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印刷工

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后，江蘇省廣播電視廳下面的一個電視節目報印刷廠招工，這個招工竟然是要考試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試的工人里我還算是相當有文化的，因此我順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當時我覺得，雖然只是工廠，但畢竟是江蘇廣電本系統的，先幹着吧。

1、滴水成冰的日子

印刷廠位於南京城南的城郊結合區，一個叫卡子門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墳地，工廠是把那片墳地遷走之後建起來的。因為是新廠，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時候，車間的窗戶連玻璃都還沒有安上。

我去廠里報到的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我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頭一天晚上，我還在父親一個同事家裏過了一個難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種聚會是相當“裝13”的，一屋子文藝青年和中年，有人彈鋼琴，有人表演節目，賓客們就着火腿沙拉喝着香檳在琴聲中高談闊論着一些我完全沒有興趣的話題，屋外雪花在靜靜地飄落。這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從第二天開始，我走上了工作崗位。

在西方，白色聖誕節是吉祥的象徵。就在那個特別吉祥的聖誕節的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裏，我騎了將近兩個鐘頭的自行車，跨越了南京的三個行政區，中途還要下來推着自行車過一條鐵路，最後到廠里報到了。

因為廠里新買的印刷機還在調試階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養機器。我脫掉外套，第一次穿上工作服，擼起袖子，拎着一大桶機油，再拿着一大塊棉紗蘸上機油，鑽到機器肚子裏開始擦機器。在那個滴水成冰的日子裏，我的手就不斷伸進冰冷的機油和煤油里，北風從沒有玻璃的窗口刮進來，把外面的雪一直刮到機器旁邊。

到了午飯時間，大家都去食堂了。印刷廠前面是一個學校，工廠和學校共用一個食堂，從車間到食堂要走幾百米。我第一天上班，初來乍到，什麼都不知道，沒飯盒，也沒飯票。這時一個女工熱情地對我說：“我可以借你飯票，但你沒飯盆，還是別去食堂吃了。出廠門左拐走十分鐘有一家麵館，你可以去那兒吃。”我就照着她指的方向，頂着大雪，深一腳淺一腳地去找飯吃了。

當時我又冷又餓，走了十多分鐘，果真看到了路邊的那個麵館。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面上來，我三兩口就“吸溜”下去了，連麵湯都喝了個精光，全身總算找回了一些熱氣。然後我又頂着北風冒着大雪，繼續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廠子裏幹活兒。那一路上我不知怎麼就想起了《水滸傳》裏“林衝風雪山神廟”那一章，心裏頗多感觸。而那碗面的熱量支撐到剛走回廠里，似乎也就消耗光了。

一個多月後，廠房的玻璃終於裝好，風不再嗖嗖地往裏颳了，我也已經完全適應了那裏的工作。

2、暫時落腳

從一個閑散人員，到一個印刷工，我覺得還不錯。雖然工種差了點兒，但總算有了個落腳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廣電系統的企業，對我而言多少有點兒歸屬感。當時我想，再干幾年廠子會越來越好，等我資歷老一點兒之後也許可以轉正成為廠里的正式工。在廠里，我的文化水平還算比較高的，好好乾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組長甚至車間主任這樣的級別。

印刷廠的工作自然就是印報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電視節目報還是很吃香的。很多有點歲數的人應該都還記得一張節目報剛來的時候，一家人圍在一起用紅筆在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下面畫杠杠的情形。剛開始印報的時候，印量是從十幾二十萬開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萬、五六十萬，最後到了鼎盛時期印過一百二十多萬份。很多年後，我碰到印廠的老同事，問他現在印多少，對方說：“十幾萬吧。”我開玩笑說：“怎麼這麼少？我一走廠子就不行了嗎？”

當時節目報挺吃香，報紙印量大，我們的機器和人員少，導致我們必須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連續干三十多小時，就是俗稱的大夜班，中間每干八小時休息兩小時，印一次報紙，我要在車間門口的台階上看兩回日出日落。

印廠車間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貝，巨大的噪音讓人就是面對面也得扯着嗓子喊，對方才能聽得清。在這樣的環境裏，我很快悟出了一個道理：為什麼勞動人民嗓門兒大？那是因為勞動人民無論是在廣闊的地里幹活兒，還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廠里上班，聲音小了，別人都聽不見。

那時每次印報紙，印刷工們要不停地抽報紙出來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還看新聞。後來廠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聞節目裏每天都有讀報環節，就說：這是他在廠里印報紙落下的病根兒。

