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反腐敗潮起潮落 保領導小卒捨命
2002年秋，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全會召開。岸東市領導班子發生了變化，市委張書記上調省里任省政協副主席，市委書記、市長由原市長鄭鐵一肩挑。
十六大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更加重視幹部隊伍建設，三令五申要求加大反腐敗工作的力度，並要求標本兼治、重在治本，從制度上研究解決腐敗滋生蔓延日益嚴峻的問題，也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新條例，抓了一些大案要案，反腐敗的風聲日緊一日，全國相繼又有一些巨貪落馬，有的甚至被處以極刑。
岸東市也在落實中央反腐敗的要求，起碼在形式上是認真的，開展了反腐敗集中宣傳，黨政領導幹部學唱反腐歌曲，讓領導幹部訂閱廉政報刊書籍，為領導幹部發放廉政杯、廉政表，動員領導配偶、孩子做廉政特邀監察員等，形式轟轟烈烈，當然，實際效果一般，全國各地大多也基本如此。他們不願動真格的，或者不想動真格的，不搞點形式，那怎麼行？既對上交不了差，也沒有政績。群眾對這些形式主義的東西很反感，可是，群眾沒有反腐敗的決定權，甚至沒有反腐敗的發言權，反腐敗的希望被寄託或賦予給職能部門，而反腐敗的職能部門所受的領導對反腐敗的態度和決心對其工作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如果領導本身就已經腐敗，那還談什麼反腐敗？揮刀自宮的人有幾個？斧子能砍到自己的柄么？
在反腐工作中，也有撞槍口的倒霉蛋。有的是做得太過份，群眾反映太大，上面也都知道了，紀檢監察機構實在無法愛護、保護，有的是政治素質不行，站錯了隊，或者犯了政治紀律，被拿來祭刀，以示反腐決心。
岸東市高招辦主任王玉林就是這麼一個撞到槍口上的例子。
程空有一個大學同學李義同，和他一起被招錄進了岸東市，被分在市委教衛工委，有次來看他。李義同也是一個有正義感的男青年，程空和他很是談得來，好久未見，程空便請他一起出去吃飯，兩人一直聊到深夜。
“你知道嗎？市高招辦的主任王玉林進去了。”李義同說。
“是嗎？來，跟我好好講講你們那裏的事情。”程空很感興趣，一路追問下去。
即是校友，又是朋友，李義同也不會藏着掖着，索性將自己系統內的事情竹筒倒豆子，都講給程空聽。程空不僅知道了市高招辦主任出事的前因後果，也進一步了解到教育存在的日益嚴重的問題。
教育的腐敗近年來已成大面積爆發的趨勢，教育不正之風更不用說，而不正之風與腐敗從來就是孿生姐妹。教育亂收費、高收費和醫療亂收費、高收費以及飛漲奇高的房價被群眾稱之為當代中國人民的新的“三座大山”。
中小學即使是義務教育，也收費劇增，在學費之外又有彈性極大貓膩很多的雜費，什麼開水費、校服費、自習費、教輔作業費等等，有的老師還更黑，課堂上不多講，留一手自辦課外輔導班，逼着學生家長交補課費、家教費。
擇校費更是某些教育“精英”發明的一大斂財法術，教育資源集中於重點小學、重點中學，其他非重點學校很多是管理鬆懈、教育無法，要想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就不得不花很大的價錢費很大的氣力去辦擇校，擇校費動輒數萬元，這對於大款來說也許不算什麼，可大款終歸是少數，絕大多數中低收入階層的群眾省吃儉用，東借西湊，才能交上這巨額的擇校費，為了下一代，為了孩子的前途，父母親即使是去賣血，去拚命，也要為孩子擇校。
即便是戶口在重點學校片內的學生，也難逃厄運，以前是按片就近入學，不存在擇校，也沒有擇校費之說，現在，為了增加收入，確切地說是超額利潤、超額剝削，招收擇校生的學校紛紛提高錄取分數線，以前招收500名學生的，他們只招收300名，另200名則實行用錢說話的擇校，分數高但沒錢，不予錄取，分數低但交錢，可以招收。這些擇校費基本由學校和教育管理部門控制，有的地方政府也在其中分一杯羹，學校和教育機關的各項開支，校長們和教育官員們買房買車出國旅遊，新建校舍、添置設備等等都從擇校費里開支，擇校費成為當代中國教育行業一個巨大的“蛋糕”，也是人民群的沉重負擔和一大心痛。
由於校長在實際操作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甚至弄虛作假進一些旁聽生，照樣可以收費，重點學校的校長是肥缺，有的人為了當校長，寧願不去當教育局裏當科長、處長。
每年一到招生的前後，教育部門是最熱鬧的地方，遞條子的、送錢送禮的絡繹不絕，有的部門、有的學校和有的人簡直是日進斗金。也有一些校長、領導怕鬧出事來，潔身自好，秘密住進了賓館，躲避送錢送禮遞條子的人。
高等院校也是一切向錢看，學費從無到有，並在不到10年間上漲了數十倍，一般每年高達4000-5000元，藝術院校更高，培養一個大學生，其家庭或本人每年的支出約需10000元以上，對於城市家庭來說，這已是沉重的負擔，用教育部副部長的話來說，他們夫婦倆的工資加起來，也只夠供養一個大學生，那麼，廣大工薪階層能夠趕上副部長的收入水平的到底有多少？所以他們供孩子上大學是很吃力的，許多人要拿出多年的積蓄，要加班加點拚命工作，要到處借錢，來供孩子上學。而對於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來說，他們的收入水平要遠遠低於城市人口，很多人還在溫飽線甚至貧困線以下掙扎，要想供孩子上大學，那高攀的學費對於他們來說簡直就是大山一樣的壓力，這種壓力壓垮了很多人，不少農村孩子考上了大學卻上不起大學，被迫放棄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去打工掙錢，回家種田，甚至連年發生農村學生父母因為無力供孩子上大學悲憤無奈地自殺的事情，以致有識之士紛紛大聲疾呼“教育殺人”、“教育危急”、“教育墮落”！
