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馮唐對韓剛說到張林增玩政治還太嫩時，兩人都笑了。笑過之後韓剛看看錶又轉移了話題。他說：
“怎麼樣，叫兩個小姐來陪陪？要不，今晚就在這裏開個房間？他們這裏的套房很清靜，一切由我來安排。”
馮唐也看看錶連連地搖頭說：
“不，不，你知道我住市委招待所。趙一浩現在也住在那裏。他這個人精得很，今晚從鄉下回來我估計他會找我的。”
韓剛說：
“你已經發表了聲明，聯名者已撤消了提名，一切都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還有什麼事要找你？”
馮唐說：
“你不了解，他的道道多得很。我敢肯定，不發表聲明他要找我，動員發表聲明；聽到聲明發了，他也可能會找我，比如肯定我的態度呀，要我早一點去省城報到呀等等。這后一點非常重要，他不會容許我老呆在三江市惹是生非的。他從鄉下回來要問的第一件事就是聯合提名的處理，要問的第一個人就是我！時間不早了，不能久呆！”
他說著便要起身告辭，韓剛也不再挽留，說：
“既然如此，我們走吧。”
兩人經過走道下樓的時候，馮唐說：
“這回多虧了你幫忙，使我馮唐走得光彩，我馮唐一輩子不會忘記的。”
說到這最後一句時，他還真動了一點感情，他將韓剛的右掌緊緊握住，一直握到走道盡頭的電梯。
韓剛則滿無所謂的笑笑：
“算不得什麼，區區小事何足掛齒，為朋友我韓剛敢兩肋插刀。今後你馮廳長用得着我時，只要打聲招呼就行！”
說來也巧，馮唐回到市委招待所時，正好在門口遇到剛從鄉下回來正在下車的趙一浩一行。他連忙急步趨前，握住趙一浩的手，問了一聲辛苦，然後就邊走邊說，將自己如何發表不接受提名的聲明，又如何親自動員聯名者撤消提名的經過簡明扼要地彙報了一通。
上了樓來到趙一浩房間的門口，省委書記說了一聲：
“進去坐坐吧。”
這是馮唐求之不得的邀請，但他卻說：
“我先去通知食堂準備晚飯再來。”
趙一浩說：
“不用，我們在鄉里吃過了。”
於是馮唐隨着省委書記進了房間。趙一浩往沙發上一坐便和他馮唐隨隨便便地談開了。
正如他所預料，趙一浩首先肯定了他的舉措，並問他幾時動身去省里報到。馮唐回答說，他已經作好了準備，只等法定的辭職手續一辦完，他馬上就走。趙一浩聽了說：
“對，越早越好。那邊通知的事我再催一催。”
在馮唐聽來，趙一浩這句話只說了一半，另一半沒有說出來，是有意留給他馮唐去想或者去說的。於是他說了：
“留久了對一弘他們也不方便。”
趙一浩微微一笑，沒說什麼，但馮唐看出來了，省委書記打心眼裏欣賞他這句話，那表情也似乎在說：你馮唐是個明白人！於是他像在賽場上得了一分，由衷地感到高興。
趙一浩喝了一口進門時警衛員沏好的熱茶，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
“你覺得三江的領導班子經過這次調整怎麼樣？還需要怎樣進一步完善？”
馮唐沒有立即回答，在腦子裏轉了幾轉。正如他剛才在咖啡廳里對韓剛說的：領導上剛剛敲定的人你又去告狀，豈不自找沒趣？在這個問題上，他馮唐有一套“哲學”：凡是領導上已經認定了的好乾部，你只能錦上添花說好話；凡是領導上覺得有問題的幹部，你只能落井下石。如果你想反起來做，唯一的辦法只有寫匿名信，否則適得其反。而現在他是坐在省委書記的面前哪，豈能隨心所欲，信口開河？於是他說：
“一弘當了市長，肯定能團結一班人奮力拚搏，使三江市的各項工作出現嶄新的面貌。只是……”
他有意地停下來觀察書記的反應。
趙一浩沒有明確的表態，只說了一句話：
“說下去呀。”
馮唐字斟句酌地也只說了一句，一聽便知是探試性的。他說：
“只是……只是亦前同志今年都五十八歲了，下一步市委班子？”
他實際上只說了半句。他的本意是想摸摸底，省委對衛亦前的前程有什麼考慮；提拔到省人大或省政協當副職，這是最佳前途。到省人大、省政協當常委，這算平職安排，軟着陸。留在三江市作人大主任或政協主席，這是不得以的去路，一個大權在握多年的一把手，雖然到市人大、市政協當一把手都算平職安排，總也會權力縮減，心態失衡呀！他覺得衛亦前對他馮唐算是不錯的，特別是衛亦前對市政府調整的三個方案，每一個都考慮到了他馮唐。知恩不報非丈夫也。但卻欲報無門，要是能從省委書記口中探知一二，將消息透給市委書記，也算是回報哪。可是他知道要從趙一浩口中掏出一點有價值的“情報”，並非易事，必須穩紮穩打，一句話分兩句說，看他怎麼回應，再乘機捕捉有用的信息。
