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新的惡人

〖為維持世界霸主地位，美國四面出擊，壓制和瓦解各種可能出現的新生力量，日本、亞洲四虎、俄羅斯、巴爾幹各國，一切新崛起的潛在力量都是她的敵人。〗

隨着蘇聯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解體，世界上許多地方充滿了對和平和繁榮新時代的期望。但是，說得委婉一點，接下來的十年是令人失望的十年。地緣政治和冷戰根本沒有結束，只是舞台變了。作為僅存的世界超級大國，華盛頓開始尋求建立世界新秩序，老布殊總統在1991年發表的國情咨文講話中，不小心說漏了嘴，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關注。對世界新秩序人們有太多的疑問，這是誰的秩序，這個新秩序的重點是什麼？

從20世紀80年代末冷戰結束到新千年初新的反恐戰爭開始，這些年根本談不上和平與穩定。在華盛頓，地緣政治的焦點從朗奴·列根的“邪惡帝國”——蘇聯，轉向了小布殊總統的“邪惡軸心”，這是一個巧妙涵蓋了從伊拉克、伊朗直到朝鮮的全部歐亞大陸的模糊概念。這次轉變中的那條潛在紅線就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它引發了世界上的許多重大事件。石油和美元在這場轉變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冷戰中，美國在西方社會的領導地位是建立在表面上蘇聯的全球性威脅基礎上的。華盛頓很清楚，一旦這種威脅在20世紀80年代末結束，美國對西方主要軍事盟友的牽制將消失。軍事盟友即將變成潛在的競爭對手。已經有跡象表明，日本、東亞以及歐盟，在經濟上將是美國霸權的主要挑戰者。1990年以後，美國把這種經濟上的挑戰列為地緣政治的焦點。

用自由市場改革、私有化和美元民主的信條作為武裝，並得到華爾街金融公司的強大支持，克林頓政府開始將美元和美國的影響力逐漸滲入那些以前一直對其封閉的領域。為了幫助華盛頓贏得市場經濟的特殊地位，在這場類似於宗教運動的戰役中，美國的目標不僅僅是東歐的前共產主義經濟體和蘇聯——還包括世界上任何繼續嘗試開發自身資源，獨立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元之外的地區。這個行動還包括將所有的主要產油地區或多或少地置於美國的直接控制之下，從裏海到伊拉克，從西非到哥倫比亞。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行動。批評家們把它定義為帝國主義；而克林頓政府則稱它為市場經濟和人權的延伸。這絕對不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冷戰結束后希望看到的局面。

20世紀90年代，在自由市場可以通向富裕和繁榮的許諾之下，克林頓政府和它的華爾街盟友將一個又一個地區帶入市場經濟的軌道之中。名義上是“全球化”，但實際上，這個全球化過程是通過美國的銀行業、金融業以及公司的權力不斷鞏固美國的權力和地位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順利推進之前，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由貿易通常都是由經濟實力更強的國家向相對弱小的國家提出的。當華盛頓的意圖逐漸清晰時，美國就已經基本上解除了其潛在對手的武裝，並且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新的軍事包圍圈來保護她的利益，確保人們不會對向自由市場的轉型失去信心，從而嘗試恢復到以前的舊模式。

20世紀50年代，在冷戰和艾森豪威爾主義影響下，美國宣佈隨時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武力來協助任何請求幫助的中東國家，抵抗共產主義的入侵。1945年之後的40年裏，這一主義被華盛頓反覆運用，給無數國家領導人打上紅色的標籤，從摩薩台到納賽爾。紅色標籤是採取軍事行動或其他行動的理由。

1990年後，華盛頓面臨著一個嚴峻問題。既然共產主義不能再作為正當干預他國內政的合法幌子，那麼，未來它還能找一個什麼樣的借口證明它的這些外交政策是正義的呢？他們用了十多年時間，直到新千年之前才找到答案。

在此期間，從日本開始，美國的權勢集團已經準備好向毫無察覺的世界獻上一份大餐。華盛頓清楚，它能否保持全球領導地位完全取決於它如何處理從歐洲到太平洋的歐亞問題。前總統顧問和地緣政治學家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坦率地說：

……以帝國時代比較殘酷的詞彙來表達，帝國在地緣政治上三個非常緊迫的問題是，在盟國間防止共謀並保持她們的安全依賴地位，讓附庸者保持順從並受到保護，以及‘不讓野蠻人聯合在一起’。

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