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愛上新疆

提到新疆，我首先想到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那部紀錄片的學術顧問——新疆大學歷史系教授蘇北海。據導演說，在西域史的研究領域，蘇北海的學術地位僅次於學術泰斗季羨林先生。其實這些事我也不懂，就是覺得那是個傳奇的老先生。

蘇先生是江蘇無錫人，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經是張治中的幕僚，二十來歲就進了新疆，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七十九歲高齡了。令人驚奇的是，這麼多年他竟然還是一口地道的無錫方言，沒有一丁點兒新疆口音。“文革”前後，他幾次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關了放，放了關，具體關了幾次連他自己都記不清了。就這樣前後被關了十五年，其間還跟王洛賓在同一個牢房裏關了快十年。

一個有着這樣傳奇經歷的老先生，在我們攝製組簡直就是我們隨時備查的新疆百科全書。在新疆拍片期間，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了路上。在車上我曾經跟蘇老請教過一個問題：新疆有個地方叫輪台，很多詩里都提到了，比如唐朝岑參的“輪台東門送君去”，再比如宋朝蘇東坡的“尚思為國戍輪台”，這些詩里提到的“輪台”是一個地方嗎？老先生本來一直昏昏欲睡，聽到這個提問一下子來了精神，對我說：“孺子可教，關於這個問題，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叫《輪台古今考》，我送你一本書，你看了就知道了！”

後來知道了，很多古詩，尤其是塞外詩都提到過輪台，不過那些詩里提到的輪台往往不在同一個地方。比如，漢朝時說的輪台和唐朝指的輪台就不同，漢輪台在天山之南，唐輪台在天山之北。此外，後來還有清朝以後的輪台以及泛指西域輪台的不同分類。蘇先生所贈那本收錄了《輪台古今考》的書至今還在我家裏。

那一次提問之後，我對蘇先生也更為景仰了，他也覺得我是一個愛學習的年輕人。後來我又發現蘇先生還有過人之處——飯量。別看老先生年近八旬，可他的飯量可不比我們這幫年輕人差。那時我一頓能吃一大盤“拉條子”（新疆人對“過油拌面”的俗稱），特別餓的時候吃完了能再加一點兒，但蘇先生每次吃完一大盤后都要再加一小碗。

在新疆，還有一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他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叫張彤，徐州人，比我大幾歲，但酒量比我大很多。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導演拍電視紀錄片的水平恐怕真的很一般，但是他對新疆那塊土地卻懷着一種不可名狀的、深沉的熱愛。后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

在我剛去攝製組的時候，張導對新疆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表現出來的嚮往和痴迷，讓我覺得特別不能理解，甚至覺得有些神神道道的。但在結束了新疆的拍攝后，我就完全能夠理解他了，我甚至覺得，我對新疆的熱愛可能已經超過了他。所以，我一直把他當做我熱愛新疆的同路人。

我對新疆的感覺之所以前後會差得那麼大，完全是因為那塊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太迷人太讓人震撼了，那種震撼，是作為一個旅遊者永遠無法深切感受到的——它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地，有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千米，佔中國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烏魯木齊大概是中亞地區最大的城市，在如此廣袤的土地上，幾十個各具鮮明特色的民族生活在一起，在那三個月裏我目睹並感受到的各種民族文化的交融、歷史淵源的傳承以及各種罕見地貌的壯美，都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

拍紀錄片的時候，我們接觸了大量的不同民族的當地人，可以說，在那幾個月裏，我們已經融入到他們的生活里，和他們真正地生活在了一起——那年的中秋節，我就是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與克里雅人一起過的。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其他民族的群體裏，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用心去感受養育他們的山水和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這不是一個旅遊者去新疆玩兒上十天半個月便能夠體會和收穫的。即便是我自己，即使現在再去一次，不論以什麼方式再去，也不可能有和當年相同的感受了。

