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愧對天下黎民
東方欲曉，鬥牛蒼淡。
“巡洋艦”駛離卓資山，孤零零鑽入空曠荒蠻的山野；時而騰躍，時而沉落，透迄於崎嶇凹凸的山路上。這種鐵殼吉普底盤高，適合越野，卻也易於翻車。司機目注前方，臉頰緊繃，兩手在方向盤上大幅度地滑來滑去。
車上坐着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周惠。
“周書記，翻過這片山，就到克布爾再向北是二連，向西北是四子王旗。”辦公廳秘書指點前方介紹。
周惠臉色像出土的青銅器，不知是為晨光所染還是由於心情憂鬱沉重。他默默地吸煙，偶爾用左手搓搓渾圓的下巴，又搓搓缺少睡眠而感覺縮緊的面頰。
車廂靜下來。輕裝簡從的書記只帶了兩個秘書和一名保衛人員，駛行於空蕩蕩的高山大嶺間更顯孤寂。
他是有孤寂感。舉國農業仍在學大寨，奔“陽關道”，先進的已經完成“向大隊核算過渡”。中央也有明令：“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許包產到戶”……
可是，周惠提出“可以包產到組嘛；偏遠落後的地區也可以包產到戶嘛廠
當時，縣、社、隊聽到此話的幹部不啻聞雷，都驚個目瞪口呆。個別知底的幹部更悄聲議論：“廬山會議的教訓他算是白接受了……”
山路一邊是危岩，一邊是懸崖，司機臉色蒼白，不停地踩間打方向盤，急轉那些胳膊肘彎。
“逼上梁山喲，”周惠從喉嚨里咕嗜出聲，“人都餓死了，還有什麼主義？逃荒討飯能叫社會主義？”
卓資山那些菜色的面孔，肋骨巴巴的胸脯，褲腿襤褸的赤腳，衣不蔽體的略有羞赧的女人……這就是當年出生人死所追求的社會主義？周惠的心在流淚，眼前也變模糊。朦朧中，他看到汽車衝下山嶺，沖入一道川；里一半是黃色的戈壁，一半是綠色的草地，有座窄橋橫卧於乾涸的河床上。他心有所動，又喃一聲：“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沒法子，逼的！”
隨行三人無言地交換眼色，都理解這位剛出山的第一書記。霜打頭鬢的書記不喜歡前呼後擁，不喜歡“鴛歌燕舞”；走一路，不要當地幹部陪同，更不聽他們的“安排”，把手搖得一陣風：不要不要，全趕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有人搞包裝。你們不要當廬山的雲、遮眼的霧，部遠遠走開土。
自治區黨委一名副書記是勞模出身，半路碰到了想一起同行，又被他抬手拒之一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不要陪。”副書記說：“邊疆地廣無界，我怕你把車開到外蒙去。”周惠苦笑：“我還沒糊塗到那個地步。”
於是，他看到了落後貧窮，看到了真實。
“共產黨甚都好，不打人，不罵人，不剝削，不壓迫，就一條不好，不叫人吃飽肚肚。”
那位滿臉皺紋似核桃的純樸憨直的老農一語驚人，時時鬧地震一般在周惠心房裏衝撞轟鳴。什麼道理能比這句大白話更深刻？
“解放三十年了，種糧人都吃不飽肚肚，還要咱們這些人干球甚？”周惠對他的隨行罵一句剛學來的內蒙土話。“一個大隊吃不飽，大隊長和書記是干球甚哩；一個公社吃不飽，社長和書記是干球甚哩；幾十個公社，幾百個大隊，這一路下來都吃不飽，莫非這些隊長、社長、書記們全是笨蛋，全在干球甚哩？”
他猛地閉了眼，屏住一口氣，彷彿受到內心情緒的激蕩而有些暈眩。靜過幾秒鐘，他睜開眼，眼圈紅紅地嘆口氣：“唉，還是政策喲……愧對父母，愧對天下黎民！”
一
二道上，一輛古老遲暮的蒸汽機車像老人一樣咳着喘着，將裹着煤屑煙灰的蒸汽一團一股地吐向骯髒的道基；車前的大燈，像生了紅眼病一般瞪住迎面駛入一道的年輕的電機車。電機車已經落閘，客車廂輕輕震顫，車輪在慣性的驅動下旋轉着，將閘瓦磨得冒出縷縷淡青的煙絲。
列車終於停穩在月台上。
周惠穿一件灰色風衣，入鄉隨俗地戴一頂前進帽，倒背雙手立在站台上朝車廂望。
“來了，”秘書在旁邊指點，“那邊。”
周惠隨手勢迎過去，對面走來的是身高馬大的薄一波，頭髮也白了，原來挺直的脊樑不堪十年重負，已經微駝，只有那個著名的大鼻子仍然不失血色地直立在面孔中央，威風依舊。
“你好啊，一波同志。”周惠伸出手去，他們是太行山時期的熟人，上下級。
“你好，周惠同志。”薄一波像那個時期所有剛解放的老幹部一樣，喜歡感嘆損失的時光，“十年不見了……”
“二十年。”周惠更正。
“噢，”薄一波稍怔，憶起周惠的賬更要早算十年，點頭道：“可不是嘛。二十年喲！”他握握周惠的手，鬆開道：“我剛出來，中央叫我先到各處轉轉，看看。還有馬洪同志。”
周惠與共產黨的這位秀才馬洪，也是舊相識，互相握手問候，一行人出站上車，駛向包頭市的青山賓館。
汽車上，周惠與薄一波同坐後排位，一開始便談了農村和農民。
“我來內蒙幾個月，跑了烏盟、巴盟、錫盟、伊盟的十幾個縣，幾十個公社。農村窮啊，農民苦，連肚子都吃不飽。”周惠用低沉緩慢的聲音介紹說，“我到卓資山，有的村子人均口糧才二百來斤，扒火車外出逃荒。那麼多地擱荒了，見不到幹活的人……”
“我們對不起農民”薄一波深鎖雙眉，彷彿是面對當年太行山的農民在檢討，“我們是靠了農民才打下江山，坐了江山，沒有農民就沒有我們。可我們又為農民做了什麼？連飽飯都吃不上……”