趙一浩也本想聽聽他馮唐對市委班子的調整和衛亦前的安排有何意見，卻見他吞吞吐吐似難以出口，便也失去了繼續交談的興趣。恰在這時，省委副秘書長薛以明敲門進來了。他手握幾張稿紙，那是趙一浩今天上午在黃土坎金明家裏的講話整理稿，按照趙一浩的指示，當晚要電傳給省報的。他將稿子放在趙一浩身旁的茶几上，說：
“記錄稿整理出來了，請你審查修改後我們馬上發出。”
馮唐見此情況便知趣地站起來，說：
“一浩同志你忙吧，我們抽時間再談，反正這兩天你不走的。”
趙一浩的心事早已放在那講話稿上去了，順口便說：
“好吧，我們改天再談。”
送走了馮唐，他便埋頭審閱那份記錄稿，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又將一些提法作了修改。這是一件大事，明天報紙頭版頭條登出去，其影響可想而知。特別是考察組正在追蹤這件事的時候，豈不將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
他將修改後的稿子交還給薛以明，說：
“你再看看，這樣修改行不行？”
乘薛以明看稿的時機，他嚴肅地思考起來，發還是不發？這是一件大事，決不能等閑視之的。在短短的兩三分鐘之內，他迅速地考慮了好幾個方案。
第一是按原定計劃發出去，不僅登頭版頭條，還要報社配發言論。這樣做自然痛快，旗幟鮮明，針鋒相對。然而似乎太激化矛盾了，至少是不夠策略吧？
第二是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也就是說這篇報道不發了，以冷對熱，考察組想怎麼跟蹤就讓他們去跟蹤去追尋吧。就個人利害得失來說，這不失為良策，也不失政治家的風度，現在不說將來總有說話的機會。但他覺得這樣做雖然可以保護自己，卻是對工作不利。考察組的動向傳出去，立刻會引起思想混亂。他特別想到了省里的幾大班子和離退休領導幹部，漏子是從這個層次裏面捅出去的，而且看起來不止一個人，否則就不會引起考察組如此重視了。如果作為省委一把手的他保持沉默，那漏洞將會迅速擴大，特別是使基層幹部無所適從，進而發生渙散，乃至倒退回潮，那會帶來什麼後果啊？這是不可取的方案。
第三是順着考察組的調子作檢查，回頭是岸。他連往深處想都沒想，就將這種方案否定了。這算什麼方案，見風使院，但求保住自己為原則，沒有絲毫責任感和原則性的方案。何況考察組現在也還沒定什麼調子只是跟蹤了解哪，你就談虎變色舉雙手投降？
那麼到底怎麼辦才好呢？在慎重而又迅速思考的過程中，他終於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他認為這是唯一可取的辦法了，既表明了態度又不致將矛盾過於激化。於是他對早已看完修改稿，見他陷入沉思，不便打斷他思路的薛以明說：
“我看這樣，這篇講話稿暫不見報，作為省委辦公廳的內部通報先發到縣、團級，是否登報看一段再說。你注意到沒有？我把它改成重點談農村的家庭承包責任制，順便談到個體、私營經濟。”
薛以明先是一愣，稿子改得滿好的，怎麼又變了主意？但在領導身邊工作過的人有一個特點，善於領會領導意圖，薛以明自不例外。他很快表了態，認為書記所提的辦法是妥當的，就這麼辦。
於是趙一浩在講話記錄稿上籤了字：
在辦公廳情況通報上刊登，發至縣、團級
趙一潔月日
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似的，趙一浩剛簽上最後一個浩字，連日、月還沒寫，那部直通省城的“紅機子”便響了起來，薛以明起身接過話筒，裏面傳出了周劍非的聲音：
“喂，我找一浩同志。”
薛以明連忙將話筒遞給走過來的趙一浩，說了聲“是周部長”，便拿起那份簽了字的記錄稿走了。
聽說是周劍非打來的電話，趙一浩便立刻產生一種預感：那邊又出了什麼事。
果然，周劍非告訴他，在考察組的日程上又進出了一個“學潮事件的處理問題”。為了查清這件事，考察組今天義分別找省長蘇翔、副省長黃人偉、張昌明和他去談過。蘇翔和他商議后，覺得這件事很重要也很蹊蹺，讓他周劍非同書記通個電話，也許蘇翔還要給他來電話的。