3、一同值班的小鄭

平時不印報紙的時候我們就得卸紙、保養機器，中午就在宿舍待着。說起來是宿舍，其實就是類似於現在建築工地上的那種工棚。宿舍在一棟紅磚房子裏，房子上下兩層，一樓住着廣播學校的老師和校工，只有樓上兩間屬於我們廠的工人。

每間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裏面還堆滿了印刷輔料。到了冬天，有人會把勞保鞋脫下來，把臭烘烘的鞋墊放在廉價的電熱器上烤，旁邊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着飯盆在吃飯，還有人在一邊抽煙——那種烏煙瘴氣的味道恐怕大多數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經很習慣了。

印廠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兩個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個月就輪到我值一次。廠子在郊區，很空曠，夜裏風很大，偏偏值班室還有兩塊玻璃碎了，用報紙糊了起來。值夜班的夜裏，外面北風呼嘯，風吹在報紙糊的窗戶上，嘩嘩作響，這時總會想起廠房是建在墳地上的這一茬兒，我們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睡的那張行軍床，有一截彈簧壞了，翻身的時候要是不小心，斷了的那一截彈簧就會戳着屁股，加上這床睡過太多人——干過八小時後輪流休息的人都睡這裏，早已發霉的褥子也沒人洗，總是散發著一股惡臭，所以剛開始我總是很難入睡，後來夜班印報紙時間太長了，累得倒頭就睡，就完全沒有異樣的感受了。

當時廠里有個小福利，每周印完報紙之後，廠里會給每個工人分幾沓報紙，具體數字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能賣個十來塊錢。這對於當時我們這些印刷工也算不錯了，畢竟每個月工資才三百多塊錢。拿到這點福利報紙后，大多數職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賣，一般都是在家門口的小店換點兒煙酒之類的，而我這樣的進步青年是把廠里發的報紙兌給我家門口的報攤，換其他報紙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鄭。

每次印完報紙后都要打掃車間，這活兒一般沒人想干，大家都恨不得趕緊換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掃衛生。只有小鄭每次都自告奮勇，說：“你們走吧，我來。”他這樣高風亮節，讓我們感動了很久。

然而，過了很久我們才知道，他搶着打掃車間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偷偷從車間裏多拿點兒報紙出去。多拿點兒也就算了，他還不像其他人那樣一次性兌給小店或者報攤，他竟然自己拿着到街上零售，為的就是多掙幾個錢，結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廠長撞到了，廠長當場質問他怎麼有那麼多報紙。雖然這事兒後來不了了之，但小鄭的“高風亮節”也成了廠里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料。

現在回想起來，那會兒大家笑話小鄭其實不太厚道，他那樣做雖然不對，但不就是為了稍微多賺點兒錢嘛。那會兒大家的工資就三百多，過得都不容易。而且聽說小鄭家裏也比較困難，那時候廠里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煙，他只抽一塊多的最便宜的那種，平時還經常蹭別人的煙抽。我挺樂意他蹭我的煙抽，因為他很願意幫我跑前跑后，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我值班的日子不那麼痛苦。

在那時我們宿舍里連電水壺都沒有，只能在煤氣灶上燒水，水龍頭在一樓，煤氣灶在二樓，我們用來燒水的是一個特大號的也不知道是誰丟在宿舍里的飯盒。我值夜班的時候要喝開水，每次都是小鄭到樓下打一飯盒水，放到爐子上燒開之後，用棉紗包着滾燙的飯盒把水灌到水瓶里，再下樓打一盒水上來，再燒。要灌滿一水瓶，他要樓上樓下跑八九趟。類似這樣的事，由於蹭我煙抽的緣故，都是小鄭包攬了。

後來我越來越不想值夜班了。因為連上印報紙的兩個晚上，再值一個夜班，等於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廠里不能回家睡覺，太痛苦了。有一次一個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給小鄭一包黃紅梅，你讓他一個人值班，他保證干。”一開始我有點兒不太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後來小鄭主動跟我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值班沒事兒。”我有點兒猶豫，怕被廠長知道。他又說：“只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鐘之前，趕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廠里就沒事兒。”我一聽，喜出望外，趕緊跑下樓買了一包黃紅梅，遞給他連聲說“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連聲說“不客氣、不客氣”的時候把煙揣兜里了。

