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轟動一時的報道

三得利啤酒的案件報道后，我深刻感受到媒體的力量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感與專業判斷有多麼重要。而《都市傳真》正好給了我發揮這種能力與責任感的平台和機會。

一九九七年的五一節，我正和家裏人在包餃子，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有一個小孩兒被繼母虐待，已經被打得送醫院搶救去了。我立刻喊上一起做三得利啤酒報道的那個攝像，火速趕到南京軍區總醫院。

那個被打的孩子才六歲，被打得腸子都斷成了三截，肚子上插了好幾根管子，臉色慘白，奄奄一息。孩子特別懂事兒，再疼也不哼哼，也不哭，躺着什麼話都不說，同病房的人看了直掉眼淚。從小孩兒的外婆那裏得知，孩子叫鮑洋，是雙胞胎中的一個。父母離婚後鮑洋跟了爸爸，結果那個打流混世、靠女人過活的男人，又找了一個很厲害的女人。那個女人經常虐待鮑洋，最後把孩子打成了腸穿孔。

從醫院出來，我去了孩子住的地方，位於南京老城南的一個四合院。鄰居們向我描述了孩子更多的悲慘遭遇——繼母有時連水都不給喝，孩子渴極了就喝雨水或者鄰居放在院子裏的盆里的髒水，而且三天兩頭挨打，等等。採訪結束后，我沒有回家，直接就去台里剪片了，同時向主任報告採訪的情況。《都市傳真》的一檔專題新聞，從前期到後期完成大約要五六天時間，主任聽了我的彙報后，立刻調整播出計劃，要求我兩天內務必拿出片子。

熬了兩夜，片子終於趕在五月三日晚上播出了，沒有想到片子播出后，一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善良的中國觀眾大概最受不了這種報道。從節目播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台里的總值班電話和新聞熱線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所有電話都憤怒地譴責那個繼母——後來了解到那個女人還不是繼母，因為當時她根本沒有和小孩兒的爸爸結婚。

當時還沒有什麼收視率一說，台里一般也很少接到觀眾的電話，通常就是因字幕打錯了偶爾會來幾個電話，以至於那天突然接到那麼多電話，值班的領導都震驚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晚，主任又給我打了電話，說第二天要跟蹤報道下去，為此還專門安排了兩路記者給我。

第二天，當我趕到軍區總醫院時，小鮑洋的病房門口已經全是人了。護士說，節目一播完就有觀眾跑到醫院來看孩子了，還有人當場捐錢。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影響已經很大了：小孩兒的病情如何，治療費用如何落實，有沒有後遺症，打人的兇手在哪兒，如何懲處等，都是觀眾關注的焦點。這條報道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我們自然要給公眾一個交代。頻道為這件事情停掉了另一個欄目，把時間和記者人力都抽調了過來。等到第二天節目播出后，我已經出不去了，只能待在台里寫稿和剪片，讓同事們出去採訪、拍攝。到第四天，演變成我只能睡在單位，同事們拍回來的錄像帶鋪了一地，剪片子的時候找鏡頭都要找半天。

這個系列報道一共做了四期，我還記得上字幕時，第一期職員表是記者孟非，攝像疏洵；第二期記者名字就有六七個了；第三期，記者人數變成了十幾個；到最後一期，字幕幾乎就是當時整個頻道的人員花名冊，光字幕都走了半分鐘。

整個報道放到現在來看也算是成功的。我在街頭採訪市民，一問都看過這個報道。採訪的時候很多人當場就捐款，我們一一登記，並把捐款在節目上公佈了出來。結果忙中出錯，最後交上去的錢和登記的錢差了一百塊，我和攝像只能自掏腰包補上了。

我的主任平時審片總以罵我為樂事（他審片時罵我已然成為我們那層樓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很多人覺得幹了一天活兒很累、很無聊，聽完主任罵我就覺得人生是很幸福的），可那次我的主任在審那條片子時竟然流下了眼淚。

最後，這個“繼母”以故意傷害罪被判刑七年——後來聽說，當時派出所只是準備關兩天就放人的。

走出低谷。

《都市傳真》辦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記者后業務能力提升最快的時候，我的綜合電視業務能力就是在那時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正是有了這基礎，當我坐到了新聞主播台上看片子時，我才能告訴年輕的記者，片子哪裏可能有問題，才能告訴觀眾，我關心片子裏的哪一個細節、我有什麼看法。