趙一浩聽了也覺得奇怪，這件事說起來既簡單又複雜。前年冬天省里的重點綜合大學梅西大學的幾個學生上街同當地居民發生糾紛乃至鬥毆，公安機關抓了肇事的學生，當然，被抓的學生當天下午就經教育放回了。但卻引來了該校數百名學生圍攻公安機關乃至全校罷課。省城其他大學紛紛發表聲明表示支援，這其中便出現了一些與處理具體事情無關的政治口號，調子唱得很高，聲言不立即懲治違法抓人的兇手，便全市罷課，上街遊行。分管教育的副省長張昌明出面，兩天未獲結果。眼看事態正逐步擴大，省委常委會專門開會討論。他趙一浩挺身而出，不畏風險親自到梅西大學和學生面對面座談，遭圍攻辱罵也毫不退卻，終於化解了矛盾，和平解決了一場不大不小但來勢兇猛的事件。他一向認為自己對這件事的處理無論方針和方法都是對的，並引以為幸，據他所知別人也是這麼看。怎麼現在突然又成為問題擺在考察組的日程上了？是什麼人在興風作浪？他不由得怒火中燒，但還是冷靜地和周劍非對話：
“你知不知道是誰把這件陳年舊事向考察組提出來的。”
他問。聲音很平靜，聽不出着急或者憤怒的語調。
“不清楚，不過我想，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在考察組談話的範圍內。不過，也不排除有人專門送去的匿名信。”周劍非放低了聲音：“中央考察組到來的消息傳出后，便發現經常有人向考察組送信。你是知道的，我們這個地方趕風頭的大有人在，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跳出來表演一番的。”
趙一浩說：
“告狀是每個人的自由，只要實事求是就行。問題是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告狀的調子和理由是什麼？你從考察組找你談話的口氣中可以聽出一點由頭來吧？”
周劍非說：
“聽得出來的，他們的調子主要是定在搞調和妥協，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堅持原則。考察組並沒直接這麼說，但他們是作為問題提出來的，一問處理經過，二問對處理這件事怎麼看？是否堅持了原則，是否存在妥協求全等等，這就很明白了嘛。”
趙一浩在電話上冷笑了一聲：
“潛台詞就是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兩頂帽子了，最大不過嘛，說我趙一浩向自由化投降甚至同情自由化？笑話！蘇省長他們又是怎麼回答的呢？這件事可是上了常委會的喲。當時以疏導為主不激化矛盾，不採取過激手段的方針是常委通過的喲！”
周劍非聽到趙一浩問起在省城的領導者的態度，雖然只點了省長的名無疑也包括他在內了。於是便回答道：
“我對他們說，當時我還在地委工作，處理這件事的細節我不清楚。但大的方針原則是對的，效果也是好的。我們都贊成這種處理辦法。”
“蘇省長呢？”
“不清楚他是怎樣向考察組彙報的。他從考察組那裏出來后把我找了去，他說因為當時他沒有去現場，具體情況說不清楚，只原則說了一說，不採取過激措施的方針是省委定的，他說，這不像‘四個輪子一起轉’，他可以理直氣壯地向考察組作解釋。因此，他要我給你打個電話，最好提前回來。”
“哼！”趙一浩好像還有話要說，但他止住了，又問：“張副省長呢？他可是一直在現場嘛。”
周劍非也如實作了回答：
“他同考察組談話后就下鄉了，臨走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是蘇省長叫他打的。他在電話上說，當時現場的處理情況他只簡單地向考察組說了說。因為當時在現場指揮處理學潮的是省委書記，他處於協助地位，他怕說多了造成被動。”
趙一浩忍無可忍，罵了一聲“滑頭！他對你說了看法沒有？”
周劍非只好又如實說了：
“他說現在對處理那次學潮有一種議論，認為省委軟弱妥協，對學潮的領頭者沒有採取強硬措施，使鬧事者嘗到了甜頭，故爾埋下了隱患！”
趙一浩打斷了周劍非的話，問道：
“蘇省長也這麼看？”
周劍非連忙解釋：
“不，不，他對我只說因為當時他抓經濟工作沒有去學潮現場，對處理的細節不清楚，怕說多了被動，所以讓我打電話建議你提前回來。”
趙一浩竭力控制住自己，又問：