一九九二年春節值班又輪到我和小鄭。大過年的總不好意思再留他一個人值班了，而且也捨不得過節的加班費。我到廠門口的小店買了瓶分金亭特釀（當時江蘇的一種價廉物美的白酒）、兩包多味豆、一包好煙，拎到宿舍里去。小鄭依然勤快地灌滿了一瓶開水，把一個髒得要命的小桌子清理出來。我把兩包豆子攤在紙上，弄來了兩個杯子，我們就一邊喝酒，一邊吃豆子聊天。樓下小店裏有台黑白電視機，當時在重播春節聯歡晚會，聲音放得特別大。我聽到電視裏的主持人興奮得不行了，說：“我們向此時此刻仍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們拜年！”我一聽樂了，跟小鄭說：“聽，說我們呢。”

這就是勞動人民。

我在印廠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穫是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階級意識，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這個社會我屬於哪個階層。

1、最累的活兒

當印刷工乾的自然是體力活兒，而廠里最重的體力活兒不是印報紙，是卸紙。

每個月廠里都要進新聞紙，一大筒一大筒那種，我非常熟悉，小時候在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生活時經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輛平板大卡車開到車間門口，上面整齊地堆着一筒一筒的新聞紙，車屁股對着車間大門。每筒新聞紙都有大幾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紙筒從車上卸下來，再推到庫房裏去。

當時我們用的有三種新聞紙，最差的是江西紙，印報的時候特別容易斷，一斷就要停機重新穿紙，然後重新開機，非常麻煩，我們最恨用它；比江西紙好一點兒的是福建南平紙；最好的是進口紙，紙質好，幾乎不用擔心斷紙的問題。每次印報的時候廠長都讓我們三種紙搭配着用，進口紙用得最少，印出來的都送到機關，江西紙印的都送到外地和農村。

卸紙這事兒真要一把子好力氣。兩塊木板斜搭在車鬥上，兩個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聞紙撬下來，其他人在車下面等着，等上去的人把幾百斤重的紙筒從車上轟的一聲撬下來，底下的人必須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着。紙筒從車上頭滾下來，衝擊力太大，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則很容易被砸傷——那麼重的紙筒要是從人的身上壓過去，那人估計基本就被壓成相片了。紙筒被撬下來后，還要一個一個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讓這些紙筒拐彎兒是最費勁的，幾個來回下來，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紙后，晚上回家吃飯拿筷子手都在發抖，過了很久才恢復。

相比在下面接紙，在車上撬紙更需要力氣。一般我們都是輪流上去撬紙。撬紙要拿着很粗的鐵撬棍，插到兩個新聞紙筒中間，把上面的紙筒撬起來然後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紙，撬棍插進去之後我兩腿都懸空了，也沒把紙筒撬起來。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個叫吳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車一把把我拉開：“滾滾滾。”說著他接過撬棍，用力一扳，紙筒轟地滾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團。由於卸紙這活兒非常累，所以每個月只要有卸紙的活兒，工資里都額外有二十塊錢補貼。

除了卸紙，卸石棉網的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紙一樣，但是因為運石棉網的卡車太寬太長，開不到車間門口，我們就要從坡下面的廠門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網背到車間去。和紙筒相比，石棉網的分量輕得多，但也有好幾十斤，而且體積很大。運貨的人在車上，把石棉網一包一包往下推，我們就在車下面彎着腰用背接着，然後背着石棉網去車間。因為石棉網的體積大，我們必須把腰彎得很低，手才能比較省力，否則托不住。

其實，背石棉網遠沒有卸紙那麼累，但它卻讓我對體力勞動有了一個深刻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背石棉網的時候，工人們身體呈現出的姿態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那種身體的姿態讓我想起了《東方紅》裏在舊社會上海灘的碼頭上，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船上卸貨的勞工。我們乾的活兒是一樣的，連身體的姿態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邊上沒有人拿着鞭子抽我們。想到這裏，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頭。

2、淳樸的勞動人民

在印刷廠我體會到了很多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人民淳樸的友愛。

每周印報紙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到周四早晨，機器是不停的。中間的五六頓飯就都得在車間裏吃。我們印刷車間的工人分成兩組，一組六七個人。到了吃飯的時候，每組一次最多只能有兩人停下來，另外的人先頂着，等這兩人吃完了，再換其他人吃。每次飯送到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飢腸轆轆了，但每次廠長喊“飯來了，吃飯了”的時候都沒人動，都讓別人先吃。兩個組都有一個光榮的傳統——組長最後吃，讓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先吃。每次大伙兒都不動，都讓別人先吃的時候，我總能感受到那種工友之間最淳樸的互相關心。