“我們是什麼都管，到頭來就是什麼都不管。大道理能當飯吃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不得了調動不起積極性還能叫好道理，好政策農業學大寨，全國有幾個公社幾個大隊學到有數的嘛。可中國有八億農民，八億農民怠工，只靠幾個先進的公社和大隊能解決全國農業問題白貓黑貓，逮住老鼠才是好貓。我就贊成這個觀點，這才是真道理，好道理。”
“我同意這個觀點。”薄一波明確表態支持。
“轉了那麼多公社，老百姓窮得可怕大隊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我看國家也管不誰能管？別人誰也管不了，只有農民自己能管我就是這個觀點：放手讓農民去自謀生路。”周惠向這位老上級講了心裏話，“我走一路，講了一路：包產到戶。我跟幹部們講：你們管不了農民的肚皮，就叫農民自己管。我知道講的不合中央規定，不合中央政策。我是被逼的，要餓死人了，先找條活路再說。”
“不叫農民吃飽肚子，大家都別想吃飽。”薄一波點頭，“你搞你的，逼上梁山嘛！就是你講的，先找條活路再說。”
周惠將身體仰靠過去，沉重地吁出一口氣。薄一波的態度使他得到一些被理解的寬慰，但身上的壓力並沒減輕多少。他知道，去年底中共中央下發的四十九號文件，提出“學大寨”，對“向大隊核算過渡”要“採取積極的態度”。要求各級黨委“今冬明春，可以再選一部分條件已經成熟的大隊，例如百分之十左右，先行過渡，進一步取得經驗。”現在，相鄰的一些兄弟省正敲鑼打鼓，爭先恐後地颳起“過渡風”，便更襯托出他在內蒙古搞的包產到戶跟中央唱反調，簡直是南轅北轍。他也知道自己並非唱獨角戲。安徽的萬里在周惠出山之前便已碰了“包”字的禁區，是全國第一家。接着又出了四川的趙紫陽，也將一雙腳踏入禁區。他周惠只能算老三。但是他相信，如果自己去年出山，那麼去年他就會碰這個“包產到戶”的禁區，他必須為治下的農民負責。然而前程究竟能搞多久？
心裏沒數。
政治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如果中央講話，一夜之間就能將他的全部作為否定，他也會再次遠離政治舞台。這種可能性是確實存在的，而且已經有徵兆。
前幾天，一位幹部憂心件件地彙報說，與兄弟省交界的一些社隊壓力很大。這邊悄悄搞“包產到戶”，那邊轟轟烈烈搞“向大隊核算過渡”；這邊理虧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邊大喇叭朝這邊喊口號，廣播批判文章，說內蒙古搞資本主義，說“大寨人從來不籠統地講調動積極性，而是講調動社會主義積極性。”這些觀點都是出自權威的《人民日報》。
周惠將手一擺：“農民沒有飯吃，是找咱們還是找人民日報？我看也不會找兄弟省。”
話是這麼講，神態也從容，內心可並不輕鬆。夜裏一枝接一枝吸煙，睡不着覺。他忽然對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有了新感受，似乎比過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體
“唉，說嚴重點，我不上梁山，農民很可能就會有人上梁山喲！”他對同樣睡不着覺的妻子說。這是他深思熟慮之後講的極富哲理的一句話。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換代都出自農民起義。如果說，靠了共產黨幾十年艱苦奮鬥而在農民中樹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經考驗的幹部隊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也沒出大亂子，那麼經過十年浩劫，黨的威望及幹部隊伍都受到極大的損傷，若再出現那樣的失誤和困難，就難免不出大亂子。
誰能保證餓肚子的農民不會“上梁山”？
正是基於這樣的思想和責任心，周惠才“逼上梁山”，沒有和中央的聲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這種“另搞一套”能夠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夠為中央一些決策者理解。到了賓館，他來到馬洪的房間。
“喂，我說你們這些秀才，你們也干點實際事好不好？”因為是熟人，周惠用隨意的口氣對馬洪講，“你也給咱們寫篇文章，呼籲呼籲。”
“寫什麼文章？”馬洪警惕地望着周惠，深知這位“仁兄”是個“不安分的人”。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你寫這個文章，宣傳宣傳這個觀點嘛。”
“你怎麼不寫？”馬洪反問，“你自己寫嘛。”
“我要能寫還找你說什麼。”周惠吸燃香煙，認真道，“我只會幹，筆杆子還得靠你們這些窮秀才嘛。”
“我不寫，”馬洪搖頭，“你們干就是了，文章我寫不”
周惠理解這種態度。許多同志對“包產到戶”是贊同的，但是不敢公開講。他苦笑着承認：“說實話，我也是敢做不敢寫呀，寫了發表出去，那就不是內蒙古而是全國的事了……”
二