這還不算，高等院校也借鑒中小學擇校費的做法，“生財有道”，在招生中玩起了貓膩，在正式招生之外拿出一定的名額，實行用錢說話，要想上學，需交數萬甚至10萬元的費用，美其名曰“點招”。這樣，分數線就被認為地抬高了，原本可以上線的有的就必須交“點招費”（有的叫“提檔費”等）才有可能被錄取，有的分數較低，如果交了足夠多的錢，甚至買通招生工作人員，也照樣可以上大學。
對於教育高收費、亂收費以及教育腐敗，群眾反響強烈，意見很大，黨和政府也注意到了，將其作為物價查處的一個重點，但是，連年查處，仍收效甚微，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已經形成了一種定勢，在這種定勢下，不花錢想上好學校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情。
岸東市對擇校費實行了“三限”，即限分數、限人數、限錢數，交費不許超過10000元，可實際上學校並未認真執行，收的錢數超過20000、30000元的也大有人在，也有的學生家長不甘心，不服氣，交完錢后等孩子入了學，就又去物價部門舉報，可結果如何呢？收錢的學校或人員把錢退了回去，把條子退了回去，當然，把孩子也退了回去，並且，以後再也不收這個孩子，甚至別的學校也不收這個孩子，收錢的學校或人員一般也不再受到更多的處分，最終倒霉的還是學生及其家庭，以後，就再也沒有人敢犯楞去試一試了。
有的教育官員在講話中說：擇校費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句話如果作為教育官員對擇校費等亂收費進行的辯解，那是狡辯，但確實也反映了教育高收費、亂收費中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病態社會趨向，家長們被挾持着紛紛“自願”交費給學校，送錢給學校或者相關人員，這種“自願”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願”，以前沒有這些高收費、亂收費的時候，誰聽說過哪個家長自願去交擇校費、高學費、贊助費、建校費？
高招辦在高校招生中具體組織，是一個很有實權的部門，學生在考試前已經填寫了報考志願，分數出來后，有的人覺得志願填高了，有的人覺得志願填低了，按規定這時已無法修改，但是，如果學生家長的關係足夠硬，或者職位足夠高，影響足夠大，這也不是絕對的事情，即使你沒有填寫某高校的志願，通過運作，也可以被該高校最後錄取，高招辦就有這個運作能力。
王玉林任高招辦主任后，更是把這種實權充分發揮利用，使其產生了很大的“經濟效益”。當然，王玉林久經世事，看慣了世態炎涼，他對別人包括自己的部署都是保持距離，傲然視之，所獲得的外快也悄然地裝進自己的腰包，既不讓別人知道，更不會與人分享。
不與人分享是為人處事的一大忌，更是官場為官者一大忌。在官場，有的人會來事，比如收錢收禮，一個辦公室的，或者一個部門的，人人有份，大家利益均沾，這樣，即使是灰色收入甚至違法所得，一般也沒有人去告發，即便與自己有矛盾的也不會那麼做，因為大家都在一條船上，共浮共沉，共榮共辱。本來嘛，你手中那個權力也不是你自己的，更不是你一個人的，往往就是整個科室、整個部門的，你要獨享其利益，而且還是不當得利，別人豈能答應？如果像王玉林這樣，利益獨享，收入獨吞，是很容易壞事的，因為不僅保你的人會很有限，因嫉妒而害你的人會多得多，而這些人往往還就是對自己構成最大威脅的身邊的人。
而且，王玉林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高傲，實際上這個缺點也真的最終要了他的命——政治生命。
一般人求王玉林辦事，如分數上線的改個志願，選個好學校，選個好專業，分數低點的設法加分，爭取被錄取，這些事情往往關係到一個孩子的命運，家長都是捨得花血本的，送幾萬元那是沒說的，上任僅3年時間，王玉林就悄無聲息地收了80多萬。
他做的很隱蔽，煙還是抽原來的玉溪煙，房子還住原來的房子，用十幾個戶頭把貪來的錢分別存起來，他盤算着弄夠100萬，就可以歇歇了，哪怕不當官了，這輩子也值了，後半輩子也不愁吃不愁喝了。
當然，玩女人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王主任身材高大，風流倜儻，性功能很強，他雖然出身教育界，做過為人師表的教師，也當過高校的校長，但對兩性問題的態度和許多官員一樣，已經十分解放，除了老婆、情人，還得隔三岔五地去風月場合獵艷放炮，現在自己在任上，那些開支用賓館的發票去下邊報銷，不用自己掏一個子兒，況且，不僅求他辦事的人會為他送上女人，有的女人為求他辦事，例如分配個好單位，調個好崗位，甚至會奮勇獻身，他已經辦了好幾個，對方十分配合，比妓女還妓女，很爽呢。
但是，有的人找王玉林辦事，即不給他送禮，也不給他送錢，送女人那就更別提，而是送條子，甚至條子也不送，就告訴他：我是某某長或某某書記的秘書，這個孩子的事你給辦一下。
遇到這種事事，王玉林感到堵心，對他的自尊心是一種嚴重的打擊，但，他往往又沒有辦法，只有陪着笑臉高接遠送，“欣然”領命，因為這些人的來頭都夠大，那些長或書記確實能夠決定自己的榮辱進退。
對有的拿條子來的人，王玉林則另當別論，態度一般是不冷不熱，能拖就拖，甚至頂着不辦，因為他知道這些人的來頭不夠大，其背後的人物不足以使他臣服。
有一次，他卻判斷失誤，惹下了大禍。
去年招生時，和以往一樣，來找王玉林辦孩子的事的人絡繹不絕，對於無權無勢有不肯花血本送錢的，王玉林一概是公事公辦，非常堅持原則，因為找的人太多，對權勢小的、出手不大方的，他也是或者當面拒絕，或者擱在一邊，拖着不辦。
