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他陳一弘和前妻馮菲以及馮菲的好朋友沈琳認識於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們在省城一所綜合大學念書。那時他們都是第一批帶上袖章由校文革和工作組直接領導的紅衛兵。三個人都在校文革宣傳組，陳一弘是四年級學生，馮菲、沈琳二年級，他自然地成了她們的小頭目。當然，他的手下不只她們二人，還有一些男生和女生。但從那時起結下不解之緣乃至後來在人生旅途中命運休戚相關的卻只有他們三人。
當時他們可謂天之驕子，在校文革和工作組的支持下，高唱着：“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破“四舊”，橫掃“牛鬼蛇神”，打“反動權威”，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一貫的三好學生如陳一弘們，在“捍衛”的口號下也激動得失去了理智，卻自認為在執行着神聖的職責。
誰知好景不長，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內事情便起了根本的變化，他們從天之驕子一變而成了“保皇黨”、“御林軍”，成了在五十六天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群眾……”的幫凶。他們灰溜溜地靠邊站了，苦悶、彷徨、不知所之。
這樣的時間也不長，全國轟轟烈烈地掀起的“大串聯”給了他們以新的“生機”。此地不容人，自有容人處。你能串聯我又為何不能串聯？一旦出了省城，誰來管你的身份是“革”還是“保”。
於是他們七個人五男二女相約組成一個戰鬥隊，名曰“衛紅戰鬥隊”，公推陳一弘為隊長。陳一弘是學生中的共產黨員，被他們這些雖然造反了卻依舊傳統觀念很濃的大學生推為政治領袖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他們一行七人雖不能稱為浩浩蕩蕩，卻也整整齊齊，夾在大串聯的千軍萬馬之中，乘火車換汽車外加適量的步行，朝行夜宿，向北而去。
他們的口號是：“打到北京去，敬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令人也令他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是，當時一些最為流行的口號，例如：“徹底摧毀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等等，他們只在公眾場合跟着別人喊，卻並未成為他們戰鬥隊的行動口號。是他們覺得偉大領袖毛主席並沒有危險，不需要他們去保衛？是他們覺得黨內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故而不需要去摧毀？不知道！也許他們並沒有這麼高明，而只是一種感情取向上的下意識行動也未可知。
在陳一弘的“堅強有力”的領導下，他們這支小小的隊伍最初是很嚴謹的。語錄隨身帶，早請示晚彙報，飯前飯後念幾條。長途乘車，短途步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等。雖然有的人特別是那幾個男生感到太嚴格受不了，但也不便公開反抗只在暗地裏發幾句牢騷。兩個女生馮菲和沈琳卻是陳一弘的堅定維護者，陳一弘的任何一個指令她們都堅決執行，幾乎等於半個最高指示。特別是馮菲，塊頭大，活潑大方，稍有越軌者她也會毫不客氣地訓人。除陳一弘之外的幾個男學生便給了她一個不雅的外號：“大洋馬”，並互相打趣：“僅防被馬踢喲！”沈琳卻恰好相反，她個頭不高，身材勻稱，皮膚白哲，圓圓的臉，明目皓齒，性格溫和，在那個小小的集體裏是頗受眾人青睞、備受眾人照顧的一員。
不嚴謹的事也終於發生了，當陳一弘領導的這支七人隊伍到達武漢時，他們每個人都已身不名文，糧票也只剩下幾兩了。這樣的事在當時是不難解決的，否則就不會維持那浩浩蕩蕩的大串聯局面了。問題出在他們沒有經驗，除了七幅紅袖套和一面紅旗什麼證件也沒有。遍佈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接待站是專門為這些大串聯的紅衛兵們借錢借糧和安排食宿的。而且服務周到，組織嚴密，審批和借錢借糧全在一間屋子裏解決問題，這樣的工作效率任何時候都令人羨慕，可惜，也許只有在那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特殊的政治氣氛之中，“吃皇糧”的人們才會如此不拖拉地“為人民服務”的，借糧借錢的紅衛兵們只需呈上證件，寫明要借的糧錢數，審批者隨便瞄瞄大筆一揮，就可以到另外一張桌子領錢、領糧票。需要呈交的是什麼證件，局外人不甚清楚，也許是什麼單位發的串聯證或者學生證一類吧？總之，需要身份和所在學校的證明，以便接待者們向組織上交賬，如此而已。
然而，陳一弘他們什麼證件也沒有。沒有也得硬着頭皮去闖，他們七個人就這樣整整齊齊硬着頭皮來到接待站。自然是領導者陳一弘出面，填好借據呈上。審批者是個中年人，一看便知是吃皇糧的機關幹部。他態度和氣、面掛笑容。順便說一句，這是當時機關幹部對紅衛兵們的通常禮貌，當然，也有不信邪的，那是極少數。當下那位審批者接過陳一弘所填的借款借糧單，問道：