北京市民紛紛涌往香山看紅葉之際，京西賓館又聚集了一群決定政策、為民做主的出類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會議正在這裏召開，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
午睡起來，周惠拉開窗帘，兩眼在驟然降臨的光明中眯細片刻，才適應地睜大眼，痛快地長出一口氣。他的心情同現在的天空一樣高曠遼遠。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員的高級領導幹部參加，他們既然參加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便鐵定地要參加中央全會。多年的政治生活經驗告訴他，這是“氣候”轉變的前兆。大凡有重大歷史轉折或政治變故之際都會有一批過去不在決策圈裏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來，他們是“組織保證”，保證確立新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這些“新人”當然屬於政治上佔主動，取“攻勢”的一邊。同以往所不同的是，無論八屆十二中全會還是黨的“九大”、“十大”，這些列席到圈子裏的“新人”多是“兒童團”，今日列席到圈子裏來的卻是大批曾在圈子裏舉足輕重后被趕出圈子的“還鄉團”。
對，這些“老傢伙”互相串門聊天，都戲濾地自稱是“還鄉團”。這個不雅的名稱是政治對手過去贈送的，現在他們百感交集地自己拾了起來。他們或在“反右”鬥爭，或在“反右傾”鬥爭，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日重新聚集在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旗下，決心結束一個時代，開創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洗一把臉，周惠頭腦清醒地走向小會議室。視覺在紅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種莫名的興奮。上午，在華國鋒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放了一炮。剛剛出國訪問回來的鄧小平雖然不動聲色地坐在華國鋒旁邊，但周惠從他那一瞥目光，一聲輕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煙的姿態里，看到了一種讚賞和會意的感情流動。
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領導坐在前排沙發里，各大區有兩名代表坐在他們的對面。華國鋒先講了話，沒再講“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內容，而是大篇幅地講生產。顯然，經老同志們的努力，華國鋒已經同意了把工作重點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這一“轉移”，除老同志們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勢所然。華國鋒明白，若不作這個轉移，他將失去早就厭惡甚至是懼怕“階級鬥爭”的廣大黨員和民眾的支持。幾十年的“鬥爭”，使他們精疲力竭，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其中，鄧小平走了至關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請進來。
剛剛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歸來的鄧小平，曾下令大規模地組織派遣中共的高級幹部出國訪問、考查。正如他對訪問英、法歸來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義加改良主義，要大量派人出國。”所有出國訪問過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無不震驚：“洞中才數日，世上已千年”；世界經濟發達狀況對他們長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簡直是粉碎性的打擊。無須講更多的道理，那種改變路線，改變政策，改變現狀的要求和呼喚便必不可免地匯聚成席捲之勢。
這樣的形勢對周惠來講，無疑是賞心說意的快事。比較他在內蒙古悄悄搞“包產到戶”的時候，確是鬆了一口氣。但也不無憂慮，畢竟這種“解放”、“求實”和“寬鬆”尚未得到黨中央的正式認可，寫入決議。