那天，來了一個女士，她說自己是政協常委、作家劉順之的妹妹，想請王玉林幫忙使自己的孩子上個好大學，並拿着劉順之寫的條子。
“政協常委？”王玉林皺了皺眉頭。他知道，政協本來就是安置年邁政客、遺老遺少的機構，說是參政機構，實際是統一戰線組織，沒有什麼實際權力，況且，也不是主席、副主席，不是什麼重要的角色。政協主席、副主席一般是黨委、政府或人大機關的領導年齡大了時給安排到這裏，政協常委算什麼呢？市委常委那是有實權的，得敬着點，政協常委我看沒啥了不起的。
這個女人也沒有給他送錢的意思和表示，對他顯得熱情恭敬但又保持着尊嚴和距離。
於是，王玉林決定置之不理這個條子。
但是，他看到這個政協常委的妹妹雖年近四十，但是風韻猶存，而且有一種貴族的氣質，比起現在那些瘋瘋癲癲、不知廉恥的女人們，別有一番風味，那種女人他玩得多了，很想體驗體驗這種傳統的古典的貴族的女人的味道。
“辦這個事可是很難的啊，可要冒違反紀律的風險啊。”他暗示劉女士說。
“是啊，這個我明白，到時候我們好好謝謝您。”劉女士當然明白。
“怎麼個謝法啊？”王玉林色迷迷地用眼睛上下摸着劉女士，最後盯在她鼓鼓的胸部。
“您想要怎麼個謝法呀？”劉女士覺察到了這位王主任那火辣辣的目光，她不卑不亢地問。
“我這個人呀，不缺錢，不欠吃，但是，就是好那一口。”王玉林站起來，踱到劉女士身邊，裝作不經意的但是很有力地在劉女士胸前摸了一把。
劉女士臉色有些不好看，但她強忍着沒有做聲。
王玉林沒有注意到這點，他覺得這個女人是要屈服了。
“只要你陪我睡一宿，一切問題都不是問題！”王玉林彷彿是在自言自語，但話卻是說給身旁的劉女士聽的。
“真沒有想到王主任是這樣的格調啊，你看錯人了！”劉女士站了起來，沒等王玉林伸出的臂膀攔住，就扭身出門而去。
王玉林好尷尬。但他這時還未意識到後面更嚴重的結果。
這位劉女士及其哥哥、市政協常委都是名門之後，其家庭與市委書記兼市長鄭鐵是世交。當劉女士滿懷悲憤向其兄訴說了在市高招辦遭到主任王玉林的輕視和戲辱之後，劉先生大怒，當日便打電話給市委書記鄭鐵，反映王玉林的事，並且，把自己聽到和掌握的王玉林的其他劣跡也一併加以反映。
“這樣的流氓地痞竟然佔據高招辦主任的寶座，真是不可思議，貽笑大方！應該採取措施，查一查他！”劉先生最後對鄭鐵說。
“我也掌握一些他的情況，但沒想到這麼嚴重，這麼大膽，你放心吧，市委會調查一下他的，違反紀律要受紀律處理，觸犯法律就要受法律懲處！”鄭鐵對他的這位劉大哥說。
鄭鐵對王玉林的劣跡也早已有所耳聞，但沒有想到此人這麼卑下大膽，便吩咐市紀檢委立案調查王玉林。
這一查可不要緊，查出了一個巨貪，僅證實的受賄所得就超過80萬元，還有大量來源不明財產。
由於王玉林人品低下，調查王玉林時，很多行賄者積極配合，而且王玉林的部署同事也大多積極檢舉揭發，使案件進展出乎意料地迅速。
王玉林當初發跡時，靠的是自己的英俊瀟洒，熱情服務於一位女領導，將其在床上伺候得欲死欲仙，在她的點名關照下，王玉林步步高升，直到那位女領導調到外省，他才自由，由被人玩的變成玩人的，而且比玩他的人更瘋狂，沒想到，他倒台也是因為女人，那個他想玩而沒有玩成的女人。
這真實應了那句名言：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幾個月後，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原市教育局高等院校招生辦公室主任王玉林受賄一案作出判決：
查實受賄所得82萬4000元，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來源不明財產103萬5000元，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決定最終判處有期徒刑8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這已經是岸東市少有的被判如此“重刑”的腐敗官員了。
王玉林給世人上了一堂課，也給程空等在機關中工作的年輕幹部上了一堂課，告訴他們做人做官中應力戒的一些東西，例如孤傲、貪婪等。
王玉林的案子在岸東市政界和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一則是岸東市多年未查出如此嚴重的腐敗案子，二則是王玉林涉案金額之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市委書記、市長鄭鐵也為調查的結果所震驚。鄭鐵知道，現在腐敗是大面積的現象，用老百姓的話說，現在當官的腐敗程度，按照毛主席那時的幹部標準，多數都夠槍斃的標準，如果站成一排，隔一個打一個有漏網的，挨個打有冤枉的。還有人形象地說，現在不反腐敗不行，反腐敗也不行，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為什麼？腐敗已經威脅到政權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而腐敗的根子和根本原因是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腐敗往往是權力中樞的腐敗，從上到下的腐敗，說得直接點，根本問題在執政黨，真的反腐敗，這個執政黨就得好好整頓、痛改前非，那是簡單的事情么？有人形容中國的反腐敗是用斧子砍自己的柄，左手監督右手，斧子怎麼能砍到自己的柄？左手能管住的右手？所以結果不容樂觀。
鄭鐵自有自己的主心骨，他知道，皎皎者易污，嶢嶢者易污，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在這種氛圍下，自己不能“左”，也不能右，必須取中庸之道，既不能太放縱自己和部下，也不能充好漢英雄，行個人主義，對上對下，該怎麼辦還得怎麼辦，要都按政策按紀律了，那自己不僅幹不了很多事情，進步無望，恐怕連現有的地位都難以保全。所以，對反腐敗，他和許多地方的許多領導一樣，既不能不反，因為這是上級的政策和要求，也是民心所向，又不能真的大力去反，那樣的話，要麼是搞得雞飛狗跳牆，人心惶惶，眾叛親離，要麼是反到自己的頭上，誰能保證自己的屁股就那麼乾淨？現在屁股乾淨的領導能有幾個？
