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

2、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

十年前，父親帶着我來到這個名叫三山坳的山村，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十歲。父親在我出生那年被劃為右派分子，雖然在六二年摘帽了，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還是被趕出了縣中醫院。十年來，他就在這一帶行醫，活人無數。三天前，他突然倒了下去，就再也沒有起來。

當時我正打算進山去采草藥，剛走出村，就聽見有人喊：“大為崽呀，你爸爸摔倒了！”我甩下竹簍就往回跑，到家門時看見父親躺在地上，村民們都圍着他不知所措。我跑過去掐着他的人中，沒有反應，就哭了起來。秦三爹說：“送衛生院！”馬上有人抬來一張竹躺椅，兩根楠竹紮起來成了一副擔架，馬二虎秦四毛抬着就走，幾個年青人跟在後面準備接替。我跌跌撞撞跟在後面，路上摔了幾個跟頭，下巴都摔出了血，也沒有一點感覺。走到半路，父親的身體老是往下滑，秦三爹把褲腰帶解下來想把父親的身子綁在竹躺椅上，正綁着他的手停了下來，眼睛望着我。我驚恐地問“怎麼了？”秦三爹把父親的手抓起來說：“大為崽，開始冷了。”

醫生說父親死於腦溢血，可我根本沒有聽說過他有這種病，我不相信。可人已經涼了。我在父親全身上下摸着，把手插到身子下面去摸背脊，想找到一處溫熱的地方，又把衣服掀開來，臉貼在胸前細聽，涼意傳了過來，越來越明顯，最後我絕瞭望。父親抬回三山坳的時候，全村的人都來了，接着鄰近的村莊也來了很多人。秦三爹說：“池爹他有後人，還是按老規矩辦吧。”馬七爹把自己的壽材抬來了，他拍着胸脯說：“我這把骨頭，還可以熬個三年五年的吧。”我給他磕了頭，馬七爹說：“我受了你磕的這個頭，棺材我就送給池爹了，他人真的好呢！”父親還在的時候經常說：“做個好人真的合算，是最合算的。”他的話我懂了，卻又不太懂。我還不能充分想像自己，吃了虧，還有什麼合算。現在我似乎懂得了，做一個好人真合算的啊！

竹棚扎了起來，這就是靈堂了。我跪在那裏燒了九斤三兩紙錢，把灰用布袋裝了，給父親做枕頭。守夜的那天晚上，馬二虎下山請來了響器幫，買了兩隻花圈，還有鞭炮和冥幣。晚餐開了五桌爛肉飯，有身份的人入席坐了，其它人自己拿只碗，在飯甑里舀一碗飯，加一瓢湯，再夾一撮剁辣椒，也算吃了一餐喪飯。九點鐘一到，響器敲了起來。唱夜歌的拿着調兒唱道：“孝子磕頭！”我還沒反應過來，馬七爹一捅我的腰，我就在靈柩前跪下了。響器停下來，放了一掛鞭炮，嗩吶就吹起來。我平生沒有聽過如此凄涼悲婉的曲子，像天上飄來的聲音，那調子都吹到心裏去了。靈棚旁邊升了六堆大火，煙彌散着，火光映着人的臉，在嗩吶聲中給人一種非人間的感覺。

第二天清晨出殯，他們給遺體把趕製出來的壽衣換上，按照父親生前的交待，用一塊白布把他的身子裹了起來。幾個小夥子把我從靈柩邊架開，我遠遠看見他們換了壽衣，裹上白布，又把許多生石灰塞了進去，再把白布一層層蓋上。一切準備好了，又架着我過去見最後一面。我看見父親躺在那裏，只露出一張臉，像睡著了一樣。我想到這就是永別了，哭得氣絕。唱夜歌的莊嚴地喊道：“時辰到！”鞭炮響了起來。兩個年輕人把棺材蓋上，馬七爹走上去長揖三次，拿着竹釘釘了起來。我掙扎着要撲上去，秦三爹說：“按規矩辦！”兩個年青人把我死死地架住，按在地上跪着。杠頭唱了聲：“咦喲嗬，起！”十六個人就把棺材抬了起來。主桿的前面站着一隻翅膀被紮起來的雄雞，後面是一隻巨大的銀色紙鶴。我端着遺像在前面走着，每一次換桿我都轉過身來給抬杠的人磕頭。嗩吶在山間小路上凄婉地響着，嗩吶一停，鼓和鈸就響了起來，回聲從四周的山上盪了過來。

到了墳場，坑已經挖好，秦三爹把雄雞一把抓下來，宰了，倒提着，把血淋到坑底。兩根粗大的繩索吊起棺材，緩緩地放了下去。我跪在坑邊，頭伏了下去。我聞到了泥土的氣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氣息，有着澀澀的腥味。我看着父親無可挽回地離我遠去。

父親下葬后第二天，秦四毛來找我說：“這裏有封信是你的。那天我碰了鄉郵員，他要我把信帶給你。我給池爹了，他看了以後就倒下了。我這幾天只記得忙，信塞在口袋裏都忘記了。”我接過信一看，是我的入學通知書，北京中醫學院，我考上了！可是，父親卻因此離開了我。當時父親接了信，盯着信封看了好一會，口裏說：“可能是的，可能是的，等