余秋雨曾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從嚴格意義上講，一個文人要想和某一片山水有靈魂上的接觸，一輩子可能只有一次。從新疆回來之後，我從心底里認同這句話了。

我曾經去過德國、希臘等歐洲國家，尤其是希臘，它的歷史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也沒能帶給我像新疆那樣的感受。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希臘和新疆沒什麼可比性，那就說九寨溝、黃山吧，那裏的山水美不勝收，但和新疆比，它們在我的心裏仍然缺少些能觸動心弦的東西。

我甚至堅定地認為，我對新疆的熱愛中有某種宿命的東西，它在我的骨子裏，不為人知，也很難被表達，那是一種前世今生的感覺。一九九四年七月初的一天，我從烏魯木齊火車站出來，看到碧藍如洗的天空下，遠處是起伏的山脈，近處是黃色低矮的一片片房屋，我就突如其來有一種靈魂被一擊而出的感覺，沒有任何原因。

喀納斯。

初到新疆，一切都讓我覺得新奇和讚歎，在茫茫戈壁上看長河落日、大漠孤煙，那是我過去只在小說和詩歌里想像過的意境。到新疆半個月後，我們出發到喀納斯湖拍大紅魚，這是我職業生涯中第一次拍攝如此奇幻的題材。

很多旅遊愛好者應該都聽說過，喀納斯湖出現過一種體形巨大的魚的傳說，當地人管它叫大紅魚。關於大紅魚的故事流傳甚廣，幾十年來，無數科考隊的專業人員，帶着專業設備，帶着揭開“喀納斯大紅魚神秘面紗”的夢想來到喀納斯，但他們在湖邊守候了很久，結果都是無功而返，誰也沒有揭開過大紅魚的真面目。和那些專業科考人員比起來，我們就像一幫草寇，雖然只有電視台的攝錄設備，但還是帶着無限的期待，去到喀納斯湖。我們很清楚，對於《西域風情》這部紀錄片來說，記錄關於喀納斯湖大紅魚的傳說是不可缺少的章節，我們只是需要記錄一個行程，記錄這裏的人們關於大紅魚的講述，我們並沒有期待能真的拍到大紅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新疆的開放程度還很低，旅遊業也並不發達，聽說過喀納斯湖的人也不像現在這麼多。要上喀納斯，頭一天必須住到布爾津縣。我們在縣委招待所休整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向喀納斯進發了。我記得從我們住的招待所到喀納斯，直線距離大約是九十多千米，沒想到的是，那一路足足開了十一個鐘頭。我們當時開着的是兩輛豐田4500越野車，車是好車不說，兩個司機也很厲害。他們都是中科院新疆分院的老駕駛員，一個叫劉新生，一路上跟我關係特別好，另一個叫余建設，都四十多歲了，都是有近二十年駕齡的老司機，其中老余當年還給彭加木開過車。

一九八〇年，彭加木在羅布泊地區進行科學考察時意外失蹤，留下了很多版本的神秘傳說，吸引很多人去追尋真相，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新疆還有“尋找彭加木”的科考活動，只不過後來那些活動更多的只具有象徵意義了。一路上，我們一沒事兒就逗老余，問他是怎麼把彭加木給弄丟的，老余每次都特彆氣憤地說：“我說過一百遍了，我是給彭加木開過車，但彭加木丟的那次不是我開的車，他的失蹤跟我沒關係！”