1、從編導到製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央視的《實話實說》、《焦點訪談》還在大紅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談話、採訪類節目（中國電視這毛病現在也一樣）。於是《都市傳真》莫名其妙地停了。那個以罵我為樂的主任搞了一個新節目叫《走進直播室》。在相當長的一個階段里他走到哪裏都要把我帶上，同事們都說：那是因為主任罵別人沒什麼感覺，不像罵你那麼酣暢淋漓，主任離不開你了。於是我成了這個欄目的編導，收入雖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發一次工資（那是江蘇電視台最低谷的時期），加上一九九七年女兒出生了，我的日子又開始過得緊緊巴巴了。

說實話，我不喜歡《走進直播室》，這也是我在江蘇台參與過的所有欄目當中最不喜歡的一個。這是因為，本來我就沒覺得《實話實說》有多好，更別提“山寨”《實話實說》的欄目了。當時央視一幫電視人創辦了《東方時空》，裏面不少子欄目我都挺喜歡的，比如《面對面》、《生活空間》。唯獨同期出現的《實話實說》，我覺得那是一個評價過高的節目，儘管當時崔永元給了中國觀眾一點兒驚喜。《實話實說》——這個名字當時多震撼啊，但內容真的同樣震撼嗎？當時那批中國電視人喊出了諸如“要影響國策”的口號，但很快發現那是一個夢。

在傳媒發達的西方國家，類似《實話實說》的脫口秀節目最大的話題來源無非是政治或者娛樂八卦，但在中國這兩個話題都不可能放開談。我看了幾期《實話實說》，都是什麼“我的收藏”、“我的左手”（弄了一批左撇子談左撇子的生活）之類的——這種話題的“實話”又有多少價值呢？於是在《走進直播室》，我們整天找的也是諸如“城市公共廁所太少”、“打折騙局”之類無病呻吟的話題。話題定下來后，得找三四個嘉賓上節目，然後我就根據邀請的人寫台本：節目分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談什麼，話題怎麼遞進等。有很多次領導看了我的台本后說我：“你老毛病又犯了，你寫話劇啊？”本來談話節目就不需要什麼台本，是領導非要看台本，我怎麼辦？

很快我發現，台本真是不用寫的，因為這種節目如果請對了嘉賓，你什麼都不寫，人家也能說得很好，要是請的人不對，台本寫得再好，節目也死定了。有一次，有個話題實在找不着合適的嘉賓，我就自己上了。主任又說：“你那麼想出風頭嗎？”我沒吭聲，剪片子的時候我發現，除了自己講的還有點兒意思之外，其他嘉賓的話我都想剪掉。就這樣，我當過幾次節目嘉賓，逐漸上了癮，一來不必寫台本了，二來還能多掙兩百塊嘉賓費。

就這樣混了一年多，主任沒少罵我，說我做的片子跟屎一樣，但這並不能讓我沮喪。讓我沮喪的是，那時的江蘇台財務狀況糟糕到了極點，一線記者、編導們半年才能報銷一次。那一年我窮得跟什麼似的，口袋裏永遠沒有錢，抽屜里永遠裝着厚厚一堆等待報銷的發票和稿費單。一想到那個年代，再想想今天的生活，簡直就是——天上人間！

終於有一天，《走進直播室》停播了，我很高興。我被調到一個新開的體育新聞欄目干老本行——儘管我並不懂體育，但還是高興了一陣。更讓我走狗屎運的是，去了沒多久，那個欄目的製片人就被提拔了，調走了，欄目組剩下的人裏面就我一個是正式工，其他都是臨時工。於是在領導們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我當上了製片人。

2、新總監高抬貴手

當了一年製片人，到二〇〇一年，台里領導班子大調整，景志剛成了我的領導。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景志剛是徹底改變我命運的人。當時景志剛調來我所在的城市頻道任總監。一來就要求所有的欄目製片人重新報名，競聘上崗。我生性懦弱，懼怕一切競爭，也不想去競什麼聘，就壯着膽子跑去向他彙報：“景總，我現在是體育新聞欄目製片人，你要覺得我能幹，我就好好乾。你要覺得製片人我幹不了，我還可以干記者，干記者不行，我還可以干攝像，都可以。反正我就要在城市頻道待着。”他沒有任何錶情地聽完之後，看了我一眼說：“你不用競聘了，繼續干吧。”