王玉林的案子被揭露出來之後，雖然市委宣傳部採取了措施，公開報道受到嚴格限制，但是消息還是不脛而走，幾乎是腐儒皆知了，上上下下對市委、市政府以及鄭鐵本人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主管紀檢工作的省委副書記見了鄭鐵，對他說：
“你們岸東市可是一貫以廉政著稱的啊，市紀檢委連續3年獲得省里的先進，還出了那麼多經驗，什麼唱廉政歌曲，發廉政杯、廉政信，夫人廉政、孩子廉政，廉政進社區、進學校等等，許多經驗都在省里甚至全國出了名，這倒好，原來還有全國有名的大貪官呀，你們早幹什麼去了？把那個王玉林養得那麼肥了才宰。可要引起重視，引起反思呀，要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嘛！”
群眾輿論也在紛紛議論，對岸東市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質疑，要求加大反腐敗工作的力度。
鄭鐵於是幾次召集書記會，專題研究加大本市反腐敗工作特別是做好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力度。
腐敗在中國已是危及社稷的嚴重問題，腐敗發生的區域幾乎無處不在，其中更有高發區域，成為重災區。那麼中國目前到底有多少“腐敗高發區”？
因為某一行業、某崗位相比與其他行業、崗位的腐敗現象更多，這樣的行業和崗位就被人們稱這腐敗高發區。腐敗高發區有多少？雖說沒有準確的統計，但可以肯定，腐敗高發區是越來越多了，就連一些過去的“清水衙門”如教育、醫療等部門，協會、團體等單位，現在也變得水也不清、魚也不凈了。
公認的腐敗高發區，從行業的角度看主要有：黨政機關。上至副國家級下至科局級甚至一般幹部都有腐敗案件發生；交通系統。河南的三任交通廳長相繼落馬；金融系統。有行長腐敗，也有信貸員攜款外逃；建設系統。在工程招標投標中收受賄賂。從崗位的角度看主要有：縣委書記。安徽省連續有18個縣委書記因為腐敗問題被查處，2005年秋剛剛受審的四川省犍為縣原縣委書記田玉飛，僅在1999年至2004年5年時間內，賣官收入就達3200多萬元，平均每年630多萬元。
這些腐敗高發區只是相對而言，因為這些行業、崗位比其他行業、崗位的腐敗問題更突出，更引人關注，群眾意見更為集中。但腐敗高發區絕不止這些行業和崗位，事實上腐敗高發區的界限已經越來越不明晰，越來越多的行業和崗位向腐敗高發區的方向發展，或者已經成為腐敗的高發區。不管什麼行業，凡是有權力的地方，腐敗就容易滋生，其中一些重要崗位、重要人物、重要環節，管理人、財、物的崗位和人員，腐敗現象一直以來居高不下。
腐敗高發區的不斷形成和出現，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制度問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緩慢，對權力監督的疲軟無力，監督的形式不少，但管用的不多；二是落實不力。預防的措施流於形式，制度建設還有漏洞，廉政教育走了過場，有的部門、有些地方並沒有認真貫徹中央反腐敗的戰略部署，懲治腐敗的決心不下，懲治腐敗的態度不硬，懲治的力度不夠大，不少腐敗逍遙法外；三是腐敗文化。長期的封建傳統和現實中不正之風、腐敗現象的屢見不怪，使人們心中普遍存在的對腐敗的寬容、默認，甚至縱容、羨慕，反正個人也決定不了社會潮流，許多人只好選擇了隨波逐流，有時候不合俗、不腐敗甚至難以立足和生存。
面對到處滋生蔓延的腐敗現象，群眾深受其害，怨聲載道，有的人不禁懷念起毛主席領導的時代，說：那時雖然窮點，苦點，但哪有這麼多這麼厲害的腐敗？群眾心氣大多還是順的。中國人有個傳統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現在生活是好了，物質是豐富了，收入是增加了，但社會不公嚴重，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富的真富，窮的太窮，社會治安不好，群眾情緒很大，社會穩定也大成問題。
在懷念毛主席的人中，許多人對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重新反思，對文化大革命也重新進行反思，不再全盤否定，社會上也興起“毛澤東熱”，凡是關於毛澤東的書、畫，一般都好賣，許多出租車掛上了毛主席像，一些群眾家中也再次貼上了毛主席像，這反映了一種社會心態，大家通過懷舊來表示對現實中某些現象的不滿。
群眾懷念毛主席，也不無道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據說就是因為“一些政權機關出現機構龐雜併產生一些官僚主義作風”，有學者說，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就“開始着手解決國家政權機關中的機構臃腫和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只是因為“解決得並不徹底，有些地方還在解決中產生了新的問題。這使毛澤東不得不深入地思考發生問題的原因，尋找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個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小組，主要成員有陳伯達、胡繩、田家英、鄧力群等。