中國政治的特色：只有寫入“決議’的東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順”。只有‘名正言順”的事情，才能大張旗鼓、大刀闊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對面的華北地區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發言之後，主持會議的華國鋒點將：“周惠同志，你也講講吧？”
“不講”周惠擺手，“段君毅同志講得很具體了，我沒什麼講的。”
“講講吧。”葉劍英慢條斯理說，“你是個敢講話的嘛。”
陳雲點頭：“談談想法也好。”
周惠的心動了，那些蓄積已久的話便活躍着想吐出來，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對建國以來許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之前，他經常可以見到毛澤東，可以無拘無束暢所欲言。在一次次海闊天空的暢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奧秘和歷史。當毛澤東被蔣介石的軍隊趕到井岡山“落草”，當了“山大王”時，便意識到中國的命運取決於農民。不但要組織農民，而且要宣傳教育農民，因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毛澤東的這一路線經歷了多次黨內鬥爭，特別是經歷了多次黨和軍隊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之後才逐漸被全黨承認，毛澤東也因此成為黨的領袖。這條路線指導着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由農村包圍城市，並終於把這個黨從山溝帶人城市，取得全國政權。無論在北京，長沙還是在廬山，毛澤東都曾教育、告誡周惠：“路線決定一切，路線走對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換言之，失策就會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確信這是真理。問題在於，黨的路線和政策是否一貫正確，有沒有重大失誤？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惠是個“活躍分子”，與各路“諸侯”作了廣泛的接觸和交流。對於“文化大革命”“左”的失策失誤，絕大多數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識。但是對黨的農村工作路線，黨對農民的政策，分歧和爭論卻時時發生。
爭論中，周惠所持的觀點是這樣：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國際帝國主義封鎖國門的嚴峻形勢，黨採取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政策是正確的，別無選擇。黨決策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路線和政策也是正確的；沒有工業化，在世界強國的窺覦下中國就無法完整的生存下去。為了迅速實現工業化，在國門被緊密封鎖，別無資金來源的情勢下，黨不得不採取“犧牲”農民一部分利益來積聚資金投入工業建設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緊農民的褲帶為代價，建起自己比較完整的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並且擁有了自己的核威懾力量都是正確的。是為了民族的根本利益。
然而，失誤正是萌芽於正確之中。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反右傾”，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資本主義尾巴，將國家利益同農民群眾的利益對立起來了，以政權的力量，將農民的生產組織形式，種什麼，怎麼種的種植權，農民的產品分配權乃至吃多少口糧的權力統統收過來，管起來。掰着指頭算算，農民還剩什麼權力？這種過分的甚至是野蠻的剝奪，極大地傷害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周惠在走過幾十個公社之後，不得不痛苦地承認：八億農民都在消極怠工！到了這時，理想和教育已經無法再喚起農民作出犧牲奮鬥的熱情。而且，國家已經強大到了足以自立於世界，完全可以打開國門與世界各國平等交往，世界政治氣候也不像過去那麼嚴酷得令人甘心無償地作出最大犧牲。
於是，改變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擺在黨的面前。度過了非常時期，人民群眾越來越多地關心自己的利益。八億農民怠工，國家利益從何談起？就是城市裏的教職員工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忽略了群眾的利益，就沒有黨和國家的利益。