在新疆給我們開車的這兩個司機是迄今為止我見過的最牛的司機，不僅車開得好，還會修車，而且作為科學院的司機，經常給各種科考隊開車，他們也具備了野外科考的各種能力。比如，晚上需要在哪裏宿營，露營地有沒有可能發生雪崩，會不會發生泥石流，車怎麼停才安全，一路上哪些野生菌類是可以食用的，什麼樣的雲出現了就會變天等，都已經成為他們的本能意識和常識。對他們來說，除了發動機壞了沒辦法修，路途中發生什麼問題他們都能搞定。而且一路上聽他們講各種見聞，對我來說也是很開眼界的事情，因為那些事情我們可能一輩子都無法經歷。但即便如此，去喀納斯湖的那一路，兩個司機還是經常要一前一後停下來商量該怎麼走，因為我們一路上要翻越不知道多少個山頭，道路之艱險無以言表，經常開着開着就沒有路了。他們之間的對話有時聽起來讓人毛骨悚然。比如，他們中一個會說：“你去年不是來過嗎？”另一個回答：“我去年來的時候這個地方不是這樣的。”一路上，我們經常需要停下來一起搬石頭，填好路才能繼續往前走。開不了一會兒，又停下來，把橫在路上的樹搬開。兩個司機還要經常商議怎樣安全經過那些大坑，想想接下來該怎麼走。

在新疆的三個月經歷了很多次驚險的山路，喀納斯之行是第一次。在海拔幾千米高的阿爾泰山脈上，在極其狹窄和崎嶇的道路上，我們常常是手緊緊拉着車頂的把手，屁股懸空，一車的人看着窗外繚繞着的觸手可及的白雲，身上一陣陣冒冷汗——這要是掉下去了，可連根骨頭都撿不回來。

在那樣危險的路上，還經常會和迎面而來的卡車會車。眼睜睜看見白雲深處緩緩冒出來一輛車，雙方就對峙在了海拔幾千米高的狹窄山路上。每每遇到這種情況，兩位司機都表現得異常淡定。雙方司機下車，走到一塊兒點起一支煙，商量怎麼通過。解決的辦法通常是，一方想起剛剛路過的後面不遠的地方有個凹進去的稍微開闊一些的地方，於是就近的一方倒車，慢慢倒到那裏避讓。這種時候司機們從不吵架——在那種路上吵架等於找死。商量好之後，一方慢慢地像蝸牛一樣往後倒，另一方慢慢地往前開，等到了說好的地方，兩車一寸一寸地交會，慢慢錯開——我經常感覺到我們車的輪胎已經有一半到了懸崖外面，但每次總是安全通過。之後一身冷汗。在那樣危險的山路上，只要哪一次有哪怕幾厘米的差池定然就是萬劫不復的慘劇，經歷過無數次這樣翻山越嶺和這樣驚心動魄的會車后，我對兩位司機的景仰真不止亞滔滔江水，綿綿不絕。

那天，我們早上九點出的門，已經翻過好幾座山頭了，我總是問劉師傅：“還有多久到？”他總是回復我：“不知道。”後來老劉告訴我，他基本上每年都走一趟喀納斯，但幾乎年年都有泥石流之類的情況，路況根本無法預計，所以也就無法估計時間了。

不醉不歸。

頂着早上的日頭出發，到八九點鐘天快黑的時候（新疆和內地有時差），我們終於到了喀納斯接待站。當時喀納斯還沒有什麼遊客，當地也沒有什麼旅遊服務設施，接待站的工作基本上是接待各級領導和像我們這樣的攝製組以及科考隊。當時到喀納斯拍紀錄片的多數是外國人，日本人居多。我們這個攝製組是國家文化部下面一個公司的項目，當時的新疆還比較落後和封閉，尤其是到了最基層的政0府和牧區，只要聽說是北京來的，都當你是中央來的。

我們到了落腳的地方禾木鄉（布爾津縣喀納斯民族鄉鄉政0府所在地），熱情的圖瓦族朋友宰羊款待我們。根據他們的習俗，宰羊之前有一個儀式，只有被念過經的羊才能吃，我們也跟他們一起，嘴裏念念有詞。儀式后，我們就等着吃羊肉了。這時，我們面前已經擺上了酒杯，一紮白酒哐當放在桌子上，圖瓦族朋友示意我們邊喝邊等。按他們的規矩，一個杯子大家得轉着圈喝，每次也就是倒個小二兩，主人端起來敬你，你必須一口喝下去，然後同一個杯子再倒這麼多，敬下一個。然後再來第二輪、第三輪……