我對吃一直不挑剔，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廠里的飯實在太難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伙食標準，就別談什麼口味好壞了，關鍵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憐。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飯，飯又硬得像餵雞的粳米，難以下咽。很多工友都是就着幾口菜吃幾口飯，菜沒了飯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着那少得可憐的一點兒菜把最後一口飯吃完。

幹了八小時后，兩個組的同事也是謙讓着輪流去睡兩小時。每次到點休息的時候，我從車間出來，在去往宿舍的那一兩百米路上，都像夢遊一樣。耳朵里滿是機器的轟鳴，眼睛半睜半閉，累得誰都不願意說一句話。到了宿舍，把外邊墨跡斑斑的工作服一脫，頭一挨着枕頭，一秒鐘就打呼嚕了。

兩個鐘頭實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裏三四點的時候，有人拿腳踢你說“哎哎哎，起來了”，你是不是很想殺人？都是年輕人，誰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報紙的時候，只要有人來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鐘都不耽誤立刻起來，我從來沒有聽一個人說過一次“讓我再睡兩分鐘”之類的話。隨後，我們起床閉着眼睛穿上工作服，半夢半醒地回車間繼續幹活兒。

之所以那樣自覺，是因為每個人都明白，你多睡兩分鐘，別人就要少睡兩分鐘。就這麼簡單。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個電話，是印刷廠那個吳大麻子打來的，我在廠里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快二十年沒見面了。他說他兒子十月份要結婚了，問我能不能去捧場。他說他身體不好，內退了，家裏的經濟條件比較差，兒子結婚的地方不是很高檔，但總想着能辦得體面點兒，於是想到我了。我說：“一定去！如果不巧正好錄節目，我也會以別的方式出現。”

3、手指甲黑糊糊的人

應該說，即便在藍領工人隊伍里，印刷工也算是比較辛苦的，不僅累而且臟。在一天工作結束后，下班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洗手！這件事情馬馬虎虎地做也要五六分鐘，講究一點兒的要十幾分鐘。因為印刷工整天接觸的都是油墨，那雙手實在太難洗乾淨了。

印刷工洗手有一套程序。手在油墨中浸了兩天之後，油墨已經深深地黑到指紋里去了，任何肥皂都沒有用。想洗得稍微乾淨些，首先得用一大塊棉紗蘸着機油使勁擦手，擦幾分鐘后，再用汽油洗掉機油和油墨——這兩道工序就要五六分鐘。接下來是用硬板刷或鋼絲刷蘸着洗衣粉在手上刷，使勁刷呀刷呀，這時你的手才開始出現皮膚的顏色。最後再用清水加肥皂搓呀搓。

這一番折騰下來你會以為——手基本洗乾淨了！我之前也一直這樣以為，直到有一天，一個女孩兒約我吃西餐（她埋單，我的工資連快餐都不能經常吃），那天我洗手的時間比平時都長，以為已經洗得很乾凈了，結果上了餐桌，在雪白的檯布映襯下，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手還是黑黑的。直到現在，我聽到有人說“手指甲黑糊糊的人”，我都懷疑是不是在說我，會情不自禁地低下頭檢查自己的手指甲。

前面說過，印刷廠和學校共用一個食堂。每天中午打飯的時候，廠里的工人和老師都在職工窗口。當學生們在窗口擠成一團的時候，老師們從來不跟我們擠。有一次，一個工友跟我感慨，說：“瞧人家，老師的素質就是高，從來不跟咱們擠。”我笑了一下說：“他們是怕挨着你，嫌我們身上臟，懂嗎？”老師們穿着白襯衫，一碰上我們身上的油墨，衣服就廢了。

老師們躲着我們也就罷了，連廠長都嫌我們臟。廠里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蓋了個小澡堂，但沒多久，廠長就不願意跟我們一塊兒“赤誠相見”了。他每次都趁着報紙快印完之前就先去澡堂泡着，那會兒水乾淨啊。有一次我們提前印完了，一起跑進澡堂，赤條條地正準備下水，廠長在水裏一下喊了起來：“別動！別動！等我先上來！”因為我們都下去之後，水就成墨汁了。

廠里一些年輕工人挺虛榮的，別人問我們是哪個單位的，他們都說“報社的”，每次我聽到都會再加一句“印刷廠”。現在想起來，我有點兒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