但是，政治精明的周惠還明白一個道理，講話必須把握時機、選擇場合。各“諸侯”，互相議論交流是一回事，在決策圈裏正式發表政見又是一回事。他想起晉見鄧小平時的情景，他談“想法，”“談形勢”，都被鄧小平以“不用了，我都知道”而淡淡揭過去。周惠相信，什麼時候講什麼話，講到多麼深，做到哪一步，鄧小平比自己更會準確地把握時機。那麼自己現在能講什麼
“那好吧，我就講點內蒙古。”周惠終於張了口，慢條斯理，斟字酌句，“我去了三個月，跑了幾十個公社，看了農民缸里的糧，鍋里的糊糊，扒火車逃荒的人流，還有一群群不種地，曬太陽的青壯年，問題的核心是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比如卓資山那裏，糧食產得很少，還不夠自己吃。每年徵購上來的糧還不夠返銷。勞民傷財，不得人心。我在那裏跟一些領導議了議，採取了一點措施……”
“聽說內蒙有些地方在搞包產到戶。”不知誰插言。周惠不動聲色，也不置可否，繼續講自己的。
“‘文化大革命’得了傷寒症，民不聊生，現在是吃了點葯，剛發出點汗，事情很明顯：誰能比種地的人更懂種地？我們有些同志什麼都要管，結果是什麼也不管，連農民的死活都不管。我是管不了喲，我只好放手叫農民去自謀生路，自己救自己。老百姓是願意的，他們有辦法自謀生路。現在剛剛春暖，剛剛出點汗，可不能再來刮西北風”周惠講到這裏，情緒已經起伏難耐，衝著前排的政治局常委們幾乎是呼喚：“剛出點汗就來風寒，把汗頂回去就要出人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向前，這是我們對中央的期望，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
整將發言雖然含蓄，卻是意思明確，態度懇切。常委們互相看看，頗有些動容……
“為民請命又一次吧。”周惠這樣評價自己上午的發言，不無滿意地經過長廊，走進小會議室，見李先念與姚依林等人正在聊什麼，走到旁邊沙發坐下。
李先念望來一眼，忽然抬起右手指過這邊：
“媽個×的，周惠，你怎麼把多少億都不要”
周惠被罵得一怔，很快便明白是怎麼回事。
內蒙古農民苦，許多地方的農民一年到頭喝糊糊，有道是“糊糊還不如馬尿稠”。窮困至此，還須為發展工業作貢獻。區里農機廠生產了產品必須有市場，但農民買不起。內蒙的農民喝糊糊，有的農民一年四季就是一身光板羊皮襖，冬天毛沖里穿，夏天毛沖外穿。這樣的農民還有什麼購買力？為了“發展工業”，只好由銀行給農民貸款，這些款不能到農民手中，而是直接給了農機廠，而農民到手的只是農機廠的“產品”。周惠曾被憤怒的農民領去參觀這些“支援農業”的農機具，千真萬確是一堆廢銅爛鐵。
這是頗具特色的工人與農民兄弟間的矛盾，並且存在着事實上的不平等。鍋里就是那麼點飯，工人多吃幾口，農民就得再勒勒褲腰帶。
沒用的廢銅爛鐵以貸款形式給了農民，這是變相的剝奪或叫“轉嫁危機”。結果，農民債台高築，根本還不起。周惠算了算，這種債款有幾個億，在可預見的未來，根本沒有一點償還的可能。
有人提議免了農民的債。說既然沒有償還的任何可能，壓在農民頭上，除了影響生產積極性，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索性免掉還可讓農民喘口氣，提高信心，增加生產積極性。
銀行維護國家利益，斷然拒絕免債。消息傳到兄弟省，那裏本來就對內蒙古的“包產到戶”有意見，便向李先念告一狀：“周惠一句話，農民欠銀行的幾個億貸款就都不還”
這又是典型的國家利益與農民群眾利益的矛盾。
李先念是負責財經的副總理，當然要維護國家利益，向周惠提出責問。
“哪有的事啊，先念同志，這不是造謠”周惠不慌不忙解釋道，“事出有因，但不是那麼回事……”
周惠將真實情況彙報一遍，李先念點頭：“噢，這麼回事。免除債務事關重大，不能貿然決定。”
“這個道理我明白，可生產發展不上去，欠債永遠還不了，只會越欠越多，說到底，我們必須集中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農業是基礎嘛，農業上不去必然要拖工業化的後腿。”周惠順理成章地提出申請：“先念同志啊，我來找你和姚依林同志就是想解決點具體問題。內蒙古生產落後，農民窮到家了，現在是飯都沒的吃，還得請國家拉一把，給點錢，給點糧”
“國家給內蒙古的已經不少”
“不解決問題哪，還得再給些。”周惠苦着臉說，“我剛去了三個月，改變面貌也得有個基礎有個過程。去之前，烏蘭夫同志跟我講，內蒙古落後，還得跟中央伸手。不要不好意思，該要還得要啊，總不能餓死了吧？”
“唉，國家也難”李先念嘆氣，道，“我們研究研究，再給你們解決一些吧。”
“國家管的越多越死，背的包袱也就越沉重。企業要擴大自主權，農民又有多少自主權”周惠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講給兩位領導聽，“報紙上吹冷風，反對包產到戶；會上會下也有許多人反對包產到戶。既然不許農民有自主權，那國家就都包起來吧。真不知還要貼多少錢，總有一天農民也窮光蛋了，國家也貼光拖垮了……”
李先念和姚依林互相望望，沒有講話。周惠明白，他們的身份和所處位置，在中央沒有正式決定前小會隨便講話；但他們不制止周惠的牢騷，也可算是“縱容”吧。
三