主持生涯。

從二〇〇二年坐上《南京零距離》的主播台，到二〇一〇年調到衛視做《非誠勿擾》，我幹了九年的新聞主播。

1、主播“零距離”

那時我做的體育欄目，收視率低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二〇〇二年景志剛創辦了在中國電視界名噪一時的新聞欄目《南京零距離》，他把我從體育欄目調出來，去當《南京零距離》的主持人。這在當時無論對台里還是對我個人都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決定。起用一個非播音主持專業的光頭來主持一檔直播的新聞節目，這在中國電視界是沒有先例的。

用一個光頭做服務類或者娛樂節目的主持人，可能不算什麼，但讓一個光頭坐在省台的新聞主播台上，無論怎樣都有點兒石破天驚的味道，需要很大的勇氣和魄力。而需要魄力的地方，還在於《南京零距離》打破了地方台新聞通常最多二十分鐘的慣例，它一播就是一小時，還是直播！很快台里就有人說：景志剛瘋了！

一開始《南京零距離》是不被看好的——團隊就是個雜牌軍，所謂的新聞精英都在新聞部呢。當時“零距離”的總監不是搞新聞出身的，記者隊伍中也有一多半兒不是搞新聞的，主持人最可疑——既不是學播音的，也不是學新聞的，基本上屬於什麼都沒學過。當時讓人們覺得更離譜的是，景志剛把這檔一小時的直播新聞節目的時段放在了晚上的六點五十至七點五十。有人就說，把地方新聞節目放在這個時段，簡直沒有常識。七點至七點半是央視的《新聞聯播》，這無異於放棄了一半的收視率！但事實證明他們都錯了！《南京零距離》開播不到一個月，收視率就進了尼爾森調查數據的前五十名，兩個月後就成為江蘇地區能收看到的所有電視節目中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並保持了數年之久，成了中國電視界的“零距離現象”，掀起了中國“民生新聞”的浪潮。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受眾沒有天生的收視習慣，受眾的收視習慣都是被強勢媒體培養出來的。中國人不是天生在七點至七點半要看新聞的，是央視把《新聞聯播》放在七點至七點半，所以中國人就有了這個條件反射似的收看習慣。加上全國所有省台必須轉播《新聞聯播》的規定，所有電視台就習慣性地放棄了這個時段。其實，如果你足夠強大，敢於挑戰一下，你就會發現有些貌似強大的東西其實很脆弱。至於景志剛為什麼選中我當《南京零距離》主持人，我很懷疑他是在我當體育節目製片人的時候發現了我的“才能”。

當時每周一要開製片人例會，製片人要挨個兒彙報上周的工作情況，再報告下周的工作計劃。我那個節目是整個頻道最無足輕重的，說話也沒分量，所以每次開例會，別人在說正經事兒，只有我沒有正經事兒，盡扯淡，但我扯淡的時候，往往都是會議氣氛最好的時候。後來他們都發現了，只要我沒參加的例會，效率就一定很高。只要我在，效率一定很低，但氣氛濃烈。有一次景總終於煩了，對我說：“以後開會你不用來了。”我本以為他是說著玩兒的，後來他真把我的製片人頭銜給撤了，製片人例會我就真的不用去了。再後來他對我說，你去“零距離”當主持人吧！我表示這個位置讓人壓力很大。他說，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其他崗位都有人了，只有這個崗位還沒人干。我想想嗷嗷待哺的一家老小，只能說：“好吧。”

2、主播的感覺

雖然《南京零距離》只是一個省域節目，江蘇以外的觀眾看不到，但是它在電視新聞行業內的影響卻很大。在中國電視新聞史上，也應該被提一筆。

《南京零距離》開播不久便在業界聲名鵲起，頻道接待來參觀的全國同行有數百批之多，有的時候一天能來好幾個台。我在業內的熟人大多是在那時候認識的。《南京零距離》在業內給我帶來了一定的知名度，隨之而來的麻煩之一就是有些大學請我講課，讓我非常惶恐。既不是學新聞的，也不是學電視的，更不是學播音主持的，基本上我什麼都沒學過，我能跟人家講什麼啊？後來有大學老師告訴我，現在大學裏播音主持專業使用的教材《播音主持學》，其中多處提到並且引用我的話。希望這沒有誤人子弟。有不少同行問我：“對主播來說，從錄播到直播是很大的一個跨度，你是怎麼克服心理障礙的？”我說：“我沒有障礙，因為我沒有錄播過，我不知道它們有什麼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