毛澤東組織這個讀書小組的目的，一是為了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二是為了借鑒蘇聯的教訓。在借鑒蘇聯教訓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意分析蘇聯所以變修的原因。他認為，蘇聯的政權名義上是全體人民的，可是，人民並沒有管理國家的權力。其變修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政權已經失去了人民性。直到1964年，他對國家政權中存在問題的性質作了新的估計。他認為，目前，已經有三分之二的政權不在我們手中，而被“資產階級代理人”篡奪了，要通過“四清”來解決這些問題。而到1965年，他又認為“四清”也不能解決問題了，必須通過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去奪回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奪的權力。據此思路，他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
中國不會有第二個毛澤東，也不會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人們的內心中隱約有一種期待，期待毛主席再現，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明君意識的反映。《國際歌》中唱道：世間沒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如果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應該明白毛主席不可能再現，也沒必要再現，國家的命運不應該再繫於一兩個人身上，而是大家應該共同覺醒，共同努力，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看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也許在官方和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在民間和群眾的意識深處，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應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要反腐敗，就得有反腐敗的力量，有反腐敗的方法，對以前反腐敗的一些做法進行反思和改進。
例如，紀檢監察部門以前對匿名舉報一般是不予受理的，舉報信往往被轉給被舉報人，作為“提醒”、“參考”、“誡勉”，甚至是人情、禮物，實名舉報的舉報信和舉報人也大多被舉報對象知道，舉報人遭到或明或暗的打擊報復的事也經常發生，有的甚至丟家破人亡，所以，群眾對紀檢委、組織部已經難以寄予反腐敗的希望。
幾年前有人舉報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老總房建國的案子，就是典型的一例。
房建國是岸東市房管局孫局長的親信，不是孫局長的親信，也當不上這個市房管局的錢耙子——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老總。
孫局長在與飛馳房地產開發公司合作的過程中，因為房管局不能直接參与商業活動，便由市房管局出資註冊成立了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經營活動、現金出入由該公司出面操作，市房管局幕後指揮，當然，所得利潤也最終由市房管局，確切地說由孫局長支配，除了改善幹部職工的福利待遇，局領導率先實現富裕目標，有不少也用於了對市裡、省里甚至國家部委有關領導的公關，那都是些黑賬，被做了假，進行了偽裝，在公司賬面、房管局賬面都不可能看出來資金的真實去向的。
龍泰公司近年來也進了一批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公司又要用他們的技術和年輕，但對他們又處處設防，因為許多黑幕操作對生人是要保密的，許多老人甚至有意無意地對他們進行排擠，怕他們在與自己的競爭中佔了上風。房總等公司領導當然是維護老部下的利益，他對這些年輕人的“幼稚張揚”也很看不慣，也經常敲打他們。
這幾個年輕人血氣方剛，富有正義感，他們既看見了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許多赤裸裸的權錢交易的黑幕，自己又受打擊排擠，心中憤恨，經過一段時日的密謀，他們向有關部門反映了龍泰公司的內部問題。
當然，一開始是匿名舉報，舉報的對象也不是房建國，而是龍泰存在的一系列經濟問題，責任人是公司某部門，其部門領導人品極差，對年輕大學生的態度很壞，激起了他們的憤慨，所以首當其衝地遭到舉報。舉報投向的單位不是紀檢監察部門，而是稅務稽查、審計部門。
但是，他們的舉報不僅毫無作用，還引來了報復。
房建國知道了這件事，他在大會小會上旁敲側擊地譏諷道：
“有人還想通過舉報整倒我，真是做夢！誰寫的舉報信，我也都知道，咱們走着瞧！”
房建國通過親信的調查，推測判斷出了舉報本單位問題的幾個年輕人，他們開始受到了空前的壓力，龍泰公司處處給他們穿小鞋，想擠走他們。
幾個年輕人被逼急了，一起向市紀檢委和市委組織部去舉報龍泰公司的問題，房建國等領導責無旁貸，矛頭也直指他們。匿名舉報一直得不到受理，他們便聯名實名舉報，並一起前去上級機關反映情況。
開始，紀檢委和組織部顯得很重視，並且聯手成立了專案調查班子。市委組織部牛部長知道這個事情后，聽取了接待人員的彙報，指示深入調查，挖掘證據。