中國共產黨正式發表的文章、文件、文獻，都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舉凡“轉折”，都伴隨了“尖銳、激烈、複雜”的鬥爭，有時甚至充滿你死我活的血腥味，比如王明、張國燾，他們實現“轉折”時，不但有激烈的思想路線上的鬥爭，更伴隨了大量的“肉體消滅”。
毛澤東所領導的黨的歷史上的“轉折”，無論遵議會議。延安整風還是建國后兩次廬山會議乃至“文化大革命”，也都充滿了“尖銳、激烈、複雜”的驚心動魄的鬥爭。會下鬥智斗謀斗勇，會上唇槍舌劍，暴風驟雨，背對背的權謀策略，面對面的大吵大嗡甚至拍桌罵娘，使這些“轉折”充滿了戲劇性的令世人驚嘆的場面。
惟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實現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似乎“令人失望”地沒有任何這種激烈場面。從預備階段的中央工作會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大會小會未曾發生任何大吵大嗡、唇槍舌劍的激烈對峙與交鋒，一切都是在溫和、理智、剋制，說理講禮的氣氛中悄悄進行的。
有人說，這是因為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們都極度厭惡並堅決唾棄了那種“暴風驟雨”的鬥爭方式。
有人說，這是因為華國鋒稟性溫和、敦厚，甚至柔弱而且他原無多少資歷和基礎，此時已成“強弩之末”，不具備對抗的實力和勇氣
也有人說，這是因為鄧小平“柔中有剛，綿里藏針”，不似毛澤東衝動、激烈、貴我、勇斗。
……
大凡世人評說，往往事出有因，卻未必準確全面。幾種說法都有道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轉折的時機，已經成熟。其中陳雲等老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幫”后，在一九七七年三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是陳雲鄭重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出山”，主張重新評價***事件，支持對“兩個凡是”的批評，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提法。他以自己在黨內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為一年後的“轉折”奠定了基礎。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是他率先提出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案件平反，改正對陶鑄、王鶴壽等同志的錯誤結論，承認彭德懷對革命事業的功勛，提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嚴重錯誤，建議中央審查。他的發言起到了“號角”的作用，對實現“轉折”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中國人都熟悉“毛劉周朱陳林鄧”的提法，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第一代領導核心中的人物。當僅剩的“陳”與“鄧”站到一起時，這個黨內便沒有誰能同其對抗
還不止於此。華國鋒戰勝“四人幫”，在軍隊憑藉的是葉劍英，在國務院憑藉的是李先念。這兩位共產黨軍隊和政府的元老也堅定地站到鄧小平一邊時，華國鋒剩下的只能是“獨善其身”，保持自己對毛澤東的全部忠誠不變，而逞論他人
更深入一步講，據說江青被捕后，曾激烈地大喊大叫：“你們告訴華國鋒，晾衣服桿還得兩邊扯呢。我在，他還可以在，今天我不在，明天就輪到他！”
毛澤東青壯年時，常講“生命在於運動”，到了晚年，越來越多地強調“平衡”。運動員沒有長壽者，長壽者都是講平衡。政治也講平衡，領導更須講平衡。在意識形態上，華國鋒也許可以算毛澤東的好學生，但在政治上，他還不如江青學懂了一點。
毛澤東多次講：“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澤東堅持革命隊伍必須是“五湖四海”，不允許“清一色”，誰搞“清一色”，肯定是野心家。哪怕親密如林彪、江青這樣的人物，一旦露出搞“清一色”的苗頭，毛澤東會毫無猶豫地指斥其“有野心”，給予嚴厲批判或處理。因為能夠體現領袖權威的，莫過於“仲裁者”的地位和權力。派系和不同意見越多，越需要權威、仲裁，需要有個說了算的領袖。這一切都不屬理想、信念之列，而是政治謀略、策略、手術或統治術。
當華國鋒將尖銳對立的兩大政治勢力中的極“左”一派粉碎后，他實際上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再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價值和條件