“證件？”
“什麼證件？”
審批者將需要驗明的證件名稱說了，依然笑容可掬。陳一弘卻傻了眼，愣了一下只好照實回答：
“證件沒有帶來。”
“那就回去帶來再借吧，下一個。”
依然笑容可掬。
陳一弘進退維谷，“下一個”卻已經上來了。他正準備退出，那六個圍在身邊形同護衛的男女之中突然殺出了“大洋號”馮菲，她伸手朝桌上一拍，吼道：
“慢點！”
語驚四座，連那個幾乎已經填補了陳一弘空缺的“下一個”也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一步，依然是名副其實的“下一個”。
馮菲見第一着見效便乘勢追擊，對着那位有些不知所措的審批者大聲吼道：
“還要什麼證件，”她拍胸脯又指指左臂上的紅衛兵袖套：“人就是證件，我們都是貨真價實的大學生，怎麼樣？袖套就是證件，它證明我們都是紅衛兵，還要什麼！”
這種理由也只能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條件下才能說出口來而又不致遭到批駁。審理者無可奈何地笑笑：
“話不能這樣說，總得有個憑據嘛，這是制度，二天這些借據都要寄回你們學校去的呀！”
他說的也是實話，他們接到的命令就是如此，借錢借糧將來把借據寄回學校去是要還的。誰還？學校還是本人？上面沒說清楚，乃至這些借據後來是否真的寄回學校去了，局外人也不得而知。有誰統計過在那段時間裏，全國上下共“借”出了多少錢糧，為國家造成了多大損失？任何人恐怕也是無法統計而又不敢統計的，除非他想當現行反革命。
還是把話題拉回來，當下馮菲聽了審理者的申辯，抓住他那句“這是制度”的話大聲訓斥：
“制度，什麼制度？修正主義制度！看你就像個走資派！你們那一套制度很快就要掃進垃圾堆了。你還制度、制度！告訴你糧錢今天非借不可！毛主席號召我們出來串聯鬧革命，你們這些資產階級老爺們卻處處刁難，居心何在？”
她將“居心何在”幾個字說得特別響亮，那潛台詞令聽者深思和顫抖。這時周圍的幾個人便乘機而上，給馮菲助威，除陳一弘和沈琳之外，一齊吼道：
“對，居心何在？是破壞！”
眼看鬧大了，坐在審理桌旁邊一張桌上，也許是見條發錢發糧票的幾個人便一齊出來打圓場，其中一個中年婦女笑容可掬地說：
“請小將們理解，他也有他的難處，但事情總是要解決，哪有讓毛主席的客人餓肚子的道理。是不是靈活一點，只要有學生證就行，你們幾位中哪怕有一個人帶了學生證也行呀，對不對老王？”
她說著回頭看看審理者，被稱作老王的審理者便也乘機下台，連忙附和：
“是呀，哪怕有一張學生證也好。”
正站立在馮菲身後的沈琳一聽，高興地叫道：
“你怎麼不早說呢？”
她說著便從衣袋裏取出學生證遞給那個姓王的審理者。他隨便地瞄了一眼，提起筆便在那張單據上唰唰地簽了字，錢糧如數借給。
七個年輕人在街上歡騰跳躍，特別是對兩位女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是她們解決了大家的民生問題，應當計大功。
接受初戰的經驗教訓，他們在漢口街上用剛從接待站借來的錢刻了一枚戰鬥隊的公章。
有了這兩件武器：公章和沈琳的學生證，他們便一路暢通到了北京。
他們來晚了，毛主席幾次接見紅衛兵都已過去。眼下的首都是中央文革和紅衛兵所謂“五大領袖”的天下，到處一片混亂。在一片混亂中從萬里之遙來到首都的七個青年逐漸分化了。首先是兩個男青年離隊伍而去，不知所之。接着又有兩個男青年離隊出走，聲稱要自己去大海中學會游泳，不再受陳一弘的“家長式統治”。
陳一弘也無可奈何，須知在那種氣候下，全國除中央文革的幾個人，是再沒有權威的了，何況他陳一弘算老幾？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去就由他們去吧。
只有兩位女性鐵了心跟着陳一弘，在她們的心目中陳一弘的精神“領袖”地位和形象始終未變。再說兩個單身女子出門，也總得有一個男性作伴呀，她們選中了陳一弘。
在首都的十多天時間裏，他們三人住在西城區的一個接待站里，早出晚歸，形影不離。他們可乾和能幹的事屈指可數：一是到北大、清華等幾個權威大學看大字報、抄大字報，二是到天安門廣場抄各派動向和中央文革首長們的最新指示。白天抄回來，晚上則由二位女將整理裝訂成冊。
為什麼要抄還加裝訂，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算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吧。吃了糧借了錢總是要付出一定勞動的，不如此於心不安。抄了，整理成冊了，吃起每天三頓皇糧，花起借來的人民幣，像職工每月領工資一樣，心安理得了。
本來他們也可以學習各省來京串聯的紅衛兵，將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抄及時寄回自己的什麼司令部、指揮部去，一來是交了差沒有白來首都，二來是為自己的組織提供信息，增強其戰鬥力。然而，他們三人無法照搬，他們在自己的那個省城裏和學校里無所歸屬是光桿司令。
除了每天的看和抄，他們也進了故宮，登了長城，遊了頤和園。在這些場合，他們沒有以紅衛兵的身份做什麼造反動作，而純粹以參觀旅遊者的身份出現，觀賞所能觀賞到的文物古迹，體察一下我們這個古老國家豐富的文化遺產。那時這些公園裏一切說明、介紹等文字材料都已作為四舊掃除了。幸好陳一弘是他們三人之中博學多才的一個，他根據自己所積累的知識盡情地向兩位女伴作了解釋，使她們得到了在課堂里得不到的知識和享受。