大為崽回來再拆。”可還是忍不住拆了，看了後仰面哈哈大笑起來，一隻手舉了上去，吼了一句：“蒼天有眼，公正在時間的路口等待！”說著一頭栽在地上，就再沒有起來。

我完全明白為什麼那份通知書會給父親那樣巨大的震撼。

我出生那年父親被劃為右派。其實他並不熱心於政治，在鳴放中也沒說什麼。他的同事朱道夫在整風會上給縣中醫院的吳書記提了三條意見，吳書記當時很虛心地接受了。可一個星期以後風雲突變，那三條意見成為了向党進攻的罪狀。朱道夫大感意外，聲淚俱下地表白自己對組織的赤膽忠心，何況，公佈的罪狀與當時的發言相去實在太遠。他哀求那天參加會議的人出來作證，可大家都沉默了。這天晚上朱道夫來找父親，一進門就跪下了，請他出來說句公道話。父親沒有遲疑就答應了，在他看來，這不過是維護自己做人的起碼原則，他並沒有足夠想像力去設想站出來陳述一個事實意味着什麼。朱道夫當時拉着父親的手連聲說：“好人，好人啊！”可父親的證詞毫無意義。吳書記笑着問他：“是這樣的嗎？你再想想？”父親認真地點點頭說：“我以人格擔保。”書記又笑了說：“你的人格就那麼值錢？”又一隻手在父親眼前一點一點說：“再好好想想，仔細想一想。”父親被激怒了說：“才多久的事我會記錯？一個人他做人總要實事求是。”吳書記反問他：“那你的意思是組織上沒實事求是？”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親怎麼也想不到，那幾分鐘的對話，要以幾代人的犧牲作為代價。在六一年，爺爺又氣又病還吃不上飯，餓死了。我從小就生長在歧視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歲，整天餓着向大人要吃的。後來父親告訴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腫，而我常常是坐在門坎上碗不離嘴就把一碗飯吃下去了。“文革”來了，父親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紙帽，敲着一面銅鑼遊街。那時我在讀三年級，我迷惑了。難道父親不是好人嗎？好人怎麼會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麼常常告訴我要做個好人？那時我心中裝滿了“黑幫”和“潛伏特務”一類的詞，真不敢把這些詞與父親聯繫起來。同學們唱着“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縫鑽進去。後來人們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資派去了。那時朱道夫常到我家來和父親說話，兩人同病相憐。六七年底，《人民日報》登出了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這時朱道夫突然站出來揭發了父親，說父親講了怎樣的反動言論，而自己講的那些話，不過是為了引蛇出洞，讓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這樣父親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來了。而母親，她無法接受這樣的現實，帶着五歲的妹妹離開了。朱道夫因為揭發有功，就留在縣城了。沒有人比我們更懂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幾個字的沉重份量。我讀了初中，儘管成績優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裏成了一名社員。而父親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鄉間醫生。

我的命運似乎已經確定。父親開始教我探脈、採藥、配方。我崇敬他，但內心卻強烈地反抗着這樣的命運。就這樣過了五年，我也是一個鄉間醫生了，我認了命，不再敢奢望命運會有任何轉機。從我懂事以來，父親從來沒有打罵過我。唯有一次，我在絕望中輕聲抱怨了幾句，怨父親不該為朱道夫那個豬都不如的東西說話。萬沒想到父親突然發了脾氣，身子簌簌抖着，一根指頭一點一點地指着我，說：“崽子，你還沒有學會做人，做人!”看着父親身子顫抖，我很後悔，自己戳到他視為神聖不容褻瀆的東西了。當時父親說：“我一輩子什麼都沒有，就圖了個清白。我死後用白布把我裹起來，你別忘了。”開始有人給我提親了，我竭力地推辭着，卻感到了巨大的陰影正在一步步無可阻擋地逼近。我絕望了。這天初中同學胡一兵和劉躍進來到了三山坳，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中國的大學要開考了。我說：“高中都不讓我讀，還讓我讀大學？”他們互相望一眼，都不做聲。他們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父親，那一天父親整夜沒睡，垂着頭在燈下一枝接一支抽煙。我裝着睡著了，咬着被子，眼淚把枕頭濡濕了很大一塊。清早父親對我說：“我下山走一趟。”就進城去了。晚上回來喘着說：“你可以考，我問了，你可以考！”邊說邊把拳頭對着土牆用力打去，皮都破了，血滲了出來。

我豁出命來讀了三個月的書，在十一月份參加了全省統考。從那以後父親每天就坐在門坎上，望着鄉郵員走上來的那條小路。雖然要一個星期才送一次信，他還是每天那麼望着。消息傳來，劉躍進和胡一兵都拿到通知書了，一個到武漢大學去學哲學，一個到復旦大學學新聞。我簡直沒有勇氣面對父親那若有所詢的眼光，垂了頭恨不得夾到胯里去。父親說：“就算沒考上，那還能怪你嗎？也可能是他們講政治條件。”我心裏想：“沒考上明年還可以考，要講政治條件我這一輩子就吹燈拔蠟了。”我強烈希望是自己沒考好，那樣明年還有希望。沒想到錄取通知書最後還是來了，更想不到父親就那麼去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了墳地，在父親的墓前跪下了。中午的陽光帶着一絲暖意照在我身上，風吹起了衰草，也吹起了我的頭髮。不知名的鳥兒在看不見的地方歌唱。一隻鷹在天上孤獨地盤旋，盤旋，突然，箭一般地扎到山崖中去了。墳拱起來是一個錐形的小土堆，泥土的氣息還沒有散去。父親已經死了，我還活着。我心裏似乎在恨着，卻不知恨誰。我拈起一撮土，放在嘴裏慢慢地咀嚼，吞了下去。群山起伏，靜卧在陽光之下。對它們來說，一年，十年，一百年，時間並不存在。北風嗚嗚地吹着，像天邊傳來的召喚。