“那麼剛才你說的那種看法，到底是誰提出來的？”
周劍非毫不猶豫地說：
“我估計是一部分老同志向考察組提出來的，具體的人說不清楚，好像也包括錢老在內。上次學潮剛平息下去，我上省參加地委書記會去看他，他說了一句，‘處理學潮這類事要學朱元璋恩威並濟，光偏朝一方面是要出問題的。’我當時用別的話轉移了，沒談下去。”
趙一浩忍不住了，說：
“恩威並濟，什麼威？警棍、水龍頭、抓人？恩又是什麼？收買、利誘？把學生群眾置於敵人的位子來處理，這是蔣介石的辦法，所以他們最終失敗了，我們能這樣學？老同志對當時的具體情況不清楚，我們要理直氣壯的宣傳講解。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們專門召開了副省級以上離退休幹部會通報了處理情況，並沒有聽到反對的聲音呀。現在，不同看法出來了，這也不奇怪”，說到這裏趙一浩變得有些感慨起來：“問題是我們在崗位上的人。當時對省委的以疏導為主，和平處理的方針投了贊成票，甚至比誰都積極。現在，又反過來了至少是對當時的處理是否正確也跟着產生了懷疑。”他提高了聲音：“缺乏堅定性是意志薄弱的表現！”
周劍非不太清楚趙一港這些話指的是誰，自然也不便在電話上打聽。他覺得唯一的辦法是趙一浩回來向考察組說清楚當時的情況，正本清源。於是他建議：
“我看你還是回來吧，這兩天吳澤康和端木信每天都跟我通電話的，三江的選舉已經不成問題了，你坐鎮三江的任務不是已經完成了嘛？”
趙一浩聽了問道：
“考察組表示了要我回來說清楚嗎？”
周劍非說：
“那倒沒有，不過，我想只要他們聽說你回來了，就一定會找你個別問清情況的。只要把當時的情況說一說，這個問題也就過去了。”
趙一浩笑着說：
“他們都怕被動，把主動權留給我了，很感謝！但是事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人家還沒找你，你便急急慌慌找上門去‘投案自首’，不正好說明你心虛？”
周劍非覺得這話有道理，但他又說：
“根據三江的情況，也不需要老呆在那裏呀。回來后你當然不必主動找上門去，他們會找上門來的。”
趙一浩說：
“讓他們多找些人談談再說吧，領導層的人說具體情況不清楚不敢回答，梅西大學、省教委的人也不清楚？我想他們會找他們談的。讓他們自由自在地談吧。”
周劍非說：
“聽我們派去的聯絡員說，昨天找了公安廳的人談，今天上午找教委下午找梅大。”
趙一浩笑了，說：
“我猜得不錯吧，讓他們將要找的人都找完了，最後總會要找我的。那時再談我的看法也不遲，要沉得住氣。”
周劍非問：
“你什麼時候回來呢？”
趙一浩說：
“我打算明後天到你的老根據地松嶺去，除了搞點調查研究，不是還有一個動員尊夫人上省的任務嗎？”
說到這裏趙一浩笑了，是開心的笑。周劍非也笑了，笑聲中混合著苦澀和感謝。於是他說：
“我建議你還是先同蘇省長通通氣，交換交換意見再走吧。”
趙一浩說：
“那當然，那當然，我馬上就給他通電話，還有一件事，馮唐的安排常委不是已經定了嗎？馬上發通知，讓他在三江呆久了不好。”
趙一浩掛上電話卻沒有立即去撥蘇翔家的電話，而是坐在沙發上陷入了沉思。這是怎麼搞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個輪子一齊轉”還沒了結，又出來了一個學潮處理事件。他隱隱地覺得，有一股力量正結成無形的聯盟向他猛攻過來。這股力量看似無形卻是有形，而且能量很大。他們一上陣就嚇跑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嚇昏了那些本來就混混糊糊的人，糾結了更多的風吹兩面倒的“牆頭草”！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發起不大不小的攻勢僅僅是為了打倒我趙一浩？不，對這一點他腦子十分清醒。就他個人來說，他自信還善於處理人際關係。老少爺們一般都不存在個人之間的恩恩怨怨，這一點他比組織部長超脫也比省長們超脫。他一慣的作風是只抓大不抓小，故爾也一般不存在要官未得或要物未給而積下的宿怨，以致乘機來進行個人報復。不，一般不存在這個問題。他心裏明白，他正在被作為一種力量在這個省的代表人物而成了攻擊對象。雖然他個人和他們之間不存在恩恩怨怨，但他所推行的事觸動了他們的觀念，觸動了他們的利益，如此而已！