可以說在那段難忘的時間裏，他們三人在過着兩重性的生活。一方面是紅衛兵、造反者、天兵天將；另一方面則是普通意識上的人，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具有七情六慾的青年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們之間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或者用當時紅衛兵的流行語來說便是“親密的戰友情誼”。直到回校“複課鬧革命”之後，他們依然來往不斷。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那難忘的一個多月旅程中，二位女性對她們的精神領袖由好感、崇敬進而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互相都看出來了卻又都深藏不露，若有若無。“三角”戀愛嗎？從來沒有世俗的那種爭風吃醋的表現。作為矛盾一方的陳一弘更難看出其傾向，似乎對兩位女友都保持着“等距離”的外交。
其實等距離是表象只體現在行為上。內心呢？他的感情天平明顯地偏向沈琳一邊的。這種偏向只有他自己心裏明白，其實也是很自然的事。兩個女性中馮菲潑辣、坦率，處事麻利、果斷。無論對事業型或政治型的男人來說，都會成為理想的好內助；沈琳則相反，女性十足，內向溫存，一個男人在挑選女伴時，一般的取向大概無視對他的事業是否有助；而是要選擇一個真正的“女人”。陳一弘自然也不例外。
這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陳一弘本來就比兩位女生高兩個年級，“複課鬧革命”后緊接着又是工人階級進駐。鬧騰了將近一年，他便終於分配了。
層層往下分配的結果，他最後來到了他的家鄉三江市所屬的尚文縣田壩區當了區委的宣傳幹事。他心甘情願，過起了與大城市隔絕的半隱居生活。他是個孤兒，無親無威，但和馮菲、沈琳依然時有書信往來。卻都是一般性的聯繫，他從筆跡上可以識別，有時是馮菲撰文，沈琳簽名；有時又反過來成了沈琳執筆馮菲簽名。他自己則依舊執行“等距離外交”，一信兩名按年齡大小排名，馮菲在先沈琳在後。
如此這般地又過了兩年，輪到馮菲和沈琳分配了。兩人都來了三江市，沈琳被分到市立二中教書。奇特的是馮菲，好像是“月下老人”在暗中安排，她竟然從三江市被分配到了尚文縣，縣裏又將她分到陳一弘所在的田壩區，她是財經系的，便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尚文縣田壩區營業所。
世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陳一弘完全沒有料到，至於馮菲是否也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後來有一種傳聞，說如此巧妙的分配是馮菲自己要求的結果，但誰也沒有去核實過。
馮菲來到田壩區時，陳一弘已經當上了區委副書記、區革委主任。在區級幹部中他是惟一的本科大學生。
馮菲的突然來到田壩區，真乃是應了那句“天作之合”的俗語，外加馮菲充分發揮了她那主動、潑辣的性格優勢。不到半年的時間他們便水到渠成，登記結婚。
他們的婚禮是異常簡單的，陳一弘是孤兒無親可請；馮菲雖是三江市的人，但父母都是在外專區工作的小職員。母親坐着公共汽車顛顛簸簸地拎起一床湘繡面的新棉被，趕來參加了女兒的婚禮。她還有一個哥哥在三江市所屬的沿山縣工作也趕來了。
同學老友他們只通知了沈琳一個人，他們並不是沒有朋友，而是覺得身處遙遠的山區；交通又如此閉塞，通知到別人也來不了，還不如事後寫一封信實在。
沈琳接到通知時的心情如何，陳一弘和馮菲不得而知，以後沈琳和他成了夫妻，也沒有談起過這件事。但當時沈琳卻是高高興興地來了，而且是提前一天趕來的，目的是幫助兩個老朋友張羅並招待客人。其實除了田壩區的幹部，外來的客人只有馮菲的母親、哥哥和她沈琳三人，倒也簡樸、輕鬆。沈琳在田壩鎮上住了兩天便回市裡去了。陳一弘夫婦送她到公共汽車站，等車的時候馮菲關心地問她的老朋友考慮了個人問題沒有？沈琳搖搖頭不說話，似有難言之隱，馮菲也不便多問。只有陳一弘下意識地感到沈琳那難言之“隱”在何處，不免引來了情感上的陣陣微波。
過了不到三個月陳一弘和馮菲忽然接到了沈琳的結婚請柬，還打來了電話，新郎是供銷合作社的幹部，名叫韓剛，她們學校一位女教員介紹的。事情很不湊巧，當時區里已經通知了召開區委擴大會，陳一弘無法抽身，也正好本能地為他不願參加沈琳的婚禮找到了正當的理由，便只好派馮菲全權代表了。馮菲去了三天回來，向陳一弘說了自己的觀察：沈琳的婚姻似乎有些勉強，看得出來她自己並不那麼高興。陳一弘聽了馮菲的敘述，沉默了許久。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陳一弘夫婦處於順境之中，像是在大平原上乘車，一切都穩穩噹噹。那幾年的日子他至今想起來反而沒有什麼可回憶的。似乎就是整天忙忙碌碌，夜半三更方才回家接受妻子的溫存。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對幹部開始講“政績”，講“四化”。作為一個在基層工作了好幾年的本科大學生，陳一弘可以說要政績有政績，要“四化”有四化，順理成章地便一下子乘上了特快列車。短短的幾年中，他由區長而副縣長、縣委書記，又一下子成了三江市的副市長。或者可以說這就叫作機遇吧，在這一“快速進步”的過程中，他是“跳了級”的。由一個副縣長一躍而為縣委書記，是很少有的事。有人專門研究過各類領導幹部的晉陞過程，發現年輕而至高位者十之八九要“跳級”，很少有按部就班一步步上台階的。這自然會帶來各種議論，但在這紛紛議論聲中，只要本人過硬，一個優秀幹部的形象也就慢慢地樹立起來了。
