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盡在掌握中

對伊拉克石油和整個阿拉伯海灣地區安全的軍事控制費用如此高昂，這決定了整個歐亞大陸和其他國家的未來經濟，對美國的新帝國戰略是生死攸關的，毫無疑問這種代價是值得的。

布殊政府的經濟政策很簡單：不惜代價贏得2004年的大選連任。華盛頓每年有500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貿易方面的赤字同樣巨大，中國、日本和東亞的出口商把他們數千億美元的貿易盈餘用於購買美國的國債和其他資產，由於害怕喪失出口市場，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越來越依賴美國，他們像是在這個過程中被追逐着，找不到出口。

不管是美聯儲還是政府的人，對華盛頓的經濟數據的警示都表示擔憂。這些人現在控制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東西——石油。他們不是間接地，而是直接用軍事力量支持不同產油區的政權，從而控制石油。由於有了對世界石油流向的有力控制，他們就擁有了脅持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毀滅性武器。誰還敢挑戰美元？

把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和伊拉克入侵之後的事件進行對比，具有很強的戲劇性。1973年，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在瑞典的薩爾斯巴登提出的政策，把石油價格提得如此之高，足以使在北海、阿拉斯加和其他非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地區發現的新的石油來源變得有利可圖。第一次石油衝擊為美元體系贏得了時間。

在20世紀70年代，像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和三邊委員會這樣的強力集團，能夠延遲第一次石油危機對歐洲、日本和美國的衝擊。為了達到目的，他們針對發展中世界的需求，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體系，打擊那些發展本國經濟的民族主義運動。

他們把這叫做“可持續”增長。這一政策，通過“增長極限”限制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維持發達國家的富裕和美元體系超過了30年。發達國家幻想着充足、便宜的石油源源不斷，支撐其最富足的生活水平30年不變。但是，這樣的幻想是以犧牲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福利為代價的。只有通過無情打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經濟穩定增長的願望，才能保證美國領導的少數發達國家能夠享受對長久繁榮的幻想。

在使這種幻想變成現實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扮演着重要角色。通過人為打壓大多數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華盛頓可以壓制對石油的全球性需求，並且允許美國進口便宜的石油來為維持人為的繁榮。美國的石油產量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達到頂峰。美國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地依賴於國外石油的進口。

到21世紀初，對充足而便宜的石油的幻想不再現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辦法第一次用到了發達國家自己身上。隨着世界石油生產高峰的日益臨近，美國採取了維持其霸權的單邊行動，他們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不接受國際法院對美軍官兵的司法審判，直至入侵伊拉克。

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30年之後，最大的新油田已經過了它們的產出高峰期。華盛頓和英美國家的石油巨頭們不再奢望繼續與擁有國有石油公司的政權做生意。對世界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直接控制，進入英美國家的議程。她們寧願把這叫作促進中東的民主。所有跡象都表明，世界石油生產的頂峰，而且是絕對的頂峰正在臨近，華盛頓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如果說1973年只是一次警告的話，那麼2003年就十分清楚，這不是警告而是現實。

在新千年伊始，美國幾乎壟斷了軍事技術，擁有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美國控制着世界的儲備貨幣，因此可以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資產。在佔領了伊拉克的油田之後，美國又控制了全世界能源的未來。五角大樓的說法是“全方位控制”，即美國應當控制全球每一個地方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發展。他們看來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對美國的單邊霸權持批評態度的批評家們認為，美國向帝國方向發展正是來源美國的根本弱點，而不是因為美國的優勢。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的顧問伊曼紐爾·托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設計了一個以德法為中心的歐洲與俄羅斯的利益聯盟，是哈爾福特·麥金德和布熱津斯基都反對的歐亞領土優勢的結合。但是直到2004年早些時候，歐亞聯盟仍然處於混亂和分裂之中。歐洲聯盟甚至對歐洲憲法還爭論不休，達不成一致。華盛頓幾乎看不到真正的對手。

就在伊拉克被佔領后不久，當代學者愛德華·薩義德在《金字塔報》上的文章中寫到：在正式的演說中，每一位專權的帝王都會說，這一次跟以往有所不同，情況不一樣了，這一次的目的是為了秩序、民主、文明和智慧，使用武力只是最後的手段。

他的話是否會在新的美國世紀中得到驗證，他沒能活着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