他既明白也還有些不明白，或者說明白中的不明白。關於“四個輪子一齊轉”倒也好說，分明是把這個倡導者作為離經叛道的異端分子了，乾脆地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語言：把他趙一浩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故爾他們是衛道者，是神聖的東征的“十字軍”！然而，這學潮呢？自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四個輪子一齊轉”一脈相承，不同事情的不同表現而又體現同一的性質：“右傾投降”，不也是和經濟上提倡的一脈相承嗎，表現形式不同罷了。如果他趙一浩當時接受某些人的意見，採取高壓手段，也許現在不僅不會迸出這個“問題”，而且會贏得“立場堅定”的美稱了。然而他至今不悔，他覺得自己當時所採取的疏導方針是正確的。雖然那種處理辦法對自己來說並不輕鬆，更不愉快，而是忍辱負重，但畢竟是正確的。
忍辱負重，一點也不誇張啊！想到這裏，當時的情景一一再現眼前。
全校罷課已經進行到第三天，事態走向越來越擴大的趨勢。其他大專院校的支援聲明正陸續拋出，支援行動也整裝待發了。他趙一浩召開了緊急常委會，自告奮勇親自上陣和學生對話。對話，這是當時流行的語言，沒有人作過專門解釋，大概是雙方平等座談討論問題的意思吧？
他來到梅西大學，最初提出先和少數罷課學生代表座談，對方不同意，要求上大禮堂面對全體師生。既然來了又何懼面對全體師生呢？他毅然決然地同意了。
省委一把手來大禮堂和全體師生對話的消息一傳出，那足可容納兩千人的禮堂內真可謂“座無虛席”。罷課者們當然是一個不漏地全來了，反對者、“逍遙派”，沒有捲入的中立者（以教師為主）會來了。兩千個位子容不下，有的乾脆從宿舍或自己家裏搬來了臨時加位的椅凳。
趙一法在副省長張昌明、省教委主任和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的陪同下，在一片掌聲、吼叫聲、噓聲混合而成的刺耳的“迎賓曲”中，進入禮堂走上主席台。接踵而來的是類似怒吼的此起彼伏的口號聲：
“嚴懲抓人打人的兇手！”“我們要法制，不要法西斯！”“保障我師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權”！
像是京戲的開場鑼頭，頃刻之間便造成了熱烈而嚴肅的氣氛。十分緊張的局面出現在面前。這樣的場面趙一浩見過，那就是“文革”中各式各樣的批鬥會。也是這樣此起彼落的口號聲，朗讀語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然後一聲大吼：“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揪出來！”人們緊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但那時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觀者。像今天大禮堂里的許多人一樣，多少帶有點兒看戲的味道，當然那時是有強制性的，也就是這台戲你不愛看也得看。但畢竟是旁觀者。而今天，在梅西大學的大禮堂里，坐着兩千多師生，他們面對的正是自己；他趙一浩這個省委書記，成了主角成了矛盾的一方。如果這裏面有抱着看戲心態的，也主要是來看他趙一浩這個主角如何表演，更確切地說，看他這個主角的演技如何！
正因為如此，在此起彼落的口號聲、鼓掌聲和喊叫聲中步入禮堂走上主席台的時候，他感到心頭有些微微地顫抖。他立即意識到了這是一種怯場的表現，是應付今天這個艱難場面的極不利的因素。他迅速調整了心態，自己給自己下着嚴肅的命令：沉着、冷靜。當他步上主席台在最中心的位子上坐下來時，他已經完全平靜下來了。對眼前的緊張氣氛覺得一點也不在乎了，不就是梅西大學的二千多師生嗎？“兩軍相逢勇者勝！”不，這個比喻不恰當，這裏不存在敵對雙方，而是兄弟姐妹；但也恰當，至少是辯論的雙方哪！總是要有一番較量的呀！但必須明白，這是自家人的較量，自家人內部的是是非非，這是前提，不明白這個大前提就要亂套。要根據這個大前提確定戰術。他腦子急轉彎，戰術也就出來了：以冷對熱，以說理對吼鬧。戰術既定，他覺得輕鬆自如了，甚至覺得有趣，看，誰是今天這個場面的主宰！
