退學並要回所交的學費。然而這之後他還待在學校里，住在別的同學騰出的宿舍里，因為這些同學都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了。里德學院確實是一所比較自由的學校，他們對這種現象並不介意，喬布斯甚至還與學生處的處長傑克·達德曼（JackDudman）成了好朋友。“史蒂夫有一個非常善於探詢問題的頭腦，這一點很吸引人。”達德曼回憶說，“他不會巧言令色、投機取巧，他對一些事實也不會自然而然地接受，任何東西他都想親自查看一下。"
喬布斯退了學，但又能住在學校，沒被學校趕出去，因為這個，他成了這所學校的“名人”。在第二學年開始的時候，他繼續住在里德學院。“他很精明地意識到，他能在這個學校得到很好的教育，而不用受學分的困擾，在這裏誰還想要學分啊？”喬布斯多年的好朋友丹·科特克如是說。（科特克是在里德學院裏求學時認識喬布斯的。）那時的喬布斯窮困潦倒，整日無所事事，即使是在他的朋友圈裏，他也感覺自己像一個局外人。在他內心深處，想着很多的事情。
“可以確切地說，史蒂夫心中總是裝着他的蘋果電腦。從更深層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於其內心懷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必須出去闖蕩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另外，由於他從小就是被收養的孩子，他的行事方式並不被大多數人所理解。"科特克說。
1974年春天，喬布斯回到了他父母那裏。有一次偶爾翻閱《聖何塞信使報》時，他看到了阿塔里（Atari）公司的招聘廣告，這個公司是在富有朝氣的矽谷地區成長起來的，發展的速度之快有點出入意料。阿塔里的崛起主要得益於開發了一種叫做“乒乓”(Pong)的電子遊戲，然後以這種遊戲迅速打開了市場，但該遊戲被安裝在桑尼維爾市的一個小地方時，由於玩者眾多，遊戲線路阻塞嚴重，因此阿塔里公司迫切需要一個電子機械師解決這一問題。廣告上的招聘條件是此人必須是世界知名的電子機械師，公司會為他提供良好的娛樂服務和較高的薪水。喬布斯去應聘了，讓他吃驚的是，他被僱用了。
在那時，阿塔里公司正處在飛速發展的時期。阿爾·奧爾康是該公司的首席工程師，他回憶道：“我們那時對阿塔里公司非常有信心，因為它發展得太快了，我們都希望能在這家公司工作。"
有一天，阿塔里公司的人事主管告訴奧爾康：“一個非常奇怪的傢伙來到公司，他說他不會走，除非我們僱用他。我看，我們或者把他交給警察，或者只能僱用他了。"奧爾康回答說：“把他帶進來讓我看看。"
喬布斯被帶了進來。“他穿着一身舊衣服，像一個嬉皮士，而且18歲就從里德學院輟學了。我真不知道為什麼僱用他，他除了想做這份工作和還有一點活力之外，其他什麼都沒有。但我正是看中了他內在的那種活力，具備這種活力就能把這件工作做好。而且他還有一種想像力，要知道，想像力的概念是‘一個人內在的想像能力，並不依靠外在的東西’。他的思想很單純，沒有其他任何的雜質。”
“我把喬布斯介紹給唐·蘭(DonLang)，他說：‘哦，不要，你把這傢伙交給我幹什麼？他是個令人討厭的嬉皮士。’後來我們和喬布斯達成了妥協，讓他晚上過來，這樣並不打擾任何人。
史蒂夫只是在阿塔里公司做一些小事情。有一天，他去找奧爾康，要求允許他去印度見識一下印度的宗教聖人。在那時，公司在德國的遊戲市場出了點問題，奧爾康決定讓喬布斯在去東方的路上順便解決一下這個問題。於是，奧爾康簡單地給喬布斯介紹了一下德國那邊的情況，就打算讓這個順路去德國的年輕嬉皮士啟程，他還提醒喬布斯叫他注意別錯過了德國這一站。奧爾康讓喬布斯在兩個小時內解決問題，結果他真的就在兩個小時之內把問題給解決了。
在德國做短暫停留後，喬布斯光着腳、穿着破爛的衣服就到了印度。這身打扮是他自己想要的，他認為這代表着一種特別的理想追求和審美觀。在印度，他第一次遇見了那麼多的窮人，他們和加利福尼亞窮困的嬉皮士不一樣，因為嬉皮士們的窮困是可以選擇的，而印度窮人的貧窮是一種命運的貧窮，是難以改變的。在印度，喬布斯接觸到了很多的人和事，讓他增長了不少見識。美國和印度在社會物質生活的舒適度方面真是有天壤之別，他以前的所思所想在當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印度的這次經歷對喬布斯來說真是既驚險又刺激，它完全出乎了喬布斯的預料，也是喬布斯在繁華的矽谷中所體驗不到的。但這一切並沒有解開喬布斯心中的問題，他內心的那種慾望仍舊沒有得到滿足。在他回來后，喬布斯決定以一種與以前不同的方式從最基礎開始做起。
史蒂夫從印度回來后，幾乎變了一個人，對入冷漠，沉默寡言，整天穿着橘黃色的外袍，頭髮也剃光了。他又回到了阿塔里公司，想要做原來的工作。這個舉止狂放、身着寬鬆外袍的大男孩到大部分公司的門口一站，可能都會有入叫警察。但20世紀70年代加利福尼亞的阿塔里公司不是這樣，他們只是說了句“好吧”，於是，史蒂夫又去工作了。
在史蒂夫再次回到阿塔里公司后，他感覺在東方尋求真諦的經歷和充斥着電子遊戲、機械製造的現實之間差距太大，讓他備受折磨。他還是保留着嬉皮士風格的審美情趣，這種風格在矽谷很容易保留下來，因為這裏距嬉皮士們的聖地三藩市和伯克利太近了。喬布斯又重新和沃茲尼亞克建立了聯繫，雖然在不知不覺中他對他們之間的關係有了新的看法，他吹噓沃茲是技術方面的高手，而他則具有很強的經營能力。