可是調查來調查去，遲遲沒有結論，為什麼？房建國以及孫局長幕後進行了公關，他們充分利用了金錢和關係網的作用，辦案人員及辦案人員的領導紛紛接受了他們的好處，有的拿了數額不小的錢，有的得到了買房時大幅優惠的待遇，市委組織部、紀檢委還分別得到了一輛小轎車的饋贈。
幾個月過去了，最後，結論終於出來了：龍泰公司雖然財務帳目方面存在某些不太規範的地方，不夠細緻明確，但尚未發現有嚴重違反財經紀律或涉嫌經濟犯罪、行賄受賄等問題。
舉報龍泰公司的幾個年輕人再也呆不下去了，因為公司以違反勞動紀律為由，將他們開除了。房經理讓人傳話給他們：再胡鬧鬧出什麼事來，一切後果由你們自己負責，如果還呆在單位不走，你們的人身安全也無人予以保證。
這幾個年輕人算是領教了社會的厲害，只能夾起行李憤憤地離開。在這個城市裏他們仍將躲不開房總等人的陰影，時時有遭受打擊報復的可能，幾個年輕人只好南下深圳打工去了。
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又恢復了昔日的面貌，一切該怎麼樣還怎麼樣。房總等人與市委組織部、紀檢委的關係走得更近了，逢年過節去拜訪打點，那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了。
鄭鐵對這些反腐敗中存在的問題當然也有所了解，他對市紀檢委馮書記說：
“要加強內部紀律，告誡我們紀檢監察的同志，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保護好舉報人，不許泄露舉報人和舉報信的信息給被舉報人，這一點群眾反映強烈，再出現這種問題，就會失去群眾的支持，反腐敗就只能靠我們自己單打獨鬥了，那樣會給被動，情況會更複雜，局勢會更嚴峻。”
經過一番準備和動員，岸東市展開了一場反腐敗鬥爭。
只要領導有決心，反腐敗工作也不是沒有希望，岸東市的反腐敗工作一時間如戰時動員，緊鑼密鼓地展開了，也確實動了真格的。
風聲鶴唳，一些小貪被查了出來，一些隱藏的大貪也露出了蛛絲馬跡。在巨大的壓力下，接連發生了兩起涉案領導自殺案件。
一起是岸東市桃源街辦事處一個副主任，他姓李。
“桃源街的李主任跳樓自殺了！”一個消息在岸東市黨政機關中悄悄傳開了。
這不是謠言，小道消息往往比官方媒體還真實，這個消息更是絕對真實，而且是剛剛發生的事情，確實是新聞。
那天早上，桃源街的幹部們剛上班，有的懶散的還陸陸續續地往辦事處里走進來，突然，從三樓辦公室里的窗戶里躍出一個人來，頭衝下，一頭扎了下來，“撲通”一聲，正砸在樓前的水泥地面上。
“有人跳樓了！”大家被眼前這一幕都驚呆了，剛進門的人一下停住了腳步，樓上的人聽見樓下人的驚叫，紛紛從窗口探出頭來。
人已經死了。地面上紅的鮮血、白的腦漿噴濺了一大片，慘不忍睹。女同志嚇得直往後躲。
跳樓的人是位男性，40歲左右的樣子，個子高高的，瘦瘦的，模樣看樣子也聽英俊，可惜已被鮮血和腦漿糊住，看不清楚。
“這不是李主任嗎？！”大家更是驚訝極了，昨天還活蹦亂跳的一個大男人，一位領導幹部，咋一下成了這個樣子？
許多人不知道原因，紛紛胡亂猜測：感情問題？精神問題？可很少有人猜到真正的原因。
知道李主任自殺真正原因的當屬市紀檢委，但他們是絕不會自己主動去說破其中的秘密的。
當市紀檢委的人聽到李主任跳樓自殺的消息后，也大吃一驚，特別是相關辦案人員，更是有些驚慌不安，因為就在李主任跳樓自殺前的一天，他們剛剛找李主任談了話，而且是態度嚴厲，跟他攤了牌，限令他3天之內主動交代其經濟問題，否則一切後果自己負責，職務、工作、榮譽等等都將無法保證。
李主任確實是有問題，這次查處他也不是冤枉他，而是有確鑿的證據，該街內部知情人士舉報了他在經辦辦事處辦公樓裝修工程中收取工程承包商賄賂12000元，這件事他自己都不敢否認。當市紀檢委的人來跟他談話的時候，告訴他老實交代還有望從輕處理，若是編造假話欺騙組織不僅將受到嚴厲的紀律處分，還將面臨偽證罪的起訴，當時他就傻了，不敢說不，只能說：
“我想想，讓我好好想想……”
但是，含糊其辭終歸不行，紀檢委一定已經掌握了確鑿證據，跟他說的都是一針見血，而且語氣嚴厲，看來這次市裡反腐敗的運動是真在抓了，真他媽倒霉，我以前一貫表現良好，後備幹部當了十多年，歷經無數磨難，戰勝許多政敵，年近40了才剛剛混到副科級，屁股還沒坐熱，咋就撞到槍口上了呢？
是誰舉報了他呢？他李主任在猜測。
不會是承包商，我收取他12000元，對於那個150000元的大工程而言，確實不算多，況且，我自己只拿了6000元，另外6000元分別給了主任和書記兩個一把手。以前有人收人家錢太狠了點，有的人辦完事之後就舉報，讓你錢也落不着，還要惹一身騷，弄不好還有牢獄之災，我可是注意這點了啊。
昔日的政敵？他們調走的調走，失意的失意，不會有人掌握我的秘密啊！
他那裏知道，舉報他的人正是他最信任的密友和部下、財務股李股長。
別看李主任和李股長都姓李，500年前也許還是一個鍋里吃飯的呢，但是現在確實是兩家人。李股長已經40好幾的人了，年輕是也曾是志在仕途，可是混了幾十年，總是走背字，在桃源街也已經工作了近20年了，才當了個小小的股長，而且，街道辦事處領導一換，新領導對他又不信任，正在計劃換掉他。這次，他掌握了街道領導班子收取工程承包商回扣的事情，決定孤擲一注，舉報他們，將他們扳倒，以解心頭之恨，也好化解自己面臨的危境。
但是，這個事情涉及到了他昔日的好友、現在的副主任李主任，一番思想鬥爭之後，李股長心想：無毒非丈夫，量小非君子，老子這一輩子窩囊，就是因為心慈手軟、優柔寡斷，捨不得孩子打不了狼，捨不得老婆抓不住流氓，去他娘的，管他主任副主任，這回老子造他一回反，反正是匿名信，誰知道是誰舉報的呢！於是，李股長寫了匿名舉報信，舉報了桃源街領導班子私分工程回扣的事情。
可憐的李主任，面臨著極其巨大的壓力。紀檢委不好一下找桃源街的主任、書記，因為還未掌握關鍵的證據，他們要從李副主任這裏打開口子，於是，先找他談了話，軟硬兼施，以圖使他成為一個人證，把該街所有涉案人員都抓獲歸案。
