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連小說的構思都沒有,卻把《後記》寫好的人恐怕不多吧!而我卻是這樣另類的一個。
我屬於崇尚輕鬆、快樂的生活,喜歡在打抱不平和伸張正義中尋找快感的那種人,所以心態一直停留在二十郎當歲時的時間隧道里。但無論怎樣,走過四十歲這道坎卻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也真奇怪,當兩年前一邁過四十歲時,本來良好的心態突然變得空蕩蕩了。過去我
非常喜歡交朋友,長期沉湎酒場,曾經創造過一次喝下18瓶啤酒的記錄,現在感到再這樣下去已難以忍受了。於是,茫然中的我,開始尋找起無論對家庭、對自己,還是對社會、對生活有意義的事情來。
該做什麼好呢?在苦苦尋覓中,二十年前做過的文學夢又“沉渣泛起”。
打小起,我就算調皮搗蛋又喜歡看書的那類孩子,特別是看起小說來更是不管天塌地陷的。記得剛上小學時,在外地工作的父親來信說他最近正在看一本叫《烈火金剛》的小說,我馬上心急如焚地懇求他將書寄來。拿到書後我真像一個飢餓的人撲在麵包上,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直至今天還記得“史更新死而復生,趙連榮捨身成仁”的故事。然而,大量的閱讀在當時並沒能幫我提高寫作水平,反而因為知道寫作艱難,害怕寫作文了,只要老師佈置作文,我心裏就直發怵。記憶里,我的作文倒是叫老師念過幾次,但那不是作為好的範文,而是當作“反面教材”。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興起后,我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千萬人擁塞在文學小道上的盛況。當時處於高考失利后尷尬境地中的我,懷着滿腔熱血熬油點燈幾個晝夜,炮製出一篇幾千字的小說,寄給省里一位和我家有些交情的著名作家。很快收到她的回信,當我激動萬分地打開印有鮮紅“編輯部”大字的信封時,薄薄一頁紙上的寥寥數語,卻像一盆冷水給我當頭澆下。她說:你的小說沒有一點生活,純屬胡編亂造,而且文字功底極差。文學創作是一項極為艱苦的勞動,來不得投機取巧等到滿頭的“冷水”蒸發后,天性不服輸的我繼續嘗試寫作,不久後有一篇反映老幹部過年受冷落的小小說最先變成了鉛字,之後又有幾篇小說和報告文學發表,但這些東西都和生活有一定的關聯,而那些在理想和夢幻中編造的、壓根兒沒一點生活的故事,幾乎都成了一團廢紙。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文學的小道不僅不再擁擠,甚至連人影都難覓了。“為了生活,人們四處奔波”,就像這首歌里所唱的那樣,為了工作和家庭,我也開始了生存的奔波,把神聖的文學只當作海市蜃樓般可望而不可及的夢幻。
為了輕鬆的生活,為了尋找正義的快感,同時也為了急功近利想賺幾個稿費把口袋弄得鼓一點,我搞起了寫得快、好出賣、有讀者的“短平快”的新聞寫作,被多家媒體聘為特約記者或特約撰稿人。十多年間,先後有近3000篇合計百萬餘字的各種體裁的新聞稿件散見各級、各地、各種媒體,並有比較難寫的新聞言論在《人民日報》、《中國人大》、《中國青年報》等媒體上刊登。近年來,出於強烈的正義感,也是為了贏得媒體的青睞,我把偏重於出力不討好的輿論監督和社會新聞作為自己的採訪寫作方向,連續幾年中,每年都有五六十篇大小批評稿件在各種媒體上刊登,有數十篇得到高層領導的批示。就像一位被批評的對象所說的,那些批評監督報道真像鋼刀一樣直扎得人心疼!拿着這把“刀”,我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時間、精力和經費消耗暫且不說,還多次受到電話的威脅恐嚇。但在邪不壓正的信念中,我還是挺了過來。現在回頭望去,真的要感謝充滿緊張和刺激的火熱生活,因為有這樣的生活才有了寫反腐敗小說的源泉和動力。
要寫小說光有生活的動力好像還不夠,還必須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掙錢的刺激。先說責任,任何人只要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應該有很多的責任,比如夫妻之間有婚姻責任,父母和兒女之間有撫養和贍養責任,環境責任、公德責任等等。特別是作為一個寫作的人,必須“位卑未敢忘憂國”,面對社會長期存在的腐敗毒瘤,應該敢於拿起手術刀進行解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盡量使社會這個機體變得美好起來,哪怕是使一個細胞變得美好。