我是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合，當時年輕，喝起酒來也無所謂，結果這樣轉着喝，五分鐘就是一輪，一輪一大杯，很快我就倒了。本來，快要喝高的時候，我還強撐着叫對方等一會兒，等上了菜再喝。對方不明所以地問：“羊嘛，宰上了嘛。”我說，羊肉上桌前有沒有點兒涼菜下酒？給根黃瓜也行！對方又問：“要這些幹什麼？”我說:“喝酒啊。”對方更疑惑了：“對嘛，酒在這裏嘛，喝嘛。”我擺手，表示等菜上了再喝。對方又問：“要菜乾什麼？”我說喝酒啊，對方又說：“酒嘛，在這裏嘛。”我急了，連比帶畫地說：“我們，漢族人，喝酒，要吃菜，懂嗎？”對方聽完指着外面說：“羊嘛，煮上了嘛，現在喝酒嘛。”我直接說：“我們，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菜。”對方思考了一下，搖搖頭：“為什麼要這樣嘛，羊肉，有嘛，先喝酒嘛。”當晚羊肉上來的時候，我們已經醉得像屍體一樣躺在那裏，沒人爬得起來了。

在新疆的三個月，類似這樣隆重的接待，大概五六天就有一次。在牧區喝酒，羊從宰到弄好可以吃，最快也要一個多鐘頭，而且是只有羊肉，沒有別的菜。之前光是喝酒，需要喝一個半鐘頭，我們很少有人能堅持到羊肉上桌。後來但凡在城裏的飯館吃飯，我們就拚命點菜。

那時在新疆的一些偏遠牧區，民風淳樸到連貨幣的概念都沒有，在善良熱情的牧民心裏，酒喝好了，拿你當兄弟，能送你一頭羊，酒喝得不痛快，就是看不起他。我們在新疆拍片，要想融入到當地人的生活里就必須要得到當地政0府和當地人的配合，否則任何事情都幹不了，而讓人家配合的唯一途徑就是喝酒。在後來三個月的拍攝中，我們對這一點感受特彆強烈。無論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錫伯族、柯爾克孜族還是哪個民族，需要他們幫助和配合的時候，他們沒有什麼行政命令一說，其他一切全看酒喝得高不高興，靠這個來衡量你拿不拿他當朋友。所以我們必須喝！到了新疆，再能喝的人，喝倒也只是時間問題。有酒量的，像我們那個導演，能堅持差不多一個多鐘頭，像我這樣的，也就二十分鐘吧。在喀納斯之後，我們很快驗證了在新疆喝酒接待的基本原則——不喝醉不結束！

剛開始，我們還總拿明天要工作、身體不好之類來推脫，結果都是“雞同鴨講”，人家從頭到尾只有執著的兩個字：喝掉！很快我就想明白了，於是徹底轉變了風格。一上飯桌，酒剛倒上，主人還沒敬酒，我就先站起來說：“我先敬你！”一大杯三兩多就下去了。五分鐘后再這麼來一下，不用十分鐘我就倒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每每這時，主人都豎起大拇指：“巴郎子，好（維吾爾語‘小夥子很好’的意思）！”這就是“長痛不如短痛”的道理。在新疆我算是徹底習慣了大碗喝酒，而且都是烈性酒，一口一大碗。當時真年輕啊！

在新疆喝酒還有一個重要原則，必須時刻牢記在心的極其重要的原則，叫“兩個離不開”。“兩個離不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條民族政策，完整的表述是“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重要性，相當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四項基本原則”。在新疆，你可以忘了自己的名字，但絕不能把“兩個離不開”忘了。“兩個離不開”在新疆是最神聖的、至高無上的、不能挑戰的、不可以商量的原則。我在新疆聽到“兩個離不開”都在酒桌上，此外沒在別的任何地方聽過。“兩個離不開”有着無與倫比的神奇效果，每當民族幹部端起酒杯問你知道不知道“兩個離不開”的時候，你就什麼都別說了，不管是什麼，不管多少，直接喝下去就對了。