他順眼瞅瞅身旁的副省長張昌明，他似乎過於緊張了一些，臉色有些蒼白，嘴唇有些發紫。這種心理狀態怎麼能上陣呢？他回頭對他輕聲細語：
“不要緊張，要沉着，要冷靜，否則就會被動的，記住！”
張昌明連聲諾諾。
趙一浩沒有來得及和張昌明多談，對話卻已經開始了。
不知是誰的設計方案，佈置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格局：主席台正中的幾個位子也就是趙一浩等人的位子，比通常的主席台座位往後移了四五米，幾乎移到了舞台的中央；與他們面對面稍往右斜，擺了四把椅子和一張長桌，都放了麥克風。這當然是為上台對話的學生代表而設的了。這樣便形成了一個獨特場面，趙一浩們面對的是全場二千多師生；上台對話的代表則是面對趙一浩們而背靠二千多聽眾。而且經過精心安置，舞台上對話雙方任何人的談話，都可以傳到全場每個角落而且聲音清晰。
四個罷課者的代表首先上台就坐。校黨委書記對趙一浩悄聲耳語：“一個是教師，三個是物理系三年級學生，都是這次罷課的核心人物。”
他的話音剛落，對方便開始發言了。首先發言的就是那位教師，他慷慨激昂地說了一通事件經過，特別是學生被抓有的被打的經過，然後煽動性地問：
“請問我們的國家是法制國家還是法西斯國家？今天省委書記和副省長都來了，我們很高興，我們希望你們當著全校師生表個態，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該不該嚴懲違法抓人打人的兇手？”
這最後兩句他的聲音提得很高，隨之而來的是一陣堅決要求懲治兇手的口號聲、鼓掌聲，持續了大約一兩分鐘。
這個問題是這次事件的核心，因而也最敏感，說真的也最難回答。趙一浩正在迅速地思考着如何回答，卻聽到身旁的校黨委書記先發言了。他也許是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應該將省委領導一下子推到風口浪尖之上，作下級的理應挺身而出擋住風口給省委領導一個緩衝的餘地吧，於是他衝上去了，他的回答是：
“發生了聚眾毆鬥影響社會秩序，公安部門出面制止，對不聽話者採取暫時隔離措施，這是任何法制國家都會這樣做的。談不上違法和侵犯人權！”
他的話不無道理，但卻立即陷入了重重包圍之中。首先他作為學校的主要領導而不站在罷課的師生一邊，引來了一大堆咒罵。會場中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大聲責問：“剛才這位發言的先生我不認識，聽他的口氣好像是本區的公安局長或者乾脆是省公安廳的廳長？請亮明身份！”
全會場頓時響起了掌聲和笑聲。對這種插科打渾，校黨委書記雖覺尷尬卻也能夠對付。說句公道話，他並不是一屁股就坐在公安部門一邊的，相反聽說自己的學生被抓他很生氣，親自向省里和公安廳打了電話。要求立即放人。他還準備帶領學校全體領導班子成員上省告狀，但情況迅速發生了變化。罷課開始了，“罷委會”提出的條件喊出的口號越來越高。這就觸怒了他，他最討厭隨便用罷課這種手段，而且條件反射地立即便想到是否有壞人在背後操縱！因此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屬於沉得住氣的那一類人，聽了那個學生的諷刺性提問，他雖然心裏上火，卻也將往上涌的怒氣壓下去，笑道：
“剛才那位同學的發言我很理解，意思是我不愛護學生，立場站錯了。我最初的態度怎麼樣，許多同學都知道，這裏就不用多說了。作為學校的黨委書記，我要站在公正的立場來看問題。經過了解，區的公安部門最初確確實實是接到集體鬥毆的報告，出面制止武鬥的……”
他的話沒有說完，實際只開了一個頭，便被一陣喊叫和吼聲打斷了，他立即成了矛盾的焦點：
台上四位對話代表中的一個，後來趙一浩知道是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罷課委員會”的主委。這位主委站起身來回頭面對那二干多聽眾，擺了擺手示意他們靜下來不要再起鬨，果然有效，他那一擺手，像是拉了電閘，電燈一下子便熄滅似地，滿禮堂的叫喊聲便立即停止了下來。於是他迴轉頭來面對趙一浩等人，目標卻依然是校黨委書記。他不慌不忙地說：