李主任當然也明白，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己倒霉不說，而且要通過自己這條繩，牽出更大的人物呀，可是，我能說嗎？我敢說嗎？現在已經能夠肯定，自己的職務、工作都將不復存在，老婆也可能要離婚，孩子不知會判給誰，家庭將會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以前的榮耀都將隨風而去……如果自己把主任、書記拉下水，自己的罪責也洗不清，只會使更多的人仇恨我，滅門之災也可能將會落到自己頭上啊……
李主任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一個人想了一夜，終於想出了答案，那就是：自殺！自己了解自己的生命，紀檢部門也查不下去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將要面對的屈辱也就不會發生了，而且，主任和書記保住了，他們也一定不會忘記照顧我的家人的。
臨天明時，李主任給主任和書記分別打了個電話，說他最近可能要出去辦點事，請他們幫忙照看一下家人。
兩位領導聽了覺得怪怪的，似乎有一種預感，但他們想，也許李主任死了真是一件好事，這叫舍卒保帥。因為他們也探聽到了市紀檢委正在調查李主任，而且是避開他們倆，這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呀，李主任這裏開了口子，可是大家都玩完呀。只不過，可惜了這位李老弟呀，他以前並沒貪多少，和我們倆相比，那簡直是九牛之一毛，而且，他才當上副主任不到兩年，可是，沒辦法，這也許是最好的辦法了……
於是，就發生了那悲慘的一幕。
市委書記鄭鐵知道這件事後，嚴肅地批評了市紀檢委，他說：
“培養一個幹部不容易，培養一個領導幹部更不容易，一定要愛護我們的幹部，他有多大的問題，只要不是死罪，就不應該把人家逼得跳樓自殺。就是死罪，也應由法庭宣判，而不是逼人跳樓！今後一定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注意策略，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說得確實有道理。市紀檢委也自覺理虧，不僅沒有繼續追查李主任及桃源街的案子，而且授意桃源街出錢撫恤了李主任的家屬，做好勸解說服工作，不使其上訪鬧事。好在李主任的家屬也自知自己的親人有劣跡在身，不敢再到處張揚，於是，沒有發生其他事情。
李主任死了，大家都平安了。桃源街的主任、書記終於平安無事。
當然，他們也是“仗義”的，李主任的家人得到了很好的照料。李主任死得其所，死也瞑目了。
雖然鄭書記對紀檢部門辦案的做法進行了提醒，對反腐敗工作踩了點剎，試圖避免再出現自殺之類的極端事件發生，但是，不久還是發生了一例。
這次自殺的是岸東市房管局下屬的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的總經理房建國。他自殺的方式不是跳樓，而是上吊。
前面說到，幾個年輕人在龍泰房地產公司遭到擠壓，並且看到其內部奄奄黑幕，憤而向有關部門舉報，結果屢屢舉報，沒有結果，最後卻搞得自己難以立足，背井離鄉，南下深圳打工去了。但是，他們真是血氣方剛，怎麼也咽不下這口氣，其中一人的同學有親戚在中紀委工作，他們通過這條關係，將舉報材料遞到了中紀委，中紀委批示省紀檢委好好查一下這個案子，這個已經結案的案子再度被提了出來。
這時，岸東市紀檢委在市委的要求下，正以王玉林案為警鐘，掀起一場教育、懲治、預防並舉的反腐敗活動，省紀檢委的辦案人員來到岸東市后，岸東市委、紀檢委都對龍泰房地產開發公司的案子不能再掉以輕心了，開始認真去查。
這一查，房建國着了慌，幕後的官員孫局長以及市委組織部牛部長也着了慌，上次辦案的市委組織部、市紀檢委的某些人也着了慌。
房建國自己撈取的好處也不下於王玉林，他把自己的孩子以及某些罩着他的領導的孩子早就送到國外去了，也轉移了相當多的資產在國外，購置了房產，做好了萬一東窗事發就溜之大吉的打算，可是這次省紀檢委的人來得突然，還沒等到自己的內線發出信息，他的行動已經被控制了，想逃也逃不了了。
省、市紀檢委的人一起對他進行了談話，讓他講清問題，爭取寬大處理，雖說名義上還沒有對他實行“兩規”，但他明顯感覺到自己的行動已經處於監視之中。
就在紀檢委的人找他談話前，他接到了一個陌生人的電話，一個男人低沉的聲音久久地在他耳旁縈繞：
“不要亂說，要講義氣，否則你會很慘的！實在不行，就自我了斷，繩子在你的抽屜里！”
這天晚上，他沒有回家，他告訴來談話的人，自己好好想想，再找組織談。
等別人都走了，他拉開了自己的抽屜，大吃一驚，一條結實的白色尼龍繩放在自己的抽屜里！
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感到，自己處於一個巨大的陰影中，這回，是命運決定自己，而不是自己決定命運了！
為了別人，也是為了自己，他只有……
第二天上午，龍泰公司的員工發現自己經理的辦公室一直緊鎖着門，有急事的部下打他的手機也無人接聽，辦公室的人打開了經理的房門，頓時驚叫起來：
“快來人啊，房總出事啦！”
房建國的屍體掛在房間裏掛窗帘的地方，懸挂着他的，正是那條來歷不明的白色尼龍繩！
聽到房建國上吊自殺的消息，有人吃驚，有人疑問，有人高興，有人慶幸。
市房管局孫局長、市委組織部牛部長聽到后，都在心裏長長地吁了口氣，當然，他們面上還得裝出驚訝、悲痛、哀嘆的臉色。
人死債亡，於是，這個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