沃茲那時已在惠普公司工作了，他充分利用了他的老朋友喬布斯重新回到阿塔里公司工作的機會。阿塔里公司當時研發了一種叫“超級賽車”的電子遊戲，“這是新一代的車輪驅動遊戲，”喬布斯解釋說，“沃茲是超級賽車遊戲迷，所以我就叫他晚上過來，進入產品車間，他就在那裏玩一個晚上。後來，每當我在技術項目上遇到困難時，我就會打斷他10分鐘，讓他過來幫我。他真是我免費請的最優秀的機械師了！”
沃茲在工作上非常賣力。他並不追求榮譽，就是想多做出點成績，比如設計出一台計算機，開發出一套遊戲軟件等。而喬布斯對所有的過程都有準確的把握，因為往往是他策劃項目，他知道如何把產品轉化成利潤。
阿塔里公司的奠基人諾蘭·布殊內爾是這樣評價喬布斯的，他說：“當他想做某件事時，他給我的計劃表都是按天和星期計劃的，而不是按月或年計劃的，我喜歡他的這種行事風格。”
據奧爾康回憶，有一天，布殊內爾找到喬布斯與他達成了一項開發遊戲的協議。布殊內爾把這個遊戲叫做“突破”（Break-Out），他把這個遊戲的製作情況告訴了喬布斯，並希望盡量少用電腦晶片。首席工程師奧爾康負責後勤服務，因為喬布斯只能在晚上沒有其他工程師在場的時候才來工作。
在這個“突破”遊戲中，玩家需要不斷地向一堵“磚牆”開火，突破這堵牆就算贏得了勝利。要想玩好這個遊戲需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堅決要成功的信念以及緊迫感——所有這些喬布斯和沃茲都具有。
“突破”的整個設計過程花費了48個小時。公司認為是喬布斯設計了這個遊戲，實際上它全部是沃茲的功勞。“史蒂夫的作用只是在沃茲搞設計的時候買些糖果和可樂。”蘭迪·威金頓如是說。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小夥子，是阿塔里公司臨時僱用的，後來他到了蘋果公司就職。
沃茲憑藉以前的設計經驗，準備用非常少的電腦晶片來完成“突破”的設計。喬布斯把這件事告訴了奧爾康，奧爾康對這個想法大為讚賞，喬布斯要求了1000美元的設計獎金，奧爾康對喬布斯說：“如果這個遊戲你用不到50個晶片就能做好，我就給你lOOO美元的獎金。”但喬布斯回來對沃茲說，阿塔里公司只給了600美元。就這樣，他只給了沃茲一半。也就是說，沃茲做完“突破”的設計后只賺取了300美元，而喬布斯卻得到了700美元。
後來，奧爾康發現了“突破”設計中的一個問題。他說：“我們對這項設計一無所知，而且由於喬布斯也不懂這項設計，他又不想讓我們知道不是他設計的，因此，在‘突破’最終投放市場之前，我們不得不重新進行了設計。”
沃茲直到1年後才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這件事也讓他和喬布斯之間產生難以消除的陰影。那是在一次乘飛機旅行中，沃茲發現奧爾康也在飛機上，就過去和他談話。那時設計完“突破”已經很長時間了，沃茲當時認為，他可以承認“突破”遊戲的電路是他用很少的晶片設計的了。在那次談話中，奧爾康順便提到他給了喬布斯1000美元作為完成這項設計的獎金。沃茲當時就感到他的朋友和夥伴喬布斯欺騙了他。其中有一種說法是，沃茲得知這件事後，難過得哭了。
據喬布斯和沃茲多年的好朋友亞歷克斯·菲爾丁說，當喬布斯讀到比爾·西蒙（也是本書的合著者）創作的故事《甜蘋果？酸蘋果？》(OntheFiringLine)時，他非常氣憤，就打電話向沃茲解釋說：“我根本就記不清那件事了。"喬布斯一直堅持說“記不清那件事了”或是“那件事沒發生過”。
史蒂夫從阿塔里公司得到的這筆錢——先不論是多少，確實給他帶來了好運，他用這筆錢買下了位於俄勒岡州的一個稱為“All-One’’的農場，這個農場也是他在里德學院的同學居住過的地方。史蒂夫對於向美國北部發展有着極大的熱情。他一直投身於電子工業，實現着自己的夢想。最終他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他付出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他憑着自己對電子元件價格的敏感——這得益於他在海爾蒂克做過工，銷售過“藍匣子”，以及他父親重新創業、從事汽車銷售的經歷，加上沃茲尼亞克那種神奇般的天賦，他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之間的合作甚至在製作“藍匣子”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他們好像還能設計出來別的東西，然後拿出來賣，但那又是什麼呢？
在1975年1月，有一篇名為《大眾電子學》（PopuLarElectronics）的文章發表了，這篇文章介紹了一台阿爾泰(Altair)計算機的詳細情況，這標誌着人們一直爭論的“個人”計算機誕生了。計算機在使用二進制編碼以前，人們要採用費時的手工編碼，並且需要經過多道操作轉換程序，才能把信息輸入計算機存儲器，而這台計算機的發明預示着二進制的編碼方式已獲得了很大的突破，它為計算機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當地一位富有遠見的教師鮑伯·阿爾布瑞契特和他的同夥一致認為應該號召成立一個電子俱樂部。門洛帕克市是阿爾布瑞契特領導的“自由大學”運動的活動中心，該運動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