在這幾年中，陳一弘覺得一切都處於順順噹噹的境遇中，當然有甘有苦，但像學生解答一個難題，答案終於得出來了苦也就變成了甘。他只是覺得日子過得太快，一年似乎也不再是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幾個星期了。在這些迅速流逝的日子中，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事情，許多難以消失的腳印。但也有不少渾渾糊糊的日子，就是那些無休無止的會議。一年開了多少會，他說不清楚更記不清楚。
因為太忙，陳一弘很少過問家事，也難享受一次天倫之樂。馮菲隨同他調來市裡對口在銀行工作，一切家務事都落到了她的頭上，而巨總是安排得很好，不讓陳一弘操一點心。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位賢良的妻子這句話，在陳一弘、馮菲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證。
他們有了一個兒子，取名星星。作爸爸的陳一弘似乎並沒盡到應盡的義務，連尿片也沒動手洗一次，星星卻已經上了託兒所，接着又上了小學一年級。依然是一天來回六趟全由馮菲接送。在那條從市委宿舍至第一完小的路上，人們每天都能見到大塊頭的馮菲抱着星星騎着一輛破單車急馳而行。一天六次毫無例外，只有四季服裝的變化。
不幸的事發生了，馮菲因開會下班晚了一些，在騎着那輛破單車趕往學校接星星的途中，因車行太快迎面碰上了一輛急馳而來的卡車。卡車停住了，等到人們從四面八方圍了上來時，人們發現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已無須送醫院而是送殯儀館了。
這件事對陳一弘無疑是晴天霹靂，他簡直記不清楚在那段可怕的日子裏他是怎麼度過的。幾年的時間又過去了，他至今躺在床上回憶往事時，依然不敢去回憶那可怕可悲的情景。當時，他並沒有放聲痛哭，那傾盆的淚水都像大山裏的陰河流到了肚裏。
馮菲的突然離去給陳一弘帶來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壓力。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緩解這雙重壓力的重要因素，沈琳走入了陳一弘的生活。這是自然而然的進入，他們倆人誰也沒有料到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最初沈琳只是出於對亡友馮菲及其未亡人陳一弘的友誼，積极參与了馮菲的喪事，幫忙照料一切。儘可能地對陳一弘進行勸解，“不該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要想開一點”，如此等等。雖然她自己也悲痛萬分，但她還儘可能地剋制着自己的感情，盡量做了一些自己可能做的事。隱隱約約她覺得這是自己應盡的責任，是對馮菲和陳一弘真摯友情的一種回報。
她的這種回報和協助集中地體現在星星身上。後來矛盾的發展和家庭的破裂，便也從這件事開始，一步步地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陳一弘輕輕鬆鬆渾渾糊糊地做了七年的爸爸，連怎樣做爸爸還沒學會也沒想到要學習，卻在頃刻之間爸爸媽媽的擔子一齊落在了自己的肩上。這位被人們稱為會做、會寫、會說的“三會幹部”，在一個七歲的小學生面前卻顯得十分笨拙，什麼都不會了。而且說句公道話，有那麼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有那麼多會議等着他去開，他又怎能有時間去照顧孩子呢？他真不知道自己那賢惠的亡妻是在同樣繁忙的情況下，怎樣擠出時間來把家庭和孩子照料得如此有條不紊的。在痛苦和手足無措之中，他真正地第一次感到了女性的偉大。
有了如此的覺悟並不等於就能產生工作和家務兩不誤的本領。他依然處於困境之中，多虧沈琳經常來家看看，說說解悶的閑話，幫助料理一些家常事情。有好幾次，沈琳發現星星身上的衣服很髒了也沒換，便當即幫着他換下來又幫他洗了晾在陽台上才回去，慢慢地這就成了沈琳的一項義務勞動。陳一弘很感激也覺得過意不去，只好報歉地對沈琳笑笑：
“又麻煩你了，這孩子也真不愛乾淨，早上剛換的衣服，下午回來就是一身泥，簡直拿他沒辦法。”
在這種時候，沈琳也總是嗔道：
“六七歲的孩子哪，你要他不在地上滾？沒有關係，星星的換洗我包了。”
沈琳說到做到，從那以後她便三天兩頭往陳一弘家跑，拿走星星的臟衣服送回洗好疊好的衣服。有時難免也要坐下來和陳一弘閑聊一陣。