當然，鬥爭還有，已是微不足道。無須會上唇槍舌劍，更無須暴風驟雨，鄧小平只須‘呵’一聲，大局便確定下來。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胡耀邦面有難色地向鄧小平彙報，在複審、平反“文革”的冤假錯案時，受到“兩個凡是”的干擾。
“怕什麼？‘文革’把你七斗八斗你都不怕，現在還怕什麼？有困難找我，先斬影響大、涉及面廣、難度大的冤案。”鄧小平涵養極好，很少發火，就是當年面對江青的大吵大鬧，他也不願費口舌爭論，只是“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會議開不下去”。但這一次他動怒了，抓起紅機子掛通江東興：“我提議，明天下午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是要不要推倒‘兩個凡是’，每個委員都要表態，這關係到究竟要不要撥亂反正，國家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放下電話，鄧小平對胡耀邦嚴肅交待：“一定要從組織上解決‘兩個凡是’問題，不能再等。十幾年下來傷了多少人，還能等？誰堅持‘兩個凡是’，誰就必須離開領導班子！”
領了“尚方寶劍”，胡耀邦大刀闊斧，加速解決組織問題，大量的冤假錯案在會議期間迅速平反，“文革”中犯有錯誤。堅持“兩個凡是”的幹部堅決撤離領導班子。其中就有郵電部部長。
這天晚上，胡耀邦正在同“文革”中有問題、準備下台的郵電部長談話，周惠貿然闖了進來。見客廳里郵電部長正在表白什麼，便打個哈哈道：“你們談，我到裏屋等等。”
對於郵電部長的表白和申訴，胡耀邦不能不聽，聽得又十分疲累。身處關鍵性位置，每日批閱大量文件又接待一批批的談話者，他已經幾天幾夜不得休息。見周惠進了他的卧室，還不知道這邊什麼時候能談完，便招呼道：“哎哎，他先停停，我跟周惠同志談幾句再來。”
周惠進門，便將目光環室一掃：
卧室不大，約十四平方米。西北角一張大板床，褥單、枕巾都打着補丁。那一代的領導人都是如此儉樸，周惠也不覺為怪。他曾用包袱皮作枕頭，胡耀邦是用破舊的背心改製成枕頭，異曲同工。
臨窗的寫宇台上擺着三台電話機，一隻鐵質枱曆，一副花鏡，十幾枝批閱文件的鉛筆。引人注目的是玻璃板下壓了一張周恩來總理的照片，是室內惟一的人物肖像。
卧室東側一排高大書櫃，裏面藏書不少；床頭柜上放一隻青瓷座枱燈，衣架上掛了一套半舊“禮服”，當然是在公開場合才捨得穿，回家便須換下……
“哎哎，老兄，你怎麼跑來”胡耀邦追進卧室來。幾十年的老熟人，無須客套，他徑直到辦公桌的正面坐下，看着周惠坐到了桌對面的椅子上。
“找你來聊聊嘛。”周惠掏煙，在桌上敲敲，“知道你忙，可有些事總想找熟人聊聊，聽聽意見。”
“我也要找你呢。”胡耀邦不拘小節，將兩隻腳架到辦公桌上，坐久了，兩腿瘀血，架高些可以化瘀。“我說老兄，你怎麼搞的？幾個億都不要”
“你哪裏聽來的”周惠叫起來，“今天下午先念同志剛為這個事罵了我的娘。”
“你看看，你看看，”胡耀邦是感情外露的性格，兩手在沙發轉椅的扶手上連連拍打，“國家的幾個億呀，我就怕先念同志發火……”
“你別急，什麼幾個億，沒有的事”周惠不慌不忙吸燃香煙，“造謠嘛，我看這是有人反對我們啊……你告訴我，是誰向你告的狀？”
胡耀邦搖搖頭，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出有因，沒成事實……”周惠將內蒙古農民生活貧苦，債台高築，無力還貸等問題徐徐道來。胡耀邦聽幾句已經明白沒大事，精神一鬆懈，極度的疲睏便襲來。他頭靠椅背，腳架辦公桌，身體彎成一個U型，便那麼打起瞌睡來。
周惠一陣心疼，便閉了嘴。聲音停止，胡耀邦猛地驚醒，揉揉眼，奮力振起精神：“噢，是這麼回事啊，沒丟了就好。”
“放心好了，我只是有想法，並沒做。這麼大事，不研究不請示，我自己怎麼可能貿然決定？”周惠立起身，關切地勸一句：“你累了，睡一會兒，我先走了，改日再找你聊。”
“我送你。”胡耀邦雙腳落地，立起身，不顧周惠攔阻，“送送，送送，吹吹風就有精神”
胡耀邦將周惠送到車門前。室外冷風吹過，他頭腦清醒許多，驀地想起什麼，忙問：
“哎，老兄，還有件事呢。你們怎麼鬧起包產到戶”
周惠一腳車上，一腳車下，聞聲停止，抽腿轉向胡耀邦，夜色里目光一閃一閃的：
“本來就打算跟你談這件事呢，見你太累”周惠反問：“包產到戶怎麼老百姓沒飯吃”
極富組織紀律觀念的胡耀邦認真說：“這樣大的事，要按中央的決定辦……”
“總得有人先幹嘛。”周惠堅持着，“總不能看着老百姓餓死吧？”
胡耀邦連連擺手，又用手勢讓周惠上車，然後再搖搖頭，始終再沒講話。
撥亂反正，胡耀邦的全部精力是用在批判“兩個凡是”和解決組織路線上，對於農業問題，他還沒來得及深入調查研究提出見解，所以只有擺手搖頭。當農村改革全面展開時，他堅決支持，並實事求是地評論說：“包產到戶，萬里第一，趙紫陽第二，周惠是第三。”
“去東交民巷。”周惠對司機吩咐一聲，然後將身體靠在沙發上，輕鬆舒怡，只是思想絲毫沒輕鬆。同“凡是派”的鬥爭，看來主動權在握，不會出什麼大事；但是如何轉移工作重點，進行繁重的經濟建設和改革工作，特別是如何把農業這一國民經濟的基礎搞上去，全黨還遠遠沒有統一思想。