“剛才吳書記說，事件的起因是由於學生與市民發生的鬥毆，公安部門出面制止而造成的。”他抑揚頓挫，一字一句慢慢道來，很有點領袖的氣派和風度：“不錯，發生了集體鬥毆，公安部門也就是警察有權出面制止，甚至採取強制性措施，像使用催淚彈，在世界上任何法制國家都是允許的。但是，請問吳書記，強制手段是否就意謂着戴手拷，甚至對持抗議的學生進行毆打？這是不是犯法行為？”
校黨委書記立即陷入了困境，無論從法律知識上或同類事件的常規處理的知識上，他都難以回答這個問題，但又不能不回答。正在為難之際卻發生了意外的情況使他得以解脫。台下有幾個學生衝上講台來到對話席，不顧同伴的阻止，奪過話筒質問：
“僅僅說它是違法行為還不夠，請問吳書記，這是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作為一校的主要領導，你是站在受害的學生一邊還是站在打人兇手一邊？”
台下頓時有人附和呼應：
“還我法治，還我人權！”
一連喊了好多遍，有人又起反哄，整個會場開始混亂起來。有兩個學生乘勢跳上台來，像電影上經常看見的鏡頭那樣，唰唰地解開上衣裸露出半個身子，先面對台下轉身面對台上，高喊：
“傷還在，這就是鐵的證據，還有什麼可說的！”
有兩個學生同時從聽眾席上站起來高喊“你的傷是打群架打傷的，還是警察打傷的，清說實話！”他們的提問同樣也獲得了掌聲也引來了一陣噓聲。
台下又是一片混亂，一片起鬨。
混亂局面反而解脫了黨委書記，這麼多問題，兩種不同的立場，這麼混亂的局面叫他怎麼回答呢？“因禍得福”他避免了無法回答的尷尬局面。但受傷者既已上台總得有所表示啊，於是他準備走上前去看看受傷者的傷勢，至少作出一種同情的姿態。包括暫時冷坐一旁的趙一浩也覺得不能漠然視之，應當上去看個究竟。但說也奇怪，穩坐枱上那三位對話代表中的一位卻站起來向衝上台來的幾個學生耳語了幾句，這幾個青年便像聽話的孩子，迅速地走下台去了。
台上台下依然亂鬨哄地，一個勁地叫嚷要校黨委書記對剛才的幾個問題作出回答。他們將矛頭對準校黨委書記實際也是對準趙一浩。也許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暫時不直接點他的名，看他如何動作。趙一浩覺得自己應當說話了。說什麼？回答剛才大家提出的問題？不，他沒有這麼笨！說真的，這類事用法律標準來衡量，他趙一浩同樣說不清楚。是法律不健全還是執法者不遵守法律，作為省委書記，他不能信口開河，讓人家抓住辮子下不了台。這不是個人的面子問題啊。難怪有些領導幹部深知個中的厲害，總是迴避衝到第一線把自己暴露在矛盾的尖端。那大概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吧？這就說明自己還不成熟了。他下意識地樂意自己的這種不成熟狀態。
他來不及多想，只覺得自己應該表態了，否則來幹什麼？但他畢竟是聰明人，他不能像耍猴戲那樣，別人安了許多圈圈，自己便老老實實的去鑽。他拋開正在會場上爭論不清也無法說清的問題，來了個“異軍突起”，他慷慨激昂地面向兩干聽眾說道：
“同學們，老師們：省委對這裏發生的事十分關心，專門開了省委常委會進行研究。我們今天到這裏來，一是代表省委看望梅大的全體師生員工，向你們表示親切的慰問……”
場上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是一種對關心者表示回報的掌聲。這僅僅是一種友好的姿態，實質怎麼樣，且聽下文。
趙一浩在掌聲中站起來向場內一鞠躬，表示感謝，然後繼續說道：
“第二，我們來是鄭重宣佈，省委省政府對梅大發生的事決定認真查處。”
又是一陣掌聲，依然是一種姿態，且聽下文分解。
這一次他沒有再站起來鞠躬，而是繼續往下說；
“剛才同學們提出了許多問題，同學們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今天到這裏來，不是來舉行法制講座會或者法制知識答辯會，而是來解決實際問題的。剛才同學們提的那些問題是同事件本身聯繫在一起的，只有把事件的來龍去脈查它個一清二楚，才能分清剛才同學們提出的那些是是非非……”