房建國以自己的死保護了一大批人，他在那些人們心中的地位還是高大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死絕非自己自願，那個暗中送給他尼龍繩的人，也永遠是個秘密。
接連鬧出人命案，市紀檢委震驚，市委震驚。
市委書記鄭鐵也感到震驚，他想：反腐敗不能不搞，但如果這樣下去，會鬧出大漏子，影響穩定大局呀。不能不查，也不能真查、硬查，那樣的話，也許這個市委機關都不能保證正常運轉了，不知會牽扯出多少人，說不定還會把火燒到自己頭上，我的親戚朋友搞工程承包、做生意的也不少，他們也有靠我的關係、靠我的影響發財的，這些我都睜隻眼閉隻眼，要是別人真來查，我也說不清啊……
於是，在房建國上吊自殺之後，鄭鐵緊急召集市委書記會，對反腐敗中工作出現的屢出人命的問題專題研究。
會上，鄭鐵對紀檢委馮書記說：
“穩定是大局，這個大局是前提，否則一切都無從談起呀。老馮呀，我看反腐敗應把握好節奏和尺度，原則應該堅持，但是策略也得講，靈活性也要有，現在社會的風氣、黨的風氣大家也都知道，要是完全循規蹈矩，按章辦事，那可能會寸步難行，要從實際出發，現在立案的標準不都提高了很多麼，由5000元提高到了10萬元，這就是從實際出發嘛。
“上次在中央黨校學習時，中紀委的一位領導給我們做報告，他講了這麼一個例子：80年代末，有一次他到某地去講課，一位地方的糧食局局長向他請教一個問題，局長問道：‘現在糧食緊張，縣長讓我到臨近的一個縣去進點糧食，可是，他們縣雖然糧食充足，但也在控制糧食外運，準備賣高價，如果不給他們糧食局局長送好處，即使我們關係不錯，這事也辦不了，我現在真是為難：不行賄吧辦不了事，就是失職，行賄吧那是犯錯誤甚至犯罪。你說我該怎麼辦？’
“中紀委的這位領導說，他當時是這麼回答的：‘行賄罪的要件是為了謀取私利，向國家公職人員送錢送物，請注意私利兩個字，你現在謀取的是集體的利益，不是私利，我想該怎麼做你會有自己的判斷。’那個糧食局長自然明白了，事情也辦成了。
“現在我們辦事情，該吃的還得吃，該送的還得送，別人都請客送禮，你不請不送，行么？只要是為了集體的利益，地方的利益，沒有把不該拿的錢裝到自己的腰包里，就不要怕。
“現在接受的舉報和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中，有多少是謀取私利？有多少是謀取公利？應該搞清楚，分別對待，區別處理，以前我們黨在歷史上出現過肅反擴大化，‘反右’擴大化，我們反腐敗也要避免出現擴大化，對不對？
“總之，不能再出現跳樓、上吊之類的事情了，鬧出人命，難以收拾呀，再說，他們終歸是我們的同志，是我們的同事……我與心不忍啊！”
馮書記說：
“對，對，對，我也是這麼理解的，以前也一直是這麼執行和操作的，只是最近從中央到省里，抓得緊，所以……我們得調整調整工作節奏，適當放慢一點，杜絕再出現極端現象。”
與會的其他幾位副書記也都紛紛表示贊同。
於是，岸東市的反腐敗鬥爭又放緩下來，此後，果然沒有再發生類似的紀檢談話對象對象自殺之類的事情。
當然，腐敗分子仍然在腐敗，只不過更加隱蔽了。
2003年春夏之季，和全國各地一樣，岸東市也經受SARS即非典型肺炎這場瘟疫的洗禮。
面對生死的問題，面對死亡的威脅，人們突然間意識到了生命是如此易於逝去，人在自然面前原來是十分渺小，掙錢的人也把錢看得不像以前那麼重了，當官的也暫時收斂了對權力的貪慾，不同人群之間、集團之間、階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稍為緩和，大家在瘟疫面前不得不共同面對這個對人本身存在構成的威脅。
當然，高尚的人不會因此變得不高尚，不高尚的人也不會因此變得高尚，媒體就曾報道過，醫院對民工和窮人態度冷漠，儘管其符合“非典”疑似癥狀，卻被耽誤治療甚至支走。
雖然在嚴峻的局勢面前，中央採取了果斷措施，免去了官僚主義嚴重，謊報疫情，造成嚴重不良影響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的職務，各地也在抗擊“非典”的戰鬥中整肅官場，對一些工作不力、弄虛作假的幹部進行了撤職、降職處分，但是，這些都不是制度性的經常性的舉措，而是臨時性的做法，帶有濃厚的人治的色彩，官場的規則也並未因此有根本的改變。
程空和劉家二人這個時期工作相對輕鬆，因為“非典”帶來的一大好處就是，會議基本不開了，大型聚會停辦了，領導的講話材料也少了，文件相對也少多了，因此，“非典”在造成巨大損失的同時，也節約了不少社會資源，提高了社會效率，這真實一個令人苦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反腐敗的工作這個時候在全國和在岸東市都不是重點工作了，況且，岸東市在此前已因為連出命案，放緩了查處腐敗案件的工作。
那兩個自殺的領導的故事當然不可能在官方媒體上登載，官方媒體對負面消息是嚴格控制的，如此消息更是絕對禁止的。在當代中國，對於廣大的中下層幹部群眾來說，要想得到真實的消息、內幕的消息，不要寄希望通過官方媒體。
但是，小道消息傳播得有時快過電波，兩個領導被審查時自殺的消息早已在岸東市傳得沸沸揚揚。
程空和劉家不可能不聽到，因為大家私下在紛紛議論這兩件事情，有些細節更是傳得神乎其神，賽過驚險小說、恐怖小說。
“官場險惡，一定要夾起尾巴做人。”劉家在心裏暗暗告誡自己。他想起一位老同志曾經對他傳授的官經：“對領導多吹捧，對同事多表揚，對自己多批評。”不禁深以為然。是啊，在官場，官高一級壓死人，領導特別是頂頭上司，那可是不僅決定着自己的榮辱、貧富、進退、升降，甚至決定着自己的生死呀！
程空聽到李主任和房經理自殺的故事，也深深震動。官場如戰場啊，這裏沒有硝煙，卻勝似硝煙瀰漫的戰場，同樣有死亡的陰影在遊盪，而且，死得會很慘。權力本身就是一柄雙刃劍，手握權力的人可以傷害別人，也可能傷害自己，可以要別人的命，也可能要自己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