日子一長久，沈琳的這種行為漸漸引起了她丈夫的懷疑。他們的感情本來就不好，作為沈琳的丈夫，他不僅知道妻子和死去的馮菲是好朋友，也知道沈琳同樣地是陳一弘的好朋友。“好朋友”嗎？騙鬼去吧！
如果說他們夫妻二人的關係過去是“相敬如賓”，淡漠如水。從此之後則是有鹽有醋了。夫妻間漸漸開始了一些不必要的磨擦乃至造成大吵大鬧，但往往是沈琳忍住性子，緩解了矛盾。
緩解這個詞重點在於緩而不是解。不在解字上下功夫，那矛盾總有一個時候是要大爆發的。
這一天也終於來到了。
這天下午陳一弘在市委參加常委會。幹部中流傳着一句話：常委會常開會，開長會。事實如此，一件事上了議程先念擬就的文稿或彙報提綱便往往去了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時間。然後大家發言，出席的、列席的都得有個態度。有的人三言兩語，有的人長篇大論，甚至從“盤古開天地”說起，進而旁徵博引以顯示才識或資歷者有之。三下五除二，輪到主持會議的書記總結時，上午的會往往過了十二點，下午的會往往過了六點。然後書記再來它個一、二、三、四、五……你想想這該到什麼時分哪！如果這天的會議列有三個以上議題，那“敬陪末座”者往往就且聽下回分解了。
那天下午的常委會恰好不多不少列了兩項議程。一開始書記便說了，今天的兩件事很緊急都要討論完的，希望大家抓緊時間，重複的話可以不說。但各人的嘴歸各人自己控制，嘴一張開就由不得你了。直到將近下午五點鐘第二個議題才剛剛開始，這不就已經到了該去學校接星星的時候了，陳一弘心裏很着急，怎麼辦？他不能像機關不少同志中已習以為常的那樣，理直氣壯地離開會場或工作崗位去接孩子，也不好委託別人比如他的掛勾秘書或駕駛員去辦這件事。也許在這類問題上他太“傳統”了，他認為這是私事，私事就不能公辦。那就只好等吧。
等到終於散會時已經近六點了，他衝出會場便乘上在院裏等候的汽車往學校跑。
這天傍晚，當他乘汽車趕到學校時，那若大的校園早已空無一人。每間教室都已大門緊閉，連教師的辦公室也上了鎖。他心急如焚地在學校里繞了個圈，連可以打聽的人也找不到一個。他會不會蹲在哪個角落裏等待大人來接呢？於是他便又把這所面積三萬多平方米的學校查看了一遍，依然一無所得。這時，他發現在學校大門旁邊的那間小屋裏，隱隱地閃出一點燈光，伸向窗外的煙筒里冒出淡淡的煤煙。其實煙很濃，因為是傍晚了光線不好，他看不清楚。
這是若大一個學校里目前尚存的唯一生機，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他迅速向小屋奔去，敲開門，學校的看門老頭在屋裏做晚飯。這是一個孤老頭，當陳一弘在這裏上學時他已經是學校的看門人兼敲鐘者了。那時孤兒陳一弘吃的是全公費，每逢節假日學校不開伙，他便和外鄉幾個同學一起自己做飯吃。有時火生不着就來求助於這位大家都叫老宋的守門人。老宋那時還年輕，不過三四十歲，一口川北話渾名就叫宋老耗或宋耗子。陳一弘隱隱約約聽說，他是從國民黨軍隊裏出來流落在此地的，家鄉已無親人不回去了。
熟人見面，陳一弘也來不及噓寒問暖，迫不及待的第一句話便是：
“宋伯，你看見有一個學生留在學校沒有？”
宋老頭看見當今的堂堂副市長竟然光臨他的“寒舍”，頓覺興奮異常。何況這位副市長還是這個學校畢業的，雖不能稱為他的門生、“桃李”，但作為學校的一員，臉上也畢竟光彩。有時多喝了兩杯和別人吹牛，也會情不自禁地冒出幾句：“那小子從小與眾不同，我老早就看出他是個有出息的人”如此等等。
當下見陳一弘來了，他高興地忙着為市長端椅沏茶，根本沒聽見陳一弘問了他什麼。
陳一弘哪有心思喝茶，連忙按住他的手叫他不用費心，便將尋找孩子的話又說了一遍。宋老頭這才算是聽清楚了，而且第一次知道這位從這個學校出去的市長，如今已有孩子到他的母校上學來了。他油然地感到了一種光彩，集體的光彩。但對市長的問題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
“不會再有學生留在校內，學校有規定放學后二十分鐘內學生一律離校。你知道不，就是怕他們成群結隊的留下來嬉笑打鬧，還會打群架哩，那些高年級的，你知道不？”
為了加重語氣，他又一次強調：
“決不會有人留下的，不信我領你到每一間教室去看，除了我再不會有第二個人的。不像前些年還有鄉下來的學生住校，現在每個鄉都辦了小學，人家不來了。你不信……”他務了一通實，然後才關切地說了一句“你也有孩子來學校啦，兩代人讀一個學校，好呀！”陳一弘告辭出校，四顧茫茫，到哪裏去找呀？他想不出他會去什麼地方，一個人孤零零地在大街上串？妻子的悲劇立刻在他眼前閃過，他頓時肉跳心驚。他幾乎急得要大聲呼喊：
“星星，你在哪裏？爸爸找你來了！”
司機小吳提醒他，星星會不會回家去了。這是不可能的，還是妻子在世時星星上學的第一天，她就對他作出規定，放學后一定要在校門口等大人來接。如果接的人比如媽媽或爸爸來晚了，也要在門口等着，不許一個人離開學校，也不許跟着別人走。妻子遭受不幸之後，他接替了接送的任務，又對他強調了這條規定星星自己回家的可能性很少。
縱然如此，他還是接受了司機小吳的建議，驅車回家看看，這似乎也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在車上盤算，如果星星沒有回家（百分之九十如此）怎麼辦？報警？對，只好如此了。