再說掙錢。有人曾經說過,這個社會將來最後的特權行業便是新聞行業,看看滿大街上跑的都是新聞採訪車,再看記者採訪時的頤指氣使,你不得不承認這個行業里無形存在的特權,特別是在腐敗無孔不入的當代,更是造就了新聞記者成為發家致富的好職業。這一點我深有感觸,可以毫不隱瞞地說,我多次遇到被我批評過的對象為“消災免難”送呈給我的紅包,面對這遠比美女大得多的誘惑,我只是小心翼翼地默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就是不願接受。於是,在看到周圍好多人隨便寫些無聊的文章,私自印刷一堆“文化垃圾”就能賣個好價錢時,我真的經不起金錢的誘惑了!為了改善目前的生存狀態和生活質量,我覺得自己也必須寫一本書。我謝絕了好心朋友們“把過去發表的東西彙集起來編輯幾本書”的建議,因為感覺那樣無疑是拿着發餿的飯菜給大家食用,是對讀者的不尊重。我決定認真寫一本新書。在究竟該寫什麼樣的書還沒有一點譜時,我就用“也厚一把臉皮”為題先寫了個《後記》,真的準備厚一把臉皮,拿出我豐厚的生活積累,爭取寫出一本具有暢銷因素的好書,賺得幾個小錢。當然,那個《後記》現在已不能再用了。
2003年春夏之交的時候,在準備賣的一堆舊報紙里我找到了幾年前信手塗鴉的長篇小說《內陸港》的十幾頁手稿,順便翻了翻,感覺還有寫下去的必要,於是利用剛學會的電腦技術,把這個開頭輸入到文檔里,這樣,我朝思暮想要寫的新小說就算正式開了工。像以往寫中、短篇小說那樣,這次寫的長篇小說一開始僅有兩三個人物,也沒有提綱和故事,大體確定屬於反腐敗內容這個定位,就利用晚上別人看電視、喝茶的時間,信馬由韁地寫起來。今天有情緒寫三千字,明日有點煩則連電腦也不開,後日單位里有事需要出差,那以後的幾天
索性把寫作忘在了腦後,以至於有時候寫過的人物和故事自己都記不起來了。這樣的寫作方式自然是輕鬆和愉悅的,這主要是欣賞前中國足球隊主教練米盧先生倡導的快樂足球的結果。其實,在人生短暫的幾十年裏,活着,最重要的就是快樂!在任何領域裏都需要快樂,快樂地工作、快樂地學習、快樂地生活,當然也包括快樂地寫作。這就像小說里地委書記郝智面對已經成為植物人的昔日好朋友、行署專員姜和平而感嘆的那樣,官場無盡頭,金錢無盡頭,享樂也是無盡頭的,人應該在平淡中尋找自己的快樂人生,珍惜每一天,過好幾十年。說到這裏,我不贊同自己所認識的一位偉大作家的寫作狀態和生活態度,這位作家很嚴肅,很勤奮,在寫出驚世之作的同時,自己也筋疲力盡地辭世了,我曾寫過悼念他的文章《丹青寫在天地間》,在對他充滿敬佩之餘我在反思自己,答案卻是,我的快樂寫作和快樂人生態度,註定了我多年來只是一個“寫字”的人,而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作家。但不管怎麼說,寫作是我尋找快樂的一種手段,我會一直在文學這條小道上努力而且快樂地跋涉的。
這裏,我要感謝多年來關心和支持我的各方、各界朋友們,同時也感謝那些可能現在還不理解我的朋友們,是你們給予了我豐厚的生活積累,是你們在潛移默化中激勵我寫出此書。
最後,我非常感謝華夏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同志們,當我在京城冒着初冬凜冽的寒風,提着書稿,“瞎子摸大象”般找到華夏出版社時,素不相識的於澤俊副總編熱情地接待了我,並耐心認真地聽我口無遮掩的講述。特別是倪友葵主任在拿到稿子后的兩天時間裏就讀完全稿,並和即將離開北京的我在火車站附近一家小餐館裏進行促膝交談,中肯地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更令我興奮的是,我們的談話使我確定了本書在華夏出版社出版的意願。在這裏,我也要感謝直到今天也沒謀面卻為此書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文字、美術編輯韓平、房海瑩小姐和宣傳、策劃等部門的朋友們,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本書才創造了僅用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從修改、編輯、校對到設計、印刷、上市的奇迹。
我珍惜這一切,也希望再次擁有這一切,因為已過不惑之年的我明白,在自己新聞寫作快要“謝幕”之日,也正是文學創作的“青春期”來臨之時。在此,永遠只是一個寫字人的我自勉:《旱碼頭》已成為歷史,力爭有新的好作品早日奉獻給讀者。
2004年12月25日午夜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