這時有人站起來高聲插話：
“事情已經很清楚了，還有什麼要查的？”
趙一浩說：
“不，一個事件的嚴肅處理，前提條件是調查核實事件的起因、經過、後果、責任，這是要經過當事者雙方都要呈述並核實后才能確定的。只有調查核實清楚了全部事實，才能分清法與非法，執紀與違紀的界限。”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宣佈：
“剛才說了，我們今天來一是看望梅大師生，二是代表省委鄭重宣佈：立即組成一個有各方面人士參加的調查組，對梅大事件進行認真調杏。在調杏的某礎上嚴肅處理。如果發現有人對學生非法拷打，就要依法追究責任，觸犯法律的移交司法部門，違反紀律的移交紀檢部門。無論是誰都要依法和按照紀律嚴肅處理，決不容情。”
他的表態受到全場一陣熱烈的掌聲。但掌聲過後會場裏又產生了嘰嘰喳喳的議論。與會者特別是堅持罷課的積極分子們是作好了充分準備，要在大庭廣眾之下一顯身手，好好地同省委的一把手唇槍舌戰一番的，做不到使他狼狽不堪，至少也要讓他服服帖帖聽從罷委會提出的各項複課條件。誰知這位省委書記出人意外地來了這麼一手，把大辯論的門一下子便關死了，連上台對話的四位代表也驟然之間便失去了辯論的題目和辯論的對象，大有“失業”之感了。不是嗎，你們要求明確性質，人家說了性質的結論產生於調查的結果；你們要求嚴懲打人兇手，人家說了通過調查違法者交司法部門，違紀者交紀檢部門，嚴肅處理，決不容情！你還有什麼話說呢？還有什麼題目好辯論呢？
當然幾位代表也不甘就此罷休，緊急磋商之後他們發言了，決定在複課條件上作文章。他們首先對省委書記關於組成調查組認真查處的決定表示歡迎，但接着便提出，調查是否公正要看實踐。因此，他們的罷課將持續下去，一直等到公佈調查處理結果，全校師生認為滿意為止。
趙一浩當然不能同意，他理直氣壯而又心平氣和地談了大約半個鐘頭。從三個方面講明必須立即複課的理由：第一，在繼續罷課的情況下，調查不可能順利進行。只有在正常的情況下，才能查清事實，得出正確的結論。第二，罷課繼續下去，受損失的不是政府更不是公安部門而是學生。時間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既然已經表了態要嚴肅處理，到頭來處理不公再罷課也不遲嘛。現在罷起課等，對同學們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浪費呀？他甚至按每人每天連上課帶自學八個鐘頭計，持續半個月一個人要浪費多少時間，全校一千五百個學生又浪費多少時間，算了一筆驚人的賬，然後問：有這十必要嗎？第三，國家、社會對這一代大學生抱有厚望，希望你們儘快成才。他講到這裏也算了幾個賬：全省現有大學畢業生數；大學畢業生中各類專業人員數；各類專業人員現在崗位的情況；全省所需各類人才數等等，兩相對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他是居高臨下但卻又是心平氣和以談心的姿態而談，可以說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連他自己也沒料到會產生這樣的效果，本來是亂鬨哄的會場卻很快變得靜悄悄的了。特別是那幾筆賬，他看見許多師生掏出筆記本子在認真記錄。待他講完時，會場上爆發了熱烈的掌聲。當然也有人不服，一位教師模樣的人站起來大聲地近乎吼叫：
“同學們注意，我們上甜言蜜語的當太多了。我們要對省委書記說，我們不聽宣言，只看行動！”
有人附和但不多。
趙一浩身旁的校黨委書記悄聲告訴他：
“他是中文系的講師，歷次學潮的積極分子！”
趙一浩不動聲色。台上的四人悄聲耳語后提問：“調查組什麼時候進校？”趙一浩乾脆地回答：“你們什麼時候複課，調查組什麼時候到校。”又見四個人低聲耳語，然後說：“我們回去召開罷委會研究后再作決定。”並提出一個條件，要有學生代表參加調查組，趙一浩當即表示同意。也只能是這樣了。當天晚上，“罷委會”正式通知學校，明天複課，如果當天調查組不到馬上再罷課。
一場風波就此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