果然，他驅車回到家裏，大門緊閉，星星沒有回來。他向四鄰打聽，都說沒看見。怎麼辦，報警？突然，他腦子裏閃出一個人來，會不會是她？
其實，他陳一弘早就應該想到了，但也難怪，事出偶然哪。
當他正在市委常委會議室里心急如焚的時候，十分巧合的是，沈琳應一個同事的邀請去赴家宴。近來她同丈夫的關係越來越惡化，能有機會迴避，便儘可能地迴避了事。當天下午她上完最後一節課連家也沒回，便徑直從學校到那位同事家去。她看看時間還早，就繞了一個彎在街頭漫步。當她經過一小門口時，還離好遠便聽到有一個帶哭音的小孩在呼喚：
“沈阿姨，沈阿姨……”
是星星，他孤零零地站在學校門口。她三腳兩步朝他奔去，星星撲到她懷裏放聲大哭。
她朝大門內窺視，只見學校早已空無一人，她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便也感到心酸差點掉下了眼淚。她一邊掏出帕子給星星探眼一邊說：
“不要哭，星星，爸爸還沒來就跟阿姨回去，啊。”
星星抽抽噎噎地說：
“爸爸說過，他不來就不讓我跟別人走的。”
沈琳又是一陣心酸，對星星說：
“爸爸那是指的陌生人，怕你遇到壞人哪。跟阿姨走就不用害怕了，乖，跟阿姨走吧。”
星星自然很高興，便跟着沈琳走了。
沈琳最初想帶星星一起去那位同事家，又覺得不妥，便放棄約會帶着他往回走。最初他們來到星星家，只見大門緊閉陳一弘還沒回來，她便把星星領回自己家裏去了。雖然她想到了丈夫、想到了他那可怕的臉色乃至可能因此而發生的事情，不由得心跳。但看着眼前這個孤苦伶仃的孩子、亡友的孩子，她再也顧不得那些了，拉着星星徑直朝家裏走。
她沒有忘記要通知陳一弘一聲，她家裏沒有電話，路過一個商店時便拉着星星進去借用電話，市委辦公室接通了但卻回答說：
“常委會剛散，陳市長坐汽車走了，好像是去學校接孩子的。”
既然如此，沈琳便又拉起星星往他家裏走，心想陳一弘去學校撲了空一定會很快回家來的。誰知她和星星在房門外左等右等也不見陳一弘回來。星星拉着她的手說：
“阿姨，我餓了。”
沈琳急了，怎麼辦？領他去上小館子？她怕陳一弘知道了不高興，再說那些小館子的衛生條件，自己也不能領他去。領他回家去煮碗面吃，可是一想到丈夫的面孔，心裏就緊張。眼看星星那可憐巴巴的樣子她感到於心不忍，她看看錶已經七點過了。也許丈夫此時已在家吃過晚飯，甚至串門去了，但願如此！她便對星星說：
“星星，到阿姨家去，阿姨給你煮麵吃了再送你回去，啊？”
沈琳硬起頭皮領着星星往家裏走，一路上想着丈夫的表情，想着可能發生的一切，不由得一陣陣心跳。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已經自己吃過晚飯串門去了。世上哪有這麼如意的事，當她領着星星來到自己家時，只見房門半掩，一切都明白了。推門而入，丈夫正坐在桌上吃麵條，見妻子領了副市長的孩子進來，臉色驟然一變，但沒吭氣。沈琳連忙小心地向丈夫說明一切，並示意星星：
“快叫韓叔叔！”
星星來過沈琳家多次，他不喜歡這位韓叔叔，但他是個懂事的孩子，便也就按照沈琳的吩咐，叫了一聲：
“韓叔叔好！”
沈琳心頭又是一陣緊張，生怕丈夫不理不睬或者做出什麼非禮的動作來。還好，這位供銷社的推銷科長，到底在七歲的孩子面前沒有忘記自己的身份，擺出一副君子風度回答道；
“星星來哪？”
說著幾大口吃完碗中的麵條，進屋裏去穿上外衣就要出門。臨走時還沒忘記摸摸星星的頭，語氣柔和地說：
“星星，叔叔有事出去哪，你和沈阿姨在家，她給你做吃的，啊！”
韓剛的語言姿態都顯示出了一種難得的君子風度，這是沈琳完全沒有料到的。因而也很感動。她在衝動之下甚至想說幾句感謝的話，到底是夫妻，這類禮節是完全不必要的。於是便教星星：
“星星，快給韓叔叔說再見。”
星星按照沈琳的吩咐向韓剛說了再見，韓剛招招手出去了依然一副君子風度。沈琳便上灶煮麵。
星星端起一碗熱氣騰騰的麵條正待要吃，氣急敗壞的陳一弘趕來了。他見孩子果然在這裏，心頭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沈琳將怎樣發現星星，怎樣接他回來的事對陳一弘說了一遍，並要陳一弘坐下，她也為他煮一碗麵條。她對他說：
“你現在回去橫豎也是一碗麵條，還不如就在我這裏吃了再回去。也許比你做的好吃哩。”
陳一弘下意識地說：
“不了，等星星吃完就走。”
沈琳愣了他一眼，說：
“怎麼哪？怕我會下藥給你這位市長吃！”
陳一弘笑道：
“哪裏的話，我是怕麻煩你哪！”
一副言不由衷的表情。沈琳聽了笑道：
“既然是怕麻煩我，我不怕麻煩就是哪。也拿不出什麼來，無非就是麵條一碗嘛。”
她忽然想到亡友馮菲過早地丟下這可憐巴巴的一父一子而去，想到他們在學校時親密無間的情誼，眼圈便紅了。
陳一弘似有察覺，連忙說：
“那好，吃就吃吧省得我回去費事。我是坐車來的，那就叫車子先回去吧。”
說著就往外走。
等到陳一弘再回到屋裏時，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麵條已經端上桌子。麵條上面蓋了一層辣椒肉末哨子，這是他最喜歡吃的。自從馮菲死後，他便沒吃過這麼可口的配料了。上頓下頓總是清水煮白面，外加一點豬油什麼的，連星星都吃怕了。唉，男人啊男人！
他正聚精會神地吃面，坐在對面的兒子已經放下筷子，抹抹嘴對他說：
“沈阿姨煮的面真好吃，不像你煮的一點味道也沒有。”
沈琳和陳一弘相視而笑。陳一弘是苦笑，無可奈何的笑。沈琳說：
“星星，阿姨煮的面好吃，你就天天過來吃吧。”
星星說：