他最憂慮的是，許多黨內有影響的領導人物，政治上同“凡是派”堅決鬥爭，在經濟建設上，卻是同“凡是派”有許多共同點，而與周惠的想法大相逕庭。
周惠心裏沒底的原因，還在於他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他完全是“逼上梁山”，是為了不餓死人而不得不那樣做。於是，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感覺便一刻也擺脫不掉。
他極盼中央負責決策的領袖有誰能站出來說句話，這不但關係自己政治生命，也關係到中國農民能否日子過得好些，能否吃飽肚皮。可是，迄今為止沒有誰公開講話肯定包產到戶。只有陳雲講了“採取積極措施，先把農民這一‘大頭’穩定下來，使之休養生息……”
包產到戶算不算積極措施？心裏還是沒底。
汽車駛入東交民巷。這裏曾由柬埔寨的賓努親王所居住。
他見到了那位昔日的老上級，老領導。
他來見這位老領導有兩個原因。一是老領導約他來看當時屬“內部影片”的《羅馬之戰》，二是老領導現在分管農委，他想對農業問題談點想法。
老領導熱情地將他引入小放映廳，兩人並排坐在一個大沙發上，後面坐了老領導那裏的工作人員。剛坐好，電影便開始
周惠是第一次享受這種“家庭電影”，氣氛很輕鬆，一邊看，一邊可以隨意聊天。老領導吹拉彈唱、琴棋書畫，是黨內有名的才子，活得很瀟洒，曾經深得毛澤東欣賞。“文革”中，他被林彪、江青一夥橫加“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一關就是八年。雖受盡折磨，對毛澤東的感情卻始終深厚。畢竟，“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始終堅定地站在毛澤東的路線一邊，是那種富有傳統色彩的“忠臣”。
一九七五年五月，在鄧小平主持工作期間，這位老領導走出監獄，但“罪名”一條也沒減，是“四人幫”在作梗，被下放到陝西武功農科院，連黨籍也沒恢復。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李先念先後講話建議他出來工作。胡耀邦出任中組部部長后，調閱的第一份檔案就是他的。數月前，中央開會解決陝西問題，胡耀邦利用這個時機親自寫信給中央，經李先念。鄧小平、葉劍英先後同意，才算真正獲得“解放”。
周惠同這位老領導聊天，聊“文革”所受災難，聊老朋友胡耀邦，聊老一代革命家鄧小平、葉劍英，評議“凡是派”華國鋒、汪東興等人，都有許多共同語言，甚至可以說聲氣相投。然而，當話題換過時，氣氛便起了微妙的變化。
“操他娘的，現在的報紙上吹冷風，反對包產到組，更不用說包產到戶，真他媽一群混賬。”周惠這樣經歷過戰爭年代，搞過“農村包圍城市”的老幹部，罵起粗話來可謂信手拈來，有時毫不自覺，“哎，你知道這是什麼人乾的事情哪？”
老領導望着銀幕，半天憋出一句：“看電影吧。”
銀幕上，正是光屁股燙死人的一段戲。周惠生平第一次見這些裸體鏡頭，本該好奇卻毫無興趣，滿腦子想的是內蒙古那些菜色的面孔，赤裸的肋骨巴巴的胸脯……
“他媽的，這些人除了吹冷風，什麼具體事也不辦。老百姓沒飯吃知道不知道？”周惠望着銀幕那奢華的宮廷生活，火氣更大“這些光屁股娘兒們有的是綾羅綢緞偏不穿，卓資山那邊，還有四子王旗，我走一路，有多少老百姓想穿穿不到衣服，十六七的大姑娘連條長褲子都沒有，一家人要輪換着穿。解放三十年了，學大寨也搞了十幾年，搞出點啥名堂？好好的草場硬給犁成田，最多收一季糧食就變成了沙漠。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勤勞、儉樸、務實是中國農民幾千年的優良傳統，這是舉世公認的。如今學了十幾年大寨，打着紅旗下地，干多干少，干好乾壞全一樣，這實際上就是懲罰勤勞，獎勵懶惰，把農民幾千年的優良品質和傳統全學丟報紙閉着眼說瞎話，我走了幾十個公社，怎麼就沒看見一處鶯歌燕舞，看到的只有扒火車逃荒他娘的，是我瞎了眼還是這些混賬東西瞎了眼……”
周惠忽然止了聲。嘴唇翕動幾下，沒能再講什麼。他發現老領導將身子側向了沙發另一邊，靠着扶手看電影，偶爾呷口茶，卻絕不再朝他哪怕側臉望一眼，就彷彿忘記身邊還有個“喋喋不休”，喜歡罵娘的周惠。
周惠莫名所以地抓抓頭皮，以為是破壞了老領導看內部片的輕鬆氣氛，只好不再言聲，老老實實地欣賞那些裸體半裸體的外國男女。這部電影，他只記住一個“光屁股燙死人”的鏡頭，其他什麼也講不出來。
第二天，周惠被人告知：“你昨天晚上胡罵什麼？指示報紙批評‘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就是請你看電影的領導……”
“哎呀，我可真不知道啊，我可不是故意罵他啊……”周惠聽了一驚，忽然明白了老領導為什麼分手時陰着臉，一點送客的話和動作也沒有。他抓住自己那雖然蒼白卻依然硬挺的頭髮，懊悔道：“這下子誤會可鬧大了！”但是，他也沒去找老領導解釋，更沒想道歉。念及內蒙古的農民，他覺得自己無論如何說不出解釋或道歉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