“兩個離不開”不知道讓我吐了多少次，以至於我的自覺性被大大地培養起來，等不到對方說“兩個離不開”，我就已經倒下了。在喀納斯的最後一天，布爾津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托汗請我們吃飯。劇務老杜沒什麼酒量，已經喝了三兩多了，實在喝不下去了，托汗副部長又問老杜“兩個離不開”知道不知道？已然喝多了的老杜，又聽到了“兩個離不開”，終於崩潰了，大叫起來：“什麼兩個離不開，那是你離不開，我有什麼離不開的？！”此話一出，我們一桌人當場傻掉，一瞬間鴉雀無聲，掉根針都能聽得見。在這種大是大非的民族問題、原則問題上，喝多了的老杜冒了這麼一句大逆不道的話，當時我嚇得大氣都不敢出，頭都不敢抬，更不敢看托汗副部長的臉，就只盯着面前自己的盤子看。令人窒息的沉默維持了大概四五秒鐘，托汗副部長主動打破僵局：“來來來，他不喝就算了，咱們喝嘛。”我們長出了一口氣，那感覺簡直像碰到了一位開明君主。

不知道喝了多少，終於結束了，我們回屋休息了。我們住的地方是很夢幻的，就是前蘇聯電影裏西伯利亞式的小木屋，用一根根很粗的整木拼成，還有樹皮和青苔。地板縫隙很大，草可以從縫隙里長出來。我跟老杜住在一間屋子，進門脫了衣服就一頭栽倒在床上。剛躺下沒兩分鐘，突然門砰的一聲被踹開了，托汗副部長拎着一瓶酒闖了進來，指着老杜問：“你剛才說了什麼？再給我說一遍！”我的酒一下被嚇醒了，心想算賬等不到秋後了。老杜也傻了。托汗副部長繼續說：“‘兩個離不開’你再說一遍給我聽聽！”老杜這時也害怕了，趕忙賴賬：“我沒說什麼啊。”托汗副部長不理他，把“兩個離不開”的正確版本向他宣讀了一遍，就像宣判一樣，然後拿過桌上兩個很大的搪瓷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工廠發的那種），把兩個搪瓷缸都倒滿，正好半斤一杯，對老杜說：“你把它喝掉，加強一下記憶，我陪你。”說完死死盯着已經嚇傻了的老杜。

當時那架勢，老杜都要哭了。我心想，總不能見死不救吧，好歹也要照應一下啊。於是我滿臉堆笑地說：“托汗副部長，您消消氣，消消氣，老杜喝糊塗了，說胡話了，您別往心裏去啊。您看這樣行不行，這酒咱們三個分一下吧。”托汗副部長看了我一眼，不耐煩地說：“小子，現在沒有你的事嘛，你想喝，我跟他喝完了，再跟你一人一杯，酒嘛，有嘛！”我看是幫不了忙了。說話間，托汗副部長端起大缸子咕嘟咕嘟半斤酒就下去了。這下老杜更是死都躲不過去了，只能硬着頭皮把半斤白酒灌了下去，很多酒都灑在衣服上了，然後一頭栽倒。豪氣干雲的托汗副部長看着倒下的老杜，很滿意地笑了，臨出門前還瞟了我一眼：“你，要不要再跟我來一瓶？”我趕緊搖頭連聲道“不敢不敢”，然後目送英雄的背影消失在阿爾泰山的茫茫夜色中。

那個晚上，可憐的老杜差不多每隔十分鐘就起來吐一次，苦膽都快吐出來了。後半夜，我睡了一覺醒來，發現老杜不在床上，推開門一看，漫天繁星的蒼穹之下，在開滿野花的草原上，老杜站在那裏，偉人似的叉着腰，仰望星空，然後彎腰狂吐不已，直至天明。從此之後，在飯桌上，只要有人一提“兩個離不開”，老杜就立刻捂嘴跑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