“爸爸不準。”
“有什麼不準的？”沈琳乘機將自己想了很久的打算說了出來：“我看呀，星星就過來跟我過算哪，我有時間招呼他，還可以輔導。免得跟着你飽一頓餓一頓的，大人孩子都受罪，又影響你的工作。”
陳一弘聽了很受感動，卻沉默了很久沒吭氣。沈琳的方案太吸引他了，那樣做對星星和他都有好處，可謂兩全其美。然而他想到了沈琳的丈夫，他們的關係本來就不好，聽說沈琳為星星洗衣服已經引起了多次爭吵，星星再過來住吃，那會怎麼樣？
考慮再三他對沈琳說：
“我想請一個人最好是五六十歲的老太太到家裏來招呼星星，這樣的人不好找，正在多方面求人幫忙打聽哩！”
沈琳聽了說：
“我知道你的顧慮了，先把話說穿吧。我和韓剛現在等於分居，各人只管各人的事。當然，我要給他把話說明白的，我想他也不會有什麼意見。能請到一個人固然不錯。可是我想，把星星交給我照顧，恐怕對他來說比請一個人總要好一些吧？”
豈止是好一些？這道理陳一弘自然很清楚，從內心來說他也很樂意這樣做。但從沈琳的家庭現狀來看，他不能接受她的方案。人不能只為自己着想啊。於是他說：
“再商量吧，也許會找到一個適合的人來照顧他的。”
沈琳聽了很不自在，別人是誠心誠意，他卻是忸忸怩怩。便說：
“什麼叫商量？我的態度已經擺明了，主要是你下決心哪！”
她覺得言猶未盡又加重了語氣：
“我主要是為孩子作想，沒有別的意思。看着星星這個樣子，我就想到馮菲，想到要照顧好她的孩子才不辜負朋友一場。”
說著她的眼圈又紅了。
陳一弘也非常感動，正不知該說什麼才好，韓剛卻推門進來了。屋裏的兩個人陳一弘和沈琳當然也包括星星在內沒有聽到腳步聲，門卻被猛然地推開了。像是猛虎撲食，卻撲了個空，男女二人對坐談話，相隔甚遠，星星依偎在沈琳的懷中。
韓剛似乎有點尷尬，但他隨即便態度自若，這是回自己的家呀，還需要事先按門鈴打招呼？他微笑着和陳一弘握手，依然一派君子風度，說：
“市長光臨寒舍，無尚光榮！”
說著便從衣袋裏掏出香煙遞過去，陳一弘搖搖手說：
“謝謝，不會。”
他最初也覺得有些尷尬，但隨即使泰然自若了。他覺得應該對他說點什麼，便開口道：
“星星多虧沈琳照顧，真應該感謝你們哪！”
韓剛也笑笑，笑得很洒脫，說：
“沒有關係，你一天到晚為人民服務嘛，忙不過來，我們為你服點務也應該。”他指指沈琳，“她喜歡孩子，自己沒本事生，愛愛別人的孩子也一樣！”
他說完便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似乎對自己的幽默很得意。
陳一弘卻笑不起來，他覺得很噁心，出於禮貌也不便說什麼，便轉變話題問起他的業務來了。恰好韓剛所在的供銷社屬財貿口歸他陳一弘管，算是韓剛的上司哩，上司見到下屬聊業務，理所當然。
最難受的是沈琳，聽到那句“自己沒本事生”時，她氣得渾身發抖，差一點罵他“流氓”了。但她還是勉強忍住，順手拿過一本連環畫和星星一起邊翻邊念。後來陳一弘和韓剛到底又說了什麼，她一句也沒聽清。
陳一弘和韓剛聊了一陣業務上的事，便起身告辭，拉起星星走了。韓剛送到門回，握握手說：
“市長常來！”
沈琳沒有跟着韓剛送客，她只是對星星說了一句：
“星星，明天早上阿姨來拿換洗衣服，送你上學校，啊！”
陳一弘父子一走，韓剛家裏便炸開了。
沈琳強忍住因韓剛那粗俗語言帶來的不快，不笑不怒，不卑不亢地用商量的語氣對韓剛說：
“老韓，同你商量一件事，為了對得起我死去的老朋友，我想乾脆把星星接過來和我們一起住，你看行不行？”
韓剛先是佇立着面向窗外，聽完沈琳的話，突然扭過頭來一反剛才在陳一弘面前的“君子風度”，粗聲大氣地說：
“到底是為了對得起誰，你自己心頭明白，把別人家的小孩子接到我家來成何體統？乾脆點，你想給市長當保姆，就捲起行李搬到他家去；想給市長當老婆給星星當后媽，就提出來辦離婚！”
沈琳氣得臉色發白，衝口而出罵道：
“你胡說八道！”
衝上心頭的那一口氣實在難以忍耐，她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大聲地吼道：
“是你說的離婚？離就離，早就忍受不住了，我還怕！”
說著果然從桌子抽屜里找出一張八行紙，刷刷刷地寫出如下一張離婚申請報告：
“我倆情不投意不合，難以相處。雙方商議特申請離婚，請予批准為荷。”
離婚申請人：
她將自己的名字寫上，然後遞給韓剛說：
“你簽名吧！”
韓剛接過紙條瞄瞄，幾下子將它撕得粉碎，罵道：
“想得美，沒有這麼便宜！”
沈琳伸手去搶奪他手中的紙條，他順手猛力一推將她推了個仰翻朝天，幸好她背後是一張沙發，但倒下時額角擦在桌邊劃出了一道血痕。
韓剛見此情況，不待妻子從沙發上掙紮起來，卻一扭頭走了。
第二天一早沈琳便上陳一弘家來接星星，她決心實現昨晚上當著兩個男人許下的諾言：要承擔起對星星的照扶義務，只是將星星接過去和她同住的那一條無法兌現了。
陳一弘正在通火煮麵條，見她額角上貼有一條膠布，便關切地問怎麼了。她並沒將昨晚他走後的事告訴他，只淡淡地說：
“不小心碰到書架角上了，不要緊的。”
陳一弘見她臉色蒼白，像是沒睡好覺，心頭也就明白了。他禁不住情疚並涌心頭，用力抓住她的雙臂激動地說：“沈琳，你不能和他再這樣下去了。下決心一刀兩斷吧！然後……”他的然後終於沒有說出口來，沈琳卻已經什麼都明白了。她也很激動，兩眼含着淚花，搖搖頭一連說了幾個“不”，便掙開他的雙手拉起星星走了。
沈琳搖着頭說不，是表示她要同韓剛離婚沒那麼簡單，陳一弘卻領會反了。既然如此，自然應當迴避，於是他將兒子轉學並寄養到了馮菲的父母居住地。從此，沈琳和陳一弘斷了來往，三江市並不大，隨時可以在街上碰到熟人。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他們也在街上見過幾次面。沈琳要打聽的便是星星的近況，陳一弘關心的自然是沈琳夫婦的關係。沈琳總是搖搖頭，淡淡地一笑作為回答。
答案也終於出來了，但陳一弘是從旁人口裏聽到的。韓剛同沈琳分居后結識了一位女老闆，也是離過婚的，年過而立頗有姿色，專做農用物資生意賺“老二哥”的錢。她因“業務對口”結識了韓剛，二人立即情投意合，韓剛把手中掌握的緊俏物資化肥、農藥等等，以國家牌價轉給他這位新結識的女友，她再拿去以市場價格賣給農民。這樣不到一年的時間，頗有姿色的女老闆便已腰纏萬貫了。當然，這一切都是通過合法渠道進行的。女老闆有個表叔是基層供銷社的主任，韓剛手中的發票全是這個基層供銷社的。你能怎麼樣？至於所賺的錢怎麼分配，那屬於絕密級別，外人不得而知。不過，也許韓剛和女老闆之間並不存在分配問題，她的就是他的嘛！後來韓剛乾脆停職留薪到女老闆的公司去了。為了徹底實現他的目標，韓剛終於主動向沈琳提出離婚。
但沈琳卻沒有將這一信息告訴陳一弘。陳一弘是從旁人口中聽到的。他想去看看她，並實現多年以來隱於心中的夙願，但他懼怕社會輿論，事情便拖下來了。
沈琳有一件事沒有告訴陳一弘，那就是她經常給星星寫信並寄東西、寄的東西有看圖識字、兒童故事等類書籍；還有毛線衣、襯衫一類衣物，都是她親手編織縫製的。這件事是星星的婆婆，陳一弘的丈母娘寫信告訴陳一弘的。老太太在信中說，沈琳是她亡故的愛女馮菲的好朋友，是個品德高尚的女性。星星經常都在想她念她，聽說她離婚已經一年多了，一個人孤苦伶仃。如此等等。陳一弘看懂了馮菲母親信中所表達的意願，他的感情受到很大的震動。他第一次感到應當正視現實了，如果說他和沈琳之間過去存在着一股情感的暗流，現在是應該讓這股暗流衝出地平線的時候了。然而，他依然感到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牽制着，使他難以動彈。
陳一弘正在矛盾之中忽又接到丈母娘的另一封信，信中說星星鬧着要在假期中回三江看望爸爸和沈阿姨，問他怎麼辦？使陳一弘特別震動的是，來信中還夾着星星寫給沈琳的信，只有一句話：
沈阿姨：我想你。星星。
自認為算得上一個硬漢子的陳一弘也禁不住熱淚盈眶了。他決心將星星的“信”轉交給沈琳，然後……不能再猶豫了，何必自己折磨自己呢？然而，當天他要去鄉下參加一個農產品加工項目的論證會，大約三天後回來。他暗下決心，等回來就去找她！
事情就這麼巧，三天後陳一弘從鄉下回來，在一條街的拐彎處他從車窗里看見了沈琳。像是接到了一道無形的命令，他當機立斷，立即叫司機停車，下車后告訴司機先把車開回去不要等他。
他追上了匆匆而行的沈琳，問她去什麼地方。見陳一弘大步趕來，這是將近兩年沒有過的事了。沈琳先是面露喜色停下來和他握手，但隨即便顯出冷淡的表情，淡淡地問了一句：
“有事找我？”
陳一弘觀察到了沈琳臉色的變化，但他並不泄氣。於是他用對知心朋友的口氣說：
“走，跟我到家去，有事告訴你。”
沈琳依然站立不動，神色淡漠：
“有什麼事，不能就在這裏說嗎？”
陳一弘急了，怎麼能在大街上說呢？他腦子一轉動，有了！於是他說：
“星星寫了一封信給你，放在家裏的。”
“星星給我寫了一封信？”沈琳吃驚地問：“星星也會寫信了？寫給我的！”
她的感情被牽動了，便再也顧不上那“你離我一尺，我就離你一丈”的行動準則了，這條準則是陳一弘對她採取疏遠態度之後她作出的對策，現在情況有了變化，對策自然也要變，她不假思考便回答了，只一個字：
“走！”
他們就這麼默默地在街上走着，既不像散步逛街，也不像趕路赴會。而是不快不慢，心事重重，互相沉默，似乎都在考慮着什麼？好在他們相遇的地方離陳一弘家並不遠，他們總算是在沉默中走完了這一段短暫的旅程。
陳一弘開了門請她進去，她進去了卻依然站在地上，問：
“星星的信呢？”
態度很生硬。陳一弘並不生氣也不邀請她先坐下然後沏茶、閑聊什麼的，他明白那些都無效，只有星星的信才是最有效的武器。於是請坐一類的話都先免了，他不吭不聲，從抽屜里取出了星星那封只有一句話的信遞了過去，然後立在她的身旁觀察事態的發展。
果然，初小學生的一句話卻像千鈞重鎚擊在沈琳的心上，她傷心地哭了，抽抽噎噎地說：
“可憐的星星，等……到假期……我一定要……去看他。”
陳一弘說：
“不用你去了，我把他接回來。”
沈琳驚奇地瞅着陳一弘：
“是真的？”
陳一弘點點頭：
“我是這麼想的，就看你的意見哪，你願意領他？”
沈琳不解地望着他，她隱隱約約地感到像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禁不住地有些顫抖，但她盡量沉住氣，說：
“當然，如果你放心又不怕閑言碎語，就把他放到我那裏去罷，我一定會對得住馮菲姐的。”
陳一弘終於鼓足了勇氣，說：
“我想，不是他到你那裏去，是你到我這裏來。”
沈琳眼望着他沉默不語，陳一弘激動地說：“沈琳，星星需要你，我需要你，我們一起過吧！”
她既覺得意外，又覺得是在意料之中。二人相對沉默了分把鍾，她突然衝動地緊握雙拳捶打陳一弘的胸堂，他將她的雙手捏住，抽出左手攬住她的腰，將她拖入懷中。她順勢將頭靠在他的肩上，放聲地哭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